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学的读后感10篇

　　《汉字学》是一本由王凤阳著作，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页数：98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字学》读后感(一)：本书的后记

王凤阳：我的学路历程与汉字学思想
——《汉字学•后记》
《汉字学》终于脱稿了，我长出一口气，总算卸下了一个包袱，轻松之余也不免有些感慨。
人在走完一段路程之后总愿意回顾一下经历，这是人之常情；在结束《汉字学》之际，我也不由得回忆起我和汉字学结缘的过程和写这一本书的曲折来。我接触文字问题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发愿写一本有关汉字的书也有三十年了，今天总算了结了这个心愿，心里自然是高兴的；可是，到今天才了却这桩心愿，就有些感慨系之了。这种回顾也许对我个人有意义，但我也希望对我的读者了解我、了解我的文字思想有所帮助。
我想先说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再说我的文字思想形成的过程。
一
我是1952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后留校教古代汉语。我讲授文字学始于1956年，当时只写了教学笔记。1957年重讲时，我写了我的第一本汉字学讲义。这本打字讲义曾在高校间交流过。我本来是把它叫作“文字学”的，印刷厂的同志为与现代语的文字部分区别开，在封面上印成《古汉语（古文字学）》，其中“古文字学”还被误作了“古字文学”，这完全出于偶然和误会。这本讲义写在“反右”运动中，在“教学革命两不误”的口号下，我白天参加运动，批人和挨批，晚上开夜车编写讲义，常常通宵达旦。正因为这本讲义我付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精力，所以我对它是很有感情。讲义刚刚完成，我就因为“鸣放”中的发言，在1958年1月被下放到长春郊区“八一”社去“劳动锻炼”去了。
1959年5月下放归来仍继续教古汉语。当时年富力强，虽经挫折，专业上还雄心勃勃、锐意进取，希望能有所成就。按当时计划，我很想把汉字研究告一段落，然后将精力转移到音韵、词汇研究上去。另外，在我钻研文字之学时，我痛感到在中国文字的历史研究和现实的文字改革的脱节。按道理，汉字史的研究应该探求汉字发展的规律，指出汉字改革的正确方向；但当时所见的文字史著作绝大多数都在“六书”中兜圈子，在篆隶真草中讲发展，不仅对汉字改革无所补益，而且常常起干扰作用；即使有些学者主观上企图为当代文字改革寻找历史上的根据，由于客观上没有挣脱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往往把问题简单亿、庸俗化。因为在整理、解释古文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字学，它的精神是向后看的、复古的，它对解释汉字自身的运动规律是无能为力的；不改变传统文字学的出发点和方法论，只在尾巴上勉强续上“简化”、“音化”是汉字发展“规律”，这只会歪曲汉字的历史，为改革提供虚假的前提，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是旧瓶装新酒的必然结果。热心于改革的文字工作者对汉字的历史则多采取抹煞的态度。他们中的多数对历史上的汉字不是简单地否定，就是在细枝末节上吹毛求疵。于是，“汉字野蛮落后”、“汉字是士大夫的文字”、“汉字在历史上一步迈错走出了世界文字的共同轨道”……，就成为改革者的“理据”。眼光远大些的改革主张者虽然也想建立汉字改革的历史根据，但因为没有摆脱传统文字学的影响，也只能在“六书”的排比中找出路，用“六书”形成的“阶段论,来顶替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虚假的文字历史观既经不住文字实际历史的检验，也很难为汉字改革提供坚实的历史根基。正因为如此，不少的文字改革者也就把文字变化中的某些现象、文字构成上的某些方法当成了文字发展的规律；其结果则是用感想和热情，或者用想当然的愿望顶替了文字规律，使文字改革在某些方面陷入了盲目性。我个人由于接触汉字问题的特殊道路(在后面要详细说到)使我对文字历史的研究和改革的现状颇有感触，很想能把汉字的历史和汉字的现状贯通起来，从汉字改革的需要去研究汉字的历史，用汉字的历史规律来阐述汉字改革。我当时自认为在这方面颇有所获，这些想法和创获都写在我的讲义之中，所以当我将要转移研究方向时，很想把自己的心得总结一下，发表出来，供社会讨论、参考。出于这种动机，我在1959年将所写的汉字学讲义寄给了文字改革出版社，说明我想把讲义中的思想扩充、阐发并加入讲义中没有写入的文字改革部分(因为讲义限于古汉语文字学，按课程分工，有关文字改革的部分应由现代汉语承担，所以没有写入)，希望能够出版。感谢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同志，他们很快复信表示同意出版，希望务必将文字改革部分写入。就这祥，我结合着教学开始了汉字学的改写工作。
