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受难的国度的读后感10篇
《这受难的国度》是一本由[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7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受难的国度》读后感(一)：这受难的国度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以个人面对死亡与杀戮为开端，剖析了内战中的人们是如何“想象死亡”、“面对死亡”、“经历死亡”、“承受死亡”、“悼念死亡”、“记忆死亡”、“思考死亡”，探讨了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政治及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全书讨论“死亡”但不囿于“死亡”，而是将生命与死亡、个人与国家、宗教与世俗、战争与民主等宏大主题串联起来，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悲悯。她对人“应对死亡”和“死亡意义”的思考贯穿全书，探讨内战是如何改变人们传统“善终”概念和对“死亡”的认知的。
一、“善终”概念的实践及其改变
《这受难的国度》中，福斯特认为，战前的“死亡”观念以“善终”为核心，强调人若能在亲人陪同中安然逝去，死后可入天堂得永生，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和家族性质。在战争的初期，的确也践行了这样的观念。随着战争的日益扩大，资源配备不足和无尽的杀戮带给人的麻木，军队中没有办法给每一个战死的士兵“善终”。无法得知士兵的生死给后方的亲人带来巨大的伤痛，政府对待“善终”体制的不完善催生了民间以盈利为目的的“运尸业”“尸体防腐业”以及帮助确定士兵存亡的公益组织等等机构的出现，帮助完成“死亡之艺术”。
随着内战无情地继续，其引发的大量“死亡”不但动摇了原先的“善终”标准，还挑战了个人和家庭继续维系这种文化的能力。杀戮的扩大，使军官无暇在意已经死去的士兵，在两军对峙之时，双方的尸体可能在战场曝晒数天，最后难以辨认。1863年7月葛底斯堡战役持续了三天，600万磅人类与动物的尸体在炎炎夏日中遍布战场。尸体如此之多，埋尸小分队到10月都没有清理掉这堆积如山的尸体。尸体的难以辨认和处置不当，无疑为后方的亲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他们无法将亲人的尸体运回家乡甚至无法得知亲人的生死。也正是在内战的几年中，美国人开始采用化学防腐程序，尸体防腐术才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地应用。尸体防腐术为亲人提供了至少战胜部分威胁的办法。但是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是昂贵的，很多时候普通士兵没有这样的条件，只有高等的军官能够享有这种待遇。于是，1862年开始国家就承担起了对战争死难者的新责任，建立起大量的国家公墓，尤其是葛底斯堡公墓的建立，标志着这个国家在面对内战大屠杀时所产生的对待死者的态度与政策的重大转变。
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努力以各种方式使每一位死难者得到“善终”，他们努力恪守着传统“死亡之艺术”的种种要素。也正是从内战开始，联邦政府开始承担对死难者的责任，这些职责重新确立了死者在社会中的地位。福斯特认为，这些公墓让”死亡”的责任和意义由家庭转到国家，改变了“善终”的内涵，褪去了“死亡”文化的宗教色彩，让国家开始神圣化。此时，公墓不仅是安置死者的坟茔，更是生者祭奠这些为国殒命者的圣地.
