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夺路读后感10篇

　　《关山夺路》是一本由王鼎钧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山夺路》读后感(一)：王鼎均四部回忆录读后

　　王鼎均的四部回忆录确值一读。

　　耄耋为文，褪尽炫丽浮华，徐徐而行，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文中人多已作古，遂敢直言其事，不至畏首畏尾；各文体皆有涉猎，语言便汲其各自所长，亦俗亦雅，别具一格；回忆录未持褒贬，平心而论，公道客观。好书导人向善，让人看见人性善恶，而又能于此基础上不令其生歹意。看此书，心胸顿然开阔。某些经典的教导并非无用，不过太有距离，总得有人“以身试法”，得出经验，我们方肯“死心塌地”。鼎公并非完人，于红尘之中磨砺修行，其数十年得失遭际，择于人看，说与人听。读文之时，处处有“年轻人，前路吾已走过，决择缘由现已说出，懊悔与痛楚也已道白，诸君思量。”之感。路漫漫，有一老大哥指点，便如捉灯夜行，即便碰墙，不至血流满面、一蹶不振。

　　2018年6月25日

　　《关山夺路》读后感(二)：历史进步的标尺，是人的生存与尊严所受到的理性对待

　　《关山夺路》。乍一看到书名，或许在头脑中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烽火狼烟，风尘仆仆，筚路蓝缕。国共内战过去70年了，但这段历史谈不上遥远，因为还有一些亲历者尚存人间，他们的人生轨迹就是那场战争的结果，他们都是那段历史最好的讲述者。

　　以往我们回顾历史从来都是宏大叙事，胜利和失败，无论哪一方，下面都是血流成河，白骨累累。数以百万计的芸芸众生，不过是统治阶级所谓政治、军事战略的工具，是为了实现一部分人利益的牺牲品。那些冰冷的数字躺在历史文本的罅隙里，不会发光，亦不会流泪。但每一个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背后都只一段不忍诉说的苦难。个体的苦难就是民族的苦难，但似乎与统治阶级无关。

　　国共内战前100年，中国不都是一直在内战么？太平天国横扫南方，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灭太平天国。武昌起义后进入民国，不也是直系，奉系，桂系等各路军阀打来打去。乱世之下，你没有阳光大道。每一条路，你都无法夺。每一个人都无力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滚裹向前，每一次不由已的选择都是生，死，离，别。辽阔的国土遍地狼烟，已无安身之所。但更恐惧的是你对现状严重不满，知道危机重重即将湮灭，但对未来即将到来的世界又普通存疑。于是有一些聪明人，无奈或者说是洞察先机地只得跟随故旧一路颠簸逃亡，哪怕逃到天涯海角，哪怕背后就是茫茫大海，哪性知道那里也是一片未知的生死。但历史证明，他们至少保全了性命。

　　近段时间，看了几本老人家的书，如杨绛《将饮茶》，我的同乡钟叔河《记得青山那一边》，以及鼎公的回忆录四部曲。愈加感觉到岁月的力量。克制而又有柔情，对于过往的人和事，娓娓道来，一如高诵芬老人所撰《山居杂忆》封腰上赫然写着：“ 日子是流水，老人用心境洞穿了它，清澈如许。”今天我们读鼎公的《关山夺路》，依然如初。作为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鼎公就是一名公证员，没有偏袒哪方，没有夹杂个人因怨，只是描述，且怀悲悯之心，将个体的命运放至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哀民生之多艰。”

　　大时代背景下的每一次洪潮，每一个个体都会主动或被动卷入其中。历史进步的标尺，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与尊严所受到的理性对待，这或许才是人类文明的普世追求。

　　《关山夺路》读后感(三)：流亡之路

　　这几年，“民国”一词被某些“公知”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大谈民国精神之复兴，现今文化之堕落，仿佛扣上一个“民国未完”的帽子才是他们钟爱的结局，在这个意识形态乱草丛生的时代，我们又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长久以来的怪圈——非黑即白，非左即右。

