《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读后感10篇
《我在大清官场30年》是一本由黄云凯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8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一)：张集馨宦游地图
1、第一站 右玉 职务 山西省朔平知府（1836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九月到任，1841年三月十五日升职离任），巡抚先是申启贤，后是杨海梁；布政使先是由庆林代理，后为张兰沚，按察使瑞元，雁平道章荆帆。
1838年七月——1839年三月，代理太原知府
1839年四月——1839年八月，代理雁平道，驻代州
1840年六月——1840年十二月，二次代理雁平道驻代州
2、第二站 漳州 职务 福建省汀漳龙道（1841年三月十五日奉旨，年底到任，1842年三月十五日丁忧离任），闽浙总督怡良，福建巡抚刘鸿翱。
3、第三站 西安 职务 陕西督粮道（1845年正月十七日奉旨，三月十六日到任，1847年六月离任），巡抚先是李石梧，后是邓廷桢，然后是林则徐，最后由杨以增代理；
1846年三月——1846年七月，代理陕西按察使
1847年正月——1847年六月，兼代理陕西按察使
4、第四站 成都 职务 四川按察使（1847年六月奉旨，十一月初八到任，1849年八月十三日离任），总督琦善，布政使先是陈士枚，后为吴振棫。
1848年八月——1849年二月，代理四川布政使
5、第五站 贵州 职务 贵州布政使（1849年八月十三日奉旨，未及赴任即于十二月调任甘肃布政使）
6、第六站 兰州 职务 甘肃布政使（1849年十二月奉旨，1850年二月初八到任，十一月二十八日调离），总督琦善，按察使明谊。
7、第七站 开封 职务 河南布政使（1850年十一月奉旨，1851年三月到任，六月革职），巡抚潘铎。
8、第八站 西北军台 身份 犯官（1852年五月到达，十一月获赦）
9、第九站 开封 职务 河南按察使（1852年十一月奉旨，赴任途中调任湖北按察使）
10、第十站 武昌 职务 湖北按察使 （未到任）
11、第十一站 开封 职务 河南按察使（1853年正月赴任湖北按察使途中奉旨，立即到任，二月升值离任），巡抚陆应谷。
12、第十二站 保定 职务 直隶布政使（1853年二月奉旨，十月革职），总督桂良。
13、第十三站 胜保军营 身份 犯官（1853年十月奉旨，1855年正月，胜保获罪，由僧格林沁接管）
14、第十四站 僧格林沁军营 身份 犯官（1855年四月获赦）
向荣军中听差 五品 （1855年九月奉旨，1856年二月至军，旬日之后告病辞归）
15、第十五站 兰州 职务 甘肃布政使（1856年九月奉旨，1857年二月到任，1858年四月丁忧离任），总督乐斌，按察使明绪。
16、第十六站 福州 职务 福建布政使（1859年九月奉旨，1860年正月到任，四月初十调任江西），总督庆端，巡抚瑞瑸，按察使裕子厚。
17、第十七站 南昌 职务 江西布政使（1860年四月初十奉旨，六月二十一日到任，七月被弹劾革职），总督曾国藩，巡抚毓科。
18、第十八站 西安 职务 陕西按察使((1863年正月奉旨，三月到任，1865年正月获罪)，巡抚先是瑛棨，后是刘蓉。
1863年四月——七月，代理陕西布政使
1863年七月——1864年三月，代理陕西巡抚
张集馨是个好人，是个好官，他尽力维护着自己的底线，尽力维护好自己的小家，也尽力不去滋扰百姓不去横征暴敛，可是依然挡不住从一开始道光还能了解下情到咸丰只能是个包打听到只剩下了两太后垂帘听政，挡不住官场慢慢变成鲍鱼之肆，更挡不住太平天国的摧枯拉朽。他是个做事的官，不懂得做了粮道怎么就一年能捞上来十几万，可也明白就是借钱也要贡献京官的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不太可能再指望这样一个人再清廉一点、再据理力争一点、再民族英雄一点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已经达到了大多数人可以达到的最高点。。。可是依然，他晚年回首一生，觉得自己庸庸碌碌，未做成一件事情，这又能怪他自己吗？百年之后，即便是在他看来做成了什么的琦善，不也是任人评说的奸臣一般人物嘛。
