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读后感10篇

　　《袁氏当国》是一本由唐德刚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0，页数：20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袁氏当国》读后感(一)：袁老板的杯具

　　袁世凯这个人很悲剧，被底下的人引诱上帝位后，众叛亲离，气得一命呜呼，还要被遗臭历史。袁死后的中国，大多数历史书里面也看到了，军阀混战，P民生活很艰苦，Y的当时共和还不如清朝。所以从这种意义上面来说，袁领导下的中国还是和谐稳定的。而且，袁对日本人不怎么感冒（这点上面至少还能够赢得部分反日愤青的好感），也算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只不过欠了一些外债，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利用外资构建和谐社会。也没听说在袁老板手下隔三岔五的发生个什么“温和”的通胀，人家也不印金圆券这种东西去抢P民的钱。

　　如果不是袁老板对武昌起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里有后来的啥辛亥革命成功。当然，袁作出这个选择，也不一定是为了什么与时俱进，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更多的获取个人的政治资源。孙大炮大大小小的跟清廷闹了好些年，就没怎么成功，时不时的还要流亡海外。在流亡海外的同时，辛亥革命在小人物的意外的那一枪下，居然成功了。孙大炮后来让出了总统大位，也算是投桃报李了。不管孙让位是不是真心的，但事实情况却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大家齐刷刷的望向了袁公，因为有常识点的革命同志都清楚，没有袁老板的首肯，所谓的民国其实就是浮云。

　　孙大炮，宋教仁不相信袁是真心的去为人民服务，所以把原来的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以期架空袁，好让他们的同盟会能够依然控制国会，掌握真正的权力。结局很简单，关在笼子里面的老虎把笼子撞破了，出来了。最后袁让自己成为终生制的大总统，让那个束手束脚的所谓内阁，直接名存实亡。

　　袁的最终悲剧，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思想里面根深蒂固的是，以前封建体制下的那一套：崇尚军事实力+个人威信的权力模式。对于党派政治这种先进的形式，他玩不转（后来的段祺瑞也玩不转），所以在当年的内阁里面，被宋教仁弄得很憋屈。个人也不太能理解，为啥他后来会称帝，都终身制的总统了，何必在意那个title和排场呢？可能人年纪大了，脑袋不灵光。如果他能够想到我圣祖Mao皇帝，以领导党的方式去为人民服务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唐德刚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写历史很有意思，跟一般的历史记述方式不太一样，看他的书的时候有时候让自己觉得我是正在在听一个历史老师讲课。唐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得益于他跟里面很多人物多有接触，有些甚至相交很深。所以，书中的一手资料甚多，常不常的有一些个有趣的小故事。对于想了解晚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唐德刚的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袁氏当国》读后感(二)：从《袁氏当国》窥探近代中国的民主转型

　　对于民国初年历史的探究，从来都是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议题。同时，对于民国初年的历史，人们各有其迥然不同的看法以及评价。而在众多有关的历史书籍当中，唐德刚先生所著的《袁氏当国》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别于传统观点中的对于民主化过程的失败的哀其不幸、痛心疾首的心态，唐德刚先生用较生动的语言，向我们叙述了一段带有戏剧性的民国初年的历史。在该书中，你会发现，很多历史事件的偶然出现却导致了历史必然的结果。在短短的123000个字中，唐德刚先生列出了民国初年的一系列事件，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袁氏当国期间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看法，用一种较为新颖的历史观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大家早已有所了解却很少深入了解并且很难辩证看待的历史。

　　殊不知，要从封建社会真正成功地转型为近代民主社会，无可避免地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民主转型期。而民主转型期，无可置疑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不稳定的阶段。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新生政权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容易会被旧政权所颠覆，或者说会造成民主崩溃的局面。回溯历史长河中其他国家的民主化经验，民主化从来都是一个渐进性过程，永远不可能会是直线的前进，它总是以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为表现形式。这就不难理解，民主转型在历史发展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艰难性。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当时那个时代实在是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

　　那么，民主的践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处于民国初年的近代中国又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答案是显然的。