　　我这一批生长于80年代末的年轻人距离战争年代久矣，就连道听途说都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儿时从课本上学到的洗脑知识在成年之后成为笑谈，部分人迫不及待的将自己划为认清历史真相的那拨人，而历史的烟尘背后究竟孰是孰非？

　　龙应台所著《大江大海1949》成为禁书并令我大开眼界，我迫不及待的在网上寻找残篇断章载下来看，企图窥探两岸秘辛，岂知龙应台女士通篇的滥煽情给了此书的读者一个强烈的感情共鸣，却在史料方面被李敖捉住各种痛处，可以说《大江大海1949》是一个索引，却并非全貌，你可以看，却不能全然相信。

　　接着，齐邦媛的《巨流河》成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作者出生于诗书门第，结交的多是民国知识分子，故事文学感强，高龄作者娓娓道来令人不禁泣然，可终究只是残垣断章，历史的长河一隅站着那些光辉的名字，而烟尘滚滚的战场背后是无数黎民百姓空洞的眼神。

　　你们要的民国，你们想知道的民国，难道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天堂？

　　还好有鼎公，还好这个流亡学生在七十岁高龄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写文的人容易犯个毛病就是放大个体苦痛，进行毫无节制的煽情，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一旦这种煽情被点燃，你很可能就失去了所有事情的真相。苦不苦？谁不苦？谁不是死过一轮的人？被王鼎钧的《关山夺路》深深吸引就是在于作者感情上的节制——他，一个流亡学生，曾经当过战俘，八百里山河他狼狈走过，吃得苦头不可谓不多矣，可是他仍能苦中作乐，并且一直坚持着单纯的文学梦想。

　　他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被任何话语给煽动，不因任何既得利益而动摇，这个单纯的山东少年始终爱的是一个单纯的世界，他对学潮的见解让人倍觉新鲜，豁然开朗，他在文中说——“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利，与校长分庭抗礼，恍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生以小博大，在如醉的昂扬中，也模糊觉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

　　这就不难解释后来的文革，乃至六月那一场至今都不敢公开的灾难，乌合之众最易煽动，而学生正是最热血的乌合之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却在临死的那一刻都没搞明白是给谁献了祭。

　　左还是右？

　　在长期的教科书思维浇灌下，一旦有一天能冲破桎梏，大多数人很容易将蒋公封为神邸，一会儿成神，一会儿成坟，国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所做的牺牲与努力不该被抹黑与掩埋，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朽入骨亦不可视而不见，这世间，成王败寇，成的不一定就是对的，败的自然也不会真是渣滓。

　　鼎公在书中的记载，详实而又公平，其褒贬随行为走，不随党派划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实在太混淆人民的概念，仿佛资本家与某些知识分子就不是人，只有工人农民是人，地主也不是人，共军抓住了广大的农村这根救命稻草，并以此席卷整个国统区，农村包围城市，令国军节节败退。

　　战无不胜的孙立人为何会栽在自己人手上？盖因国民党内部政治派系斗争太过严重，无人可力挽狂澜，蒋公以儒家思想与毛的马克思主义做抵抗，胜负显而易见，这个社会已经讲不了君子协议，儒家思想了，毛的思维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才是更为高明、煽动人心的政治家。

　　鼎公在书中写沦陷区与解放区，说村长时常要准备两幅肖像，一面是蒋，一面是毛，哪方的队伍来了换哪方，在此，不想细谈国共之争，唯有一句话让我铭记心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勇斗狠请留给日本兵，不要把打败自己人这种事拿出来秀优越感。

　　你们还记得长春围城吗？

　　长春围城

　　这四字，字字泣血，写下来都觉得背后的累累白骨在望着我，第一次听说长春围城是看《大江大海1949》，东北是战争年代最为苦难的土地，为了更清晰的了解那段历史，我搞到了一本叫做《雪白血红》的禁书，这本书较为详细的描述了那段历史，不想又在鼎公的《关山夺路》中被提及，书中的一句话令我喟叹良久——“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饿死几十万人。”

