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10篇

　　《中国农民工调查》是一本由魏城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一)：候鸟轨迹勾勒出的国家成长

　　有史以来人类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已经在中国发生———民工潮。作为个体的一位位农民工到底为何来到城市里？他们期望在这个时代获得怎样的认同？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又如何来看待他们？

　　《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的新书《中国农民工调查》，正是尝试通过亲身参与体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最为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的生活，以及集中采访众多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回答这个“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意义和影响都难以估量”的题目。

　　作者魏城是诚实的，虽然49岁的他在33岁前都在中国生活，却不得不承认“应该大幅度降低由我自己‘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野心或目标”，而“最多只能以‘远观者’的身份，去中国实地感受一下……这场在外人看来如同幕布之后上演的大戏”，“为中国国内读者提供一份‘局外人’独特的‘观后感’”。而仅仅是封面已经说明了书中的一切：套用安迪·沃霍的现代艺术经典符号———丝网九格套印技术，图像原型却是一位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民工的头像。这是一本从西方角度、以西方语汇、用西方思维而编写的书籍，即使它是关于中国主题、用中文写作、并且在中国出版。

　　中国的城市人口很快将超过农村人口，这是一次“革命”。但如此巨大的变化并未为身处其间的我们带来太多可以意识和感觉到的剧烈激荡。于是我们需要的刺激与提醒可能来自两个途径：一种是《中国农民工调查》式的远观式的解说，另一种则是我们自身体验的周遭生活，例如“春运”。

　　这或许正是魏城被问到，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要的变迁是什么时的回答的最好注脚，这一“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的进程，才恰恰是关于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最为深刻、最为实质、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正是这些沉默而坚韧的人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努力在种种的异样眼光与边缘尴尬下生存，却又难以割舍黄土朝天的故园。他们用候鸟般不断地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命轨迹，勾勒出这个国家的成长。

　　(作者：沈沏 ，http://www.dfdaily.com/)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二)：向往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迟迟未见解决，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是否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是否是一个善于管理、可以与民分利的政府？所以，真是羡慕那些生活在新加坡的人民啊，还可以拿到政府发的红包！@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工”这种提法本身就含有歧视性，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前一段还有人提议对农民工问题专门立法保护，其实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歧视。我们只需要以一颗平常心看待他们，就像看待我们自己一样。而且，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我认为也不需要单独区别出来予以立法保护，只需要把他们纳入现行的劳动法，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对待即可。这才是真正平等的表现。

　　何时，我们不再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却自食其力、为了基本的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团体？

　　不过仔细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包装着金色光环的“农民工”？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三)：简单易懂

　　记者写的书，好处就是简单易懂。

　　受益之处在于，这本书提醒我一个重要的可能的正确命题：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变革不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或者文化大革命，而是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空前的人口流动。

　　从漫长的历史足迹来看，人类由原始社会的狩猎至游牧再至农耕定居，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和变化。在近代，生产力以加速度推翻过去的社会结构，颠覆传统，最大的动因乃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以及今日中国由于农民工进程所带来的城市化，将毫无例外地影响整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进程。

　　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这样的调查，虽然还是浅显，但也可以原谅了，至少比看不懂的学术论文好得多。而且又回想其胡鞍钢的愤怒，他说，现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可能并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政府对人口问题和经济所做的尝试和实验，所以一切照搬西方理论，极有可能变成新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不自知，或者，自知而彼此心照不宣。

　　诚足为诫。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四)：异乡不再有虫鸣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到处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籍，谨慎卑微地生活着……”这一章叫做《异乡不再有虫鸣》，接受采访的主人公是一个在城里干技术活的“打工仔”。“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这是他的口头禅，而事实上，他已经背井离乡12年。

　　“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这是一个收废品的农民工，喜欢看书，经常翻阅收购来的旧报刊。

　　在豆瓣上看到魏城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本《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下这个时代，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早已不新鲜，但静下心来去关心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却值得尊敬。

　　在这本不足20万字的“调查”里，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访谈——关于民工潮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访谈。除了专家和学者之外，魏城的视野还囊括了农民工群体中不同阶层的代表，他们中有拾荒度日的进城农民，有开出租车过活的“的哥”，还有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农民企业家。尽管单薄的文字无法承载数以亿计农民工的辛酸和喜悦，但在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读到农民工心头的愁绪和他们长长的期待。

