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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的传播》的读后感10篇

2018-02-04 20:19: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作为文化的传播》的读后感10篇

  《作为文化的传播》是一本由詹姆斯·W.凯瑞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18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感(一):美国本土化的批判学派——詹姆斯凯瑞

  詹姆斯凯瑞以其传播的两种观点:传播的传递观以及传播的仪式观而闻名。这本书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他的8篇学术论文集。第一篇也就是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是整本书的精华所在。他让我们在看待传播的时候同时又了另一个视角:它不仅仅是传递,发送和传送的transmission,更重要的还是在传播中的分享,参与和共有,即意义的建构ritual view。作为美国本土化的批判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思想从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源于英尼斯,从他后面大篇幅的讲述英尼斯的学术专著中就可以证明。

  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其实是非有意思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知道美国的大众传播学开始比较早,而且它的功能主义取向非常明显突出。但是随着这种功能主义取向的发展总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研究问题,所以从美国本土化的研究来看,就产生了文化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虽然批判学派的领域重镇起源于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但是凯瑞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开创了传播的仪式观的概念。他自己的阐释则是:“文化研究试图寻求对人类行为理解,试图诊断人的意义。”(P38)可见,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在于理解,在于意义,在于阐释。它并不排除用传统的实证的研究方式来研究,它更致力于采用霍尔式的编码和解码,于文本中,行动中去寻求意义的构建。它致力于解读我们日常的传播行为,而不是看待我们的行为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或者功用。

  从这一点来看凯瑞无疑是传播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但是本书的局限也在于我们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视角来看凯瑞在文化研究的时候究竟是怎样进行的,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它提出的这个视角非常独特,却没有给人以明晰的方法。我带着这样的困惑读到了最后一章,他以电报为个案,从技术意识形态方面分析。整篇文章来说,他从历史地理社会等各个方面阐述了电报产生的历史。任何技术性的以及传播工具的演变都伴随着权力意识形态的交织。他以电报为个案向我们阐述了电报后面与之相伴随的意义共建和仪式观。他认为,电报所共建的仪式观就是它标志着“运输”与“传播”的截然分离。(P170)这种决定性的分离同时影响商业方面的套利和期货等问题。并且在后来影响了我们的传播观念。非常深入,非常独到。

  凯瑞对于技术的与文化的认识无疑也是深刻且独到的。能够用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难得的,他继承了英尼斯研究的学术成果,对英尼斯的研究非常的赞同和欣赏。其中对于我们所熟知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批判,对于空间偏向媒介的批判,对于时间偏向媒介的提倡和复苏,对美国未来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凯瑞非常好地佐证了他的观点,虽然没有数据没有统计,但是他用深入浅出的历史和事实论据,证明了传播仪式观的构建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的本土化批判学派是否能提出自己的批判领域内的一点东西,还值得进一步探求。但是在传播领域我们还是远远地落在了西方世界的后面。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感(二):媒介事件——媒介仪式——媒介仪式理论

  这个讲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从文化的角度思考传播,传播不是信息而是戏剧。。。很棒。寇德瑞已经出版,继续。虽然已经不是一回事。“媒介仪式是围绕主要媒介及其相关领域所组织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媒介是人们通向社会中心的接入点’这一隐藏在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得到强化和合理化。”在寇德瑞之前,仪式的作用被局限在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的团结这些方面。寇德瑞打破了之前学者的研究思路,他借用仪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来说明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只是团结和整合功能,它们还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心。这种研究视角透析出现代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并揭示了媒介仪式在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寇德瑞开启了传播学仪式理论的后涂尔干主义(post- Durkheimism)研究转向。他认为,在传播实践中,权力和控制是最常见现象,而传播技术不可能摆脱政治和商业的控制。基于此,寇德瑞剖析了传播仪式观中隐含的权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细化的论述。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感(三):仪式传播观视阈下电影价值建构

