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行纪》的读后感10篇
《战地行纪》是一本由[英] W.H.奥登 / [英]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地行纪》读后感(一)：文学有它自己的利益
前面散文部分是衣修伍德写的，写得很好，翻译得也很好。一开始不太适应外国人视角，有点反感，起了爱国心。看到一个一个的战争中的中国人，看到火车船舶视野中的大地，那爱怜悲痛的感情真切起来。一边觉得民族命运太苦了，一边更觉得作者隔阂。但是看下去也理解他们，那观察的距离是天生的，那个距离中产生的感想就是那样的，那伦理的困境是真实的，没有更好的选择。
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不适合文学的关切的了，如果不是煽情的所谓文学。
也因此想起奥登的战时诗歌，当初阅读时那种模糊的不安的感觉变得清晰起来。我想那是因为诗人的立场，文学的立场，压倒了战争现场强烈吁求的那种情感立场。是一种冷漠。而文学和思想其实有它自己的利益。那是让人羞愧的。只能安慰自己说，那保持冷静的力量，那冷静中的思考，有可能带来真正的解救。但是我不完全相信。思想有它自己的利益的。它的正当性在天空而不在大地。但是那背叛的心情似乎也只能埋于沉默。
当然奥登写的可真好。后面又读一遍，有些地方能补出背景了，有一种亲近愉快。自始至终带着真切的民族感情，读完之后我还是无法回避地明白，令我真正感到亲近的是作家的立场。奥登跟衣修伍德面对官员、军人、政府职员、苦力时的不知所措，那种观察者本人现身的尴尬和分裂，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啊。
他们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记者，或者说他们也许其实是糟糕的记者。这本书其实也不写给今天大家默认的那种大众读者看的。我觉得它其实是写给跟他们一样的写东西或不写东西的文人看的。毕竟八十年了，而且那是英国，文人的角色和自信心都不一样。
另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是，他们真年轻啊。年轻人无情，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触发感想，但是其实什么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困惑和野心。也是要这样，才能有生机勃勃的作品吧。？从这个角度讲，作家，观察者，和他们观察的对象一样，都仍然只是大自然。
一个小乐趣，是看衣修伍德偶尔提到的奥登对某些人事的毒舌短评，还有他人来疯似的打赌下断言之类。只言片语，就觉得是一个受宠爱的老幺、朋友中的亲昵撒娇的明星。前面导读里说奥登那时候担心自己永远不会被爱竟然哭了起来，我看得都笑出了声，觉得非常非常的亲近。比之那个严肃诚挚的诗人的形象，入情入理，令人满意，真的以为自己了解他了。
最后，可能仅只因为我读书少，经常想起《异乡记》。依我的口味来说，这种体裁谁能写过《异乡记》啊。
《战地行纪》读后感(二)：“武汉会战”前的流光飞舞——读《战地行纪》
在跟随衣修伍德的旅行日记，走进他们从香港进入中国到从上海离开中国的这段时光，被衣修伍德在这本《战地行纪》中提到的伊文思和卡帕同一时期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时不时出现在脑海里，让人想起著名战地记者卡帕的那句名言：“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不管多少人曾质疑衣修伍德和奥登是否真正直面了战火硝烟，在本书中，他们由始至终也如卡帕一样努力地持续不断地接近他们想要看到的真相，即便面对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即便面对种种文化障碍，他们依然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更为精彩的是，在《战地行纪》中，他们实实在在地在汉口亲历并记载了抗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战“四二九空战”。同时细心计算一下他们离开上海归国的日子，正好是“武汉会战”全面开始——安庆失守的日子。因而也可以说，他们在“武汉会战”的前夕，为这场战役做了一次预检。而非仅仅是在上海与四个日本人做了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
在中国如此短短的日子，他们乘火车乘轮船乘汽车甚至竹轿，走过了空袭中的广州，两次进入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汉口。在郑州和西安，衣修伍德写下如斯句子——“若郑州意味着种种疾病，西安则意味着谋杀”，甚至差点“乐不思归”滞留九江，在南昌寻新四军不遇，在金华给三百个学生演讲，与特派记者彼得·弗莱明经历梅溪的失守，从温州乘外籍船到上海……匆匆在路上浮光掠影般的日子，注定他们无法深刻认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仅仅只能一窥当年“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陇海线一路的碎影，但另一方面清晰明澈地留在文字里的，却是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深刻”或者“犀利”，无一例外地呈现着他们的开放的思想。
扪心自问，那些被衣修伍德和奥登从头至尾深恶痛绝地随地乱吐痰的人，绝对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呼啸山庄”清理的那些被褥和窗子，依然在我们身边。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来去年一直在重看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深深的一抹人道思想的悲哀，抹不去地留在字里行间，即便衣修伍德描写这些事例时笔下英式的幽默时常能让我莞尔一笑。
而奥登，对于中国人他留下了这样美妙的句子：“中国人迷人而又纯真，他们有两种面容——一种如花朵般漂亮却全无生气，一种长得犹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是不是这位著名的诗人用了这样琢磨不透的形容方式表达了只能意会的他心中的中国？还是他那种欧洲人的眼光无法认识中国？奥登说“我们感觉中国人只是在说着他们欲令自己相信的东西”，他们看得多么清晰——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这样回答：“不，没有被打败。”“这是战略撤退。”衣修伍德早就断言：“在这个城市，强权政治的视觉生命比任何言辞都更为无情。”这就是“武汉会战”前的中国。真实么？虚假么？答案在读者心里。
有趣的是，奥登曾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范围”，同时，他还说过：“中国绝对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国没有可能去理解。撇开战争不谈，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至于最后这一句，是属于旁观者清，还是属于“一个旅行者的认知”，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了。
《战地行纪》读后感(三)：七十四年后的重访——《战地行纪》问与答
（写自己所译书的书评，总不免有鼓吹聒噪的嫌疑。既如此，少说废话、套话与重复话，这就在书中原有的导读之外，撮要理出此书的几枚花絮，以飨读者诸君。