　　“他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他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这是印在书本扉页上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句。但是，对于一个背井离乡、已经几年没有与妻子相聚的农民工来说，这样的诗句恐怕没有丝毫的意义。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农民工们早早地离开家乡，18岁甚至15岁的年纪，他们就开始了长途跋涉，去过如同“候鸟”一样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只能选择“离乡离土”。

　　然而，面对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我们却还束手无策。无论是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还是所谓的农民就地城镇化，无论是取消户籍制度还是促进身份的认同，都还停留在理论和面子工程的层面。而真正让农民工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似乎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读《中国农民工调查》，有些文字很零星却很煽情。我想，那是因为这些文字描写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不需要任何文字就能感动国人的群体。异乡不再有虫鸣，但异乡却可以有友善的目光和温暖的人情，因为农民工也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五)：农村改革重大突破 三中全会明日定音

　　农村改革重大突破 三中全会明日定音

　　即将于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考虑到始于安徽小岗村的中国改革开放行至30年之际这一特殊时点，该决定意味深长。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9月30日专程前往安徽省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时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分析称，7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为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本届三中全会毫无疑问会有突破性政策出台，并为未来农村改革确立方向。

　　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针对“三农”问题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政策，但“三农”问题仍然困难重重。数据显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来增幅最高，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年。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收入主要有两个渠道：农业生产经营和外出打工。而目前农产品价格过低的现状无疑是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

　　徐祥临表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报酬低于非农产业，导致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这又导致城市劳动力过剩，降低了劳动力价格，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报酬不低于非农产业应是未来一个根本方向。

　　上述报告也指出，应继续完善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使种粮农民能够获得较多利益。分析人士称，本届三中全会过后，理顺农产品价格的进程可能会有所加快，以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我国粮食安全。

　　加快农业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

　　分析人士普遍对胡锦涛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考察期间的谈话寄予厚望。胡锦涛透露将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分析人士称，这意味着在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将允许农民拥有更加充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信证券农业首席分析师毛长青认为，目前的政策思路是可能在农村土地承包制不变的条件下，实行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尤其是采取转包、租赁、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促进规模经营，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徐祥临介绍说，事实上农业土地流转的问题早已提出并进行了探索，当然早前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也并不迫切，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农业开始搞产业化，这个问题开始正式提上日程，但当前的体制并不健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也表示，现在农村土地其实可以流转，但要扩大流转，却受到一些制约，譬如农民的土地不能抵押。更重要的是法律上存在一些缺陷，法律应该作出调整，将农村的土地真正作为一种要素令其按照经济规律去流转。

　　徐祥临则表示，要扩大农村土地流转，从而促使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首要条件应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许多进城务工农民由于不能在城市落户，他不会主动放弃也没条件放弃农村宅基地和土地的承包权。

　　努力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7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坚定不移地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毛长青分析称，延续50年的以户籍制度为纽带的城乡二元体制从制度上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是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主要体制设计。因此逐步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消除城乡差距，是保护农民利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的一步。

　　他说，二元体制或将在本届三中全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城乡统筹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农民和市民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这就意味着国家财政今后将进一步向农村倾斜，扩大公共基础设施覆盖的范围和力度。

　　但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则表示，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决于土地政策和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农村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城乡统筹发展肯定是未来的方向，但在本届三中全会上或许并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六)：想象一个农民工的暮年

　　今年春节回老家，听说的一个故事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一位年过五十的堂兄，他的妻子早已故去，和两个儿子在不同的地方打工，老宅常年铁将军把门。他的长子在云南和当地一位女青年结婚，生下孩子回乡办户口，没有钥匙进不了自家屋门，便撬开后换了把锁。几个月后他的次子回来办第二代身份证，哥哥换上的门锁他打不开，干脆也撬开再换一把锁。拿上第二代身份证后，这小伙恨恨地说：这个地方我是不会回来了。春节我这位堂兄一人回家，他又撬开次子换上的门锁才得以进屋。

