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回忆少年的劳动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十几年，国家的工农业还不发达，经济还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为了改善生活，多数家庭都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家务劳动。
那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家务劳动。由于我年龄小，感到这些劳动又苦又累，漫无尽头，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些活干完，轻松地和小伙伴玩耍。春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和姐姐弟弟到野外草甸子挖婆公英、苣荬菜，这是春季饭桌上的主要菜肴；夏季挖喂家禽的野菜，主要有灰菜、车前子、扁猪牙等；三伏天是麦收的季节，学生也放暑假了，我们就到城边的麦田里捡收割遗落的麦穗，回家后搓成麦粒，爸爸拿到米碾子换白面；秋季是大丰收的季节，每到星期天，我们到农田捡收割遗漏的或被遗弃的小玉米棒、谷穗和黄豆粒，到土豆地里挖遗漏的小土豆……进入深秋，天气逐渐寒冷，我们又开始捡柴草，一开始是捡玉米秸秆和高粱秸秆，接着是刨玉米茬根和谷子茬根，到荒草甸子用耙子搂蒿草杆。我跟姐姐和弟弟背着沉甸甸的秸秆，弯着腰，艰难地往家走着；走了一段路就累的腰酸腿疼，大汗淋淋，肩膀被绳子勒的如刀割，每走几百米就得坐下歇一会儿。有时因背的柴草太多，坐下就站不起来，只能两个人互相帮忙，你卸下柴草先扶起来我，我再拉起来你。每当走到离家不远时，我看着家的房子，恨不得一步到家，嘴里叨咕着，走一步少一步，一步两步……终于走进了家院子。长出几口气，卸下柴草，急忙跑进屋里，也顾不上洗手了，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一下子水，咕噜……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从饭盆里拿出一个玉米面大饼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时，几乎家家都捡柴草。到了秋季，每天上午都能见到去野外捡柴草的人，到中午或晚上都满载而归。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的家务劳动是捡粪，那时，我十二岁，我的二弟才十岁，我们俩都在县实验小学读书。学校为落实支援农业的号召，在放寒假前，给学生布置积肥任务，每位学生在寒假期间要向学校交几筐粪。我在做完寒假作业以后，和二弟挎着筐（也叫土篮子），拿着一把小铁锨，走街串巷捡粪，按照学校规定的日期交上去，超额完成任务的，开学后受到老师的表扬。那时，农业生产施农家肥，春耕前农村生产队到县里买粪，见到谁家院子里堆着粪就进院和主人商量买粪，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认为价格可接受时，买卖就做成了。粪便也分优劣，人的粪便叫黄粪，价格最高，一般每市斤一分五厘，猪粪次之每市斤七八厘，牛马粪价格最低每市斤五厘。
捡粪的人多是一些学生，家庭生活条件好的，把学校交给的积肥任务完成就不捡了。我们家的生活条件还可以，但我和弟弟完成积肥任务后还接着捡，我二姐有时间也出去捡。农村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马车，初冬是交公粮的季节，在县粮库大门附近排着一辆辆马车，见到哪匹马拉粪，捡粪的人就向这匹马跑去，谁跑的快当然这堆马粪就归谁所有了。一个寒假，我们能捡两大马车粪，每车粪能卖到三十五元。那时我母亲月工资才三十几元，我们一冬天捡粪能卖七十多元，感到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已经足够我们姐弟几个的学费和书本费了。
捡粪劳动主要在冬季，很辛苦，特别是三九天，想多捡更辛苦。凌晨被称为是“鬼呲牙”的时候，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刻，这个时间人们都在熟睡，起来捡粪的人很少，家畜一夜排出的粪便还没人捡，要是起来晚一点儿就捡不到了。我和二弟每天凌晨四点钟左右就起来，穿上厚厚的棉袄，戴上狗皮帽子，戴上手闷子（手套），戴上口罩，拿着手电筒，走街串巷地捡粪。捡回几筐粪以后，手被冻僵了，脚冻麻木了，进屋就急忙到炉子前烤火取暖；不一会儿快到早晨五点钟了，二姐领着我和二弟挎着筐出去捡煤渣。我们家在县白酒厂东侧，白酒厂三班生产，早上五点钟是交接班时间，大门一开，在门外等候很久的捡煤渣孩子，疯狂往锅炉房附近的煤灰堆跑去，跑到最前面的人到灰堆上画一个大圈，大声喊，这个圈里的煤渣都是我的了，跑在后面的人紧接着都在灰堆上画圈，瞬间在灰堆上画出了一个个“领地”。
那时县城没有自来水，街区附近有一口水井，居民吃水要自己去挑。“文革”时爸爸被下发到农村劳动那年，我已经十三岁了，但还不能挑起一担水。为了不让母亲受累，我和二弟往家抬水。我们俩面对面站在井台上，双手把着辘轳使劲摇着，当辘轳把手摇到高处时我们俩还要蹿一下高，就这样分两次才摇上来一桶水。冬天井台上冻满了冰，不慎滑倒就有掉进井里的危险，但我们没有害怕过。
我们姐弟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从事一些家务劳动，不但收到父母的夸奖，也受到邻居的称赞。到了成年，特别是成家立业以后，我才逐渐地领悟到，少年的劳动不但为改善家庭生活有一点儿帮助，也是父母教育我们的一种方式。如今我已经退休了，回眸往事，少年儿童时的磨难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大精神财富；不但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不怕困难，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助人为乐，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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