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读后感精选10篇

　　《南明史》是一本由顾诚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114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明史》读后感(一)：顾诚翻案我八卦

　　顾诚这部著作给很多人翻了案，贤愚善恶都须重新认识。当然不是乱翻，要翻得有理有据。谨择其中显著者简要列举如下。八卦是我加的，和这书没关系，不加没人看。

　　【李自成】

　　以往——流贼，当代定义成农民英雄。

　　顾诚——攻占北京后并未“迅速腐化堕落”，反倒正是因为未质变，使原本已归附的士绅大失所望，乃至人心尽失。

　　八卦——丁玲是其后裔（有人信么？但她儿子就是这样说的，还有无聊之人“考证”出来）。

　　【史可法】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不通权变，坐失事机，为南明延续不断的内讧埋下祸根，对弘光政权的败亡应负重要责任。

　　【马士英】

　　以往——权奸。

　　顾诚——希望和衷共济却被东林复社人士怀恨，后以实际行动抗清，大节无亏。

　　【阮大铖】

　　以往——最邪恶的和永不被原谅的人。

　　顾诚——仅因投机而触了东林党人的霉头，被误认为阉党。

　　八卦——才华横溢的戏曲家。长了一脸络腮胡。

　　【刘宗周】

　　以往——学者，绝食不屈而死，惨烈。

　　顾诚——迂腐偏狭，矫情做作。以身殉名，死了活该。

　　【黄宗羲】

　　以往——学者、思想家、遗民。

　　顾诚——极力攻击马、阮，诬蔑弘光帝及邹太后，观点被其创立的浙东史派沿袭三百年，流毒至今。

　　八卦——十九岁时进京当堂用锥刺死了杀父仇人，同龄的崇祯帝大为欣赏。后曾出使日本求救兵。

　　【王夫之】

　　以往——学者、思想家、遗民。

　　顾诚——信口雌黄，倒乱史事。

　　【何腾蛟】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心理卑污，只图割据自雄，一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瞿式耜】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结成楚党，为“五虎”撑腰，排挤堵胤锡。

　　【堵胤锡】

　　以往——名声在殉节的何腾蛟、瞿式耜之下，往往被忽略。

　　顾诚——南明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摒弃陈见联合大顺余部抗清，但受何、瞿排挤，赍志以没。

　　【张家玉】

　　以往——虽然短期投降过李自成，但后来抗清不屈而死，依然属于民族英雄。

　　顾诚——这叫依据实际形势变化高瞻远瞩。

　　八卦——长相秀美如女子，外柔内刚。

　　【张煌言】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鞠躬尽瘁，近乎完人，但反对郑成功攻台是其局限性。

　　八卦——爱幸美貌侍童杨冠玉，后来两人同日赴死，葬在一处。

　　【郑成功】

　　以往——民族大英雄。

　　顾诚——私心自用，暗藏野心，跟张煌言貌合神离。

　　八卦——母亲是日本人。长子和四子的奶妈通奸并生下儿子。

　　其实顾诚的主要观点很简单，我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门户偏见要不得。所以弘光党争的案翻了，史可法、刘宗周君子未必是贤人，马士英、阮大铖小人未必是恶徒，黄宗羲、王夫之虽然各有盛名，但未必是厚道人。

　　第二，阶级偏见要不得。所以永历党争的案翻了，何腾蛟、瞿式耜英雄未必无私心。

　　第三，民族大义要拎清。他的反清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这个就不细说了。

　　另外不得不说，这本南明史非常好看，即使你当作故事来看只看其中情节，也比什么谢国桢，司徒琳，还有樊树志的《晚明史》好看一百倍。

　　《南明史》读后感(二)：比较中肯，值得一看

　　关于南明史，看过两个版本。一个是谢家桢版本，另外一个就是顾城先生的。顾城先生的，洋洋百万言，比较详细，考虑较为严谨，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那一段时间的大体历史面貌。同时，顾城先生在书里也渗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那即是关于郑成功的评价，关于张献忠等人，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对于南明史的入门了解，是一本不错的书。

　　而谢家桢老师的《南明史略》，首先就体例来说当然没有顾城先生的完备，同时囿于年代和时局所限，文字之间难逃马列史观的陈腐用词的影响，使得整个看起来稍有欠缺。但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一般人难以接触并深入阅读的的野史资料，因此读起来无论是从形象的生动性还是故事的可读性和代入感来说，都很不错……因此，这也可以说不一定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历史书，但也不能因此而贬低它的学术价值。

　　《南明史》读后感(三)：南明史讀後

　　顧誠先生此書可以看出確是花了不少功夫和心血，是一本有功力的大作。比之於當下浮躁著述者，所勝不可以道裡計，余讀此書，斷續一月，前未聞顧先生大名，至讀其著作，方知其人其書，比之於老輩學人治學方法、歷史觀點，顧先生有其顯著之不同，然而擬之於馬克思主義史學，顧先生好像亦非全然皆是。總而言之，此書為一有自身特點，不囿於舊說，不受制于所謂“進步史觀”之限制的用心之作，有一讀之價值及必要。掩卷之餘，明末浩浩蕩蕩之過去，長歌當哭之陳跡又仿若近在眼前，金戈鐵馬、浩氣四塞之時代固然為過去，然而為時人鑒，為後人鑒，關於此段時期作其史、讀其史自有其必要。

　　余讀此書，首先當然為顧先生之廣收并蓄之史料蒐集而贊嘆，其論證皆有相當之史料做支撐，固非膚淺妄言之輩可比，然而也並非全無疑問，以史料做支撐固然有穩重之感，然而若史料本身既有極大之問題，這論證之結論恐亦大有問題了。不過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就不多言了。下面略談談個人看法。