　　首先，要真正地践行法治民主道路，社会基础是其中关键的条件。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一环。试想想，失去了社会基础，那么，所谓的民主还能有其生长的根基，有其发展壮大的机会么？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帝王不过作为其中一个环节而存在，帝王也不过是一种应社会而产生的一种机构。一整套的国家机器还有与之匹配的文化系统、社会方式以及价值系统才是起关键作用的环节。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我们所应该认识到的是，建立民主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我们整个社会上的人们共同的努力，至少说，需要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时，大概才可以说，有了民主践行的可能成功性的条件。

　　其次，整个社会需要有一定深厚的法制基础，法律才会有效。要是人人都有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也就才会有所谓法治社会的真正建成。而法治社会的渐渐建成之后，自然而然就是民主社会的到来。正所谓，“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法治对于民主从来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法治国家里，民主就可谓是衍生品。于是乎，在清末民初的袁氏当国时代，怎么会有所谓法治社会的真正出现？当时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动乱局面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国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觊觎，军阀割据一方，刺客横行霸道，社会风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民主转型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会因为当时的政治家的选择而进入不尽相同的轨道。这也就不难解释民国初年民主转型的昙花一现了。即革命党人欲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来架空总统袁世凯的权力，这也就与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的坚决要求发生了冲突。于是乎，袁世凯就来了个革“革命”之命，这大概是民主转型时期所不能避免的出现的结果了。因而，民主的践行可以说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观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前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稳定。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文化、制度来做出选择，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也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即要顺利实现民主的转型和巩固。”的确如此，在民国初年，由于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全盘套用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于是，中国的民主转型显得尤为艰难。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从来就注定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而民国初年也就难以避免这样的艰难局面。所以说，民国初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是偶然的，但是却有着不可逆转的历史结果。我们也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要建设真正的法治民主社会，至今还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民主的曙光才会照耀着国家前进的轨迹。同等重要地，要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民主社会。而袁氏当国之年，显然还没有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也就失去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重要契机，于是，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无可避免地流产了。

　　众所周知的是，袁世凯几乎没被正面评价过。他的魔掌伸向我们伟大的革命党人，并且肆意推翻革命党人于民国初年致力建立的共和国，自己登上了皇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窃国者。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袁世凯其实是我们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不幸的当国者。他深知当时的民国形同虚建，整个国家实际上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是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于是，他便想通过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方式，只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去一统中国。又加上袁对皇位的贪恋，其操之过急的手段，便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悲哉！其实，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不断改进实践，确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非短期之功，哪可一蹴而就。亦是他所谓“历史三峡”之说：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也就不难看出，民国初年政治社会体制的确需要一个过程，一个不可忽视的漫长过程。了解这一点之后，大概我们也就会释怀，不会再为当初民国建立的流产而徒增伤悲抑或是悲愤。

　　《袁氏当国》读后感(三)：勿论历史

　　关于从中华民国开始的历史，关于满清最后几年的岁月，似乎我们身边手头的历史书早有定论了。去年的冰点只是关于历史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一些小小的意见，结果也是掀起了很大的风波。历史书，我们是很认真的，比如对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但是我们从来就很少面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不过也不怪，教科书，是用来培养人的，培养当然是有目的的。

　　《袁氏当国》完成于本世纪。离开了20世纪初，看问题自然可以自由点，但是具有唐公这样的眼力和冷静的治史态度，也依旧很难得。在身边的历史书大都已经把一个定论砸给中国人的时候，当一切胜者为王的事实成了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衡量标准的时候，唐公依旧不紧不慢向我们讲述他严谨公正的民国历史。

　　一个社会的变型期总是有着难以处理的社会问题，人不适应这种变化，社会在变革中更是暴露出它的一切弱点和矛盾。民国初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这边清政府从历史舞台退去，这边各地军阀势必争夺大统，外国列强又为了在华利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图。而就在我们眼里的同盟会党人，是争夺权利的最弱势力。当时中国具有文化程度，可以参与政治斗争的，不到20%的人口数量。

