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10篇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一本由[美] 陆威仪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一)：异乡人的异国史

　　文/dyonline

　　这次约评的几本书都是我从心眼里喜欢的，就像盐野七生先生说的那样，无论什么时候，写历史类的书籍总是不会缺乏读者。人类是一种求知欲强烈的生物，不仅对未知，也包括对自己的过去，尤其是那些辉煌的历史过去，人们更是翘首以盼。

　　——题记

　　前前后后，我总共花了半个月来阅读本书。首先，我先整体评价一下这本书吧！或许是由于作者是外籍人士，所以在编排上面与我们日常接触的国人出版的书籍有所不同。同时，这是一本学术类的书籍，书后附录了大量的参考文献，这些也是史实的来源依据。作为历史类书籍，书籍最后还附上了年代及说明，以及一些英汉对照。从我自己作为读者的角度，我很喜欢这种编排，我可以从里面找到我想要找到的内容，并且能够把一些零散的历史像拧绳子一样帮我整合起来。

　　其次，我来谈谈作为一个读者，读书籍内容的感受。说句实在话，这是一本厚重的书籍，除了说书籍本身内容丰富以外，当然就是贴近书的本质，书籍所包含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书籍从各个层面阐述了秦汉两个朝代的兴衰成败，里面有念书学到的历史梗概，更多地是我从这本书才了解到的那两个—秦与汉—我为之着迷的帝国。正如作者—陆威仪—写的这样，秦汉算是真正地开启了中国的帝国时代，也是从此时开始，这片土地上的人开始逐渐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常常脱口而出，“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是有其内在含义的。历史不仅仅是记述了人们当时所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政策，小到凡人日常。从开始阅读正文开始，我就深深被吸引住了，仿佛自己回到了那个时代。与此同时，你在了解过去的种种就会自不自然地对比自己生活的当下，你能看到时代的进步，当然也会对一些风俗人情醍醐灌顶。你会突然意识到一些植根你我潜意识的东西竟然是在帝国最开始就开始向人们灌输的种种，比如为什么农村家庭兄弟会分家，国人为何会钟情于外国月亮，等等。与其说读完正本书籍，还不如说在阅读过程中，我就思考了很多。我想你也一定会从这本书里面收获良多，毕竟这是此后2000多年发展的基础和本源，包括今天，你也可以从书中看到非常多的影子。所以，就不得不说这两个朝代的伟大，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想说作者作为一名外国人，能把中国历史写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也可见作者确实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翻译者也非常地努力，正如图7，我很多部分都是边查字典边阅读，说明翻译者用字较为考究，贴近历史著作的特点。当然，在最后，我发现了一种的一个勘误，如图8所示，好书应该无暇,不过，我想当你们拿到的书应该是正式版的，享受历史吧！图 1 年代及说明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二)：《哈佛中国史1》 解读

　　

关于作者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师从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本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陆威仪的著作。

关于本书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陆威仪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全书分十个专题，各专题又以时间演进为序，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见解精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核心内容

　　秦与汉对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对于西方，是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一些特点，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后来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时代特征分别是：

　　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

　　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

　　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5.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三)：“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

　　中国很多讲秦汉史的著作，很少置于全球史的角度来衡量，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不仅能够看到中国史，也能看到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和全球史。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

　　本书共十个章节，按时间顺序，讲诉了秦汉两朝的概貌，包含了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生活、性别等很多方面，文中讲诉了两个朝代的演变，将秦和汉成败兴衰，在政治和社会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一切问题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按照时间顺序将秦和汉穿插着来讲诉，能够更好的理解历史的演变，能够很好的补充这部分原有的知识空缺。

　　作者讲述：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古典”时代。

　　深入探讨了“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

　　一、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

　　二、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

　　三、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四、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五、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小笔记：