  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1934 -2006)是一位杰出的媒介理论、批评家,伊利诺伊大学俄巴那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教授新闻业。他是在美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考察了美国新闻业的历史和现状,创造性提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1、传播的传递观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指出传播的两种定义: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这是从19世纪传播进入公共话语时起,美国文化中就一直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传播范例。传递观是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就是指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与货物和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两者都可以用传播这个名词来描述。相当于说传播与运输这个物理空间的位移是相等的,传播的传递观指的就是延及讯息可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及如何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这是美国非常主流的传播观点。

  2、传播的仪式观

  相比较传递观,传播的仪式观在美国传播学的研究中就淡薄很多。在美国学术界向来也不是一个主旋律,但其实它是一个更为古老的观点,作者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1]

  为此,凯瑞为传播下了一个简洁明了富有知性与眼界的定义:“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凯瑞认为,传播的本质是现实的符号生产,传统是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创造了现实,也建构了价值。

  仪式观的提出可以说是美国传播学研究方向的里程碑,为逐渐内卷式的经验传播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展。凯瑞认为,“对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传播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对从文学批评和历史角度涉及传播的人来说,传播是艺术和文学。”[2]传播的仪式观注重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是价值的探讨与构建,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3]

  二、电影的仪式化传播

  仪式是一种付诸实践的特定行为方式,带有不同于日常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古往今来,人们举行仪式,在行动中融入寄予期待、给予强调、升华意义。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大众传播的媒介之一。电影不仅是人们放松和休闲的方式,也是社会传递守望、表达价值观的方式。同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电影传播与仪式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

  1、电影传播的仪式化特征

  以仪式观为比较界尺,能帮助我们很容易发现电影传播的仪式化特征。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述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差别,作者曾举例,可以通过报纸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来理解这样一种传播观和仪式观。在书上的第九页,作者举了个例子,通过传播的传递观审视报纸的时候,发现媒介是一个发布新闻和知识,有时候也提供娱乐的工具。而传播的仪式观审视报纸的时候,则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好比是一次弥撒行为,新闻阅读写作是一种细化的行为。

  有学者在研究影视传播对现实的建构中认为,“就本质而言,影视传播是一种文化的共享与信仰的体验……就内容而言,愉悦人、教育人属于传播内容的次效应,主效应是呈现或者重塑了社会现实。”[4]通过传播的传递观审视电影的时候,电影是票房,是收益,是机械的数据分析,是故事的传播与获取。而以仪式观审视电影,电影与宗教有着惊人相似:电影是大众社会的世俗神话的源泉,影院是最辉煌尘世“教堂”,人们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与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在影院中完成类似教堂弥撒式的洗礼,以实现心灵的震颤愉悦。在光影缤纷间,现实的枷锁痛苦通过银幕被消解,人们进入了一种集体的典仪,与此同时电影也完成了对价值本身的输出和对社会现实的又一次重塑。

  2、电影传播的价值建构

  笔者认为,电影主要通过两个层面完成价值建构。首先,在技术层面,詹姆斯·凯瑞在书中花了二分之一的篇幅探讨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传播技术与文化是合二为一的,“技术并不是冷冰冰的硬件,也不是自动发射‘讯息’或延伸人体的主体,技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完全是文化的产物,从而导致文化的结果。”[5]凯瑞以电报作类比:电报“使符号独立于运输工具而运动……电报将传播从地理束缚中解放出来……电报不仅改变了传播与运输之间的关系,同时改变了人们想到传播一词时的基本思维方式。”[6]电报不仅是一种新的商业工具,同时也是一个用于思考的东西,一种转变思想的工具。