　　一、過於強調農民軍的作用

　　從李自成的大順軍到張獻忠的大西軍，在明末清初算是兩股很大甚至左右了歷史走向的軍事勢力，然而李自成自起兵時並不是一帆風順，和明軍之間的戰鬥絕不是一邊倒的勝利態勢，甚至可以說，若非有東北滿清的牽制，大順軍決不可能成如此大的氣候。至於李自成攻進北京，明朝滅亡，顧先生推翻了前人關於李自成大順軍腐化墮落導致一敗塗地的結論，相反認為正是由於農民軍沒有立即轉變為官僚化、地主化的勢力，才導致了失敗。這種看法固然很有新意，也有相當的說服力，然而如果李自成與北京的明朝殘餘勢力同流合污，相互合作，便真能開新朝之風氣么？這恐怕未必。地主階級、農民階級是有著濃濃意識形態的定性方法，李自成的起兵，打出各種政治口號，無疑是想收買農民的人心，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李自成等大順軍的上層人物絕非一如既往地保持所謂農民階級的特點和本性，所謂的地主階級的轉化恐怕在李自成縱橫西北時期就已經完成了。大順軍如此，大西軍恐怕也不能例外，明亡以後，南明對於農民軍隊起家的各種軍事勢力懷有相當的戒心這是毫無疑問，恐怕也是自然而然的，顧先生一味地指責南明官吏缺乏大局觀，沒有戰略眼光，無疑是以今人之標準衡古人之作為了。而這點，是顧先生屢屢在文中表露出來的。顧先生認為南明後期主要依靠農民軍的支撐，這點基本是正確的，但是先生好像忘了南明自上而下的組織系統仍然是與農民軍組織系統格格不入的明朝官僚體系，而離開了這一維持了數百年明朝統治的系統，我們說，恐南明亦不能稱之為可以和滿清抗衡的政權了。少了運轉流暢的官僚系統，農民軍亦不可能有大作為，這一點從其各個農民領袖接受明朝編制，受賜明朝官爵即可見一斑。故此可以說，農民軍對於南明史的作用似乎是有些放大了。

　　二、對明末吏治之持續性沒有深刻揭露

　　顧先生的南明史對於明末的人物有新的看法，其代表人物是史可法，他認為“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這種看法可以備一種別樣視角來品評歷史人物。然而仍覺陷入對古人求全責備的高要求中而不知，明朝吏治中後期已經是腐敗異常，张居正改革后吏治亦未見有大的改善，以此種政治環境來苛求史可法力挽狂瀾，澄清朝野，然後還需振作軍事，連接明末人人視為反賊的農民軍，擊退滿清的鐵蹄來侵。未免要求太高了。若以此標準評價史上之忠臣，文天祥、岳飛等有幾人能合格？

　　三、氣節傳萬載，丹心與天齊

　　南明史是一部痛史，是異族入侵后漢族人民悲苦痛楚的一段不忍回憶的過去，然而反觀歷來異族入侵，無論是金、元、清等入主中原之際，都不乏忠臣義士泣血丹青、殺身成仁之舉，但似乎都沒有明末如此之深刻如此之痛切的，如果有什麽能稱得上是不朽，此即不朽。反觀，也有些搖尾乞憐，助紂為虐之輩，身後留下萬世駡名，為人所不齒。除此極端之二者，披髮入山、散入江湖形如野人之眾多明末縉紳士大夫，亦各有其人生軌跡，有其疾痛慘怛，有其憶苦思甜，有其亡國之痛，有其故國之思。遺民如此，貳臣亦各有其痛苦，很多都在清人之政治壓迫手段下苟延殘喘，徒呼奈何。痛定思痛后，需要的是對家國天下民族的思考，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为明广西巡抚驻节地。清军向广西推进时，明将陈邦傅在二十八日夜间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二十九日，李成栋兵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道旁，口称：“烨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怀怒以及下邑，烨之罪也。若以罪不赦俘诸军，惟命；若惠邀天之幸苟保首领，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视。李成栋笑而释之。”

　　“药三桶，投在厢红旗下；火药、火器留用，贼官贼兵俱杀讫。本日未时，城内投出百姓男妇七十余名，男人分杀，妇女分留。……”这就是满洲贵族“仁义之师”的本来面目！”

　　“瞿式耜对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自丁亥（1647）三月已拼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留守，可以无死，盍去诸？”张同敞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二人于灯下正襟危坐，夜雨淙淙，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

　　“吉水人王宠，排行第八，人称王来八，自1645年起义兵，“出入吉、赣、临、抚间，骤发倏散，踪若风云，数百里地，敌骑阻绝，士民得安定，服明服者，皆来八力也”。1646年他兵败被俘，设计伪降，盛筵款待清军，用酒灌醉，夜间召集旧部全歼看守之敌，随即换上清军器械旗帜乘船进抵新淦、峡江，清朝知县出迎，都被擒杀，连克二城。清军主力来攻，王宠兵力不敌，战败后随机应变，在旗帜上大书“追剿王来八”，在乱军中大呼“杀贼”，乘清军错愕之际溜之大吉。1647年十月，清江西巡按董学成檄调各府县兵围剿，王来八战败，死于乱军之中”

　　“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 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纛龙津。 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并书。”

　　“顺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已经请准解任，回京调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离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说：“职经略无能，寸土未拓”，充满了颓丧情绪。不到半个月，他得到了“云贵逆贼自乱”的情报，兴奋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转报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孙可望派人送来的信后，当即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擞精神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了。”