1959年讲汉字学时我着重探讨了汉字字形发展规律部分，写了详细的讲稿；1960年我开始了《汉字和汉字改革》的正式编写。遗憾的是这期间“反右倾”运动开始了，学校里也发动“教学改革”，在师生中开展“又红又专”的教育。一时间所有课程都停了下来，师生结合编讲义，许多课程要在短期中完成。在冲动中有人提出《汉字史和汉字致革》也要变成电影教学，使一学期的课在几天之中完成。就这样我着手写的书(在校内是讲义)只好停笔。印出的只是体系论的一部分，这就是曾在高校的教材交流中交流过的《汉字和汉字改革》的未完稿。运动中“白专道路”是众矢之的，我的“单纯业务观点”是比较“有名”的，写书的事也不知怎样传了出去，虽然没有人直接提出，但背后的切切私语之声不时传来。被当“典型”的后果我是知道的，为了不成为“白专”典型我只好忍痛停止写作，只留下开了个头的讲义作为这本流了产的书的纪念。好在这次运动批判的重点不在党外，但惊弓之鸟只好戢翼铩羽、安分守己，“夹起尾巴作人”。这次教改之后，古代汉语也由讲系统的语言知识变为培养古文阅读能力。由于忙于教学和新系统的《古代汉语》的编写，写书的愿望也只好搁置起来，留待异日了。萌发了的幼芽虽然在寒冷的气候里出不了土，但只要它的生机还没有摧折，它照旧会向下扎根等待时机的。我出书的愿望虽然被“白专”的帽子压了下去，但此心不泯，我只好把短线变成长线，把研究的重点分散到讲课和科研上去，希望不能一时完成的能分散完成、分段完成。其中有一些后来在杂志、学报上和读者见了面。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是谈不上教学也谈不上研究的。1967年复课闹革命之后学校在永吉县河湾子办了一个分校，试办大文大理，摸索“教育革命”的路子，培养“多面手。1968年我在插队落户声中被调到分校教书，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名义是教书，实际上是搞“大批判”。第一个试办班学习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讲的课是比较多的，但加到一起不到10小时，其余时间同吃同住而已。第一期工农兵学员结业后，分校忽然想到要休整一下、总结一下，并组织教师到工农中去编教材。趁此机会我和郑万鹏、姜万宝同志商量到舒兰县去编语言基础知识教材。编写中我们故态复萌，想借这个机会以宣传党的文字、改革政策为名，完成我预定要编写的“改革论”部分。这就是后来印出的《汉字史和汉字改革》，这本讲义也在高校中交流过。
原计划在1960-1961年写的书终于在1970年出个眉目了，这本书的主体——体系论、字形论、改革论部分——终于分三段拼了出来。书的“塃子”是凿了出来，可是在那知识即罪过的时代，这个毛坯也只能是了自己的心愿，没有条件和社会和读者见面的。1970年之后学校重新招生，而且学校“越办越向下”，在反“回潮”中，甚至办到了生产队，办到了农民的炕头上去了。随后在1974年我们又碰到了在“三结合”的名义下下去编教材的机会。领受的任务是编古汉语与古典文学合并的“儒法斗争的文学史”。
为了回避这个难题，我和编写组的同志商量排了个先语言后文学的顺序，语言部分则先词汇后语法。就这样，我和李葆瑞老师、许维权同志、侯占虎同志等开到了大石头林业局埋下头去编起《古代词义辨析》了；好在这也是我的另一个夙愿。在大家同心协力下，经过前后两次的大石头之行，在工人的支持下，我们的古词义辨析也真地弄出了个眉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大地重新回暖，一切逐渐步入正轨。这时本来有机会把这本拖了20年的书整理出来，可是古代词义辨析是个大工程，已经进行了数年，形成骑虎难下之势，也只好硬着头皮搞下去了。到前年为止，虽然朝于斯、夕于斯地弄了将近10年，但瞻望前途，离着竣工还远。学校评定教授职称要求拿出学术专著，我被古词义辨析占住了手，一拖再拖。1984年秋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同志催促我快些使古代词义辨析脱稿，我反而萌生了拖个一年半载的念头，想打个快拳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将基本齐备的汉字学整理出来。为此我请他们看了部分过去的书稿，他们很感兴趣，答应出版。就这样，这本搁置了近30年的书又拾了起来。
我原想在1985年暑期之前把书弄完，也了结多年的夙愿。可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在想象中完成一本书和实地完成究竟是两码事。在归拢了这些年来关于汉字积累起来的想法和笔记、翻阅了这些年来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之后，我发觉这些年来不论是我自己还是学术界已经都向前走了很远，原先颇为得意的书稿现在看来有好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原来只想拼拼凑凑、删删补补的书，有好些地方必须动大手术甚至从头改写了。这样一来，原想半年脱手的书稿，花去了我当初设想的4倍多的时间，所以迟至今天才基本定稿。
二
以上是我这本《汉字学》的大体写作过程。下面我想说说我的文字思想的形成，一方面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脉络，另方面也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教。