　　那么，不是袁世凯当权，又有谁可以胜任这个位置？以能力和资历，掩卷而思，的确如此。谁可以在那个时刻，压住中原诸多军阀，可以号令全国，又可以起用清末洋务诸多人才和当时列国权衡，可以借助一切途径支援全国政府开支的，或许孙中山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只有理论和理想，而袁世凯就足有能力去着手去做。

　　袁世凯走错了一步，现在内外交患，日本和俄国就满洲和蒙古问题早就达成了双边的秘密协定，英国在藏区多次策动独立活动。他能怎样做？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历史书上告诉我们说，北洋政府接受了，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北洋政府用了各种办法拖延了谈判4个多月，删改了大量条约。可是，历史最不公平的是，它只接受了结果，它让人看不到过程。操纵历史记载的人是肮脏的，历史根据结果重新编排，结果同样删删改改。

　　试想，当时的局势，如果以国民党人为政府之首，他们会如何做？举国抵抗，再来一场反入侵战争？谁都无法做好，而很不凑巧的是袁世凯正在其位。历史又一次选择了他。但是，我想这些过错该怪谁？若是不这样做，该怎样做？革命批判过激进，但是我们却用必须激进来勉强当时为难的袁世凯，公道吗？

　　读历史，充满沧桑，充满睿智。可就心而论，并不是谁都有资本来评论。指点江山，看来有点无赖的感觉。读史十余年，今天才发现自己的浅陋。有失公允。

　　历史今天如此有偏颇，原因自明。而我们更不能因自己的偏激而导致我们心中的评价失去公正。希望公正宽厚，也应以此待眼前时刻的历史。

　　《袁氏当国》读后感(四)：文章不与政事同

　　“文章不与政事同”是唐德刚在评论古德诺一事引用的古语，用此为题，意在表明，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唐先生的史观架构。

　　史料虽客观存在，而解读则人言言殊。一本历史著作，除了考究其史料征引外，撰史人的史观架构也是尤为重要的，史料犹纬线，史观是经线。以我浅薄之见，最忌讳的史观有两种：一种是官史家，这是唐德刚在书中的原话，也就是修正史的史家，这类史学政治性、宣传性强，强调敌我定性，片面化，绝对化。通过否定前朝获得当代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正史的标准套路。这种历史著作多如牛毛，比较容易鉴别。第二种则是书生之见。随意陟罚臧否历史人物，苛责前人，一般都有道德洁癖，立足点太高，吹毛求疵，不注重历史环境，事后诸葛亮，正可谓清谈误国啊。

　　而唐德刚的态度则是摒弃这两种史观。唐写到：“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类似之语甚多，散见文中。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褒贬依事。另外对于历史人物的过与失，唐也颇显优容豁达，没有苛责，强调社会政治转型期中的形势比人强，强调当时社会客观环境，这种史观是我最钦佩唐先生的地方。

　　书中始终在强调他的“历史三峡论”。远流版本中一句颇能道破唐先生对于袁世凯之见：“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第一号悲剧人物”。一方面“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者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任务”；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古典政治虽然经验老到，但对于现代民主则是力不从心了。终于枘凿不投，终成罪人。

　　《袁氏当国》读后感(五)：真理不过半页纸

　　《袁氏当国》是本小书，书虽小、仅200余页，而著书之人却是大师—唐德刚先生。时人多晓郭德纲，却几乎不知唐德刚。这其实并不奇怪，传媒的力量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意志。

　　唐德刚先生年近九旬，但他成名不在大陆，生命中一半以上时间在海外。唐德刚先生是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早年在国内当过小兵、中学老师，后赴美从事历史研究，期间与原党国要员李宗仁、陈立夫等人多有接触，对中国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发展有较大贡献。

　　《袁氏当国》就是这样一本半文半白、诙谐有趣、看似杂乱、实则严谨的书。谈起诙谐风趣，这大概与唐德刚先生天性幽默有关，这一点倒和正火的郭德纲极为相似。

　　单看看书中这些章节的题目：《孙总统只有银元10枚》、《袁世凯的水门案和江南案》、《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上车、煞车与翻车》、《曹丕不好伺候》，漏鱼之网就不自主地想象到这个老头儿有多可爱。