　　左派文学

　　即是读书人，也是写文人，鼎公关于文学与写作的部分尤其令我感同身受，在教科书里的巴金、老舍、矛盾，我实在是没兴趣，甚至是教科书里的鲁迅先生我也毫无好感，我喜欢的是那个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从小的教科书里都是宣传这些左派作家的作品，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张爱玲的书，时至今日，张爱玲传奇未完，海内外的华人都还在不断研究这个奇女子，甚至后世产生无数被其影响的作者，在文学高度而言，张爱玲的地位毋庸置疑，可是呢？她缺席了，缺席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之中，仿佛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个人。

　　我们的文学审美身不由己，太过败坏，我们不断吟诵的文字都服从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当然，我亦侥幸，我侥幸未生存于大斗争与文革年代，没有亲眼所见知识与文化的灾难性毁灭，我得以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不断检索真正的心中所爱。

　　我生于八零年代末，成长在民国重镇——武汉，外婆的父亲曾位至国民党高级文官，而爷爷则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我从小看着两边打架，互相说对方的坏话，仿佛就看是在看一场小小的国共内战，当然，这些话都影响不了我的家庭和睦，可意识形态的纠葛却深深分裂了一个民族，那么多写国共内战的书，你若让我推荐一本，如今则首推鼎公的《关山夺路》了。读罢掩卷沉思，良久不能平复激动心绪，这一个流亡学生的告白，更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我走过武汉，看江汉路上斑驳的民国建筑，仿佛看见缩影的十里洋场与资本滥觞；我走过南京，法国梧桐下的六朝烟华，拾级而上，拜谒中山陵；我走过北京，想北平那些年的文人墨客……

　　这是一个无需流亡的时代，可我们的心似乎还在流亡，《关山夺路》中亦不乏哲学批判，我想，二十岁时你若要读一本书，那不应该是饱暖思淫欲的青春文学，而是这本饱含热泪却从不流露的回忆录——白发苍苍的年纪为何还要笔耕不辍？因为历史把你留下来，就是要你写出来。

　　《关山夺路》读后感(四)：2018读书清单之07 读王鼎钧回忆录之三《关山夺路》

　　2018读书清单之07 读王鼎钧回忆录之三《关山夺路》

　　第07本

　　2018.01.015

　　王鼎钧先生回忆录之三《关山夺路》，2018年度第07本读物。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2017年8月印刷，29.3万字，278页。

　　第三册《关山夺路》2005年初版时，老王头已经80高龄了。

　　《关山夺路》时间跨度也较小，就是整个解放战争从1945年到1949年。

　　我一般不太关心封面设计，读书过程中，偶然看了一眼《关山夺路》的封面：血红色底部有两个持枪的士兵在弯腰冲锋。记忆中四册回忆录都是血红色，没有想到其实各不相同。《昨天的云》除了红色什么也没有；《怒目少年》，在血红色的底部是一群激昂的流亡学生；第四册《文学江湖》血红色底部有半页报纸，显然是作者的文字生涯了。

　　老王头的回忆录，读完前三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他的回忆录不可能作为传世名作而流传下去，他尚不具备一个大师的基本要素。他的文章之所以吸引眼球，原因在于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过于绚丽灿烂，而他本人适逢其会，又是对立方，所以无论果粉、毛粉都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那个年代的人和事的，如此而已。

　　第三册的特点在于互相间比较，写国军这样做，必然写中共那样做，牵涉到苏联的也写苏联怎样做，由此得出结论中共为什么胜利。王鼎钧说，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但这似乎是专题论文，而不是文学作品了。

　　一、从国共征兵、训练新兵对比看胜败。

　　老王头从感情上是倾向于国民党的，他在回忆录里并不避讳。

　　国民党征兵是两个渠道，《怒目少年》谈了第一个渠道：抓壮丁，那场面尚不及农夫贩卖牲口，即使是农夫贩卖牲口，还怕牲口死了赔钱呢。第二个渠道，欺骗学生从军，许诺以高待遇、上大学等。老王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骗，辍学参加了国民党的宪兵。

