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经典读后感10篇

　　《秩序的沦陷》是一本由卜正民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9.00，页数：33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一)：读毕

　　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利益的冲突，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里面的人并不能像人体和细胞一样协调，特别是在国家里面人的维系极其脆弱的时候，所以在大的背景下，小的冲突比有机化学反应中的副反应更复杂。中国作为一个被侵略国，以往研究往往关注于一个部分，现在有人来说说另一个部分，以后一定还会有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出现，接触的部分越多，对每个部分的占比越了解，那么就可以还原更真实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才能启迪人有准确的认识。有时候越是大主题的历史描述越容易发生偏僻。所以想接近真实的历史只有大量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材料，本书就是侵华战争这张照片中的一些像素。

　　书中用到一些宣抚班还有一些地方头面人物的材料，这些材料不能在普通的图书馆找到，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卜正民的反哺看到材料，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的战争材料数字化（而不是出一套极贵的材料丛编），并且公之于众，这样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还是普通的对抗战史有爱好的人都有好处。不过这些东西会挑动政治的神经（比如国共之间的权衡），所以估计还得几十年才能“盖棺事则已”吧。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二)：没权的人哪配当汉奸

　　（一）

　　不要随便和不在同一频道上的人谈国家大是，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一不留神就被我大智大勇的人民群众打成右派，更可能扣一个汉奸的帽子。

　　汉奸——这个兴起于抗战时期的词汇，并没有因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而销声匿迹。相反，作为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它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每次民族主义滔滔泛滥之时。

　　汉奸绝对是个高频词汇，可能现实中听到得较少，但是在网络上，它长着一副网红脸，以及无孔不入的触角，关注度居高不下。

　　那铺天盖地的讨伐声调像是雷人的抗日神剧，劳苦大众高举着锤子镰刀要跟伪军或者日军胖翻译做最后的斗争。

　　在清代以前，“汉”一直是个政治共同地、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并没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所以社会并上不流行“汉奸”这种词汇。

　　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奸”开始粉墨登场。

　　义和团说教民和洋务派是汉奸，顽固派说维新派是汉奸，革命派说给清政府做事的是汉奸。

　　就像我们的宗教总是服务于各种现实需要，汉奸最早一开始也被不同的群体用于不同的政治诉求。

　　直到后来的日本侵华，汉奸逐渐有了一个带有明显种族色彩的所指：那些与外国人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人。

　　（二）

　　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主流的宣传总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

　　抗日的就是好的，当汉奸就是坏的。如果拨开隐秘的历史，就能发现历史是复杂的，忠邪善恶总是交织在一起。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专门写了《秩序的沦陷》，研究抗战初期的“汉奸”，学术上叫做“合作者”。

　　任何政治稳定的年代，权力之门永远都只向极少数特权阶层开放，远至士族门阀、近到红色江山。自下而上的权力通道是狭窄的，仅允许极少无背景人士和下层人士在机遇巧合之下进入。

　　做汉奸的动机有很大的不同，有人是因为德高望重被逼的，有人是觉得自己跟日本人合作可以减少伤亡、稳定秩序，还有一部分则是真正渴望权力的。

　　外来的入侵和占领恰好打破了原有的权力结构，造成了政治真空，让原本边缘化的群体或普通人嗅到了权力的气息，看到了掌握权力的某种机会，即便这种机会是前途未卜的。

　　卜正民认为，如果把处于日军占领区的人都当做是通敌者，那就没法了解他们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也无法分析他们日常行为中极大的模棱两可性。

　　不能仅仅用道德观念来衡量敌占区人民的行为，而是要分清个人实际行为和应该有的行为之间的差别。

　　正邪善恶是道德观念，但是当人处于战乱饥荒之中，命不保夕之时，这种区分正邪敌我的道德观念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没有人知道战争会打多久，也没人知道谁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能否征服一个地区，首先取决于绝对的军事力量，而后是治理和管辖。如果战后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归属不是一个大问题。明末清初的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很快就被淡化，亿万民众投转身入到康乾盛世的大怀抱中。