　　漏鱼之网觉得《袁氏当国》讲到了为什么非袁世凯不能领导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为什么从古老的封建制度转型到民主代议制度非三年五年之功、为什么袁世凯的帝王之梦会破灭得如此之快。寥寥数语，便足见唐先生的史学功力。

　　近现代史上写辛亥革命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任何一个学人，即便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研究十分之一。作为老百姓，面对关于辛亥革命的“闲言万卷书”，不说学力、心力，单就时间而言，又该从何读起？“真理不过半页纸”，不如捧一本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读读，既能会心一笑、又能沉思片刻，这岂不是了解那段历史的方便法门？

　　《袁氏当国》读后感(六)：观点客观，文字简练

　　基本是一口气读完这书。其实对于这段历史，我并不陌生。能够认真读完，只是因为作者的视角和语言，是我不排斥的。

　　我排斥的是，语言表述啰嗦，故而欧美译本经常读不下去。

　　我排斥的是，线索按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历史按照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逻辑关系，或者按照时间一条线单维度的罗列。

　　我排斥的是，许多历史研究者以传统卫士自居，哪种自以为就自己懂得传统文化精髓的心态，那种刻意为中国文化糟粕辩解的行为，令人排斥。

　　比照近期读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欧洲简史》，以几个维度考察历史和文化；又回顾几位新儒家以及钱穆大师的著作，以理想者的态度，一味袒护传统。故而得出的结论是：本书中规中矩，比较客观。尤其是对传统的批判，比照他国、放眼世界的眼光，至少比坐井观天的新儒家更令人折服。

　　《袁氏当国》读后感(七)：人生无水不东流

　　《袁氏当国》是一本好书。

　　“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规规矩矩的学校的“历史教育”，大都是些向当帝王家乞食的文人所写的历史，都是梳理过，改编过的历史，在他们笔下，有些人就是生 而奸的坏坯子，有的人则是一生无瑕疵的英杰，标签一旦贴好，就不再变色，这些都不是有正常逻辑，带着脑子的人匪夷所思。

　　著史当如唐德刚。唐著《袁氏当国》薄薄一册，只12万言，大概是遭过剪刀手的，仿佛是一部鸿篇巨制的提纲，但是还是条分缕析，评判鲜明，洞若观火，脉络清晰，作者不掩饰自己的儒家观，大段大段的感叹，尽显这个老头的真性情。

　　“正 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 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 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20世纪初年谋我最急者，莫如日、俄两国。两强对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狰狞，述之真足污我笔墨。表面无日、俄之狰狞，然深谋远虑，笑里藏刀，对我做沉痛之宰割者，则大英帝国也。”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欧美帝国主义。它乘一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

　　“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

　　历 史的情感，就是要设身处地的为历史人物想问题。不是站在人民的肩膀上，硬说张三李四是反动派。在现实里，我们知道没有洁白无暇的圣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 蛋。谁也不是傻子。之所以犯傻，是把谁都会有的花花肠子摆上了桌面，没有押好宝，身在此山中，无法晓却历史的走向， 不巧走错了，被历史所抛弃。

　　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袁世凯，挽大局于将倾，倒在自己对自己错误的历史定位上。一招错棋，满盘皆输。可叹！

　　《袁氏当国》读后感(八)：『酌墨知素』·《袁氏当国》

　　朝代兴衰，过客毁誉，一部中国近代史真够人细细观赏、品味的。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往事已是陈迹，袁世凯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杨度曾叹曰：“世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在梁启超最棒的人物传记——《李鸿章传》里，对李氏在晚晴四十余年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给与了极高评价。作为昔日对手，梁氏的写作，不仅给人们正确认识李鸿章提供了各种视角，更让后人们懂得，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胡适曾说，“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可终究，历史又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因为无论何种力量，都敌不过时间的威力，无论何种修饰与掩盖、谎言或诬陷，都无法撼动真实的存在。1901年11月，李鸿章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在他的大力举荐下，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袁称帝，开历史的车，挂倒档---这就是污点。看《袁氏当国》后想起老袁几乎是中学的历史课本中评价最烂的人物，一生耻辱的形容完全抹去了枭雄的功绩。发现很多时候自己也会像历史课本一样对人的评价非黑即白太过脸谱化，一两件事情就以为看清了别人的全部而下定论，然后疯狂地欣赏或是狠狠地讨厌。真的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走极端。

