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5《十月》•俄国当代作家短篇小说特辑⑥|叶·波波夫：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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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长成记①

叶·波波夫

崔正领 译

第二十中学毕业后，我从注入北冰洋的雄伟的西伯利亚河流E的流经地K城乘火车来到莫斯科，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当时我激动万分。时值1963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政，人们的生活不失乐趣，与往日并无两样。尤其是在莫斯科，当时我已知道，即便这里不能被称为世界的文化中心，那至少应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想想即将到来的与诸多未知美好事情的相逢，心中竟平添了些许甜蜜的忧伤。

然而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我却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厕所内，一名烂醉如泥的男子躺在流满尿液的瓷砖地上，而一位看似闲来无聊的警察一边用自己的警靴尖头踢他，一边嘴里巴拉巴拉地在讲些什么，厌恶地等着救护车来把他拉走。

宿舍里没有留给新生的地方，这倒正合我意，我们被安排到莫斯科地质勘测学院的一间教室入住，那里备有轻便折叠床，莫斯科地质勘测学院正是我当时考入的学校，之后我也是在这里毕业的。学院位于马涅什广场，对面是克里姆林宫，左边是民族饭店，右边是罗蒙诺索夫雕像，再不能更中心了，对此我是由衷地高兴。因此，当我后来搬到大学城的一号楼，今天这楼还在，就在基辅车站的后面，大学生街上，那地方当时在我看来仿佛处于偏远的郊区，如同鲍里斯·巴尔涅特同名电影《边区》中描绘的那样。

岁月流逝，起初是读书，接着就是平淡的年复一年。应该是没人相信，但说实话，我从没有渴求过紧抓住莫斯科以图将来能够享受它的恩惠。所以，当我拿到退休证书以及与之相随的菱形“优待证”后就回到了故乡，只是在我于首都实实在在生活了三十多年，拥有过家庭、工作和住房后，此时的故乡看起来就小多了。

那时的年轻人有很多门路留在莫斯科，尽管这座永恒的体制城市里存在着严格的警察制度，但有很好的紧俏食品供应，当时的苏联政权除首都外无力向其他地区提供此类食品。

甩掉固有的谦逊，不计才气的大小，我也应该被划入类似创作者的行列，因为，呜呼，我如今也是一名职业作家。但那时正值成熟社会主义的末期，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作品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思想残缺，近乎诽谤，有冷嘲热讽和淫秽色情之嫌”。因此，我的未来在故乡就变得黯淡起来，就似那位处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或终日饮酒，麻醉自己；抑或相反，加入到墙头草的队伍中。而在莫斯科，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莫斯科是很容易失踪的，在这里仍在拼死传播自版刊物和侨民刊物，以及那句老话：“游击队员是杀不绝的。”

唉，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水经莫斯科河流入了奥卡河，然后又流进最终汇入里海的伏尔加河！苏维埃政权被一种至今尚无确切科学定义的社会历史结构所完全取代，曾经的大人物大都已化身为大小寡头、银行家、农场主和资本家，亏损变成了盈余，现在，人们即便是在外省的商店也能随时买到心仪的东西，甚至还可以从自家城市直达异地他乡，比如直达加那利群岛，或者去非洲打猎，就像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当然，这事儿没钱不行，也还要祈祷上苍，没有战争才能成行！我和我的许多尚且健在的朋友和同事，也平稳地从离经叛道者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有益成员。

莫斯科市的人口在十四世纪为四万，而到苏联末期已超过八百万，在我看来这应是正确方向上的改观，尽管人口的增长照例不仅来自本地人口，也来自外来人口。新的灯火在闪亮，人们在那些灯光下像往常一样相爱、结婚、生子，用一句莫斯科的新潮俗话来说就是，钱在和钱睡觉。尽管……尽管和美国一样，莫斯科的人也全都是外来人，区别仅是时间上的不同，在于莫斯科人进入莫斯科城的时间。据古老传说，甚至连莫斯科的奠基人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都不是第一个来到莫斯科的人，他在12世纪从基辅向弗拉基米尔进发时遇到大地主斯捷潘·库奇卡，后者因拒向前者缴纳高额庇护费，这位未来大都市的原主人竟被外来的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杀死了，今天，尤里·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正屹立于原莫斯科市政府对面。如此一来，对于我们国家的其他统治者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更不用说我们这座可爱城市的那些普通居民了。

注： ①本篇原题《Как я прирастил собою Москву》，作者叶夫盖尼·波波夫（Евгений Попов）生于1946年，曾参与编辑和出版《大都会》辑刊，现任俄国笔会副会长，莫斯科作协秘书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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