　　在卜正民看来，下层老百姓对这种敌我概念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看重，他们更关心自己，关心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鬼子来了》中，姜文扮演的马大三从日军那里拉回粮食的时候，村民还专门跟日军搞了一次“中日亲善”的联谊会。不过结尾处马大三因为砍杀日本人被判死刑之时，群众只有看热闹似的冷眼围观。

　　（三）

　　话说革命胜利之后，未庄发布了一条布告，让村民以后当家作主，阿Q满心欢喜的到村长家告状，说赵老太爷如何侵犯他的权利。村长大怒，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

　　阿Q不服，村民当家作主了你还敢打我。村长让擦亮他的狗眼再去瞧一瞧公告，原来布告上完整的话是：在赵老太爷的领导之下，村民当家作主。

　　那些说明星或资本控制舆论的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毕竟权力究竟握在谁的手中，明眼人是不会看错的。

　　哪个资本敢在没有赵老太爷的允许下肆意妄为？有几家媒体是敢做到人性的猖狂的？

　　古话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即便是要当汉奸，也得先想想你能有什么价值，手上有什么能够卖的东西。窃国的是诸侯，卖国时排在最前面的自然也是诸侯。

　　看看对周常委和令副主席的通报：“违法获取大量核心机密”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这些大动作岂是普通人就能做到的。

　　当然，这类人也包括那些为了财色或者是另有所图的。但就算是是小苍蝇，手上多多少少也要有权力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之争。在《权力的游戏》的结尾，不管是龙母还是Jon Snow坐上铁王座，只要象征最高权力的铁王座没有被推翻，关于铁王座的权力纷争就永远都不会结束。

　　无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是集中力量办坏事，权力才是唯一的通行证。

　　（四）

　　还记得之前声势浩大的帝吧出征事件，这种以闹剧开始的事情，通常会以喜剧的形式结束，最后变成饭后茶余的笑料。同样搞出大动静的南海风波，最后被河北邢台的洪水冲刷地毫无颜面。

　　不管台湾的政治看起来多么不严肃不正经，至少不用表态说坚决拥护蔡英文或者洪秀柱的决定，也不会因为砸了民进党或者国民党的锅就再也吃不上饭。

　　至于为什么对骂汉奸和帝吧出征这些事情能搞得沸沸扬扬，我首先想到了孔飞力在成名作《叫魂》里对清朝初期叫魂事件的某种解读。

　　孔飞力写道，“在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民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这种描述似乎和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孔飞力解释，人民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而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现在指认汉奸的现象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萨勒姆女巫事件。被指控以巫术害人，美国政府和民间针对女巫搞了一场专项整治运动，有20多人被判死刑，200多人被逮捕或监禁。

　　被正统权威摈弃的不一定就是邪门歪道，这些被迫害的人有时候只是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地位的弱势群体。

　　帝吧出征和保卫南海不仅是民族主义的狂欢，更反映出正常表达政治诉求渠道的闭塞，反映出在政治上无权无势的现实状况。以至于中国人需要翻墙，需要转移话题和场合才能有自己的政治表达。

　　台湾和南海的问题给了很多人一窥政治权力的小窗。当有人发现拿着民族主义大做文章而不用担心承担任何责任或者惩罚的时候，便会一拥而上。

　　现实是摆着那的，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很难有所改变，政治上无法正常表达时，怎么去寻找自己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怎么去构建中国梦了？塑造一个敌人，热泪盈眶，壮志豪迈地跟敌人斗争到底。

　　于是我们的身边立马有了很多假想敌。最后演变成有敌人要上，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上。

　　《1984》的大洋国用的也是同样的做法，天天宣传前线发生的与亚欧国的战争，但实际上大洋国的民众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敌人。即便是发生在国内的空袭也明显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而今天我们的某义和团组织还在网上干着类似的事情。

　　我们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民族仅仅是手段而已。而现在却忽略了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误把手段当做了目的。

　　真正的现代国家大概不会隔三差五像跳大神一样的搞几出闹剧。当然，最后怎么定性，怎么处理，似乎还是赵老太爷怎么说怎么上算。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三)：眼前的苟且似也无可指责

　　我喜欢了解大历史下小人物经历。所以，买这本书是为它的题目所吸引。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这分明是聚焦于具体而微的点了。看完后也没令我失望，而多了份惊喜。因为我从未认真考虑过“合作”这一概念。

