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全六卷）》的读后感10篇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是一本由[加] 卜正民 等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08.00，页数：22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一)：第三卷:唐朝历史

　　总体讲什么？

　　1. 唐朝历史：世界性的帝国。

　　复述知识

　　2. 第二，李世民构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结合，把唐朝变为二元帝国，并任命少数民族将领。

　　3. 第三，因为胡人再怎么立功也不能当宰相，所以当时宰相规定节度使由胡人专门担任，这样即使他们立功也当不了宰相威胁不了他。结果这个规定给了安禄山方便。

　　4. 安史之乱的影响：第一，盛唐终结，传统政治制度难以为继，藩镇这种军事集团割据全国。

　　5. 第二，大城市被破坏，规矩也坏了，里坊制度被打破，商业兴起，文化繁荣。

　　6. 第三，因为士族子弟也不仅只有纨绔，而且他们学习条件更好，所以科举制其实是更多帮助士族子弟的，但也正因为此，他们越来越依附中央政府，而安史之乱后政府式微，士族也跟着衰亡了。

　　7. 第四，国力衰弱，无法控制陆上贸易，转向海上，沿海城市繁荣起来。

　　8. 第五，文化影响力覆盖周边国家，形成中华文化圈。

　　9. 第六，唐诗达到巅峰，突破题材限制，唐传奇、古文运动兴起。

　　我的感想

　　1. 今日醉了，特此纪念。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二)：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从剥开唐朝的外衣开始

　　历史应该如何被读？

　　就拿这套《哈佛中国史》来说，葛兆光在序言中说道：“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通史，大体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比重大体固定。”但当我们跳出自身的局限，用充满着西方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的“异域之眼”来重新看待并撰写中国历史时，似乎古老的中国从熟悉又变得有些陌生起来。

　　如果说中国人写的中国史是从根基开始向外延展，那么外国人写的中国史就是由表及里，层层渗透，这种感觉就好似懵懂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漂亮的琉璃珠，最先注意到的一定是它艳丽的色泽与新奇的图案，而这些却又往往是被我们自己所忽略掉的细节。

　　以《哈佛中国史》中的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为例，唐朝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不管在什么领域，几乎都达到了那个时期世界发展的一个最高峰。读者除了能够读到一个盛世唐朝经济政治文化的总框架，通过也可以发现很多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一带而过的东西，比如“长安的花街柳巷”、“花卉热”、“在唐朝的外国人”、“唐代家庭中的妇女”、“道姑和女仙”等等一系列的子题，它们如同盛世唐朝的“外衣”，想要进一步的研究就需要剥开它们。而通过这些切入口很小的子题，读者其实又能联想并衍生出看待中国唐朝史的许多独特角度，甚至可以以此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另外，“异域之眼”自然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宗族关系”上，作者认为：“汉朝时被送出去的许多女性仅仅是名义上的公主，而唐朝派遣的是真正的公主”，这里“真正的公主”说实话是需要打引号的，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那个嫁给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是皇帝的爱女，但实际上她最初的身份只是重臣之女，由皇帝后来赐予名号才得以成为公主，不过她的学识修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比拥有真正皇室血统的公主差，甚至更高。那些真正的公主们往往都会以做道姑为由，避开远嫁的可能，唐朝开放的女权使得她们过着相当恣意洒脱的生活，和现在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管怎样，通过“异域之眼”剥开的盛唐外衣，让我们看穿历史，同时也比照现今的中国，那种开放奋发的精神似乎并没有走远。兴替之间，也是我们对于现实的一次映射与反思。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三)：哈佛中国史-秦汉

　　本部书的第一本，也是奠定了中国整体历经千年帝国制度的基础。

　　在秦的时代，在制度上，通过商鞅变法，建立了以兵役为基础统一管理，明确征战和耕种为国家首要任务，仅以战功论赏，以农民为基础的战斗型国家；在战略上，实现远交近攻的政策。这两点在物质，兵力和外交上对秦的统一起到关键作用。

