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精选10篇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一本由[美] 罗威廉 / William T. Rowe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一)：《哈佛中国史6》| 解读
关于作者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关于本书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作者罗威廉教授同时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核心内容
作者用“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这三个当今西方汉学界研究清史的新角度，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形象。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二)：最初的征服到最后的挣扎
清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帝国时代，也是中华帝制的最后一个王朝，使得“大清帝国”相对于其它朝代更替，更具有特殊性。作为“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教授所撰写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在最新的清史研究基础之上，以“从15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为前提，讲述一个完整的“清史”。
清朝从“满人入关”开始，在随后漫长的300多年的统治中，“满洲人”这个种族是否逐渐被同化或是消失，还是被刻意守护一直存在于整个清朝中，是史学界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在书中采用的正是后一种叙述背景，将满族视为一个始终存在的并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以此为基础，种族意义在整个大清帝国的统治中具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最初的征服，似乎是“边疆民族的杂牌军”的突然崛起，他们带着鲜明的种族特征在征服着不同的民族后，又用不同的面貌统治其多元的属民。“如果清朝的统治者以中国臣民而言是天子，对蒙古人而言便是大汗，对西藏人而言则是转轮王”。因为统治者所特意维护的民族特性，使整个清朝与中国历代前朝有着不同的统治方式。一方面他们选择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学习汉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刻意强调民族性，比如八旗制度、男性子民的薙发留辫。
而这种民族性的刻意最终成了清帝国最终垮台的重要因素。当清政府开始忙着应对各种战败所带来的割地赔款时，各地的革命派正是利用并强化了这种民族性的宣传。反满主义及汉族民族主义之情绪成了引领革命风暴的必然条件。
虽然这本书中的清史，不再以鸦片战争等事件为分界线将清史分为两部分。然而，在实际的清史分析中却必然要将整个大清帝国分为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析叙述。早期清帝国繁荣的社会景象、及其有效的治理方式，与后期的败落凋零与仓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干、勤奋又长寿的清朝早期统治者创造了清早期一片繁华，“康乾盛世”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而后期统治者的年轻与软弱使帝国陷入内忧外患中。纵观整个清史，就像突然从歌舞升平中滑向战火纷飞的年代。清朝“疆域是明代的两部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至迟到18世纪中叶，清帝国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欧有更繁荣的经济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这一切都得益于清政府早期合适却高效率加高效力的管理能力。从盛清时代一路过来，高效的清代管理模式最后在人口巨增的压力下越走越缓慢、越来越艰难。
过往没有那个朝代的叛乱如清末期这样频繁且影响广泛。各种危机在清末期接踵而来，使清政府疲为应对四处躲避。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战败及赔款等打击之下摇摇欲坠，1900年的清朝并不是坐以待毙，在设法存活的情况下展现出令人吃惊的爆发力。清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新政，极力恢复强而有力的中央领导与有能力的行政单位。这是一个在清史上几乎被忽视的十年，然而其对之后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远比“百日维新”更为深远。
尽管史记作者都会尽量避免用个人感情去看待历史事件，然而从他们选择的史料却往往暴露出其个人隐藏的价值观。看外国人写中国史时，也就能从中一窥他者所持态度。比如在谈到清朝末期与各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其定义为“落后挨打”，以被侵略为主描述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于清政府的强行掳夺。在炮火中被强行轰开的国门，使得清帝国步伐被打乱。而在本书中对于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都以“对外关系的恶化”为题，作为一个史料背景而存在。最后的革命篇章，涉及众多革命人物与事件，大都是简单的一笔带过，并无深掘其背后的复杂成因。在提到秋瑾时，仅将其描述为一个“从事相当多浪漫理想主义以及年轻人’渲泻’的活动”之典型人物。
透过这些海外中国学家的眼，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观看历史的窗口。将不同的观点进行整合，串联起海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似乎是为我们建造了一个微型的大清帝国之模型，并将其置身为我们眼前。使身处“房子里面的我们”也能从外部一览其全貌，这无疑使整个《哈佛中国史》成为一套很成功的作品。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三)：对此书打四颗星的理由
引子：哈佛中国史（尽管打着哈佛的旗号，只不过由哈佛出版而已）全套6册，其中前五册由大陆学者翻译，第六册则由台湾学者翻译。或许正是这个差异，导致像我一样的简体读者感到“还可以进步”，抛砖引玉，以饷看官
1、整体上，前5章翻译要比后5章逊色。本人在看书时喜欢用纸片记录一些想法，这次记的主要是翻译的瑕疵问题，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全书共粗略记录22处，其中前5章18处，后5章4处。这里需要说明一个前提，前5章中除介绍史实外，以大量篇幅分析问题，如第2、4、5章，无可避免地要比纯叙事复杂，翻译处理起来也肯定更为困难。