　　“甘辉被俘之后，同万礼、余新一起押到郎廷佐等满汉官员面前，万礼、余新下跪，甘辉踢之曰：“痴汉尚欲求生乎！”大骂不屈，英勇就义。

　　“吴伟业出于无奈给梁化凤写了《壮猷纪》，但他良心不昧，对出仕清朝深自痛悔，在一首词中写道：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到头来“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梁化凤统兵赴援，争先出击，得了头功以后又把部下的良马抽出供“满洲大兵”乘骑，让自己的部分士兵徒步为“大兵”开路。这种奴才气味十足的做法得到主子的赏识自在情理之中。战役胜利以后，他与巡抚蒋国柱“兵过无锡洛社，花货满载，牛羊络绎不绝，余可知矣。所掠妇人俱在苏州发卖，镇江凡失父母妻子者，贴票各府县寻觅甚众，无锡城门招子粘满”。这同张煌言军的纪律严明适成鲜明对照，谁是王者之师，谁是殃民之贼，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⑤’可谓定评。”

　　“李国英奴颜卑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

　　以上摘錄自顧誠先生的《南明史》，最後以此詩作結：“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紀念江陰人民，同時身為現下的常州人，對當年江陰縣的上峰常州府官吏報以萬分的鄙夷。

　　《南明史》读后感(四)：顾诚，读书人的骄傲与天真

　　顾诚，读书人的骄傲与天真

　　来源：北京晨报

　　[提要] （1934年11月－2003年6月25日），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毕业找工作时，我给社科院打电话求职，一听说是顾诚先生的弟子，人家当场就答应录用。

　　顾诚

　　（1934年11月－2003年6月25日），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生前著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等专著，均为明清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

　　误打误撞进了顾门

　　1994年至1997年，我拜在顾先生门下做硕士研究生。我原来报的是先秦史，因为名额满了，被分配去学明史，现在想来很幸运，一是我更喜欢明史，二是能向顾先生学习。

　　第一次见顾先生，是入学前考试，他个子不高，坐在角落里，在教授堆中很不显眼，先生当年还不满60岁，可看上去非常显老，话很少，不怒自威，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算太深。

　　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一门特别的功课，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抄书，都是几百年没人看的东西，主要是明末清初人留下的笔记，虽然不是一手材料，但能加强对时代背景的了解。

　　我们这一代从小没经过私塾，没接受过经史子集的技术训练，这算是恶补了一下“小学”（清代称语言文字学为小学）知识，所以我认识的繁体字比较多，直到今天，还能经常拿出来显摆一下。

　　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实话，我挺怕先生的。

　　一年级假期时，我们偶尔去另一位学者家拜访，结果先生知道了，大发雷霆，说：“如果不想跟我学，你们就走。”

　　原来，两人学术观点不同，引发过矛盾，平时见面互不说话。在学问上，有的人能兼容并包，但顾先生不同，他将全部人格都放在了专业中，在自己的领域中钻研得极深极透，所以很难接受他不认可的观点，在学问立场上，他绝不含糊。

　　硕士快毕业时，先生让我考他的博士生，可我已经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不想再学了，先生勃然大怒，又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辛辛苦苦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却拿硕士学位当敲门砖。先生最反感这样的弟子，有一段时间不和我说话。

　　其实，没几个人敢上先生的博士生，他这一辈子才带了4个博士，因为他要求严，不好毕业，大家都被他给吓着了。　　　

　　把弟子当儿子养

　　先生对不钻研学问的弟子非常反感，对钻研学问的弟子完全是另一个态度。比如他的大弟子陈宝飞，先生视如亲生儿子，陈师兄在新加坡留学时，先生去台湾讲学，特意把他叫去见了一面，平时也是特别关注，嘘寒问暖。

　　顾先生就是这么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很看重态度，因为他的学问足以开宗立派，就像大侠一样，总想把一身功夫传出去，遇到混文凭的弟子，他就非常不喜欢，觉得耽误了他的时间。

　　在先生骨子里，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他跟我们说，学历史的，40岁之前不能写文章，因为思考不周密，不论怎样勤奋，看到的史料还是不全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明末四毁书院》的习作，没敢告诉先生，交给师兄发表在一个学报上，不知怎么先生看到了，他非常认真地说：过去没发现你的文字功夫还这么好，写得很活泼。然后给我指出了不足之处。

　　当时先生知道我不太专注学术，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直来直去，觉得你有一点进步，他依然会赞美。

　　沾了顾先生很多光

　　先生和很多学者不一样，他在圈外没什么名气，他也非常不屑于去争取，但在圈内，大家对他非常尊敬。

　　我的同学中，有一位是日本人，她曾经很迷茫，不知道该学什么好，就去问当时日本最著名的汉学家山田，山田说：你去找顾诚，他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还在上研究生时，一次开学术会议，主持人说顾诚先生也来了，顿时大家就涌上来，把先生团团围住，仿佛见到明星一样。

　　毕业找工作时，我给社科院打电话求职，一听说是顾诚先生的弟子，人家当场就答应录用。

　　在圈外，大家不知道顾诚是谁，常拿我开玩笑，“你老师厉害，会写诗，会砍人，还懂历史”（将顾诚先生与诗人顾城搞混了）。可真懂行的就不一样，有一次，我和一位很有学问的老记者聊天时，谈到先生，他突然跳了起来，惊呼道：“你是顾诚的弟子啊！我要好好看看你。”

