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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经典影评10篇

2022-03-12 11:12:4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牛虻》经典影评10篇

  《牛虻》是一部由Aleksandr Fajntsimmer / Iosif Sh执导,Oleg Strizhenov / Marina Strizhenova / Nikolai Sim主演的一部动作 / 剧情 / 历史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牛虻》影评(一):Gadflyman

  看Morning Sun注意到了这本书:作为苏联青年中的“畅销书”对文革那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偶像;后来又遭到批判,于是经不住诱惑找到1955年的电影。

  看完总体感觉是个极具个人英雄主义的题材的片子:叛逆的Arthur贵为主教之子,有着青梅竹马的女神级别的Gemma,毅然参加意大利的独立革命。受到欺骗和打击后游历世界,终成为一个一半富商/一半革命家的Spiderman式人物,不久大义凛然为革命献身,放弃所有委屈求全的可能,同时不忘摧残自己的爱人和父亲。

  好吧太肤浅,搬运个深刻的的

  An epic of revolutions, religions, and moralities, this novel digs deeply about human beings and their loves - the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he love for God; the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son; and the love between lover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ntanelli and the Gadfly truly stimulates me with the thoughts on God and his son, Jesus Christ. The love between Gadfly and Gemma, full of pain and pathos it was, is the purest and the most beautiful love I could ever imagine.

  Then am I a happy fly, if I live or if I die", the short verse written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which the Gadfly wrote to Gemma, just before his execution, is very simple, but profoundly encapsulates the Gadfly's life, one that was so short, and yet so fulfilling, and one that's likely to leave you reflecting on yours, too.

