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读后感10篇
《政治学》是一本由[美] 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页数：16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学》读后感(一)：《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以前买了一些商务版的政治学著作，但一直没看。这回终于下定决心好好看看，第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早期代表作品，而作者也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之一。
本书的书名上就带了四个疑问词，即who, what, when, how，分别代表了对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的探寻。本书的篇章设计也紧扣这四个问题展开，并条理分明的对此作出了回答。本书开篇就首先解决了研究客体的问题，指出“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即将精英作为研究的重点。作者将权势人物定义为“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即精英，其他人则为群众。这些价值包括尊重、收入和安全等，通过对人们拥有这些价值的判断，可以判定某个人是否属于权势人物。但拥有这些价值的其中一种并不意味着同时拥有另外一种，并且也并不意味着因而具备了更好的生活或地位等。尊重是有等级的，收入也并不一定与尊重成正比，而安全甚至会和尊重、收入的获得成相反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尊重、收入以及安全等价值的分配是不平均的。上述价值只可以用来判断权势人物的身份问题，而要对权势人物进行分析，还需要了解这些人物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这是政治权势人物的行为后果，是对what的解答。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特点也对如何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when和how的回答集中体现在“方法”一篇中，包括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这是精英操纵或驾驭环境的方法。象征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针对不同情绪，比如攻击、内疚、虚弱或者喜爱等，宣传方式是会灵活多变的。不过作者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他强调反对派对宣传的依赖，而认为建立巩固统治的政权则不需要进行宣传，这显然与他在其他场合的论述有出入，这或许是侧重点的不同导致的。暴力则是精英用以进攻和防御的一种主要手段，在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精英还运用物资进行攻击和防卫，主要形式主要包括毁坏、扣留和摊派，其中毁坏跟暴力联系极为密切。扣留和摊派涉及到精英对物资乃至政治权力的垄断，精英还会应用配给制和价格制来指导物资和服务的流动，进而对社会成员产生影响。一般而言，物资一般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才拥有的，而反对派则只能依靠宣传，这恐怕也是作者认为统治者不需要宣传的原因吧，掌握了物资支配权的统治精英自然比反对精英有着对宣传更少的需求。另外，精英还需要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建立的制度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策上。这些实际措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在危急时刻，专政、集权、集中、服从和倾向性是主要的，而危机的间歇期则允许民主、分权、分散、首创性和可观性。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还对全书作了总结，并对精英人物如何运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方法进行了论述。应该说，本书还是较为清晰地阐明了作者对政治学研究的看法，从政治科学的角度，采取所谓自然主义的态度探讨了政治问题，揭示了政治现象的一些外在表现。但也需看到，政治并非完全是权势人物的事，决定政治参与者行为倾向的因素也远非人格、态度等所能涵盖，一般民众特别是具备公民文化的公民也是政治参与的主体，除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因素以外，后来行为科学所强调的文化因素等也对政治产生很大影响。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
作者：[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 译者：杨昌裕
目录：
序言
第一篇 精英
第一章 精英
第二篇 方法
第二章 象征
第三章 暴力
第四章 物资
第五章 实际措施
第三篇 结果
第六章 技能
第七章 阶级
第八章 人格
第九章 态度
第四篇 概论
第十章 概论
参考文献提示
商务印书馆1992年2月第一版（Whittlesey House,1936）
《政治学》读后感(二)：需要顶层设计还是避免群众的自我背叛？
不怎么懂政治学，翻过这本书，不知道是否可以说是一本关于精英优越论的书，或者说，作者默认了历史是精英主导的。想起当年坐在教室里背诵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的时候，或许仅有莫名的一种满足感，也没有想过在马克思心里是否觉得自己在历史的天平上比群众更重一些。按照此书的逻辑，马克思在其反对者的心里几乎是犯了分裂人民罪，比如波普或者哈耶克。
由于此书在讲政治时撇开了一般公民的生活不讲，我反倒对一个问题深深的犹豫，那些没有得到大把金钱，无数赞誉，权倾朝野的普通人，那些终日为了票子房子车子忙碌的人们，到底如何影响了历史？是精英利用了你我还是人民选择了自我背叛？
我曾经去过德国，参观过魏玛附近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离魏玛城不远，在一个并不太偏僻的地方。有些犯人会偷偷越狱，结果被当地的居民抓住重新送回集中营去。而且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纳粹体制的形成真的只是希特勒的个人鼓吹？文革也只是某几个人的错误？如果答案是“是的”，那么如今我们还是挺需要顶层设计的嘛。
反过来看人民本身似乎也并不太靠谱。我的老家在农村，我由于学经济学所以时常关注他们对土地私有化的看法，几乎所有村民的第一反应是反对的，为什么？我问。他们便会几乎异口同声的说，因为那样就会有地主，有的人就会有良田千倾，有的就会没有立足之地。孟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的大概就是农民兄弟的这个意思。可现实不过是我们从来没有保护产权的传统，以至于大家对财产权利也投了不信任票，于是，群众就这样自我背离了。
如果公民只是促成了民主幻觉，而并没有为之付出些许的思考和努力，也不必期待怎么样好的顶层设计了。因为精英也并不会真正的做一个公正的公共品提供者，他们最后要什么，不给，也不行了。
《政治学》读后感(三)：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开创性著作
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开创性著作—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二战前后，行为主义学派在美国政治学学术界开始兴起，其主要的特征是反对以往政治学过分集中于制度方面的研究，而把政治现实中能实际观察到的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把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引入政治学研究中，被称作“行为主义革命”。在这场变革中，拉斯韦尔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以下简称《政治学》）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一
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范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后在不同制度国家中同样出现的极端爱国主义和战争狂热，揭示了跨越制度界限的政治行为的存在。随之而来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胡佛下台以及罗斯福新政改革引发了对民主制度之设想以及领导人操纵社会能力的反思；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希特勒、墨索里尼通过蛊惑宣传和政治运动的上台，进一步使对现实政治行为的研究变得迫切。新的历史形势以及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使新的政治学派的发展成为必然。美国作为国际联盟的提倡国、经济危机的肇始国，同样受到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影响，民主制度一度备受怀疑，迫切需要更能反映现实的政治学说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政治学界迅速做出了反应，以研究政治行为为主要特征的行为主义学说应运而生。拉斯韦尔的《政治学》为行为主义学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
在《政治学》中，第一篇（只有第一章）为全书设定了研究对象和方法（“谁？” )，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大纲。拉斯韦尔开宗明义地提出：“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传统的注重制度研究的政治学不过是政治哲学。拉斯韦尔认为尊重、安全、收入是可望获取的价值，获取价值最多的就是社会中的权势人物，即精英，其余的则是群众。精英可以按技能、阶级、人格、态度来分类。本篇还阐明了全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即“应用法”---从精英主体角度出发通过对现实事件的观察发掘精英所采取的手段，和“思考法”---通过时间和比较来辨清精英“自我”的客体位置，点明其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特点。
