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带给我们的吸引力已经不比从前丨单读访谈
如今，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已经年过八旬。反观过去八十年的文学之路，无论是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还是写作的风格上，戴维·洛奇都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见解。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的同时，他也渐渐发现，写出好玩儿的书变得更难了。
在这次专访中，戴维·洛奇不仅向我们解释了当下他对文学身份、写作与生活的理解，也回顾了他“校园三部曲”、《治疗》、《作家、作家》等作品时的写作历程，并从中发掘了年龄的增长为他带来的写作上的变化。对戴维·洛奇来说，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治疗”，也是作家最大的特权。
文 吴琦
系统地阅读戴维·洛奇是大学时候的事。因此许多书都是从图书馆里借的，好像连同那一段单纯的阅读记忆，被保存在学校里。现在想，那时迷恋他的小说，多半也是因为身在校园，并且暗暗期待，今后的人生也能与学术体系有点关系。
他的“卢密奇学院三部曲”创造了一个“小世界”，和许多作家在小说里虚构一条街、一个乡镇、国家不同的是，他虚构了一个抽象的共同体，指向学术工作与校园生活。当然背后也指代更普遍的生活逻辑。
他具体地揭露这个小世界的虚伪性。用他的狠毒和幽默，刺破梦幻泡影外部那层表皮。用来推动叙事的力量和技巧，多数来自校园周边的人生、与世界有限的摩擦、在学术会议之间往来的旅程。学术工作的恒定、静止，和旅行的短暂、善变，短兵相接，构成了他小说的基本质地。他自己将其彻底归类于“喜剧”。
作为读者，我那时未必能够分辨，那些小说对我的吸引力到底是来自内在于知识的某种特权，还是他对这种特权的怀疑。
后来自己买来几本，都不算他最好的作品，例如《失聪审判》。他还是同样牙尖嘴利，嘲笑自己和学院生活，可这次却比较轻易地放过了笔下的人物。说是轻易，其实也只是服从时间的秩序，任凭他们逃跑、老去，不论是创造还是解构，都迎来了阴影，一种难以为继的乏力。
这时我已经离自己的学术梦想越来越远，象牙塔内的生活依然令人神往，但也越来越丧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像是空中楼阁，也越来越接近戴维·洛奇的描写。他自己长期在学院里生活和工作，因而顺理成章会懂得如何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写，运用不同的素材来写——他最近出版的自传《生逢其时》，大概是最恰当的定义。
但他的时代已经和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同了，随着 20 世纪的教育普及，人们才开始对知识体系有所打趣，或者反省。而在 21 世纪，洛奇昔日无情揭露的那种小世界的虚伪性，已经成功地暴露在大多数人面前，甚至，讽刺已经成为泛滥的表达范式。在这之后，如何分辨讽刺的品质，并在其中汲取出真正的批评？是回到一种文学性的命定，还是在社会层面继续推进这种讽刺/批评的深度？这成了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半径，和自己的武器。读者也是一样。生活和写作都会自成“小世界”，它同时存活于真实和虚构之中，文学与生活也是在这个维度上互相助益和激发，是否能够对此诚实，保持观察和战斗力，决定着谁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虚伪提出反对的声音。
戴维 · 洛奇专访
随着年龄增长，写好玩的书变得更难
单读：您同时拥有作家和批评家两种身份，那在进入您的小说之前需要理解您作为批评家的身份吗？换句话说，如果您不是一名学者，那您是不是可能不会成为这样的作家，甚至根本不会当作家？
戴维·洛奇：就算没有 1960 年到 1987 年间的研究经历，我想我仍会成为作家，只不过是另一类作家。而且显而易见，小说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因为我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很多我在学院研究时的经验；形式上也会有变化，在写小说时我就像一名自我意识强烈的手艺人，大学老师和批评家的身份会使我对作品不断地进行自我审查分析。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的文学都来自生活及其他文学，所有的书籍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互文性，但同时是一名批评家的作家会自发地在文学创作中挖掘更多可能，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最近我写了两本传记体小说，分别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我很享受将在学院研究时获得的知识和技巧运用在小说创作中。