　　像我堂兄这种两代民工都在外地讨生活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江西等劳务输出的大省十分常见。想象一下，这些农民工将如何养老？我的堂兄这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工，他们的养老尚可遵循传统的模式，即自己耕种具有保障性质的责任田，加上儿子的分摊，可以将就着度过人生暮年。可他们的儿子显然不可能再延续这种模式了，这代农民工几乎都不愿意回乡生儿育女，更别说暮年后回家种田了，他们也不可能像父辈那样指望自己的子女养老。等新一代的农民工老去，谁给他们养老？如果现在政府不在制度上做充分的准备，二、三十年后，这个问题日益积累，将成为中国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当高达两亿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将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农民工应当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服务，这样的呼吁已经喊了多年了。随着劳动合同法等一批法律法规的出台，应当说，农民工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状况这些年得到一定的改善，一些企业给农民工上了养老和工伤等保险。尽管农民工入养老保险的比例不大，但就是这部分已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因为遭遇制度的瓶颈，他们在打工地所建立的养老帐号不能自由转移，这些养老钱带不回老家。对很多农民工来说，这种看起来很美的养老金制度已成了个画饼，极大了影响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的推广。

　　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在户籍制度上还没有根本的变革，农民工哪怕在一个城市打拼了多年，这个城市的政府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把他当成市民，他依然是一只候鸟，年老气衰时要离开这个城市。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把青壮年时在这个城市获得的养老金带走。这简直就等于旧时的恶霸地主把扛了多年活的长工赶出家门，却扣留了他积攒在东家的一点银子，而让他“裸奔”在大街上。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农民工养老金自由转移的问题，成为代表委员很关注的重大议题，可劳动保障部的负责人认为，全国范围内养老金转移只是远期目标，目前操作性较强的是省内养老金自由流动。然而像湖南这样的省份，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外流动。已经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的专家论证过，全国范围内养老金的自由转移，在技术上根本不存在问题。是呀，嫦娥一号都奔月了，我国加入WTO已有多年，资金和商品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而在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大国内，仅仅以国情复杂、技术上有难度等等原因，来解释农民工的养老金不能带走，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政府到底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十年砍柴）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七)：诸葛亮也是农民工?

　　诸葛亮也是农民工？

　　这天晚上，我正在翻书，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却见来客容形清瘦，一袭白衣，手执羽扇。“您不就是？”我正欲脱口而出，来客便说：“在下诸葛亮，近来夜间清冷，生活清淡，可否聊聊？”他的口音里夹杂着山东、湖北和四川口音，羽扇一拂，须髯微飞。在北京的这个冬夜，不是在电视里而是在房间里看见他，我自觉有趣而荣幸，想拍照留念，他羽扇又一摇，表示不必。

　　“手上拿着什么书？看上去很美啊。”他道。

　　“《中国农民工调查》，一本新书。诸葛老师，您要翻翻吗？”

　　“农民工？农民我是知道的，《春秋•谷梁传》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农民工我可没听过啊。”

　　“农民工就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但有时候脑力劳动者也计算在内。就像您，原来在农村生活、耕作、学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来又进城，在荆州、益州长期工作。不知道您有没有把隆中的农村户口迁为荆州、益州的城市户口，如果没迁过去，您仍然持有隆中农村户口，您就依然是农民身份。说不好，您生活在今天，也还是一位农民工呢。”

　　“隆中农村户口？益州城市户口？人家都说我智力非凡，我自己觉得也还可以，怎么连我都理解不了啊？”诸葛亮皱紧眉头，连羽扇都停住不摇了。“这农民就是田间耕作者，工人就是工坊操作者，本来是依据工作种类做的划分。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农民改行务工，就应当是工人，为何反叫农民工？难道户口竟然是划分农民工人的依据吗？好像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是没有遇到过。”

　　“不但您，您兄长诸葛瑾后来在江东生活，要没迁过去户口，也差不多是一位农民工，您两位也是难兄难弟了。”我接着说，“诸葛老师，这问题连您都破解不了，真是难题。按照今天对难题的命名方式，可以称之为‘诸葛亮难题’。”