我是从文字改革问题对汉字发生兴趣的。1945年，就是日本投降、东北解放的那一年的冬天，我中学时代的老师颜廷超先生组织了一个寒假短期学习班，请各方面的人讲各方面的专题。颜老师是一位研究速记的专家，他讲了速记专题，其中也涉及了文字改革问题，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随后我读了林涛先生和张
雁先生的关于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的书，这使我成了一名新文字的拥护者和热心的宣传者。1947年我投身革命，参加了土改工作队，随后被保送到佳木斯东北大学去学习。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学校于1948年迁吉林。在吉林我又一次遇到从围困中的长春逃出来的颜廷超老师，又从他学速记。我原是喜欢自然科学的，曾梦想过科学救国，想成为科学家、飞机设计师……。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8年东到1949年初，长春、沈阳陆续解放，学校也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和转入建设的需要，改变了短训班的性质，走向了正规化。正是由于对文字改革和速记的兴趣决定了我的命运，使我没有进自然科学院而进了文学院。就这样，对汉字改革的热情不仅决定了我人生旅途上的方向，也决定了我专业的方向。我是从文字改革走上文字学的，这是我的特殊道路。正因为我是文字改革的热心的拥护者，所以我始终密切地注视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进程和有关这一方面的各种著作。
在中文系，我的文字学的启蒙老师是孙常叙先生。孙老师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曾作过罗振玉的助手，对金文、甲骨文有独到的研究。孙常叙师虽然是古文字学家，但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精通古文字，而且在词汇、音韵、语法，语言理论、现代汉语、古文献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和很深的造诣。孙先生广阔的视野和进步的语言思想使他摆脱了传统文字学的羁绊、跳出了“六书”的框架，能从语言作为记录工具出发去考察文字。孙先生后来正是从这个角度把他的文字学称作“语言书写形式学”。我从孙先生那里学的文字学是从甲骨、金文入手的汉字发展史，这在当时的文字学界也是独树一帜的。中文系毕业之后，我有幸在孙老师身边工作，孙先生的独创的文字思想、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博通的治学道路、开阔的学术视野都给了我莫大裨益；如果我在文字学上能有所成就，这和孙常叙师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本书的不少部分也是吸取了孙老师的研究成果。在汉字学上给我以巨大影响的另一个人是唐兰先生。学习文字学时我几乎翻遍了当时能读到的所有文字学著作，其中使我震撼的只有唐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先生破除对“六书”的迷信的勇气，先生在文字学研究领域里不断开拓的大胆尝试，先生高举的文字学是独立科学的旗帜，先生批判传统文字学的战斗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著作理所当然的是近代文字学上的里程碑。虽然我后来对先生的学说也多有非议，但我的得益之处是更多的，我书中的字形论部分都是在先生开拓的路上走出来的，先生在文字学上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我在我的书中能在文字史的领域站得高些，能超脱传统文字学的束缚，这都是两位先生之赐。
对我的文字学观点的形成起过重大的影响作用的还有语言学。东大中文系在1954年开设了“语言学概论”。当时正是斯大林的《论语言学问题》发表之后，苏联和中国的语言学界批判、清算了马尔的新语言学说，对语言理论研究的兴趣高涨起来。系里要开设语言学课，但教学上无所依傍，只好白手起家。为开好课程，系里组织曹淑芬同志、高瑞卿同志和我分头翻译契克巴瓦的《语言学概论》，由孙常叙师和宋振华同志分工讲授。当时边翻译边上课，翻出一段讨论一段。我正是在翻译、讨论中考虑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考虑了语言对文字的制约，考虑了文字的性质和发展特点，考虑了文字的体系性和文字体系的变化的。这成为我后来对比较文字学、各种文字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的开端。我毕业时曾请教杨公骥师怎样搞文字，杨老师要我不要玩物丧志，要研究文字的规律。这话我始终铭记不忘，一个文字学者应该是文字发展规律的探索者。