张集馨官位恐怕在厅局级至省部级之间，见识不凡，叙事清楚，有八卦消息也有现状沉思，如果他是个现代人，恐怕早就在感叹：自己怎么就生活在一个这么魔幻的清末了呢？
另外，不得不说，本书的作者黄云凯视野水平似乎与原作者相差不少，即使前者有着超脱于过去的上帝视角，慈禧勤政、清朝败于卖官和捐税，最后一章《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未免层面也下降太多。。。
张集馨说自己一事无成，但至少他留下了《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个虽带主观判断，但已经无限接近于真实的田野调查，已经是后人的幸运了。。。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三)：（吐槽向、有脑洞联想）读书笔记
6-P6，满营兵闹饷
看完这部分真心觉得主人公很懂得“审时度势”之道啊，作为一个新到任的官儿，不冲动，不拖延，直奔解决之道而去，作为一个做事的人，手法很利落，且懂得分寸以及本分。
12-P13，闹荒在期间主人公的告民书
在下觉得这里边充满了满满的槽点啊，主人公把蝗灾和治下百姓的操守、民风建立了一个联系，并且有偷换逻辑的嫌疑，他倡导治下百姓做正能量的事，才能避免更多的灾祸；而蝗灾对待个人的田地又是不同的，有的田受灾严重，有的则不然，这是因为积德有多寡，但上天有给人改正的机会，应该多多检讨自身，赎罪做善事。这一部分真心有一种心理操控的嫌疑啊，而且竟然暗合了现代某些传播的套路（这里我们心照不宣），原来古往今来这一招还是传承了下来啊。
（未完）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四)：一本流行官场笔记小说，有真实的一面，又有可以掩饰的一面
这是一位晚清官员张集馨的笔记，出版社选择精要内容，翻译成白话文，并刻意模仿《明朝那些事》的写法，加入许多流行语、网络语。内容很精彩，但加入的流行语太过粗俗，实在不能流传长远。摘写一些内容：
1. 张集馨在四川任职时，与琦善共事。琦善是四川总督，张集馨是布政使。琦善去了四川，讨伐了一处土司，并作为一项政绩报给道光皇帝。但也有人说琦善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中过于软弱（就是那个力主议和而被皇上撤职的琦善），一心在四川总督的位置上显得强硬一些，而且据说并没有作战，部队出发前对方已经投向了，因此出兵只是虚张声势，博取资本而已。张集馨在觐见道光皇帝是，皇上专门询问了这个事情，可见皇上对谁都是不放心的，听到了小报告，也在找合适的人核实。
2. 张集馨对琦善、林则徐评价颇高，对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评价就不高，主要是琦善对张集馨评价很高，并在给皇上的密考中推荐了张集馨，而湘军集团与张集馨有矛盾。一个人对他人的评价，很难摆脱这些主观因素。官场上倾轧、推诿，互相指责的事太多，能够有互相帮扶的，自然会表示感激和欣赏，并给予正面评价。得好处的人多了，自然说你好的人就多了，大家对你的评价高与低，就是在于你施惠了多少人。完全靠水平赢得认可的，是很难的，恩惠才是赢得好评的关键。
3. 日记中，张集馨每做一事，都能把积弊去除，一改前任庸政面貌。张集馨似乎是位诸葛亮似的人物，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同时又对周边的官僚同事给予猛烈的批评。一个人总是自视太高，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份日记中看得特别清楚。
4. 办理旗兵案件时，旗兵仗势欺人，一方面得罪了许多官僚、书吏，另一方面做事嚣张，违法犯罪的事情不少。张集馨对旗兵虽然厌恶，但一开始也没有能力去捅这个马蜂窝，去杀一杀旗兵的气焰。直到等到一件大案发生，一个旗兵头领犯下了杀人越货的重罪，于是抓住这个把柄狠狠的追查。对待嚣张的敌人，应该是等着他犯错后才下手，嚣张自有他嚣张的理由，嚣张也自有他嚣张的弱点。要等到有利的形势多了，才能采取行动，如果贸然动手只能是惹一身麻烦。