　　因为先生的缘故，像这样被高看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回想起来有点后悔，如果能跟先生一直学下来，也许会更有成就感，毕竟站在先生的肩膀上，只要再努力一下，很容易有所成就。

　　先生亲自为我倒茶

　　毕业以后，逢年过节都会去看先生。

　　给先生当学生时，先生很少给好脸色，一杯白开水都没喝过，还得好好坐着，不敢乱动，否则先生当场就骂：好好坐着，想听不想听？不想听出去。

　　可出了师门，每次去先生都是亲自给我倒茶，离开时，先生必送到楼下，极有长者风范。

　　他的世界泾渭分明：对弟子要求极严，因为他视为传人，一丝不苟；可离开后，就成朋友了，便非常体贴和周到。严师与长者的统一，先生颇有古代士人的风范。他和没学术争议的人关系很好，对晚辈也很客气。

　　一篇论文成就大书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奠定先生学术地位的一本书，先生生前很重视它。

　　先生经过七八年的研究，看了很多一手资料，他提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李岩这个人。

　　论文发表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当时国外学术界也关注到李岩这个人，觉得可疑，但没有更多证据。可以说，1978年时，史学界存在着一个国际竞争，顾先生在李岩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美国学者对他非常钦佩，还专门跑来见了顾先生一面。

　　正是因为这篇论文，顾先生开始准备写本农民战争的书，1982年开笔，1984年完成。

　　修正了时代的偏见

　　不否认，本书依然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字里行间颇有褒扬农民起义、贬低地主的意味，但从整体上看，它修正了当时的许多偏见。

　　由于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影响巨大，人们对明末农民起义形成了许多误会，比如把李自成理解成红军领袖，把农民起义看成是接力棒式的发展，将李自成、张献忠虚拟成统一战线，捏造出荥阳大会、双雄会等……

　　在本书中，顾先生率先提出：李自成从没被封建化。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取得政权后，很快会走向封建化，可李自成却一直是流寇式的，没有根据地，没有政权建设，因为他过于年轻，身边没高人，政治经验差，虽然革命精神很强，但始终是造反派，只能改朝换代，不能定鼎天下，不论清军是否入关，这个政权都很难持久，虽然死在九宫山死在团练（相当于今天的保安）手中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李自成去世后，他的继承人没一个能立住的，这就足以说明，其失败带有必然性。

　　先生的结论价值很大，就我所看到的，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书在史料、史识方面能超过《明末农民战争史》。

　　明朝不光那些事

　　《明末农民战争史》曾准备再版，因为在研究南明史时，顾先生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此外还做了“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大西地方政权官员表”等三个表格，都是非常尖端的学术成果，但一直没能再版。

　　先生是位读书人，不善也不愿去经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只想窝在角落里搞研究。

　　重读这本书，真正懂行的人会觉得很累，因为都是干货，非常严谨。对于业余爱好者，本书故事很完整，细节丰富，也很有趣。顾先生主张用严谨的方式讲故事，本书体现了他的这个风格。本书前半部记载了大量人吃人的史料，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推荐读者看一看。

　　历史有不同的写法，同一个史实，如果只展示最戏剧化的故事与结论，这当然会好看，却虎头蛇尾，营养有限，相反，坐10年冷板凳，不说一句空话，这样的东西你越读心里越踏实。像《明末农民战争史》这样的书，一个月读完算是很快的，好东西读者也要花时间，否则你看到的永远是快餐。

　　陈辉/文

　　《南明史》读后感(五)：“小我”之人若常在，国恒亡

　　我们读历史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以古鉴今，帮助我们再次走上前人走过的路时明辨路上可能存在的风险与挑战，以更好的方法应对。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看历史看的就是人，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史书也是人写的，我们要学习的要反思的都在这些人身上。太史公的《史记》值得膜拜就因为太史公把人放在了历史的中心点，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写的好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颠覆常识的新认识，也是因为把人放在的历史的中心。在这本书里我们一次次的看到南明本可因人事而改写形势，又一次次的看到南明因人事而败给越来越坏的形势。人事能够暗淡形势，多在于人之私心太重，欲壑难平，不顾长远，毁坏大局，即我们汉语语义里的小我之人。

　　当年读驼庵诗话时，顾随先生讲中国后世诗人少伟大作品皆因小我色彩过重，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不仅诗人其实世人皆如此。一个小我的人难成伟大，原因在于可能其有雄才但是绝对因为太爱自己而缺乏注重整体的大略之心。一个小我之人必定是鼠目寸光之徒，即便是有雄才或能割据一方、也绝不可能长久。类似于南明这样的动乱年代里一个完美的中流砥柱应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才大我，因为以天下为己任，才能纵观全局扭转乾坤，也有舍身成佛的博大与坚强意志。可惜的是南明的不论弘光、隆武、还是永历其掌权者皆是小我之心过重，白白断送了我汉家河山。

　　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事所决定，农民起义军与满清鞑虏与明朝权贵在生产力代表上差别不大，甚至可以说明朝在生产力、先进性的属性上是远远高于前两者的。明亡后，此起彼伏的拥明抗清起义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不是人民不选择明，而是彼时的崇祯皇帝放弃人民，崇祯皇帝的本意可能不是放弃人民只是其手下的妖孽执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偏差，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所谓妖孽者即是那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小我之徒，而崇祯此人疑心过重，再加上明末无休无止的党争，清流隐于山，干城毁于佞，小人当道，国之不亡实属笑话，在这里惋惜明朝包括南明败亡就是因为实非天道之必然确因小我之人成必然，着实令人扼腕。

