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年谱》读后感10篇
《王明年谱》是一本由郭德宏 编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98.00，页数：7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明年谱》读后感(一)：王明年谱读后记
看完后对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王明的写作和演讲能力都很强，但喜欢拉帮结派和打击报复。就其思想路线而言，毛对师哲说，他考虑别人的事（苏联和共产国际）太多，考虑自己的事（中共和中国）太少。他到延安和与毛斗法那几年最好看，张国焘说得真准，王明肯定不是毛的对手。不过毛能斗得过他，最重要的是王稼祥从共产国际那里带来了王不得与毛争领袖的指标。现在才真正懂得，毛后来发动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好像是谁说的，整风运动使中共成为中共，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就是使中共去苏化。中共从此彻底摆脱了苏联在组织和路线上的影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书中亦可窥知，毛在遵义会议后数年不当总书记，即形式权力和实际权力不统一，实乃党内思想还不统一，还有不少人在思想上反毛，当然亦与毛思想尚不成熟，尚不能取代教条主义有关。 王明始终拒不承认自己错误，拒写检查，这也算有“骨气”吧。
另外，书中对康生的一些描述很有意思。
《王明年谱》读后感(二)：三流诗人的一生
1974年3月28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王明昨日于莫斯科病逝的消息，称其为“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另一方面，在中共自身的话语体系中，王明长久以来都是被批判的对象：既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罪魁祸首”，也犯过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甚至曾被斥为“叛徒”。自20世纪80年代末，围绕其的评价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亦有基于学术立场的研究出现。
2014年恰逢王明去世40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郭德宏先生编写的《王明年谱》。其实，早在1991年作者便曾与另一位研究者周国全先生共通编写过一部《王明年谱》，当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新近出版的《王明年谱》则是作者在旧版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两者相较，旧版《王明年谱》字数仅16万字，而此次的新版《王明年谱》则增至88万字，补充了大量作者近年来搜集的重要史料。所以，若将此次新出版《王明年谱》视为一部“新书”，亦无不可。
作者在编写本年谱时，充分搜集了海外内外的各类史料，尤其是一些此前外界所稀见的资料。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者曾前往中央档案馆与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查阅了王明档案。除了作者外，在学术界能有此类机会一睹这批档案者可谓屈指可数。在目前的档案开放环境下，短期内估计也难有他人还能这样的机会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摘录王明有关的档案资料。除了国内档案资料外，作者在90年代中期曾远赴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搜集不少苏联及共产国际方面的有关王明的资料。此外，作者还有机会从王明家人处，获得了一批王明生前撰写的回忆材料及其生前私藏的其他罕见资料，如傅连暲等人在1943年所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另外，王明各类近乎吐槽的打油诗也几乎全被纳入书中。
在保有编年纪事既定写作格式的同时，作者似乎更想把这部《王明年谱》写成一部汇总各类庞杂资料的索引类工具书。在记载每段事项的同时，还会罗列不同资料来源的陈述与解释，供读者考辨。例如在提及王明在1931年初究竟有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继而开始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时，作者不仅参考了杨奎松、戴茂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与中共官方资料汇编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还整理了王明自己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说法，将他在《传记与回忆》、《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以及《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等不同材料中的相关回忆尽数摘引附于书中。
这种处理方式，除了揭示资料线索外，还在提醒读者应以不同角度和立场来面对这段历史。纵观王明一生，尤其是在1945年前，围绕其个人经历中某些重要转折点的不同解读往往也是中共党史乃至近代史领域的研究争议所在。
《王明年谱》读后感(三)：王明年谱，去相信你愿意相信的史实吧。
《王明年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郭德宏。此书根据时间顺序，将王明的一生分为七部分，从童年青年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及上台、在共产国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第三次到苏联，详细的记录了1904年至1974年王明的一生。
