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礼物经典读后感10篇
《清教徒的礼物》是一本由[美] 肯尼斯·霍博 / [美] 威廉·霍博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一)：霍博兄弟带给中国的礼物
霍博兄弟带给中国的礼物
——–阿凯读《清教徒的礼物》有感
六个月前我在网上同霍博兄弟相识，起因是1926年代的哥哥肯尼斯.霍博在Linkedin网我管理的中国工业工程研究会讨论组介绍《清教徒的礼物》一书，并提到即将出中文版。几个月来我们就此书涉及的话题用近三十多封电邮进行了深入交流。此书正式出版后，我等不及肯尼斯请出版社寄赠的样书，第一时间自己购买来阅读。
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一个个历史管理案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毫不晦涩。他将温斯罗普以建造圣经中“山巅之城”为信念强力组织下的成功移民经历与前两次詹姆斯顿殖民和朝圣先辈远征的失败进行了鲜明对比。书中有多处举例证明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如何融入了美国人的血液，比如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曾管理过一个小村庄并发明过一种农用的犁，《独立宣言》起草者的富兰克林既是政治家也是发明家，曾有过避雷针等多种发明。书中还形象地介绍了朴茨茅斯军部滑块厂最早的工厂流水线、麦卡勒姆建立的实现分部型与直线职能型相结合的早期现代企业雏形伊铁，以及法国皮埃尔创建的高度重视研发的现代制造公司杜邦。
本书结尾欣慰得看到经济危机过后以清教徒价值观为基础的优秀管理方式逐渐回归，在金融废墟上重拾传统的美国梦。我个人认为苹果的乔布斯可以作为典范，他既是管理者、推销者，又是专业的产品经理，痴迷于伟大产品的设计，为用户创造出最好的产品。作者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大洋的彼岸，提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好叫中日工业革命，因为它起源于日本、必将兴盛于中国。肯尼斯在给我的邮件中多次提到两件事情，一是中国需要有类似CCS那样的政府组织来强力指导和推动管理技术在中国企业的普及，应把管理技术视作现代文明的支柱，并把这一观念灌输给企业和政府的各个层级；二是在报纸上了解到由于大学扩招造成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他建议大学生应到工厂一线去工作并锻炼，他称在美国黄金时代中很多龙头企业的总裁都是从车间一线的工长起步，一步步成长起来，中国企业也应为车间里的大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二)：转载1：《清教徒的礼物》：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现代管理的核心理念源自清教伦理。在“忏悔”（自我清算、校正）中劳作，涤除虚荣与浮华，剔掉一切不创造价值和意义的冗余行为，卓有成效地劳作，是清教伦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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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三)：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许宏
霍博兄弟认为，清教徒在北美的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他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为的是自己的后代也能传递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
@霍博兄弟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 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
@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
@导致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一个以追求业绩快速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时代，公司内部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业务出现严重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向管理层反映，因为员工向上级直言坏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样的品质跟人对待工作的根态度有关，而这又跟社会普遍风气的好坏有关。
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许宏（北京）
丰田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日本、中国的兴起，这些改变世界的现象有什么共通的主导因素？经过一生跨越全球的考察，两位英国“80后”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青春，不只是意味着80后，还包括80岁之后。 这两位20后，他们最为公众所知的工作是到了80岁才开始的。
他们是弟兄俩。哥哥叫肯尼斯·霍博（Kenneth Hopper），1926年5月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弟弟叫威廉·霍博（William Hopper），1929年8月生。
哥哥肯尼斯曾经是世界领先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商——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的部门经理，做了几十年商业管理和研究咨询工作。弟弟威廉是投资银行家，当选过欧洲议会议员。
如果没有80岁之后的事情发生，这样一辈子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能用这两句话总结人的一生，不是多少人都有的。
可是如今，他们还在忙碌地工作着。 他们时常更新自己的博客，时常接受邀请做演讲和访谈，时常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写回信。
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他们迄今为止写的唯一一本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就被英国《金融时报》评选为2007年十佳商业书籍之一。
如果仅仅是《金融时报》推荐的好书，还不能让他们真正忙碌起来。是因为那一年开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才让世界看到这两位年届八旬的兄弟所做的事情是跟世界的脉搏跳动紧密相关的。
因为这样的危机，霍博兄弟的那本书得到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内的西方舆论界进一步的关注，并且在2009年再版。
著名的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美国《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杂志上撰文，将其推荐为2009年最佳领导力书籍。汉迪说，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2个月当中无疑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而霍博兄弟的书是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商业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
