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的流动》读后感10篇

　　《礼物的流动》是一本由阎云翔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礼物的流动》读后感(一)：礼物的流动

　　跟着郑欣老师上课，学了一个词，叫“抓手”。 作者想研究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征，“礼物交换”就是他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礼物的流动，可以重建流动之中的人际关系网络。 按理说，礼物交换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婚丧嫁娶等特殊仪式上，但是作者将关注点往后延伸了一步，即观察礼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动。比如，我们日常所说的走亲戚、看望病人等等。作者将礼物分成表达性礼物馈赠和工具性礼物馈赠。前面所提到的都属于表达性礼物馈赠。工具性礼物馈赠就是“送礼”了，溜须拍马、求人办事用的。 礼物在中国社会中是个非常复杂的角色，因为其不仅和“感情”有关，还和“面子”有关。不遵循随礼义务的人，很可能会失信于全村，并且因为其没有关系网络而被孤立。礼物交换构成一个道义的体系。 礼物馈赠遵循两个规则：一是常人总是以互惠的方式与他人往来；第二是无论在亲属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随礼不能打破现存的社会地位等级体系。 让我感兴趣的是在礼物馈赠中女性的角色，尤其是在婚礼这一重要仪式中的作用。 北方家庭男女订婚有“彩礼”和“嫁妆”一说。通常情况下，新郎家给的彩礼成为新娘嫁妆的主要来源。在作者的田野地点，很多时候彩礼和嫁妆的价值并不匹配。当嫁妆的价值只占彩礼的少部分时，会被人称做“卖女儿”；当嫁妆的价值等于彩礼的价值时，被称为“嫁女儿”；而只有当嫁妆的价值大于彩礼时，才被称为“陪送”女儿。尽管有些富裕人家除了让女儿带走彩礼之外再陪送一大笔钱，但是在商议彩礼钱时却分毫不让。这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很多家庭都是多子女家庭，结婚的时候要的钱，都注入的新郎新娘新的家庭中去了。 以往的订婚关系中，新郎新娘都没有发言权，所有事宜均由双方父母支配。在订婚时除了彩礼钱，还有一份钱，是买东西的钱，这部分钱直接交给新娘。但是后来随着社会政策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变化，“买东西”这一部分钱所占男方给女方礼金的比重越来越大，新娘自身在婚姻决策中担任了更大的作用。其在所要高额彩礼时更大胆了，但是新娘从婚礼操办中的钱越多，她在自己的私人用品上的花销就越少。 在商议订婚时，新郎往往会支持新娘多要彩礼，充当背后的好人，女性则扮演“自私”、强悍的形象。正如前面所说的，因为非独生子女，所以，年轻夫妇结婚后往往倾向于“单过”，这也是产生所要高额彩礼强烈愿望的一个重要原因。新郎父母对此很少持反对态度，因为所有的财务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流入新婚夫妇的家里，而在他们的眼中，那是儿子的家。

　　《礼物的流动》读后感(二)：从礼物透出一种生态——读《礼物的流动》

　　我观察过周围的很多中国人，学问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读书多的人经常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叫“书呆子”，或者经常会被调侃“书读傻了”。我想这大概是基于这些人对学问的一种功利的看法，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标准里，干能产生地位或者经济利益的事情才是正确的。所以在现代中国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那就是读大学。本来读大学求的是学问，但是在部分中国人的视野，读大学求的是文凭，其他的硕士博士之类的学位，在这部分中国人的眼里，也是类似地位的象征，至于学问，更好像是学位的附赠。而且有时候一些文化较低的人对于文化较高者保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比如在中国盛行那么一种调侃的说法“买菜用不上高等数学”。再比如去年我到快递站点把一部分书运回家，快递员看着书就满是鄙夷得问了一句，这些书你都看完了吗？其时我回答没有。他便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读书都是白读的。其时洋溢出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那么同样的场景，如果快递员面对的是一个“成功人士”把一些“奢侈品”托运到某地，我想该是另一番情景了。《礼物的流动》——一部人类学著作，研究的就是中国社会非常常见的送礼现象。同样作者也被他研究的对象们调侃了，书中这样写道:

　　一个老朋友就说：“你不知道随礼和母鸡下蛋一样平常吗！它天天发生。”有些人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还讥笑我说：“你不该念那么多书。15年前你在这儿的时候比现在要精明。”

　　那么学问是否真的如此不堪？我想读书就是最好的答案。当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还经常和同学一起宣扬“读书无用论”，而到了后期阅读量上去了，我就摒弃了这种观点，直到现在，对学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崇敬。读了本书，我对于为什么部分中国人鄙薄学问的原因，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学问最难的，就是从最普通的东西里看出门道来。对于文史学者来说，有那么一种说法，一等的学者，从最普通的材料里得出新的见解，二等的学者，从不常见的材料里得出新的见解，而三等的学者，自然再好的材料都只能拿出一些陈腐的见解。对于理工学者来说，亦是如此，“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很多科学家对新理论最高的评价，因为这个新理论也许就是基于平常很普通的实验或者已有的实验，而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甚至只是基于一些思想实验。我向来也推崇这种从普通东西里得出门道的学问，本书所讲的礼物即是一例。(对于礼物的研究，其实在上个世纪就有，顾颉刚先生就写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这样一篇民俗学的文章，可以算是中国现代礼物研究的滥觞了)

　　礼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实在是太普通不过了，虽然作者调查的是位于东北黑龙江省的一个叫下岬村的村庄，但是里面的“随礼”之类的现象，与我家乡(位于长江三角洲)也十分类似。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国文化下的一种模式。而且在作者阅读的文献显示，其他东亚国家，比如日本，也有这样的现象。可能这种礼物交换方式就是汉字文化圈里的一种社会生态。

　　在我小的时候，最早接触春节互访送礼这个习俗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因为礼物的复杂流动最后可能就相当于没有流动，我的母亲告诉我在她小的时候，物资匮乏，家里穷，所以各人有礼物送来之后，这些礼物并不是可以自己享用的，而是通过回礼又返到原有主人，或者其他送礼者那里了(这一点和下岬村的随礼有一些区别，下岬村村民在收到的礼物后不能再原样反送给赠与者，这样被认为是不尊重人的。当然在现在，原物返还在我的家乡也已经成为很不妥帖的一件事，可能从前也只是存在于春节走亲访友这一特殊时期的礼物)对于当时刚刚接触社交的我来说，礼物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不经济了。直到前些日子，我还是很不喜欢各种送礼，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我的一些西化的思维。就像书中作者遇到的一个情况一样，书中写道:

　　我注意到，在我居住期间，我的房东家大大增加了买烟的花销，因为许多拜访我的村民随意地抽房东留在桌上的烟。通常，我的房东热情、真挚地邀请我的客人抽烟，但即使是没被邀请，他们也会自己招待自己或向女房东要烟。为了避免给我的房东家带来额外的负担，有一回我自己给我的客人们买了烟。令我吃惊的是，这并没有得到房东和他妻子的赞许，相反，他们指责我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他们坚持不管客人是来拜访谁的，在他们的家里，向客人散烟就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说：“因为你念书念得太多了，有时就忘了人之常情。”

　　本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礼物的流动，推断出的中国社会基于关系的这种生态。以前我们愿意用母系父系宗族这种概念来套中国的社会生态，但从下岬村我们就看到，村民们举行仪式后来自女方亲戚“连桥”，以及朋友的随礼会比男方的多，这不符合那种父系，宗族的理论。就我而言，我家与一些堂亲的关系也不是很紧密，可以说亲戚的走动与关系网络的建立更多是建立在这个亲戚或者朋友是否值得结交的基础上。关系这一种生态，大概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种游戏规则。所以由此再看我在文章开始对于中国人对学问不重视的疑问，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是以关系为本位的，中国人自己爱分三六九等，能攀上高的阶层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而像学问这种靠个人努力的东西，过于西化，过于自由了，自然不会被部分中国人所青睐。而以实力而非关系为本位的那些接受西方思维的人，自然会格格不入于旧的这种社会生态。