　　①、秦朝的第一个改变是为统治者设计了一个新的称谓和典范“皇帝”，

　　“皇”通常表示：“闪耀”或者“神奇”当时更多的被用作“上帝”的代名词。

　　“帝”是商朝最高的神，秦宗教中的四位神被称为“帝”，由此也象征着宇宙。强调拥有上帝一般的权力。

　　②、秦政府深信一个统一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信念，它力图通过减少人们和书籍的联系，来控制政治思想的统一，但并没有对书籍进行系统的毁灭。很多私人撰述的哲学著作，将之藏于皇家图书机构，只供国家制定的学者进行研究使用。最终的灾难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当项羽军队攻入咸阳、掠夺秦宫时，把秦朝的皇家藏书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③、秦的第一代皇帝没能有效地根除地方势力派别，没能确保人们普遍接受一个绝对专制的权利。秦始皇的同时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对其他区域的统治。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四)：《哈佛中国史1：秦与汉》：提纲挈领把握秦汉时代的精神内核

　　《哈佛中国史1：秦与汉》：提纲挈领把握秦汉时代的精神内核

　　《哈佛中国史》一卷六本，最近被中信出版社引进，引起读书界很大的关注，在市场很受热捧，时值双十一期间，我经常光顾的一个读书小组里，很多书友都晾晒了对这套书的购买，还有的书友抱憾说没有抢到，可见，此书虽然中文版问世很短，但却积赚了良好的口碑。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读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一直成为中国人所乐意于做的事情。这不知是一件可喜的事，还是一件悲哀。为什么我们会乐于从外国人的视角，重新与认识我们的过往？为什么我们会在外国人的文字叙述中，寻找对我们往日的解读？我想，凭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外国人所著的中国历史有着与我们的通常历史不一样的触发点与表述方式，这些舶来的历史，对事件的再现鞭辟入里，直达核心，抓住要害，加以提拎，且西方历史的叙述注重细节性，注重从个体的视角来再现历史。我们从西方人拍摄的历史纪录片里也可以看出，同样是表现二战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拍的片子，是只有笼统概括，没有细部交待，而西方人拍摄的纪录片，往往从敌对双方的士兵角度，来展现整个战争的对立状况，有了视角的存在，西方历史往往很给人以真切感。

　　《哈佛中国史》的开篇是从“秦与汉”开始的。整本书看起来也不算太长，全书文字也不过二百六十多页，以此来回溯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两个朝代”，只能说整本书的风格是钩玄稽要，列举重点，加以点染，在极精简化的文字中，表述出两个时代的最本质的走向与大势。

　　全书之所以把秦之前的历史推向背景，是因为这部书的体例是意图解释中华帝国的前世今生，而秦的统一中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帝国时代。秦的时代，与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有着不一样的特质。因此，这套丛书从秦开始对中国历史的陈述，实际是迎合了本书所确定的总主题：“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这也就确定了本书不是一部纯粹的面面俱到的中国通史类著作，而是倾向于从“帝制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特色专攻的专史。

　　西方人历史书给我们的好奇还在于，西方历史著者为了便于让他的受众群体能够了解异域历史，往往从地理入手，来点染历史的风云走向。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作者是从“帝国版图”开篇来展开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叙述的，而把地理背景“三下五除二”地交待清楚之后，一团乱麻似的历史，也就很自然地桥归桥，路归路了。我们在书中看到，本来在我们的中国史书中总是异常复杂的秦国统一七国史，在作者的地理位置图的清晰界定下，立刻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正如作者所说，他对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为我们提供了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代的地理背景。”西部，构成了秦国的核心区域。而在黄河流域的东端，则是齐国。作者以一条黄河为线，把西与东端的两个强国确定下来，然后中间罗列着由“三家分晋”之后形成的韩、魏、赵三国，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横亘着巨大的楚国。齐国的北边还有一个燕国。作者就这么寥寥几笔即把七国的方位与由这种方位决定的合纵连横终至一枝独大、归并于秦的历史走向，给予了清晰易辨的交待，之后，作者在阐述秦国统一中国的史实复述中，便沿袭着这样的脉络不断地描深而已，使得秦的统一史简洁明了。