到了2010年1月，《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撒拉·科里夫（Sarah Cliffe）在她所在的杂志上指出，“这本关于美国管理文化的书读来让人吃惊……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讲商业的书像这本一样容纳了那么多信息、历史和洞见”。
到了2010年2、3月间，80岁的弟弟威廉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博客。其中一个他分析的事件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丰田章南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丰田“在迅速成长中失去了方向”。威廉说，这样的道歉是预料之中的事。
发掘“清教徒”留下的信仰宝藏
在三年前出版的那本书中，威廉和他的哥哥肯尼斯就专门表达过对丰田的忧虑。他们认为，跟诸如索尼、日立、三菱、松下这些曾经以质量著称的日本品牌一样，丰田在失去对质量的重视。威廉指出，这样的变化也并非是到了2006年他们完成那本书的写作时才出现的。
以研究丰田“精益生产方式”闻名的詹姆斯·沃马克（James P. Womack）将2002年确定为直接导致丰田生产大量问题汽车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年，丰田设立具体的扩张计划，要把丰田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11％增长到15％。
相比之下，威廉·霍博则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事实上早在1993年，美国汽车分析家马利安·凯勒（Maryann Keller）就曾经在一本书中提醒丰田要注意自己的问题。
她把病因归结于丰田取消了一贯重要的“中间经理”这个阶层，而同时丰田总部加强了对整个公司组织的直接控制。一个自下而上的众人参与式的管理被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管理取代，扩张的速度和规模上去了，对细节和质量的注意下来了。
如果评论到此为止，霍博兄弟所体现的洞见跟他们一生在商业管理界的经验很相符合，他们对诸如丰田召回问题汽车的预见无疑值得商业世界各个行业的从业者学习尊重。
但评论并没有到此为止。丰田只是霍博兄弟用来表达一些更为深入根本观念的一个事例。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预见，不仅仅是基于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他们的目光所及要深远得多。
他们合作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清教徒的恩赐：美国梦的得胜、坍塌和复兴》（The Puritan Gift: Triumph,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n American Dream）以及2009年再版时的《清教徒的恩赐：在全球财经大混乱中重回美国梦》（The Puritan Gift: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idst Global Financial Chaos）。表面看，《清教徒的恩赐》这样的书名似乎很难跟丰田汽车危机、美国梦的实现和破碎、商业管理文化的好坏、全球经济危机这些全都联系起来。
然而，如果有机会停下来仔细看看书中都说了些什么，或者进一步跟作者进行交流，就可能体会到这本书不仅跟以上这些现象有关，还跟我们所在的这个全球化世界的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关。
在众多信息、历史和观念当中，霍博兄弟探讨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有利于持续健康生长的工作环境？
带着这个普遍而恒久的问题，作者进行了一番跨越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探索，看看他们所在的工作环境是怎样形成的。
他们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那些最有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生长的因素来自于一种与众不同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在全世界的扩散。使得这种信仰和生活方式开始大规模扩散的一群人是400多年前从欧洲特别是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
历史上，这群人通常被称为“清教徒”，意思是清除一切人为的观念，成为纯粹信靠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旨意的人，他们相信唯独全然公义的上帝掌管一切，而《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人的话语，是生活中一切原则的准绳。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为不同意当时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信仰状况，这群人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到大西洋对面的北美，希望在那里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家园。
霍博兄弟认为，他们在北美的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跟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团体的都很不相同。
他们虽然人数并不众多，但结出的果实却是泽被深远。比如，在教育上，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他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为的是自己的后代也能传递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而在跟教育同样重要的组织管理模式上，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在他们的信仰团体中，牧师、长老、会众构成了组织的三个基本治理要素。牧师和长老都经由会众印证和选举产生。而与负责信仰事务的牧师不同，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长老不领受组织内部的任何薪水。
从这个角度，霍博兄弟所关注的已经很像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研究的范围了，这很可能是让一般商业图书的读者感到惊讶或是不适应的地方。然而，霍博兄弟呈现给读者的却不只是这些。
背离天职的危机
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作为商业管理从业者的角度将历史和信仰与自己的亲身经历融汇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和信仰的爱好把这些写出来，而是他们在几十年广泛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那些有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成长的营养来自于历史和信仰的传承。
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可能是这本书最好看的地方。比如，哥哥肯尼斯在前言中回忆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肯尼斯和威廉的父亲是个化学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父亲的一位同事认为在英国管理最好的制造业公司是宝洁的一家分支机构。他建议学习工程的肯尼斯去那里工作。当肯尼斯去了宝洁之后，他被那里的文化所吸引，跟他之前实习过的两家英国公司很不一样，公司结构复杂、细致却很有效率。
肯尼斯在80岁完成的《清教徒的恩赐》从那时就开始酝酿了。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之后，肯尼斯在工作上的经历算得上一场绵延几十年的世界职场之旅。他后来去了爱尔兰工作，见证了爱尔兰如何从欧洲穷国开始的经济起飞。