5. 人心险恶。张集馨的大伯家的两个兄弟刁蛮，卑鄙。因为张集馨家境较好，他们就想方设法要来讨些钱，竟然卑鄙到兄弟一人到张集馨家门口上吊，指望张集馨出来给钱，如果张集馨不出来，就用死者的事情来讹诈张集馨。韩知州病重，担心自己亏空银两会死后带来麻烦，因此央求巡抚让他的至交好友董某来接他的位置，巡抚答应了，董知州走马上任。没想到董知州上任后继续亏空，并把帐完全算在前任的头上，并报告立案。
6. 福建水师与海盗一家。父亲做海盗，儿子做水师的情况比比皆是。水师的兵丁，误了差事被开除就去当海盗，水师招募兵勇，海盗就来报名。
7. 处处陋规，处处收钱。福建兵工厂建造舰船，都要水师派人验收后交船。如果不给钱，水师就是不接收舰船，白白让修好的舰船生锈变旧。国家为了补贴青黄不接时的农户，下拨钱粮用于购买种子，这个钱完全被书吏冒名领取了，老百姓是拿不到分文的。为了对抗英国舰船的入侵，漳州每个乡镇都雇佣了兵勇，但明显有些乡镇的兵勇并没有实际用处，张集馨想要撤掉这些兵勇减少粮饷开支。但是知县马上跑来汇报，如果不吃几年空响，之前招待总督大人所花费的上万辆银子就没有着落了，张集馨也不得不改了主意。
8. 虞协任知府时，与首道姜梅很好，两人书信往来中，姜梅写了许多不应当的话。虞协突然病故，虞协的妻子李氏是个十分阴险的人，立刻拿着虞协与姜梅的通信上告，说姜梅逼死了虞协，并威胁告到北京去，无非要让姜梅出一笔钱。姜梅合计后让李廷扬去解虞协的缺，并嘱咐李妥善处理此事。李廷扬到任后，诡称自己是虞协的生前好友（事实他和虞协素不相能），在灵堂上嚎啕大哭，深深感动了所有在场人员，之后李廷扬安慰虞协夫人李氏和幼子，并询问虞协生后事。李氏相信了李廷扬，并把告姜梅的事与李廷扬商量，李廷扬假装不知，并帮李氏出主意：虞协生前拖欠款项都由李廷扬解决，姜梅那边有李廷扬去沟通，让姜送一份厚礼，于是李氏就把书信交给了李廷扬。李廷扬烧了书信，之后虞协的欠款就无人过问了，李廷扬不管，姜梅也不管。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五)：人生八九不如意，况乎生于乱世中
在飞往俄罗斯的路上，开始读这本书，其实本该读一本俄国书才算搭配俄罗斯之旅，但当时我选择的是它。这本书很好读，作者将文言文翻译成了白话文，并做了一定的文字编改工作，大意没变，但读起来变得通顺、流畅，这是第一次读这种文言翻白话的文章，感觉很好，以后可以多读一点，文言虽然能读，但毕竟是晦涩了一些，有些需要加深了解的地方，可以文白对照。
这本书很珍贵，可以说是了解清史，尤其是光绪、咸丰、同治三朝的第一首资料，作者身在其中，其中对于政治、官场、社会百态的描述是真实而细致的，所以这本书我是当做历史书来读的，他通过第一视角让我们看那段历史，让我们从另一个非正史的侧面来了解过去。单就作者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官员，首先是其官场生涯并不出彩，最高就做到了布政使，未能再前进一步，虽心中不甘，但又无可奈何。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如此混乱、糜烂的社会中能够保持一份清廉，是不容易的，说明其还是有一份坚持，这是让人敬佩的，但是对于其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稍有作为，在我看来又是其不能继续向上走的一个原因，尤其是那句用黄老，唾面自干，我是绝不认同的。作者虽然在书中读起来颇为有才，对于政事也很精通，是一个有着操守，又有能力的人才。但是再我看来他过于懦弱，或者说过于明哲保身，字里行间透漏着无奈，遇事躲避、随大众，不能坚持己见，得过且过的作风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后来，总是想高老还乡，其实内心又舍不得官位，期望更进一步，但却又想谁也不得罪，顺顺利利。所以，作者只能算是个独善其身之人而已，虽难得，但也无非如此。他有看到时弊的洞察力，也有改变时弊的能力，但就是没有勇气，为官不敢闯，为人不勇猛，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坚持，总是希望开府一方，施展一番，但却又不极力争取，在我看来畏畏缩缩。所以，其一生未能再升，尤其是后20年，基本原地不动，也不仅是官场黑暗，其自身也是有原因的。