　　在空前的暴力行动下，该怎样去衡量一个行为的道德水准呢？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帮助日本兵识别混在难民队伍里的中国士兵的行为，这似乎应该是最坏的通敌行为了，但这样的行为很可能是出于保护中国难民免遭无辜杀害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就是带来这样的结果，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呢？

　　还有，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日本兵招募妓女的行为，也应该是恶劣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行为了吧，但这样的行为很可能是出于保护平民妇女免遭侵害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就是带来这样的结果，那该如何评价呢？

　　再上升到政权层面，作者所谓的“合作”者，帮助日本维护秩序，建立统治，这应该是十足的汉奸行径了吧？但这同样使地方秩序得到尽快恢复，帮助大多数民众尽快恢复生活生产，将损失降到了最低。

　　诗与远方固然值得歌颂，但眼前的苟且似也无可指责！真值得庆幸，生长于和平年代，不必在这样的道德十字路口经历对自己灵魂的拷问。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四)：模糊不清的意义

　　战争毫无疑问是一种暴力行为，无论是出于侵略及和平的目的，战争都将暴力倾泻在士兵以及对战双方的普通人之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普通人特别是身陷战区的人直面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忍受着精神和物质上的撕裂。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屈辱又鼓舞人心的回忆，屈辱在于过程的艰辛，鼓舞在于结果的喜悦。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了解，多是从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学习，宏大的国家纪念活动和数不清的抗日神剧中的得到。而这些宣传的角度集中在了日军的暴行，中国人的苦难和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很少会关注那些处于夹缝中的人---在沦陷区与日军“合作”的人。之所以要将合作打上双引号，是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合作和战争几乎是对立的，在战争时期的普通人，只会有两种身份：抵抗者和通敌者。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在战争中，沦陷区会存在着大量的和入侵者合作的人，这些人在以往的影视文学作品中通常直接扣上了“叛徒”和通敌者帽子，而现实则是，这群特殊人群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合作的形式存在的，无论是想借战争为自己谋求利益，亦或者是真心欢迎入侵者支持他们的宣传理念，还是出于某些原因被迫站出来合作的人，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合作者，和敌方合作的人。卜正民先生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就是通过史料来向我们呈现合作者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行为，来试图解释合作者存在的原因。

　　作者选取了江南地区的五座城市作为研究的对象，理由有二：一是分别可以对应一个研究的主题；二是相对来说史料更加丰富。虽然这五个地方集中在江南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但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依据史料来分析问题才是最为紧要的。五座城市分别是嘉定、镇江、南京、上海以及崇明，而五座城市也分别对应着五个主题：外观、成本、共谋、竞争和抵抗。

　　外观这一主题是讲述建立临时行政机构和实际运行的矛盾。在嘉定，日军“宣抚班”在帮助建设当地临时政府机关，如“维持会”和“自治会”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多的困难，为什么合作政府既不具备合法性又不能行使其职能？在建立临时机构的过程中面临着相当多的妥协问题。此书的英文原著的名字叫做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很显然，引进地方精英是宣抚班建立行政机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难以招募到足够的优秀的地方精英，更多情况下是一些心怀鬼胎的机会主义者加入到临时政府机构中来。

　　成本问题则是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日军在从入侵转为占领阶段时，需要占领区给予日军补给方面的支持，然而战争的破坏力让日军在这方面举步维艰，建立地方临时政府可以重构当地赋税体系，以支持当地的经营和日军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我们通常理所当然认为合作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那现实是不是这样？镇江在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

　　共谋是在南京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在尚未沦陷前就生活着一批外国人，而在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很多外国人留在了南京，设立安全区保护当地人和维护当地秩序。此时日军想要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就不可能避免和这些外国人打交道。非通敌的外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让步妥协贯穿了南京建立地方政治的全过程。

　　在国际都市上海，由于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各方势力都在争夺稀缺的资源而不得不进行竞争，竞争是这里的主题。上海地域较广，人口众多，早前由于日军分批占领，在各区域已经扶持建立起了地方的维持会或者自治会，但到了需要建立上海市统一的政府的时候，矛盾开始凸显，名义上的上海最高政府机关“大道政府”需要和早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各区域的临时自治机构协商，竞争，而不得不分散了大量的精力。