　　从16岁到20岁，袁世凯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四年书。有一位堂叔袁保恒时任刑部侍郎，曾带他到开封帮办赈务，夸奖其办事机敏。可惜他读书累到吐血，两次乡试也未考中。最后一次在试卷里，袁世凯写了两句苍凉的联句：“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朝野不少人都想追究他的责任。一日恭亲王问：“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说：“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淮系几位大佬觉得人才难得，帮他递了一封练兵强国的万言书，安排见了一次光绪皇帝，终在1895年12月开始了小站练兵。因为归北洋大臣李鸿章管，所以叫北洋新军。

　　鲁讯曾经说，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这倒是事实，袁氏当国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野心如杨度，无一不是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左，但袁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用之。自古枭雄都是应势而起，势消而亡，民国枭雄大多也如此。袁世凯的最大功绩，是对封建体制的和平演变，即在尽量避免流血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北洋、革命党与清政府三方博弈的最优结果，否则，后果实难想象。而悲剧在于，他竟然退回到君主立宪制，自己当了皇帝，遭到各方讨伐，其实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那时大势已消啊！

　　唐氏之言，放之四海而未必皆准，但是言及当时而论在现代却是少有的犀利透彻，只可惜，牵涉时事太多。唐氏论史可以，论今我就觉得是个洒狗血的水平。历史三峡终究走不过那些王八蛋的悠悠岁月，以现在之眼观，观从前之人，从前之事，当事人几多无奈，几多惆怅。在乱世中，皆有匡扶中华之决心，却得那般下场，观之如何不心动！“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不也算是一个吗？

　　但再强大的人也不能逆潮流，否则断不会有好结果。袁氏是一个强大的政客，而非政治家。唐德刚的《袁氏当国》，非常棒的书。严谨清晰、大气、风趣、从容，看到孙先生的十元钱那里，忍不住笑了。风云年代的变幻莫测、大时代里的小掌故，唐德刚这老爷子做学问很是慷慨激昂，读他之文颇觉爽快。袁、汪等人虽历史早有定论，唐还是能冷静的两面感观，剖析谬误，不错。顺天应时，智者不若顺势而上，斯之谓也，反其道必功败垂成。

　　《袁氏当国》读后感(九)：历史三峡下的暗流

　　笔者专业历史，曾有老师提问曰：袁世凯当政时期，民国初检，域内统一，本是中国迈向民主富强之大好时机？纵使后来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当上终身大总统，这一机会也未尝彻底丧失。奈何袁世凯非要当皇帝，结果搞得举国烽烟四起，之后华夏支离破碎。此后国民党好不容易实现了个形式统一，共产党实现了基本统一，我华夏民族为实现统一便费尽30余年时光，统一实现中缔造的独裁力量反又成为民主之障碍。可以说，袁氏称帝不仅是袁氏个人之悲剧，也是我中国一大悲剧也。

　　因为称帝，袁氏落了个独夫民贼、遗臭万年的下场。君不见今日中国历史教科书把袁氏给魔化到何种地步？与之相对的则是把孙中山神化到何种地步。这实际上不过还是“非黑即白”革命观念的延续罢了。所幸的是，如今思想解放，历史研究也早已不是党化一言堂。对于袁孙的解读也出现了多样化的面相。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对袁孙二人之解读便独有一番见解。尤其是对袁世凯，唐德刚先生评之为近代的“曹操”，“治世之能吏，乱世之奸臣”。而对于无数史学研究者困惑不已的袁氏称帝，唐德刚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此乃中国由帝治向民治转型期之阶段现象也，实在是时代的悲剧，而非袁氏一人之过也。