　　书中除了讲了普通的互惠式的礼物，还讲到了在中国很关键的一种工具性礼物。其实在我看来这种工具性礼物类似于贿赂的。而在中国，贿赂这种游戏规则已经成为一种必须，也即一种生态。在书中作者有引用莱博若的一句话:

　　每个文化都提供一种机制，这个机制能将由均衡与不均衡间相互制约而产生的社会紧张限制在一个界限之内。

　　我想在中国，工具性礼物就是这样的机制，也即游戏规则。工具性礼物会有两种机制，一种是正常的我给礼物，你给办事，而另一种就是我不给礼物，你给我找麻烦。第一种机制是主动的，中国人虽然表面上鄙夷这样的行为，但是却对此有所服气，因为这是一种交换。而第二种却是中国人害怕的，因为这是一种被动的机制，是高阶层的人对低阶层的人的一种剥削，因为是被动，所以人们无法做出选择，只能乖乖认命。这和官员生态非常类似，如果同一级别的官员都贪玩，那么你不可以不贪污，因为你可以成为泄密者，所以官员会近于被动贪污，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正反馈。

　　在方法论上面，我很欣赏书里最后引用的一段反思:

　　当我们翻遍我们的田野记录去寻找某种值得书写的事物时，我们是否在选择最为怪诞的材料来描述和本质化他者呢？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把那些看起来世俗的或仅仅是熟悉的事物弃而不用呢？

　　我想不但是在人类学的学科中，其他学科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特性固然重要，共性才是重点，人类的共性应该大于各民族的特性。所以对于像《菊与刀》这样讲特性著作，我会保持谨慎。即使有特性，我也会比较关注特性背后所体现的共性原因，譬如作者把中国特殊的下级向上级馈赠礼物的现象归结于中国经济上，物资上的原因。其实这种方法论与我在文章上面所讲的从普通材料里得出新的理论会有所相关。可以说这种方法论和思想都是中规中矩，有一种朴素的力量。

　　对于理论，我爱求之于普遍。但是对于事例，我却喜欢特殊。唯有特殊的事例才能让我们对理论有所思考，进而发现原有理论的漏洞。书中介绍的印度和中国的单向礼物馈赠就违反了原有人类学家认为的礼物馈赠的两条原则，即:第一，礼物总会带来回礼，因为互惠原则迫使受礼者采取回赠的行动；第二，在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前者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回礼的义务使受礼者处于被动的“负债人”境地。

　　特殊例子的出现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一个理论，就像水晶兰、天麻、菟丝子这些植物没有叶绿体一样，新物种可以更新我们对于生物的范畴了解有所深化。而像高速运动的特例则有助于我们对于牛顿力学的修正。焉耆一龟兹语(旧称吐火罗语)的发现，修正了语言学家对于印欧语系旧有的看法。处处连续但不可导的魏尔斯特拉斯函数也更新了数学家对于函数的认识，更不用说三次数学危机中的各种悖论了。无论在哪个领域，旧有理论的修正很大一部分要靠特例的出现。了解特例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有时候一个学者所需要有的怀疑的精神，就是基于学者热衷于发现特例的好奇心。

　　总的而言，本书虽然没有给人一种惊艳的新知感，但是还是更新了很多我旧有的认知。而且体例安排的也很流畅(虽然翻译的时候有一点翻译腔，不过真好成为一种他者视角)。我觉得只从感性上了解过礼物的中国人也可以一读本书，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刻的了解。就像语言学中常说的那样，学习第二语言是最好的了解母语的方式。读一读学者的著作，从他人的眼光里发现自己行为的有趣之处，不啻其他的一些快乐。