  电报作为技术的代名词,同样可以用电影替换。电影是一项关于技术的艺术,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电影的诞生得益于摄影术的发明,声音技术、彩色胶片、长焦距镜头的发明一次次冲击电影的观念,同时借助专注技巧的蒙太奇剪辑也让人们发现镜头的多种组合竟产生多种隐喻。蒙太奇镜头的对列让某种含义得以象征式表达,电影产生了“诗性”和价值。好莱坞电影借助大量特技手法创造出大量的视觉奇观,美式文化与主旋律通过特效浸全世界各个角落。法国电影理论家让·路易·博德里说:“电影技术要素与观众的深层心理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电影机制。”[7]技术是实现好莱坞文化扩张和美式文化霸权的利剑。

  其次,在内容层面,詹姆斯·凯瑞是如何解释传播的呢?他认为,传播是符号化的活动,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的符号形式,构成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凯瑞提出两个世界的存在:真实世界与语言符号的世界。真实世界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客体、时间和过程,语言符号世界是“一种命名真实世界中这些事件并或多或少能描述这些世界的语言和符号。”[8]简言之,传播是传者编码与受者解码的过程,传播的内容是意义符号化。

  这与电影的内容传播何其相似。电影是一个生产意义的符号系统,美国学者路易斯·贾内梯在其著作中说:“电影的语言像所有口头的或非口头的陈述一样,主要是符号:它由一个我们在看电影时本能地加以译解的复杂符号网络所构成。”[9]电影是由若干个符号构成的意义语段,镜头、角度、光线、色彩是符号,场景、人物、运动、音乐也是符号。电影编剧从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中提取素材,导演制作人将各种素材生成符号语言,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由此演化为银幕上的语言世界;同理,观影者将个人的生活体验投射入电影的叙事体系中,理解电影的符号表达体系,获得某种个体的在场亦或缺席。电影传播注重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传者和受者在共通的符号空间内完成意义与价值的共享。

  以影片《阿甘正传》为例,影片将阿甘的身影嵌入美国战后各个重要历史时刻的新闻纪录片或电视报道画面中,观众“亲眼目睹”阿甘置身于那一历史场景中,“于是,阿甘这一角色成了一处书写战后历史的‘新的’共同经验的空间。”[10]另外,影片在开始和结束时都出现的羽毛,随风飘荡,穿过房屋、公共汽车站、某种人生驿站或公共岔路口。影片中的阿甘是一个智商还有75,头脑迟钝却最终成为社会成功者形象,羽毛这一能指象征着主人公极富戏剧性的命运,表达了命运的偶然与冥冥之中注定的必然。毫无疑问,无论是纪实影像中被置入的阿甘形象,还是隐喻主人公命运的羽毛,都是电子技术合成的视觉奇观。影片正是借助特效,借助各种文化符号,完成美式主旋律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输出。

  三、结语与反思

  詹姆斯·凯瑞关注仪式传播的背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美国主流价值里认为技术能带来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是一种误读。他提醒人们要警惕技术可能会滋生新的集权化倾向,侵蚀地方文化,剥夺个人的特质。在跨文化传播中,电子媒介对国界越来越轻易地渗透增加了帝国主义和文化入侵的可能性,无疑强化了帝国的权利。凯瑞借用英尼斯之口说出所想:“英尼斯感到,只有通过可以减少技术和与技术挂钩的机构的影响;通过艺术、伦理、政治领域的教化,才能治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消亡。”[11],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那些能让人们感到满足的艺术、伦理和政治的价值。

  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腹语术,畅销全球的好莱坞电影是这种腹语术的完美演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抵制好莱坞电影对本国文化的侵蚀,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呼唤人文主义传统的再次回归,试图建立一套原发自欧洲本土的现代性价值话语体系。如今,全球化让好莱坞全球霸主地位进一步确定,如何规避外来文化产品对中国市场的挤压与侵蚀?全盘地接受或否定好莱坞的电影价值观,或以“闭关锁国”的态度应对显然不可能。只有有效吸收好莱坞电影的价值建构方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构和完善我们的话语表达体系,用世界通用的方法和技巧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2][3][6][8][1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华夏出版社(2005).112.28.28.162.13.106

  [4] 张方敏:《影视传播对现实的建构及其实现场域——以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为研究取向》【J】《当代传播》2014.2

  [5] 丁未:《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J】《新闻记者》2006.3

  [7] 让·路易·博德里:《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电影与新方法》【M】张红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9] 路易斯·贾内梯著:《认识电影》【M】焦雄屏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298

  [10] 戴锦华:《电影批评(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3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感(四):James W Carey

  James W Carey was a distinguished and respected communications theorist, media critic and a teacher of journalists latterl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died in 2006 at age 71.