第二篇“方法”用四章主要论述了精英集团操控社会获取价值的技巧，包括对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的运用（“如何得到？”）。拉斯韦尔运用在第一章中提出的“应用法”，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等）深入解读了生活中似乎平淡无奇的现象所隐藏的精英手段。象征主要是通过灌输意识形态塑造人的行为，控制民众的攻击、内疚、虚弱、喜爱等情绪，形成集体情感氛围，从而为精英操纵社会提供条件。暴力是对战斗技能的运用，从属于精英的全面行动，必须与组织、宣传、情报等手段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大效果。物资控制是对物资和服务流动的管制，涉及对国家经济的管理、私人企业集团的作用、危机时期的物资配给和对敌国封锁等方面。实际措施则是精英集团内部吸收训练精英的方法和对外部民众实行政策管理的形式，在危机时期危机间歇期要求有集权、服从的实际措施，危机间歇期则允许民主、分权的倾向，精英通过实际措施维护集体安全。拉斯韦尔运用大量实例，对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了动态研究，揭示了不论是原始印第安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甚或俄国革命社会都存在的精英集团控制行为。
第三篇“结果”根据精英在技能、阶级、人格、态度等方面的特点阐述了社会变化对价值分配的影响（“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在精英集团中能获得更高价值的不是使用事物或事物象征的技能（如谋生技能和科技知识），而是运用礼仪象征和暴力、宣传、组织等技能。重大政治事件中存在着由一种阶级统治向另一种阶级统治的转变，但统治阶级的影响力会受到地理区分、功能区分和部分吸收的限制。政治家的人格心理特点体现在社会环境的外在化中，同足以取得成功的技能相结合，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群众会欢迎各种不同的人格。政治生活中体现的态度对政治环境有重大影响，从而也影响到精英集团的价值分配。这一篇在全书中最鲜明地体现了行为主义学派的研究特点，融合了大量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等知识，基本抛开制度区别的界限，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出发，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政治科学的普遍规律。
第四篇、也是全书的最后一篇“概论”是对全书内容的总结和政治趋势的分析。拉斯韦尔运用前面提出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民主国家和世界革命的未来作了预测。对于民主制度，他认为，世界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化的趋势，美国能否摆脱这一趋势的影响取决于中产阶级集团能否摆脱大财团影响发挥独立作用。对于世界革命，拉斯韦尔指出，世界革命部分受到限制而又部分获得普及推广，低收入技能集团逐步获得政治地位，但在“宏伟壮丽的阶级门面”背后还是存在技能、人格、态度等“也许更为微妙的对立因素”。拉斯韦尔在这最后一篇中为运用行为主义理论做出了尝试，而日后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预测。
三
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可以说是行为主义学派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早期开创性著作，体现了行为主义的一些基本特点，对后世政治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拉斯韦尔一改西方政治学长期以来过分迷恋制度与国家理论的弊病，把个人与政治团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政治学以至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应该认识到，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虽然能构成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但它们并不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着的政治的真正内容，制度和机构的运作者仍然是人和政治团体。比拉斯韦尔稍早的精英主义思潮中已经包含着对“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特征研究，如米歇尔斯就根据社会中群众行动的心理研究推断出“寡头统治的铁律”。但这一研究最终还是服务于对政治制度的论述。拉斯韦尔则打破常规，使“人”回到研究中心，从而使其学说摒弃意识形态桎梏，更贴近现实，他所描述的精英集团操纵社会的行为以及利益分配在史实与现实中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
其次，拉斯韦尔注重运用跨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研究政治。在书中他大量应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如第八章“人格”对林肯政治人格特点的分析纯熟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这在以往的政治研究中是不可想象的。拉斯韦尔还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经验性的研究，注重具体的经验事实, 强调定量分析、动态过程分析, 反对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定性、重静态的倾向，力图将政治学转变为注重经验性、以现实存在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并且能够对其加以精确的解释和预测的的实证科学，成为真正的“政治科学”。
拉斯韦尔在本书中所表现的三原则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人”的重视，使“人”真正回归到社会科学的中心命题上来，此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注重特点条件下对人的研究，如国际政治学名著肯尼迪•沃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中，把研究国际冲突起源的第一层面定位为“人”，至今仍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跨学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推动了政治心理学等新学科以及政治文化、政治体系等新理念的出现，另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科学化”，一度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潮流。而价值中立原则则强调了学问的中立性，增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当然，本书中所体现的早期行为主义理论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走向否定制度研究、漠视制度差别的另一个极端；过分推崇、搬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 但人类行为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政治学事实上不可能成为一门“纯科学”；过分坚持“价值中立”，对原始社会政治、民主共和和专制暴政缺乏应有的价值判断；埋头于对事实现象的研究，导致混淆现象和本质，等等。本世纪70年代以来后行为主义学派的兴起，就是对早期行为主义这些缺点的一种修正。
另外，本书的两个写作特点值得留意。第一，逻辑严密，体系完整。全书紧扣题目中的“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who gets what, when ,how）层层展开，条分缕析，论证严谨，事例丰富，笔者以为可谓是学术著作的经典模版。第二，敢于挑战传统，敢言人所不敢，拉斯韦尔拒绝对政治行为的“标的物”――尊严，安全、财富等等进行讨论，将政治降低到行为的高度来理解，从客观上为政治“祛魅”，揭示出冠冕堂皇的制度政治背后被有意无意忽视的“de facto”（不一定合法但真实存在的）现象，让政治学褪去神圣，还原其本来面目，这使得《政治学》几乎可以作为一本政治统治方法指南来读。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无疑还具有一种现代版《君主论》的意味。
《政治学》读后感(四)：用社会学和生物学重写政治学
论作为地位关系的社会关系
摘要：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醒人们从现实出发来看待人。然而，对于什么是最基本的社会现实，却有着各种解释。典型的观点有两派，一派从物质利益的冲突出发，例如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另一派则是从对于权力的争夺出发，例如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大多数政治学家。本文结合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的一些理论，修正上述两派的观点，指出对于有限地位的争夺是等级制社会中最基本的现实。在此基础上，推论出一套解释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的命题，并将其运用于解释当代社会。
关键词：地位 等级制 策略 争夺 景观社会
目录
第一章 人类历史的永恒旋律：等级制度下的地位争夺战------------------2
第一节 从“丛林法则”到“江湖规矩”
第二节 什么是地位：六把武器
第三节 如何争夺地位：十六般武艺
一、三条划分标准
二、对下
三、对上
四、对盟友
五、对竞争对手
第四节 只能做，不能说？——一些补充说明
第二章 变动的舞台和不变的剧本：对于当代社会的初步解释-------------26
第一节 理解当代社会的入口
第二节 二桃杀三士：景观社会的前世今生
第三节 等级制度的代理人：文化工业
第四节 社会流动的神话：权力精英和孤独的大众
第五节 知识形态的变迁：一个注脚
