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利亚》的读后感10篇
《苏北利亚》是一本由于疆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北利亚》读后感(一)：评论什么啊？怎么评论啊？
没法评论，再评论，就得被删除了。明白了吗？
趁没禁之前，赶紧买来看吧。
作者都没法写得再细了，明白了吗？《古拉格》也是国外出版的，没法在本国出版。
看这书之后，我算是知道什么叫专政机关，什么叫大畜生了。
《苏北利亚》读后感(二)：我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打拼，并不觉得苦，因为这世界上恐怕还找不到一个比我以前劳改过的地方更苦的了
“八二年初我去了美国，那是一个人和事都比较简单的地方。我身上没有带什么钱，因为我实在没有钱，机票都是借了十几个人的钱去买的。我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打拼，并不觉得苦，因为这世界上恐怕还找不到一个比我以前劳改过的地方更苦的了。”
于疆，本名江宇，旅美作家。祖籍江西永新，1954年毕业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同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工学院）电力工程系，四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其后22年在苏北劳改农场度过。1982年赴美，做过餐馆杂工、电工、电气工程师和GWC工程公司总裁，2004年退休。
一个人一生的经历落在文字上总是显得那么简单。“其后22年在苏北劳改农场度过”，一笔带过22年，其中的每一天对于别人来说那么无关痛痒。作者大学四年级风华正茂之时因一次演说被批捕劳改，起初判3年，竟也迷迷糊糊就戴着“右派”、“劳改分子”的帽子过了22个年头。
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地方”，人的尊严根本已经看不见。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少得可怜，病中的劳改分子们不用上工时在病房（其实就是一间茅草屋地上铺满草席）“享受”午餐——一碗玉米糊的方式让我怎么也忘不了：放在地上晾凉成一碗“冻”似的东西，用自制的小木叉切割成一个个三角形状的块儿，每一口细细品尝，到吃光已经用了3个小时，大家还都伸长脖子一圈圈将碗舔舐干净。洗澡要等到每个春节，一池水先让干部洗，再让家属等人洗，等最后轮到劳改分子时已经混浊浓稠。思想报告、谈话一场接一场，有的人莫名其妙就消失了。留美学者、老教授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也沦落到劳改的境遇，最后竟戴着右派帽子病死在农场。上工时走在前面的人晕倒在地上，鞋立刻就被别人脱走，也不管你还有没有呼吸。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历史课本只寥寥几段“反右斗争扩大化”，若不是听到经历者的自述，多少人会思考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整本书像是轻描淡写，让人叹息，多希望这段历史并不曾发生。
《苏北利亚》读后感(三)：《苏北利亚》，记录了我们的古拉格
“苏北利亚”是“苏北”和“西伯利亚”的合成词，是将苏北比喻为西伯利亚。江苏在世人的眼里算是发达的地方，即使南北有较大差距，苏北仍不失为富庶。苏北为何被称为“苏北利亚”呢？因为这里曾经像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专门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更确切地说，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
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在抗战期间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编审室主任，还兼任《扫荡报》主笔，母亲也是大学文科毕业。父亲建国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作者十四岁高一的时候就已考上浙江大学建筑系，但由于被学校教导主任阻挠，未能入学，两年后才得以进入东南大学。他母亲最初担心学习文科会带来政治风险，但她始料未及的是，即使学了理科，她的儿子也未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很难逃避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