庞大的死亡人数使当时的美国人对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意义心生焦虑，对战争的意义以及国家的职责心存质疑。他们似乎在践行“善终”仪式中来寻求死亡的意义，这就使“死亡”超出了死亡本身，成为一项“业”，即“死亡之业”。“死亡之业”的任务是确保死者得到“善终”，让“死亡”获得意义。
二、对死亡意义的认知
“死亡”是内战的主调。士兵们经历着“想象死亡”、“面对死亡”、“经历死亡”、这样的过程，亲者则担负起“承受死亡”、“悼念死亡”、“记忆死亡”这样的悲痛。“思考死亡”则留给了美国这受难的国度。
对于士兵来说，在战争伊始，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使士兵可以去杀戮，也可以让他们从杀戮的罪恶感中解脱，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很快让士兵变得麻木，使他们暂停了对生命价值和“死亡”意义的思考，他们在他们不怎么理解的事业中遍洒热血，在一个他完全不懂的作战计划里舍弃生命，在一个看不到作用的战术指挥下战死沙场。他们不再去痛苦地思考死亡的意义，失去战友的伤痛让他们杀红了眼，复仇成了杀戮唯一的动机和目标。
对大多数平民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战争创伤、所感受到的“死亡”，除了前线传来哀鸿遍野的照片，更是通过他们所亲近士兵遭受的苦难。尤其对于死难者的亲人来说，亲人在战场罹难，不仅摧毁了士兵个人，也使他的亲朋好友满怀悲痛。即便没有肉体上的悲痛，丧亲者也可能遭受了精神、内心与希望的的死亡，也即一种活着的死亡。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之所以强烈希望取回遇难亲人的遗体，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对“死亡”有着真实的悲痛但是不确切的“死亡”又让他们觉得这一概念虚无缥缈，他们需要将损失变得可见可感，继而使之变得真实。
他们即便在经济极其拮据的情况下，也会准备一整套丧服进行种种悼念，将死亡具体化，使其成为现实的一种方式。丧者的伤痛需要宣泄，他们需要创制可见的悲伤象征物，使丧者可用它来预演，继而正式扮演起他们如今的新角色。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死难者的“死亡”变成了一组组数字。战后对于这场战争，美国人更倾向于用数字来理解它们。在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与恐怖环境中，统计数据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战争的损失，也能成为人们在一个超乎想象的现实中重获掌控感的基础。这些数据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了一名死难士兵那朝向天空苍白的脸庞，这些数字不仅仅是冰冷的符号，而是确确实实代表着人类的脸庞。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将新兴“内战死难者”观念，定义为一个超越个人丧亲之痛、可描述的、共同的国家损失。内战使个人之死超越家族范围，融入到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中，使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紧密，加深了美国民主的政治与文化内涵。
本书的第六章提出“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这的确引人深思。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死难者，作为胜利者的北方可以从天意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看待联邦与黑奴解放的观点，它可以为这场战争提供一个关于神圣目的与神圣牺牲的令人宽慰的叙述，它可以对如此大规模的“死亡”提供一个爱国主义和天意的合理解释。可是作为失败者的南方，他们在更高层面上无法为牺牲的南部死难者提供一个崇高的意义。在内战的几十年后，南部对邦联记忆的活动极盛不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认南部数十万年轻生命事实上没有被白白葬送。抛开信仰和爱国主义这类以战争结果为准赋予的意义，还剩下什么呢？实际上，死亡本身成了战争的目标，成为了战争这台工业化的机器，更崇高或更荣耀的目标并不存在。那这场大屠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福特斯从内战死亡的角度，认为战争改变了美国的死亡文化和美国人对自由与公民身份的界定，改变了美利坚的国家职能并促进了美国的国家构建。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给死难者们一个解释。
三、结语
福斯特把目光聚焦在下层，全书虽以“死亡”为话题，但核心是“人”，以 “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性”为归宿"，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修正了原有的信仰，改变了对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新的认识，建立起新的美利坚民族观，重新定义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受难的国度》读后感(二)：由死及生