自问自答这个方式比较随性，也符合摘引介绍的立意。）
这本书产生的大背景是什么？
因为有新闻题材。为何这么说？
我们知道，每个新闻媒体都装着异常敏感的红外线追踪器，总在寻找当下最热的那个点。举个切近的例子，只消看这两年北非和中东的乱局，大抵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从突尼斯到埃及，随着击鼓传花似的波浪效应，各国媒体记者应声而动，不惧临危犯险，冒着枪林弹雨也要深入一线进行实况报道，甚或有被流弹误伤打死的，于此就可见一斑；尾浪如今传到了叙利亚，焦点立马就随之转移。
对欧洲来说，1938年是个沉闷之岁；离二战爆发还有一年，各国坐在火山口上，仍维持着微妙的对峙平衡：那边，西班牙弗朗哥在德国援助下击败了左翼力量，奥地利行将被德国吞并，而英国还在执行绥靖政策拖延时日，根本想象不到两年后的敦刻尔克撤退。一句话，新闻界和知识界双双遭遇了所谓的“题材枯竭期”。此际，中国正值抗战进入第二年，鹤立鸡群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前线，当仁不让地成了世界热点新闻的来源地。彼时尚是纸媒为王的时代，作家担负起战况报道的临时职责，对市场导向的媒体出版界来说，也是颇为正常的反应。作家的身份比较灵活，没有新闻报道的时限限制，又可作深度的观察与评论，倘若文笔又很好的话，他们的专文比之报章记者发出的干巴巴的电讯稿，可读性那是要强过很多的。
一时间，民国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好不热闹。
3月9日，奥登和衣修伍德到武汉的第二日，就出席了由国民党宣传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外媒记者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不由人感到惊奇：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密集的实地报道中国，在中外双方来说都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彼时在中国或到访过中国的英美诗人不乏其人，譬如燕卜荪和瑞恰慈，他们深爱彼时的中国，但他们在作品中并没有写到中国；也有来了觉得隔膜，过后只字没写的，譬如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英国诗人埃德蒙·布伦顿。而奥登在访问中国之后，却写出了极为重要的《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又称《战时十四行》）。
奥登和衣修伍德为何写这本书？
是应约而写。
之前的1936年，奥登与好友路易斯·麦卡尼斯曾结伴前往北欧，两人合写了一本旅行读物《冰岛来信》；，次年交由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后，初版就印了8000册（这个初刷数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评论界也给予了好评，还入选了英国读书协会的推荐书目。这让奥登很受鼓舞，他的收入状况因此改善了一些；几个月之后，他写信告诉一个朋友说：“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
有了这个成功先例，蓝登书屋与法伯出版社再邀奥登与衣修伍德写一本诗歌、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读物”，但指定了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7月，适巧中日战事爆发，目的地已不言自明。
来中国时，两人刚过而立之年，奥登31岁，衣修伍德34岁，他们带着新晋才子的傲气，外加高中学童的调皮劲儿，又好奇，又忐忑，就这么煞有介事地来到了中国。他们是头一回在苏伊士以东地区旅行，既不会说中文，对远东情形只从书籍报章上了解个大概，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这个年纪的奥登，却正站在路向抉择的关口，用他后来那部作品的标题，他正处在自己的“焦虑年代”。
37年，奥顿出版了诗集《看，陌生人！》，因这部诗集获得了国王乔治六世授予的国王诗歌金质奖章，在英国正声名鹊起。在这个多事之秋，他俨然成为了民族代言人。这一年他曾去西班牙呆了一阵，为共和政府开过救护车，在电台宣传部门干了一阵，后来又去了阿拉贡前线；结果，他发现政治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暧昧和麻烦。几星期后，他悻悻离开了西班牙。此后,在《西班牙》一诗发表后，奥登还因这首诗中的“今天/死亡的机率有预谋地倍增/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恶”的句子，招来了乔治·奥威尔的言语攻击，引发了一场笔战。总之，西班牙之行对奥登来说不怎么愉快。他已深深厌倦了意识形态的争论。
在当时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此时的中国正是法西斯主义与正义力量之间全球对决的远东前线，中日战争正是西班牙内战的一个遥远的翻版：启程前，奥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国不会象西班牙那样，挤满了“明星文学观察家”(衣修伍德语)。对他们来说，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机会——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没去成西班牙，而奥登觉得自己之前在西班牙一无所获。
这本书的诞生，自有两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动机，正如奥登所言：“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场战争”。
这里，确乎存在着某种私底下的题材竞争。
他们走了怎样的行程路线？
行程密集，几乎走了大半个中国。
二人于1938年1月中下旬坐上“张伯伦号”出发。此前，在伦敦，EM福斯特为其饯行。此段航海旅途，奥登写了六首诗，构成了前篇《从伦敦到香港》。
1月下旬抵香港。其时燕卜荪正为西南联大筹集书籍，途经此地正好巧遇奥登他们，据他回忆，奥登“抽着大雪茄“，正忙着赶赴港督与汇丰银行总裁的宴会。看来，奥登与衣修伍德这两个文学新贵已被看作了英国文艺界的东线慰问使节，受到了隆重接待。
1月28日，他们从香港入东江口，到了广州；甫一踏入中国境内，便听到了真切的桥炮声。坐火车北上武汉，办好了采访通行证的相关手续，此后近四个月，他们辗转于中国各地，先经郑州去徐州，实地探访了台儿庄战役的前线。此后访问完西安，折回了武汉，又经南昌去了金华、安吉和温州，至5月25日乘客轮到了上海；在沪停留了近一月，6月21日，他们自上海启程回国。
回国后，奥登与衣修伍德就中国之旅作过几次讲座，之后奥登便窝在布鲁塞尔潜心创作《战地行纪》一书中的诗歌，9月底返回英国。39年1月，奥登作客BBC讲述了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两天后，他与衣修伍德一起去了美国。这年3月，《战地行纪》在英国出版，两个月后，美国版发行。至此，奥登的“中国之旅”始告一个段落。
他本人又是如何描述此次旅行的呢？1938年4月20日，在汉口领事馆的临时住处，奥登给友人道兹夫人写过一封信，其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探究这场中国的战争，有如卡夫卡的一篇小说。”
奥登和衣修伍德一路都见了哪些人？