  Carey 提出传播科技的分水岭就是电报的发明。认为它使得time 和space 变得irrelevant了。

  另外,Carey 提出了两种传播方式,著名的“仪式观”。

  丁未老师也是一个我很仰慕的学者,做过很多知沟的研究。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感(五):一个天主教徒的传播观

  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虽然是八篇论文合集,但在目录中便已经划分好了结构,层级明显,步步为营,前四章讨论仪式观的传播学,后四章沿着英尼斯的脚步做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

  第一部分在第一章便已定好了基调,对传播的“运输观”与“仪式观”展开讨论。但真正把“仪式观”研究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挖掘的,却是第二章。凯瑞在第二章《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中提到了“曼海姆悖论”,即所有的社会政治思想总是与思想者的现实生活境况相关联,但研究者又要构建一种无涉意识形态概念的学说。这几乎是宣告了对之前自命为“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研究的死刑。

  尽管凯瑞在文中引用曼海姆悖论是为了挑战原有框架的理论,但在笔者看来,也可以利用其中的思路,对凯瑞的观点进行研究。要真切理解凯瑞的仪式观,不能单纯将其视作无涉研究者价值的理论,因此,有必要结合凯瑞本身的境况来看待其学术观点。

  凯瑞出生在美国罗德岛一个有着爱尔兰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的传统家庭,无论是天主教定期的弥撒活动还是蓝领工人的活动聚会,都会在潜意识中影响凯瑞传播观的形成。不同于新教的独自告解,天主教要求信徒集会礼拜,也更看重宗教仪式的庄严神圣;同样,蓝领工人们则以工会、酒馆等形式加强着自身的认同,争取自身权益,也塑造着自身的文化。凯瑞正是处于这两种崇尚集体认知的交集之中——本身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祖辈是新英格兰的铁路工人,父母亲戚均是工会骨干成员,而自己的童年时代,由于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只能游走在街区巷道,感受最直接的爱尔兰移民文化。即使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与这重背景没有直接因果,但其必然存在着巨大的相关性。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借由新教的发展谱系来说明了一个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载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伦理的前提是马丁·路德革命后各教派林立,对唯一经典的多种解释。这造成的一大后果便是个人直接寻求与上帝的对话,个人主义崛起,新教徒们以上帝应允的诚实、虔诚、理性精神去从事各种活动。

  很大程度上,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就是遵照这这种理念进行,尽管很快传播技术便褪去了宗教的影子,但这种新教式的隐喻仍然存在,传播的距离即福音传道的界限,信徒对上帝的虔诚即传播的效果。特别是在消费取代了神意成为当下最大的信仰时,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对品牌的忠诚度类似对新神的追捧,广告孜孜不倦倡导购买比任何牧师更兢兢业业,生产者为消费者量身定做更是制定一种私人化宗教。凯瑞在第一章中谈论传播的传递观时所提及的“宗教取向”也表明: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但深刻影响了凯瑞的天主教传统则不然,秉承着严格的一神制传统,以教堂为中心开展各类宗教活动,《教会法典》笼罩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教众的核心活动——弥撒,则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关键。弥撒是拉丁语missa的音译,意思是“聚会,聚集”,并包含着细节琐碎繁杂的各种流程仪式,但所有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维系并加强教众对上帝的信仰。

  教众也在这种活动中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共享信息,交流观点。所有的宗教性流程,无论圣餐、圣血还是领圣体礼,都是一个个符号过程。这也恰好符合了凯瑞对传播的定义:“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

