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10篇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本由陈旭麓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4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一)：品历史之新陈代谢与轮回
我身为学习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很惭愧研一的时候才读到陈旭麓先生的这本书。这并不是一本所为大家所想像的，好像许多人总想从此书中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这种想法大错特错。陈旭麓先生用新与旧的不断更替，描写出了近代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其中与其他历史书籍相比，更难得的是，书中语言文字较为优美，并且参考了大量古籍，每句话皆可找到出处，可找到由来，这对我们研究生期间如何读书，钻研学术，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搞学术就是需要这种认真谨慎的态度，读完此书，受益匪浅。同时我也希望更多人能静下心来读书，一定可带给你收获。想从此书中找到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的读者们，你们不适合读这本书。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二)：论据不足，预设出发点
大约读了一半，而读下去的动力几乎所剩无几。
几点问题：
1、前文说到马可波罗服务忽必烈，后文却说清政府的保守封建是古已有之。清政府的保守是真真确确的，但为什么会如此，怎么形成的，如何演变的，没有交代，估计作者没有想过。可能在作者心里，儒家就是保守封闭不开明不包容难以接受新事物的，这是预设结论。
2、提到：戊戌变法是变革的巅峰时期。为什么有此结论，没有说明。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三)：一点点感想
这本书是历史系同学的必读专业书，对我而言，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之书。在书的侧边贴有“经典读物”四字，只有好的，经久不衰的才能称之为“经典”。我也想趁此改变一下我“史盲”（陈老师语）的属性。但似乎从“史盲”到“史通”，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
在看之前，就有耳闻此书看起来不易。一个具有“史盲”属性的人，深有此感啊。虽在高中，已经系统但粗浅地学习了中国近代史，现在留在脑海中的只有大概的印象了。只有当书中闪现几个熟悉的词，心中才会暗喜“嘻嘻，这个我知道。”然而，更多时候，我是一副“原来是这样。”的表情。见下图。
嘻嘻，这个我知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四)：再读《新陈代谢》札记
陈老在用一种宏大叙述讲述近代各方面的变迁，甚至可以说全书包罗万象，力所能及展现出近代史的复杂面向。此既受当时动辄“通史”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也与陈老知识面的广博分不开。惯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史学著作中，除全篇引用大量马列毛语录之外，能读到的只有经过挑选、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史实和充满非黑即白、阶级斗争的文风。陈老不同，语言干净利索，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笔锋所指即为充满艰难的新陈代谢之中展现出的剥离剧痛。同时，他还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过往有严重意识形态的史学叙述进行“拨乱反正”，把学术为政治做嫁衣裳的叙述一一剥离开来，实为大贡献也。要知道，当时只是改革开放初期。
此时不得不提到其弟子茅海建教授。如果说陈老在克制中表达自己对这片国土的深沉眷恋，那么茅海建教授则是把自己欲言，他人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者全皆付诸笔下。以“今人之意测古人”也好，茅氏想通过写史“以史为鉴”也好，整个《天朝的崩溃》一书充满了他对时人“不争气”的羞愧与愤懑，甚至替古人“着急”。当然，诚如罗志田教授所言，茅氏的确有很多当下情感的带入，而此种情感，或是古人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又怎么要求其去按照这种观感去践行呢？治史者当深思罗志田教授之语也。
陈老一处叙述让笔者感受颇深。守卫祖宗之法常与民族主义、爱国之情联系在一起。而“爱国”是为最廉价且易获得大众支持的一种政治情感。既如往日所谓“爱国者”上街砸日产车者即为很鲁莽的民族主义。再如那位导演反问“我爱国，难道有错吗”的无畏之举。“爱国”自然没错，但是你在打着“爱国”的幌子对他人进行语言和精神暴力，或是你不曾想到的。因而合理的理论、说法被愚昧、顽固所遮蔽。那些敢于发时代之先声者，成了万夫所指之徒。即在落后的时代里，它却因落后而成力量。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五)：娓娓到来的一段历史
很早就听闻此书，所知2版都没有寻觅到，后来购入近代史两种，才得以浏览此书。
目前刚刚看到第4章，并非学习历史之人，只是对历史感兴趣，所以要补下近代史，看了几本书之后，才看此书。目前只看到第4章，先讲下自己的感受。
陈先生用精练，细致的语言，慢条斯理的讲述了中国近代的历史概貌，但是重点掌握的十分到位，绝对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感觉。比其他一些书，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人曾言红色历史学家，这个也是戴有色眼镜看人，虽然海外的一些汉学研究大家，考据充分，著作等身，也确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了我们不同与大陆教科书的观点，但是也不能说明大陆的历史学家就没有不秉笔直书历史真相的，尤其近来多多。
陈先生在第4章最后一页中，能在那个年代，将洪秀全称做“造反”对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已不同于其他的三段论了。
当然，可能限于资料或者研究角度的不同，在如汗牛充栋的资料中难免有偏颇之处。不过，前4章看过，给我的感觉确如冯契先生序中所评价的那样不为过。尤其第一章开篇时候所言“按照时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分类”，用了“时下”，表明作者是与时俱进的。
另外对于前4章几个问题，有不同于陈先生的一些看法。浅谈自己看法。
首先第一章“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可能并非作者对于“封建”和“西周封建”，分不清楚，而是延续了大家对于“封建社会”这个叫法。最近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就论述过这个问题。