单读：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爱德华·摩根·福斯特都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尝试文学批评，您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戴维·洛奇：他们都是我所尊重并且学习的一流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因为二十世纪后半叶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文学批评以学院式批评为主流，他们的文学批评的主要受众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我的文学批评更关注理论和方法论，这也反映到了我的创作中，我常常在小说中讽刺那些自命不凡的学术研究。
单读：您写作的动机是什么？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会用整个余生来阅读和写作？
戴维·洛奇：很多作家都因阅读文学带来的震撼开始写作，并且希望自己也能亲手创造出这样的效果。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趋向于模仿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作家，到后来，如果你继续的话，你会逐渐知道怎么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一套模型，写下一些从没被写过的话，或者换一种写法。最开始你会直接运用你的经验，把写作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经验的一种方式，但接着你需要找到私人经验中能带来共鸣的那部分。很多人会在青春期的时候写诗，当然我也写了一些，但我更多地会诉诸于叙事，尤其是小说，这是一种能够更详尽地表现生活的方式。我在 18 岁的时候完成了第一篇完整的小说（庆幸它没有发表），我想从那时开始，我就有了成为一名小说家的使命感。
单读：您的生活一直都很顺利，有一份好工作和幸福的家庭，您也在很多采访中提到您的家庭生活平静美好。那您的生活中有足够的挫折或者戏剧性来支撑你的文学想象吗？一直在学校学习乃至教学的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好处和局限呢？
戴维·洛奇：毫无疑问，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各种经历都是有用的，但其实并非必要的。想想简·奥斯汀，最伟大的英语小说家之一，但她的经历就非常局限于她的性别和社会处境。天才的写作者能将几乎任何一种生活都演绎得有趣。认为艺术家的生活必须充满冒险、危机和越轨，这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理想，这样的生活有时能孕育出伟大的艺术，但却不尽然，甚至可能会阻碍艺术的产生。
单读： E·B·怀特认为写作是一种折磨和惩罚，并不适合作为职业，最好的作家应该是从监狱生活中或从咨询机构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写作的人。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戴维·洛奇：近三十年来我都是将写作和工作混在一起，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相较其他大多职业，学术工作给了我更多的个人时间和自由。每每新学期一开始，你不得不将手头正在进行的小说搁置一边时的确令人烦扰，但这确实减轻了为因揪心于创作的失败或成功而产生的单一而持续的压力，这恰好是职业写作者的宿命，我相信这也是 E·B·怀特所说的“折磨和惩罚”。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是孤独的、强迫症式的，让人容易陷入焦虑、沮丧等等不愉快的情绪，只有圆满完成作品才能消解。但我并不后悔成为全职作家。
单读：对欧洲、美国和中国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令人振奋的年代。在小说《换位》（Changing Places）中，你捕捉到了反主流文化的兴起，那时你相关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这没有成为你写作的恒久主题？