主要参考文献---------------------------------------------------------------------------------34
第一章 人类历史的永恒旋律：等级制度下的地位争夺战
第一节 从“丛林法则”到“江湖规矩”
知识分子往往喜欢用先入为主的标准对他们所在的社会下诊断或判决，而在戴着这副理想主义的有色眼镜观察社会的时候，却常常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为了更有效地提出批判和策划行动，无论是保王党、改良派还是革命者都必须换上另一副现实主义的有色眼镜，看看关于人类社会的另一个故事。如果说，理想主义的故事让我们高呼“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现实主义的故事则会让我们惊诧“怎么会是这样？”
这个现实主义的故事，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讲起，而是从我们遥远的祖先开始讲起。这时就需要请动物学家出场了。其实，如果要开发幽默感，没有什么办法比得上读一读动物学家的文章了，尤其在他们谈论人类行为的时候。动物学家一般不在我们凡夫俗子的身边，多数时候他们呆在野外，以观察动物的饮食起居为乐，就好像我们目不转睛地看足球比赛或电视相亲一样。他们一般并不谈论人这种高级的动物，但是当他们偶尔提起“人”的时候，听众们可要做好被讽刺的准备了：不仅是猩猩、猴子这些人类的近亲，各种鸟兽虫鱼的怪癖举止在他们眼里似乎都能和人扯上关系。这其实也未必是讽刺，就像一个动物学家所说：把大猩猩和人类相比，简直是侮辱了我那可爱的大猩猩。
按照一般的进化论观点，生命存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创造下一代的生命，以继续这个生生不息的循环。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各个生命物种的盛衰兴亡，经过基因的突变，适应了新环境的物种继续生存，而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就逐渐被淘汰了。也就是说，所有生命都是有适应能力的优胜者的后代——但是，优胜并不一定等于优秀。
然而，这个故事一旦发展到了人的身上，可就有点诡异了，因为人不仅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还能主动地改造环境，以至于到了今天，一半以上的人口远离了千百万年以来熟悉的稀树草原中（或许还有海岸上）的部落社会和采集狩猎经济，居住在经过改造的城市社会以及货币化的工业经济中[1]。
更重要的是，这种巨大的变化仅仅是一万年以前才开始的。那时，人类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从此有了余粮，就可以定居下来并大量繁衍。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各种大型食肉动物对于人类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正是因为这些人为的环境变化来得太快，所以我们的基因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它。这种不适应导致了今天的种种可笑而可恨的人类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基础则是此前几百万年的演化历史[2]。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争夺社会地位而演化出来的各种习惯，就如本文即将展示的那样，这些习惯既千奇百怪又千篇一律。
人类的故事恰恰在这一点上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等级社会的种种习俗和制度，原本只是为了更多更好地制造下一代而被发明和被维持的，现在居然渐渐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人在自觉改造环境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直到今天，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竞技场上，人们已经不必掩饰自己的狼子野心了，现代奥运会的口号赤裸裸地宣告了每个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更高、更快、更强。“人对人是狼”这句原本用来描写假想中的原始“野蛮”社会的话，反而越来越符合当代“文明”社会的现实了：至少，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是野蛮人根本不可能想象的。
动物世界里也充斥着等级社会，只不过有的因为手段暴力而明显，有的因为手段温柔而不明显罢了。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了一个以上的人，就会有等级。人数越多，等级结构就越复杂，这就是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至少在有据可考的文明社会里，平等还没有存在过，或许这正是那么多人把平等当作口号来鼓动群众造反的原因。据说两个人相遇不到五分钟，就能分出地位高下（一些城市里兴起的“八分钟约会”看来是有科学根据的）。对于繁华都市的居民来说，可能五秒钟就够了。比如，在贵族传统深厚的大英帝国，人们只要听口音就能判断出对方来自哪个社会等级，以至于当文学青年乔治·奥威尔辛辛苦苦置办了一身乞丐行头想要混到监狱里去体验生活时，面对警察的询问一开口就暴露了他那从伊顿公学学来的口音。虽然如此，奥威尔还是认为他的中学岁月是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因为在这个著名的贵族学校里，他那“中产阶级底层”的家庭背景只能排在末尾，或许也正是这段经历激发了奥威尔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情怀。
存在着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更何况等级制度是古往今来、从动物到人类都广泛存在着的。一种解释是，等级制度对于领导和群众都有好处。对于领导来说，自然是可以享受多多益善的食与色。动物界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蜜蜂，蜂后成天与排着队的雄蜂交配产子，数以万计的工蜂则孜孜不倦地为蜂后和幼蜂服务。对于群众来说，即使位居等级制度的最底层，也比被彻底排除在外要好，这样至少在心理上有点安慰，不至于放眼看去都是可怕的陌生人而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还能分到一些衣食和其他的社会福利。在动物界，独狼总比群狼更容易被猎人抓住，而落雁则意味着死亡。
这些好处主要是通过群体带来的，而未必要求一个群体必须严格地分出等级。等级分明的特殊好处在于，多数成员都能够安心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锻炼好自己欺上压下的本领。“良禽择木而栖”，一旦树倒猢狲散，再找一棵大树也不是难事。这就避免了为争夺地位而进行无休止的群体内部斗争，这种斗争显然不利于群体的生存繁衍，因此，自然选择的机制不会允许那些专好内斗的基因得到延续。
不过，即使这个所谓的特殊好处，也很可能是被夸大了的，因为等级毕竟意味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统治与屈服。在这个一环套一环的等级链条里，大多数人一方面欣然统治着位居自己之下的许多人，一方面则心有不甘地接受着自己头上的少数人的统治。虽然很多人因为害怕风险而不敢直接挑战统治者的地位，但显然没有人喜欢被统治。即使是最落魄的家伙也能拿自己的孩子或者小动物出气，小孩子呢？就拿手中的玩具或者脚边的足球出气。在动物界，情况也是一样的，躲在树林里的动物学家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发泄等级：猩猩首领对着副手大吼一通，副手转过身去再对着比他低一级的猩猩发作，如此一级级地把无名之火发泄下去[3]。
地位更低者中更高的犯罪率也证明了这种对于地位的欲望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得到满足或发泄的。抢劫犯总是很快就挥霍掉他们冒着很大风险抢来的钱，这说明他们进行抢劫的动机更多是抢劫行为本身带来的暂时的心理宣泄，而不是为了钱能够带来的长远的实际利益[4]。相比之下，那些利用阴谋手段来继承大笔遗产或收购公共资产的人则明显有更“理性”的犯罪动机，虽然他们的行为本质上也是抢劫。
不管怎么猜测人类本能的起源，群体意识和等级意识（也可称为合作精神和竞争精神）毫无疑问已经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成为了我们这种“社会性动物”的本能。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似乎是相辅相成的，但更深入的分析却能揭示出两者的主次之分。简单地说，在多数情况下，合作只是竞争的手段，并且掩饰了实际进行中的竞争。以当今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组织类型——公司为例。公司内部往往是合作多于竞争的，然而，在公司层面，这只是为了与其他公司进行竞争（包括同行业的公司、产业上游或下游的公司），在公司雇员的层面，这是为了通过竭智尽忠而谋取在本公司更高的地位（或至少保持现有的地位）。公司内部的合作氛围也使公司只是老板手中的赚钱工具这一事实被淡化了，并且掩盖了公司内部的严格等级和激烈竞争。在现代公司兴起之前，家庭曾经是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不过，那时的家庭绝不是现代人所期望的那种“避风港湾”，而是一个充满算计的地方，尤其在妻妾奴仆成群的大户人家。过去反映“世态炎凉”的小说主要是描写家庭或家族，而现在的同类小说则大多是以公司为背景的。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团队性的体育比赛。据说这是原始时期的男性成群结队去狩猎的现代版本，或者是古代的部落战争的现代版本。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的体育比赛仅仅是一些个人对抗的项目。显然，频繁的战争使得团队性体育比赛没有存在的必要。
总之，在任何一个存在着不同地位等级的群体中，等级意识总是个人的第一本能，群体意识只是服务于这第一本能的第二本能。我们习惯于确定的等级秩序和行为规则所带来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与陌生人见面时的尴尬和害羞则说明我们并不习惯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不过，鉴于等级、阶级、统治、支配这样的措辞太刺眼，让人产生造反、暴动或者革命的冲动，彬彬有礼的学者们常常用更加含蓄、更加客观的词来代替它们，比如地位、阶层、管理、领导。（在一部中国纪录片《请投我一票》中，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修辞的好处，在“班长民主竞选”中标榜自己是“管理者”，而把对手说成是“统治者”。）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词汇，直到今天，这些都是动物世界、也是人类社会的关键词，更是理解人这种特殊动物的关键。人的特殊之处在于，饮食男女的本性（“食色，性也”）已经被追逐地位的本性所取代。对于一般的动物来说，追逐地位只是为了完成生存繁衍的自然任务；而对于人类，追逐地位本身就成了最自然的任务，甚至可以为此而牺牲生存繁衍的机会，进行慢性自杀（比如吸烟喝酒）或者自我毁灭（比如极地探险）[2],[3]。