　　而实际上，作者并无多大的兴趣，去重复秦的统一历史的细部描述，作者把更多的考量放在了秦汉帝国的来龙去脉的最核心的关系问题上。这个核心问题，可以用三个问号来概括：秦为什么能够在七雄争霸中胜出？秦为什么二世而亡？汉为什么国祚延长？作者的回答的确很有启发性。在回答秦为什么统一中国时，作者认为秦依靠的是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商鞅变法，实施了全民兵役制，强化了秦国的武力征服力量。二是范睢改革，推行皇帝极权，而且他还是第一位提倡秦国进行扩张的政治家。凭着这两点，秦国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统治手腕，横扫六合，统一了中国（P39）。

　　书中的其它章回都在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述秦的短与汉之长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原因，每一个插片拼装的答案，都回应着全书的核心脉络主线。这一叙述结构，使得全书更像是一篇高踞于史实之上的历史论文，提纲挈领地把握住了秦汉时代的精神内核，而作者提出的一些简明的判断撑起了那个时代的基础骨架，从而使全书呈现出一种奇观：以如此之少的文字，却把握住了时代的命脉与精髓，这就是这本哈佛史开篇之作给我们中国读者的惊艳之处吧。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五)：读《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本书是《哈佛中国史》(全套共六册)的第一册，页数不多，3个晚上读完。

　　中国人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史，很大的驱动力在于作者的视角和文化背景与中国人不同，往往会有新的见解，用不同的文笔作出不同的解读，这也是这类书籍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在本书中，作者把中国的历史做了一次大胆的“砍头”，夏商周一概不谈，直接称秦汉时期是中国的古典时代。这个观点仅仅是考察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应该没问题，如果放入整个中国史中，还是砍了一大截，有失偏颇。而整套丛书称为“帝制中国史”看来是恰当的。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时间跨度2000多年，也基本够用了。就像孔子时总结夏商周的历史经验，站在今天，我们也可以从秦汉时期开始总结。

　　本书认为中华帝国有五个特性，这五个特性在今后的2000多年持续发生着变化和作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也影响着世界。实际上，作者也是从这五个特性出发，从不同的侧面来剖析中国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的。

　　在五个特性中，自己对豪强大族这一因素最感兴趣。豪强大族作为地方势力，对整个中国政局有何影响，对城市化或乡村生活、法律、军事的演变有何作用，同时，是否间接影响到世界，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书中第4章写城市，在城市化的当代社会，可以对古人的城市生活管中窥豹，了解一下城市化给古人带来的影响。或许对当代的城市生活可以借鉴、反思。

　　本书重大的亮点，或者说个人最喜欢的章节是第10章法律。这一章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法制史的内容来看，或许是由于西方作者的法治文化背景因素促使其更关注法治，因而写下法律一章，或许是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创制时期，法律尤为重要，所以作者用了较多笔墨。不管怎样，作者在本章中对法律的介绍比较详尽的，观点也是有说服力的。在“法律与语言”一节中，指出法律体系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技术词汇和语法，精于此道是参与法律事务的关键。很有见地！另外也能让人联想到当代哲学对语言作用的判断。在“法律与调查”一节中，指出中国法官也应该是一位侦探。如果说，这是中国的法律传统，那么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传统还在。

　　书中的观点有些真值得商榷。如书中94页写道：“这显示出司马迁认为断绝和地方社会的联系，是创建帝国事业的关键。”无论是从文中引用的故事（项羽和刘邦能是否离开家乡）来看，还是自己通读《史记》后产生的感觉，都没觉得司马迁有这样的观点，个人认为这是作者将其观点强加给司马迁。作者的主观判断太强了，或者是太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作者将故事的含义随意引申，得出结论（而结论的内容又事关帝国创建的关键），然后说这是司马迁的。这个故事能显示司马迁的观点吗？司马迁会认为“创建帝国事业的关键是断绝和地方社会的联系”吗？这是历史观的问题还是写写无所谓？这可是关于“关键”的观点啊！