　　最后在崇明岛的主题是抵抗，抵抗一直以来是中国研究的主流对象，在这里，卜正民却花费了最少的笔墨来描述这里的情况，一方面是崇明岛的地位和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则是在这里的抵抗，除了共军和国军的零星抵抗之外，更多的是土匪的野蛮抵抗，而这些抵抗没有帮助崇明建立起秩序，相反激起了日军的报复性扫荡，给当地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仅仅关注数据资料，而也关注了战争期间的小人物，在第五章《共谋：南京》中花了大量的笔墨追踪了名叫王承典（英文名叫吉米）的中国人，王承典身上有着“汉奸”的很多特征，和日本人合作，在自治会任职，追求个人利益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作为协调者，周旋在日本人，西方人和本地社会下层人员之间，帮助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提供难民粮食，毫无异问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王承典同时为占领者和南京市民服务，和西方人从事的恢复公共秩序的工作一样，既对民众有利，也助纣为虐。文中最后为这些人的描述很有意思：'贝德士和王承典（吉米）与日本人勾结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抗日英雄。但它们也不会认为其行为是投降，而是理解成：当一个人处在个人无法明白也无法改变的情境里，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地活下去；为了得到一些东西，通常要不惜一切代价，且绝不能计较（思考）任何悲惨的结局。

　　然而就我个人而言，读完整本书下来还是有点失望的，因为作者到最后也并没有解决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部分人选择了合作？合作究竟又给他们带来什么？作者通过了一些史料很多情况下只是单纯地描述情况，而没有去深入的联系和研究背后的原因。不过，这也是囿于能够到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在文中我可以感觉到作者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的窘迫感和行文的生硬感，但其实即便是这样，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完全可以更为深入探讨下去。

　　但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跳出道德范畴来思考历史问题的方法，对我启发很大。在描述崇明岛的抵抗时，作者提出了一个疑问，游击队在攻击运输路线之后，反而激起了日军对村庄的报复性扫荡，游击队在没有能力保护村民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袭击，对普通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些代价是不是应该由游击队来买单，那么在道义上我们该谴责谁呢？在南京，王承典和日本人合作，为日军提供妓女，但同时又为普通百姓提供粮食，在道义上该怎么去评价这个人呢？而当时的民众又怎么看待这些人？与通常的假设相反，普通民众对于通敌和抵抗的道德要求并不怎么关心。你们可以说民众的麻木，但是生存问题显然比较重要。很大一个原因是政府无论是以前或者现在都不由他们同意或者建立，而存在的只有无法避免的赋税。

　　我自己也很难做出评价。首先，我们当然不能为日本侵略者洗地，他们的侵略是造成了中国百姓痛苦的根源，即使是占领阶段恢复社会秩序，也是为了更好地榨取百姓的利益去满足日军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但是在面对那些合作者，而以往我们往往称呼他们为“汉奸”的这部分人时，我们又该怎么进行评价？当我们面临和这些人同样的境地，我们又会怎么做？

　　最后引用整本书最后一段话来结束：

　　“无论合作的原因多么复杂，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合作在效果上更加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不意味着令人费解，无法解释，困难也不意味着合作对占领当局毫无贡献。这两个性质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她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谁知道日本什么时候战败？谁知道到底是哪个政权掌权？谁又知道和谁的合作代价更高？”

　　以上。

　　：此书评也刊载在和朋友一起建立的微信公众号“NIMA青年”（ID:nimayouth）,里面会不定期更新一些青年人思考的文章，欢迎关注。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五)：历史与人、道德和政治

　　前段时间入了大陆版，其实手头还有一本台版的扫描版，一直放着没读。

　　阅读此书的过程不算容易，书中有许多组织机构的名称，若原先对此没什么概念的话，确实有点犯头疼，不过好在作者的文笔通俗易懂，总体可读性还不错。书中不乏一些或戏谑、或残暴的故事，因此很容易使读者进入这般或那般的情境，引起若干共鸣。