  《牛虻》影评(二):《牛氓》的配乐《浪漫曲》所联想

  生于爱尔兰的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百年前著成的《牛虻》,可以无愧于“伟大”一词的称誉。她笔下那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为祖国独立奉上生命的年轻意大利烧炭党人,在革命时代的苏联与中国青年心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部左右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一整代人价值观的作品,时间已使它成为了经典。关于《牛虻》,它对理想始终不渝的殉道精神;它爱情和责任的冲突;它由人伦引发的痛苦与悲剧各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要说的不是“一个英雄,到底要承受些什么?”的主题,而是它电影版本中的配乐。 50年代初期,苏联电影有一阵子没恢复过元气来,于是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大行其道,不管是俄国的还是外国的,拿来就是,完成年度生产指标就行。当然其中也不乏佳作,比如《奥赛罗》、《堂吉诃德》和《静静的顿河》。 而《牛虻》就是其中的杰作,此片于1955年由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由A·法英齐姆密尔导演,奥列格·斯特里奇诺夫主演,俩人都是都是当时苏联电影界的艺术家。相比起原著,电影中“牛虻”这一角色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影片着重刻划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为追求自由和真理,不屈地战斗并奉献生命的精神,把小说中这一人物的不完美之处(比如他对绮达的残酷,为“私人痛苦”的报复)都略去了,但它仍是公认的佳作。斯特里奇诺夫饰演的牛虻,以其充满忧郁和悲剧命运的目光及高贵傲然的气质,在人们心目中记忆鲜明,难以超越。《牛虻》不仅是革命故事,更是伦理故事。电影美化了“牛虻”身上人性的弱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性,但肖斯塔柯维奇的电影配乐从另一方面弥补了这一不足。 肖斯塔柯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 1906—1975),苏联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20岁便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音乐延续着晚期浪漫主义以及本国民族乐派的创作道路,并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保持着情感论音乐美学的思想传统,很多人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在影片筹拍时,作曲家受命为影片谱曲。无疑,主人公亚瑟(牛虻)的曲折命运和深邃情感还是让作曲家动了真情。只是限于影片的篇幅和叙述节奏,音乐未能充分展开,很多写好的音乐最终也未能用上。 此后,一位苏联作曲家列冯·阿托缅(Levon Atovmyan) 根据肖氏的手稿陆续整理出一些完整的曲子并将其编为《牛虻组曲》,这部作品近年来有很高的上演率。他为《The Gadfly》所作的配乐共12首,由乌克兰国家交响乐管弦乐队演奏, 1995年2月12日至15日在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广播电台音乐厅录音完成(这一版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这12支曲子正是肖斯塔柯维奇“用音乐来打动人的情感,表现人的情感”的作品。看过电影的人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配合着情节画面,音乐和谐完美地完成了剧中人物情感的映射,使牛虻作为一个“人”的心灵经历鲜活而动人。 组曲中最流行的是其中名为《浪漫曲》的一段,常出现在各种管弦乐小品的合集中。这首美得出奇的浪漫曲并不是影片的“爱情主题”,它首次是在影片开始时牛虻和蒙台利尼主教谈论热那亚的青年意大利党人的时候出现,随后在父子狱中相会时再现。真现男女主人公爱情的 古典音乐因其音响结构相对复杂丰厚, 情感内涵较为深广,用作电影配乐时,音乐的情调会随影片的故事叙述 发生变化。   这首《浪漫曲》在西方风行了好一阵子,成为音乐会上热门的安可曲和小品唱片上必备的招牌曲,后来还被冠以“俄罗斯冥想曲”的雅号,的确,小提琴独奏和乐队的形式和马斯奈的歌剧《泰伊丝》中的冥想曲十分相似,旋律优美之至,也决不输给马斯奈的——老肖1年后为《难忘的1919年》配乐时又写了一首浪漫曲,也是很飘逸潇洒的,可惜没有这一首流传那么广。乐曲是很简单的3段式,中间的过门可谓浓墨重彩,低沉的弦乐堆积起充满戏剧性的高潮,可别小看了这个插部,缺少了它,这首浪漫曲就缺乏了一些雄浑有力的气质,流于过分甜腻了。这个曲目的最新录音版本大概要数是夏依指挥皇家音乐厅乐团的DECCA唱片,可惜的是不明智地删去了这个插部,感觉立刻就流于平淡了!   当然《牛虻》的配乐并非只有这首《浪漫曲》出跳,其他如《序曲》的大气磅礴,《民间节日》的轻快明丽和《夜曲》中浓得化不开的浪漫,都大大超越了它作为电影配乐的初衷,完全具备了独立欣赏的条件。这也许出乎当年肖氏写作的初衷吧?尤其是这部红极一时的《牛虻》,用厚积薄发来解释似乎说不过去,老肖属于多产作家;1955年的创作环境已经进入了“解冻季节”,照理作曲家应该能写出更直抒胸臆的东西?但是却写出这样一部完全是浪漫主义风格的配乐,可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谜。

  《牛虻》影评(三):亚历山大•法因齐米尔作品《牛虻》观后座谈会纪要

  亚历山大•法因齐米尔作品《牛虻》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5年1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45—11:18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亚历山大•法因齐米尔作品《牛虻》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马惠洁、朱卉、王犀灵、杨越辉、孙凤凤、韩美娣、杜素梅、何吉(观影者:卢炘、王玉香、姚筱凤、田瑛、徐康华、吴令娴、任同安、刘新颖、张小平、朱法清、翁锡良、王月芳、庞健、姜天鸿、何天华、朱英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朱 卉