他又去了欧洲大陆工作，看到了欧洲是如何在二战后重建的。他去了美国工作，正值美国公司的黄金时期。他也去了日本工作，目睹了日本怎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漫长的工作中，肯尼斯将自己的体会一点点写出来，有时发在报纸上，有时在学术刊物上。后来，他打算把这些整理起来做集中的反思。但因为身体健康问题，他无法完成这样的系统工程。
幸运的是，弟弟威廉的加入使得这一切得以进行下来。而且威廉在欧洲和美国的投资银行以及当选欧洲议员的背景拓宽了肯尼斯的视野。
不仅如此，威廉还为肯尼斯介绍了一位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朋友：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早在1983年10月3号的一封信中，德鲁克对肯尼斯还在初步撰写的书稿表示了很大的期待，嘱咐书出后一定让出版社给他寄去订书单。肯尼斯至今还保留着这封信。
《清教徒的恩赐》直到德鲁克在2005年去世后才全部完成。肯尼斯很遗憾这位对社会的健康成长关注一生的朋友没有看到书的完整版本。
然而，德鲁克不仅是肯尼斯和威廉的朋友，他实际通过对肯尼斯的帮助间接参与了书的写作。他给霍博兄弟介绍认识了三位对二战之后日本的重建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国工程师，使得他们有机会专门研究日本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反思。
爱德华兹·戴明（W.Edwards Deming）是另外一位帮助过霍博兄弟完成《清教徒的恩赐》的重要朋友。这位美国管理学家同样对日本战后的重建作出过贡献。日本商业管理界至今仍然在记念这位美国人如何帮助日本公司重视质量管理。
肯尼斯和威廉从他们对这些当事人的交流及日本本土的考察中，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他们进一步指出，后来以“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为代表的社会变革实际是这个学习在亚洲的扩散。
威廉指出，他在近来的博客中对丰田危机的评论是在重申书中的观点。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前面提到的“中层经理”阶层的式微仍然是危机的一个表现。
他和肯尼斯认为，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习的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许多青年人热衷于去美国取得商学院的学位。（代表丰田新一代的丰田章南本人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26岁的他获得马萨诸塞州一家商学院的MBA。）跟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他们对所在的工作领域很缺乏亲身实践的了解。
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
他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比如，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
天职的特点在于，人不是为人自己工作，也不是不得已去工作，而是受到创造人和万物的创造主的呼唤和指引，完成领受的使命，对自己、他人都带来益处。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
就像清教徒们在历史上的各行各业结出的丰硕果实，这样的回报和幸福因为来自于最富创造力的主宰而大大超越了人自己所能想像的。
“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
肯尼斯和威廉认为，以美国商学院为代表的商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很少强调这样的价值观。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多的来自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再关心更加根本的问题。老师和学生看起来好像更加实际了，但由于缺乏更为根本的内在动力反而脱离实际的工作需要，因为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动力，工作的创造力显然很难发挥出来。
他们给这种对商学院学历的过度重视及其产生的风气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对（所谓）专家的偶像崇拜” [The Cult of the (so-called)Expert]。
在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偶像崇拜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中的会危害众人的智慧，经济领域中的也不例外。400多年前那些宁愿背井离乡从欧洲去北美的清教徒们所最为反对的社会现象之一正是这样的偶像崇拜。
当然，霍博兄弟也承认，商学院本身并不是造成这样偶像崇拜风气的原因。作为教育机构，商学院以及整个大学体制仍然是培养年轻一代人才的重要阵地。
问题是，人们不能寄托通过取得著名学校的学位就可以升入所在领域的高层。每个工作岗位都是学习深造的好机会。
霍博兄弟告诉读者，自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丑闻、还有当下经历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商业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比如，在当今银行界也许最有品牌价值的高盛（Goldman Sachs）从2000年开始将招收工商管理硕士（MBA）员工的比例从75％减少到25％。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也已经在减少招聘 MBA的比例。
除了从公司本身改变态度，肯尼斯和威廉认为，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公司上来，在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都是人们上了班之后才产生的。
比如，导致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一个以追求业绩快速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时代，公司内部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业务出现严重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向管理层反映（以及即使反映了也不能引起管理层的切实重视），因为员工向上级直言坏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样的品质跟人对待工作的根本态度有关，而这又跟社会普遍风气的好坏有关。
霍博兄弟认同德鲁克在晚年时总结的观点，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
就像当初美国的建立花费了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复兴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霍博兄弟光是写这本书就经历了一辈子的光阴。
但是，他们的故事可能正说明了某种希望。他们在晚年时仍然能够对社会做出非同一般的贡献。关于社会从兴起到发展到发达之后又该如何走下一步的道路，这两位80后无疑做出了让人尊敬的努力。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四)：“非常四加一”的精神回归-让中国梦走近美国梦
《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书评