在此，大致理出一份他们此次旅行所会见的人物名单（按照先后顺序分别为）：
在广州，拜会了笑声不断、说着蹩脚英语的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后面和广东省行政长官吴铁城吃了顿饭。
在汉口，于外媒新闻发布会上再遇同船来华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和荷兰人弗恩豪特（伊文思《西班牙大地》的摄影师）；其后先是拜访了担任国民政府私人顾问的陈纳德将军，经将军引荐，又见了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冯·法肯豪森将军；结识了风风火火、有些神经质又不失可爱的史沫特莱，由史沫特莱写了介绍信，又去见了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博古；3月14日，由陈纳德引荐，两人采访了蒋夫人宋美龄，领略了夫人的谈吐风采，像模像样问了若干问题后正欲离开，又巧遇正好上楼来的蒋介石，而蒋本人“在这个私人场合，显得和蔼而腼腆，为拍个合影，站着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
在西安，见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在徐州，见到了李宗仁，然后去了台儿庄战区前线。
在南昌，见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金华，见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将军。
在上海，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介绍他俩认识了出版人和诗人邵洵美，最后还拜会了路易·艾黎。
检视这份名单（还漏了很多有名无名的中外人士、贩夫走卒），我们发现它几乎将此时活跃在中国的政军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扫了个遍。由此可以设想，他们此行定然得到了英国驻华各使领馆的大力襄助和预先安排。而国民政府那时亦亟需外籍记者和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跟进报道，官民上下全体配合，在外宣方面张开了热情欢迎的怀抱，于采访接待的诸多细节上都做足了文章。
奥登和衣修伍德这一路可谓是畅通无阻。
《战地行纪》除了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如何？
《战地行纪》从外部人的视角，为我们报道了一个真实的抗战中的中国，没有夸饰，没有渲染，并不回避社会与人性的灰暗面；加之奥登和衣修伍德本就有些顽童脾性，他们笔下的中国拼图感觉很混搭，甚至有些可笑，但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这样出现的国人的面目却显得真实而单纯。那时，正是整个民族心气昂扬、空前团结的年代。
当然，它更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收入此书的《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亦称为《战时十四行》）和其他诗篇，正是奥登步入成熟期的标志性杰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奥登文学遗产管理人门德尔松教授在《早期奥登》一书中，评价《战争时期》组诗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而另一评论家约翰·富勒亦在《奥登读者指南》中称之为“奥登的《人论》”。是的，直到今天，我们仍须倾听奥登那“诗人的喉舌”发出的独特而冷峻的音调。
收入本书的的奥登诗篇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名闻遐迩（虽然并没有完整翻译过来），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和对中国抗战的考察，特别是经由《战地行纪》的诗歌创作，诗人奥登走向了中年的成熟；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催生了他终其一生的人文情怀和怀疑精神：“人类不是生来自由或生来良善”。在此，我们不由联想到旅居英国的犹太哲学家卡尔·波普。奇妙的是，这两位智者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为人类的可能方向给出了同一个非决定论的解答。
奥登诗歌的最早翻译者是谁？
虽然穆旦、卞之琳、杨宪益、王佐良等诸位前辈都曾译过奥登，但从时间点来说，最早翻译奥登作品的当属海上闻人邵洵美，而最早出版奥登译著的当是翻译家朱维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译介并没有如后来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授课那样，在中国文坛引入一股“奥登风”。
如前所述，奥登和衣修伍德在上海期间便与邵洵美结识相交，他们之间已有过诗文方面的交流和互赠；及至奥登他们刚离开中国，邵洵美便开始着手翻译奥登诗作了。38年12月1日，他就在自己主编的《自由谭》1卷4期上刊出了奥登《战争时期》组诗第十八首（中文题名为《中国兵》）的译文，此时，奥登与衣修伍德合著的这本《战地行纪》还没有正式出版；其后，邵洵美又连续在《南风》第一期（39年5月15日）、第二期（6月15日）、第五期（9月15日）推介奥登的作品，称之为“我们所切盼的‘伟大的作品’”。
另一位较早译介奥登诗歌的是朱维基先生，他的名字在今人耳里听来已很陌生，却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翻译家，曾译过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唐璜》、但丁的《神曲》、《卢森堡夫妇诗选》等。41年5月，上海国民书店出版了由他译出的奥登诗篇，收录了奥登在《战地行纪》一书中的前篇序诗6首，十四行组诗27首诗，以及篇末的诗体解说词；书前还附了一篇长达36页的引言，详尽介绍了奥登跻身诗坛的背景、他的诗艺特点，还逐个解析了组诗每首诗的含义。尤须记取的是，恰在1938年，朱维基在上海与蒋锡金等人合编了诗歌刊物《行列》，创作了不少抗日诗歌；上海沦陷后，日方对爱国文化人士进行轮番迫害，他与陆蠡、夏丏尊、赵景深、李健吾等文化人士先后身系囹圄，他数遭酷刑，被监禁了好几年；而陆蠡先生更遭日本宪兵队杀害，在此也须铭记一笔。
……
《战地行纪》中的诗文告诉我们，文学中的正义实现，并不在于一时激愤的报道，也不会因自踞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文学声名的权威堡垒上就唾手可得，它需要写作者本人具备超越俗见的人格特质（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个特质就是深刻而冷静的洞察力，以及对语言本身的探索。
七十四年后，奥登借着这本《战地行纪》再度来到中国，值此《奥登文集》第一部出版之际，谨向他、衣修伍德以及所有的译介前辈们致敬，这也是我撰写这篇介绍文字的题中之义。
……
（本文参考了以下诸位的专文写成，特此致谢。
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言先生的《抗日战争研究》
乔晓轩先生2008年5月4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诗人奥登七十年前的上海之行》
赵毅衡先生的《奥顿：走出战地的诗人》）
《战地行纪》读后感(四)：《战地行纪》读后感：愿世界和平