　　2017/9/27补

　　一些人会请求富有的朋友帮他们招待客人，后者可能因此觉得很有面子，或者至少碍于面子也得帮忙，而提出要求的人则会在其他方面帮忙来表达感激之情，例如送一份礼物还人情。它不需要很昂贵——一份昂贵但没有品位的礼物倒可能是种羞辱，因为它只是意味着你拿钱还了人情。人们更倾向于通过选择一份优雅有风度的礼物或纪念品，显示出自己的善意和体贴。人们会在聚会后寄来照片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从外地甚至外国带回来的特产也会招人喜欢。欠了邻居人情的家庭会要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旅行中从外地带来著名特产以偿还人情。M町的居民认为，某个人不怕麻烦从很远的地方带回当地的特产，能够显示出报答他人帮助的真情。实际上，日本每个地方都有著名的特产，由于许多孩子都会进行这类学校旅行，他们常常用地方特产来招待客人，房子里也塞满了各地名产。无论以什么方式去还礼，钱不是重点，当事人的感激之情才是重点所在，如果欠下了一份很大的人情，一个人在很长时间里都会惴惴不安。

　　——《日本新中产阶级》

　　《礼物的流动》读后感(三)：抵达索要的沉默成本

　　口述的事实只是小说，它是历史里最狭隘的光明。

　　爱哭的孩子有奶吃。

　　——题记 毋庸置疑，叵测的童年因为历史特殊缘由的无法考证，假想敌、殉道者、忠实仆人都以扁形人物的方式使得被哺育者无知无畏的生活，他们是替代对象，承受着合力的压抑与纵欲的颠沛。倘若我们通过个体阅历回溯隐秘的痛楚，我们必将成为宽恕未来的隐士。 “我”从来都不算口述史中的一部分，充其量只是个社会问题的创造者与内情者之一。倘若我保护自己，我就必须承诺我说出的所有愿景都符合守望。世界诸多明媚都必将垮塌，而我只束缚于情感与人间炼狱。 在一个教学水平一般的国家，其貌不扬的学生被社会遗弃算是无独有偶。恋旧是一种朴素唯美的性格缺陷，政治气候和身体气候兴许会因为贫富差距而做出微弱的偏移与让步，但恐怕只有这暂时的缺陷，人们才会将目光从物质的缺陷转向延展地图性质的拜访。记忆是身体所有的秘密，它像血液一般润色着我们日常游历的图景，但仿佛是荒凉因为美感而存在，以人性的方式困住，使得我们的礼物都送走，世界不会因为回归。今天无意中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张乐一直说我给她这本书（这是当年她喜欢我的原因），但我一直都未曾记得，我拿走了唐璐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她喜欢的男生——并且从未归还。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不挑食，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籍，而且不挑食，但基本上是自己并不会消化。

　　刘梦楠那里我借走了《小美人鱼》没有归还，但是我返送给她《宝莲灯》，就是初中之前的事情。当时，我以为这是一部童话故事，但真实故事的结局是美人鱼最后化成了泡沫。我的理解是美人鱼在海底有一个螃蟹朋友和一个比目鱼朋友，螃蟹朋友一直尾随着他，比目鱼根本不记得他。后来，美人鱼来到岸上，携带着自己的气泡，她为了能够得到王子的欣赏，最后变成了一条八爪鱼，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王子依然不喜欢美人鱼。后来，美人鱼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有一个“一秒爱情”的气泡恋人，那些螃蟹、比目鱼因为无法在陆地生活，早已石沉大海。最后她发现自己还是喜欢气泡，最后她自己从八爪鱼变成了王子，和气泡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故事就结束了。

　　一秒爱情的偏差就是:①精神恋爱了很久，一次都不想做②做了很久，内心却再也不爱了③内心爱了很久（一见钟情），却发现自己配不上他④日久生情了很久，最后只差一点点。

　　性-脑-心 的死循环

　　幻听 幻视形成的幻史，这是一部个人史，只有记忆和未来的偏差。

　　为什么美人鱼会和气泡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因为男性喜欢相貌（历史）、才华、沟通和性，最后会用性来完成代际衍化，形成力役与赋役结合的家庭联产制度。但是，美人鱼喜欢的是大王子，想和他有一个家，有孩子。当她因为药物获得一切的时候，她发现小王子喜欢她的才华（突击出来的），大王子喜欢她的容貌（“入乡随俗”出来的），但是依然没有人想和她生活。于是，她复燃的心脏彻底死亡。这时候，她发现那个她用性喜欢的气泡一直都在原地等他，失无可失，本无所要。她死去的心脏突然开始跳动，就像气泡拥有心脏一样。故事的结局是，小美人鱼不想做八爪鱼了，她自己变成了王子，和气泡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剧终