通过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越是“高级”的动物、越是“文明”的社会，关于地位的渴望和焦虑就越多，这也常常诱使知识分子把原始社会描绘成一个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伊甸园。当然，原始社会中的人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烈而自觉的等级意识（地位高者可能不会过分欺压地位低者，地位低者也不会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但这绝不说明原始社会不存在等级制度。原始社会中的等级通常是以年龄、性别、体力以及其他天然的或生理的因素来区分的，就像在一群儿童中或在父母和年轻的孩子之间“天然”形成的等级一样[5]。
等级制度的持久存在和不断强化使人类逐渐产生了等级意识，而等级意识又反过来帮助加强了等级制度。追溯历史，国家和家庭是人类为了制造出社会等级而发明的两个最古老的杰作，前者好比高耸入云的大厦，后者则是深入地下的基础。近两百年以来所发明的另一个杰作，是模仿皇帝的军队而设计的老板的公司。在公司中，人们在字面意义上不再是“卖命”而是出卖劳动力，但实质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为更高等级的人服务，然后从整个团体获得的利益中分一杯羹。
在我们深入考察地位的构成元素和人类（也就是我们自己）争夺地位的种种策略之前，有必要弄清楚这场时刻进行着的“地位争夺战”其实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要巩固已有的地位，然后要努力获得更高的地位。两者都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一旦这两种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感到种种负面情绪，其中，恐惧、焦虑、忧伤、愤怒、仇恨都是由未能维护地位（或者担心自己地位不保）而引起的，而不能提高地位则会引起嫉妒的情绪。由此可见，维护地位比提高地位的要求更加强烈，因为一旦失败，前者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心理学实验也证明了人对于损失比对于获得更加敏感。
然而，地位要求的满足却只会带来一种情绪：愉快。这也是唯一的一种正面情绪，正所谓“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过，物极必反，事情的有趣之处也正在这里：愉快是一种麻醉性的情绪，它在使人感觉良好的同时，也降低了灵敏和警觉[6]。这也是欺骗和诱惑的策略屡试不爽的原因。因此，“形势一片大好”总是危险的前兆，而战斗的威胁和敌人的存在（不管是真实存在，还是仅在假想中）却能使统治者永保地位。苏联解体之后不到二十年，美国就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显然，美国的统治精英太沾沾自喜而忽视了脚下越来越空洞的经济基础。大到整个世界、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一对伙伴，只要是在等级制下，就时刻处于冲突状态，所谓“和平”只是意味着战争转移到了隐蔽的战线上。
第二节 什么是地位：六把武器
在这里，我将尝试用日常语言来整理并说明关于地位的常识。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这里没有什么新知识，因为在涉及到社会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常识（通过成语、民间谚语、故事等形式）总是正确的。不过，常识的缺点在于，第一，常识总是东一言西一语，缺乏系统性，不便于记忆和运用，因此，需要得到适当的整理；第二，常识很少给出适用范围的限定，看上去似乎是不论何时何地都正确，容易造成纸上谈兵的错误，因此，需要得到适当的说明。
首先，地位就是等级制结构中的一个特定位置。
决定地位高低的是利益的多少，其中又可分为六种因素：权力、财物、名誉这三种资源是外在的利益，构成了外在地位的指标；勇气、智力、魅力这三种品质则是内在的利益，构成了内在地位的指标。
地位的外在因素是现实可见的，并且可以进行数量化的分析，因此得到了秉持实证主义方法的社会学家的测量和分析[7]。地位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不明显的，且通常不被重视，这和社会学家往往忽视心理现象有关（受到自然科学方法限制的现代心理学有同样的忽视心理现象的倾向）。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基本的内在因素，就无法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和结构内部流动的内在动力，这就造成了社会学理论往往“只见结构不见行动者”的严重缺陷。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缺陷是由社会科学的学科角色造成的：站在高地位者的立场上、用“上帝之眼”俯瞰芸芸众生，只需要了解宏观层面的现象和规律就够了。
在进行深入分析之前，在这个关键的第一步上，需要补充说明三点。
第一，这里并未列入“体力”，因为体力主要存在于两种情况中：一是确实体力好，这往往是比较有勇气的结果，至少也是和勇气的水平相当的，而且体力的运用离不开勇气，因此可以归于“勇气”一项；二是看上去体力好，这就可以归于“魅力”一项了。既不能归为勇气、也不能归为魅力的“纯粹”体力，往往不是地位的加分因素，反而是地位的减分因素：参见当代“农民工”的例子，他们常常给人以野蛮粗野的印象，但是通常来说（除了在讨薪或要求提高工作条件等少数时候），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有“勇气”，而只是地位较低者正常的自发反应，正如谚语所言“会叫的狗不咬人”，因为这只是给自己壮胆用的[4]。
第二，对于“人际关系”（即地位关系）缺乏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常被称为“情商”）的“纯粹”智力往往沦为和“纯粹”体力一样的角色：参见现代“白领”劳动者的例子，例如技术人员、医生、文艺工作者、办公室职员等，但各领域的专家除外，因为即使他们自己对于地位没有要求，也有人会给予他们地位。同样地，“纯粹”魅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参见所谓“人类最古老的职业”的例子，成语“红颜薄命”也正说明了这一特殊情况（不过，作为一种普遍的断言，“红颜薄命”和“富不过三代”一样，只是出于嫉妒的自我安慰。我们大都是曾经的有钱人和曾经的漂亮人的后代）。
第三，这六种因素对于所有人都是适用的。例如，虽然人人都嫉妒郎才女貌，但其实，郎貌与女财也一样管用。有钱人家里的女儿因为打扮得更好所以也更漂亮些、因为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也更聪明些，更不用说比起普通人家的女儿更有可能得到野心勃勃的男人的求婚；身材高大、面貌威严的男人比身材矮小或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男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或选举。
这六种因素的列举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不完全的，而是逻辑上严密和周延的。之所以这么区分六种因素，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作用：权力意味着可以使别人不敢反对、必须支持（前提是别人的恐惧）[8],[9]，财物意味着可以使别人不愿反对（前提是别人的贪婪），名誉则意味着可以使别人发自内心地支持（前提是别人的轻信）；勇气使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不计成本、不顾风险，智力使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并且可以看清他人正在采取的手段，魅力则能降低成本、减小风险。地位正是靠这六种作用而得以维系或增进。在勇气和权力、智力和财物、魅力和名誉之间分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
由于作用的内容不同，作用得以发挥的形式也不同：对于权力而言，是命令与服从（受不了惩罚）；对财物而言，是雇佣与受雇（和钱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对于名誉而言，是威严与崇拜（人人都说好，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对于勇气而言，是恐吓与畏惧（亡命之徒还是让他三分吧）；对于智力而言，是欺骗与被骗（既生瑜，何生亮）；对于魅力而言，是诱惑与迷恋（被骗也甘心了）。
不过，外在的东西终究不能在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内在的东西也会随年华老去而慢慢消退，所以任何地位都不是稳固的——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制度和个人奋斗就都没有必要了。
在任何一个等级体系中，外在的地位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有人得权，就有人失势；有人赚钱，就有人亏本；有人出名，就有人被淡忘。在等级体系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位置，因此有人上升就意味着有人下降，反过来，有人下降就意味着有人上升，总之，不存在所有人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的可能性。地位争夺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个人来说不进则退，而多数人所能得到的结果只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即使发生两个人“双赢”或者几个人“共赢”的情况，也是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受到损失的那些人可能在某个没有被注意到的地方，甚至可能还没出生[10]。