【摘抄】journey to a war
1、中国人的思想天生不会被神秘事物吸引。它关注的是实用伦理。它要求的是达成良善生活的七德行。它对现世的兴趣程度远远超过对来世可能性的兴趣。于是这些年轻人——不管他们多么快就掌握了神学的思辩技巧，不管他们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有多聪明——在今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倒退到哲学上的异教信仰。
2、中国，农业社会。我有一千亩地。我有是个儿子，他们各自只有一百亩地。在中国没有什么大地主。每个中国人都一定要有座房子，他必须要娶妻生子；如此他才能取信于社会。
3、战争是轰炸一个已被废弃的军工厂，投偏了，炸死了几个老妇。战争是拖着条烂腿躺在一个马厩里。战争是在谷仓里喝开水，担心着自己的妻子。战争是山里几个不知所措、极度惊慌的人，对着灌木丛间移动的某个活物射击。战争是无所事事地等上数日；是对着断了线的电话大声喊话；是不停地走路，没有睡眠，没有性爱，不能洗澡。战争是如此紊乱、低效、令人费解，而且多半是个运气问题。
4、在这个城市，社会两极间的鸿沟如此难以逾越。这里不可能有妥协。而我们自己，尽管辗转走访了很多贫民窟，尽管做了很多笔记，尽管确实极度震惊和愤慨，仍然无可避免地属于另一个世界。最终，我们总是要回到壹号府邸吃午饭。
【读后感】愿世界和平
一开始看到书名的时候，以为这是一本枯燥的史学文献，看了以后才知不是。虽然仍是历史，但是很真实，很平易近人的语言，没有历史书那种无表情的叙述风格。这本书一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衣修伍德和奥登的日记，主笔是衣修伍德，但内容是结合了两人的日记重新整理过的。第二部分是奥登写的十四行诗集，老实说，没看懂。但第一部分也很值得看。在日记里，衣修伍德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战争中的中国，一片人心惶惶的景象。这里头，文字所描述的场景远比平日在电视里看到的战争场面更震撼人心。平日电视里看到的是紧张的战争场面，但这日记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写的，他所看到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交战场面，而是处于战争中惶惶不得安心的百姓、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迷信用活鸡血消毒伤口的伤兵、热心负责的国际医生。从这些日常的场景中，反而才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看完这本书，我很感慨。很庆幸出生在和平的年代。无法想象爷爷奶奶那一辈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真的，愿世界和平。不要有战争。
书中这段话最让我透不过气来：战争是轰炸一个已被废弃的军工厂，投偏了，炸死了几个老妇。战争是拖着条烂腿躺在一个马厩里。战争是在谷仓里喝开水，担心着自己的妻子。战争是山里几个不知所措、极度惊慌的人，对着灌木丛间移动的某个活物射击。战争是无所事事地等上数日；是对着断了线的电话大声喊话；是不停地走路，没有睡眠，没有性爱，不能洗澡。战争是如此紊乱、低效、令人费解，而且多半是个运气问题。衣修伍德列举了几个他们来中国后所观察到的生活场景来谴责发起战争的人。当我把里面的受害者都想象成自己时，我无法想象自己该怎样生活得下去。现在想想，那种通过鼓吹暴力、鼓吹发动战争来表明自己爱国心的人简直是在耍流氓。太不负责任了。他们这是在泄愤，而不是爱国。他们没有想到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苦难。假设真的发生了战争，现在这种平静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不能悠闲悠闲地去买早餐，去逛菜市场，去上班，也不能安安心心地睡觉，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中，这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吗？我无法想象。突然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美好。愿世界上那些还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能早日脱离苦海。愿世界永远和平。也愿国人能理性爱国。
《战地行纪》读后感(五)：“武汉会战”前的流光飞舞
“武汉会战”前的流光飞舞
文 蓝文青
读《战地行纪》的时候，正是属于海洋性气候的上海最冷的冬末春初，寒雨和春雪的交织，昭告春天不远，也昭告寒冬未走。就像 1938年1月到6月间，二十世纪著名的诗人奥登与作家依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纪》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短短的光阴，特别是3月到5月之间，他们在中国抗战的东南西北前线，经历过的那段很多中国人都快忘记的著名的“武汉会战”的残酷岁月。那段岁月，也正是抗战即将进入僵持状态的前夕，最残酷日子即将到来的前夕。
在跟随依修伍德的旅行日记，走进他们从香港进入中国到从上海离开中国的这段时光，被依修伍德在本书中提到的伊文思和卡帕同一时期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时不时出现在脑海里，一一对应在著名的战地记者卡帕那句“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的名句。不管多少人曾质疑依修伍德和奥登是否真正直面了战火硝烟，在本书中，他们由始至终也如卡帕一样努力地持续不断地妄图接近他们想要看到的真相，即便面对重重物质上的困难，即便面对种种文化障碍，他们那么努力接近的短短的一瞥之中，他们依然是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更为精彩的是，在《战地行纪》中，他们实实在在地在汉口亲历并记载了杭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战“四二九空战”。这也注定了他们笔下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同时细心计算一下他们离开上海归国的日子，正好是“武汉会战”正式全面开端——安庆失守的日子。因而也可以说，他们在“武汉会战”的前夕，为这场战役做了一次预检。而非仅仅是在上海与四个日本人做了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
在中国如此短短的日子，他们乘火车乘轮船乘汽车甚至竹轿，走过了空袭中的广州，两次进入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汉口，在郑州和西安，依修伍德写下如斯句子“若郑州意味着种种疾病，西安则意味着谋杀”，甚至差点“乐不思归”滞留九江，在南昌寻新四军不遇，在金华给三百个学生演讲，与特派记者彼得•弗莱明经历梅溪的失守，从温州乘外籍船到上海，匆匆在路上浮光掠影般的日子，注定他们无法深刻认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仅仅只能一窥当年“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陇海线一路的碎影，但另一方面清晰明澈的留在文字里却是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深刻”或者“犀利”，无一例外地呈现着他们的开放的思想，他们，在二十世纪那些黑白分明的年代里，他们依然保持的知性和人道，无论是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对日寇的憎恶，还是对当局种种表达，宣明而真挚，良善而不偏激。