　　统一后，众所周知，秦推广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书中记载另外三点统一比较有意思，一是交通，秦以咸阳为中心，布建全国扇形道路网，方便统一后皇帝的巡幸交通往来；二是，建立标志性的“紫微宫”以北极星为核心，北斗七星为重点，假象宇宙布局，建立皇权标志，并将征服国家的贵族安排在其中居住，便于监管；第三，统一农民劳逸制度，实行田赋和人口税。这些政策是中国实现早期皇权的基础，也被汉王朝继续加强沿用。

　　第一本书有意思之处就在于，看到的秦汉再看现今，有这么多的迹象可以追述，有这么多的本质没有变化。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四)：从窗口观看世界里的中国

　　近几年，随着史料的开发殆尽，各类新鲜出炉的中国史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读多了难免感到大同小异，少有令人激动的新鲜点。回顾最近的阅读经验，一套完全由西洋面孔所编撰的《哈佛中国史》无疑是令人惊喜的，洋洋洒洒的六卷本近三千页的大部头，虽称不上从头至尾皆弹眼落睛，但其中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哈佛中国史》主要着力于将中国作为一个“帝国”来考量，分朝代进行描述。由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并撰写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美国学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撰写前三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罗威廉（William T. Rowe）撰写第六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由德国学者迪特•库恩（Dieter Kuhn）负责第四卷宋代转型部分的写作。在西方学界，研究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学者之间并非存在壁垒森严的区分，因而整套书超越了一般中国史以时间为轴的写法，更接近于专题史“类复线叙事”的写作手法。

　　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葛兆光在丛书总序中概括了近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变化，分别可概括为：时间缩短、空间变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之于《哈佛中国史》，最为显著的特征无疑是其中的第三点“史料增多”，包括了新史料的发现与入史标准的不同，由于作者们的欧美学历与背景，虽然在史料收集方面并不占优，但其解释史料的角度与对于边缘史料的运用让读者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异域之眼”当然并非“上帝之眼”，他山之石，可以启迪。

　　而这些来自海外“他者”的眼光，并非脱离本土的治史精神而遗世独立。《哈佛中国史》总编卜正民直言自己曾深受复旦大学已故历史教授朱维铮的影响。在与朱老的交往中，后者曾用比喻来解释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必要性，他对卜正民说的原话是：“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在世界史的广普框架下，中国历史的内涵亦得以丰富。

　　宋朝与清朝两卷的《哈佛中国史》，由于其朝代的转型特性，其论述的主题与方式更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相对于之前提到的几卷，多了几分相似的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少了更多生活气息。从纯私人的阅读角度，所带来的新鲜感与回味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哈佛中国史》是今年阅读体验中十分值得推崇的一次经历，有时候读史，未必是为了正衣冠、知兴替，也能有更多的选择。比如，通过外国学者的眼睛，去看看我们的祖先如何去生活，如何在世界眼中的“帝国”中生存沉浮。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五)：老虎是怎样被打成保护动物的？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哈佛中国史》这套历史大作，《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五卷，作者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

　　作者把中国的元明两代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着眼点放在这个时代的“挣扎”。这种“ 挣扎”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政治传统的断绝；小冰河期气候的影响；欧洲人的到来与新的世界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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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征服导致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断绝，过往时代中对皇权的制衡势力消亡，起到约束的礼法系统也衰落，这个影响持续到元朝灭亡之后，具体表现就是，元朝与明朝皇帝个人独裁倾向的加强，比如朱元璋废除宰相职位，同时将皇帝个人制订的规则置于法律之上，也就是明大诰。作者在此把元朝和明朝放在一起研究，在其他书中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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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元朝建立前到明朝灭亡之后，这期间是持续了4个世纪的“小冰河期”气候，也就是气温骤降、各种水灾害事件频发，动植物大量死亡，灾害性天气频发。

　　这个视角很值得我们深思，老虎是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物种，老虎都被我们消灭的没多少了，那么其他比老虎弱小的物种的生存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可见我们把环境破坏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今天的环境问题这么严重，是不是就因为这几百年来我们都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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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六)：葛兆光：前有剑桥、讲谈社，这套哈佛中国史有何特色？