外在地位的获得，除了靠个人的内在品质之外，还要靠天时（未知的偶然机遇）、地利（可知的有利条件）、人和（盟友的支持和对手的削弱）。因此，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只能部分地解释他所占有的外在资源。其中，天时和地利是人所不能控制的，而人和则是可以被人控制、至少是影响的，因此也就成了地位争夺战中所有策略的目标。
“人和”常被称为“关系”：表面上看是不同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则是不同地位之间的位际关系。地位更高则资源更多、能力更强，因此，弱国、小公司、下层人士必须千方百计与强国、大公司、上层人士“拉近关系”，这能带来明显的好处；另一方面，许多地位低的人合在一起的资源和能力也颇为可观，所以，“公共关系”是政府、公司、名人的必修课[11]。
“关系”的自然规律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就是俗称的“圈子”，或正式的术语如部落、团队、组织、机构、社会资本、社交网络。由于注意力有限和活动范围有限，所以人们一般生活在一个一两百人组成的熟人圈子里。“圈子”常常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和加入其中的欲望，尤其当“圈子”中的人普遍拥有较高的地位时[10]。不过，“圈子”中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也并不是平等的，而是等级森严的地位关系，虽然一般没有对于彼此义务的明文规定。更重要的是，“圈子”不是随意形成的，而是大致按照出身的等级来划分的[8],[10]，比如，价格高低有别的居住区、学费高低有别的学校、公司中不同级别的职位以及公司本身的规模、消费层次不同的业余爱好或欣赏“品味”，等等。自然规律偶尔可以被少数人打破，但这些“成功者”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经济上的代价例如在教育和业余爱好上的风险投资，心理上的代价例如“上门女婿”的处境。
内在的地位看似是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来自别人的给予，尤其是父母的给予。这种给予可以统称为“教育”。显然，在这里，后天帮助的成分多于先天遗传，而且多是父母精心策划的。由于教育常常是在生活的点滴小事之中发生的，因此，周围环境的影响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古代的孟母三迁，到今天的幼儿园入学大战，都是父母通过给孩子选择更有利的环境来积极影响后代的例子[12]。
个人品质常常有表面上的遗传性。这是因为，首先，每个家庭选择环境的能力是不同的。其次，父母个人的榜样作用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小孩是最喜欢模仿并且最善于模仿的，尤其在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以前，所谓的将门虎子、书香门第就是这么产生的。因此，个人品质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社会性的继承，而不是生物性的遗传。日常经验就能证明这一点：在多子女的家庭，父母对于子女的区别对待往往造成子女在成年后的区别，不仅在性格上，更是在社会地位上。
除了父母给予的这“第一桶金”之外，不同地位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形成并强化不同的个人品质。简单地说，参与竞争以及取得成功会提高人的勇气、智力和魅力。缺少竞争的锻炼或缺少成功的经验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而这正是大多数低地位者的处境。（不过，也正是这条自然规律决定了任何帝国和强权都免不了盛极而衰的循环，因为他们已经强大到暂时没有任何挑战者以至于没有机会操练他们的地位争夺能力了。）
上述六种因素被广泛运用在争夺地位的各种策略中。在我们具体考察这些策略及其运用实例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措辞，即这里所说的是“争夺”地位，而不是“追求”地位。这是因为，地位的存在是由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等级规则所决定的，而且每一个等级的地位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对于个人地位的追求不得不产生与他人的残酷竞争，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那有限的地位。“残酷”，是就这种竞争的本质而言的，因为一个人的胜利必然以另一个人的失败为代价，即使胜利者采取的是最仁慈的手段。竞争对手常常互相并不认识、更用不着面对面对抗，例如在组织对外招聘或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这进一步在表面上掩盖了竞争的残酷性。
引起争夺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而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被追求，比如知识（不是学术地位或知识产权）、道德（不是道德高尚的名誉）。“追求地位”的说法掩盖了地位争夺战的残酷本质，当然，更美妙的说法是“追求生活质量”（真正含义是追求比别人更高的生活质量）或“追求自我实现”（真正含义是追求自己的表现能够让别人羡慕嫉妒恨），更高尚的说法是“追求人的尊严”（真正含义是追求比别人更多的尊严）。这些说法是统治阶级灌输给被统治阶级的神话，目的在于让被统治者乐此不疲地互相竞争，从而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
最后还要预先提醒一句，为个人地位而奋战的人生虽然谈不上有多邪恶，但肯定是平庸、乏味的，因为正如下面将要展示的那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手段都是已经被反复运用过的，而每个人的结果也可以预测得八九不离十。这样的人生无疑是不自由的，因此可以属于动物学家的研究领域（所谓的社会科学至今为止基本上只是动物学的一个分支）。有趣并且有意义的事情在于，我们也可以用同样这些手段来为改变这种既不自由、也没有趣味人类生活而奋战，为了改变这种让人与人为敌的社会环境而战。人类已经在各种形式（或明显或隐蔽）的内部斗争中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并且造成了无数的灾难和悲剧，如果我们更愿意梦想一个星际旅行而不是星球大战的未来，那么，任何时候去理解和改变这种造成内斗的等级制度都不算晚。
第三节 如何争夺地位：十六般武艺
一、三条划分标准
就像关于地位的知识都不能算是“新知识”，关于争夺地位的策略的知识也只是一些需要得到整理和说明的常识。
用来争夺和巩固地位的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武器，就是地位本身。一方面，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整天担惊受怕、紧张焦虑，身体分泌了过量的应激激素，因此更容易染上各种疾病，如高血压、抑郁症、神经衰弱，寿命也更短些。不少人在离开学校进入工作之后骤然发福，便是心情焦虑的结果。又如，黑人中年妇女在美国是肥胖率最高的群体，这显然是因为，肤色、性别、年龄这三个因素都对她们不利，而并不是她们大吃薯条汉堡的结果[4]。另一方面，处于统治地位可以带来其他人对于你的态度的转变。贿赂和拍马之类的行为通常使地位更高者感觉良好、雄心倍增，这反过来导致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地位争夺战之中。“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并不是对于地位的虚假宣传，在一些动物例如老鼠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老鼠由于长期紧张不安甚至会出现精子减少的情况。况且，地位更高者本来就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为自己服务。这两方面的作用合在一起看，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所谓“马太效应”。
于是，就引申出一个经典的问题：是人改变了地位，还是地位改变了人？这个问题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复杂。因此或许可以这么问：人与地位之间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人是怎么样“主动”改变地位的，毕竟，这是最常进入我们脑海的问题。只有看到这其中的种种规律之后，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改变地位的努力中是貌似主动、实则被动了。
争夺地位的策略有许多种表现形式，乍看上去似乎只是针对特殊情境的灵活应变，其实还是很有规律可循的。有三个主要的分类标准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系统地分析其中的规律。
首先，从本质上而言，争夺地位的策略可以分为两种：强制，或者诱骗。形象地说，就是胡萝卜或者大棒。这一区分标准可以从林林总总的经验中归纳出来，也可以从逻辑上得到说明：所有的力都表现为吸引或者排斥。采用强制策略时需要问：对方害怕失去什么？采用诱骗策略时则要问：对方想要得到什么？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在地位争夺战中取胜的人不是强盗就是骗子，或者两者都是，就像臭名昭著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那样，既有狮子般的凶狠，又有狐狸般的狡猾。所谓“大盗窃国”，很好地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盗，但又是高级的强盗，因为光有野心和蛮力还不行，需要的是智取。不管肚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满嘴仁义道德总是必需的，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通常，我们是同时使用这两种策略的，因为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实践经验都证明“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效果更好。