此外，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中成长的，在文字学上我也力求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处理。不知运用得如何，但努力这样作了。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学术道路，这条路首先是和时代有关，此外也和机遇有关。这些机遇常常带有偶然性。上面我说的就是在我的文字道路上、我的文字学观念形成上的机遇。我的机遇造就了我的文字观，它促成我在文字研究当中的优势，也使我的文字研究中产生很多弱点。我缺乏文字考证的功夫，我对世界上别种文字的发展过程所知甚少(不是我不想读，因为我的外语不过关，只能别人译多少我看多少)，我没有过文字改革的试验……，这些都是我的弱点，我希望有各方面专长的人能从各方面去发展文字学。另外，这里说的是引起我考虑文字的各种契机，并不是我只从上面说到的先生那里得到教益。当代的许多文字学家、文字改革的思想家都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知识和营养，比如我就从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钱玄同先生，黎锦熙先生、曹伯韩先生、周有光先生、倪海曙先生、杜松寿先生、蒋善国先生、梁东汉先生……的著作和文章里，从他们编的文集和译文里吸收过很多东西，得过很名启发，使我受益匪浅。但这只是吸收和学习关系、扩充和深入的关系，启示和联想的关系，不是决定我的道路的机遇。决定我道路的则是上面说的几个方面。
 
三
关于我对汉字发展的思考和理解，请读者去看本书的内容，这里我只想提纲挈领地说一说本书的指导思想。
我认为文字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是由文字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文字是社会性的语言记录工具，它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归结为三条，这就是：语言决定文字发展的趋向；社会决定文字发展的进程，适用决定文字符号的变化。其他规律与规则都是依附的，是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派生的，是它的体现形式。
分开来说，文字是为延长语言而发明的，提示语言也是记录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字史就是改进记录语言的方法的历程。文字记录语言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提示语言，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义，也可以记录词(包括词素)或词音。文字记录原则与所记录的语言之间的矛盾，文字的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是文字演进中的基本矛盾。把文字记录语言的原则具体化，就是文字的写词法、造字法与构形法。特定的记录原则决定特定的写词法、造字法与构形法；特定的记录原则及体现这一原则的写词法、造字法、构形法构成特定的文字体系，文字是以体系的形式存在的。文字体系满足不了记录语言的需要就会导致文字体系的变革，文字体系的变革是文字发展中的质变。各种文字都有它们的共性与个性。文字的共性是由记录语言这一共有特征所决定的，文字的个性则由所记录的语言的特殊性所制约。汉字学的研究在于在文字演迸的普遍规律指导下研究汉字发展的特性，研究汉字适应汉语的过程，研究汉字的改进、改革过程。
语言是文字的记录对象，它制约着文字发展的方向；社会则是文字的制动因素。文字是为社会而发明的，社会的需要不仅决定着文字的产生时间，而且决定着文字演进、演变的速度。在这里对社会要作广义的理解，不仅社会的经济条件对文字的需求起制约作用，社会的政治、文化需要，社会的统一与分裂，社会的民族组成和方言情况，社会的变革与停滞，社会内部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无不直接间接地反作用于文字。脱离使用文字的社会诸条件，就文字论文字不仅无法解释文字的发生，也无法解释文字。尤其是研究族别的文字，研究活生生的文字变化，就必须结合使用该文字的社会及其历史。
文字符号的变化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这就是文字风格的变化和文字符号的调整。文字风格的变化固然和文字体系有关，就符号本身说，它主要受书写的物质条件和书写的生理条件制约。换句话说，文字的外貌是特定文字对书写用具的适应的结果，是顺应手的运动和“纸”、“笔”的特性的结果。字符的个别变动则都和书写中的求简易、求区别有关。人们改进、调整符号一是追求简易，追求书写时省时、省力、提高效率；一是追求区别，要使书面符号不致造成交际上的混淆，文字演进中的这一对分力我们叫它“简易律”、“区别律”。文字的简化繁化、同化异化、归并交替……，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求简易、求区别。文字对书写条件的适应，文字符号的求简、求别，一言以蔽之，都可以叫作“适用”，都是向适于书写、向提高效率和分辨率方向变化的。