最好的学习就是标杆比对。最近看了一本深刻诠释“美国梦”的好书，这就是东方社出品，“80后”霍博兄弟合著《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以下简称《清教徒的礼物》）一书在手，确乎是一段异常“艰难”且“愉悦”的旅程。说是“艰难”，这本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伟大并颇具独创性”的著述的字里行间充斥了数不清的宗教名词、管理典故，近现代的管理、科学思想家、政要名人们走马灯似的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乱花渐欲迷人眼”，没有一定的管理或西方人文常识基础，实在是招架不住。
然更多的是拨云见日，醍醐灌顶后的愉悦。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系统且深入浅出的诠释我们所仰慕已久的“美国管理文化”，德鲁克、查尔斯.汉迪两位大师的信任背书更是让这本书平添了不少“光环”。客观的讲，这本书根本不是快餐消遣式读本，相反含金量多多，从其中能了解一个真正的美国。善意提醒下：如果想入宝山而不空手而归，必须要拿出十足的狠劲，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美国梦-关于清教徒的“礼物”
开门破题，《清教徒的礼物》一书追溯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本质及特性，它们在三个世纪的时间，将一小部分的低微美国殖民者，变成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本书主张，存在于该文化中心的能量、社会流动性、竞争力和创新力，源头是某个民族的纪律及精神特质，该民族就是美国的第一波欧洲移民: 清教徒。这是一份独特的研究, 关于清教徒给美国的”礼物”, 所造成剧烈且深远的结果, 而这份礼物即是：造就美国早期成功且成就”美国梦”的精神特质。
历史上，这群人从欧洲特别是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通常被称为“清教徒”，意思是清除一切人为的观念，成为纯粹信靠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旨意的人，他们相信唯独全然公义的上帝掌管一切，而《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人的话语，是生活中一切原则的准绳。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为不同意当时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信仰状况，这群人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到大西洋对面的北美，希望在那里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家园。
霍博兄弟认为，清教徒们在北美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跟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团体的都很不相同。他们虽然人数并不众多，但结出的果实却是泽被深远。比如，在教育上，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清教徒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而在跟教育同样重要的组织管理模式上，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在他们的信仰团体中，牧师、长老、会众构成了组织的三个基本治理要素。牧师和长老都经由会众印证和选举产生。而与负责信仰事务的牧师不同，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长老不领受组织内部的任何薪水。
从这个角度，霍博兄弟所关注的已经很像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研究范畴，这很可能是让一般商业图书的读者感到惊讶或是不适应的地方。然而，霍博兄弟呈现给读者的却不只是这些。
同时，本书也探究了美国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 特别探讨美国占领日本时, 对该国的社会及制造业风俗所造成的冲击, 以及解释美国传承式的管理如何与日本的传统思想互相影响。进而作者“断言”，这种管理思潮继而会挺进中国大陆，如一缕曙光，真正触动或引发（中日）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观点颇为新颖，作为古老东方国度，居然会被建国仅三四百年的新大陆西风东渐，其原因及结果，书中有详细展开论述。
“非常四加一”的清教徒精神-发现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弟子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论证说，跟一般人所认可的事实完全相反-清教主义先出现，刺激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发生了随后的改变，以至于直接或间接的形成了今日的传统美国社会。
然而，进入新经济时代，丰田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日本、中国的兴起，这些改变世界的现象有什么共通的主导因素？霍博兄弟提出忠告：当美国疏远自己与在19和20世纪支撑其商业及经济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将自己未来的繁荣和保障置于险境。这个观点似曾相识，同样的论断来源于斯蒂芬.柯维的经典《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其中的品格和技能论，惊人的相似。当然这并非偶然，《清教徒的礼物》书中提到的有关北美大陆上摩门教的类似发展进程，而柯维本人则是正宗的摩门教徒。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霍博兄弟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如“西方三贤士”、德鲁克及戴明们的援手支持。 相反后来所产生的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
美国本土同样如此。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
霍博兄弟认为，以美国商学院为代表的商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很少强调这样的价值观。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多的来自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再关心更加根本的问题。老师和学生看起来好像更加实际了，但由于缺乏更为根本的内在动力反而脱离实际的工作需要，因为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动力，工作的创造力显然很难发挥出来。他们给这种对商学院学历的过度重视及其产生的风气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对（所谓）专家的偶像崇拜”。在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偶像崇拜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中的会危害众人的智慧，经济领域中的也不例外。400多年前那些宁愿背井离乡从欧洲去北美的清教徒们所最为反对的社会现象之一正是这样的偶像崇拜。
当然，霍博兄弟也承认，商学院本身并不是造成这样偶像崇拜风气的原因。作为教育机构，商学院以及整个大学体制仍然是培养年轻一代人才的重要阵地。问题是，人们不能寄托通过取得著名学校的学位就可以升入所在领域的高层。每个工作岗位都是学习深造的好机会。
客观地讲，自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丑闻、还有当下经历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商业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在当今银行界也许最有品牌价值的高盛（Goldman Sachs）从2000年开始将招收工商管理硕士（MBA）员工的比例从75％减少到25％。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也已经在减少招聘 MBA的比例。