　　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编的“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2013）共六卷，是由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负责秦汉、南北朝、隋唐三卷）、库恩（Dieter Kuhn，负责宋代卷）、卜正民（负责元明卷）、罗威廉（William T. Rowe，负责清代卷）等四位学者分别撰写的，现在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这是一件应该关注的事情。我们知道，习惯于专题研究的欧美学者，对撰写上下通贯、包罗万象的通史，向来抱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中国学界撰写系统的中国通史并不多，除了卷帙浩繁而且内容专深、至今也没有全部完成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系列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为入门者撰写的较为简单的一卷本《剑桥插图中国史》之外，在我有限的视野内，还没有一部通贯上下而又分量适中的中国通史。这套上起秦汉，下至清代的六卷本通史系列出版，或许可以呈现近年来欧美学者较为全面的中国历史认识。

　　我曾说过，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时间缩短（把神话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二是空间放大（超越传统中国疆域并涉及周边），三是史料增多（不仅仅是新发现，也包括历史观念变化后更多史料进入历史视野），四是问题复杂（分析历史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这四点当然说的只是清末民初以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学，现在虽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而且这套“帝制中国史”也并不是中国史学界而是欧美学术界的作品，不过，无论这四点变化是否属于“现代性的历史学”（据说“现代性历史学”在如今这个“后现代”的阶段已经过时），或者只属于“中国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学术始终与世界现代学术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它表现出来的历史研究与通史叙事之变化，仍然还在这一现代历史学的延长线上，这套著作中呈现的历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别归入这四个方面。

　　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们常常能够以西方历史作为背景，时时引入欧洲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更扩大了史料边界。

　　欧美学者写中国通史，当然与中国学者不同；二十一世纪写中国通史，当然也与二十世纪不同。以往，中国的中国通史，基本上会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因此，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历史叙述中总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领域大体上只是依附在这个主轴上。尽管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开始，中国通史写作就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但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

　　说到“复杂”，对中国读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问题复杂”。所谓“问题复杂”，说到底是一个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的变动与多元。二十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现代史学比起传统史学来，不仅增加了“古今”、“东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进化的观念代替循环的观念，以平民的历史代替帝王的历史，打破原来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其转化为现代的文史哲学科，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对历史资料进行客观的审视和严格的批判。但到了二十一世纪，本质与建构、想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以及帝国与国家、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化、疾病与性别等，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国”与“历史”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认识，因此，这一套帝制中国史书系中涉及的很多新说，也呈现了晚近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这或许也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我一直强调学术史要“别同异”。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特别要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千万别把他们研究“中国史”和我们研究“中国史”都用一个尺码评判或剪裁。有人误读我的说法，以为我是把海外中国学看成“异己之学”，将海外学者“视为另类”，其实不然，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不同，所以，我才认为特别要重视这个“异”。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 / 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 / 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我们还能从他们那里学什么？他山之石才可以攻错，有所差异才互相砥砺。总是说“和而不同”的中国学者，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却没有“和”。所谓“和”应当是“理解”，即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不同”。中国读者可以从这些看似差异的叙述中，了解欧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些颇为异样的思路之来龙去脉。比如《宋代》卷中，在提及欧美有关宋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时，作者列举了贾志扬（John W. Chaffee）、李弘琪、柯睿格（E． A． Kracke）、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研究；在有关宋代日常生活仪礼的研究中，则介绍了华琛（James L.Watson）、伊沛霞、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柏清韵（Bettine Birge）、埃琛巴赫（Ebner von Eschenbach）的成果。而对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当年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曾经认为，明代是宋朝皇帝与蒙古大汗两种传统的结合，蒙古野蛮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对皇权的限制都摧毁了，这就形成明代所谓的“专制统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 Farmer）则更有“独裁统治”（autocracy）的说法，把明代这一政治特点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来；接着贺凯（Charles O. Hucker）又以胡惟庸案为个案，讨论了明代初期皇权压倒相权的过程，以及“靖难之役”使得皇权进一步加强。这样，我们大体上知道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专制”这一问题的讨论经过，也知道了有关明代“专制”研究，美国与中国学者的差异在哪里。