　　“先别说破解不了，哼哼。”诸葛亮显出一种气鼓鼓的样子，我想起当年他舌战群儒时的“丰神飘洒，器宇轩昂”，对比一下，也就哑然而笑。

　　“您还记得，当年您的领导刘备老师逃亡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情况：‘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路过刘表之墓，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备无德无才，负兄寄托之重，罪在备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英灵，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军民无不下泪。’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流动。后来陈寅恪先生讨论《桃花源记》，认为陶渊明所谓桃花源实为南北朝之坞堡，是躲避战乱的聚居地。我们看，这些战乱年代的人口迁移，无不有其合理性。但就在那个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岁月，也还并没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形成对人的流动的巨大桎梏。在交通基本靠走的您那个年代，假使设定了两种户口，而没有迁徙自由，那么当一个或一群人千里迢迢去往另一个地方时，天地茫茫，进退无地，该怎么办？”我接着说，“固然，今天并没有禁止流动的禁令，但是，种种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甚至歧视，对他们权利主体资格的无视，对他们劳动的轻视，都存在。说起来有些让人惊讶，从前的《劳动法》这样一部法律，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不包括在内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似乎意味着这些人连劳动者都不算。”

　　“我当然记得刘玄德的那段情景。”诸葛亮道，“我略略知道，在你们这个时代，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和我们那个年代有所不同。我们当时是治理政治，老百姓是被治理对象。但你看，刘玄德那个故事能证明，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关系相当融洽，连陈寿，因为他爸爸的缘故，对我总有意见的这位史学家，也说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我和玄德的经验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与民争利，用现代语言来讲，也许就是要赋予百姓以自由与利益。农民工既然是百姓的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同样要做到善待。”诸葛亮说：“今天，固然有治理政治的一面，但今天首先是选举政治，老百姓是选民，如果说，我们那时候的善待是出于一种慈爱，那么今天的情况是，如果你不善待，你的选举政治就不那么正当。这里，不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还有一个‘为选民服务’的问题。农民工们当然也是选民。公民就是选民。”

　　“诸葛老师讲的甚是！”我说，“我来给您读几句诗，这是一位当代人写的。”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诸葛亮和我的表情都凝重起来。“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另一个城市，合法劳动，点亮了这个城市的美丽。这个人就是城市的恩人，城市的主人。他的劳动，像一切人的劳动一样，理当受到尊重。他的权利，就应当被维护。反过来说，说实话，城市也离不开他们。在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快乐劳动、权利平等的人们，手挽着手，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不是很好吗？”诸葛亮说，“我想不明白，那些无视农民工权益的眼神后面，是一个怎样的想法？”

　　“诸葛老师，有一个叫林肯的人，他是美国总统，生在您之后，我之前。他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孕育于自由，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他们可以这样想，这样做，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说实话，从美国的历史来看，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也并非一蹴而就，就在林肯这样说的时候，其实美国国土上，也在上演着不自由、不平等的故事，但是，两百年来，美国还是做了较大的推进。我觉得，美国人可以行走出平等的历程，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做到。农民工权益，就是我们要越过的一个丘陵。”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先让世界上消失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诸葛亮难题’的词汇。进城务工的人就是工人。他们与马克思所讲的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虽不尽相同，但是，既然工种是工人，那么他们就是工人。职业分类就是分类。我们不要搅浑分类。”诸葛亮说，“如果人们不觉得我诸葛亮是农民工，就不应该觉得这个世界上要有农民工这样一个分类，他们天生比别人的权利要少，干得要多，挣得要少，还讨不回工钱。不该有这样的事！”

　　“这个词或许眼下很难消失，但如果权利意识不能消失，那么附着在这个词上面的权利歧视就应当慢慢消失。我们要渐进地转变。”

　　“发展与公正，同等重要！”

　　……

　　我们聊啊聊，直到睡着。醒过来，我发现诸葛亮不见了。我怅然又有些迟疑，既怀疑他来过否，又遗憾他已走了。这时便发现《中国农民工调查》这本书也不见了。

　　“看来诸葛亮真是来过了的”。我打开窗户。被早晨的太阳晒过的新鲜空气，吹进了屋里。

　　（作者董彦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2007年11月为《色•戒》打官司，轰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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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八)：农民工的梦想照进中国的现实