当然，作者并非开始就如此，刚由翰林下放山西朔平府到四川按察使期间，可以说还是充满了干劲、斗志的，无论是施政还是断案，都是一个优秀的能吏，但其生逢乱世又洁身自好，让其仕途崎岖，加上对其赏识之人的败落，种种不如意加之其身，让他心灰意冷，不再勇往直前，不再坚持初心，黄老之术日占上风，凡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变成了一个庸官，虽不作恶，亦未曾再有什么建树，自第一次罢官后，其为官生涯，包括记载中表述的，完全就是一本流水账了，除了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官场百态的描述有所价值外，剩下的只能是让人生出可惜又悲哀的心情，并发出人生八九不如意的感叹了。他生逢乱世，如在太平年代，想来还是会造福一方百姓，官途也能顺利些吧！
对于历史，帮助最大，最长见识，让我长时间不能路顺的清朝官阶有了直观的认识，对于清朝的官场生态，和各职所司有了了解，对于清朝的腐败，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有的是未如以前想的那般黑暗，如司法，刑法，虽黑暗但还是大体上有法依。但是官员腐败，陋规，官官相护，之为了升迁、贪污的不择手段，也是闻所未闻。涨了见识。另外其官场也与今天的官场似曾相识。
除了历史性外，我突然在回想中又感到，这本书还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有许多启示。看着作者的人生，我突然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想法。回头看自己所经和未来的人生。我感到第一是要有能力，做好准备，虽不一定最后事事如己所愿，但总是有了机会，就如作者是一个能吏，早年能被认可，后来的起复，都是其能力使然，道路虽坎坷崎岖，但毕竟真才实学。其次是不忘初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凡是要有勇气反抗，对于看到的陋规陈俗要敢于改变，要身在其位谋其政，生逢如此乱世，作者仕途不顺，导致他从一个有能之人慢慢蜕变成一个退身自保，苟延残喘之人，不同意见不敢提，改变弊病不敢做，懦弱不敢，让人不齿，他堕落了，学会逃避了。为了点滴之私，忘记为官初心，忘记自身之责任，实在让我惊醒，做人不能做老好人，要不忘初心，不管路途是否崎岖艰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不负其位，不负其学，不负其能。最后，还要是淡然，黄老之术并未唾面自干、任人愚弄摆布，而是淡然处世，从容不惊，既然生逢乱世，既然官途暗淡，便不要再耿耿于怀，转移下视线，看一下世界，既然无法立功，何不能立德，立言，人生意义非一途，何必满心介怀、无奈和怀才不遇呢，既然付出所有努力，结果不如意，又何必再强求，出世一点，未尝不是另一篇天地。
仅此自勉。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六)：比穿越要真实，比戏说要实在——读《我在大清官场30年》有感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这本书无关穿越事。此书中的“我”，名张集馨，嘉庆五年（1800年）生，道光九年（1829年）科举及第考中进士。此后三十年间，先后在约八个省市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做官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官场沉浮之间，作自叙年谱，对三十年清朝官场的鬼蜮情形，刻画入微。经黄云凯先生编著，这本真实版的清末《官场现形记》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此书叙事所涉及的地域较广，时间上贯穿清末，包含了近代的一些历史大事，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张集馨本人也与一些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所交集，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提供了一份相对较为真实可信的文本。
我依序读之，颇有感触，择其要者，列于此文。