　　这也许是理解清朝作为一个“帝国”的关键？

　　“帝制时代”在1911年结束，这套从秦汉开始的六卷本“帝制中国史”也在清朝结束之后画上句号，但掩卷而思，似乎这又不是一个句号，而是省略号。为什么？请看罗威廉在最后一卷《结论》中提出了“帝制中国”留下的三个问题：

　　走出帝制之后的中国，似乎仍然残留着帝制时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深思。若干年前，孔飞力曾经在《现代中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近些年来，东洋学者撰写的中国史，较新的如讲谈社之“中国史”系列，较旧的如宫崎市定之《中国史》等，都已经翻译出版，并且引起中国读书界的热烈反应。我听说，引起热议的原因，主要是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让看惯或读厌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那么，现在西洋学者撰写的这一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呢？人们常引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编纂的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是否也会“侧看成峰”，并且引发中国读者新的思考和议论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于上海，8月14日修订于芝加哥。

　　本文为转载。原作者为葛兆光。曾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9期，题为《侧看成峰？》，2016年9月25日出版。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七)：站在屋外看屋内

　　我国历史学家朱维铮和本书的主编卜正民交流时候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就像一间屋子，中国的历史学家坐在屋里，可以看见屋里每一个细节，但他的视野仅限于屋子内，没办法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清这间屋子所处的位置。而这个问题只能由站外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国外的研究者来提供答案。”

　　这就是我们读鬼佬所写中国历史之意义所在。

　　虽然是大部头的皇皇六本巨著，但因为历史事件都很熟悉，所以撸得比较快，主要是看作者不一样的观点。这里就分享每本书里最让我醍醐灌顶的6个观点。

　　1.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美：陆威仪）

　　2.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美：陆威仪）

　　魏晋风度：九品中正制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层固化，知识分子不再坚持“学而优则仕”。转而追求文学、哲学、美学和享受生活，创造了新文化和新文学，清谈盛行，构成了别具一格的“魏晋风度”。（这一本忍不住写了两点，因为这段历史最不熟悉，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书上是打星号的，懂得点赞：））

　　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美：陆威仪）

　　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德：迪特·库恩）

　　宋朝的转型：宋之前的中国由“皇帝+士族”构成的上层社会，而宋朝之后就是“皇帝+士大夫”的模式，这给了读书人很大的机会。因为士族是由血缘来界定，是一个世袭集体；而士大夫阶层是一个身份集体，是在儒家经典知识教化下形成的一个新集体。社会各阶层的通道被打通，全面的激发了社会活力，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毋庸置疑（就是打仗菜了点，原因很多：比如文官系统空前发展且压制武将系统，还有神一般的对手：游牧民族。唉，还是原谅他们吧）

　　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加：卜正民）

　　元明时期的三个挣扎：一是蒙古征服导致中国传统理念的断绝，以儒家为代表的制衡皇权势力逐渐消亡或者“叛变”，明朝名义上恢复汉统，其实在制度方面尤其是皇权建设上是延续了元朝的做法。所以“崖山之后无华夏”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二是持续4个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导致灾害频发，促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欲望加强（下一个小冰河时期是清朝入关时期，又是游牧民族南下），这个说法是不是很新鲜，同时又觉得有点扯；三是欧洲人的到来对天朝产生的影响，大航海时代开启，中国被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朝贡体系难以维系，天朝逐渐被西方文明所影响。

　　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美：罗威廉）

　　最后总结：屋外的视角确实不一样，不同的维度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观察点。而且卜正民是用心的，虽然他是费正清的徒孙，但是不得不说，这套书比《剑桥中国史》整体更有阅读价值。（我觉得《剑桥中国史》的精华在后一两卷，前面完全不用心。）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八)：《哈佛中国史》的“姿态”