　　关于农民工，有一个场景一直令我不能忘记。去年冬天在北京一家高级酒店的大堂里，一个中年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沙发上，她在努力向手机那头的人要求着什么，似乎是一次额外的服务，但是遭到了拒绝。她突然提高了音量，“你这个乡下来的土老帽，你这个农民工，怎么这么孙子呀……”她气愤极了，正宗的北京腔调也颤抖起来。

　　羞耻感突然向我袭来，仿佛她骂的是我。这种心理并不奇怪。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书的开篇与结尾说的那样，“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角落，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远的祖先，都来自农村”。

　　但事实是，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刻薄的城市人仍然歧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们，虽然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宽容的城市人试图接纳农民工，但他们根本不了解那群和他们的生活离得很远的人。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甚至这些权利被有意识地不放到他们手里。

　　这样一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阶层——在中国的城市化与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之中，他们是最重要的主角——受到这样的待遇，是令人疑惑的。

　　经过数月对农民工与学者、官员的采访，魏城在今年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报道，本书就是这些报道的结集。对一张以报道世界重大经济事件为己任的国际性报纸来说，关注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与以他们为主角的城市化进程，既是应有之义，也体现了令人敬佩的勇气。

　　将失落多年的权利还给他们

　　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要的变迁是什么？魏城说，过去他会选择辛亥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等政治变迁，但如今他会选择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

　　在2007年5月23日这一天，世界城市人口达到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人口则为33亿386万6404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这是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另一个分水岭是人类从游牧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开始与农业文明的漫长告别，直到今天终于把重心移到了城市文明这一边。

　　毫无疑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潮使这个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在改革开放开始至今的28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从1.73亿人增加到5.7亿人；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7%至18%之间，现在已经提高到43%。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魏城采访时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会达到9亿至10亿之间。

　　无论从农民自身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来看，还是从工业社会人口城市化的必然规律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告别农村走入城市，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这只是将农民应该拥有却失落多年的权利还给他们。这只是第一步。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曾经被禁止从农村向城市迁徙。张英洪在其著作《农民权利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7月版）里回顾了这个过程：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第一次将农民的自由迁徙行为贬称为“盲流”；到1957年，在先后下发的几份不准农民进城的文件中，所使用的动词已经从“劝阻”到“防止”，最后是果断而严厉的“制止”；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这标志着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

　　这个制度最直接的结果是，农民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在遭遇灾荒的年月里，他们失去了数千年来的对付灾荒的最后手段——逃荒，只能听天由命。直至1984年，农民工才被准许进城，但还得自带口粮。

　　在不到30年里，农民工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旦他们得以解脱束缚，哪怕只是部分束缚，他们也能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创造力，他们也能成为推动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直至今天，二元户籍制度这条最粗重的绳索仍然捆在他们身上。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就算走入了城市，农民工也仍然需要忍受不平等的待遇。像张英洪说的那样，“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除了经济利益不平等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市民都是不平等的，农民已不折不扣地沦为二等公民。”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

　　农民工的不安全感

　　魏城在书里记述了吴胜发的经历。吴胜发12年前离乡打工，如今成为东莞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他的妻子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中国数亿个农民工之中，这一对夫妇也能算是佼佼者了。

　　但是吴胜发夫妇没有在东莞买房，虽然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可他们仍然选择租用一间简陋的一室一厅公寓。他的理由是：“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不安全感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农民工的内心。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太低，他们太脆弱了。

　　举一个例子。为了对付跨国公司的审核（看工厂是否改善了工人的生产条件、是否遵守对劳动时间的规定等），每到审核人员到工厂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就忙碌起来。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们都把工人们留下来，叫工人们站成一排，跟着他们学如何应对询问。他们站在工人面前，大声说，跟着我念，念不熟、背不出来的不许回去睡觉。

　　工厂里的农民工唯一的选择只有服从，和他们的老板一起对付试图帮助他们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与企业进行博弈的资本。而他们无法形成博弈力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们。