　　最后，书中207页有基本史实错误，大起义和朝代对应错了。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六)：新视角下的秦与汉

　　新视角下的秦与汉

　　文/米雪

　　从秦与汉着手，中国早期帝国这一概念，令人耳目一新。在这里，分卷编者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份子，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探索离不开世界这一整体局面，《哈佛中国史》的第一卷《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以整体探究局部 “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卜正民教授，是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正是他主编了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丛书。《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由“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的陆威仪教授编写。不同的视角，写同一段历史，给大家耳熟能详的秦汉历史提供了一个多角度探究和观察的另一种方式。

　　书中首先将秦汉历史分成十个专题，每一个专题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为读者首先梳理出一个关于秦汉历史的总体面貌，在每一个小专题又将这些板块进行细化，从而从多方面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中国，无论是概念上的，还是地貌上的，中国历史是世界里的一部分，将中国历史从“中国”扩展出去，置身亚洲历史当中，以远观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将眼观放在高处，有限避免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局限。在该书葛兆光教授的序言中，葛先生也曾赞同这样的写作方式：“……把历史中国放在亚洲背景之中，这或许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应有的趋势。”

　　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一直在随着不同的统治者有所变动。《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一章的《帝国版图》就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所以，地理学中的秦汉的帝国版图，不光是地理位置上的，还有文化、意识、人文环境上等多方位、立体的空间版图。书中说道，早期的中华帝国，几乎离不开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地所构成。水源是人类生存必须的生存条件，自古以来人类几乎是“逐水而居”，水源丰富、土地丰茂的地方确实是适合人类居住，加上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基本国情，土地和水源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水源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土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因为各种因素，在古代重农抑商一直是基本的国情，所以中国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结。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一直以拥有的土地多少为“富有”的标准，有适合耕种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相对于商业流通，他们更喜欢把钱用来置田。人口的流动，土地的更迭，无不成为中国历史的另类的缩影。所以，书中说：“控制土地和水源，对秦、汉的帝国结构与其历史进程，都是最为基本的。”

　　以往在历史书中学到的历史，是朝代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更多的是着重展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这一套《哈佛中国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它更注重历史的整体性。它不是以某个人或者某个重大事件或者时间来进行叙述的，例如这第一卷它就将秦汉两个朝代融会贯通，以专题形式进行展现，书中甚至都没有着重去叙述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它注重的是“通”而非“细节”。如同化学中的“萃取”，提炼自己需要的，剔除那些不需要的。这样使读者一眼明了作者每一个“萃取”到的专题精华，这种写作方式，目的性强、易于归纳整理。

　　秦朝的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统一，各种的“统一”为以后各个朝代都提供了可参考的模板；汉朝为中华儿女命名了一个民族，西汉、东汉的更迭，也为以后的统治者的治国方式作了“内参”，秦与汉的历史，可以说是古代中华帝国形式的框架，填充内容这种事儿，还需要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可以完成的。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七)：秦与汉，中国的古典时代

　　秦与汉之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之于西方，是中国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一些特点，影响了后来的整个中国历史：

　　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

　　并非所有国家都向往“统一”；建立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天下”。

　　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

　　皇帝被神化；皇权被推崇并延续长达2000年。

　　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记”和“传”即是学术著作，也是国家指导思想；各门类的书都被纳入官方主导体系；国家主导的文化道德规范被建立，但并未被渗透。