作者刚被带走的时候，本以为至多一年半载就能得到释放，他毕竟只是个学生，相信了“大鸣大放”的政策，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犯罪，可是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直到1979年才被释放。一个大学生最宝贵的年华都消耗在了劳改农场里，每天无非是种地、放牛、挖河，饥饿、寒冷、屈辱如影随形。苏北的天气虽不比西伯利亚，但也是非常恶劣。夏天闷热，高温可达40度；冬天严寒，低温可至零下十几度。更可怕的是饥饿，全国人民都处于饥荒之中，劳改犯自然更不例外，有的犯人会饿疯掉，有一个副教授，偷藏胡萝卜干，被小流氓打，推倒在泥水里，无复斯文。
但是谈到那众所周知的三年时，作者说了：
“所谓的自然灾害在劳改农场从来没发生过，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劳改农场不但没遇到天灾，而且粮食棉花连年丰收，连干部都是这样说的。为什么老天对劳改农场特别眷顾呢？那是因为劳改农场没有可能去办人民公社，也没有可能去大炼钢铁。大概就凭这两点，老天爷便手下留情，没把那自然灾害降临在劳改队头上了！”
农场中有许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取了“苏北利亚”的名字，这些人的陆续到来也给作者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他们之间可以交换图书，可以互相给予慰藉鼓励。
1982年，作者到了美国，白天在餐馆打杂，晚上去夜校学习，可是他并无怨言：
“八二年初我去了美国，那是一个人和事都比较简单的地方。我身上没有带什么钱，因为我实在没有钱，机票都是借了十几个人的钱去买的。我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打拼，并不觉得苦，因为这世界上恐怕还找不到一个比我以前劳改过的地方更苦的了。”
作者之后重拾专业，做了电工，又成为电气工程师，最后做了GWC工程公司总裁，2004年退休，颐养天年。而且，他的小女儿继承了他的禀赋，在美国以十三岁的年龄考上大学的少年班。
作者到了美国之后，他的母亲叮嘱了一句话：“千万别回来，上帝保佑你！”
作者在文字之间并没有流露什么怨恨，甚至还不失诙谐，也许他深知他所经历的是几代人不可抵挡的命运，在利维坦面前，个人形同齑粉。毕竟他还能写下来，更多有相同遭遇的人已经完全没有记录的机会了，他们的苦难永远湮没了，在撰写这本书时，对于作者而言，“在苏北利亚度过的二十二个春秋，业已幻化为无数既悲情又荒诞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封存着。”
《苏北利亚》记录的是我们的古拉格。
《苏北利亚》读后感(四)：悬在头上的剑
可怕的不是苦难和死亡，而是那允许人们去造成苦难和死亡的原因。
——托尔斯泰
我们当时对这则笑话当然都只是一笑而过，却不知这则短短的笑话后面隐藏了多少苦难和荒谬。即使是后来，当我对那些苦难和荒谬有了较多的了解后，当我知道我们的教科书里写满的全是谎言后，我也没有太多的触动。毕竟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我们现在的社会虽然还是有很多黑暗和不公，但跟几十年前相比，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不是吗？于是，我们心安理得地嘲笑朝鲜，看呐，他们竟然还或在文革那样的社会里。
然而，不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太多触动，是因为不够了解历史的细节。历史是由鲜活的细节构成，不是冰冷冷的数据，几十万人错划为右派，文革死了几百万，大饥荒死了几千万，这些数字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要知道，一辆挤满人群的地铁也不过就能装上几千人而已，我们对于几万人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感官经验。
有人说（我也曾这么说过），不要老盯着过去的黑暗，要看到现在的光明，要向前看。可是不正视黑暗，哪有光明？不弄清过去，谈何未来？况且我们现在能称得上光明吗？我们真的有未来吗？要知道，还有很多人的右派帽子直到现在也没有摘掉，党并没有说反右是错误的，只是说它扩大化了而已。“可怕的并不是苦难和死亡，而是那允许人们去造成苦难和死亡的原因。”那允许造成苦难和死亡的原因依然在这片土地的上空飘荡，在荧幕上，在课本里，在我们的日常的交谈中，多少人仍在肯定那些原因的合理之处。
当那把剑掉下来刺伤或者刺死我们的时候，请不要把全部责任都怪罪在那把剑上，因为在它悬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无视，选择了沉默。
《苏北利亚》读后感(五)：用温暖书写苍凉
“你是大畜生（学生）吧？”“三进宫”突然发问。
“不管怎样，你总是吃屎（知识）分子了！”