　　因为小美人鱼哭泣，直到气泡自己突然破灭。因为，小美人鱼将海滩变成海洋的时候，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小美人鱼，从来，从来都非常厌恶成为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八爪鱼。这时候，王子哭泣，小美人鱼的海洋变成了海滩，他们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结局（挫气）

　　《礼物的流动》读后感(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送礼”这个词，一直以其最不堪的形式存在于我的认知中，它总是与走后门、拉关系等等意涵相互交织。尽管经常受到类似的教诲，我却一次次拒绝了给那些相对我而言“位高权重”的人送礼的要求。人的心理往往是这样，当你觉察了某件事的外在利益诉求，即使这件事是你发自内心想要做的，出于对“纯洁”的保护，你可能会选择放弃这件事。那些看起来毫无外在利益诱使的送礼行为，如送给同学朋友礼物，实施起来则要简单得多。

　　对送礼行为的排斥，总是会被批评为“幼稚”、“还是个孩子”。这么说，从排斥到接受，这应该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么，社会是一个由礼物构建的社会，或者说是由礼物衍生出的人情、关系所构建的社会。

　　从个人经历出发进行的结论反推，与本书的论述相契合。阎云翔在对礼物流动、礼物交换的研究中，刻画了村庄社会网络的形成机制。与《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一样，这本书的田野地点还是下岬村。首先他介绍了下岬村的概况；接着进入礼物的话题，对21种送礼行为进行了辨析和分类；然后，他探讨了在礼物交换中的道德制约，以及礼物交换对于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人情”这个概念；针对礼物单向流动的研究，挑战了既有的研究结论；最后他以彩礼和嫁妆作为特别说明的案例，说明了整体社会环境变迁对礼物流动的影响、作用。

　　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点触发了自己的思考，尽管可能这些触发点在全书中显得并不重要。

　　“自那时起绝大多数村民逐渐认识到，做典型村就意味着要承受上级指令的非理性的社会实验。”（38）

　　阶级斗争的年代，贫穷是一种政治资源，于是在下岬村，贫穷的羊倌一跃而升，成为了村领导。被拯救了的贫苦领导，把自己对上级的忠诚转变成施加给整个村庄的压力：一次次社会实验的失败，让村民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而村领导们依然要求把最后一袋粮食都上交给国家，要求村民们忍饥挨饿地劳作与学习政治文件，以维持模范村的地位。

　　其实，不止典型村如此，任何被封的典型，都必须接受来自权力一方的指令。要想得到某一体系的认可，成为所谓的榜样，就得在宣传上无条件配合，成为其价值观宣传的工具。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一方得到称誉，一方得以扩大影响。最近，学校正在评选十佳大学生，经过遴选的候选人们拍了一个颇似电影院“中国梦”宣传片的“核心价值观”宣传片。言辞空洞，煞有介事，我想或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没有人拒绝，至少从最终的呈现结果来看，他们都接受了这次安排。拍摄的要求来自学校，决定他们最终评选结果的也是学校，如果有谁拒绝，那就是对权力的公然挑战。“无欲则刚”这句话还真是有点道理。

　　“特定的个人能在社会等级制的阶梯上向上爬，而与此同时阶梯的结构则纹丝不动。”（178）阎云翔用此来解释单向送礼对社会制度的维系作用，低等级者向高等级者送礼，这种行为是对既有等级的再生产。往大了说，对个人成功的追求，让我们不得不沿着既定的轨道向上爬，这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慢慢的会成为现有制度的维护者。很多人会说，等我们身居高位，就可以改变制度，这实在是太高估个人的作用，太低估系统的惯性了。当我们深陷其中时，如若再想抽身或想改变那些成就了我们的制度时，我们只有自焚，而且这自焚多半是一种无辜无意义的牺牲。

