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的核桃
常青的核桃
文:柴静
一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northface。(还是奥卡索?),反正走在路上一望可知是中央台摄像师。
手里攥两核桃,到哪儿都揉着。
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听他说的最多的一次是跟出租车老师傅聊天,俩人切磋,核桃能怎么按摩人手的掌面上什么商阳、后溪的穴位。怎么把三阴经和三阳经贯通……
一般车到站的时候,我们都趴在车里,我找我掉在前座下面的笔记本,他找他掉在后座底下的核桃。
工作拍完完,别的事绝不多说。
有天在街上等拍摄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我看了他一眼。
二
跟郭凤莲去农村座谈。那是个条件非常好的村庄。
因为去了不少代表,加上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大家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放了十个果盘。男主人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书记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地看见,电视里的画面原来在现实里可以是真的。
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的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就这个时刻最羞愧。
我们跟大家说“你们是代表老百姓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先迟疑着说了一句“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你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都涌上来,说“不要大拆大建”
……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了郭凤莲的肩膀说“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
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我楞了一下。
三
今天上午在会场,总理报告里说,单位能耗降4%的指标——这是说一年得省下一个工业大省的能源量。
我们看见山西省省长于佑军从北门出来了。山西环境欠帐600个亿,产一吨煤要用5-10吨的资源。
我跑过去,常青跟着追着。
于佑军走得真快。他不肯说。说一句话说不清。
我们跟着跑了200米。常青扛着机器,倒退着跑,没人来得及给他挡着随时会撞上的人群。于省长一个迈步,上了代表的大巴。
把门的人犹豫了一下。
“上”常青说。
于省长刚坐下,一转头看见镜头,叹口气“你下午五点来吧,我到时候跟你说。”
“可是我就想知道您刚听到报告里这个指标时候的感受”。
他说“我们订的目标比4%还高”。
我一回头,常青的胳膊正被警卫的同志扶着,我们被请下了车。
代表离场的时间很紧,我们扑来扑去,济钢的老总,克拉玛依的市委书记,无锡,承德,四川,各路人马……
天安门广场面积40公顷,这台摄像机有二三十斤沉。
四
我们出发的时候听说他正离开会场,被一堆媒体围着。
刘鑫的伊兰特在长安街上开到140,说实话,坐在副驾驶的我,感觉如同邦女郎。
确认车上有气囊之后,常青把自己的机器抱得紧了点。
车是从人大驻地警卫脸前冲进去的,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薄部长正回答路透社的记者的问题,我走过去“我们需要拍摄的光线,您可以跟我来么?”
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好”
“绝大多数的伪劣产品象假酒假奶粉都销售到了农村,这怎么解决?”我问。
薄部长谈兴甚浓。一路问下去,已经三十分钟。
一天下来,我拿在手里的话筒已经沉得举不动了。
常青在我身后,周围都是人,要想机器稳定,就得用胳膊撑开扛着,用自己当三脚架。
我已经想收了。香港媒体的记者想要问中美贸易的问题。
“让她问完”薄部长指指我。
我侧了一下头,机器换成刘鑫扛着。就扛了十分钟的时间,脸已经白了。
象常青这样的人,只要还能扛动一分钟,他不会让给别人吧。
回来的路上,夕阳照着,大家聊天。
他忽然说“其实中国的事情,还是要实实在在的人去做的。”
到台西门的时候,我把手稿顺利地丢在了车上。
常青,你的核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