除了从公司本身改变态度，霍博兄弟认为，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公司上来，在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都是人们上了班之后才产生的。导致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一个以追求业绩快速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时代，公司内部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业务出现严重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向管理层反映，因为员工向上级直言坏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样的品质跟人对待工作的根态度有关，而这又跟社会普遍风气的好坏有关。
霍博兄弟认同德鲁克在晚年时总结的观点，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
西学东渐-当中国梦走近美国梦
查尔斯.汉迪曾说过，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2个月当中无疑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而霍博兄弟的《清教徒的礼物》一书是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商业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此言不虚。
对于处于变革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来讲，似乎重拾信仰，回归清教徒精神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事实上，当下但凡做得好的标杆企业，往往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清教徒特质。
进一步的讲，能够体现清教徒“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特质，且以上四条皆符合的中国企业，应该唯深圳华为而已。联系到这两年接踵摩肩到华为参观考察受训的情形，不由得讲，华为就是亚冠上的广州恒大足球队，非常四加一，绝对冠军相，十足惹不起。
说个典故，管理大师德鲁克生前通过对两人的帮助间接参与了书的写作。他给霍博兄弟介绍认识了三位对二战之后日本重建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国工程师，使得他们有机会专门研究日本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反思。然全书直至德鲁克2005年去世后才全部完成，相较我们要比大师幸运得多。
最后说下开篇即提到的“80后”霍博兄弟，实际上是80岁开外的两位老人，光是写这本《清教徒的礼物》就经历了一辈子的光阴。但是，他们的故事可能恰恰说明了某种希望，印证了清教徒精神的存在之不朽。他们在晚年时仍然能够对社会做出非同一般的贡献。关于社会从兴起到发展到发达之后又该如何走下一步的道路，这两位“80后”无疑做出了让人尊敬的努力。
实干兴邦，勇于求变，当中国梦的核心实质渐近美国梦，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五)：读书笔记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六)：感恩节之清教徒
说一下美国版感恩节的来历。当年，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英国移民首次庆祝了感恩节。这批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1620年乘“五月花”号船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他们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学会了种植玉米、狩猎、捕鱼等本领。在第二年欢庆丰收之时，英国移民邀请印第安人一起感谢上帝施恩，因此有了第一个感恩节。
这里的重点是清教徒。他们懂得感恩，那么我们能从清教徒身上学到什么呢？
13年出版的《清教徒的礼物》，作者为我们总结和归纳了清教徒身上四个特点：
1.建设理想国的信念
2.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
3.集体主义精神
4.超凡的组织能力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第一批移民是来自英国的底层人民。这些清教徒踏上新的土地，受到《圣经》的感召，立志要建立理想中的国家。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比较虔诚，甚至到狂热。做大事儿者，必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念。
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民是看不起读MBA的人的，他们不相信一个没有亲历亲为的人，靠着念几年管理，就能好好管理一个企业和国家。华盛顿是个农场主，会种植庄稼，富兰克林是个科学家，发明了避雷针，杰佛逊善于做钉子，潘恩是胸衣匠，老布什上过战场……我们说的工匠精神，清教徒身上就有很好的体现。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正是清教徒身上亲历亲为的特质在影响着美国人民。高盛2000年开始将招收工商管理硕士（MBA）员工的比例从75％减少到25％，咨询公司麦肯锡也已经在减少招聘 MBA的比例。亲历亲为的人，才知道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节。不轻易相信专家的地方，符合老子讲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管理理念。
集体主义是个好东西，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态度，符合人类的社交天性。集体主义不是吃大锅饭，而是建立一个个小的社区，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用众多社区来管理社会，符合老子“小国寡民”主张。
超凡的组织能力，需要用超高的制度来穿针引线，而设计一套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艺术，美国的宪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既然没有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没人拥有所有技能，那么一群能干的、博识的、敬业的人围绕相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就最有可能产生好政策。”即使是海陆空三军统帅的总统，也会犯错误，宪法架构下的权力制约，能让犯错代价降到最小。
不断给宪法加补丁，微调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等等，这种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升级的策略，就能让一个系统，越来越健壮。
“宗教教义、动手能力、集体观念、组织能力之间的联系源自人们的一个信念：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这样去神圣化后，物质世界就成了可利用的资源。”
感恩节这天，我们学习一下清教徒，感恩他们身上的特质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正面的影响。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七)：逐页细读清教礼物（一二章）