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这本书真不是一个好选择。哈佛现任校长写的关于死亡与美国内战的书，从独特的视野描绘美国内战，在她笔下，这场战争的标签不是解放黑奴的呐喊、不是南方与北方的政治分歧，只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消逝的记录。女性独特的悲天悯人造就了她的文字有一种哭泣的湿润感，“善终”观念的打破、杀戮与宗教信仰的背离、对献出生命的无惧，这是一个和现世迥然不同的世界，如果说战争伊始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内敛认真而虔诚的，那么到了战争白热化的阶段，人性的恶又是如此不可避免的彰显。“联邦“钢铁旅”的HC·马特劳并未发现他的战友不情愿杀戮。他向父母解释说，军事训练似乎只是强化了人类固有的野蛮。一个月的刺杀训练让他得出如下结论：“我们有着伤害同胞的偏好，这很奇怪，但我们学习杀人技术要远比做一道数学难题容易得多”马特劳惊讶于这一发现，于是便开始修正他对人类本性及其能力的理解。许多士兵都发现，社会对谋杀的种种强有力的限制，都太容易被战胜。”太沉重的书让我连写读后感的心情都没有。。。
《这受难的国度》读后感(三)：《这受难的国度》读后
美国内战是自建国以来美国所经历的最重大的转折。如果说建国前后通过辩论和相互妥协，建国之父们尚能在和平的前提下解决尖锐的争端，那么内战则是一个例外，因为通过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争，永远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想和心境。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奴隶制问题”这个伟大的建国之父们都达成了“搁置争议”的难题，确难以和平解决，终酿成了在美国空前绝后的本土内战。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这位哈佛大学首任女校长，从女性独特细腻的视角重新反思了美国内战对重塑美国的重要意义。
在福斯特看来，死亡是一项“工作”。在这里，包含了“工作”的过程及其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它并非自愿，而是被强加于人的，18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力图将自己的敌人置于死地，他们切实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体验并对死亡作出回应。他们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并独自接受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福斯特认为这就是工作，唯有人类能够有意识地预见死亡，也唯有人类在死亡面前选择如何表现，这是人性中独特的一部分。死者长已矣。处理死者是活着的人的工作，表面上来看，要埋葬死者，处理他们的遗体，但是从深层来看，还需要消除他们的影响。于个人来说，通过仪式与哀悼将逝去的亲人与自己相分离；对家庭和社区而言，能否处理好逝者关乎能否弥补家庭与社会的裂痕；在社会、文化和国家层面，各方都需要努力理解巨大的损失。因而，关于死亡的工作，是内战时期美国最基本也是最艰巨的任务。
参与到战争的士兵，在出征前早已明了自己极有可能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庭和亲人身边，既然所面对的是死亡，那么怎么死去则是他们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个士兵，没有什么死法比战死沙场更有荣誉的了。尽管战斗极其恐怖，但是更令士兵们担心的是疾病。面临死亡的时候，“临终遗言”是士兵交代身后事的重要物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因此没有人会质疑临终遗言的世俗价值和动机，或作为某种见证，或总结自己的一生，或指导生者更好地生活，它所传递的教诲和信息，是逝者与生者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同样也减轻了骨肉分离之苦。士兵们常常寻求中间人或与战友建立良好关系，士兵们写吊唁信传递战友死亡的信息，为其家人展现他们面对死亡时最好的一面，以托付自己的遗物或遗言传给自己的亲人。随着战争的深入，死亡人数的不断攀升，士兵们愈发怀疑杀戮的意义，乃至对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产生了疑问。尽管他们努力想通过“善终”地叙述理解杀戮的意义，但是却阻止不了肉体的消亡和大屠杀的恐惧场面，更无法抵制人性的毁灭。
这样一场战争，重塑了美国人的信仰，挑战了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宗教的影响力，美国也最终建成了世俗国家。尽管宗教被视为极易获取的资源，但是随着内战的临近和爆发，美国人愈益增强的宗教怀疑转化成了一场信仰危机，有的美国人甚至一度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但是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浩劫，让他们友重新萌发了对自我和死亡以及生命的思考。这样宗教就定义了19世纪中叶美国人的价值观和预设。经此一役，美利坚合众国新的崇高命运，同其国家本身机密联系起来，它的军力日益强大，国库日渐丰盈，国土逐渐膨胀，影响力不容小觑。这场战争表明，国家的力量足以赢得一切，民族国家受到了战争的需求的扩大，获得了新的力量，承担了新的职责。当然，这样一场战争也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通过这样一场惨烈的戮力，国家的价值和重要性既体现在为其付出努力的个人，也为这些牺牲者所证明。正因为此，国家背负了对个人的债务，因而需承担对死者哀悼的责任，纪念碑和纪念性场所的设立，让一个松散的国家变成了真正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得以确立。经过内战的洗礼，美国政府的权力得到了扩张，美国国家特性和民族记忆也得到了重塑。内战实际上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经由死亡缔造了现代美国。
《这受难的国度》读后感(四)：再读《这受难的国度》