　　前两章类似于导论的文章，以及最后的结余部分读得较为仔细，主体部分的五个案例看了个大概，主要是想对作者的研究旨趣和成果有个大致地了解。总体而言，这本书对我印象最深的两点是：第一，研究沦陷区的“合作”，史料不足是最为严峻的难题。对此，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详述研究史料的特点和来源，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第二，沦陷区“合作”问题的复杂性。作者认为，研究这一主题时，首先要“去道德化”，暂时抛却民族主义的成见，深入“合作者”所处的“语境”去感受周遭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人的生存问题、家庭的生活问题等给个体造成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历史研究者如何处理历史与道德、政治的关系问题？作者著书时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要如何面对生存、道德和政治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许这不是历史研究者必须做甚或该做的事情？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历史学研究要回归的“人”，是过去的“人”，还是现在以至未来的“人”？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六)：秩序的沦陷

　　维持会、自治会、大道政府、维新政府、国民政府，还有那个在末代皇帝经营下的满洲国，它们都由一个个为异族奴役的鲜活子民所组成。他们在期间经历冷热、压抑和屈辱，他们或是慷慨激歌，或是投怀送抱，或是祈瑞宣式的苟且但无奈。当我们想起来尝试回顾这段兵荒马乱之时，他们却永远的处在了历史的阴影下。

　　太多的荒谬因为不真实和缺漏在后世诞生。这些荒谬出于不可知，又显于结果和目的。他们在日记中、口述中淡淡然地隐去，稗官不闻，野史不诉，但偶尔又被挖掘和改造，捕风捉影，断章成篇。像是不起眼的死水，但又好比是审判台前的宣告和断头台前的血，都在触目惊心的昭示，我们可以将叛国歌颂成爱国，也可以将爱国斥之为叛徒。

　　这是历史行进里的茫茫大雾，也是战乱生活下的颠沛流离，读到最后，我仿佛看见了三毛《滚滚红尘》里的那位章能才，他曾坐精致的轿车，他曾听黄浦江里的声声汽笛，但他也曾仓皇奔逃，也曾衣不蔽体。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七)：犹如醍醐灌顶

　　正确有三种：事实正确，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

　　对于那段历史基本上也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只有公正的学者从事实正确阶段出发，大多数的人从后面两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一，事实正确

　　正如书上所说，抵抗和通敌如草原上的树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是沉默和适应。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逃难是需要成本的，逃不出去后的选择只有通敌、沉默、适应三种选择。经济学说人是理性的（自私的），有能力的人（很少）自愿不自愿都是木秀于林必然是被网络的对象，他们肯定会合作，当然出发的目的可能是为公也可能是为私。但任何时候，任何政府下都会出现这种现实，只是在战时更为突出而已。

　　二，道德正确

　　人人都会对汉奸恨之入骨，我也一样。但是咱们嘴里的汉奸是不是覆盖面太大了呢？所有的合作者都是汉奸吗？是谁在骂所有的合作者，是逃出沦陷区的沦陷区的富人或者文人，他们有资本逃到外面去。而后痛心于财产的损失和沦陷区人民悲惨的生活，和往日宁静的生活相比更加愤懑，不加思索的选择开骂。

　　三，政治正确

　　战后接受方为凸显自己的合法性，必须对合作者开刀。而标准是很难制定的，“非我族类”的下场可以得知，不过多的阐述。

　　总之，今天的我们受后两者的影响较深，我们在回忆的同时要甄别的看待。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去俯视，而是多想想国为什么贫弱交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平常的生活中，处理事情敢于对抗不公平，追求平等，就事论事解决事，让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避免惨痛的历史再度发生。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八)：还原战时社会的复杂性

　　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这部著作，选择了抗战研究中两个不常为人关注的主题：

　　一是“秩序”。日本人残暴地攻占了城市，但要重建一套秩序，则需要更多的手腕。他们发现利用品德低下的通敌者并不能达成目的，于是开始与原先秩序中的“地方头面人物”打交道。是勾结？是交换？还是抵制？围绕“秩序”所发生的关系交织远比战争要复杂得多。