　　盖唐德刚先生认为：我中华乃千年帝治国家，岂能帝治刚废，民治骤建？比较西方国家，这一过程至少需要200年时间方能有所成果。原因为何？社会基础使然也。何谓社会基础，也就包括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等因素。1912年的中国，文盲贬低，怎能行使普选？此即社会基础不能支持民治之一端也。即便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的西方国家，当初也是初有宪政而已，民主传统是历经百年慢慢完善的。

　　袁氏当国之时，我国已经有了宪政的基础：先有民元约法，后有中华民国约法。有了这个基础，只要大家都在宪政轨道里行事，慢慢发展个两百年，未尝发展不出个“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来。可惜的是，一个宋教仁案，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内战。诚所谓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此后中国的种种问题纠纷，无不诉诸武力，建立民主宪政的传统，便无从建立了。从这点来说，二次革命的始作俑者，可谓我中华的大罪人也。

　　唐德刚对袁氏称帝的社会背景之说明，可谓精彩深入。既然政治纠纷不能诉诸协商，于是各地武装蜂起，秩序大乱，弄得时人皆感“民国不如大清”。在袁氏和大批国人看来，帝王专制断不可取，民主共和又搞得个乌烟瘴气，那唯一的出路便只有君主立宪了。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出后世的那些政治制度。在历史的三峡面前，袁氏作为一旧官僚，妄图逆流回溯，只能是个舟覆人忘的结果，可惜也连累了中华大地分崩离析，灾难更重。

　　唐德刚历史三峡论固然独到，但“不疑处有疑”，也是有所缺陷。诚然，中国通往民治之道路不可逆流，三峡中之曲折往复也属必然。只是中国走向民治的道路也有其特定的形态，大体上可称之为帝治---党治---民治的路径，而这党治，又无不陷入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蒋毛邓）。在通过比较的方法，法国大革命后，帝治向民治的转变过程中，则反复的是帝治的重建，为何中国的帝治重建稍试即溃，反而一再陷入一党专制的命运中、一党专制又无不陷入个人独裁？历史三峡理论可以笼统解释之，但无法给出具体特殊的缘由。这其实是个极大的命题，是要解释历史三峡水流直下的暗流形态。笔者于此无力详尽阐释，只提出疑问，慢慢研究。

　　《袁氏当国》读后感(十)：读书笔记

　　第一章：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有足够实力和筹码获得大总统这一职位，而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虽然实至名归，却多少有些碰运气的成分，毕竟革命发生时他人不在中国。孙在南京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作为一名权臣，通过养敌、逼宫等方式准备接替大总统这一职位。

　　第二章：袁政府的行政安排。

　　第三章：宋教仁及二次革命。孙及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宋教仁被刺一事及袁借款都表示反对，认为袁做法不合理。唐德刚先生认为在法治社会，可以法律途径解决，无奈转型期的中国无那样的意识，于是在孙的坚持及袁的期待下，有了二次革命，有了中国的第一次内战，从此中国真的走上枪杆子里出政权之路了。另外，唐德刚先生还提到，民国初抛弃了地方官员地域避讳的传统，导致各省都督在自己的地盘上占山为王，各行其是，这也是后来军阀割据的原因之一。

　　第四章：从理论上说到袁之称帝为历史的倒退，也从二次革命后，孙、袁的做法表明当时中国转型期政治的不稳定及不成熟。连孙都有独裁一党的想法，袁之称帝想法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章：袁称帝前中国的内忧外患。英国对西藏的企图，日、俄分裂蒙古，以及“二十一条”缘起及谈判结果。日本人确乎“狠毒、无耻”。何以当年战争赔款不了了之呢？！

　　第六章：经过筹安会的准备，袁终于黄袍加身。古德诺教授所说“继承式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寡头制”有其政治道理，只是被当时袁及幕僚所利用，成为称帝的支持依据。古德诺教授也从此被误解，真的可惜了，本来还有望竞选总统的。

　　唐德刚先生的书依旧非常有趣，“哪个混蛋叛徒敢说半个不字”这种话也就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中可以看到了。对任何历史人物，唐德刚先生都可以随性点评，“孙大炮”“梁启超这个聪明人”……揶揄吐槽信手拈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葆有一种天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