政府究竟是掌握越多权利越好，还是仅仅作为一个维持治安的机构，我想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但政府应该在社会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受难的国度》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一场本应以解放黑奴为目的的运动却以内战这种规模的流血冲突而告终。将民主自由视作民族真理的美国，却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难解决奴隶制这个问题；工业实力和人力资源都相对雄厚的北方，在应对经济实力孱弱的南方时，居然步履蹒跚，屡遭挫折，无法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自己的国土上迅速击败叛军，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奇。
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权力限制，当内战爆发之时，联邦政府表现得并不像一个现代政府：混乱、无序、没有成体系的作战计划。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北方23个州有2234万人口，南方7个州只有910万，而且其中有380多万是黑奴，而且北方工业力量远胜南方。在内战之初，北方军队相比于南方军队，无论在征兵，医疗救助，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优势。这简直是对联邦政府和美国人的极大讽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期对政府的抵制，联邦政府无法针对叛乱去执行有效的军事和政治镇压手段，同时办事效率底下，动作迟缓。书中描述道，在一场大战后，南北双方收敛尸体，北方军队士兵的待遇和南方军队士兵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仅在自己死去时可能无法留下名字，还和邦联士兵一样得不到较好的救治；北方拥有比南方好很多的铁路运输系统，但往往也只有军官才能够得到落叶归根的权利；大部分士兵即使能够被埋葬进公墓，最终也只能落得墓地被破坏的下场。
试想一下，连内部叛乱都镇压地如此辛苦的美国如果身处欧洲大陆，面对英法等强国的环伺，这样“无政府”的状态是否能让其幸存下来？有没有政府是一回事，政府是否民主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政府在保护国家利益时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内外稳定都无法维持，连民族独立都做不到，如何去谈民主自由呢？与其说美国人不懂吸取教训，不如说是美国在体制上出了问题。书中也说到了，美国当时根本没有相应的部门来解决战争中所出现的问题：救助协会一开始是自发的，直到内战持续了一段时间，才由政府接手；军队登记制度也是军人自发的，政府也没有训练这些为统一而战的战士的能力，更没有一个成建制的系统去给那些阵亡的士兵进行身份识别的机会，一切只能听命于士兵的记忆和战友的援助；公墓建设机制也是在人发出呼吁后才迟缓的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再说双方最为关注的黑奴制度问题，当时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英法都已经废除了黑奴制度，在国际市场上，黑奴制度也已经被宣判过时了。虽然南北双方都有一套关于奴隶制的见解，但北方从舆论上却没能压制住叛乱的声音，振臂一呼，高喊一声“解放黑奴’的口号就让南方土崩瓦解。因而邦联士兵视为奴隶制战斗是光荣的行为，看看书中描述的托马斯•杰克逊的葬礼，那些有信仰，相信着自己为了正义，死后仍然能受到上帝的青睐，邦联士兵战斗力自然与一般的叛乱不可同日而语。
总结下来，如果美国政府表现的高效些，管制舆论，限制反对统一的声音，通过战争法案，进行战争动员，将国家政治和经济都纳入战争轨道，甚至能在州政府有分裂企图时，就用行政压力把叛乱风险扼杀于摇篮里，对敢于分裂合众国的人予以惩罚，连血都能少流很多。即使仍旧要诉诸战争，跟仓促组建的邦联军作战也不会事倍功半。
《这受难的国度》读后感(五)：死亡，缔造了现代美国
在美国，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全体美国人民都会放假一天来纪念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将士。这个节日的诞生与美国内战密切相关，亦可以看出这场战争之于美国的重要意义。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内战，战争的结果以约62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度，维护了联邦国家的统一。也因为这场战争的重要性，美国内战史也成为美国史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围绕它的起因、进程、后果、性质与意义，研究成果至为丰富。然而这其中却鲜有将研究视角触及战争中死难者的著作。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视野，她以个人面对死亡与杀戮为开端，剖析了内战中的人们是如何“想象死亡”、“面对死亡”、“经历死亡”、“承受死亡”、“悼念死亡”、“记忆死亡”“思考死亡”，探讨了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政治及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美国《新闻周刊》称赞这本书是“一部开创性的历史著作。在其中，一段先前被忽略或被误解的关键历史，突然之间成为了焦点。”