　　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废除普遍兵役制；“中国”文化概念成功外扩。

　　5.农村地区赋予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汉朝要消灭豪强；经济和税收反而壮大豪强。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八)：《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首先要明确的是，剑桥中国史和哈佛帝制中国史两套著作所论述的历史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剑桥中国史涵盖了中国的起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是从第一个帝制王朝秦朝展开叙述，直至大清帝国的灭亡，因此它避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驳杂而又多元的探讨，有利有弊，暂且搁置。另外，剑桥中国史著述的年代，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地位非比寻常，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囊括了最新的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史学研究观点的调整，不仅是视野，很多情况下是叙述重心乃至结论的改变。更难能可贵的是，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对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比如欧洲中心论、进化史观）进行了深刻自省，梳理总结了学术研究的遗产和不足。

　　很多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坦言，中国研究的总量，几乎等同于一个欧洲。当然，这并非确切的说法。目前中国的疆域面积大略等同于欧洲各国的面积总和，而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则处于时常变动的非均衡状态。有别的是，中国没有近代欧洲如此复杂的民族/国家认同；帝制时代的中国，其文化也非基督教神学一统格局被打破后西欧各国的文化差异来得显著。但是这样的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它至少暗示着，中国及海外中国研究的复杂程度非同一般。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首先面临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难题，其次则是陌生的文化环境和人生经验，但同时也赋予他们以敏锐的感觉，促使其追问异域中的“无疑处”，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政治经济史、人物事件史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侧重一种共时结构的研究（源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搭建起族群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同时持久关注着普通人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多位作者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制度的连续性，分析阐述时注意到了“瞻前顾后”，他们多从内部分析问题，兼以考察外因如何影响内因、内因如何渗透进外因，以及偶然事件如何造成连锁式影响，更多是以历史叙事补充追问所谓历史真实之类的论题。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然而，近些年，随着历史哲学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书写的探讨的不断深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原先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较为成熟，无太多可以开拓挖掘的重大命题（当然，随着新材料和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也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大改变，推翻之前的某些论点），倒是先前多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地理学、生态史、社会生活史，因其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范式方面上的创新创造，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也为学界日益认可，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近些年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基于近些年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作者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在更多情况下是写给西方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书。其中，不免涉及到许多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因此，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彼此参照对比，让西方读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吸收新的知识（而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中文读者认识西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作用），也就显得较为必要，而比较，恰恰又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隋唐五代十国被称为“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话语中，这一段历史被视为“中国的中世纪”，此后的宋朝则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该学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经京都学派发扬光大，广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赞同，国内学者中存在争议，此说是否有比附西方历史进程的嫌疑？再如《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论及诗人李白，将其与英国诗人乔治•拜伦进行参照，评论道，对李白诗歌的赞赏，“也往往变成一种个人描述，他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的传奇人生。于是李白与拜伦有了相似之处，其诗作中的英雄总是被阐释为作者自己，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作者的个人神话吞没了这些诗作。”还有《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在其中将中国清朝的士绅（英文对应词为“gentry”）与英国绅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文中的gentry一词会造成误解，让人联想到亨利•菲尔丁与简•奥斯丁小说中，穿着红外套猎狐的绅士贵族。但将它应用到中国并非完全毫无道理。虽然中国士绅没有世袭的贵族爵位，他们如该词之由来的英国绅士阶级一样，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享有帝国给予的特权，且被期待着要负责掌管地方事务。中国如同英格兰一样，也曾经有过真正的贵族，到近代早期仍有留存，但在乡间已大致上被作为主导地方社会力量的新兴阶层所取代。”历史比较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异域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习得和人生体验，在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了有难度却颇为重要的理解，从“以己度人”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stand in one`s shoes）。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充分，容易以偏概全，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全部真相，其实只是形成了自己的误解与偏见，而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则有着拨云见日的作用。发生在唐宋易代之间中国文化的内在转向被学界称为“唐宋变革论”，许多人以为，唐代女性比宋代女性拥有更多的人身自由，而南宋后，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女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而在《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写道，“唐代通常被描述成中国妇女的一个‘黄金时代’，和强调守寡殉葬、三从四德以及将缠足作为新时尚的后世相比，唐代妇女更加自主且更有权力。然而，这个结论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女性商品市场是唐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显著部分，并且以纳妾的形式将这个市场转移到家庭之中。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妇女地位下降进程的一部分。”又如罗威廉在《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对孙中山神话形成的阐释。晚清民国时期积极推动“革命”的孙中山，在国民党的正统叙事中无疑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一呼百应”，但从本书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之前参与的革命实践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期间他不在中国本土，而是流亡海外，等到革命基本成功——多省宣布独立于清廷，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才回到中国。因此，以孙中山本人的直接参与或间接作用视为革命成功的原因的解释，并非完全坚不可摧。他总结道，孙中山“最适合作为宣传者，和其他革命分子间的中介者，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而此后，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毫不例外地将国家的合法性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对孙中山的“追认”上，可见作者所言非虚。