  《牛虻》的小说及《牛虻》的电影,以及男女主角亚瑟和琼玛的扮演者

  范达明:《牛虻》的小说及《牛虻》的电影,在50-60年代的新中国,是被官方全力肯定的,它们在青少年中几乎是人人必读必看的作品,这并不奇怪。原著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1864-1960)是爱尔兰籍女作家,曾在柏林学习音乐,因身有疾病无法弹奏乐曲,后旅游俄国接触了革命流亡者,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成为波兰籍西伯里亚流亡者伏尼契的妻子,遂直接参与了地下革命活动。她对于俄罗斯民意党人及历史上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革命斗争事迹非常热衷,为完成自己的心愿,她搜集了后者的历史素材写成小说《牛虻》,反映青年意大利党人(前身为烧炭党人)反抗外族奥地利统治的不屈斗争。写这样的带反宗教性质的革命小说在英国出版,自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原著一度受冷遇而少有问津,不料却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得到青睐。经苏联方面把原著译成俄文并改编搬上银幕,获得广泛热议与好评。在此片被引进国内之时,也正是翻译成中文的《牛虻》小说在国内青年团与红领巾读书活动中成为热门读物的时候。这大概在1956年,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这部影片当时我就看过。牛虻这个文学形象,在我这个少先队员的心中,就和卓娅和舒拉、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一样,是让人崇敬的英雄楷模。这部影片还有一个看点:男女主角亚瑟和琼玛的扮演者,是当时苏联一对有名的青年夫妻演员,男的叫斯特里然诺夫,女的叫斯特里然诺娃;而且他与她的相貌又都很英俊漂亮,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斯特里然诺夫后来还在《上尉的女儿》《白夜》《第四十一》等影片里扮演主角,前两部影片60年代引进后译制公映,我都看过;《第四十一》在当时也引进并译制了,记得《第四十一》的小说在上海《新民晚报》副刊还连载过。但此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一时让我们难以理解;在如此突然逆转的形势下,国内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也掀起了;而《第四十一》又恰恰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的典型,是受重点批判的,该片自然也就停止公映了。

  在影片中,宗教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电影在爱情戏的描写上也很感人

  马惠洁:影片《牛虻》表现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青年意大利党人在为上帝与人民而开展的反侵略斗争时,教会与上帝是否是可以统一的?亚瑟起初认为两者是可以统一的,最后他的天真被教会所欺骗,他被迫做了重新选择。

  朱 卉:显然,在影片中,宗教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亚瑟最后以“牛虻”身份出现,也是为了否定以前的自己。电影在爱情戏的描写上,也是很感人的,点到为止。

  《牛虻》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红色恋人的悲剧作品

  范达明:《牛虻》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红色恋人的悲剧作品。其中也有一种三角关系:女主人公琼玛美丽端庄,充满革命热情,无形中处在了亚瑟与波拉两个革命者之间。波拉是革命领导人又显然更加成熟,亚瑟如果不嫉妒琼玛对波拉的信任与尊敬——亚瑟误会这是琼玛对波拉的爱情——也许就不会在新任院长卡尔狄主教面前吐露真情。影片这里让新院长在接受亚瑟做忏悔时对亚瑟说出了恰是地下秘密组织联络暗号的口号(为了上帝和人民,始终不渝),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巧合,因为卡尔狄主教本身就是披着宗教袈裟的奥地利统治者的奸细。亚瑟在这个教会主教面前上当受骗,这是给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另一个打击,就是他得知自己无比尊敬视同父亲的前院长蒙太尼里主教,居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自己就是母亲与婚外勾引她的蒙太尼里主教的私生子。教会的这样两位院长主教,作为其原本信仰之宗教的崇高神圣性的代表人物,在此恰恰暴露了其狡诈的阴险性与虚伪性,这不仅是存在于政治上也同样存在于人性与欲望上。有意思的是,这个真相,倒是让与他交恶的哥哥、嫂子在他出狱后给他和盘托出的,哥哥还客观地肯定了蒙太尼里主教最后处理问题的做法:他承诺不再与母亲见面,并愿意承担教育亚瑟的义务。影片在此,通过让得知真相的亚瑟发出骇人的狂笑并砸碎了手中的十字架的举动,宣告了他此生跟教会跟宗教的彻底决裂。亚瑟由此而从一个有神论者的幼稚的不成熟的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位无神论者的成熟的彻底的革命者,这一点在原著与影片中都表现得极其充分与有力量——也难怪《牛虻》会成为50-60年代那个特定时代的艺术经典,因为它确实是跟苏联、中国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崇高信念完全一致的。影片中他留下一封“遗书”,宣布自己投河自杀,这里出现了有河面漂着帽子的镜头,同时印有一段字幕,但没有中文翻译,我们可能没有看明白;亚瑟实际上是去了南美洲,一去就是13年。回来后,已是历经沧桑,更名为列瓦雷士先生,只见他面带疤痕,走路有点瘸腿,撑着拐棍;又随时会像侠客一样出现在危难局面时,以他的神勇让人转危为安。而“牛虻”的名称,实际上是他在报刊上写作抨击奥地利当局的讽刺性时事评论时用的“化名”。