戴维·洛奇：我的年龄使得我在 6、70 年代的社会和文化革新运动中更多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种意义上的“六十年代”真正开始于 1965 年，我那时 30 岁，在美国有这样一句口号：“永远不要相信超过 30 岁的人”，但我最终还是参与到了 6、70 年代这场发生在罗马天主教会内的神学、礼仪、性道德的现代化运动之中，并且写进了我的小说 How Far Can You Go?（《你能走多远？》中，美国出版名为Souls and Bodies（《灵与肉》）。
▲ 《How Far Can You Go?》 戴维·洛奇 著；Secker & Warburg 出版社；1980 版
单读：在您的《治疗》和《失聪宣判》中分别讲到了中年危机和老年危机，您是从自己的危机出发写的吗？
戴维·洛奇：就像大多数小说家，我有时（但不总是）会从个人经历中获取小说灵感，有些是不愉快的经历，比如听力衰退。对《失聪宣判》中患抑郁症的主人公 Desmond 来说，“危机”这个词并不准确，但可以用来描述《治疗》中人物 Tubby Passmore 的困境，和书中的他一样，因为拒绝治疗，我一年多来一直饱受膝关节疼痛的折磨，这也是我写这本小说的缘起。但他婚姻的破裂、作为剧作家的职业生涯危机是虚构的，与我个人的生活并无关联。
单读：您在《治疗》的前言中引用了格雷厄姆·格林的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治疗”，这句话是否指涉你自己？
戴维·洛奇：格林的整句原话是这样说的：“写作是一种治疗；有时我好奇那些不写作、不作曲、不绘画的人怎么从生活中的疯狂、忧郁和惊慌失措——这些伴随人类命运的困境——中逃离。”我认为作家的最大特权，就是可以通过创造能为他人带来愉悦的作品，而将人生中的消极经历转化为积极的事物，这一方面弥补了写作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可以说是有益健康的。
▲ 《治疗》戴维·洛奇 著；译林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版
单读：您的写作怎么随年龄发生变化的呢？特别是您退休之后。
戴维·洛奇：我认为我在写作方面变得更完美主义了，这一部分是因为我有更多时间投入其中。我现在重写的几率比我年轻的时候要多，尽管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电脑成为了写作工具，让机械性的修改变得毫不费力。但是大多数人上了年纪后大脑变得迟钝，我也很悲伤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这却是创作的核心。
单读：您曾在您的书中说道，作家常常在创作上失去信心，并且用库特·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举例，你有类似的困扰吗？您怎么克服写作中的障碍？
戴维·洛奇：那些想要创作出真正文学作品（而不仅是娱乐）的作家会不时地对他们笔下的世界丧失信心，也拿不准自己是否能够说服读者，这种情绪有时甚至会让作家放弃手中的作品。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但有接近的时候。如果我有怀疑，我会尝试分析原因并且尝试解决，在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不会动笔。这并不妨碍我做后续的修改，但给了我更多继续写下去的信心。《第五号屠宰场》是一部元小说——一部关注于小说本身的小说。冯内古特在讲述二战中德累斯顿的破坏的表面主题之下，使用了喜剧、荒诞、告白等多种风格，而且并不去尝试整合它们，这很冒险，但事实证明这是一部杰作，也影响了我在《你能走多远？》中的创作。
单读：你曾预料到“校园三部曲”会给你带来如此大的成功吗？
戴维·洛奇：《换位》和《小世界》是一般意义上的喜剧小说，《好工作》也包含了大量的喜剧。读者喜欢笑，如果能让他们笑，你就很容易受到欢迎。遗憾地是随着年龄增长，写好玩的书也变得更难了。
▲ 戴维·洛奇的“校园三部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版
单读：当您讽刺学术生活，尤其是在“校园三部曲”中写到那些人物的虚荣和傲慢时，您不担心同事或者朋友会在背地里认为您是一个背叛者吗？在您写到学者的性生活时，他们会觉得被冒犯吗？讽刺和卑鄙的界限在哪里？
戴维·洛奇：我时刻注意避免塑造出与现实人物明显对应的角色，但有一个例外就是 Morris Zapp，他是基于我的朋友 Stanley Fish 为原型，庆幸地是他很喜欢这个角色，甚至想让他俩更像。我曾想过有些之前的同事会痛斥我对学院规则的讽刺让行业蒙羞，但目前还没有人直接向我抱怨。我认为英国的学院比其他国家更有幽默感。
单读：您曾对《小世界》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作了修改，是因为有人对此不满吗?