人们常常谴责暴力，似乎暴力是绝对的邪恶，是反社会的。其实，人们所反对的一般只是那些出乎意料、不讲规则的暴力，而对于在等级制度的规则之内可以预期的暴力则往往不会在意，因而常常是心甘情愿的。例如，国家机器（法律、军警）的强制是悄无声息的：监狱的代名词总是高墙，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属于历史，也没什么好说的。市场经济的强制是两厢情愿的：失业是自然的，普通雇员的低工资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在家里，大人管教小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显然，并不是只有法律规定的犯罪才是暴力。有谁会说把青少年关在屋子里十几年只为准备一场考试的行为是暴力行为呢？
暴力的本质是违背别人的意愿。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争夺地位的种种手段在本质上都是暴力的。等级制处处意味着暴力。在地位争夺战中，强制和诱骗的区别，只是硬暴力和软暴力的区别，而不是暴力和非暴力的区别。作一个极端的类比，强奸和诱奸，究竟哪个更罪恶？不管如何，两者都是罪恶，都是违反受害者意愿的行为。古人曾经认为诱奸更可恶，因为这不仅玷污了身体，还玷污了心灵。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诱骗未必比强制更加文明，虽然在“文明”社会中，我们见得更多的确实是诱骗形式的暴力，而把强制形式的暴力看做是“野蛮”的。
其次，按照行使对象的地位不同，大棒策略可以分为四种：对下，是命令；对上，是违抗；对盟友，是说服；对竞争对手，是攻击。相应地，胡萝卜策略也分四种：对下，是奖励；对上，是拍马；对盟友，是利诱；对竞争对手，是示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和下的关系常常并不明显或不确定。因此，实际斗争中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几种策略的混合。例如，掌握国家权力的帝王和漂亮的宫女之间、有知识的老师和有钱人家的学生之间，双方各自拥有一定的地位要素，谁最终占据更高的地位是不一定的，要看在具体的情况下和具体的关系中，谁的要素更强烈、更稀缺以及谁的需求更强烈。此外，盟友和对手的关系更加不稳定，两者常常互相转化：兄弟反目成仇、化干戈为玉帛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长远地看，盟友和对手总是暂时的：盟友只不过是被认为可能在将来成为自己手下的人，而对手则是被认为可能爬到比自己更高的地位、或者威胁到自己现有地位的人。
最后，还可以按照作用形式的不同，把这些策略再分为两种：身体的（直接地起作用）和精神的（间接地起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直接和间接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而主要是程度的差别，因此，具体策略大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在作出这三个方面的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详细地研究这一共16种地位斗争的策略了。先把这16种策略列表如下：
本质
形式：身体（直接）/精神（间接）
对象 低地位者 高地位者 同地位的合作者（盟友） 同地位的竞争者（对手）
强制（大棒、狮子） 命令/惩罚 违抗/挑衅 说服/批评 攻击/制衡
诱骗（胡萝卜、狐狸） 慈善/奖励 贿赂/拍马 酬谢/利诱 收买/示好
二、对下
命令是让别人执行自己意愿的方式，也是向别人宣告自己地位的方式。命令别人去做的事情，总是对发出命令的人有利，而并不一定对执行命令的人有利。这时常常需要奖惩并用：一方面承诺如果执行命令，能够得到哪些好处，一方面威胁如果不执行命令，就会得到哪些惩罚。这在家长管教小孩、老师管教学生的时候表现得最赤裸裸：糖果、玩具和表扬是屡试不爽的奖励，体罚和责骂则是常用的惩罚方式。奖励或惩罚的具体内容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奖励或惩罚的行为本身给对方精神上带来的快慰或痛苦。
在现代公司和官僚机构里，奖惩的原则已经被制度化、常规化了，也就是说，上级不需要每次都在命令的时候附加上特定的奖惩条件，因为这些内容已经是明文规定或双方默认了的。制度化的奖惩既节省了精力，又加强了效果（制度的执行一般是排除主观任意的因素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还掩盖了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表面上这是双方都同意或至少是默认的规则），于是，“破例”的奖惩措施就成了重要的体现和强化个人地位的手段，而且常常使人们忽视无所不在的常规化奖惩。
一旦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隐蔽的命令比公开的命令更有效，因为它减少了被命令者的不满，并且，即使有不满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发泄目标，更进一步地，对于规矩的抱怨可能不但不会引来别人的追随，反而可能招致别人的反对，因为这种抱怨也是对于守规矩的人的批评。隐蔽的命令在人心中的建立过程常被称为“社会化”，其主要渠道是个人的观察和亲身经历（尤其是被惩罚的经历）。我们可以把职场面试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面试官一般会鼓励求职者表现出真正的自我，但经验丰富的求职者明白在不同的场合下、面对不同地位的人需要表现出不同的自我，这就是所谓的分寸感。面试官的鼓励常常带有引蛇出洞的意味，因为如果表现出自己的缺点，无异于给了面试官一个淘汰自己的理由，而如果急于表现出自己的优点，也违反了诚恳踏实、偶露峥嵘的面试潜规则。
今天，整个社会也有一套制度化的奖惩机制，那就是，用不自由的工作时间换取自由的闲暇时间。虽然这种交换由不得劳动者做主，是社会制度所规定的，而且看上去是天经地义的，但在闲暇时，劳动者有选择哪种休闲方式的自由，从网络小说、网络游戏到体育转播、娱乐表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几乎免费可以得到的，它们的共同好处是让你感觉良好（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感觉，比如：幸福、安宁、积极、自信、开朗……），从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自由闲暇的目的是不自由的劳动，但是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常常误以为上班的煎熬是为了下班的娱乐，或者误以为这只是一个关于“生活和工作”的个人权衡问题。造成这些错误观念的不能说是劳动者不聪明，他们在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甚至积极揣度上司意图的时候——换句话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是相当聪明的；这些错误观念只能是出于这个社会性奖惩制度的另一面——惩罚，即失去经济来源和失去社会交往。在以高度的流动性（地理流动和地位流动）、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失业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就好像脱离了狼群的独狼或者落单的孤雁，或者相当于被地主驱逐的佃农），而在原有职位和薪酬上停滞不前也是变相的地位下降，于是，失业和不能升职加薪的恐惧就成了悬在每个劳动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无声的恐惧为资本的权力奠定了基础，这种权力就是（劳动力）市场无声的强制：不需要哪个有地位的人命令你去工作，出于恐惧，你自会去寻找把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力出卖给别人（地位更高的人）的机会，而且，还会编造出一套理由来为这种不公平的交易开脱，于是就有了那些及时行乐、“生活-工作”平衡、职业规划等等错误观念。
奖励的虚伪性是明显的，然而如果说慈善也是一种伪善，很多人就不能充分理解了。那么，如果慈善是真正的善举，为什么只有领导能够体察民情（底层为稻粱谋的生活很辛苦），而不允许群众反过来慰问领导呢（高层的勾心斗角其实也很“辛苦”）？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慈善所施舍的从来不是那些能够切实提升地位的东西，而只是能够勉强维持生存和劳动的东西呢？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世界首富虽然把个人财产的99%捐给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却只字不提跨国制药公司为牟取垄断利润而不肯共享艾滋病药物的配方？这一号称为了挽救每年数百万非洲人生命而开展的研究，到底是为哪些人服务的呢？我们需要记住一句俗语：吃小亏，赚大便宜。
因此，当一个文化刻意强调感恩报恩的时候，慈善的虚伪性也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然而，作为等级制度运行的润滑剂，伪善起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因此，反对伪善总是招来更激烈的反对。
不过，如果能看穿伪装而不受欺骗，伪善就比赤裸裸的强制要好，因为伪善毕竟使地位较低者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实际的好处。于是，拍马就成了地位较低者的常用策略。
“慈善”一词含义广泛。狭义的慈善指的是直接施舍财物或衣食之类的物质生活的必需品。除此之外，更常见的、但更容易被忽视的慈善，其实是施舍精神生活的必需品：关怀、放松、娱乐、刺激，等等。连穷人都买得起的苹果手机就是美国的上层精英对于其下层人民的施舍，虽然这种施舍是用实际上并不值钱的美元钞票从别国的下层人民那里连骗带抢得来的。同样，奥巴马总统到现场观看NBA篮球比赛也是表示“天子与庶民同乐”的慈善行为，更不用说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亲自上阵和中学生打篮球了。人们都有感情的需要，如果关心来自地位更高的人，就会让我们感到更加温暖，不管这种关心是否会带来物质上的利益。
慈善和奖励在本质上都是给予资源。不过，“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地位较高者给出的资源大多是从地位较低者那里拿来的，而且利益受损者往往与获利者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10]。拿的行为一般比较隐蔽，在有了纸币和信用货币之后，这种巧取豪夺的过程就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只能靠头脑去理解了。谁都不会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去给别人吃。因此，是较高的地位使人选择了慈善行为，而不是慷慨的慈善行为使人获得了较高的地位。