从整本书可以看出，作者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于王明和中共的史料，特别是关于王明的各种档案材料，收录详尽全面。对于不确定的，或者不客观的，作者尽量做到多方引证，然后权衡后给出自己的观点。最大的方便之处是，作者为了让读者对王明的言行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年谱中简要地增加了一些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让读者有所参照。
王明，名字为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自幼聪颖，面相清秀，可以说是一个标致的帅哥。无奈个子矮小，也经常成为别人言论中的人生攻击。
通过阅读年谱，我谈一谈我自己对王明的看法，由于本人对王明和中央党史等资料阅读甚少，如有不妥之处，欢迎讨论。
王明是理论派，理论学的精通，认识问题应该算透彻，从21岁写《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可以看出能认识到问题根源，抓住问题的症结。而且是一个绝佳的宣传员，25岁回国，《红旗》三日刊全是王明一个人编写，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才思隽永，笔耕不辍。他的演讲，更是精彩，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如果在现代，应该在以宣传、编辑、公关为主的公司里算是一个大咖。
在信仰共产国际方面，绝对不是王明一个人，几乎当时全党都信仰共产国际，我很不明白，同样都是革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难道还有人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国情吗？借鉴苏联革命经验也好，但是不能让共产国际完全对共党指手画脚，而不考虑自己的国情，这全然不是王明一个人的问题，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得是有基础的。
我个人觉得王明并没有想当国家主席或统治国家的想法，换句话说，由于他习惯了别人的俯首称臣，尤其是康生等下属的吹捧，他只是更享受像某网络大V那种“皇帝批阅奏折”一样快感。从他打击异派的手段可以看出，他心胸不够宽广，从手法可以看出幼稚不成熟。他个人更像是学院派，把自己读过的书，共产国际的旨意当成了真理一样崇拜，学术气氛太浓，理论联系实际太少，所以才导致他不像一个政治家那样成熟，而且偏执，和毛相比，他太单纯。其实康生才是一个恶心的政治家，两面派，如果他能像康生一样，或许结果就大不同了。不过对于他的坚持精神，个人觉得仍是值得佩服的。
从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建国时领衔法律编制，他的功劳是不能磨灭的，不能被篡夺的。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只要你输了，那么所有的错误就都是你的，古往今来皆如此。赢者有改变历史的权利，所以不管你有多大功劳，只要赢者说你错，你就错，没错也是错。只因你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此书47页，第二段冲教务长阿古尔，而江泽民回忆是教务主任阿戈尔，应该是同一人吧，此处建议加一注释。408页，7月1日下午“刻应谈各党派一致团结”，“刻应”是何意？那个时代，很多结构组词“的”都用“底”，查了一下字典，有“底”同“的”说法。
如果此书再版，建议：
1）在7个部分的开始能否总结概括一下这段时间内国内外形势，帮助读者了解这段时间的历史和王明起一个导向作用。
2）能否在每页下面注释的文件或书目增加出版时间，这样方便读者联系当时的历史而判断言论是否客观属实。（其实相当于把附录二中的论著出版时间落实在每页上）。
《王明年谱》读后感(四)：王明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
刊于《南方都市报》
说起王明，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这个名字会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博古一起被作为中共“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说他们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王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与中共、与毛泽东又有着怎样的纠葛，长期以来都属于一段被雪藏的历史。
学界对王明的研究始于“文革”结束后，1989年郭德宏与周国全、李明三推出了当时国内第一部《王明评传》，1991年郭德宏又同周国全出版了《王明年谱》，也就是社科文献这本800页著作的前身。
郭德宏先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三十余年，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不同意红军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直言各路红军出发长征“都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的”；也反对将国民革命军(国军)称为“国民党军”。郭德宏对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一面敢于质疑毛泽东的经典理论，一面力图为陈独秀、王明“平反”。其中，王明研究是郭德宏着力最多的一个方向。
早在2006年，福建师范大学郭丽梅在写作硕士论文《郭德宏与中共党史研究述论(1978—2007)》，采访郭德宏时，郭先生即对其表示，“在他即将退出研究领域之前，最后将重新编写《王明年谱》”。事隔多年，郭先生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郭德宏对多元资料的应用