其二，对于科举制度的看待，有些不苟同。目前讨论科举的书很多了，但是科举制度本身（不是科举内容，而是科举这个形式），究竟给社会带了什么，在“选举社会”一书中有过谈到，另外最近才知道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何炳棣先生的“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尚未读过），另外在“内北国而外中国”一书中萧先生分析元朝科举的时候也曾谈到过，应该是一个社会流动问题。另外一点诚如何怀宏先生所言，这个是一个形式公平。当然，科举的内容，对于近代中国，尤其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确实是没有什么经国济世的作用了。需要改。
这里并非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国济世的洋务西学，科技之学，确实是实用的，但几千年来的中国之学也不能抛弃，由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由史学而理学，虽然法治天下是必须的，但是就如西方人多数信教，接受洗礼一样，德治天下也不可抛弃，好比人生观，世界观一样。
其三，三元里抗英。作者这里的意思，并没有太完全明白，不知是否如教科书那般？但是现在很多的书，尤其其弟子茅先生在“崩溃”一书中所分析的，并不同于教科书的认识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六)：一周目读书摘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七)：抛弃错误的历史分析方法才能接近历史本身之规律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个绝对的是非。是非既然绝对化，则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额神学。以神学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社会科学家就不能接受了。
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形态发展之程序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形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即封建、帝制、民治。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商鞅，极盛于始皇，而完成于汉武。废封建，立郡县，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
中国古代有奴隶，而无奴隶制。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直接演变而来。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不得私有。其二是居统治阶级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决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平王东迁之后，它就开始滑落以致崩溃了。
根据传统的封君建国的定义，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两千年来取封建而代之是一种郡县制。郡县制是一种文官制度。中央集权文官制与封建制在历史上是两个阶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权文官制是在历史上去打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国并无奴隶制社会，引导中国从封建制到帝制的并非所谓地主阶级，中国的封建制并非地主阶级之帝制，领导清末民初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次变革的也并非未成气候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变革并非阶级斗争的结果。领导历次变革的都只能是知识分子，变革是社会、经济自身发展需要的结果。中国历代的改革，大多延续从见效最快的军事变革开始，到促进发展的科技变革、经济变革，到阻力颇大的政治变革，到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如今正是从帝制到民主共和的转变期，即第二次转型。生搬硬套马氏基于西欧历史和政治理想得出的所谓唯物史观，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亦不能对中国历史人物给予恰当的评价。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八)：进步势不可挡
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对此书评价这么高的疑惑，也能明白为什么此书评价这么高，原因就是成书的年代是1991年。在那个时候有陈旭麓老师总结出本书系统完整的内容和观点一定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作者的观点还保持着历史学者的客观，且也没有踩到任何权势阶级的痛点。评价人和事都不能抛弃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是学史的第一课，而评价一个历史学者的成就和观点依然要遵循这个规律。因此，此书无疑是有卓越贡献的。而今人之所以读起来觉得乏善可陈，一定是因为已经看了太多历史著作，对于jz中国j近代社会以来的各种经历都耳熟能详，且其中深有见地的内容一定也很多，在这个年代再来看此书，当然会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和深意了。这恰恰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吧。此外，本书作者写作的前提条件其实是默认为读者是对近代史很通透的，一定是在对历史本身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再来读此书，因为本书是抒发作者个人的观点和思考的，并不是介绍历史本身的。
自己在读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在农村，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工商业者进城后已经与自己的宗族非常遥远了。以“行”为主干的同业内部联合互助就成一种社会需要。
元代成吉思汗弯弓射雕的劲气在他后人手里只留下一种蔑视文化的粗陋与狭隘。蒙古贵族没有汉化，置汉族于贱类，鄙视知识分子，他们的根须无法深深地扎进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满洲贵族则并不如此。他们君临中国的过程，同时也是自身汉化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而且表现在他们接受并且自觉体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两个异族政权的显著区别。