 汉字改革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规律，相反地，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正确的文字改革方针、步骤、措施应该奠定在文字和汉字的固有规律之上，任何与规律抵触的措施、方针，最后都将导致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字史是汉字改革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我们的文改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能否认现阶段是文改的“低潮期”，社会上的文改呼声在低落，文改倡导者的热情在萎缩。这种低落和冷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文字理论研究的不足、对汉字历史研究的不足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回顾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主张改革文字的同志，大都把文盲众多、教育不普及的原因归咎于方块汉字。事实证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固然和文字有关，但归根结底不取决于文字而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文字只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已。正因为如此，教育相对普及，方块汉字为绝大多数人掌握和运用之后，文改的呼声就低落了。还有些同志宣传“音化”是文字发展的规律，忘记文字受社会制约的一面，好像只要有了合适的方案和政权杠杆的力量，文字的拼音化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许多文改的老同志能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文字拼音化的实现。事实证明，和语言结合、和语音结合固然是文字发展的方向，但它的实现也受着社会诸条件、语言诸条件的制约。只能水到渠成，不能一蹴而就，条件不成熟，热情无能为力。还有的同志把“简化”说成是汉字发展的规律，主张汉字可以一简再简，成熟一批简化一批，主张大量应用同音假借。事实证明，文字是社会性记录工具，在使用表意汉字的今天，汉字不能长期不稳定，简化只能适可而止，否则会带来各方面的问题，欲益反损。拼音化不能短期实现，无限制地简化思想受到挫折，这也使许多人彷徨。另外，文字改革中的“一言堂”，一方面使持不同意见者噤声，另方面使文改的宣传千篇一律，这也是使热心者灰心的原因。所有这些挫折都不是汉字改革之过，而是对汉字改革的思想不切实际之过，是不切合社会实际、不切合语言实际、不切合汉字发展规律的实际、不合于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结果。希望过于殷切，超出客观的可能，当希望落空、冲动过去之后，就难免有低潮感、落漠感了。汉字是需要改革的，汉字改革的成熟条件在社会之中，只有社会在应用上、在实际上、在记录汉语上确实感到汉字成为前进的障碍时，文字改革的条件才会到来。这就是社会对文字演变进程的制约。这样说不是要我们坐待条件的成熟，而是说应该不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另外，只有真正的、认真的讨论，使大家畅所欲言，这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如果方针切合汉字、汉语实际，步骤切合社会需要实际，文字改革还是大有可为的，文字现代化的理想是必将实现的。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文改的拥护者、追随者的反思。我们已经到了让脱离实际的热情冷却一下，迈入按规律脚踏实地地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了。从这方面说，现代不是文改的低潮，而是转入冷静地按规律去促进的新阶段。
周有光同志提倡研究现代汉字学，这是非常必要的，是文字学已深入发展、文字学广泛被运用的表现。也有的同志把研究现代汉字学和研究文字史对立起来，称汉字史的研究为“传统文字学”，关于这点我也想说几句。我们把以“六书”为核心的文字学称作“传统文字学”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学、许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妨碍科学的汉字史的研究，必须予以扬弃和改造的缘故，否则以探讨汉字发展内部规律的科学汉字学无法建立。至于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它应该是科学汉字学的一部分，是汉字学的一个分枝，它是汉字史的断代研究，是汉字现代的横剖面的研究。汉字的历时研究和汉字的共时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只有科学地阐述汉字的历史才能为现代汉字学的研究提供基础，现代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也必将丰富汉字史的研究。从社会需要出发，在用力上可以厚今薄古，但在位置上不能本末倒置，只有摆正它们的关系，才能相互促进，否则只能两败俱伤。