　　弘光一朝从建立之初就预埋着灭亡的种子，皇帝的迎立成为各方巩固权力，保障自身利益的筹码，在这过程中东林——复社自命清流之徒唯恐福王朱由崧的继位会再翻神宗之年的其祖母郑贵妃案而排斥东林党人损害自己的利益，在迎立问题上为求定策之功不顾长幼之序、地理之远近，一味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东林在朝的实权人士史可法囿于门户之见而失去迎立之功，更使得马士英、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泽清等宵小之徒取得“定策之功”，手握大权、拥兵自重。更是加剧了弘光一朝的分化、内讧萎靡与不振。并不是说史可法大权在握就一定能中兴南明，但是史可法等东林党人在拥立问题之上小我之心颇重，至于左右迟疑，丧失定策之功以致大权旁落，而马士英之辈本就是贪图享乐之辈毫无建取之心，山河重整在这样的人手里只是幻想。

　　至于史可法之所以在迎立上左右犹疑，以至于大权旁落，皆因其小我，其左右逢源，想出不切实际折中的迎立远在广西的桂王，便是既想独揽定策之功获得实权，又不愿得罪东林党人获得清流美誉，可谓苦心孤诣。至于弘光既立，史可法也同四镇一个鼻孔出气，偏安江南不思进取，这固然有四镇恃病而骄、难以节制有着莫大关系，但史可法畏清如虎，只想安稳坐其督师阁部一职，才是他不知进取的根本缘由。史可法之小我一是在于门户之见颇重；二就是在于爱自己胜于爱国；三是同清流一样的毛病，爱名高于一切，归根结底还是爱自己；史阁部虽后战死扬州，气节在，但按其小我之心，究竟是殉国而亡还是殉名而亡真不得而知，只不过阁部之光依然彪炳千秋，不管还是爱名或是爱自己，阁部还是有一颗心给百姓和国家的，与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及其部下投降清朝，成为攻取南明的急先锋真是有天壤之别。

　　史阁部之小我，尚对得起自己的私德，而马士英、钱谦益等人真是小我的彻彻底底。钱谦益作为东林复社的领袖是最反对拥立福王的，可是知福王被立成定居之后直接倒了风向，当真是能伸能缩不负其“所学”。而马士英、史可法等实际权力掌控者竟然能天真的坚决执行“借虏平寇”的主义，真是想便宜的想的紧、爱自己爱的深，既不愿自己受罪，反想坐收渔翁之利。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弘光一朝在清军主力远攻陕西农民军、山东、河南义军蜂起之时竟以惧怕惹恼清军为由，放弃收复山东、河南，丧失了江南的屏障之地，以至于清军在腾过手之后迅速的消灭了南京弘光政权。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及资源极大优势的情况下，弘光一朝绝大多数人物只以小我之心度时势，白白错失大好时机，使得南明局面进一步崩坏。由此可见，小我之于个人无可厚非，但当个人成为国家一部分并成为可以左右局势之时，再以小我之心度己度人，只能是又误了国家又误了性命。

　　弘光一朝是南明最有条件重整山河、收复失地，总体来看条件也是最优越的，惜哉主政者皆小我之人，私心自用。顾先生在总结弘光一朝灭亡时所写“朱由崧的昏庸荒淫固然是事实，作为皇帝自然要负重要的责任，但弘光朝廷继承的是党争、腐败和武将跋扈、忙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了内讧才是弘光朝廷瓦解的主要原因”，事事败亡皆由人，这段评语真可谓是一阵见血。

　　只不过即使有崇祯及弘光两朝的教训，南明的主要人物依然没有吸取，以小我的一点私念，事不临头不知急，火不烧身心不悔。隆武帝朱聿键同鲁监国朱以海的争立依然延续着弘光一朝小我独大的局面，拥立隆武的与拥立鲁监国的大臣们都想凭借拥立成功飞黄腾达，而被拥立者更是被推上皇帝的高位，就像那堆言情剧里讲的那样“皇帝那个位子坐上之后就是苦，可是有了那样的权力和富贵给你再多的苦，你舍得下来吗”。两位主要人物的争立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南明的内讧，双方互相挖墙脚，互相的诋毁与谩骂，真是深得中国人窝里斗厚黑学精髓，却未见在复国的大业上迈出多大的步子。顾先生在书里用了“私心自用”、“貌合神离”来评价这一时期的南明主要人物真是贴切至极，隆武朝实权人物跋扈自用、湖广总督何腾蛟只知一味鱼肉两湖、扩大个人势力、广西巡抚瞿式耜还在等着拥立桂王的时机，再一次错过了清军主力北归，江南兵力空缺的局面。我国的历史上留下无数团结一心的标语，留下千百万舍己报国的文字，最终却怎么也敌不过人心的私念，以至于那句“医人易、医人心难”在几百年之后还能让人嗟叹不以。

　　小我之人的害处还在于其“伪君子”之气甚重，因其小我所以不愿丧利更不愿丧名，明明是为着自己利益，也要打起“孔孟先师、君亲皇恩”的旗号来遮掩自己的目的，如何腾蛟与堵胤锡在收编大顺军余部的态度上，何腾蛟以小我忖度大顺军会威胁自己的势力范围，处处刁难；堵胤锡以大我看到大顺军战斗力对于复明的意义，一伪一真尽显无疑。管你何腾蛟口号名头叫的多响亮，也不过是一个伪君子的事实。