　　二是“小人物”。战火纷飞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抛家舍业，更多窘困、迷茫的中国老百姓情愿留在故土。他们该如何选择？作者以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利用了中日双方大量的档案与回忆录，试图将一些长期隐秘于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勾勒出来。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九)：秩序与沦陷

　　自1937年抗战爆发后 ，日本在华夏大地肆虐，以横扫千军之势令南京政府在正面战场几乎难以招架。作为传统抗战研究可能更多侧重诸如：战场或国共关系、中日关系、抗战期间外交关系国际政治走向。但卜正明《秩序与沦陷》跳出并突破了传统的抗战史研究视野，转而在日本大肆扩张之际注意到的是日本攻城掠地后的“坐江山”。此“坐江山”不是开展所谓“打进来，拉出去”或者爬高钻深主要针对政权上层、中层方面的谍报活动，而是在沦陷区建立、发展、组织、扩张基层政权。

　　另一方面，不论中日之间抑或“合作者”内部之间的相互交错的观念分野将导致问题的进一步复杂。所以沦陷区的基层政权注定是松散且不长久。

　　从基层政权的施政主体着眼，卜更多聚焦于沦陷区与日方的“合作者”。“合作者”（collaboration）一词从本意上看应当是中立客观的，并不包含立场性。但在实际，该词的内涵与外延却有些复杂。“合作者”中不仅包含了里通外国的“汉奸”，还包含了游离于亲日但不叛国，爱国但被迫妥协日本之下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物。从本质说，不论是汉奸或“被汉奸”本质均可视作日本在沦陷区设立的“以华制华”的傀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游离态的“灰色地带”人物比起彻头彻尾的叛国者更有种难脱历史宿命的悲情，有句粗俗的谚语恰如其分可以表达：“裤裆里的黄泥，分不清泥还是屎”。所以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是容易被错解甚至被忽略的。作为传统的国内史学非黑即白的评定标准，这些人物因其行为的矛盾，最终难以形成统一的界定。而正是这种难以界定才得以反映这个世界的残酷与复杂从而凸现其真实。

　　卜对于此书所采用的架构（范式）是以二战期间贝当元帅的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以及丹麦政府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为参照。但就中国历史而言，早在1276年之前，忽必烈以金莲川幕府为依托，拉拢利用中原地区的军阀权贵势力，不费吹灰之力笼获了北方的半壁江山。甚至在南下襄阳保卫战前后对于刘整、吕文焕兄弟的优待政策与法国之维希，丹麦政权或有形似。但元史研究中的案例与卜书案例比较起来不论是在对象阶层、研究的视野上存在不同的。譬如元史研究中忽必烈的怀柔更多侧重军事和对于上层的统战政策，而卜的研究侧重基层政权的组织与基层代理人与日本之间的互动。尽管存在差异，但二者在突破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念的窠臼上却是贯通的。传统国内史学受制于道德叙事的春秋笔法，正邪立场泾渭分明，这可能会造成视野狭隘与偏差，最终背离历史事实，造成误读误解。诚如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所强调“表象里的真实与真实里的表象”其目的在于立足史料基础，将文本情感逻辑结合，非硬套范式理论机械按图索骥生搬硬套预设立场。唯有客观中立符合情理的叙事和分析才有可能大致趋近于事实。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十)：抗战初期沦陷区的社会和小人物的选择

　　书的英文本名是：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值得细味的是，书名用了“合作”，在中国这部分人就是“汉奸”traitor 。这里没有用“汉奸”而用“合作”，表明作者想突破中国已有的关于伪政权研究道德化的倾向。译者还苦心要把 local elites这些地方精英翻译的中性一点，地方的头面人物。可见翻译此书不易。

　　此前对于沦陷区人和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不多，多是流于脸谱化。而此书深入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了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

　　在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有三类，心甘情愿积极主动的通敌者，积极抵抗决不投降的抵抗者，但绝大多数人，只是顺应“占领政府”，真正体验到沦陷时期酸甜苦辣。

　　这使我想起见过的一些沦陷区照片，衣衫褴褛的国人排着队，举着手，过日本人的检查岗哨。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会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反抗？

　　但历史的真实是，沦陷区的国人还要苟延生活。绝大多数人，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既厌恶但有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为自保，为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