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夷与夏像对待，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分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鸦片战争后十几年间，民间指称和公文用语中“夷人”“夷语”每每可见。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天津条约》作了明白规定，夷的使用自此受到限制。这是夷与洋替代的交接点。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
布新而不除旧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特点。
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与胡适之相比，他们早了30年。梁启超“笔端常待感情”的新文字风靡一时。虽说守旧者无不目为“野狐禅”，但其传布之广泛实在是超迈前人的。在新思想突破旧思想的时候，新问题也突破了旧文体。
从1906到1908年在日本顾问冈田博士的帮助下，完成了《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并与1910年12月25日颁布，预定1913年始实行。新刑律是中国第一部近代刑律，以“折中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又“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基本宗旨。新刑律体现了近代法律精神，所提出的许多刑名至今仍被沿用。只是清帝没等到法律实行就逊位了。
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清政府原想借此实现王超的自我挽救，但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它的灭亡。
清末管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近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军制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法律改革，开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
一切改革的推进都必然会碰到来自既得利益和传统这两方面的阻力。因为改革无可避免要触动既得利益和传统。中国的传统既深且久，有极大的凝固性，不破坏传统久不能前进。但以孔学为轴心的文化传统，已与民族习惯、民间生活浑然一体，无所不在。这种阻力又往往与既得利益扭结在一块，形成一种强大的抗改革因素。今日亦然。
孙中山曾要求，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嗣后各官厅恩怨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以“官职”“先生”“君”来替代“老爷”“大人”之称，在当时的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当然，在后来的岁月里，官职又变成了不平等的象征。
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阀武装。他们不完全是私人军队，还得听命于清朝政府。清朝政府还是可以随时调动的。从八旗绿营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军阀，湘、淮军不过是个中间环节。那个时候的军制改革包含着后来产生军阀的可能性。但可能性病不是现实性。而北洋军阀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的小站旧人。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九)：《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读后感
读一本好书，想一个有深度的问题，写自己满意的书评。
一直在读书笔记的选书上纠结。
作业布置下来，就开始网罗各种史学大家的书，因为我本身是理科生，历史半路出家，所以在选书上很慎重，唯一看过跟历史沾边恐怕就是当时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实在拿不出手。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看见书名，就立马拍板。新陈代谢这四个字就足够吸引我这个曾经的化学人。后期对书本和作者的了解，真心只能感叹当时真是不知者无畏啊，挑了一本大大家的书。由于没有丝毫的文学底蕴，前期看的很吃力，加上对历史事件的一知半解，偶尔要停下来查下当时的背景；细细略读下来，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本书，看到现在，仍然还有重新温故的必要。
我在初中历史课上学到的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的果实，但是陈先生的书中，对袁世凯却给出了公正的评价，“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归于孙中山的拱手相让，也不能完全归之于袁世凯的鼠窃狗偷。”袁世凯能夺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只是因为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这时的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人们的心目中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孙中山在时人看来是只会发动暴乱，而不能建立社会秩序的形象。而袁世凯此时的形象“远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他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因而人们选择了袁世凯而非孙中山。 陈先生通过社会心理的分析突破了就政治史谈政治史的固定模式，看到了政治史背后的更深的社会层面。
商战，洋务运动的商战之说，“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在它达到高潮的同一时间里，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商务之事目远多于军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促使中国感受和认识了商品与资本的力量，于是而有洋务运动中出现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倾力呼吁‘商战’，并形成一般社会思潮。‘商战’不仅包括商业，而且包括工业。”“所谓‘商战’需以工业、农业为本。”