首先我感觉，要能相对更清晰、更客观的了解一些历史人物，除了读通史读物，最好还是要读一点当年时人所著的年谱、笔记等，再加上用自己的头脑对不同读物几方印证，善加分析，方可略微窥见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真实风貌。书中出现了好几个历史人物，如林则徐、琦善、邓廷桢、曾国藩等。林则徐在历史教材中是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没有这个说法，不过他的操守当年确为人们广为传颂。在我的印象中，邓廷桢与林则徐合作，积极禁烟，是个主战派；在此书中，却记录有他在任甘肃藩司时，为讨好朝廷，竟虚报每年可从开垦荒地所能征收的粮草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官民交困，遭人痛骂；琦善在官场中为人正直，受人敬重，张集馨视之为国之栋梁，可他在我之前接触到的史书中是个卖国贼、投降派；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似乎都为后人所称道，而书中也曝光了他在弹压太平天国之时为凑军费而进行的刮地皮的事。看来历史人物形象的丰满，需要人们从不同视角去注视，去观察，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我现在看历史人物，越来越喜欢从不同侧面来看，再慢慢走近；我宁愿存疑，也不愿轻易去接受仅仅一本书、尤其是教材的结论。
其次，清朝皇帝颇为勤政与熟悉下情。从书中看来，道光、咸丰常与下属（尤其是外派官员）交谈，所谈多为地方民情、官员政德、钱粮经济、军事得失，详细至如每斗谷粮卖制钱多少，地方械斗如何收场等等话题无一不谈。可见，地方情况在皇帝心中其实是很清楚的。这一点，跟我印象里的深宫中的皇帝不一样。
第三是关于官场腐败的问题。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官场陋规，吃喝请送，外官对京官的孝敬，京官对外官的勒索。吏治腐败的程度，远超人们想象。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想要做一个彻底的清官，无疑会处处掣肘，寸步难行。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廷公开卖官鬻爵，设立厘局，铸造大钱，横征暴敛，以加强财政收入。而对这些能致使腐败的政策与后果，皇帝心中也是非常清楚的。他所能做的，是对像类似张集馨这样进士及第的人才“特简”，并面谈勉励，希冀官员外放到地方后能精忠报恩，兴利除弊；以及对被别人弹劾的贪腐官员进行查问饬拿。多少年以后，后人再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反腐败历程，让人笑，也让人叹。一种体制，不断地培养腐败，然后又不遗余力地去反腐败，这太分裂了。想来古今之事何其相似也！
第四，民众苦难无尽已。百姓苦，有贼匪时受贼匪的荼毒，无贼匪时受官府的搜刮，而官府的草菅人命，拼命盘剥，比贼匪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令底层民众苦不堪言。懦弱的自当苟活，强悍的便或入官府为兵勇，或直接落草为贼寇，既与官府盘旋，也去勒逼弱民。这是一个典型的丛林社会，在上者鱼肉百姓，在下者要么苟延残喘，要么揭竿而起，而揭竿而起的目的，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跟统治者抢分一杯羹或者索性代替他们。而百姓则永远脱不了苦难的轮回。
第五是关于太平天国。文中多有讲述清军与太平军的互有攻掠，此消彼长的征讨与攻讦的拉锯过程，也相对客观地写出了太平军与官府兵勇对各地百姓的轮番烧杀抢掠。黑白与正义，实难分辨。张集馨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邪教，洪秀全就是一个邪教教主。这一点从我近年来接触的一些天国史料（比如陶短房著的《这个天国不太平》等）来看，我也倾向于此观点。对于张集馨来说，此种观点固然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立场所致，而对于天国自身来说，其实也何尝不是如此。天国高层装神弄鬼，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却把下属军营分成男营女营，严防男女见面，禁止家庭团聚。如果这都不是邪教，那什么是邪教？