在汉字学的研究上，不仅需要有现代汉字学这样一个分枝，而且应该有甲骨文、古金文、古玺文……的研究作补充，有春秋文字、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楚文字、齐鲁文字、历代文字的研究作补充。除了器物文字、断代文字、地域文字之外，还应该有文献文字学，正字文字学，书法文字学、教学文字学、文字心理学、字形学、字体学……作补充。文字研究的多侧面、多层次，是文字研究兴旺发达的标志，是文字研究和各边缘学科相结合的表现；现代文字学只是文字学研究的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一个侧面。任何文字学的研究都不应该和汉字史的研究相冲突，汉字规律的研究应该是汉字的各侧面研究的核心部分，它们是对立统一的。文字学的现代化、科学化现在刚刚开始，希望文字的多侧面的研究能导致汉字学的繁荣。
 下面我对本书的编排再说几句。本书的“序论”想说的是普通文字学中关于文字理论的一些知识，它是全书的总纲。“体系论”是探讨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的部分；“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字体论”和“字形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应该放在一起读，书中所以把“字体论”放在了前面，只是想为初学汉字学的同志提供点汉字历史面貌的知识，并不是本书的逻辑顺序，请读者将它和字形论连读。次序的错落也带来叙述上的若干重迭，这也请读者谅解。
最后我要向帮我完成本书的同志致谢。中文系的马如森同志为我作了很多资料工作，书中的篆文和附录中的字表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我在此处致以谢意。在我教汉字学的过程中，我的学生都给我提出过宝贵意见，尤其是1985年东北师大古汉语助教进修班的同学，他们中的好多同志为我作了很多统计调查工作，有的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这里也向他们致意。文史出版社的总编左振坤、编辑张克同志和印刷厂的工人同志是本书能够问世的功臣，我向他们，向在本书的编辑、校对、印刷中付出心血与劳动的同志，这些书上无名的影响表示诚挚的感激。
这本书虽然也数次易稿，讲了十几遍，但就涉及的领域来说，许多部分还是草创，错误和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希望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我也在这里向指点我的师友予致感谢。
                                 王凤阳
                                1986年9月1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A4NjA1Mw==&mid=400034128&idx=1&sn=c7e4ef66ad55b0320ed3443c5c98555d&scene=1&srcid=1018Q65jaFBrHHpMTdSqmWNt&key=b410d3164f5f798e085bf30648e1577e4424d377813732d9170fda5274a348f2390c7b0eba1f415ca6439b5df6982baf&ascene=1&uin=MTA4NDE5NDEyOQ%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m8A6WWR5eZC%2F7kIjr3efPX9qf%2F%2Fag1IpFz%2F4tNcZ2hRm2s2V3Vji8nBhGcvgePYM

　　《汉字学》读后感(二)：文字改革的稳定问题

汉字学后记的日期是1986年月1日，国务院批转是在6月。
王凤阳先生在后记中讲：事实证明，文字是社会性记录工具，在使用表意汉字的今天，汉字不能长期不稳定，简化只能适可而止，否则会带来各方面的问题，欲益反损。
《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请示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86年18期）
       国务院同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
       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错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国务院责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尽快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为便利人们正确使用简化字，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有关报刊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