心理征服，公使赴往各国谢罪，停止文武科考5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 此后的中国社会失去了这种传统精神的支持，表现出了以顽固抗外人者在顽固被压碎之后的完全屈服 。“在她（西太后）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西太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因此，奴颜和谀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联军入京之时……‘鼓乐燃爆竹，具洋酒以迎师’……”
陈先生写到“过去，我们多半是饱蘸着愤怒来写这段历史的。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苦难命运的同情，同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憎恨理所当然地连在一起。确实，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马克思曾经深恶痛绝地揭露过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又称赞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起了‘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读书笔记以陈先生书中的这段论述作为结尾。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十)：风声雨声读书声
书写历史著作，在浩瀚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寻找真相绝非易事，而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思辨能力，不为历史家们的定论所束缚，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的人则寥若晨星。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部能听到历史学者自己独到见解的历史读物。他的好友冯契这样评价他：“刘知幾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
陈旭麓在本书中展现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给当时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研究带来了一股难得的清风。
例如陈旭麓在第十一章《庚子和辛丑》中这样评价义和团的爱国的民族性背后的历史局限性：
对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评价，陈旭麓却没有遵循历史教科书等流的常规意见，他认为：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孙中山的拱手相送，也不能完全归之为袁世凯的鼠窃狗偷。在“全体一致公举”和“亿众腾欢”的背后，是那个时候历史的选择。孙中山后来常以让位于袁世凯为一大失误，清监国摄政王载沣在退位后的四十个春秋中，也常追悔罢了袁世凯的官而没有把他除掉。正方两面都视袁世凯为政敌，却都没有奈何他。这不只是袁世凯个人以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个人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P336）。
他还说：孔教会和灵学会，前者代表了圣道，后者代表了神道。它们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里，最落后的东西又总是最顽固的东西。不科学的东西通过曾经相信科学的人来表现自己，君主和专制通过曾经宣传或笃信过民主的人来表现自己，落后通过曾经先进的人来表现自己，才有分量，才有权威性。这种复杂性往往蕴藏在不易觉察的历史深处（P368）。的确，陈旭麓所说的观点以及一针见血的分析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这种洞察力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历史学家的专业水平的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最后一章《历史的选择》中陈旭麓更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一个产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时代。由民主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曾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然而这种有点又伴随着相应的弱点：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它所面对的是没有经受资本主义大规模冲击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片汪洋大海里深藏着和复制着几千年传统留下的影响（P404）”。这种结论是发人深省的，在现实和历史的留白里，是不能忘却的教训和对未来的警示。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本书中可以洞见陈旭麓先生扎实的研究工地和惊人的阅读量，在这本历史读物里他引用了鲁迅的文章，苏曼殊的诗，曾国藩的议论，梁启超、康有为的感慨，李大钊的心声，孙中山的意见，老百姓的民谣，清朝晚期的诗歌，各类报刊、历史著作、国外文献、外交条约，而且多以第一手文言文资料的为主辅之以自己的见解，这种学术精神值得敬佩。
读了这本书后，有以下感悟：
二、启发民智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乌合之众》描绘的就是这样的见解。暴民政治有时比专制政府还要可怕。一个社会的最底层往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现实。正如陈独秀曾在《新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吾人最后之直觉》上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
三、在一个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难免产生截然不同的意见，有意见不可怕，可怕的是消灭意见，不让意见暴露在阳光之下。
四、中国社会的脊梁一直都在。鲁迅先生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这样说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李大钊在其《李大钊文集-隐忧篇》这样感慨：
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详见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