此书对清末的社会民情的介绍，尤其是对官场的刻画，真是细致入微，不是小说，胜似小说，而且贵在张集馨对清末的官场做了几乎是写实的披露，并未因自己也是一名官员而对一些官场陋规藏着掖着，也不自我拔高。他的自我剖析，也颇为中肯，值得一读。
写于2016-3-23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七)：宦海浮沉，恍若浮萍。几番起伏，未见彼岸。——（转）
这本书还是属于蛮有意思的一本书，作者张集馨是个道光同治年间的地方官，在地方流连了整整30年，把个大清帝国的地方政治生态描绘的是淋漓尽致。张集馨的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起步就是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然后就一直在省高院院长、人武部部长、公安厅厅长、检察院长（按察使，臬台）和省财政厅、民政厅、粮食厅厅长（布政使，藩台）之间跳来跳去。
看来看去，大清官场确实黑，有这么几点：
1、邢狱草菅人命。完全没有现代审理制度，遇事要么推诿，要么抓人顶罪。法无尊严。笔记里面还有讲到，衙役押解犯人至监狱，居然收到狱霸的勒索，给钱少了，居然被拷打，不得不向臬台申冤。这相当于，公安执行公务，结果在监狱里面受到了囚犯的敲诈勒索，滑天下之大稽。
2、钱粮一笔烂账。作为藩台，30年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整理亏空。而且这个整理亏空，并不是把帐填满，而是联系上下家，把亏空的帐认了。没有哪一任地方官在卸任时不时亏空的，也没有哪一任新任地方官是管理者没有亏空的地方。一般亏空，就是旧任认一部分，新任也必须认一部分才可以上任，再找恩主和老上级再认一部分。
3、陋规远远大于正饷。虽然笔记没有明说，但是三节两寿之类的陋规，加上各个公务活动之间的陋规，大致估算，张藩台每年收到的陋规大致在1万两左右。而根据大清律，正三品布政使年俸禄才130两，陋规是正饷的100倍。也就是说，大清的官员绩效体系，完全没有办法从体制内给予足够的物质奖励，丧失了完全应有的作用。其潜规则就是当大官，贪大钱。
4、整个系统空转。正规渠道收上来的钱粮税款，主要是用来养官，而不是做实事。一旦有事，只有别开财路。主要的两条路是纳捐和杂税。纳捐就是卖官鬻爵，捐官拿到实职，只有一件事情，使劲贪使劲捞，涸泽而渔。杂税就是另开税种，反正就是进一步增加百姓压力。福建为练兵，设盐卡，盐税又说不到有势力的盐商，只能强卖给渔民做咸鱼。渔民好端端的鲜鱼不能卖，却要做咸鱼。于是变成定制，每年定期交些，不用再腌鱼。这完全是折腾老百姓。
5、纠察不力，考评不力。各个官路上出了各种事情，有渎职、贪墨、暴敛、冤杀的，居然不知道怎么着，就没有查，没有纠了。而且上官对于下级官员的举荐和弹劾，成为左右下级官员政治生命的主要工具，那么下级官员只能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制度负责。
张集馨做了30年臬台藩台，他的好些下属都升职为督抚，虽然后来他颇有怨言，但是仔细想想，自身还是有问题的：
1、知人善任不够。他自己做事不错，但是却难以放权给下属，而且对于下属的提拔鼓励都不足。成功都不是一个人成功，善于让他人成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2、大局观不足。要往更高层次走，首先要有更高层次的格局，他的视野相较于他的职位，只能说相称，不能说更好。
3、创新不足。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依然是中规中矩，难以有突破性的思维创新，无新难成大事。
但是，张集馨做事为先，体恤民力，不贪墨，不辞重任，也是为清一朝循吏的典范了。循吏二字的评价，张老先生泉下有知，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宦海浮沉，恍若浮萍。几番起伏，未见彼岸。为官之道，在于把官员作为一个安稳的职业，少时弄墨老时弄饴，或进或退不要寄以希望。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9a08d0102wh86.html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八)：政治全都是私事