9：笼统而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细想儒教国家之类似红楼梦诸般故事是纷繁杂乱的混沌中无一例外抽离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观主旨，近代的各种尝试不停地堕入幻灭，日本维新之前也是百转千回，传统与现代，自身与外部，矛盾万千。英格兰福泽下的土地坚信自身的正确并确实贴近正确是何等的幸运）——并坚信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
（谷歌等硅谷的改变世界之号召背后的清教徒氛围非常明显，叹中国文革后已无此等超我自我合二为一之可能，明末东林复社且有程朱理学与政治运动之结合而迸发出超然的能量，但于国计民生却于事无补，在市场经济实打实的基础之上则无如基督般裨益，维新之后日本舍弃武士道也如这般，道德律始终没有与自我充分结合，追逐金钱始终被视为苟且小人，超我层次的社会氛围不改，潜力始终会被束缚，拜金主义至今被批驳可见一斑，未来会有怎样的金钱自洽哲学诞生在东亚诸国值得观察。）
10:约翰柯敦的布道，手工艺和神圣性紧密相连、观察和行动密不可分。（有这样的牧师是新英格兰之幸，在亚当斯密还未诞生之前已经认识到大分工是社会财富增加的根本而将神圣性与匠人精神结合，对未来和社会的运作有深邃的考察，放弃自身包干一切的自循环而将擅长技艺做到极致并纳入到市场大循环之中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微观表现，而个中心法，则是约翰诸般牧师之功）
11:自己动手，亲力亲为,这一差异相较于欧洲国家，新大陆的社会阶层化较不明显。（分工平权化社会扁平化）
清教徒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极少被人提及的。韦伯认为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于美国社会的只有张扬而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是真相要更复杂，更令人欣慰，清教徒在释放个人活力的同时，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
培根“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不是野兽就是上帝”
人群与社区有本质的区别。爱是把个人聚成社区的东西 。世俗的社会好过孤独的隐居。
12:新教徒一群群一社区一社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需要组织力的属性（后世日本移民满洲亦是如此，按村整体移民就是为了处处保留凝结核，防止原子化，明治以来对西方考察之细可见一斑，张作霖整火车皮从关内无差别运人，有多少仍是流民，又有多少参与市场，政府管理成本因之增加几何，皆未可知。或许工业社会更需原子个人且打散市民社会是一贯的中国政治惯性，其优劣如何待以后读书多多注意）
分层级是优秀组织的必要条件。
宗教教义、动手能力、集体观念、组织能力之间的联系源自人们的一个信念：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这样去神圣化后，物质世界就成了可利用的资源。（乍看没头脑，细读有意思，满清之铁路坏风水，大坝斩龙脉可见拜物教之缩影，日本亦如是，对物的神圣化往往阻碍人对其利用和改造）
13:圣经赋予人用物的权柄，自己有义务充分利用上帝的作品为自己谋幸福，让上帝显得伟大，二者并不矛盾。
17:新教与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因果，不如说是共生，在美国，他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
麦库洛克认为清教提倡社区，资本主义否定社区（同感，满洲国两种移民方式孰优孰劣本质上也是这个问题）
美国工商界的核心，既尊重个人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而且把二者兼顾的很好——用管理术语来说，就是共治。共治带来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总体上是良性的文明社会，即市场经济（根本不外产权二字，依法治国的根本也是保证产权，在产权的基础上才有一切可能性，保证社会的绝大多数有恒产而有恒心是也）
20:组织者要求三分之一的人集中精力寻找金银以及通往南部海域的航道。这个指示并不好，因为当务之急是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栽种粮食。舒舒服服待在伦敦的组织者各出这样离谱的指示，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管理。领导者的身份直到最后登录才披露，这意味着途中没有人全权负责，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路上奢侈的用完了珍贵的给养。
22:一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国家横渡大西洋，指引这次行动的是一个强大的信念，即坚信这次行动的神圣意义领导这次行动的是有财产、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一定政治培训，头脑冷静且固执己见。
24：计划做得好，执行才会快，快的至今都令人惊叹。
25：法律性质的关键决策：1、在远航队起航之前，温斯罗普及其同伴就获得了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所有股份，所以英格兰就没有留下什么股东机构通过分红或者其他方式干涉大移民。2、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执照和总部随着远征队一起转移到了新英格兰。（权利完全由行动主体掌握，随机便宜行事，与真实环境所需决策产生尽量少的偏差也是产权保护产生效益的实质）
28:乔治华盛顿在从军以及任首届总统期间特别擅长授权委责、解决争议，这两个都是优秀管理者的特征。
没有哪位国父像汉密尔顿那样就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描述出一幅如此清晰，如此超前的愿景，也没有哪位国父像汉密尔顿一样设计出如此巧妙地机制把国家团结起来。
美国宪法在诞生时就完全成型，后期只需小幅调整，对比之下美国企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达到了最佳状态
29：既然没有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没人拥有所有技能，那么一群能干的、博识的、敬业的人围绕相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就最有可能产生好政策。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互补与共治是美国管理团队经常表现的一种孪生特征。但20世纪晚期这对特质消失了，因为一种灾难性的制度出现了，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站不住脚的假定：“帝王般的”首席执行官一个人就知道所有答案。
集成决策含义：计划者和执行者包含同一群人，这样计划和执行才能连贯起来呢；认真总结前人经验（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经验）把犯错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只要条件许可就做试点；任何重要提议，都要构思好实施细节，才决定是否通过；做好二手准备，以应对决策的某些原始假定不正确的情况。采用这种模式，决策往往慢的让人痛苦，不过执行反而很快。集成决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清教社会从上至下都“亲力亲为”——这个特点强调责任到人
传统欧洲决策模式可称为分层决策，意味着：计划职能和执行技能分数不同人群，不同人群往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没有构想好实施细节，就“原则上”决定是否通过提议；几乎不防备意外。采用该模式，决策往往很快，但执行很可能出奇的慢、频繁出错。“原则上”是最危险的词语之一。
（08年格鲁吉亚看准奥运机会与南奥塞梯开火，梅德韦杰夫迅速决策闪电暴打格军，整个北约阵营无法及时作出有效应对，究其因由多处于此制度，战事瞬息万变于分层制尚可及时应对，但这是在权利中枢判断正确的前提之下，若不然，则将重蹈二战德军闪电突袭苏军措不及防的悲剧，动员力和行动力是否与决策模式相关还要再考究，尤其冷战东西方阵营的模式看来似乎共产主义的极端分层制和权力集中制的行动力更强~但要注意，这种行动力是以牺牲有效信息为代价的，作为权利中心的观察往往不如分布式决策的信息充分和真实，分层制决策中每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不会比集成决策更高，若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狂飙突进还不如不行动的好，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286考察到了权利中心的问题从而要求多搜集信息并审慎决策的忠告）