2、翻译的一些瑕疵。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某些用于在湾湾和大陆之间有差异。如第36页第3段“地土精英”（我一直没猜出来应该是什么）、“摊丁入地”（或许应该说“摊丁入亩”）。如前5章经常可遇到的“管道”一词，结合上下文阅读时可直接替换为“渠道”。又如第191页第1段“不在地地主”，可直说“不在地主”。二是某些句子细节处理不好。如第73页第1行的问号，第91页第2段后半部分、第3段中多处的问号，显然可以直接用逗号或句号。如第85页第3段第1句话“开垦土地的驱动力基本上来自私部门”，这里的“私部门”便无法理解。三是太像歪果仁的话了（专业说法叫翻译的痕迹过于明显）。我们知道，外语特别是英语喜欢用从句，在翻译时必须将这些从句根据逻辑予以分解，而前5章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导致句子过长，过于拗口。同时，前5章有些句子纯属照着原文直译，非常不易理解。如第47页第3段首句“然而清政府也理解，人口中有很大且持续增长的一部分人不被预期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第114页第2段尾句“北京、苏州、广州、南京与武昌在清朝时的城市规模可能不如在宋朝时的大，然真正的都市化在别处发生”。
3、文字编辑的一些细节。这里简直是虐死强迫症的节奏，如第209页第2段“入江昭”未如其他人名一样说明身份及备注英文原文。又如第278页第7章注[34]在“河南”和“和”之间多出一个空格。在注释中有些著作注明“第3页”而有些则直接写“p.3”。
4、关于一些个人的想法。此书从歪果仁的角度讲述了大清帝国的创建、全盛和衰败，有些观点很独到。但个人感觉也缺少了一些期待的细节，举两个个人关注的：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及清政府割地赔款史实，捻军活动影响等。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四)：值得一读的大清史
说到清朝很多人会想到两个极端：一为清政府的无能；另外一边想到的可能是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皇帝的能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切入点上选择的是：清朝是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全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清代历史的重要意义。全书十个章节，章节之间按照其发展的大方向进行分类，不是我们平时看见的按照时间记录体系。书中介绍清朝的兴盛及其衰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等等。封面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五)：外国人眼中的清朝——《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有感
清朝，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历史了，我们国人要了解它的情况也只有通过历史书籍来进行了解。由于清朝是中国目前最后的一个封建统治的王朝，其末期的统治者由于昏庸无能使得中国在近现代收到了很多的屈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一些历史书籍在研究清朝时重点放在了末期阶段。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前些年的电视节目还掀起了一股清宫剧的热潮，可以说那个时候很多少男少女们对于清朝又有了另外的感受（当然是收到电视剧的影响），那么我们国人眼中的清朝是这个样子，在外国人眼中的清朝又是怎样的形象呢？这本由美国人罗威廉所著的《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就是一本从非中国籍人士的角度来研究清朝，可以说其研究的视角和国内的书籍相比是有区别的。
本书一共分为十个章节，章节之间的顺序安排不是简单的按照时间事件的发展顺序来安排的，而是按照其发展的大方向进行分类来展开的。在第一章的“征服”里面在介绍清朝的通知从无到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像国内的书籍那样花费大量的笔墨在军事，政治上的具体征服过程，可以说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是通过叙议结合的形式来展开的，可以说理论上的分析可能还占了更多的篇幅，可以说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叙事类的历史书，而是一本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通史。
在本书的阅读中，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文字详细的了解到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其社会，商业结构形态的构成，当然作者在这里主要的关注点还是沿海，从作者的美国人的身份出发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清朝还是采取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可以说外国人基本上是很难有机会到中国的内陆去生活或者经商贸易的。在这本书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对于清朝时期的叛乱的看法，在第七章里面作者就对中国当时的盗匪，‘秘密会社’等的组成以及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例如在阐述‘秘密会社’的时候，就从社会层面，精神层面，政治层面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些‘秘密’团体的共同特点，可以说这是以前国内的很多书籍是没有这样做的（至少我看到的还没有）。
当然作者在描写大清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从兴起到鼎盛，再到中兴，最后衰落，这个过程中的中国民众的心里历程作者也有一番探讨，尤其是大清帝国的末期，在有了帝国主义的介入之后，中国的民众里面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在思想上收到了新的冲击，最后一章就谈到了改革，革命等，可以说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以前我们可能不曾注意到的清朝，尤其是当其已经呗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清朝这最后的帝国对于我们之后中国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相信看过本书的读者都会有所感悟的。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六)：《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政治经济史、人物事件史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侧重一种共时结构的研究（源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搭建起族群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同时持久关注着普通人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多位作者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制度的连续性，分析阐述时注意到了“瞻前顾后”，他们多从内部分析问题，兼以考察外因如何影响内因、内因如何渗透进外因，以及偶然事件如何造成连锁式影响，更多是以历史叙事补充追问所谓历史真实之类的论题。