　　帝制中国历史上，典籍中存在着不少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其往往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连。对于所谓的“龙见”现象、“天降祥云”等论述，现代读者该如何认知，往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站在古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当然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说容易做起来难。在现代科学至上的年代，轻易地将这些论调斥为封建迷信不费太多精力，也是流行的做法，但在卜正民看来，“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同时，也不能忽略“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还进一步反问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那样的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言语之间，对科学至上主义和现代人的傲慢，表达了疏离和质疑的态度。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便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这对国内某些动辄书写中国全史的学者（让人怀疑其有多少创见）来说，毋宁是个学习榜样。同时，它还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比如罗威廉对孙中山神话的解读，又如他对太平天国作出的、迥异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阐述。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九)：地域地扩张与帝国的发展

　　约翰•基根的《战争史》提到史前时期的努比亚的战争，人们开始为了生活，为了资源、土地、权利、财富等进行打仗。而中国战争的地域扩张，让中国逐渐建立了早期的帝国规模。《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为我们展示了早期帝国的形成、人群关系以及早期文化、宗教的出现及发展。

　　作者陆威仪，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专注于中国文明的研究。本书以地域为核心，记述了中国早期帝国的形成，秦朝与东西汉的发展，包括地域地扩张、帝国对外的防御、国家的改革治理、人群的关系以及宗教、文化的出现等等。书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地域地扩张，秦朝与汉朝相继帝国的建立；二是帝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制度的改革等。

　　在内容上，区别于国内的其他中国史，国内大多中国史以时间、帝王、大事件为主，而《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却以全局发展为概念，不拘于某位帝王，而是以秦朝与大汉的不同文明进程为主，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观念、制度的早期雏形，而这正是千年封建制度的基础和影响。在风格上，除了叙述，还加入了古文，原汁原味；配上黑白插图，感受了当时社会的风貌。

　　书中的开篇，就提及了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而这种特点也造成了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战乱时期，秦最早建立于公元前897年，起初只是周朝一个小的属地，可在公元前672年，秦国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中央区域，公元前4世纪，征服周边的游牧民族。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秦国在战国时期就控制了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了诸侯国，占有关东平原和长江流域，秦帝国建立。汉朝的版图扩张主要致力于征讨匈奴。匈奴掌控着汉帝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了更好地了解各个民族，如乌桓、鲜卑、大月氏等。最后汉武帝攻打匈奴，并把军事力量深入南部、西南部、朝鲜以及中亚的东部，汉帝国当时拥有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

　　地域地扩张成就了帝国的建立。帝国与地域相互联系，与此同时也要防御与治理。秦国的强大在于商鞅的变法、范睢的改革，使得秦国统一以及后期的壮大。汉朝的大多管理模式沿用秦朝，同时加以改革。在公元前154年朝廷击败诸侯之后，在兵役、文学和艺术、以及地方权势上有所转变。而地方权势的这种社会结构把本书指向了新的层面——宗族。