　　《哈佛中国史》一套六卷，四位作者，一位德国人、两位美国人、一位加拿大人。

　　我们为什么要看外人写的中国史？

　　一

　　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二

　　葛兆光在《推荐序》里说：以往，中国的中国通史，基本上会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因此，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历史叙述中总是占有很大篇幅，其他领域大体上只是依附在这个主轴上，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比重大体固定。

　　卜正民说：我大致与中国所谓“文革一代”同辈。1970年代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为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我们要用明清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

　　我请他们引用自己的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

　　卜正民承认：这套书仍然保留的一个传统上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

　　三

　　7月份，学生毕业，我赠送的礼物就是每人一套《哈佛中国史》。

　　我现在开始读这套书的最后一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你不要以为我已经读完前面各卷啊——前面我一卷也没有看过。之所以上来就是最后一卷，是因为我家那位清史博士说前面一些卷写得很不好，但这一卷还可以看，呵呵！

　　我仔细看了葛兆光的推荐序和卜正民的中文版序，觉得挺好啊。于是嫁接起来，抄出来上面的文字。

　　贴这篇文字的时候，发现不给个评价就无法发表。但我还没有读完全书，怎么评价啊！算了，我先给个初评（中性一点），说不定最后我还会回来修改这个评价的哇。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九)：《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很多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坦言，中国研究的总量，几乎等同于一个欧洲。当然，这并非确切的说法。目前中国的疆域面积大略等同于欧洲各国的面积总和，而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则处于时常变动的非均衡状态。有别的是，中国没有近代欧洲如此复杂的民族/国家认同；帝制时代的中国，其文化也非基督教神学一统格局被打破后西欧各国的文化差异来得显著。但是这样的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它至少暗示着，中国及海外中国研究的复杂程度非同一般。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首先面临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难题，其次则是陌生的文化环境和人生经验，但同时也赋予他们以敏锐的感觉，促使其追问异域中的“无疑处”，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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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读后感(十)：唐朝的小区管的比大学宿舍还要严格吗？

　　作者将唐朝放置在大历史的坐标系中，纵向比较唐朝为中国历史开创的新局面，也横向研究唐朝作为一个国际体系中心，而形成的“世界性的帝国”，并以安史之乱入手，研究其带给唐朝乃至中国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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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的历史条件

　　（2）唐玄宗时代的宰相李林甫，特别的崇尚权力，为避免节度使立功被召回中央威胁到自己的相位，出台政策规定，节度使一律由“胡人”担任，成语口蜜腹剑指的就是这个人。

　　从唐太宗开始，军队里任用了很多胡人，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将领和士兵。安禄山就是一个胡人，他当兵后依靠自己逐渐爬到了节度使的位置上，并且兼任了河北三个军镇的节度使，军、政、财各项权利集于一身。由于李林甫的政策，安禄山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的部队中胡人比例非常高，而且对他及其衷心，这样安禄山就逐渐形成了能够与中央抗衡的实力。

　　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开始造反，安史之乱就这样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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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之后虽然被平息了，但是对唐朝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但是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时光一去不复回，往事只能回味。

　　（1）政治方面：唐玄宗流亡，盛唐终结，均田制、府兵制等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难以为继，中国政治制度走向彻底扭转。同时，因为河北都是安禄山的旧部，藩镇割据严重，与中央对峙，影响持续整个唐代，乃至五代十国。

　　以上的管理方法现在看起来有点像大学宿舍的管理规定，这种制度就叫做“里坊制”。制度的初衷也是为了安全，但是人民的内心难免会感到不爽。

　　安史之乱后，里坊制也被打破，城市的商业区和市民生活区融为一体，商家经营时间更长，居民消费也更便捷了，提升了城市经济活力，花街柳巷等场所也随之兴盛，并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繁荣。

　　（4）文学方面：说到唐朝，绝对不能不说唐代文学，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唐诗了。唐诗为什么能够达到巅峰，作者认为是唐诗突破了南朝“宫廷诗”的框架，出现了更多边塞、田园方面的诗歌。同时诗歌的作用不仅仅限于道德说教，而是有了更多的自我表达，这些变化给了诗歌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