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然而，近些年，随着历史哲学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书写的探讨的不断深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原先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较为成熟，无太多可以开拓挖掘的重大命题（当然，随着新材料和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也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大改变，推翻之前的某些论点），倒是先前多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地理学、生态史、社会生活史，因其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范式方面上的创新创造，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也为学界日益认可，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近些年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基于近些年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作者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在更多情况下是写给西方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书。其中，不免涉及到许多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因此，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彼此参照对比，让西方读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吸收新的知识（而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中文读者认识西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作用），也就显得较为必要，而比较，恰恰又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隋唐五代十国被称为“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话语中，这一段历史被视为“中国的中世纪”，此后的宋朝则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该学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经京都学派发扬光大，广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赞同，国内学者中存在争议，此说是否有比附西方历史进程的嫌疑？再如《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论及诗人李白，将其与英国诗人乔治•拜伦进行参照，评论道，对李白诗歌的赞赏，“也往往变成一种个人描述，他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的传奇人生。于是李白与拜伦有了相似之处，其诗作中的英雄总是被阐释为作者自己，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作者的个人神话吞没了这些诗作。”还有《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在其中将中国清朝的士绅（英文对应词为“gentry”）与英国绅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文中的gentry一词会造成误解，让人联想到亨利•菲尔丁与简•奥斯丁小说中，穿着红外套猎狐的绅士贵族。但将它应用到中国并非完全毫无道理。虽然中国士绅没有世袭的贵族爵位，他们如该词之由来的英国绅士阶级一样，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享有帝国给予的特权，且被期待着要负责掌管地方事务。中国如同英格兰一样，也曾经有过真正的贵族，到近代早期仍有留存，但在乡间已大致上被作为主导地方社会力量的新兴阶层所取代。”历史比较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异域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习得和人生体验，在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了有难度却颇为重要的理解，从“以己度人”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stand in one`s shoes）。
帝制中国历史上，典籍中存在着不少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其往往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连。对于所谓的“龙见”现象、“天降祥云”等论述，现代读者该如何认知，往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站在古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当然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说容易做起来难。在现代科学至上的年代，轻易地将这些论调斥为封建迷信不费太多精力，也是流行的做法，但在卜正民看来，“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同时，也不能忽略“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还进一步反问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那样的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言语之间，对科学至上主义和现代人的傲慢，表达了疏离和质疑的态度。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便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这对国内某些动辄书写中国全史的学者（让人怀疑其有多少创见）来说，毋宁是个学习榜样。同时，它还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比如罗威廉对孙中山神话的解读，又如他对太平天国作出的、迥异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阐述。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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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七)：《哈佛中国史6：大清》：以开放的视野看待清朝