　　自隆武帝殁，永历一朝的抗清斗争已经彻底无整体的存在，各实权人物拥兵自重，继续在复明抗清的旗帜下做着自己五花八门的小动作。在这些人中顾先生在书里带给我们最大的颠覆就是对郑成功的认识，与我们传统认识中的民族英雄相比，郑成功此人不过是一个家族利益的代言者与维护者，虽然“遥奉永历”但竟垂涎资源丰饶的潮州，潮州本已跟随李成栋的反正归属与南明，郑成功这一举动加剧了清朝对于广东全省的侵略，可见正应了开头一句话小我之人、鼠目寸光，既知唇亡齿寒，却依然磨刀霍霍向同门。郑成功只站在郑氏家族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之后其对于李定国会战广州的计划推脱不力，致使南明最后一次的复兴机会败亡，郑成功其人虽为收复发展台湾立下汗马功劳，但为人狭隘性格猛烈、私心自用，不为忠臣只为忠己。

　　对于湖南督师何腾蛟来讲，还是顾先生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讲的最为贴切，用人不可用小我之人也是真理，因为不定这些小我之人先来挑动一场窝里反，自以为坐收渔翁之利，反坏了全局丢了卿卿性命。何腾蛟此人先是怨恨陈友龙降清时攻击自己家乡，竟在陈部反正收复湖南之际派兵偷袭，更有为求将收复湖南之功归入麾下，不考虑自己的才智兵力，强硬调走战力强悍的忠贞营，最终导致全局一败涂地而自己也被俘杀。此人一生以小我安身立命，最终算是死于自己之手，当真是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至堵胤锡病死，南明可谓无忠臣以，堵知辅为这一时期最为大我之人，眼界之开阔、心胸之宽广、对国之中心，无人出其右，奈何时不我与，人人自保、致使空留遗恨。南明此后抗清斗争尽赋予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为主的大西军，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权力这东西就像小孩吃糖，吃了一颗还想继续吃，大西军诸人既非圣人，也非南明本来的忠臣，有了权力之后私心自用也是不难猜测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纵观整个南明史，其复明机会多多，却总是丧于人手，而与大多数南明忠臣相伴的总是一个私心自用，并非历史必然，而是这些小我之人生生把历史逆转，我们既然要学历史，也但愿当权者多多看看这部南明史。

　　《南明史》读后感(六)：李定国

　　最早知道“李定国”这个历史人物，是在念小学时。当时我眼红同学中有读《上下五千年》的，因此也装出一副爱读书的样子，缠着父母给我买了一套《上下五千年》。这书早就不知踪迹何在，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里面有专门的一个小节，谈到了南明时的抗清将领——李定国。书上那一幅小插画我也印象深刻，四位戎装的军人围在一个小石桌旁，一人站立，头戴垂着红缨的毡笠，双手抱拳，腰挎宝剑……这个站立的人，不用说，就是李定国了。《上下五千年》是适合童蒙未开的小朋友阅读的历史书，其上的文字极为浅近，要想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恐怕会很难！不知道为何，我会记得李定国这个人物，许是我特别喜欢那顶垂着红缨的毡笠的缘故。

　　又是南明，我总是会想到南明，真是一种莫名的缘分。或许就是为了那份可歌可泣，为了那份乱世情怀……

　　李定国本来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排行第二。张献忠在西充遭敌军射杀后，他帐下的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继续扛起大西军的旗帜，在残明，大顺军余部，与满清势力的空隙中悄悄存在。他们很明智地避入了云南，并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不断积蓄迫近的战争所要求的军事实力，也和明王朝的云南王公沐英的后代沐天波保持了相当友善的关系。

　　但是这个看起来比较民主的小政权，大西军的四将军政权，其主导者还是孙可望。因为孙可望本身也是张献忠四位义子中的老大；长兄若父，他自然会有很多额外的想法。在他的那个时代，泰西的英国还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拉拉扯扯，克伦威尔也登上了护国公的宝座；在那里都没有半点民主的气氛，我们怎么好要求古老中国的孙可望也扮演一个民主派的角色呢？所以，直到孙可望最终降清，李定国都是很本分地操持着小兄弟的事务，所谓的四将军议政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施行，这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地压抑了李定国。

　　不过，在孙可望变节以前，李定国可以全心投入军事指挥，却是毫无疑问。因为政治事务上，有他的大哥一手操办，所以南明军队（大西军已改编为明军）出滇抗清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当时的湖南战场，广西战场，再也看不到鞑虏横行肆虐的迹象。尽管这些胜利都局促在西南中南一隅，或许不会对于整个大的战争形势带来多大的改变，但这至少是一种为了恢复的努力吧？当时已经接近南明抗清斗争的尾声，南明势力大部分集中在川南，贵州，湘西，桂西，云南，是相当蛮荒贫瘠的地域，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捉襟见肘，可是李定国指挥下的军队，却可以痛击那南下的蛮夷，实在振奋人心。假如不是因为孙可望急急忙忙想夺取永历小皇帝的帝位，还真说不准，天下会不会真地便是满清的。

　　李定国有两点很值得人们追慕。他实际上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按理说，在孙可望想要取代永历皇帝，而自代之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可以站在自己的义兄那一边；毕竟，南明小朝廷从来没有给过李定国任何有实际意义的酬报，甚至，反而对起义军将领都是不很信任。然而，他却始终站在永历帝一边，一直扛着南明的旗帜。梁启超先生说二十四史就是那二十四姓的家族史，但在李定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历史的意识是超越了一家一姓的，他所热爱的，乃是那一个民族，不是为了明国，也不是为了大西军。