在读《战地行纪》的整个过程里，随着阅读《战地行纪》的深入，在他们行走在“武汉会战”前夕中国战火纷飞的焦土中，一本本读过的不仅仅是抗战的书籍一一在脑海里闪过，不仅仅是不是依修伍德和奥登正在经历的时空变换，更是他们所遇见的政界、军界、文化界的那些人物，“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传教士”，特别是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杜月笙，邵洵美、凌叔华，甚至中国生理学之父林可胜等等，那些曾经在别的地方以别的方式接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那些曾经在我自幼的认识里构建的很多印象，一点一滴地在他们的文字里呈现出另一面，虽然不至于完全改变，却已经带来一个不曾看见的那一面，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对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更有深刻的意义。
扪心自问，那些被依修伍德和奥登从头至尾深恶痛绝的那些随地乱吐痰的人，绝对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呼啸山庄”清理的那些被褥和窗子，依然在我们身边，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来去年一直在重看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深深的一抹人道思想的悲哀，抹不去的留在字里行间，即便依修伍德描写这些事例时笔下英式的幽默，时常能让我莞尔一笑。
而奥登，对于中国人他留下了这样这样美妙的句子 “中国人迷人而又纯真，他们有两种面容——一种如花朵般漂亮却全无生气，一种长得犹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是不是这位著名的诗人用了这样琢磨不透的形容方式表达了只能意会的他心中的中国？还是他那种欧洲人的眼光无法认识中国？对奥登，对今天的我们，或者说，对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陌生的。而奥登和依修伍德给了如此犀利的答复——“我们感觉中国人只是在说着他们欲令自己相信的东西” 他们看得多么清晰——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这样回答“不，没有被打败。”“这是战略撤退”依修伍德早就曾言：“在这个城市，强权政治的视觉生命比任何言辞都更为无情。”这就是“武汉会战”前的中国。真实么？虚假么？答案在读者心里。
至于让一些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如上表达，“奥登文学遣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早已经留下了如斯解说：“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地理环境中试图摸索出自己的方向时，他们对中国的描述有时故作天真，有时故意落入俗套，如此行文，目的当然在于强调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意识。”文化的差异是如此巨大！真的是这样的吗？即使语言不通，即使文化阻隔，即使交通阻断，即使物资匮乏，好在依修伍德和奥登还是留下了一本留存至今的“史料片”，特别是记录下著名的“武汉会战”前夕的“史料片”——《战地行纪》，留给读者自己去鉴别了。
有趣的是，奥登曾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范围”，同时，他还说过：“中国绝对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国没有可能去理解。撇开战争不谈，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至于最后这一句，是属于旁观者清，还是属于“一个旅行者的认知”，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了。而作为中国读者，能有机会通过依修伍德的眼睛看见那时候的中国，哪怕仅仅是一窥一瞥，那也是一件幸事。
合上这本书，依修伍德平和幽默的文字下，奥登略显陌生的诗句里，历史，湮没在时光的长河中，等待读者在浮光掠影中开启。《战地行纪》便是那一抹老电影一般的流光，请捕捉它，探究它，回味无穷。
【刊登】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3/20/nw.D110000zhdsb_20130320_2-09.htm？div=-1
《中华读书报》
【原文地址】
天涯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50117&PostID=49659577
网易 http://iwen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430144220131220103179/
《战地行纪》读后感(六)：重返抗战现场
《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三章中，堂吉诃德得知传记《匪夷所思的拉曼查绅士堂吉诃德》记载了自己挨过无数棍棒的事实时，心生不悦地说：“有些情节本来就不会损害和改变传记的真实，如果会令传主尴尬，何必还要写出来呢。事实上，埃捏阿斯并没有维吉尔写的那么仁厚，尤利西斯也不像荷马描绘的那么睿智。”狡黠机灵的卡拉斯科学士知道了他混淆了传记与文学，便向他解释说：“诗人可以不必拘泥于事实，而是按照事物应该具有的样子去吟去咏；史家却不能写应该怎么样，只能写实际上是怎么样，而且还不得对事实做任何增删。”因此为堂吉诃德作传就不能回避他挨打的事实。
卡拉斯科学士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差异的说法看似有理，实际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较为粗浅的理解。史家再现和串联历史事件本身就有一定叙事逻辑，加上他们使用的叙事工具——语言——必然受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等各种因素影响，因此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是对过往事实的择录整理，不可能完全忠于事实本来混乱无序的面目；而文学，包括以虚构和想象为主的小说，反而可能（当然，只是可能）在叙事中抵达比历史叙述更高层面的真实，吴承恩的《西游记》魔幻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但不乏对现实的折射讽喻，卡夫卡的《变形记》情节荒诞怪异但反映人性之真实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海明威在《战争中的人们》的序言中就向作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