《哈佛中国史6：大清》：以开放的视野看待清朝
六卷本的哈佛中华帝国史，终结在 “清朝”一卷。与前述各卷相比，“清朝”一卷的特点是它的框架更加开放，容纳了最新的清史研究观点，对清朝的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论述，都提出了相异的看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因素，我想历史研究中有一种不能忽略的势利化的眼光，就是对历史的考究，往往要对位于当代时刻里的国家位置与价值。最典型的是，前苏联垮台了，当年这个庞大帝国所取得的慑服人心的恢弘业绩也被一笔抹杀去了，这使得二十世纪的历史像是抽空了一块桥块，无论如何难以给人一种稳重的踏实感。而现在俄罗斯正在弥合这种前苏联脱空之后留下的叙述的盲点，意图重新填补起俄罗斯历史中不能忽略的“苏联时间”的应有铺陈。从个人的经验来看，同样可以证明，一个家族的历史往往受到后代中的闻人影响而决定前辈的价值，一部《红楼梦》竟然开创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曹学”，曹氏宗亲的祖先前辈的蛛丝马迹都成了一个单支家族的研究宝藏。
在《哈佛中国史6：大清》中，作者鲜明地提出，清史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清朝身为失败者”的定位，在今天已经悄然发生了改观。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说的明白，“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促成的第二个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是导致这一思想改观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从清朝到当代中国这一个更为宏宽的历史链条里，清代更像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当时所遭受到的所有的屈辱与压迫，都幻化成弹簧一样的力道，在中国共产党开启的一个新的时代里迸发出了它的所有的积蓄的能量。
清朝积蓄了什么样的能量？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能会让我们中国人会觉得不舒服，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今天能够暗自窃喜的一个幸事。这就是在本卷的“导言”中作者所说的“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
这一观点在文内还有进一步的引申，作者不惜重复道：“在清朝的前150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20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P64）
作者指出我们的中国史家，是得了好处还卖乖，“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写作于20世纪10年代晚期的五四运动，基本上将清代中国描写为西方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等日益炽盛之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P64）但是作者进一步指出，“此种刻画所掩饰的是，清朝自己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竞赛，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非常成功。在西方，历史学者已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受害者或一个特例，而是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包括莫卧儿帝国、莫斯科罗曼诺夫王朝、奥斯曼帝国与大英帝国等。”（P64）也就是说，你大清帝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充塞着“落后了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但是，你也有当年的气盛之时啊，你同样是四处开疆拓土，只是你后来不行了，而不行的帝国，还多的很呢。你总不能整天叽叽歪歪的吧。所以，作者对应于后面这些论述，在导言开篇有一段总结性的发言，充分肯定了清朝不仅把明代不曾拥有过的领土纳入了中华帝国范畴，同时将中国人的内涵扩大到“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落、西南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
这就是清朝为我们当代中国的发展所积蓄的能量。从这个角度上讲，能说清朝失败吗？相对于明朝，清朝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要丰富得多。有了这份遗产，作者在书中讨论清史之时，一直将这一段历史的后延时限落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崛起。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能有一个崛起的雄心，与清朝当年积蓄起的能量不能不说没有关系，而本哈佛史也正是站立在当代中国这个现实的立场，去遥看漫长昨天中与清朝相关的历史时段里的王朝的成功与失败。这份来自于现实纬度支撑的观点，也会重新审视清代的社会现实。正如书中导言所说：“比较社会学家与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开始主张至迟到18世纪中叶，清帝国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欧有更繁荣的经济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P5）