　　他的坚持，他的信念，也叫人由衷钦佩。在孙可望降清并帮助清军三路进攻云南之后，在云南大部失守之后，在磨盘山战役几告失败之后，在永历小朝廷流亡缅甸之后，甚至在永历帝被吴三桂杀掉之后，李定国都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抵抗。他的遗言是要儿子与故将继续抵抗：“宁死荒徼，无降也！”，惜之，他的后代李嗣兴不再有他那样的坚定，他的故将靳统武很快也亡故了。李定国死后不久，郑成功也在台湾病逝；他也许是死于那份懊悔，懊悔为什么几次三番都没有践行与李定国的约定，一起会师广东，光复神州。郑成功总是很精明，然而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点宽宏与大气。

　　历史上比李定国有名望、有才华、有运气的人实在太多，但是能如他一样那么坚持的人，却很少，反正我孤陋寡闻中，知道的很少。我在读《南明史》最末尾时，感到彼时的天都是灰暗的，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但是书中的人们，例如李定国，却还在奋力拼搏与挣扎。李定国身上，有一种很咬牙的精气神，会让我一辈子都佩服。其实，论军事素养，他和早早叛降满清的洪承畴、吴三桂应该不相上下，但是论及个人品质与心怀胸襟，他又实在高出那二人太多了。假使正儿八经的明朝将领，都能如同这位起义军将领一样有着崇高的品性，有着不懈的坚持，哪里会使神州陆沉，使天下事不可为！

　　那个时候，洪承畴、吴三桂定然会说，明亡清兴乃是天数，天数岂可违？我只想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们这帮明国的臣子，谋都不谋一下，就索性丢开手，那老天爷自然乐得顺水推舟了……真叫人顿足长叹呀……

　　《南明史》读后感(七)：除了感叹，又能如何？

　　这本书由于读的时候正在期末，我只读了前面的四分之三，未能读完。

　　书写得超级好，以至于现在我脑海中仍有清晰地印象。

　　其实读了本书，不难发现南明政权的灭亡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信息不通。朝廷消息闭塞，不能了解全国的抗清局势。

　　2.朝廷大小官员不能共同御敌，而是热衷于追名逐利。

　　3.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难以令行禁止。

　　这就使得满清区区万余人武装，竟能踏遍中华南北。

　　当然通过读别的书，还发现了一些当时的其他情况：

　　1.明亡清兴之际恰逢地质年代的小冰期，气温降低，粮食减产，导致农民起义。这同时可能也造成东北的局势发生动荡。

　　2.当时其实相当数量的明军和清军部队已经使用上了火枪，以及火炮，双方均与世界先进保持同步。但自从清朝后，相当长时间内再无先进外敌，加上海禁，造成工艺落后。

　　明王朝的衰落，恐怕要从建立时埋下的种种隐患说起，其后期的暗昧与腐朽与后来的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先进文明时，又何其相似。

　　正所谓：明人不暇自哀，而清人哀之；清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南明史》读后感(八)：历史真的是一位小姑娘，任人打扮！！！

　　终于看完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了，看的好累，这本书真的不错。

　　这段历史真的让人嘘唏不已，南明这群迂腐、内讧的人，真是痛惜，他们不作为导致中国再次亡国。

　　南明因为时间短，我在历史中根本没注意，对隆武帝、永历帝、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等这些人物基本还停留在教科书或影视剧阶段。

　　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历史的看法，历史真的是一位小姑娘，任人打扮！历史的真真假假，我已经分不清了。到底谁说得是真的和客观一点的呢？

　　彻底改变了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对东林党的看法，彻底的改变我对 黄宗羲、刘宗周、史可法的看法。

　　总而言之，这本书写的很好看，对南明历史感兴趣，值得反复阅读。

　　《南明史》读后感(九)：凌迟，屠杀，爱国主义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它的起源和发展暂且不考，只是想说说明朝的二次影响深远的凌迟。一次是在明正德五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被控十七宗罪，依大明律被处凌迟三天。据说剐下的肉片如指甲大小，每片一钱出售给当时的群众，刘大太监撑到第二天才死。另一次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作为汉奸被判凌迟，百姓争食其肉，史书说“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惨啊！

　　刘瑾据说荣登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全球千年最富50人”，是一位富可敌国的太监。吴思的《血酬定律》一书中，对刘瑾现象有专门的精彩分析，并且用“刘瑾潜流”一词来表述历史上贪官贪污纳贿的来龙去脉。然而刘瑾最终走向末路并不是因为他的贪赃枉法，而是他胃口太大，准备对正德皇帝取而代之，皇帝可以默许你贪污，怎能容忍你谋反呢？于是乎剐之。而袁崇焕之死一直被认为是历史奇怨。虽然对史学界对此事尚有疑点，但是主流观点基本是肯定他抗清有功的，说是因为多疑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剐了这位据说当时唯一能够同后金抗衡的大将。君要臣剐，臣不得不剐，爱国将领竟如此惨死。至于百姓的仇恨，倒是不难理解――当时的老百姓认为他放后金的大军直接兵临北京城下，于是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宣泄到“汉奸”的身上，这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大众行为吧。

　　皇权时代，凭你忠奸都难免一剐，而且剐的叫人如此印象深刻。刘瑾之流，代表了明朝黑暗的官场，逐渐将大明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袁崇焕身处明末，虽然力图延缓帝国的毁灭，却刹车不及，劳而无功。明朝最终败于“闯寇”李自成，并且非常希望能苟且偏安的南明也最终被“清虏”消灭。然而明朝的灭亡所付出的代价，并不是仅仅剐几个大臣这么简单的。