这些年长的一些右派由于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因此变成了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兼职右派”。
因此若干年后，我告诉一些年轻人，治疗青春痘的秘方就是去劳改。
他说他是从来不洗衣服的，衣服全给那些姑娘们抢去了，有人抢不到还哭鼻子呢！
……
作为一名年轻读者、一名文学爱好者，当我捧着书怀着敬畏的心情请求他的签名时，内心的忐忑不言自明，但是当我近距离看到他的一刻，紧张和兴奋的心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会写出这么平静淡然的文字：早过古稀之年的他始终挂着温厚的微笑，宽大的金边眼镜遮蔽下的慈眉善目依然清晰可见，他和蔼地询问我的名字，容光焕发的脸上已经全然不见当年那段跌宕起伏的经历所留下的丝毫痕迹。都说字如其人，他的文字也深深烙上了他和善亲切的品性。
古往今来，苦难一直是人类生存异化的表征，也历来是文学表现的主题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苍黄风雨的民族，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命途多舛，特别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暴，饱尝苦难。于是在七八十年代，当这场风暴逐渐隐退，中国当代文学也随之迈进了新时期，许多作家拿起手中孱弱的笔，带着书写苦难、反思历史的使命感，向那段激进的政治进行了铿锵有力的口诛笔伐，引起广大读者和民众的关注和反思。
于疆将个人记忆融入写作之中，从而再现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苏北利亚，他们睡的地方是只铺了一层麦草的潮湿泥地，吃的是没有油水的“两稀一干”，干的却是一天十小时的繁重劳动。于是，有的人为了抢着刷饭桶互不相让，结果成为“木桶下面长者四条腿，在工地上胡乱游走的”怪物；有的饿到“捡拾过道上的泥巴往嘴巴里塞”；洗脸的时候要砸冰取河水；批斗的时候“按脖子踢腿，上演全武行”、“挂粪桶”；为了晚上能多吃两个豆饼，大家互相打报告以争取队长的信任而被分配去埋尸体；海归科学家祝维章教授被残害致死，满腔报国情被践踏得荡然无存……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便有人想到逃跑——老吴就是践行者之一，但是他在逃跑的第二天就被抓回来，“身上的绳子横七竖八像捆粽子一样”，“跪在伙房前的旗杆下面”，并且蹲了一个多月的小号。然而，这不是逃跑最惨重的代价，因为逃跑而命丧黄泉的也大有人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人格自尊的集体化生活，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无声无息地凋谢……
然而，在这块苦不堪言的土地上，劳改犯们也可以苦中作乐：小王终日埋头写研究癌症问题的书，虽然出版无望但仍旧乐此不疲；“我”和老柳在劳改队里偷偷写日记，用反侦探的高度警觉偷藏日记本，后来终有一本得以幸存；郑昂指导员“见大家都像饿死鬼一样”，“便吩咐伙房杀猪宰羊”，办一次大筵席，让劳改犯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我”和王君在埋完尸体回来的路上，王君甜蜜地回忆自己给女友写情书的经历；男女劳改犯之间相亲、恋爱、结婚……
于疆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涉笔成趣，他那轻松幽默的语言让人读之每每哑然失笑，然而笑后又陷入更深的思考之中。这样一部记录深重历史的小说却在他的一笔一划、一字一语中淡淡勾勒，他将深深的哀痛隐身于平和冲淡的词句之中，没说的远远要比说出来的多得多，仿佛中国传统的写意画，没有浓墨重彩，意蕴却依旧宽阔宏大。他没有回避苦难对人肉体以及精神的残害，但是他没有刻意将之放大，而是将这种苦难展现地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他笔下的受难者没有放弃自己存在的勇气,他们在反抗中超越着苦难,在苦难中寻求奢侈的快乐。他们虽然无法摆脱强权统治的外在现实,但依然在自身之内寻求着救赎。他的《苏北利亚》既书写了苦难,同时更见证了救赎。