  牛虻最终为什么与神父走不到一起?就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王犀灵:那个年代的苏联电影演员长得都很古典、秀气。原著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而电影拍摄的背景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现在来看,台词偏向革命化,动作也偏向革命化。取名“牛虻”,是隐喻小东西也能让大东西不安生。亚瑟就是牛虻,奥地利帝国军队就如牛,革命者以其“小”跟统治者之“大”作斗争。那么,牛虻最终为什么与神父走不到一起?就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牛虻之否定以前的自己,以革命、独立自由的意大利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神父蒙太尼里(后来升格为红衣主教)却是按照罗马教王之意迎接奥地利军队进意大利来平息革命的,要让他放弃天主而追求革命,这怎么可能呢?显然,这就是两种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与对立的缘故。

  影片对爱情戏的描绘符合人性的表现,也突出了神父蒙太尼里对亚瑟的挚爱

  杨越辉:影片与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确实一致,是从无神论的角度来反映这段历史的。亚瑟的认识从信仰天主教和反奥地利侵略两者的一致,到后来让现实打破了这一认识起,终于成长为革命者的牛虻。这个基本情节符合了共产党人的无神论观念,也符合了革命者为党的事业勇于牺牲自己一切的价值观。影片对于爱情戏的描绘则是符合人性的表现的,包括亚瑟母亲与蒙太尼里主教的私情也是如此——或许亚瑟母亲与其丈夫的结合并非两情相悦,也说不定。总体上说,影片很实在地反映出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完全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利益服务的,当然,也突出地表现出神父蒙太尼里对亚瑟的挚爱是非常真切的。

  刘心武在他的小说《班主任》中就写到了《牛虻》的小说

  范达明:“文革”结束,北京作家刘心武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一炮打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班主任》中就写到了《牛虻》的小说:光明中学初三(3)班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接收了由拘留所转学来的“小流氓”学生宋宝琦到自己的班级里。在宋宝琦带来的东西里,除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外,还有一本没有了封皮的书,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文革”前出版的小说《牛虻》。女生、班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翻阅了书里有男女谈情说爱的插图,便判定这是本“黄书”,她甚至认为《青春之歌》也是“黄书”;此前张老师就常常与这个团支部书记发生矛盾与争论。譬如天热了,张老师问她为什么不穿短袖衬衫和短裙,她就认为那个穿了短袖短裙的同学就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小说塑造的谢惠敏是一个思想偏激、僵化、“左”的出奇的革命学生的形象,这是从“文革”的特定时期造成的文化沙漠中诞生的一代苍白可悲青年的典型形象。而张俊石老师则回忆起在他自己50年代的中学生时期,同学们是如何围绕着篝火以青春热情轮流朗诵着《牛虻》的小说的。我想,那个小说中张老师的经历,其实也就是作家刘心武自己当年可能有过的经历,说明了《牛虻》曾经在新中国早期几代人中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

  电影反映了好几个层面的问题,它们也可以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来看

  孙凤凤:电影反映了好几个层面的问题:有关于宗教的作用究竟在哪里的问题;有关于国家自身要强大才不受外族侵略的问题;有关于起义者要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对敌的问题。我们把影片涉及的问题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来看,也是同样的道理。

  韩美娣: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和大家说的一样。

  杜素梅:电影反映了琼玛等革命党人积极营救牛虻出狱的情节。由此我也想到,人生是为了幸福和真理;逃离痛苦、追求快乐是人的生存本能。

  影吧的放映设备今天起焕然一新,放映的效果也非常好

  范达明:最后,我们要鼓掌感谢恒庐美术馆席挺军馆长、柳献生经理以及其他员工日前的努力,在更换了新的投影仪之后,又专门定制了今天这样的与投影相匹配的大的屏幕。影吧的放映设备今天起焕然一新,放映的效果也非常好。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影吧活动做得更精彩!