富有意味的是，那套远比哈佛中国史出道早且影响更大的“剑桥史”的主编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现在看来，费正清作为哈佛大学的学者支撑了剑桥史，而现在哈佛出版的这套中国史，却对源自于费正清的剑桥史观，提出了多处质疑。这套哈佛史认为，是费正清把清代史分成了两部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节点，将大清史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而作者认为这一分期，背后潜隐着“欧洲中心观”的内在诉求，因为1840年正是外来势力对大清中国的介入，才使得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阶段。这一历史分期，在作者的叙述中，认为是影响到了“中国史家”的认同。鸦片战争作为清朝的一个历史分割点，究竟出身谁手，可以讨论，但哈佛大清史里，却反复主张，远有比鸦片战争更为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的节点，比如在论及甲午战争时，就认为这“是中国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更甚于通常被赋予此意义的鸦片战争。”（P207）。不知作者是不是有意，一直减弱由英国主导的鸦片战争的转折点意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抹去了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但也同时会让中国的近代史开演的屈辱一幕失去最初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作为大清帝国前后截然分明的转折点，还是基本合理的。中西接触不仅仅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但是鸦片战争就像积重难返的创伤终于爆发了出来，如果向前追溯，我们可以在乾隆时代的马戛尔尼访华直到嘉庆的阿美尔德访华的两次重要的西方对中华帝国的试探来看出西方列强已经不断对东方帝国的硬度作出测试了，而这种测试结果，已经由鸦片战争得出明显的中华帝国黔驴技穷的结论了，之后西方列强以及挟列强余威的日本便可以借着鸦片战争的巨大伤痕而可以在中华帝国的脆弱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真空面前为所欲为了。（P207）。
书中对费正清体系的很多观点都提出了质疑，比如费正清提出的晚期中国的“朝贡贸易”理论体系影响甚广，而这本哈佛史同样指出这个论点后面潜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因为朝贡贸易预设了“中国顽固地鄙视自由贸易与利益动机”，“最隐含恶意的是，如同费正清此书标题所指出的，这种停滞与僵固的文化不仅存在清代，更包含整个‘传统中国’。”作为认为“朝贡贸易模式未必是错的，但确实被过度放大。”（P121）。
而对瓦解了清帝国的辛亥革命，作者的评述也颇有意思，他比较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对这一革命的不同论述，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研究圈扩大的过程中，西方史学界的观点比其研究初始更接近中国共产党的论述。”（P238）。这一点对中国大陆的史学界未免是一个富有正能量的激励之语。从这本哈佛的清代史来看，书中对历史的建构方式，与大陆研究的历史结果多有不谋而合的相似论述，都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层面，来尽力还原历史的原貌。这也是在导言中所说的美国的清代史研究出现的三个“修正性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侧重向“社会史”，陈述历史的重点不在政治、军事或外交事件，也非过去的大人物，强调的不仅是“时局”，而是相对的、在历史“长时段”中缓慢消长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P4）。这也是这套哈佛史的编撰主旨，全书当然并没有削弱政治史的份量，但更多的叙述份额放在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中，几乎在每一卷中，都触及了城市与乡村状况，探讨了商业农业，更对诗词歌赋加以条分缕析，本书的写作模式正体现了作者所归纳出的西方研究中国史日益向“社会史”转向的重要特点。
作者之所以在“大清”卷里采取一种开放的格局，是作者清醒地明白，“清代‘循环’也许要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37年的日本占领或甚至1949年的共产党解放才真正地结束。”（P258）作者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作者对中华帝国的分裂与统一的循环有一个鸟瞰式的分析，认为“这种循环中的政治分裂的时期通常处于两个兴起的‘帝国’之间（如汉唐之间的南北朝与唐宋之间的五代）。”其实作者想说的是，清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完整的统一国度之间的年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不具备实际效力的中央政治体立刻起来控制大局”，清代并非终结在辛亥革命的1911年，而之后的年代一直属于“后清代”时期，这样的审视能够看清楚清代这一最后的中华帝国的遗产远比它终结的时代要绵延与丰富，而这种丰富性，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会不断地填充进更多内容。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走向，也在决定着对清代历史的重新打量与惦量，这正是我们觉得作者在书中不断更改着对清史定性的原因所在。
综述：
六卷本哈佛史一路读来，颇有收益，大体能够对中国的社会与历史变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喜欢帝王将相历史故事，自然要大失所望，但这些历史人物的舞台却搭置得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辅以其它的历史书，将人物放入到作者搭建的平台上，便能够更好地看清，是谁在主宰着中国的沉浮，实际上，恰恰有一个比个人的力量更为宏大的驱动力，在驱使着中国按照起伏的套路完成着一段段进程，相对而言，个人对历史的掌控力与操纵力，可能的确被我们无限夸大了。
这套书的前三部，由同一名作者撰写，他所瞄准的时代，是秦汉、南北朝与唐朝，作者注重从地理的流变来展现中国政治重心不断向南倾斜的现实，探讨了中华帝国体制的建立与深化过程，将深刻影响到帝王权力的世家大族置于一个重要的角度予以抒写，而世家大族衰败到了唐末已经彻底式微，到了宋代则以文官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在之后的帝制生涯中推动皇权的力量进一步向上跃迁。作者所著的中国前史三部曲相互颇有照应，体例也较为一致，叙述合规中距，没有引进更多的学术的争议，来试图推翻既有的中华历史论定。
第四部宋代史卷，是六部历史书中对中华帝国史溢美之词最多的地方，在全套书中风格颇为特异，并进而几乎把宋代上升到中国历史上最为美好的时代，而实际上，我们在对宋代的社会文化的综合考量中并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这份“文艺复兴”的印象。
第五部元与明卷，作者正是本套历史的主编，叙述有一点别出心裁，剑走偏锋，多少引入了西方历史中的“气象影响论”的观念，用气候的变化来说明王朝的更替。这一部分其实需要更多的科技考古的介入，作者从文献上作出这种尝试，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印象，至少能够开阔中国史研究的视野。
第六部清朝卷，是全书中引述观点最为新颖的一部，作者不断地在书中通过各种论点的引述，并且提交出自己的可行性判断，来尽力贴近对清史的最新世界级认知水平。而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西方历史学研究与中国的历史学在这一时期的理念交锋中，是更多一些“同”而少一些“异”，这一点是足够我们中国历史学界宽慰的。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八)：与世界靠拢的清朝