作为一名九零后，这样的生存经验只会在祖辈们的口述中、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记录中出现了，而我们的下一代，所知将会更少。时间与空间上渐行渐远的跨度让我们无法再去深切体会那一代的苦痛和挣扎，但是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患难、通命运。古今轮回，史书虽然只厚了薄薄几页，但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历史感应当深重如鼎。或许，更多经受过这番磨砺的老一辈不希望祖国母亲和子孙后代再承受一次这种磨难，然而，当今的我们在迎来光明前途的时候，不能也不该忘记那段祖辈们走过的曲折道路。只有铭记历史，传承记忆，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前行的道路也不至于如此崎岖不平。我想，这也许是于疆老先生在《尾声》中写下“为了中国人子孙后代的幸福，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时刻警醒着，记住，再也不能选择健忘了”时对我们最温暖的寄语吧！
《苏北利亚》读后感(六)：争取活到第二天
争取活到第二天
——于疆作品《苏北利亚》读后
赵月斌
一
1957年11月7日下午，刚刚年满20岁的南京工学院（今南京东南大学）“右派”学生江宇，在校大礼堂被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当场宣判、逮捕，并被连夜押上囚车出城，经过火车、长途汽车、小船、二轮车（自行车）的辗转解送，来到了一个“像是被盐渍过，处处都冒着盐霜”的凄荒之地——位于黄海滩涂的“劳改围子”。年轻的江宇原本以为，会像押送他的公安说的那样，“一年半载就会回去的”，然而不成想，这刑场一般的地方，竟如无法摆脱的梦魇，生生拘困了他22年。直到1979年秋天，江宇才裹着劳改队的黑色破袄回到南京，这时，他已42岁。时隔33年之后，旅居美国的江宇先生（笔名于疆），将那段沉痛的记忆写成了一本书，即花城出城社2012年出版的《苏北利亚》。
二
三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献辞中说：“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ii] 的确，能在“古拉格”九死一生活下来已属不易，能把那里的苦难公之于世则需要更大勇气。仅就这一点看，《苏北利亚》便可视为一部幸存者的见证之书，既为死者招魂，亦为生者洗除心头的暗影。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各类史籍。官方要修所谓正史，民间更有大量的野史、笔记。《世说新语》、《梦溪笔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之类即流传甚广，且多有官史不及之处。江宇大概也有一种史传情结，作为一名劳改犯，只有乖乖地接受劳动改造才是安全的，但他却冒着极端的危险做着一件“蠢事”：写日记。那时候“思想”也可治罪，“写日记几乎等同犯罪”——尤其是“在劳改队里竟然写起日记来了，岂不是活得不耐烦！”所以，在江宇22年的劳改生涯中，写日记大概是他所做的最不理智的“蠢事”。为了把这桩“蠢事”长期坚持下去，他可算费尽了心思。因为怕被人打小报告，他装作是在写检查。为了躲避查抄，他把日记包在塑料纸里埋到土里。为了以防万一，他“坚持少发议论，不发牢骚”，就算万一被抄了去，也不至招来杀身之祸。这样好不容易坚持了十年，到1967年便不敢再写了——肆虐的文化大革命让他不得不停止了日记。当他重获自由时，那些日记多已无处可寻，只从地里掘出一叠未经装订的字纸——这是他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记。这本日记虽然残缺不全，却足以视作珍宝，所以最后离开苏北利亚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财产”就是这本发霉的日记。当年写下的平谈无奇，如今都已匪夷所思。这是江宇冒死留下的“孤本”，它和《顾准日记》、《无梦楼随笔》一样，使历史的底色更为清晰。假如没有江宇先生当年的日记，也许就没有《苏北利亚》，可能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仅仅只是30多年前，竟然就有“苏北利亚”那样不可思议的地方，竟然会发生那么多骇人听闻的咄咄怪事！
《古拉格群岛》不仅包括作者本人“亲身感受的、记忆所及的和耳闻目见”，另外还从227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中获取了大量资料，所以索尔仁尼琴说：“这是献给全体受难者和受害者的我们的合力建造的纪念碑” [iii] 。与汇聚了集体的力量且蔚为大观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苏北利亚》的体量大概难与“纪念碑”相比，但是它却有其自成一格的独特魅力。《苏北利亚》并不是对当年日记的简单整理重写，也不是对22年劳改生活的连续性追忆，而是在回忆、拷问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忧思录。