言归正传，就中国的“抗战”这个庞大主题而言，其历史叙事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且层出不穷，这里暂且不论。而当时的文学家亦大多自我设限于启蒙人生救亡国家的文学理想，以从意识形态出发取代从经验出发，作品触及真实的范围和深度难免有限，于是不到一个世纪，关于抗战中国的种种细节便尘封于历史烟尘与文件档案中了，倒是“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式的荒谬叙事频频出现在大众眼前。因此，英国作家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据他们1938年上半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整理创作并于1939年4月出版的《战地行纪》被中国引进出版，可以说为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重返抗战现场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抗战”大主题增补了一个新鲜的、有距离的、文学的视角。
《战地行纪》的正文由三个部分组成：《从伦敦到香港》收录的是奥登在轮船上、在澳门和香港时创作的六首诗歌；《旅行日记》是衣修伍德根据他和奥登分别撰写的中国日记整理完成的日记体散文，占了全书大部分的篇幅；《战争时期》则包括了奥登的十四行组诗《战争时期》和一首自由体长诗《诗体解说词》。
《旅行日记》是全书最具可读性和史料价值的部分，它详细记载了奥登和衣修伍德从1938年1月28日离开香港前往广州，到6月12日离开上海这四个半月里的全部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广州、汉口、郑州、徐州、西安、九江、南昌、金华、丽水、温州和上海等地，几乎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衣修伍德用详细生动的笔触兴味盎然地叙述了他们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的感性认识：如作为战时“首都”的汉口“隐藏着的所有线索，足以让一个专家去预测今后五十年的事件”，位于中国两条铁路干线会合点的郑州是“一座强盗、赌徒、妓女和小偷之城”，西安“因其巨大的监狱围墙，自身倒反而被挤缩得很小”，而从江中望去“令人难忘地呈现出一个大都市的外观轮廓”的上海，其背后“根本没有任何城市的迹象”；如宋美龄“是个小个子的圆脸女士，着装高雅，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很活泼，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蒋介石并不像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那样“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反而“和蔼而腼腆”，拍照时“明显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李宗仁“非常礼貌，肤色较黑，嘴巴很大，眼睛深邃而机智”，杜月笙的脸“就像从石头里劈砍出来一样”，而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将红军当成了她的整个生命，她的丈夫和孩子……
不难看出，衣修伍德和奥登打量中国的目光仿佛打量一个无序的新世界，带着好奇和不解，他们的观察止于表面，流连于细节，而这，正是对那个时代缺乏感性认识的读者所亟需的。《旅行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真的，中国之行是如此神秘难解，以致会让你最终充满了某种绝望。早上，奥登听到了一声爆炸，就跑到大路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看到一个军官对着他的手下滔滔不绝地训话，还有一群农民在烧一本旧书。接着，一个女人跑过来，在军官面前扑通一下跪倒，一边哀号一边哭诉。军官将她扶起来，然后，两个人马上相当自然地讲起话来，仿佛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这是他们整个中国之行所有见闻的浓缩版，置身于一场大战中，经历过空袭深入过前线，采访过最高领袖也接触过最底层的人民，历史就在眼下发生，却如阅读一本荒诞小说，每个字每个词都认识都清晰，就是无法理解它们的含义。后来奥登也说过，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可以理解西班牙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是他了解的欧洲文化，但中国人和中国的事他不可能理解，文化差异和语言不通必然成为共情的障碍，因此《旅行日记》并不试图理解中国人，也尽量不评价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士气，只是事无巨细不论好坏地记载他们的见闻和第一印象，它固然不可能反映1938年上半年抗战中中国的全貌，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奥登和衣修伍德自身政治立场、道德判断和东方式想象的影响，却因为他们有距离的冷眼旁观而获得了一定的客观性。
读完《旅行日记》再读《从伦敦到香港》和《战争时期》，才能更好地理解奥登深刻冷峻的诗句，从“日新月异的西方虚伪而庞大，却对之肆意轻侮，/长久以来，这个如花朵般隐忍的民族/已在十八个行省里建起了这个尘世”里看到他眼见被入侵的、忍辱负重的中国后对西方文明产生的反思，从“他们活着，受着苦；已尽了全力：/一条绷带遮蔽了生气勃勃的人世/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认识/仅限于手术器械提供的医治”里读出他对伤兵的深深同情和忧虑，从“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他双眼紧闭躺在一条厚棉被里，/然后就泯无踪迹”里亲眼见证战场上的残酷，以及诗人对人性哪怕是战争中正义一方人性的悲观，而事实上，也正是在这首诗里，奥登流露了他后来也表达过的对中国的看法——“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如果说《旅行日记》呈现的是画面和细节的真实，是走马观花式的察看，那么十四行组诗《战争时期》和自由体长诗《诗体解说词》就是对战争的俯瞰和凝视，它是粗砺的完整的，超越国家和时代，趋向真理，而这就是海明威所说的“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的文学作品。
此外，《战地行纪》一书还附录了奥登和衣修伍德在旅行途中拍的照片，政治人物，军队将领、地方官、士兵、知识分子、劳动者等各阶层中国人，以及驻华大使、特派记者、传教士、外国商人、医生乃至日本哨兵等各国人士，这些已成历史的灰白面孔在白纸显影出真实的另一个维度。
《战地行纪》读后感(七)：笔记
他将每件琐事在心灵里产生的小小颤动错当成诗篇
1.同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相比，奥登和衣修伍德的中国之行可以称得上是“养尊处优”了。一路都有向导，各种高官相助。有一段竟写到“究竟有没有早饭吃”的问题。但他们作为当时英国文坛的“新晋才子”（奥登31岁，衣修伍德34岁），愿意暂时放弃国内安逸的生活，主动前往“抗日”战争前线，精神依然可嘉。中国文人对外部世界似乎就没有这份热心。
2.当然奥登和衣修伍德是有写作的私心的。奥登说：“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场战争”。当时已有太多作家去了内战中的西班牙，所以他们需要去新的战场寻找素材。正如译者所言“这里面有一种题材竞争”。