清朝成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帝国。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11年清朝灭亡，满洲人统治天下268年，也是少数民族入住中原时间最长的一个。《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全面的视角看一个帝国从封建制度逐渐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近。
作者罗威廉，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代表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的最后一部，主要讲述了清朝的整体社会状况，从君主专制发展的顶峰，逐渐衰亡，至此历时2000年之久的封建帝国告终。
在内容上，从书中看到的清朝，分成两个阶段，一是闭关的封建帝国，延续着中国的“传统”；二是打破陈旧，受到西方世界的冲击，中国已经并不完全受自己控制，而是开始融入世界之中，西方国家侵略、战争随之而来。同时，书中还涉及清朝的政治体制、地域的扩张、文化、经济、内乱以及国外的挑战等。在写作风格上，与前五本相比，本书对发生的大事件更加具体化，有趣味性，通俗易懂。
在闭关锁国阶段的大清，经历过最为兴盛的时期。漫长的18世纪，清朝幸运地拥有三位明君，康熙、雍正、乾隆，其中两位在位超过60年。康熙平定三藩，征服内亚，将经济生产恢复，人口增长；雍正年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乾隆歼灭了准噶尔家族，扩大地域，巩固经济。而世界各大国，据史料记载，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废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特权；美国宣布独立等，种种的迹象都表明着世界出现新的形式，传统封建制度终将结束。大清也不例外。在书的《西方的冲击》中出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7世纪在南亚活动，清朝与英国的商贸中，中国由于茶叶、丝、瓷器等物品利润大于英国，至此英国为了更多的财富，向中国销售鸦片。
清朝的晚期内部矛盾突出，屡次出现叛乱，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等几乎推翻清朝，外界工业革命完成。沿海贸易的打开，随之战争的到来，使大清朝摇摇欲坠。这时的战争已不是中国内部的，而是对面世界。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封建帝国和近代历史的分水岭，中国进入新的时代。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九)：塑造“中国”
清朝是距离现代中国最近的一个帝制王朝，也是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了解最多的一个朝代，清史因其与近现代中国史的承继性而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研究。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对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思路不无裨益。
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作者罗威廉依然选取了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清朝的全貌，清朝毫无疑问是帝国最后的繁盛，由汉人之外的民族统治这片辽阔的中原，为这里注入了特殊的活力，作者在这里为我们纠正了许多对于清朝的偏见，清代不仅是盛世，人口数量也大规模增加，并且在统治与治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支撑大清帝国硕大外壳之下的是讲求高效率的行政部门，在这背后则是政府对于地方精英、团体的依靠，而对于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以及国力之间此消彼长的分析，则让我们看到清代盛世的风采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学分析。
同时，作者也突出了清朝做为一个满族建立的王朝如何在军事、政治与文化方面征服并且融合出自己独特帝国的角度，清朝是一个扩张的国家，也是一个真正融合了多民族的国家，在对于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以及多种族的统治，都为之后的中国奠定了地理边界以及国家定位。而辽阔的疆域、兼收并蓄的民族政策、贴近现实的小政府模式也塑造了清朝有别于之前所有朝代的独特的魅力。
而且作者在很多方面纠正了我们对于历史的固化思维。在作者笔下，清朝并不是一个异族执政软弱无能的朝代，而是一个统治者励精图强、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在讲述帝国扩张的时候，作者将清朝也加入到参与帝国主义竞赛的行列；清朝并不是一个完全闭关锁国的时代，而是也在充分发展自己的海上贸易；而对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及整个近代史中的位置也十足耐人寻味。可能历史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换个角度去考虑，竟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所有的这些观点都为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角度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做为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大清，无论是在国家形态上，还是在民族层面上，不论是在地理区域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与之前的中华帝国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且影响着之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考虑到中国长期朝代兴衰循环的连续性以及脉络变化，考据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社会形态与人民意志的转变，是对于近日中国有着巨大意义的举措。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十)：《哈佛中国史 最后的中华帝国 大清》，读书笔记
在目前中国所有的历史课本上，划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界限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包括很多研究机构的划分与安排也是遵从这个分界线的。这个分界线的来历是哈佛费正清教授的观点，被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者认可，由于这种划分具备上佳的政治效果，因此很快就成为政治上正确的分界。一旦一个学术观点变成政治观点，至少在这种政治可以覆盖的地域，这个观点就是不容置疑的了。这种观点在政治上的便利性是非常清晰可见的，在鸦片战争后，清帝国的国运开始急转直下，变成一种被奴役与压迫的落后政权，因此使用新的政权替代这种落后的政权就具备了极度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这种正义性体现在驱逐外敌恢复中华荣光，而不一定体现在对于清朝政治制度的否定，事实上，清朝大量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随着清帝国的消亡而消失。