　　明末清初几十年，只不过一次改朝换代而已，政权更迭罢了，在中国史上无非几页泛黄的纸页，期间却发生了许多恐怖的屠杀！军队铁骑过处，留下无数血腥尸体。让我们来欣赏这些屠夫的表演：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入川时屠城成都，“残杀之后，成都为之一空”，张献忠命令各乡镇居民移居成都，三年后离开成都时，又将成都再次屠城。据说今天成都市城市建设施工的时候还经常挖出大量明末清初的尸骨。鲁迅先生有篇《病后杂谈》中谈到两本关于张献忠祸蜀的书《蜀碧》和《蜀龟鉴》，说“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我没看过，估计就算没有多少慈悲心肠的人，也未必能看过后一笑了之的。如今诺大的四川，应该都是外乡人罢，想到这点我实在有些毛骨悚然了。就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现代中国人眼里的闯王李自成，据说也有不少屠城的记录，这里暂时不去详细考证，以免破坏其光辉形象。接下来再看满清的表演。

　　读顾诚的《南明史》，有这样的描述。1645年南明从弃守南京后，满清统治者已经无所顾忌，揭下伪善的面具，大肆屠杀汉人。当年5月，史可法扬州失守，清军屠城十日，“城中积尸如乱麻”，“ 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当年7月，嘉定城破，屠城三日，“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 还有，江阴城破被屠城数万人，昆山城破被屠城同样数万人。 1649 年湖南湘潭屠城，同年山西大同屠城，“附逆抗拒”州县也一概屠杀； 1650 年广州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顾诚在《南明史》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满清的愤怒。实在难怪，满人对汉人种种肆无忌惮的屠戮，实在令人发指。

　　明朝末年，官场腐败，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时我不免设想，如果当时有个神，看见明朝帝国气数已尽，决定把江山交给新的天子，一定不知道接下来的战乱会带给老百姓如此悲惨血腥的大屠杀，否则这个神一定还是认为保持原样的好。起码大多数老百姓有口饭吃，可以婚丧娶嫁，人类正常繁衍更迭，起码不会“地域性人口灭绝”吧。

　　那么，最后问鹿鼎，执牛耳的当政者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满清屠夫，这是历史给中国的最后答案。如果我是当时的汉人，估计是不会爱这样的政府的。我想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应该已经亡国了吧。然而亡国似乎还不是最坏的结局，顾诚在《南明史》中摘录了顾炎武的一段话很有意味：“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大顺军进驻北京之际，百姓还是热烈欢迎的，士绅阶层虽然有所不满，但也可以接受“肉食者”的灭亡，因为现有的汉文明尚能保存。而满清对汉人剃头易服，跑马圈地，是野蛮人对文明人的血洗，是汉文明的倒退，是为“亡天下”。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我们经常喜欢说的“爱国主义”，又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和爱天下虽然本属情感行为，却被赋予了沉重的责任。毕竟，在明末清初的历史风云中，由于大明帝国年久积弱，各武装力量手舞屠刀，“率兽食人”，老百姓身家性命如风中草芥，再让他们爱国，爱天下，委实有些与虎谋皮的意思了。

　　《南明史》读后感(十)：顾诚《南明史》

　　近日读顾诚《南明史》，许多旧日的看法被颠覆了。如果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告诉我，能臣未必是道德楷模，甚至可能比奸臣还要奸诈；那么，顾诚的《南明史》则说明，道德楷模或者自诩为道德楷模的，未必济世，书生误国、清议误国也是有的。

　　与表哥聊史可法，被他警告要小心“翻案风”。史料浩繁，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资料佐证；而判断历史得失、辨别忠坚善恶，则须分清几种价值观的轻重。于是又被无情地批判了一番-_-b 俺哥真是铁血丹心呵。

　　曾经看过一篇教人如何读史的文章，说是应当首先看年表，其次史实，再史评。我基本是反过来了，最开始对历史萌发兴趣的，是黄仁宇的一系列书籍，皆是水煮性质，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了；再看《万历野获编》，也谈不上了解史实，倒是看八卦的猎奇心理更重些；至于年表，仅仅当作工具书，实在搞不清庙号、年号、年代、序号了，翻翻而已。史评最容易读，尤其是史景迁、黄仁宇这种写法，从小事、细节入手，条分缕析地展现历史的一个横切面。然而，既然是他人采撷史料、精心编排的，自然带有作者的思想观点，今后再看同一事件便极容易受他们的影响。越是对于读书少、见识浅的初学者，便越容易如此。所以表哥的警告对我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南明史》读得人满腹心酸，愤怒不已。简直就是一部南明搞笑史，在内讧与骄惰、傲慢与偏见中，将大好河山拱手送于外族。不得不叹息清朝的江山来得实在太容易了，区区数万八旗骑兵，入我中原如入无人之地，更是借汉之矛击汉之盾，不费己一兵一卒而坐享渔人之利。弘光朝廷的“联虏平寇”与慈禧的借洋枪队对付义和团、中正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何等的相似。至于无数汉族将官的反复倒戈叛降，每每读至泣血，若人人自顾若此，则整个民族毫无希望可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明中还有王守仁这样文武兼备、坚守气节、力挽狂澜的能人，而到晚明却更无一人是男儿。有时间，还想再了解下南宋和中华民国史，看看蒙古和日本入侵中原的时候，仕宦黎民的表现如何。

　　顾诚做学问很严谨，整部书引经据典，绝对是在清净的书斋中坐了很多年冷板凳，方可如此厚积薄发。《南明史》很值得一读，唯一的缺点是书太厚了，要是分成2-3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