　　宗族和村落决定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如第五章详细讲述了汉代南阳的樊氏家族，他们通过联姻的纽带、强化血缘宗族的关系以及集体所有的财产等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农村社会的权威。而早期帝国生活中的儿童、妇女的地位等在宗族中呈现。

　　本书除了对早期帝国地域扩张与形成描述外，还对帝国早期的宗教、墓葬、法律给予了更多国内中国史的补充。中华帝国的宗教信仰分别两个领域“神”和“阴”，两者的联系可以通过献祭的庙龛或神坛，还可以联结灵媒。这也说明着帝王们为何要进行祭拜仪式、死后要风光大葬。著名的马王堆墓葬在书中作为实例，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以地域为核心，诠释了早期帝国的形成与发展，秦与汉的制度将会对未来带来深远的影响。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十)：本书更像是一本秦汉史导论

　　或许是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差异，在这本书中完全看不到过多的笔墨着色于个人，对秦始皇横扫六合的功业是非付之阙如，对汉朝几位伟大的君王—刘邦、刘彻、刘秀等也没有太多论述，就更不用说其他人物了。本书更多地是从宏观和整体上，去探讨秦朝两汉的地理政治学、政治军事体制、农村城市、文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因篇幅限制，更像是导读。作者笔触客观，没有感情带入，人物也仅是宏观论述过程中所举例子的素材而已。

　　这样的写作能更全面、以更宽阔的视野的向读者传达秦朝两汉的样子，通过方方面面的考察，更多地以文化、制度为核心展开论述，而不以王权更迭、皇室争斗为主要内容，能更加立体饱满的呈现一个朝代的面容，对于汉朝的倾覆，作者也未归错于昏君无能，佞臣当道，而是归因于政府的军事和民族政策等等。当然，这样的结构给人一种杂乱冷硬，想包罗万象却又浅尝辄止的感觉，更加不符合历史爱好者钟情于帝王将相等风流人物，以及他们和时代的相互影响。

　　秦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秦汉之前，周朝实行分封制，战国后期，分封制逐渐瓦解，尤其秦朝在商鞅变法后，从分封制大步迈向了官僚制，从列国脱颖而出，继而完成一统。汉朝上承秦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到汉武帝时，帝国的权力已高度集中，皇帝通过任命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统治全国，并牢牢将兵权握于手中。与此同时，随着帝国农耕经济的发展，汉朝的中产阶级——地主、乡绅等逐渐崛起，这些中产阶级通过宗族、相邻、姻亲的纽带，建立了牢固的根基和庞大的关系网，影响力日益巨大。众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即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顾名思义，所为中产阶级即是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在社会财富总量分配过程中，个人财产与国家财产此消彼长，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自治权利与国家统治权两者的此消彼长。秦朝在商鞅变法后，一切社会生产都围绕着军事而运作，连年征战加之庞大的军事存在导致税负极高，快速地消耗了国家和社会财富，使一般家庭难有多余积蓄。汉朝建立后，统治者主张休养生息，降低税负，鼓励农耕，地主阶级逐渐壮大，地方势力的强大影响了皇室权威，使得政令不达乡村。当然，汉朝时，统治者并没有像明清的统治者一样去极力压制民间财富的增长，因此，才有了各豪强大族。

　　权利和财富相伴相依，因此，对于集权的君主来说，只有消灭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所有富人的财富均是因效忠君主而被君主赐予，所有人和财富的生杀予夺都在君主手里，才是完美的集权。然而，个人的力量始终无法扭转历史的潮流，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人权利始终在相互博弈，不论是以无休止的战争去消耗国民财富，还是通过政策和强制力甚至暴力统治去压制个人财富聚集，均非长久之策。如果无战争之情况下，徒有内耗，岂不妙哉？

　　嗟呼，夫人之智慧，穷尽宇宙，虽上之策昭昭也，然为苟六尺之躯，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