　　在今年一月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长期未作定论和当前社会用字的严重混乱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要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尽快加以解决。现将有关问题请示如下：
　　一、由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国务院批准，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报纸上发表，在全国征求意见，其中第一表的简化字在出版物上试用。由于这批简化字不够成熟，所以一九七八年四月和七月，原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别发出通知，在课本、教科书和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试用第一表的简化字。但是，这个草案并未废止。几年来，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对这个草案进行了多次修订。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社会上或学术界，对要不要正式公布、使用这批新简化字，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我们认为，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一九六四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已经使用多年，但有些字至今仍不能被人们准确使用，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巩固。同时，考虑到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需要保持相对稳定，这对社会应用和纠正当前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较为有利。此外，当前规模最大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其它多卷本工具书已经或即将出版；电子计算机的汉字库已采用固定掩膜体芯片存储，如现在再增加新简化字，将会造成人力、财力、物力上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国务院批准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为便利人们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建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其它有关报刊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我委所属的语文出版社也将重印《简化字总表》，以供社会各方面需要。
　　二、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和乱造简化字的现象比较严重，使用汉语拼音也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关注，纷纷提出批评意见。万里同志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干预和纠正”。为此，我们建议对社会用字作如下规定：翻印和整理出版古籍，可以使用繁体字；姓氏用字可以使用被淘汰的异体字。除上述情况及某些特殊需要者外，其他方面应当严格遵循文字的规范，不能随便使用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和被淘汰的异体字，也不能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
　　三、使用简化字，以一九六四年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具体要求如下：(一)报纸、杂志、图书、大中小学教材，应当严格使用规范的简化字；(二)文件、布告、通知、标语，商标、广告、招牌、路名牌，站名牌、街道胡同名牌等，要使用规范的简化字；(三)电影电视的片名、演员职员表和说明字幕要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四)汉字中凡使用汉语拼音，拼写应当准确。我们拟根据以上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分别制订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
　　
以上请示当否，请批示。

　　《汉字学》读后感(三)：没有题目，或者题目未定，草（一）

《汉字学》第十三章“形声写词法”13·8·4有这么一句：为词或词素制定符号的表意的汉字是绕过方言隔骸进行书面交际的最方便的工具。