戴维·洛奇：那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国家里很普遍的名字，但是让一位读者感到难堪，所以我在第一版之后改了。
单读：当您描写被您称为“小世界”的学术团体时，您会将其与更广阔的社会团体相联系吗？怎么联系呢？
戴维·洛奇：大多数有关学院的小说实际都呈现出一种大社会的缩影，但创作《小世界》是出于我对学术世界希望实现“全球化校园”的想法很感兴趣，回应了因为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的概念，自他写下《古登堡星系》以来，互联网已经进一步发展，所以我写下了《小世界》。
单读：我在一次采访中看到您说《作家，作家》是您最好的作品，为什么？相较于讽刺性，《作家，作家》中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为什么？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故事中有你个人的投射吗？在我看来，这好像是在您两个身份中的一种微妙平衡——一位慈爱的作家和一位温柔的批评家。
戴维·洛奇：《作家，作家》与我之前的作品有本质上的区别，很难在他们之间作比较。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比一般虚构小说要好写，因为我不用虚构一个基本的叙事。而它的挑战在于要在亨利·詹姆斯生命中发生的无数事实里找到一个新奇的故事，并用一种令读者信服的方式去想象他的主观经验。
单读：您的大多数校园小说都充满讽刺，而不是悲观，这是否代表了您个人的价值观？但我读《失聪宣判》时确实感到一些伤感。
戴维·洛奇：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校园小说都是喜剧。《失聪宣判》中有喜剧成分，但随着故事发展逐渐变得伤感。在英语书名中，“Deaf”意在双关“Death”，当人变老之后就会更多的思考生命的有限。
单读：您尝试同时取悦普通读者和受过文学教育的读者，您认为您成功了吗？
戴维·洛奇：在这个方面不应该由我自己来评判是否成功，但确实我的书卖得不错，尽管里面有大量的文学典故。我尝试把对这些典故的指导包含到故事本身。举个例子，在《好工作》中，女主人公 Robyn Penrose，作为大学教师，在课上讲授维多利亚工业时期的小说，比如盖尔斯凯夫人的《南方与北方》，这能帮助读者理解接下来故事中的互文引用。
单读：您的小说曾被改编成为剧集，您也曾在报纸写过专栏，您对大众媒体的态度是什么？
戴维·洛奇：写新闻是写小说的自然扩展，电视剧则是完全不同的媒介，但我乐在其中，尤其是改写《好工作》的剧本时。当你创作出不错的故事时，接触到更多受众的机会自然挡不住，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现作品的更多可能性。
单读：《好工作》获得了最佳剧集奖，而不是布克奖，您是什么心情呢？
戴维·洛奇：小说和电视剧改编是不同的，小说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创造，电视剧集则是合作的结晶。当然我更想拿布克奖，毕竟《好工作》也在入围名单内。
单读：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您主要谈到了写作技巧，既浅显易懂，又专业准确。要成为伟大的作家，除了天赋之外还需要什么？在你自己的写作中技巧和天分怎么起作用？
戴维·洛奇：不用谈伟大，只要是一个稍微不错的作家，就肯定有拥有超出技巧之外的才能。你必须有一些独创的看法，并且有效地表达出来，比如说你对自我经历的回应，反省的习惯，对语言生动表现力的热爱，最后，坚持。
单读：狄更斯很喜欢托马斯·卡莱尔的非虚构作品《法国革命》，你对非虚构写作持有什么态度？你可能不知道，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尤其是媒体上很受欢迎。
戴维·洛奇：我对非虚构的叙事性写作很感兴趣，包括《作家，作家》和我最近的小说《有才能的人》，都是非虚构类小说，它们立足于传记事实，但使用了小说技巧。这种方式在英美也逐渐流行起来，我书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这种趋势的，叫《属于亨利·詹姆斯的一年》，文章本身又属于另一种当下流行的文体，即回忆录式、自白式的，当中讲述了我写《作家，作家》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了同一时间创作的其他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小说的影响。近来越来越多的书籍、戏剧、电影和电视剧都以事实为根据，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被新闻轰炸，纯粹的小说带给我们的吸引力已经不比从前了。
翻 译 | miu
部分插图 Rene Magr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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