民间慈善和官方慈善（以及由大公司开展的半官方慈善）一样，都是高位者对于低位者表示关心、提供援助，两者没有什么区别。随着各类慈善性质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民间慈善减轻了政府和大公司的负担，因此无疑会受到高度赞誉。不过，重大事件的慈善任务（例如救灾），仍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
慈善和奖励的作用方式不同：慈善是主动地给、不附带条件地给，而奖励则是事后的和有条件的。慈善行为很少被制度化、常规化，这既增强了受助者的感激之心，也减少了慈善成为高地位者正式义务（例如社会福利、失业救助、医疗保障）的危险性：施助者可以随时停止慈善。因此，为了得到慈善施舍常常需要付出比获得正式奖励更大的代价。这就是很多年轻人在羽翼未丰时就急于摆脱温情脉脉的家庭资助而投身残酷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原因。“经济独立”的实质不过是从慈善到奖励、从拍马到贿赂的转变，是从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转到另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但是，由于与公司和老板的关系更加正式、更加非个人化、更少包含情感因素，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比在熟悉的家庭中就可以更少地受到地位低下的困扰（虽然不多久这就成为了个人的主要困扰）。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所追求的不是经济上的安全感，而是地位提升带来的满足感（背井离乡的移民在不能荣归故里时常常不愿意返乡，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而这恰恰反映了人在缺少充分思考时的本能冲动，以及为了给这种冲动“正名”而寻找理由的习惯。类似地，阿拉伯鹛这种鸟主要就靠慈善行为来维持等级次序。动物学家发现，一群阿拉伯鹛中的首领会追着位居第二的鹛，把自己辛辛苦苦从树干中啄来的幼虫喂给它吃。当然，这种慈善行为也是单向的[3]。
显然，慈善比奖励更能笼络人心，虽然这是以更高的成本和更少的直接回报为代价的。对于人心的投资往往可以收获更大的间接回报，尤其是对于整个地位更高的阶层（而不只是做出慈善行为的个人），因此，上层阶级总是给慈善行为涂上浪漫、英雄、道德的色彩。对于进行慈善活动的个人而言，慈善的直接回报是在地位更低的人群中或至少是在受助者那里获取更好的名誉，而更好的名誉对于今后赚更多钱或夺取更大权力是有利的，此外，它还有一种间接的价值，即可以作为针对竞争对手的炫耀式攻击，警告对手自己拥有强大的实力[3]。在描写古代大家庭的内部斗争的小说《金瓶梅》中，出身低微的第五个小妾潘金莲对于出手阔绰的第六个小妾李瓶儿的嫉恨，正是源于潘金莲正确地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这种炫耀式的攻击。
如果既不能获取名誉、也不能成为炫耀的武器，还有多少人会助人为乐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最多只是在小说故事中看到偷偷做好事而不让别人知道的“好人”，而在现实中，“人心叵测”被公认为是一个贬义词。在这里，有必要看看一些著名的反例，比如雷锋。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劳动者和军人拥有较高社会声誉的特殊年代。其次，雷锋作为一个显著提升了自己穷苦的出身地位的小军官，显然有理由产生较高的自尊感。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我们就不能雷锋的助人为乐看成是绝对的反常了。事实上，所有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但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精神的文化氛围里，这样的人物会受到广泛的质疑，例如，在上海，一个长期坚持频繁义务献血以至于脸色惨白的男青年竟然被怀疑得了“献血上瘾症”。这种过于强烈的习惯肯定可以称作是上瘾，但简单地说是献血上瘾显然太肤浅了。更好的解释是“慈善上瘾”，因为在这种牺牲行为没能换来名誉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只能说明慈善作为人的地位本能中的一个策略确实是根深蒂固的。考虑到这位男青年长期徘徊在失业的边缘，很显然，频繁地义务献血是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低地位的心理补偿。地位更高的白领阶层中很多人热衷于志愿服务活动，也部分地是因为这种心理需求（此外，这也是一个提供拉关系机会的社交场所）。由于慈善行为通常是地位的宣言，因此人们看到在那个献血青年的时候不免会被激起一种地位焦虑，或甚至是嫉妒，于是就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一种言语攻击的行为。
类似地，命令比惩罚更有效，因为命令的方式如果得当，就能够产生权威，使得地位低的人产生恐惧或主动认可；而惩罚只是赤裸裸地展现权力，本身并没有给地位更高的人直接带来利益，而且多少会制造出一些怨恨情绪，是不利于秩序稳定的。惩罚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杀鸡儆猴的手段而被使用的，在这个时候，这不是给所有地位更低的人看的，而只是给其中潜在的挑战者看的，因此其实是一种炫耀式攻击。古代君主只有在非常时期才会依赖于赏罚分明的法令（尤其是在战争或内乱状态下），而在多数时候是用不容置疑的命令和广施仁德的慈善来统治臣民的。
三、对上
拍马是一种让地位更高者感觉良好的欺骗艺术，主要通过语言进行。对于高位者的奉承巴结已经成了我们本性的一部分，不需要思考就能自动作出反应。例如，和地位比我们高的人谈话时，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模仿对方的语音、语调、表情、动作，因此，从一个人打电话时的声音就能知道他在与自己的上级还是下级说话。当然，如果精于此道，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发出恰当的笑声、说出恰当的好话，那就更好了。不过，这就不仅仅需要好的遗传，还需要坚持不懈的观察、模仿和练习了。
直接的吹捧总是有效的，以至于有时吹捧本身已经失去积极的作用而只剩下消极的作用了：吹捧未必会得到回报，而不吹捧则必会得到报复。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就不必多说了。
不过，有一种间接的拍马方式因为更隐蔽，所以也更有效，那就是示弱。示弱一方面可以反衬出对方的地位更高，从而增加自己获得对方慈善施舍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向对方展示自己未必真实的弱点，从而获得对方的信任。这里所谓的信任，不过是让对方相信自己对他构不成威胁，从而不采取提防、限制等针对竞争者的策略。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而在两只猩猩龇牙咧嘴、大呼小叫的“激烈”争斗之后，输的一方通常向对手撅起自己的屁股，做出等待交配的样子。人作为文明的动物，早就学会了用语言来代替身体信号，因此，所有文明用语中都少不了“对不起”这句话。示弱的另一个典型形式是倾诉：倾诉的内容总是诉苦——没有人会把喋喋不休的自吹自擂当作倾诉，后者常常会使人正确地感到受到了冒犯。
示弱是与炫耀完全相反的行为（吹捧则带有一些炫耀自己聪明才智的意味，而且多少表现出了自己对于对方的了解，因而是带有风险的）。乞丐必须精通示弱的技艺，女人的眼泪也常常带有这种意味。最高明的拍马者则善于直接向地位更高者求助，并得到对方的欣然帮助（而不是高傲的拒绝），当然，求助的内容必须和自己在群体内的地位不直接相关，而又能彰显地位更高者的某些独特的优势。
对于地位更低者的示弱行为，地位更高者也发展出了应对的方式，那就是倾听。倾听是表示关怀的一种慈善行为，而慈善行为的目的是巩固自己更高的地位。倾听者在倾听的时候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到对方的叙述中去，这可以诱使倾诉的一方产生在其他时候（尤其是在倾听者下命令、提要求的时候）也会得到倾听者关心的错觉。这种由受到倾听而造成的错觉可以削弱拍马的作用，让地位更高者觉得自己并不欠拍马者的人情，甚至可以反过来让拍马者更加心甘情愿地接受地位更高的倾听者的差遣。对于地位更低的拍马者而言，这就像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需要说明的是，倾听本身并不一定是虚伪的（就像助人为乐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当然可能存在，但一个强调倾听的文化氛围或处世哲学（就像一个大肆鼓吹慈善或感恩的文化氛围）一定是虚伪的：在这里，倾听只是从对方身上榨取资源的一种手段罢了。真正的关心和帮助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互助。
在第三者的面前拍马，其实是在变相地为被拍者进行炫耀。地位更高者对此求之不得，因而就可能给拍马者更多的回报。
越是隐蔽的拍马就越是有效，也就是说，让对方感受到拍马的好处，却又不觉得这是在拍马。因此，最有效的拍马是在背后说人好话，当然前提是这好话被其他拍马者转告给了被拍者本人。
除了拍马之外，贿赂也是地位较低者常用的欺骗手段。狭义的贿赂是用财物来换取其他的资源。广义的贿赂则不限于付出财物，包括按照或揣度地位更高者的要求而出租自己的智力、体力（勇气）、魅力、权力和名誉。显然，贿赂包含着服从，或者说，服从是贿赂的一个组成要素[10]。
雇佣劳动是工业化社会中（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联系）最普遍的贿赂形式，可以称为常规的、合法的贿赂。之所以称它为贿赂，因为就像在其他贿赂中（例如商业回扣、跑官买官等等）经常发生的那样，贿赂未必是主动的策略，而是被迫的习惯：人们主要是因为害怕失业及其带来的一连串灾难性后果才出租自己的劳动的。被动的贿赂其实是被勒索或被“敲竹杠”，但无奈的人们总是会发明种种错误观念来给自己制造出一个主动要求上进或要求救赎的假象。认识自己的真正处境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勇气。