先前一部《王明年谱》字数仅16万字，印数也只有2000册，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传播力上看，都不如人意。新《王明年谱》字数是旧作的五倍多，将王明一生分为“童年、青年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及上台”“在共产国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第三次到苏联”七个阶段。在年谱中，郭德宏一方面参考了更多的鲜见资料，另一方面则加进了各家学者的不同阐释。
在资料方面，郭德宏不只一次表示，关于中共党史的资料，如年谱、文稿等等，已经出了很多。学界中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没有材料，而在于肯去花时间阅读和挖掘新材料的人太少。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引用资料两三百种，其中即有不少早已公开，而没有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的材料。
当然，郭德宏并不满足于此，他在《王明年谱》中还首次应用了一批档案文献，如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研究机构所存的王明档案、俄文版的《王明全集》，以及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等。如《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至今未曾公开发行，郭德宏从王明之子王丹之获得此书书稿后，即发表《王明回忆录提供的新资料》，披露一些关键内容。由王明家人肯将王明最后留下的资料交予郭德宏，也可见他们对郭先生学术能力与学术立场的信任。
也许有读者会说，香港早有名为《王明回忆录》的书行世，莫非是一本伪作？其实那本书原名《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1975年在苏联首次出版。内容包括王明四篇文章，谈遵义会议、延安整风、“文革”、批林批孔等。1981年被大陆官方改名《中共五十年》，作为内部读物，出了中文版。王明在1956年就离开中国，没有经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运动，那他谈“文革”的文章，又如何能是回忆呢？所以后来香港将其易名《王明回忆录》，纯属出版社炒作的噱头。
虽然《中共五十年》一书在很多地方并不可靠，但郭德宏还是在书中屡屡引用，这正反映了其在“编写说明”中的话，“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不同的表述；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编者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这就是当年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做法，不管官史、野史，无论说法有几成真实性，先全部整理搜集。至于谁是谁非，即交由后人去研究了。
引用学者阐释，也是《王明年谱》的一个特点。通常我们所见的年谱，如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这种，内容就是逐日记录传主的行程、事迹，兼采一些文章、书信，以佐证传主各个时期的思想特征。而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在照顾到以上内容的同时，还筛选了杨奎松、高华等学者对事关王明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评论。
因为郭德宏引书众多，且内容详尽，使内地读者可以看到很多不易见到的著作片段，比如著名的《延安日记》和《红太阳是怎么样升起的》。
共产国际有没有指示让毛泽东做中共领袖？
有了上面这些资料的支撑，使中共党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有了澄清的可能。在《王明年谱》中，对顾顺章与向忠发叛党、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王明中毒事件等问题都有新资料披露，刷新了过去的传统观点。
1929年，王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得意弟子回国，成为米夫钦点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掌握了党的实权。1937年，王明在做了几年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第二次从苏联回国，就任长江局书记，负责中共南方事务。在此期间，王明多次擅自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布文件或宣言。由此可以想见，王明确实有挟共产国际自重，争夺中共领导权的意图。
那是什么使王明放弃了此种意图呢？今天的学者，如大陆的杨奎松、台湾的陈永发，大都采信王稼祥从苏联捎回的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口信，即所谓“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王稼祥后来还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交代他和任弼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
在《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中，王明给出了另外的说法，即所谓王稼祥捎来的口信为“毛泽东安排的诡计”。他说，同意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不是季米特洛夫，而是共产国际另一位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王明称“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王稼祥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说，“你在六中全会上就说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多的话也不要说。”