当然在政治无法覆盖的地区，这种分界的观点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分界将一个完整的延续的王朝一分为二，甚至将同一个皇帝与绝大多数官员的任期也一分为二，而这种划分的唯一性与适用性是值得讨论的。如果说这是中国第一次签订屈辱的赔款的卖国条约，实际上宋朝与辽、西夏、金签署的条约更加卖国；如果说这是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现代条约，但其实中俄尼布楚条约更早；如果说这标志着中国被迫开放其国门开始对外贸易，那么首先在鸦片战争之前对外贸易就在广州大规模进行，其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并没有能够得到他们所期望的通商环境，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得到的；如果说这标志着中国丧失其领土，首先不说中国西北、西南边界的持续动荡，澳门在明朝的时候就被葡萄牙人占据，而在清朝的时候即便是最强盛的时期似乎也没有要求收回这个小小的口岸。所以，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至少在学术上是缺乏绝对的严谨性的。还有另外两种划分可以考虑，一种是把近代史向前推到清朝建国的1644年，因为近代中国从清朝继承了大量政治制度与国家体制，另外一种是把近代史向后推到1927年，因为只有到这个阶段中国才摆脱了传统的王朝纷争而建立了现代的国家。
在一般观念上清朝是一个叫做满族的外族政权统治了汉族的中国，这里带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满族？首先毫无疑问满族与汉族的划分是无法从生物学上找到的，因为至少到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证明满族在基因上与汉族有任何区别；其次如果从文化上划分，那么入关之后学习汉文化的满人与汉人怎么划分；第三是从习俗上划分，那么居住在东北的汉人怎么算；第四是从宗族上划分，但是汉人内部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同的宗族，比如客家人为什么算是汉人呢。一种观点认为满族实际上是努尔哈赤为了政治与军事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一个民族，在关外混居着各种不同的人，为了与明朝的对抗中取得优势，唤醒超越部落范围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举措，为此需要创造一个民族，包括民族自己的文字、语言与习俗，而在占据中国之后，满族这种种族的划分更多意义上是为了保护开创基业的各个家族的利益，用民族性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区分开来。那么民族又是什么呢？这里引用一个观点：由其成员彼此磋商而同意 ，并且绝大部分为其邻居们接受的 “想象的共同体 ”
对于满清而言，对中国的征服不是结束于1644年，而是开始于1644年，在此之前清与明的关系都是边界战争。这种征服从南明灭亡、三藩造反延续到收复台湾，这里带出来一个有趣的问题，台湾的历史。在清朝以前，台湾基本上是不出现在任何一个朝代的版图之上的，中国对于台湾的实质性占据开始于郑成功，而且这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明末反抗清兵入侵的反制。问题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台湾都缺乏兴趣呢？没有价值？不是，因为清朝历史证明台湾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粮食产区。对于南方海外岛屿不感兴趣，那么更南的海南岛为什么早早就纳入了中央政府的辖区。因为航海的技术问题？这个就更说不过去了，在唐朝中国就可以抵达日本，宋朝的时候与东南亚的贸易就非常繁盛了，而到了明朝连印度洋都可以自由航行了。没有发现？对于台湾最早的记录来自三国的吴国，而且来自福建与广东的移民早已经大批迁移到岛上了。无法征服？但是在郑成功之前从来没有中央政府尝试征服台湾的记录，虽然元朝与明朝都曾经设置官署，但是都没有实施真正有效管理。这个问题还是留到以后再研究吧。
清朝不同于前朝的一个观点，就是其民族性。在明之前的王朝，强调的都是汉人的正朔（所以对于元朝争议很多，而南北朝时期强大的北魏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中国的正朔），但是满清将国家性提升到了民族性之前，对于汉人而言，他们就是皇帝，对于蒙古人而言，他们就是大汗，对于藏族人而言，他们就是转轮王。传统近代史划分的一个便利性还在于很容易把中国包装成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受害者，但是如果按照清朝本身的历史看来，清朝自己就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部分，当西欧各国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开始在海上扩张的时候，俄罗斯与中华帝国也同时开始了陆地的扩张，相对于明朝，清朝的实际版图扩张了一倍，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现代中国所继承，因此，说中国也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并不为过。
清朝的政策一向是轻赋税，藏富于民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唐宋与明清两次成功的经济改革），交通的改善，行政效率的提升，军事力量调动的便利，使得中国可以长期维持一种大一统格局而没有像欧洲一样分崩离析，同时，新的粮食作物的引入、冰河期过去后气候的改善加上民间财富的聚集都引发了大幅度的人口膨胀，从传统儒家观点看来，人口的提升是仁政的表现，因此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其作为仅仅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人口在不同地区迁移（比如因为张献忠的原因四川人口大幅减少，所以需要用湖广人口填充四川），清初由于领土的扩张这没有形成严重的冲击，反而带来了繁盛，但是这种失控的人口增长，在清朝末年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相对于明朝，清朝更加强调了中央集权，并且按照中央集权的需求构建起了整个官僚体系。在传统的行政系统中，引入了多层架构。在中央，大学士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无法控制其他高级官员直接上书的权力，在地方，督抚之间也互相制约。地方的权力分离表现在有负责行政的布政使（相当于省长）、负责军事的提督（相当于军分区司令员），巡抚或者总督（相当于书记）原本只是一种监察职务，但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央皇帝的权威，最后凌驾在其他官员之上成了地方最高官员，而总督的权力扩大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清末内乱导致的军事行动的需要。