这本书让我想到一本叫《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的旧书。
林屋山是今天太湖旁边的洞庭山。光绪十六年（1890年），那地方有一个叫暴方子的巡检（相当于镇长）因为得罪上司被罢官。这哥们儿比较清廉，丢饭碗后比较惨，无米下锅。
林屋山的老百姓打抱不平，就挺身而出。有的送点米，有的送点柴。一个月时间内竟然“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算自发行为，有点万民伞的意思。当然，在官方看来就是一种抗议和民意展示。
当年的太湖厅、苏州府等各级政府当然很恼火，表示要“严密查访，从严惩办”。但暴方子反正已经退休，就大胆回击：这是民意，“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
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很有烟火气息和人情味，暴方子的形象也活灵活现。咱没法拍《纸牌屋》，没法写赵黎平厅长杀人的剧本，但如果以暴方子为主角写一个电视剧，绝对不输《铁齿铜牙纪晓岚》这种戏说型的剧，甚至可以承担古装剧题材升级换代的任务，因为它是真的写实。
这书与《我在大清官场30年》有啥关系？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实际是一本翻译作品。原作叫《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位生活在清朝嘉庆至光绪年间、名叫张集馨的“省部级”官员写下的官场日记。现在有一位叫黄云凯的当代作者，将一百多年前半文半白的日记，翻译成今日的白话，于是就有《我在大清官场30年》。
抛开书写的时代相近这一点，和《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一样，2015年的这本新书，其写实程度，也会让看惯各种清朝古装剧（尤其是官场戏）的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真是一个诡异的逻辑。
作者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他从1836年外放为官开始，三十年间在8个省任职，当过知府、道员和巡抚，最终被革职，经历过晚清一段癫狂的岁月。
“翻译者”黄云凯在书中说，按中国历史的逻辑，清朝的灭亡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一个王朝灭亡，总是源于皇帝的失败。一是暴，像隋炀帝；二是昏，像汉灵帝；三是弱，像汉献帝；四是懒，像明朝的万历。但这四种皇帝，清朝一个都没有。清朝皇帝更多是勤政，比如康熙这样的。
要命的事情全部发生在晚清，尤其是张集馨亲历的三十年：腐败像瘟疫一样从上到下蔓延，最后只能用两个字形容：鱼烂。
比如第91页他写下的一种对比：“京官职位比地方官清贵，但收入少得多。单靠一份俸禄连养家糊口也成问题。地方官则不然，除了薪俸和京官没有的养廉银，还可以利用行政和财政系统的各种特性，设立收费项目。但京官也可以利用行政系统，去影响地方官的升降。于是京官和地方官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
这种情况和“鱼烂”一样，都是熟悉的味道。只不过流水落花、星移斗转，白银变纸币、添加一点“烧坏验钞机”的新成分。如果你有留意近年“大案要案”——从刘志军到武长顺——的各种数据，就可以感叹谁也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在原地打滚。
我一直以为，从人性角度看，这星球上根本不存在公事——所有的事情都是私事，尤其是在政治上。即便覆盖有某一套民主制度，亦是如此。