按，这句话里，“隔骸”一词素所未见，疑为“隔阂”，《现汉》第6版440页有隔阂一词，未收隔骸，姑存疑。
命和令的关系问题：《汉字学》第十三章“形声写词法”13·10·2讲象声字的形声化的第二条道路——出于同源词和同音词的区别而形声化，比如最早只有“令”字，当“命”和“令”产生区别后，在“令”上加“口”成为从口、令声的形声字“命”。
《汉字学》第十三章“形声写词法”13·10·3有句：祭祀是古代的大事，所谓“古之大事，唯祀与戎”。
按，这句话见《左传·成公十三年》，原文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沈玉成《左传译文》云：“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
《汉字学》第十三章“形声写词法”13·10·4有句：殷商时代的河流名、姓的分化最早，可见辨地与辨姓氏在当时社会的重要地位。
关于字形与意义的关系：《汉字学》第十四章“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14·2·4：总之，不论是在造字当时由于造字方法隐晦曲折使人不能因形知义也好，还是由于词义转移使字形与词义不能相应从而不能因形知义也好，它们的结果都是字形与所记词的词义的脱节。当人们不能根据图形去理解词义时，字形就失去了意义纽带的作用，人们也就只好根据社会习惯把字形看成所见的词的记号，按规定关系去死记硬背了。这样一来，许多字虽然就来源说是象形的，但就事实来说只能算是记号了。在这个意义上，象形文字及时没有其他因素的参与，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驶、随着文字使用年限的增加而记号化的。
《汉字学》第十四章“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14·3·3：任何文字，当符号与特定的词失去固有的联系，就意味着文字体系的蜕化。
按，查《现汉》第6版1325页，有“退化”“蜕化”“蜕变”等词。退化是指生物部分器官变小，构造简化，功能减退甚至丧失；泛指事物由优变劣，由好变坏。蜕化指虫类脱皮，借指事物向坏的方面变化，多指腐化堕落。蜕变指（人或事物）发生质变。按照《现汉》的解释，这几个都不是什么好词，都是感情色彩不好的，但是退化、蜕化不一定就指不好的，就是说义项不够全面。
王凤阳《汉字学》引《说文》，虽标明《说文》，其是文字全同段注，实际上所引文字是《说文解字注》不可不知。《汉字学》第十四章“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14·6·4引“函”字，陈昌治《说文》：“舌也。象形。舌體

　　《汉字学》读后感(四)：关于汉字学、字学、文字学

王先生在第一章 汉字学和汉字改革 中说：
小学这个名称固然不能反映反映文字科学的实质，文字学这个名称固然明确得多，但仔细推敲起来，仍有不妥。文字是个大名类，它不仅可以概括汉字，也可以囊括古今中外的所有的书写的符号体系。就汉族自身讲，对汉字固然可以称文字，我们在书中页常常用文字指汉字，这是立足与汉族的习惯说法。
按，我们传统的文字学，是个历史概念，与比较文字学是有些区别的。传统的文字学，实际上意思就是字学，因为文是字的意思，字当然是字的意思，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古代当然就是汉族的字体，如果不进行比较，那么文字学就是汉字学，这么指称，从历史层面来讲，没有歧义。放在当下的语境种，就要进行区别。这其实还是把文字学按照当下的概念理解了。

　　《汉字学》读后感(五)：汉字简化运动摘抄

第十九章汉字的改进 第七节 简化汉字的运动
第一个不把简字当作正字的附庸而加以容纳，而是作为未来的正字加以提倡的是清末的陆费逵。1909年他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这是简体字运动的正式开幕。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笔画案》，这个提案是把简体字运动推向高潮的有力号召。
1935年春，由文化界200人和《太自》《世界知识》《译文》等个杂志社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让第一批300个简化字出现在许多杂志上，和群众见了面。
在群众要求和舆论逼迫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324字）。简体字公布后，马上受到反动知识分子的攻击，戴季陶竟演出了向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的丑剧，蒋也就下令教育部：“不必推行。”简体字表就这样在1935年8月公布，1936年2月夭折。
抗战时期，简体字在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发展，当时油印的书报刊物都采用简体字，并且创造了许多新简字。这些字称为解放字。
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
字形的简化和繁化是现象，字形演变中的区别律和简易律才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