读《苏北利亚》，常为江宇先生的记忆力所折服。他记得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记得许多人的辛苦遭逢，甚至记得一些零零碎碎的细节。这固然和平时的留心有关，或许更与大脑皮层受了过分的刺激有关。有个原来走不动路的大胖子，瘦得不成人形，皮肤皱缩得疙疙瘩瘩的，远看竟像穿了“泡泡衫”。人称小气鬼的老胡，能把一小瓶豆酱吃上大半年，“他吃豆酱的动作有点怪异，瓶盖只掀开一点点，筷子刚伸进去就抽出来，好像里面养了一只蟋蟀，怕它蹦出来似的。”尽管如此，老胡还是丢了命，死前，还剩了两个没舍得吃的山芋。归国科学家、原斯坦福大学教授祝维章，死后和劳改犯坟场，“墓碑”是一块旧砖头——难友用破剪刀刻上了他名字。在“惩罚大会”上，给犯人上脚镣，被形象地叫做上8008，点到名字的犯人应声出队，“才走了没几步，便不用再走了，因为公安上去一个动作就把他按倒在地，先给他上了脚铐，再拖到铁匠炉边。那铁匠从炉子里夹出一根红得透明的铆钉，铁砧上响起叮当之声，铁链便铆牢在脚铐上了。铁匠顺手将一勺冷水泼在铆钉上，一团白花花的水汽伴随着嗞嗞声凌空升起。”上述情景远远超乎想象，若非亲眼目睹，恐怕谁也无法凭空杜撰。所以，作者的记忆肯定也如同嗞嗞作响的铆钉，死死地扎在他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当作者以旅美华人的身份述写《苏北利亚》时，更使得这部书具备了穿越时空的沧桑感，表面看是私人记忆，其内容却不仅限于写个人，不仅限于写过去，亦不仅限于写“苏北利亚”。它在体现个人眼光、个人立场的同时更关注了“大家”——那些和“我”一样被视同为牲畜或会说话的工具的“同犯”。读了《苏北利亚》，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一个人的遭遇”，也能看到多数人都难逃脱的命运。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我”，也是“我们”；它写满了惨绝人寰的苦难，并试图探究苦难产生的根源。因此，苏北利亚——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之更苦的地方——所承载的不只是痛苦记忆，不只是黑色幽默，更背负着历史的债务。可是当我们习惯于用“史无前例”来指称那段不堪回首的重大错误时，往往持了一种“俱往矣”的轻佻态度，好像那些血泪痛楚都已成了呆账死帐，真的可以一笔勾销了。在这样一个突飞猛进、金钱至上的时代，人们讲究的是一切向前（钱）看，谁还纠着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不放，既是不识时务，也是跟自己过不去。然而，在大家乐得放下包袱，与往事干杯的时候，江宇先生却还放不下那一堆陈年老账，把或已湮没无闻的“苏北利亚”重新公之于众，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弥足珍贵的亲历记，还在于它像一面不肯自行锈腐的铜镜，它要跟历史死磕，同时告诫我们：“应该时刻警醒着，记住，再也不能选择健忘了”。
四
常态的社会环境尚且危机四伏，非常态的“苏北利亚”就更不用说了。江宇说：“这二十二年，我是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熬过来的。……我想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出路的。”“我的优势是年轻，要耗岁月还能耗得起。”在“苏北利亚”，想要活下去，除了熬、耗、坚持，还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也有人会想出其他办法。比如，有人想靠勤打小报告出卖别人换取对自己的宽大。也有人善于斗智斗勇，苦中作乐，不把自己逼向绝路。还有人会避重就轻，“曲线改造”，以“演小偷”的方式远离政治。总之，在这个被死神统治的地方，想要不死，只能想方设法留下一口气。好在，江宇的苦熬总算没有落空，他终于活着走出了“苏北利亚”。好在，就算“苏北利亚”那相不堪回首，也还有一些值得感念的人，值得纪念的事。像那个表面严肃的刘科长，实际上心地特别好。那个称呼右派“同志们”的曹秘书，就令许多人当场热泪盈眶。那个叫郑昂的教导员，竟还办了一次大筵席，让劳改犯们人模人样地上桌子吃饭！可见，即便是人人都成了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把人性剔除得一干二净。所以作者引述托尔斯泰的话说：“可怕的不是苦难和死亡，而是那允许人们去造成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江宇在书中多次通过今昔对比、中美照应，来思索、分析、寻找那个可怕的“原因”。他说，美国是一个人和事都“比较简单”的地方，而中国的人事都是“够复杂”的。然而，笼统的从简单、复杂找原因，显然又过于简单了。如今，“苏北利亚”早已成了前尘往事，那只恐怖的怪兽似乎也悄然隐遁，这世界看起来都很安全，很幸福。但是《苏北利亚》却告诉我们，现在，还只是江宇们坚持到的“第二天”，至于明天会怎样，只能靠我们。
所以，希望这本薄薄的小书，能够像劫后残灰，存续着绵长的暖意，藏蕴着不灭的火星。
201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