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模式是美国企业和整个社会1630至1970间成功的核心秘诀
集成决策有一重要先例：温斯罗普及其同事不是在出航之前而是在作出出航决定之前就详细的计划了清教徒移民的整个方案。汉密尔顿及其朋友为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时也遵守了这种规则。
澳大利亚的高水平生活来自不顾将来的挥霍资本。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下形成的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患有残疾。
门诺派拥有清教徒的四个特点。凭借辛苦劳作，把荒原变成农业枢纽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八)：管理是很好的仆人，很坏的主人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通过对清教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来分析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从新英格兰开始按照时间轴一直呈现到21世纪。“既是一部美国社会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论”。关键是其中的观点对于我们这些MBAer或者说是那些“职业经理人”来说绝对是一记当头棒喝。我们这些“绅士”真的就比“寒士”更适合管理吗？
无论是否信服作者的论断，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对于人类的影响远远早于企业管理这个概念。如果说管理是来自于人的智慧结晶，那宗教作为人类的信仰在智慧结晶过程中应该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或者说，回归到现代企业管理之初的形态或者说形成的原因我们真的还记得吗？也许我们早已忘记了初心，只是觉得现在用有效，或者只是觉得简单就行。
对于清教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勤俭持家、亲力亲为、集体主义和组织能力，加上之后孕育出来的技术革新，不难发现这些基本的素养对于现代的我们影响还是那么的深刻。以至于经过“科学管理”折腾了几十年后，似乎又开始回归到“现场精神”、“精益思想”、“合作集体主义”、“工匠精神”上面。也许这些才是我们最核心的管理价值。
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作者认为民用通讯部门CCS从根源上决定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似乎是从这西方三贤士出发美国对于当今日本企业管理起到决定性影响因素。萨若松也因此就成为了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之父了。很有意思一个视角，把德鲁克，戴明乃至于朱兰对日本的影响都拉回到最始源的层面。丰田、索尼、松下等等日本代表性的企业都是在那段时间接受老美的教育得到脱胎换骨的成长。很想再去看看日本人是怎么说这段管理史，看看更完整的历史。
不过有一点非常认同，在书中也找到了许多共鸣，那就是人类是很短视的，特别是管理决策上。我们一直说以史为鉴，而往往对历史看的没那么长更没那么深，其实很多困惑前人都已经帮我们找到过答案，该试错的其实都已经试过。除了科技比古人发达一些，从思想上并没有超过古人。当下的一些创新也许只是一种承认过失重新回到起点而已。
同时作者不光描述了1920～1970那段黄金时代的也把1971～1995称之为“蝗虫时代”。很明确的表达了对于新泰勒主义造成的“专家”崇拜的排斥。“崇拜终结了美国管理的黄金时代，也摧毁了美国社会的黄金时代”。我们往往会对于工具本身的过度开发而忘记了原本的精神层面的初衷，对于这本书来说就是清教主义精神被遗忘了。
当然从论断本身，总是能找到论据来佐证一些观点。作者就是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诸多事件来证明清教主义精神对美国带来的好处，和放弃这种精神而带来的弊端。作为一个在商学院里面滚过两遍的我来说，竟然无言以对。我知道他会有些片面的分析，但似乎一时半会又找不出什么来反驳，也忘记了当初商学院老师们是怎么解释合理性的。在此不妨看看作者这段对于商学院的抨击。
“商学院反传统文化的胜利几乎导致整个企业界抛弃了优秀管理实务背后直接或间接的原理，因为各条原理紧密相连，所以最后只能全盘抛弃了。’集成决策’退化成为’粗略决定’。高管团队共治退化为首席执行官专制。随着主观性极强的‘绩效工资制’成为主流，合作不再得到奖励。恐惧代替了信任。通才型管理者退出了，财务人登台了。’自下而上’变成了’自上而下’。顾问不再‘放在手边’，而是‘供在头上’。高层管理者不再从基层做起，而是半路出家。中层管理者不再是‘管理的拱心石’，而是随时可以裁掉。张扬代替了低调。公司开始出现运行问题，其他类型的组织亦是如此。”
而且商学院的全面“胜利”还反应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社会层面上。一流商学院有望也确实给年轻人提供了一条追名逐利的捷径。”
“第二，思想层面上。显性与隐性原理实务斗争，往往是前者击败后者。”
“第三，学术层面上。新方法论盖有哈佛的印章，哈佛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
这是对于一个沉浸在管理理念之中人们很好的警示，管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用的管理是什么。很喜欢作者的一句话，“统计数据是很好的仆人，很坏的主人。”我想说，管理及一切工具都是很好的仆人，很坏的主人。你还在崇拜什么，你的信仰又是什么？
2017-3-16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九)：一个清教徒的日常
【关于清教徒】
清教徒是创业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人开创产业必须要禁欲和俭省节约。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消费性投入和支出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如此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发展。不是纵欲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清教徒崇尚商业和工业活动，在商业中诚实守信、珍视信誉、决不坑蒙拐骗，清教徒企业家不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具有对社会的回馈意识，担当社会责任、扶持社会公正，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承担了巨大的公共事业义务。清教徒对一切充满了信心，无论从事商业贸易还是生产耕种，都具有排除万难、获得非凡成功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善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他们身上值得人们学习的可贵精神非常之多。
其中有四点尤其重要：第一，是建造“山顶之城”的使命感，这种感召形成人们对未来特有的乐观主义。第二，是愿意躬身亲为的技师文化。第三，是清教徒相互协作的精神。第四，是清教徒的系统组织能力。（资料来源于百度总结）
【关于他】
他是一个清教徒，以前他对清教徒没有概念，在创业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了《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阅读之后像是找到了武林秘籍，从此清教徒的形象拼图渐渐在他的脑海里明晰起来。