　　用地主的工具，你拆不了地主的房子。

　　阎云翔将人情解释为“基于乡村社会中常识性知识的伦理体系”，认为其由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三者以不同的比例组合而成。

　　在村庄中，人情不可让渡，它是越欠越多，也越欠越深的。

　　在回报人情时，如果我们急于偿清，其实透露出我们对于建立关系并无期待，将人情视为极大的压力，想要尽快甩开。通常，如果我们愿意与一个人建立长久的联系，那么在回报人情时，我们会采用延迟策略，可能会在之后的一次仪式中做出回报，也可能在之后一次类似的活动中采取行动，总之，我们不会立刻以一种分毫不差的精确度完成回报。在人情的互嵌中，一刀两断是不被允许的，欠着欠着，人情就会延续，关系就会延续。

　　其实不仅是在村庄中，在与朋友交往时，我们也会采取相似的策略。好朋友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不会立马把钱转给她，而是会寻个机会，下次请她，或者给她买点小礼物。并非以一换一的交往，而是具备灵活性的回报，让这份关系得以维持下去。

　　人情是一种规范。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关系网中没有按照规范来选择行为，那么“不通人情”的帽子就会被戴在我们头上，并将作为一个可怕的驱逐令，在我们的实际交往中起作用。

　　在104页，阎云翔讲了一个故事：一位能干的建筑承包商极度崇拜纪律，依据非个人化原则和纪律组织他的建筑队，对待私人关系却不甚关心，毫不留情地解雇不合适的工人，最终，他得罪了很多人，毁掉了自己在村里赖以生存的关系。

　　这几乎可以被称为是“不通人情”的代表人物。我们如果细究他的行为，他是个有原则、甚至可以说是大公无私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的社会中生存艰难。对私人关系的照顾，这在我们的文化里，是被默认的行为方式，一个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刚正而受到惩罚。是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之中，这为所有尚在思考的人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是应该承认这种文化的合理性，还是按照公正的标准来改造我们的文化？

　　人际关系重于能力，重于原则，所以老好人容易受到欢迎。那些不谙此理的人，必将面临挫败，这是一种悲哀吗？

　　在第八章中，阎云翔对婚姻和彩礼制度的变迁，做了详细的阐述。

　　礼钱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且只有礼钱这一项，女方家庭则只用提供少量的间接嫁妆，稳赚不赔——时过境迁，除了礼钱，男方家庭还要直接给新娘一些买东西钱和装烟钱等，同时出现了实物直接资助给新建家庭，女方家庭给新娘的嫁妆也变多了——后来，干脆用干折这一形式，男方家庭把所有礼钱直接给新娘，加上女方家庭的嫁妆，新建家庭得到的资助大大增多。

　　由此，在婚姻交换中，新娘新郎的利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保障。礼物的流向，以往是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现在则是从上一辈流向下一辈，于是这就促成了变相的财产继承。

　　有意思的是，媒体中经常对所谓的“拜金女”进行指责。但在本书中，阎云翔却指出，在那些索要高额彩礼的女性背后，其实有一个默默支持她的男性，他们共同的利益指向是自己未来的小家庭。他们是共谋者。这也意味着，中国家庭从过去的纵轴转变成了现在的横轴，核心家庭成为重心。

　　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是阎云翔在其中采用的一些研究方式。

　　比如，在一开始，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更为准确地用学术语言来对社会行为的地方体系加以分类和呈示？（51）他采取的方法是，构建一个符合当地的概念的分类体系，所以他介绍了很多地方术语，并对这些术语展开了阐释。学术语言与生活语言的隔膜不可避免，他没有用学术语言去强行概括那些鲜活的地方术语，而是对当地人的语言进行分析。这是对当地文化的尊重，也是避免教条化的有效方式。回到日常话语中去。