独特的研究视角也无疑让整本书较之其他历史著作站在了一个更能获得广泛共鸣的起点上——毕竟，人固有一死，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我们也都将走向自己的坟墓。只是通常而言，正如福斯特借美国内战时期一位牧师之口所说的那样：“说两千或两万人在一场大战中阵亡，充其量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与你个人无关。但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在你身边被射杀，并与他战友一道在坟墓前帮忙埋葬他，这对你而言比那条耸人听闻的重大消息更加真实。”阅读整本书，死亡不再是没有生命的数字，而是真实鲜活可触可感的苦难，它对内战的参与者来说，是亲身经历的个体的突然逝去及由此带来的无尽痛苦。全书以“死亡”为主线，以“种族”、“性别”为支线，福斯特教授通过遍览内战时期的各种资料，收集了包括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布道词、广告词、绘画、照片、墓碑碑文以及小说和诗歌等在内的丰富史料，生动地展现了美国内战期间的死亡是如何塑造了一个“受难的国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全书讨论“死亡”但不囿于“死亡”，而是将生命与死亡、个人与国家、宗教与世俗、战争与民主等宏大主题串联起来，研究视角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悲悯。
福斯特认为，死亡不仅改变了数十万遭受丧亲之痛的个人，它也改变了美国。内战死亡所带来的变化，一些是社会层面的：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脱离正常生活参军，妻子变为了遗孀，孩子沦为了孤儿；一些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过他们的甘愿赴死与乐于杀敌来赢得公民身份与平等；还有一些则是哲学与精神层面的，例如死亡的存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触及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关于“我是谁”的最基本认知，而内战的残酷形势更是动摇了内战前美国人的“善终”观念。虽然死亡士兵的战友、随军医生护士以及牧师通过各种方式力图保持战前的死亡文化，但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死亡本身仍让生者感到绝望。大屠杀迫使美国人探寻战争浩劫的意义，并对它做出诠释……
福斯特因此得出结论：死亡——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福特斯其实是从内战死亡的角度，论证了战争是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死亡文化和美国人对自由与公民身份的界定，论证了战争是如何改变了美利坚的国家职能并促进了美国的国家构建。国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顾活人与关注死者为目的的内战补助金制度的出现，所涉及的工程规模之大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福斯特1947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传统家庭，不过她却是一个“叛逆的女儿”，从小便有独立性格，她会参加声援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游行。她养牛，参加童子军，上舞蹈课，拒绝走上流社会女性的道路。而她的家乡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农业发达，盛产葡萄酒和良种马，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经作为通向马里兰、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战略门户而被北方军重兵把守，1862-1864 年之间，南北双方在这里爆发了多场激烈战役。如今在弗吉尼亚州很多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广场，常常会看到竖着一个扛枪的南部邦联士兵的雕像。或许正是这些微妙的伏笔，最终引领福斯特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成为美国研究南北战争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并以她杰出的分析与描述才能完成了这本跨美国内战史与死亡文化史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并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度十大好书。
当然，比历史学家身份更广为国内读者所知的，还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的福斯特，因为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也是长久以来第一位没有哈佛学习经历的哈佛校长。在一次面向学生的演讲中，福斯特这样说道：“知识的即时应用经常遮蔽更宏大、更耗时的教育过程。如果只是狭窄地着眼于现在，我们就切断了自己同过去和未来的联系。”是的，任何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借此来更好地指导当下探寻未来。在书中，福斯特曾引用了安蒂特姆国家公墓的理事们在1869年所说的一句话：“一个民族之文明与高尚的标志，就是它对死难者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关怀。”——而这本记载着罹难者的死亡、杀戮与埋葬，镌刻着生还者的焦虑、痛苦与困惑的著作本身，也给面对过相似的痛苦、也必须寻求相似的慰藉的中国，带来了更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