“题材竞争”意识在国内几乎是看不到的，似乎所有作家都有信心从他们的童年、故乡和内心挖出用不尽的宝藏。他们不需要外界的刺激，新闻时事只会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略大于整个宇宙”，何况他们的书房已经装满了全世界的经典作品，根本无暇他顾。他们当然也不会同意奥登那“狭隘的”断言：“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
3.1938年，上海的某一天，奥登对邵洵美说，他没有见过一篇像样的关于抗日的中国诗歌。邵洵美说他读过一首，里面有一句“敌人钻进了一口空棺材”。奥登表示很感兴趣，要求邵氏找来看看。这其实是邵氏赌气杜撰的，为了圆谎，他便用英文写下全诗送给奥登。奥登和衣修伍德一直蒙在鼓里，还将此诗收入书中。
这段插曲很有意思。其实中国又何尝有一首像样的关于“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诗。中国的诗人，尤其是当代的诗人，几乎都认为政治不应该入诗。因为意识形态没有诗意，且很短暂，他们更向往荷尔德林式的永恒，至少也是布考斯基式的放荡不羁。但究竟是不能，不敢，还是不愿，就不得而知了。
4.奥登“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里有一首写诗人的，我认为很准确。
他们……崇拜他，把他捧得不知所以 这令他心生骄矜，直到他将每件 家长里短在他思想或心灵里 产生的小小颤动错当成诗篇“将每件家长里短在思想或心灵里产生的小小颤动错当成诗篇”，此句一出，眼前立刻浮现不少面孔。
（中国有多少县城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是不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哪个人去过中国所有的县城？中国真的太大了，交通和通讯的进步制造了一种“小”的错觉。）
6.突然出现叶君健的时候感到一股莫名的亲切……上初一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叶君健纪念馆，走在半路上忽然下起大雨，浑身都淋湿了。我们就湿漉漉地在纪念馆里走动。不记得馆内都有些什么，之后也从来没有进去过。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些不真实：我们县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吗？现在还在吗？至少这么多年回家，从未听谁提起。
书里写到叶君健用世界语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之前只知道他是安徒生童话的译者，他的小说倒是很有兴趣读读。也许应该好好了解下这位老乡的生平和作品？对家乡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以前只注意到它可憎的一面。
7.有一处写道奥登和衣修伍德倚在栏杆上将硬币丢到码头取乐：看它们多久才会被人注意到并捡起来。有一个小男孩发现硬币后，生怕被人看到，便用脚趾头去够，非常缓慢地将它拨到伸手可捡的位置……衣修伍德说这是他“平生所见最令人震撼的事情之一，它道出了苦力挣扎求生的真实一幕”。
我留意到我在阅读这段时心里闪过一丝不快，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里的某些镜头）——其实完全不该有。由此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顽固。毕竟被教育了这么多年，“想象的共同体”扎根太深，并不是那么容易连根拔起的。我们低估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大学教育）的毒副作用。
《战地行纪》读后感(八)：战时中国的日常群像
《寻路中国》、《江城》等“外国人看中国”之类的著作走俏国内大抵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本土报道（无论来自媒体、网络抑或公知）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委实尴尬得令人难堪。在此背景下，另一本报道抗战中国的《战地行纪》想必也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两位作者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甚至不是专业记者而是诗人和小说家，他们所写的这本旅行札记也充满各种夸张和相互抵牾的错误信息（受文化差异、通讯技术和战时环境所限），但正因其无利害关系的局外身份，他们所留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才具备一种相对客观性，为我们还原、补充、修正了抗战初期的中国风貌和日常群像。
奥登与衣修伍德的中国行始于1938年1月，终于该年6月。在此期间，两位作者辗转广州、汉口、徐州、西安、金华、上海，足迹远至西北和东南前线。他们不仅采访到了国共两党的要员、外国传教士和医护工作者、士兵和平民，还有日本代表和已与日本签订协作条约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向读者们介绍了第一手战争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本日记体游记，该书并没有落入此类作品常有的流水帐模式，而是有故事，有观点，有谐趣，总之，是一本线索零散而主题高度统一的文学味浓厚的书。
比如对人情的刻划，便体现出两位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在他们笔下，杜月笙一手血腥一手慈善宛如“戴帽子的斯芬克斯”，从公共形象转入私人领域的蒋介石姿态僵硬得如同“被罚站的学童”，而从中共核心出局的博古，则是一个时常哈哈大笑、以至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的乐天派……这些叱诧风云的历史人物，在此展现出我们因种种事由而无从知晓的另一个面向。而对战争的刻划，更显见两位作者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徐州期间，适逢台儿庄大捷，他们不似中国官方那样刻意赞美胜利，而是转笔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我们都很兴奋，除了一个中国医生，他变得忧郁起来，陷入了沉思。他有一个日本老婆。”战时人心的迂曲复杂是跨越国界的，即使言语不通，也足以在作者们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事实上，对于所有人而言，中国能否战胜日本，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作者们却坚信中国必胜，我们会奇怪他们的这种信念是从何而来的。是客人对主人的客套之辞？抑或“正义战胜邪恶”的天真想法？都不是。而是从他们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中所作出的判断。彼时中国军备老化、设施陈旧、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换作任何一支欧洲部队都会质疑战胜日本的可能性，但中国军民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作殊死战斗，其牺牲精神令作者们印象深刻。我们今天会根据种种政治和经济因素作出战争推测，而对“精神”这样难以量化的东西嗤之以鼻，但在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中，“精神”确乎可以成为民众赖以坚持的支柱。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将这种“精神”轻巧地诗意化了：“战争定然是这样吧——只是块穷土恶壤，中国那鲜花盛开的丰饶大地上的一小块死亡之地。”他们没有看到苦难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百姓细水长流生活的一部分，“血肉”铸就的长城当然也不是几颗炸弹便能轻易摧折的。