因为王明有编造中毒事件(本书中有详细资料证明，此实为一次医疗事故)的前科，使我们对他的一些“新鲜”言论，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警惕。对于王明说王稼祥“假传”共产国际“圣旨”这个说法，郭德宏就是不予置信的。不过季米特洛夫的所谓口信，至今没有一手材料佐证，所以我看王明此说倒也不妨存疑，以待未来新史料的发掘。
从王明对季米特洛夫这个口信的在意程度来看，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论此指示真假)。
王明至死都在“斗争”
王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十年左右。他“口衔”共产国际的“天宪”，在一些时期指导了中共发展。但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和中共的情况，没有真实的了解，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制定中国政策时，会优先考虑苏联的国际利益，所以其命令很多时候并不利于中共发展。王明一味按照共产国际的既定政策办，就不免会出现后来被中共定性为“左倾”或“右倾”的错误。王明的政治生涯，真称得上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了。
所谓“左倾”在教科书中说得很多了，就是“冒险主义”错误，让红军去和第五次“围剿”的政府军正面交战，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开始长征。其“右倾”错误则是指，王明当长江局书记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被延安指为“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杨尚昆语)，因而是奉行“投降主义”。
如果跳出中共党史的框架，王明为了抗战大局，让中共尊重国民政府，那不仅无过，而且是有功的。这正是郭德宏在重新评价王明时，常常强调的一点。
身上背负了这样两个“错误”，又有王稼祥捎回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王明自知无力继续与毛泽东争夺中共领导权。于是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在演讲中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这一时期的言论，如郭德宏所说，比“文革”期间林彪、康生对毛泽东的吹捧，也毫不逊色。
对王明在1941年前后的这种举动，郭德宏在年谱中引用高华的说法，“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倍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
王明说这些话都是口是心非，所以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他又对以往所犯“错误”矢口否认，企图打一场“翻身仗”。由于《王明年谱》是逐日记录王明的言行，为读者在细微处解释王明这些“诡异”的转变。
郭德宏《王明年谱》征引资料虽多，但毕竟无法面面俱到。我在这里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的内容，作为对王明病后在延安生活状况的一个补充。1945年，左舜生、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时，他们主动要求见一见王明。
左舜生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到王明一家的屋中“除了一床一桌和几张板凳以外，别无长物。看他的太太和小孩的样子，似乎是营养不良，保健饭未必于他们有份，甚至有人揣测他们是从另一地方被搬来给我们看的……在参政会颇能表现一种斗争精神，领袖欲似乎很强……我们这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已没有了。”
左舜生想不到的是，他印象中这位有“斗争精神”的老朋友，当时固然是只“斗败的公鸡”，被迫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但其实一直心有不甘。1949年后，王明为了抗拒进一步的自我批评，1950年以治病为名去了苏联。1953年回国后仅仅两年，他就又一次前往苏联，直至1974年去世。在这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王明没有一天不在“斗争”，即使弥留之际，还在准备将那本著名的《中共五十年》付梓刊行。
即使是在“文革”后，国内关于王明的文章，也还是多集中在1949年前，而对他出走苏联的后情况所言甚少。郭德宏的《王明年谱》不仅补充了这一部分内容，还在“谱后”一节中简要回顾了王明去世后，学界对其所作的研究工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今天能有这样一本客观的《王明年谱》出版，是多么的不容易。
《王明年谱》读后感(五)：功过是非，历史自有断。
王明是中共党史上颇具争议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王明的“左倾”路线给党造成重大的损失和挫折。在中共弱小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的时期，一位喝了莫斯科洋墨水的高材生当然瞧不起毛泽东这个“土包子”。但是，中苏国情迥异，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非王明之徒照搬苏联。王明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反面的，是“左倾”错误的，但是作为一个复杂的人，一位重要领导人的一生，一定不会只是这样几个简单的词所能够描述，以至于标签化。中共是一个具有极强自身纠错能力的党，所以才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不合法走向执政。观察党的历史，梳理王明的一生，以史为鉴，很期待这部真知灼见的书。王明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