  2015年2月5-6日整理

  《牛虻》影评(四):导演说

  伏尼契出生于爱尔兰一个学者家庭,她在青年时代就与流亡伦敦的各国革命者有过广泛接触,从中吸取了许多思想养料和创作素材。她深受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的思想和创作影响。侨居俄国期间,她接触过彼得堡革命团体,结识了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并曾为沙皇牢狱中的革命志士传递信件。回国后,她与从沙皇所判流刑中逃亡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为夫妻。她担任过俄国流亡者创办的《自由俄罗斯》杂志编辑,翻译介绍了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并创作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晚年移居美国直至逝世。这些都为她创作自己这部最为著名的作品《牛虻》奠定了思想基础。她为什么将这部小说取名牛虻?其直接来源是伏尼契从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的英国著名诗人布莱克的一首自喻性小诗,诗中写道:“不论我活着,或者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飞虻就是牛虻,它到处飞,专吸牛马的血,是害虫。布莱克为什么要用这个形象自喻呢?在欧洲,牛虻的来路有这样一个典故:希腊神话上说,天神宙斯偷偷爱上少女安蛾,后来被宙斯的妻子赫拉知道了。赫拉要惩罚安蛾,安蛾化为一头牛逃跑,赫拉便搞了许多牛虻日夜追逐,咬得安蛾几乎发疯。一只小小的牛虻,敢于用尖利的嘴狠狠叮住庞然大物的牛马,咬得它们毫无办法,是何等勇敢!而最早以牛虻自喻的又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当时社会不断实行针砭,以求督促社会不断改革,即使为此而死,也在所不辞。后来,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在刑场上他宣布:“我被神派到这个城市里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艾·丽·伏尼契给她热爱的主人公亚瑟取了牛虻这个绰号。片中还套用布莱克的诗句,以重复手法让青年亚瑟和中年“牛虻”两次对他所深爱的琼玛说:“无论我活,或是我死,我都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

  看这部影片,还需要对片中那种“牛虻式的爱情”做一点辨析。牛虻式的爱情的确曾被一些人深深迷醉——当牛虻知道波拉太太就是他少年时的恋人琼玛而波拉早已牺牲时,他却不与她相认,还是将全部心思放在斗争生活中,在爱情上苦苦折磨自己,实际上也折磨着她,似乎这才是革命者对待爱情的态度。这种颇具古典“范式”的英雄行为影响着不少后来的革命者。其实,这种爱情观的表现并不一定是牛虻的性格逻辑必然,它主要出自作者伏尼契所受的俄国民粹派英雄观的影响。我们知道《牛虻》的背景是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艾·丽·伏尼契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中叶,她并不是这次革命的同时代人。为了创作需要,她除了阅读历史资料外,她还必须从当代革命者那里吸取诗情和原型,不能不紧密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年轻时起,伏尼契就与流亡在英国的一些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交往甚密,甚至后来还在彼得堡参加了民粹派的革命冒险活动,民粹派的英雄观影响着她,并通过她的创作思想,在她所塑造的牛虻身上打下深深的印记。例如她笔下的一些人物除了在革命方式上严重脱离群众,主张采用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外,在个人性格上,牛虻也像民粹派革命家那样有盲目追求英雄意志的倾向,甚至将革命与爱情人为地对立起来,在对爱情的抑制中追求一种自我折磨式的锤炼。从革命者个人意志和毅力的角度说,牛虻确有可令人惊叹处,但他对待爱情的方式并不应提倡和无条件效仿。

  片中牛虻的演员斯特里仁诺夫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最著名的影星之一,也是我国观众曾经很熟悉的演员。他主演的多部影片在我国上映过,如《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生命在你手中》、《墨西哥人》、《三海旅行记》、《第四十一》、《白夜》、《莫斯科之恋》等。80年代初期,他在系列剧《牛虻》中再次饰演主人公牛虻。他杰出的表演才华使牛虻形象银幕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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