不过，作者们还是能从这样的恒久中看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普遍缺乏团队合作与公共精神，动辄拳脚、一盘散沙的内耗从高层一直绵延至民间，而缺乏法治和道德监督的商业欺诈、食品安全问题也因战争大行其道。当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试图根治这些问题，但其改革正如所有古代中国“自上而下”的变法一样，缺乏形成共识的坚实社会来承接，来谋划，来互动，以至成了又一种中央施加基层的理想型和抽象性框架。作者们据此预言战后中国将面临比战胜日本更艰巨的任务：疾病（医疗）、危房（住房）、垃圾（卫生），和文盲（公民教育）。此言诚哉，孰料历史的发展并不尽遂人愿。
奥登与衣修伍德短短五个月的中国行，印象必然是浮光掠影和浅淡粗疏的，其大英帝国臣民的优越感、西方文人的“雅痞”劲儿，也从叙述中时不时冒出来。不过他们与中国保持一段距离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从鲁迅痛定思痛的“民族劣根性”视角中移出焦点，得以观察十年前还被其大力鞭挞的麻木围观同胞溅血的中国人，是如何自救的。而75年之后，我们也尚能从中见到自己斑驳的身影，可见该书仍不失当下的镜鉴意义。
《战地行纪》读后感(九)：反战的信念，人道的情怀——读“奥登文集”之《战地行纪》
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读了些外国现代诗歌，其中就有英囯诗人奥登的作品，说实话，没有全看懂。不过，奥登的名字倒是记住了。前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奥登文集”的第一种《战地行纪》，笔者先睹为快，以期对这位在英国和世界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诗人、作家有进一步的了解。
《战地行纪》并非奥登一人所写，除了第一部分“从伦敦到香港”（十四行诗）、第三部分“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附诗体解说词”出自他的手笔，本书的主体部分“旅行日记”，其实由他的好友衣修伍德所著。
1936年，奥登与麦卡尼斯前往北欧旅行，两人合写的旅行读物《冰島来信》在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后，颇受好评。奥登受到鼓舞，写信告诉朋友：“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出版社趁热打铁，在次年建议奥登再写一本旅行读物，但条件是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奥登于是决定与好友衣修伍德到中国去，这本《战地行纪》便是两人此行合作的成果。
由于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从1938年1月底两人由香港进入广州，到6月12日从上海离境乘船返回英国，奥登与衣修伍德在中国呆的时间不到五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很难保证他们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是特殊时期的、战时的中国，因此他们的观感难免有浮光掠影乃至未知所云之处。正如“奥登文学遣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所言：“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地理环境中试图摸索出自己的方向时，他们对中国的描述有时故作天真，有时故意落入俗套，如此行文，目的当然在于强调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意识。”有鉴于此，当我们看到书中描写两人居然在中国餐馆中发现“食用蟑螂”，由中国人食竹笋进而推断中国人会吃竹子，就不会太过惊讶了；对于书中提到的他们刚到中国时，他们的英国同胞荒诞之至的提醒“不要和一群中国人打交道，不然会感染斑疹伤害”，也大可不必介怀，付之一笑足矣。
尽管如此，作者的左翼反战倾向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在本书中却表现得淸晰而自然。这与奥登1937年去过西班牙内战前线有关，也基于他深刻的人道主义理念：“无论是谁，若他剥夺了一个无罪之人的权利，他就是野蛮人。”在中国旅行期间，奥登与衣修伍德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善良；目睹了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在伤兵医院里，由于缺乏消毒剂，医生只能用活杀后温热的鸡肠替代；因为缺少病床，伤员们只好躺在稻草堆上，三人合盖一条毯子；由于手术器械匮乏，不少重伤员无法做手术而痛苦地死去。两人也了解了中国士兵的纯朴和勇敢，在南昌机场，卫兵坚守哨位，不顾日本人的炮火，奋不顾身跑向炸弹坑里插上警示旗，以保证援华抗战的苏联战机返航时安全降落，不少战士为此中弹牺牲。正是这些所见所闻，促使两人坚定地站在了受难与抵抗的中国人民一边。奥登说：“两个月过后，我们变成了中国和传教士的支持者。”在访华之行的最后一站上海，奥登和衣修伍德曾与四个衣冠楚楚的日本人有过一次午餐，面对日本人的虚伪和狡诈，两人针锋相对，义正辞严，“他们的城镇被焚烧，他们的妇女被奸污过么？他们挨过炸弹么？我们的四位绅士无言以对。他们只是眨巴着眼睛”。强烈的正义感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奥登相信：“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秉持这样的宗旨，《战地行纪》中的叙述虽然有走马观花、甚至不尽准确的痕迹，但作者坚持以客观独立的视角，不受他人左右地写出自己的见闻和思考；尽管同情中国的抗战，但也非一味地唱赞美诗。对于当时囯民政府发布的战报中习惯于粉饰现实，把败退说成战略“转进”，从上到下都一味地夸大战绩，对于他们观察到的中国民众的一些陋习和民族弱点，书中多有记述，也不乏善意的批评。
读《战地行纪》，让我想起了以《寻路中囯》、《江城》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彼得•海斯勒。奥登、衣修伍德与海斯勒一样地才华横溢，都写了有关中国的纪实作品。不同的是，海斯勒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余年，无论在观察中国社会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是仅在中国旅行不到五个月的奥登、衣修伍德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独立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依然保证了《战地行纪》拥有独特的价值；而且，就文笔和可读性而言，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