在清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传统的行政体系之外，有构建了一个平行的体系，其中有负责治理外藩（比如西藏）的理藩院，有负责皇帝本人事物管理的内务府，而最为关键的是皇帝直接控制的军机处，通过这些机构，皇帝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绕过传统的行政体系包括内阁、六部而实施对皇帝本人负责的管理，当然这种当然这种中央集权在另外一个方面牺牲了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此需要皇帝本人具备相当的管理能力，因此对于清朝而言选拔继承人也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应该说在整个清帝国，继承人的选择还是基本成功的，除了清初三个杰出的皇帝之外，即便在清末皇帝的行政能力在整个王朝时代也不算太差。
清朝为什么会被远远甩在后面，帝国制度的落后似乎是一种解释但是不完美，帝国的崩溃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即便是东方式的帝国比如俄国与土耳其，在19世纪还依旧是强国。清朝的闭关锁国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释，虽然乾隆拒绝了英国外交的诉求，但是清朝从来就没有关闭贸易的大门，事实上清朝在国际贸易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参与者。农耕文化也不能完美解释，因为清朝的商业文化已经非常发达，事实上很多望族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是商业活动而非大规模占有土地。清帝国的危机，可能是三个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社会经济问题积累而形成的长期危机，还有朝代循环模式中每个王朝后半期所发生的政府失能。长期危机的来源包括巨量增加的人口带来的人均耕地减少、产业政策的落后导致的出口萎缩（还有生产技术的落后，与印度一样，传统手工业的成本优势在大规模机械生产的工厂面前不复存在，类似于棉布的出口大幅减少）、教育普及加上人口增加导致的过量无法消化的人才过剩（其中一个典型就是洪秀全）；政府失能的典型表现就是官僚阶层的力量增加、监督体系的失效以及随之必然发生的普遍的道德沦丧，其中一个后果是大规模的腐败，而遏制腐败的努力往往把王朝带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大批怠政的官员。当所有最优秀人才都争相投身仕途，当录取率与该职位寻租的可能成正比的时候，认为这批未来官员初始目的是为了服务大众而非为自己谋求利益就是自欺欺人。那么能否彻底根除腐败呢？每一个王朝的历史都写下了失败两个字，要么是只能满足于处罚表面的几个官员（其中还可能掺杂政治斗争），要么就是整个政府彻底失效，这在专制社会中必然带来的就是对现有政权的强烈冲击。
为什么鸦片战争发生在19世纪中期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这里有三个因素。首先是动机，重商主义讲求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可是偶然的因素使得中国的茶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的刚性需求，如何平衡茶叶贸易的逆差一直在困扰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个尝试是印度的棉布，但是中国自身棉布的产量加上自身经济的衰退使得棉布需求大降；第二个尝试是将茶叶贩卖到美洲换取中国需要的白银，可是北美兴起的贸易保护（波士顿倾茶就是中国的茶叶）与南美的民族运动阻碍了这种交换；第三个尝试就是被诟病的鸦片了。其次是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宣扬了自由贸易，这给予了贸易方式上的正当诉求，拿破仑之后国家之间平等外交的国际秩序与清帝国普世主义之间的矛盾给予了外交上的正当性。第三是手段，拿破仑战争极大促进了欧洲军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使得英国占据了绝对军事优势。三者的结合，使得英国政府以九票之差通过了战争提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让清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随后的同治中兴就颇为耐人寻味。这里的因素包括把中国强制性纳入国际贸易体系后西方国家发现清朝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从而中止了战争行为走向和平，太平天国被平定后客观上减少了人口压力，复兴的儒家代表如曾国藩缓和了满汉矛盾，地方势力的兴起促进了贸易、工业与自由经济，加上有执行力与开放态度的慈禧与恭亲王的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与初等工业革命，才将清朝从悬崖边挽救回来。中国最后可能在西方思想与工业的影响下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醒悟太晚加上权力斗争（包括对于义和团的支持），还有官僚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的障碍（当然还有一个观点是高水平收入陷阱与技术闭锁，也就是前期高度的经济发展耗尽了潜力，在迈向更高台阶的时候后继乏力，而且旧技术的维护成本太高但是又无法放弃，比如水利工程），再加上普遍的反满情绪和最后一代年轻缺乏经验和恋权的满清皇族，最终清帝国还是在突然中轰然倒塌，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国时代。相对于其他王朝末期常见的蔓延全国的烽火，清朝的覆灭看上去非常平静，但是在清朝灭亡之后，烽火还是燃起，并且一直延续了将近40年。
吏治一日不肃 ，则民一日不聊生 ；民一日不聊生 ，而欲天下之臻于至治不可得 。 … …则督 、抚 、藩 、臬其标准矣 。十余年来 ，督 、抚 、藩 、臬之贪欺害政 ，比比皆是 。幸而皇上亲政以来 ， （一些罪犯已受处罚 ） ，此外 … …官大省 、据方面者如故也 ，出巡则有站规 、有门包 ，常时则有节礼 、生日礼 ，按年则又有帮费 。 … …无不取之于州县 ，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 。 … …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 ，使吏治肃而民乐生 ；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 ，以转移风俗 … …。这是清朝官员洪亮吉写给刚刚铲除了和珅的嘉庆皇帝的信，换来的就是流放之刑，不是说的不对，而是赤裸裸的正确。
从 1 7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 ，一个名为 “大清帝国 ”的重要政治实体在欧亚大陆据有一块广大且持续扩张的空间 。这个帝国不是西方人之前以为的那个对外界不关心的 、与世隔绝的 “天朝 ” （ C e l e s t i a l E m p i r e ） 。相反地 ，其历史在诸多不同方面与全球历史进程紧密交织 ，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 。并且 ，和我们所知者存在更大差距的是 ，这个帝国与之前各王朝 、之后出现在这块领土上的诸多国家 ，有着性质上的差异 。然而 ，清帝国的历史为我们现在认为的 “中国 ”政体与社会设定了基本条件 ，其影响范围既深远且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