　　在我看来，农民工的不安全感还来自于周边环境对他们的隔离与冷漠。我认识几个在佛山南海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结识的女朋友依然是会说四川话的同乡，像本地人不喜欢他们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本地人。他们无法听懂本地的语言，电视台播放的粤语节目他们也从来不看。粤剧团在村里的广场上搭起戏台，习惯观看川剧的农民工们毫无兴趣。当然，这个戏台也不是为他们搭的。一个打工的女孩路过广场时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就有本地人过来叫她走开。

　　很明显，上面这一幕不仅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还部分体现了学者所说的“文化权利的缺失”。

　　“要解决这些事情，首先是要取消制度性的排斥，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都是应该纠正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在这本书里说，“其次，应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包括降低就业成本、降低居住成本。”

　　他最后说：“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对每天都享受着农民工的服务的城市人来说，这样的告诫是及时的。

　　而研究移民史的学者葛剑雄在书里也不认为现在的大多数农民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他说：“移民有归属感，而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具体到挣的钱，如果是流动人口，他就会把挣的钱寄回家，如果是移民，他就会在当地储蓄和消费。”与农民工无法取得居留权的现实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不少人为之欢呼的农民工成为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相情愿的想法。

　　建立一个善的制度

　　然而，中国的现实总是有吊诡的一面。这种“制度性的排斥”却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正得益于此。因为“世界工厂”的前提就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如果中国废除了户籍制度，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中国就不会再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这也正是诸如曹锦清等学者认为中国尚不能取消户籍制度的原因。这位写过《黄河边的中国》这样优秀的农村问题论著的学者在书里说：“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魏城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试图“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中国农民工这个宏大命题的魏城在纷繁的现象和杂乱的头绪面前，退回到旁观者的姿态。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魏城和《金融时报》只是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局外人，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做我们该做的。虽然曹锦清说“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但是首先要把归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应得的权利作为中国的目标，把建立一个善的制度作为社会的共识，它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连我们欠了农民工很多很多这一点都认识不到，建立善的制度就更无从谈起了。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九)：短评《中国农民工调查》

　　很多外来打工者都拒绝“农民工”这个称号，但他们没法拒绝他们置身其中的城市化进程。当无数打工者从边缘地区向中心城市浩浩荡荡地集中，并随时准备扎根下来，这种碰撞与融合带来数不清的问题与对策：物资、居住、治安、娱乐、交通、伦理……这些是每一个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来人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因其细碎、多变与隐蔽，难以获得学理上有效的讨论。本书取巧而无奈的做法，是“尽量利用中国境内专家、学者的深邃洞察力，来解读这场举世罕见的人口迁徙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比起以往的个案研究来，无疑更能满足读者“一揽子”描述与解释的企盼，同时也留下了无数差异与质疑的裂隙。推荐与《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等调查报告比照阅读，当能有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农民工调查》读后感(十)：马马虎虎的一本书

　　《中国农民工》这本书通过作者对专家，学者，媒体，企业家等访谈，加上自己的认识，在三个月内杂糅成了这一本书，从这些角度来看，这本书不是很严谨。只是感性的认识，给人泛泛而谈。在不多的农民工书籍中，算是一般。

　　书中谈到的很多的农民工，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同学，或者是他的战友，这些农民工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接受教育之后，摆脱了农民工艰苦的生活。然而这些农民工精英则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也不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他们应该是以后我们请来帮助农民工的人群。农民工的主体是他在街边上遇到的，到处打工，生活拮据，工资微薄的中青年们。他们从事绿化，工厂等等一线。他们才是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代表了整个中国农民工的基本形象。我觉得，我们的议题的对象就是他们！

　　书中出现了一些涉及主要是第一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笔墨不多。可能是此书写作时间上是07年，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提出是在10年。新生代的农民工才是未来的主体。书上讲到一点，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而后有三条出路，少数人通过努力成为城市人，大多数人则在老的时候回到农村，还有是少数人老了的时候依旧在城市生活，例如捡垃圾等等。这一点我想有点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去的人会比以前的人更少。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我们了解的不仅仅只是他们的工资之类的硬性情况，这些具体的我们是比较难以着手开始我们的想法，关注他们其他的工作生活方面的遇到的问题才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事情。

　　因为开始想对这个问题有所全面的了解，所以现阶段是看一些比较宏观的资料文件，在这个前提下，选择可以比较好入手的方面再进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