一个清教徒的日常是惜时自律的，他重新拾回了早起的计划，一开始六点起床简直可以说生不如死，睡太晚起太早，每到上午十点半便会达到一个困乏极点，渐渐的早起就像一个螺丝一样扎进了生活的节奏并拧起了早睡的螺帽。或许，在都市中的年轻人，还是创业者，规律的十一点休息简直可以称为奢侈，但是当早起之后的效率提高以及生理上的生物钟反射形成规律，早睡也渐渐上了正轨。这时候的他喜欢上了另外一种状态：清明宁静。
不再有混沌的疲乏，而是每天的思虑清晰，对时间的把控有了基于自律的理性与严谨。零碎时间用于思考，锻炼一下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竟然有了一种意外之喜，灵感的爆发频次增高了。
早起之后，他发现这座城市比他想象中起得早，比他优秀厉害的人也比他起得早，他问自己？你知道这座城市什么时候天亮吗？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不负光阴从城市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之后开始。
在上班之前的时间，他会看一个小时书，一天之计在于晨，晨读可以让他的思绪清明，可以让他的阅读高效，读书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情，而是一种内在的修为与涵养，他或许记不起读了多少本书以及书中具体的细节，但是阅读的体验与感悟会融化为他的骨与血，流淌在他的灵与肉之中，诗词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如此。
有了充裕的时间，上班不再匆忙，可以走路或者骑自行车，天气好的时候，初晨的阳光洒在脸上，除了温暖还有能量，偶尔飘过来一朵云会让他觉得好像城市的雾霾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或许周围的世界依然匆忙，但当他慢下来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匆忙也有匆忙存在的意义。他不再觉得城市如牢笼，更不觉得别人都是奔波于牢笼之内的困兽，疲于奔命的挣扎着。忙碌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或许他们也是没有选择的，更或许忙碌奔波已经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清教徒的日常除了严谨的自律还有亲切的仪式感。
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推开窗户，望向远方，舒展一下自己的心与神，活动一下自己的眼睛与骨骼，他开始养花，窗台不大，花种不多，但渐渐成为了生活里一件温柔地仪式。
看完书之后会写半个小时的毛笔字，不为书法，只为了一种爱好与习惯，喜欢毛笔字的笔走龙蛇与撇横勾捺，铺开一张纸，研墨，动笔，抄抄经书以及自己喜欢的诗词，放点自己喜欢的音乐，宁神定心，从起笔到落笔，认真对待，起初是自娱自乐的一种尝试后来也成为了一份庄重的对待。
上班到达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庄严的戴好工作证，以前这样的细节他没有在意，不知从何时起，佩戴工作证成为了一天工作开始的重要仪式，带上工作证，意味着要对得起这份岗位与工作以及接下来的一天光阴。然后打开工作本，整理当天的工作思路与事项，认真的对待，做好一件就画一个勾，每到下班，看着自己画下的勾勾，他能得到一份心安。
当然，他每周给自己安排了一场电影，一次交流聚餐（见见老友或者拜访新朋友）；每月回家一次（尽可能多一点），完成一次温暖的团聚；每季度出去旅行一次，看看另外一个世界；一年完成一个愿望（都是关于感恩与爱人），他会记下生活里地感动与灵感，用一种慢生长的态度耕耘兑现。
他说，不知不觉，关于事业的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信仰，认为创业是一种基于意义与价值的创造，而不是简单的财富累加。上帝给了你创造的使命也必然会夺回你偷懒的机会。使命，从形而上的虚无到逐渐成为自己真实地实践，他从中获得信仰的源泉。
身边的人说他越来越理性，他清晰知道自己的转变，他曾经确实是个十足感性的人，但理性给他带来的条理与清明是他所渴望的。理性可以帮助他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认为这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他从这样的日常里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世界属于那些愿意弄脏双手并保持创业洁癖的人。并且已经决定，为自己的事业如此奋斗一生，更幸运的是，这时候他还算年轻。想到这里，心潮澎湃，兴奋不已。
他想做一个清教徒，完成这些渐渐发生在他身上的使命。
写于2017年5月4日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十)：清教徒精神与管理的方法论
一直有惦记《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最近终于在网上购买了一本，读了一遍后有些感触。
刚开始的时候被清教徒的五个基础特征——勤俭持家、亲力亲为、集体主义、组织能力和技术革新——所触动，这些确实是当今商业社会欠缺的品质，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读到后面第三篇——万恶的“专家”崇拜，则发现和自己的传统想法存在差异，不是很认同，因此不吐不快。
作者英国移民新大陆开始讲起，讲述了美国建国初期清教徒如何建立根据地，并通过铁路公司、钢铁厂的建设，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和总结了系统的管理理论，并随着二战结束后对日本的占领，通过作者所讲的西方三贤士，带动了日本的经济腾飞。针对此部分赞同作者对清教徒特性的描述，这些基础特征确实在企业初创时期确实很重要，或者是必须条件。同时联系到当今中国商业社会中投机与浮躁横行，基本的价值观存在了偏差，在此契机下强调勤俭、强调亲力亲，强调集体主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警醒意义。如何回归基本价值观，如何潜心努力建立管理的坚实基础，从而建立企业持续的竞争力，是当前企业转型的主要任务。
但是作者在第三篇，笔锋左转开始批评专家崇拜，特别是对泰勒、对MBA的批判尤甚。当然本篇中对实践经验，对业务掌握的强调是合理的，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和MBA中学习的管理理论依然存在其合理性。清教徒的特征是管理的基础内容，泰勒的科学管理和其他的管理理论，则是具体管理问题的方法论。方法论本身就是对管理业务的分析和总结，从而提列出管理的一般规律，当然此部分的方法论具有实施的前提条件，很多方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另外本篇中对通用电气杰克韦尔奇和IBM的郭士纳也是颇有微词，但是对德鲁克确甚是推崇，并经常引用德鲁克的观点来作证本书中的观点。杰克韦尔奇和郭士纳对通用电气和IBM的贡献，我想已经得到企业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德鲁克先生对泰勒科学管理延伸出来的工业工程，也甚是肯定，并且认为其对全世界的企业发展具有贡献。另外日本的经济腾飞肯定有麦克阿瑟的贡献，西方的工程师进驻和日本对美欧管理的学习肯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是否具有本书中所讲的重大的根本性的贡献，我想日本企业家肯定有其他说法，作为旁观者的中国读者也有不同的观点，日本的经济腾飞最重要的基础还是日本的国民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带来的全球分工和制造业转移。否则如何解释日本在二战前就建立了强大的国力，从清朝末期一直到二战都给中国带来这么大的危险。
个人认为清教徒的精神就想个人的基本品质，这个是一个基础，当然重要。但是泰勒代表的专家和MBA代表的管理方法论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和细化。就好比基础告诉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方法论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才是正确事情，如何才能把正确的事情做好。虽然可以说基础更重要些，但是强调基础不代表可以否定管理方法论的作用。
只有植根于清教徒的特质基础，并借助于管理的方法论才能让企业做的久，发展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