雇佣劳动在工业还不发达的时候就已经普遍存在了，那就是上层人的奴仆。古代的奴仆和现在的雇佣劳动者在心态上是相似的：他们知道自己低人一等，只能靠巴结在“圈子”里更有势力的人来获得地位，古代是主人或受主人宠信的人，现在则是机构领导或领导的亲信。不依靠地位更高的人而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是他们所不习惯的。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大户人家的奴仆逐渐减少了，不过，与此同时，传统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逐渐衰落，再加上最近以来家务劳动向雇佣劳动逐渐转变（这正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主力军），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雇佣劳动者却比过去的奴仆更多了。变化在于，他们现在可以自由选择雇主，因此就不是直接属于雇主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雇主阶层。这种变化，也就是流动性的增加，明显削弱了现代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因为过去的奴仆只需要和主人身边的几个奴仆争宠，而现代的雇佣劳动者则需要面对成千上万匿名的雇佣劳动者的竞争。统治的任务比起以往轻松得多了：面对面的冲突和纠葛明显减少，详细规定的奖惩制度能够自动而高效地运行。这种流动性对于雇主也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比如因劳动者缺乏忠诚而不服从管理或随意另择新主，为此，由法律支持的劳动合同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般来说，拍马比贿赂更有效。这是因为，拍马不像贿赂那样含有明确的目的，能够激发对方的主动回报而不是被动反应。而且，拍马一本万利，而贿赂则冒着回报比不上付出的风险。不过，拍马的前提是能够经常出现在对方身边，而这往往不容易办到，所以，贿赂更通用，有时也被当作拍马的敲门砖来使用，例如名人慈善晚宴的门票、校友会董事的资格。
由于地位更高的人通常掌握更多资源而且能力更强，因此，地位更低的人采取大棒的策略很难达到目的，反而常常得不偿失。违抗命令虽然仍属于消极的反抗，但对于地位更高者来说是直接的挑战，言语挑衅则是间接的挑战。两相比较，直接的挑战更难以容忍，因为这已经直接损害了高地位者的利益，其中受损最大的是他的权力，因为权力起作用的基础——低地位者的恐惧已经被抽走了。
在所有违抗命令的行动中，无组织的自发罢工是最激烈的形式。不过，这仍然是自甘于低位者的一种消极抵抗：他们仍然没有达到更高的觉醒，即意识到只要联合起来的工人形成具有规模的组织，工人与老板（以及老板背后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成为地位平等的竞争者，从而进行积极的反抗，即攻击。违抗者只有在多数人都一致采取违抗行为时才会逃过惩罚，并得到地位更高者一定的让步，不过历史显示，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地位更高者退一步进两步。
最常用的违抗形式则是阳奉阴违。这除了使个人感到“心理平衡”，很少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当面的违抗则带有强烈的攻击性，而并不只是单纯的违抗了，尤其是还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因为当面违抗炫耀了自己的勇气，使高地位者相形见绌，也加大了其他人模仿的可能性。高地位者的反应自然是严厉的惩罚，“枪打出头鸟”。
当然，违抗行为可以通过与拍马的结合而更委婉地进行，这就是与高地位者之间进行的“讨价还价”（非正式的谈判）：一方面夸大对方的实力，另一方面夸大自己的弱势，以求得对于自己更有利的结果。然而，这只不过是在表面上降低了违抗行为的攻击性，被迫让步的高地位者心里其实在骂娘。
通过揭露丑陋的言行、散布谣言、宣称或暗示一些不切实际的威胁（例如诅咒对方将遭到“天谴”），言语挑衅的策略可以损害地位更高者的名誉，但如果没有和违抗的行为结合起来，其效果是相当微弱的。
挑衅的一种典型形式是抱怨。但抱怨只是提醒了统治者需要采取更巧妙的手段。所谓的“怨妇”是从来不会真正反抗的，因为这只是在要求更多的施舍。怨妇一般出现在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其中，女性一方的地位较低而又没有得到来自男性一方足够的“关怀”（即慈善）。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一个缺少勇气的地位更低者，不管男女，都有极大的可能变成一个“怨妇”。然而，同情地看，这确实主要是由于对方的实力太强大。
另一种挑衅是虚张声势，因此看上去像是在炫耀。但就像农民工的例子，“会叫的狗不咬人”。
总之，无论是违抗还是挑衅，从长期来看起到的作用常常是巩固而不是削弱了原有的等级结构。在这里，记住鲁迅的警语是有用的，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两种状态：“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四、对盟友
盟友不是朋友。盟友的存在，体现了一句外交家的名言“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里，永恒的友谊只存在于为了推翻等级制、建立新社会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团体中。这样的团体所争夺的不是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是所有人的平等地位，因此对于他们中的每个人来说，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之间没有冲突。不过，为了推动这一事业的进展，这样的团体仍不免要善于随时随地与其他团体或个人结盟。在这样的团体之外，所有的“友谊”都会随着地位关系的变化而变质。
针对盟友的策略可以看做是针对地位更低者
《政治学》读后感(五)：不察与洞见——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拉斯韦尔的政治学
《政治学》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Who get What, When, How）典型的拉斯韦尔式研究视角，以及由此得出的洞见，不仅同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6）一道，成就了政治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也使得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才情在学派如彗星般滑落之后，在过程分析、层次分析、体系分析的政治科学和哲理分析、逻辑推理的政治哲学之外，以经验主义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政治的社会表达与接受做出了社会学经验式的“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在政治学内部，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拉斯韦尔的“洞见”历来切入点都很浅，无论是《政治学》中的“4W”框架还是随后成为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 （1948），但正是这样简单的几个关键词将政治生活中权力的获得与表达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结成网络，并以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并至今受到诸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几个关键词入手，将“权力”剥得只剩下“皇帝的新装”。
那些充满才情的“洞见”：作为Who的“精英”；作为How的“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作为When和What的“技能”、“阶级”、“人格”、“态度”……正是“权力”的家底。尤其是对人格的分析中，心理学的介入自然建立在拉斯韦尔厚实学识基础之上，而引用同时代美国戏剧大家奥尼尔的《悲悼》（Mourning Become Electra） 来佐证“政治生活能够补足日常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失落/缺失”使得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气息渗入论述的骨髓，而深刻起来；而其中数千年的思想史，正是政治-社会关系悠长而深刻的“正-反-合”的过程。
希腊的影子同样出现在“象征”一章中，拉斯韦尔对象征与仪式的分析，在洞见的张力中，依稀映出历史的厚度——写的是当代政治学，读来想来，确是可以深入追究的。
正如“洞见”总是伴着“不察”，拉斯韦尔论述中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深广的内容，往往使得作者自己力所不逮。文本细读式的内容分析一方面因“洞见”而深刻；但另一方面也因“管窥”而难以顾及彼此，或者注意到某个问题的不同视角下解读方式。因此，拉斯韦尔以经验的内容充实理性分析的框架，得出的结论往往由一定的预设的认知而起，而带有主观色彩，章节之间的逻辑联系也不甚紧密 。同时，章节内部的叙述与分析堆砌起来，以宣传（propaganda）般地喋喋不休证明分析的四要素，而不是完全让人信服的条分缕析。拉斯韦尔在后期的传播学受众分析研究中，提出受众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媒介宣传的信息的“魔弹论”，其“玻璃天花板”也在于此。
参考资料：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1936），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1978），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美] 哈罗德•D. 拉斯韦尔著，田青、张洁译：《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技巧》（192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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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政治学》相同的是Who, What, When, How，增加那个 “（by）Which（means）”正是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zhogn的宣传技巧》中关注的核心。
2、 奥尼尔（Eugene O’Neill）在本书出版的1936获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一个兼有八卦与真知的巧合。而奥尼尔追溯希腊悲剧精神的诸多创作，又进一步佐证了古与今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其中的正-反-合。
3、 虽然有“Who get What, by Which means, When and How”的关系，但各个切入点之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