　　在阅读《私人生活的变革》和这本书时，我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阎云翔特别重视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尊重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总让我的心里涌起暖流，似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或许是因为在崇尚理念的世界里生活太久了吧。这么说来，它又有些虚假，是对我们这个由概念构建的世界的无力的反抗，甚至带有一丝类似于田园牧歌的想象。我们都在情感世界里挣扎，即使我们说自己有多么宏大的理想，当我们作为普通人体验日常生活时，其中的沉浮却是相似的。说起来，这也是小说打动人心的原因。

　　最初接触人类学时，感觉它是关于异文化的一门学科。出于对异文化的好奇，人类学家们不断出走，不断归来。阎云翔对礼物交换中的感情因素给予了很多重视，而感情由于其稀松平常，往往被忽略。面对不同的文化，寻找其共通性，还是寻找其特殊性？共通的那些东西，或许不够吸引人，但它却可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们生活的内在根基。

　　《礼物的流动》读后感(五)：淌过乡土中国的人情河流

　　一直以来，用村庄去书写中国似乎成为了一种范式，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许烺光的《祖荫下》等，它们以乡土的日常叙事去触碰广阔的中国，借以理解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兴衰浮沉。

　　在这一脉络下，我们更容易理解阎云翔的两本著作——《礼物的流动》与《私人生活的变革》所处的位置及其价值所在。作为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阎云翔在黑龙江省的下岬村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村庄在情感、关系和行为等多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并将这一变迁视作变革中国的一个缩影。

　　礼尚往来

　　“礼物交换”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实践，婚丧嫁娶、祝寿生子、节日庆典、邻里互访，大事小情都离不开“礼物交换”，而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情。礼物的流动其实是在维持、再生产以及改造人际关系，通过“礼物交换”培育关系网络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书中提到在村子里，一个人即使再穷，哪怕是借钱也会随礼。因为如果落下拒绝随礼的名声，他就会失信于全村，并被认为“不会做人”。

　　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根据动机的不同将礼物交换分为“表达性馈赠”与“工具性送礼”，前者经常反映馈赠者与收受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传递一种情感与伦理诉求，如订婚仪式或婚礼中的礼物交换，后者则多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有间接付酬、溜须、上油、走后门等等形式。

　　两种礼物的区分在空间上正好暗合了社区的界限，长期的“表达性馈赠”多被用在社区内部，而“工具性送礼”几乎都越过了村界，这样的空间格局其实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述“差序格局”的表现。所谓“差序格局”就像“水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地缘和血缘是“差序格局”的基础，在“差序格局”的内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孝、悌、忠、信等成为一种笼罩在行为之上的道德观念。

　　当然二者还有诸多不同之处，亲属的亲近度并不必然导致慷慨的礼物交换，在某些情景下朋友、同事之间的礼物交换更为频繁慷慨。作者通过研究下岬村的礼单发现，最大方的礼物往往来自于姐夫、内弟、连桥（女婿之间的互称）以及最好的朋友，他认为这样一种变化是过去40年来村民私人网络扩展的表现。

　　因此“差序格局”并不是一种固化的、一致的行动规则，它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个体总能在结构的限制下展现自己积极行动的能力，通过礼物在“表达性”与“工具性”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流动，个体得以施展自己的能动性，通过私人关系网络的建构获取各种社会资源，追求个体的幸福和满足感。

　　种种迹象表明，礼物在流动的过程中已经带出了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崛起。

　　走出祖荫

　　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个体觉醒的迹象，礼物交换从关系网型构的角度表现了个体培育私人网络，但较少涉及个人的心理和情感世界。《私人生活的变革》正是从这一点起步，接续《礼物的流动》，分析在个体化进程中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一过程被作者称为“走出祖荫”。

　　“祖荫”的说法来自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的成名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家庭生活中以父子为轴心；　两性之间因男女有别形成的紧张；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大家庭的理想；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在“个体觉醒，走出祖荫”的过程中，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发生了改变。