阅读《我在大清官场30年》，再一次加深我的这种偏见。书中有个例子：1849年时，张集馨在四川担任主管司法的按察使。当地有个陋习：一个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时，族内动不动就要组织数十个人去送考，族群之间要互相争面子、争位置，搞得考场外面很拥挤，往往让那些入场顺序在前的考生挤不进去。
当时，张集馨向四川都督琦善建议，应该效仿江苏的做法：提前贴出告示、分时间安排不同县籍的考生进场、在考场外竖起栅栏、送考的人不准入内……不遵守秩序的立即拿下。
这一方法果然奏效。但事后张集馨面对琦善的表扬，只说自己是效仿“江南旧制”。他没敢告诉琦善，这些做法其实不是旧制，而是林则徐的发明。因为琦善和林则徐是死敌，二者关系一塌糊涂。
在宦海沉浮多年的张集馨笔下，类似情况还有一些——从筹集赈灾银两，到查办亏空案，从惩治四川土匪，到打击太平天国——他最初都持公事公办的态度，最后揣着一种“私事才是源头”的小心翼翼，去完成任务。
跟这些恼人的地方事务相比，完成皇帝亲自交待的国家任务，可能还轻松一些。《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一个精彩部分，就是张集馨在1836年至1863年间六次被皇帝召见的真实情景。
1836年，张集馨到山西担任知府前，第一次见到道光皇帝。此时距离清朝实行卖官，已有一些年头。从道光与张集馨的对话可以看出，皇帝头脑非常清醒。道光说：“那些捐班出身的官员，我总是不放心。那些人将本求利，一旦上任，其心可知，其行可知。科举出身的虽然也有利欲熏心之徒，但毕竟顾及一些礼义廉耻，稍作警告就会有所收敛。”
这次见面结束前，道光最后嘱咐张集馨的一句话竟然是：“切记不要自暴自弃。”可见，他对第一次到地方任职的张集馨即将遇到什么事情是了然于胸的。
1847年的第二次召见，道光谈的是“四川的刑名事务全国最多。每年秋决时，四川省就要整整一天，缓决的黄册子堆得到处都是。”1849年第三次召见，他和张集馨谈的是前一年琦善攻打康巴地区瞻对（今新龙县）的事情。
从这三次见面可以看出，道光的谈话总是落到实处，并给出处理意见。但继位的咸丰不是这样。咸丰更有点“空谈误国”的意思。
1856年，张集馨第一次见到咸丰时，后者才25岁。他不停地向张集馨提问。针对的虽然也是热门事件，比如清军在江苏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但在张集馨回答后，咸丰拿不出具体的措施，更做不到像道光一样“指导”。
三年后，他第二次召见张集馨时，没有明显进步。还是不停地问，问的还是“从京师到福建省有多少路”这样的问题。
1863年正月，当补授陕西按察使的张集馨第六次被皇帝召见时，他见到的是只有两三岁的同治。整个过程中，“小皇帝几乎不说话，问话的是两宫太后”，也就是慈安和慈禧。
通过六次谈话的实录，好像也能捋出一条清朝坠落的清晰轨迹。但在“翻译者”黄云凯眼中，恰恰是处在这条轨迹末端的慈禧，是值得表扬的对象。
黄云凯在后记里提出一种社会形态的对比。他认为，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中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模式，而不是罗马的圆形剧场模式。
如果是剧场式的社会，台上与台下高度差不多，上台和下台的转换也很快。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遵守秩序，否则就会乱。这种乱对台上台下的人都没有好处——看的没法看，演的没法演——所以大家都遵守秩序。
但金字塔的社会完全相反。塔基与塔尖的高度相差悬殊。因为不是大家都能爬上去，所以大家都不遵守秩序。这样的社会里，虽然也有制度，但没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因为对他们而言，能够超越制度是一种实力。塔顶上的人是超越全部制度的，直到塔基上有人将整个金字塔推倒。
所以，在作者眼里，慈禧在1901年时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实际是在挖金字塔的墙脚，打下剧场的地基，本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反正，时间没有给清朝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