  在《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席林将仁爱看做天主教的生活观点,即“‘通过爱的原则和被爱当作最低标准的公正’而形成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社会有机体制的特点是:‘社会组织体现了一个内在的、由上帝预先确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作为统一的纽带,将从属力量或从属部分或其成员有效地团结在一起,使他们为整体或实现整体而服务。’这种天主教的整体性可见一斑。这也正是传播的仪式观所需要达成的目标。

  于是,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之间,便有了一种类似于基督教内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概念的差异。我们直接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宗教学方面入手,重新看待凯瑞的传播思想。

  此外,凯瑞分别分析了三种不同的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取向:第一,把传播学看作是行为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规律;第二,把传播学看作是一种正规的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把传播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但这种划分方式其实还是落入了宗教学研究的窠臼,或者讲,其实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划分方式研究囊括宗教行为的人类活动。

  当然,不同时期的世界工人运动也在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一定的体现,但水平所限,暂时不再赘述。

  无论宗教还是工会,仪式的核心是塑造一种意识形态,凯瑞指明传播学研究的出路,即让实证研究科学和意识形态及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走出原有的困境。因为所有的实践和表达形式,包括科学,都是文化的形式。这也是凯瑞对传播学学科的一大贡献,即推动了其文化转向。

  依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早在六十年代,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就已经提出了仪式传播的思想。霍尔在《文化即是交流》一章中认为:“人类是要不断地努力发现个人与由个人构成的集体之间关系的意义。……视文化为交流的观点已经成为很有成效的观点因为它提出了从前所未考虑过的问题,并且提供了除此以外也许不可能提出的解决法。”这里通过参看原著,“交流”便是communication,也符合传播仪式观的概念。

  在第一篇文章《传播的主导范式》中,吉特林给传播学指出了一条传播研究的新出路——人类学方法。凯瑞也将这种思想融入了自己的研究,另辟蹊径。在《作为文化的传播》第一章《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凯瑞已经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师承:杜威与格尔茨。

  前者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开创性人物,杜威的建构主义假设研究者能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范式可以由建构与维系得以存在。这也符合杜威的传播观: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它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也产生了各种社会关系。

  后者对传播虽没有直接的定义,但也认为自己“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社会的运行、人际的交流、信息的传播,这些都符合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承载于符号的意义模式,包括行为、言语表达及被赋予意义的各种物体,由此人们能够与他人交流和共享体验、构想和信仰。”

  能够引入格尔茨的人类学视角,凯瑞主要借助了阐释人类学中新的方法:深描。其目的是要超越某种文本的隐喻,而是让他者使用本体符号,对已有的解释进行再解释。观察记录者也不再恪守价值无涉的法则,而是积极参与,就像格尔茨因为一同参与斗鸡,和当地人一同经历追捕而成为“难兄难弟”的交情才得以真正深入巴厘岛文化一样,新的方法论要求的是阐释一些列动作符号所包含的意义,并领会其行动作为符号所呈现出的一种想象性关系。

  格尔茨认为正是这种解读才是“平实与重要”的。就像吉特林多次声明的一样,实证的研究往往带有一种预设,这种预设会在观察研究的过程中不自觉的让研究对象失语,意义被强加于研究对象身上。这样的结果只会是,研究者最后只带着自己愿意看到,也希望看到的结果回到家中,然后著书立说,完成对他者的描述。

  在这里,尽管凯瑞顺着格尔茨的思想步步演绎,但还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另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的影子。威廉斯归纳了文化的当代意义:

  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2.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化,就是要探究一种服装样式、一种语言规则、一套行动规则、一个信仰系统、一种建筑样式等的含义是什么。

  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用于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

  之后,这些关于文化的定义,被言简意赅地精炼为一句话:文化即生活。英雄所见略同,格尔茨也同样认为,“社会,如同生活,包含了其自身的解释。”凯瑞之于传播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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