　　个体觉醒的大背景是国家在农村推行的改革，从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中给个体松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化了家庭的核心作用，公共与集体生活衰落。家庭目标从为集体生存而奋斗演化成为家庭成员提供幸福与安全感。个体也越来越关注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寻求家庭生活的顺心和方便成为个体的基本诉求，一种浪漫化的观念在家庭中出现，并开始影响青年人的择偶。

　　作者以“找对象”一词含义的变化展现了下岬村青年在择偶过程中丰富的情感，以前当地人多用“说媳妇儿”、“找婆家”描述择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找对象”一词开始流行起来。前两种说法多为父母所用的传统字眼，而“找对象”则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独立倾向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向往，事实上到上世纪90年代末，爱情在找对象与结婚中成为重要因素。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择偶的浪漫革命”，它一方面增加了婚姻过程中的亲密关系，使得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越来越重要，冲击着传统家庭中的“父子轴心”，使得家庭的权力重心很快地转移到下一代。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增加无疑也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家庭暴力大为减少，男性也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一种更为平等的夫妻关系逐渐形成。村里人用两句略带戏谑的话来形容出现的变化：一是“爷爷变孙子”，二是“妇女上了天”。前一句表现的是父母对儿女权力的下降，而后者则凸显了年轻一代的自主性。

　　与个人自主性相伴随的是隐私观念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私人空间的营造。作者从房屋装修的热潮中觉察到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个人隐私意识的觉醒，以往居住的老宅子并没有私人空间，几乎都是一大家子人吃睡在一起，或是在炕上拉上布帘以作简单分隔。家庭空间也并没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即便是会客，也是直接炕上请。改革之后，建房装修成为热潮，新的住宅设计出现了明显的功能划分，卧室、客厅、厨房等区分出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独立的卧室促进了个人隐私权的发展，同时也让夫妻之间得以发展感情和亲密关系。对私人空间的追求，使得夫妻更愿意尽早从大家庭中分离，“分家”的时间在下岬村不断提前，年轻的夫妇更愿意尽早组建自己的家庭，这进一步导致了老年人在家庭地位中的下降。

　　个人崛起

　　从《礼物的流动》到《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在从集体主义的束缚中跳出之后，个体自主性不断提高，他们在变革之中塑造着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流动之中寻找自己的幸福与安全感。新的生活价值无时无刻不在重塑着人际关系、制度、仪式和情感。

　　大家庭核心化，夫妻关系变得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个体的权利意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阎云翔提醒我们，私人生活的转型呈现的并不都是美好，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充满了困惑、愤怒以及人们在情感和物质方面的损失”。

　　书中提到在家庭转型后失落的老人的遭遇，一位71岁的老人，平日里在家吃饭从来不敢上桌。一天，家里宴请，老人请儿媳给他点肉和饺子，却被儿媳一口回绝，而他醉醺醺的儿子更是骂他老馋鬼，老人最终自杀，走上了绝路，颇让人唏嘘感慨。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独立、自主、自立的个性，也不懂自由意味着什么。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一味地伸张个人权利却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

　　阎云翔将这样的现象称为“无功德个人崛起”，他认为“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普罗大众，个人主义有时被理解为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为自私、不合群、功利主义、毫不考虑别人的权利和利益，而自主、平等、自由、自立却遭到忽视”。借着个人主义的话语，很多年轻一代更多是利用它们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辩护。他以年年上涨的结婚彩礼为例，许多年轻夫妇只知道自私地、毫不留情地向父母索取资金，却逃避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阎云翔的“个体化命题”来自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后者认为个体化的实现有赖于“文化”。个体化看似是个人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由文化和社会福利制度做支撑，如教育制度、医疗保健、社会安全、就业制度。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较为复杂，它几乎同时具备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状况，个体必须在同一时间应对所有这些状况”，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职业、持续增长的个人风险、亲密关系的转变等，都迫使人们更加重视个性和自力更生，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创造出一种不同的个体化模式，答案仍需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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