　　新兵训练，老王头称之为磨炼，每个士兵都受尽了班长的残酷虐待。

　　老王头如是说：

　　新兵训练是一种轮回，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如此这般捏塑而成的士兵，当然不会爱民，一个人格破碎的人很难有爱，更难有大爱，除非后来从宗教情操得到救赎。如此这般成长的人又怎会威武不屈？如果班长是他们的教士，“胳臂拗不过大腿”、“别想拿鸡蛋碰石头”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圣经，后来内战的战场上，处处有“四十万人齐解甲”的大场面，也就事出有因了。

　　【当士兵训练动作慢时，就要挨打，班长一边打一边骂：老百姓。】兵士都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二、关于土地革命

　　老王头最不认同但不得不佩服的就是解放区的土地革命。他在《南京印象：一群难民》中说的明明白白。

　　当然老王头不能理解：土地革命不单是分给农民土地那么简单。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手段，彻底打烂了在中国生存了两千年的士绅制度，消灭了士绅阶层。不如此，即使分给农民土地，贫民也保不住留不住。

　　当然这个过程是相当激烈残酷的。士绅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当然有土豪劣绅，也多的是开明士绅、善良的地主。但在激烈的土地革命中玉石俱焚，也是不得已的事实。譬如我们村，就是找了个无赖流氓（这个人当然是穷人）牵头，搞起了土地革命，这个人后来成了村里的农协主席，他最仇恨的是本家，倒不是我们这些异姓人家。这不奇怪，他穷的时候，大家都躲着他远远的，异姓躲他，他可能觉得是应该的；本姓人躲他，他肯定愤恨；现在他掌权了，他要报复。后来这个人被本家给杀死投井，1953年案发，又出了几个命案。

　　但总起来讲，土地革命利大于弊。革命这东西，一定会有代价，那就是必然必须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牺牲一部分无辜者的利益。历朝历代包括蒋介石，其政权往往到县一级为止，乡村向来由士绅阶层统治。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才真正把政权建立在最底层；只有共产党的军队建设，把支部设在连队即最基层组织，牢牢把握了党指挥枪这一原则。可以说，对乡村与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共产党政权稳固的两大基石。

　　三、沈阳的宪兵岁月

　　在沈阳铁西的宪兵岁月，作者他们这帮异乡人，语言的隔阂很严重，陕西人的口音和东北人的口音差别大，常常把对方的意思弄错了，加上“同物异名”，“同音异字”，有时根本不能交通。很奇怪，上级却从未顾到这个问题，他应该在我们的“学科教育”里加一门课程，介绍“东北话”和东北风俗。作者感慨万千，中共的优势之一，就是当地人办当地事，无须向当地学习，国军的劣势之一，就是外地人来办本地事，又不肯向当地学习。

　　以作者的描述，宪兵团的基层官兵做人做事还是扎实、厚道，可是上层的结构有问题，缺少有能力、有前瞻力的杰出人物布局谋划。

　　在“东北一寸寸向下沉沦”中，讲到国民党军队在关外由开始的军纪严整到后来的一步步败坏的缘由：一是伤兵不断增加，伤兵没有出路，社会又歧视残疾人。二是通货膨胀，于是有了国军的“五强”作风：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三是保安团败坏了正规军军纪。第四是常打败仗。

　　国民党那么坏，作者在书中也有大量的描写，也非常气愤。特别是到了内战后半期，国府公信力跌到谷底：如果政府说今天晴天，你出门时一定要带把伞。可是作者为什么始终不认可中共而最终逃向台湾呢？这的确是个问题。其实书中有答案：中共再好，与他无关；他和父亲如果在大陆，那是没有活路的，父亲是地主，作者是国民党宪兵；假如真的留在大陆，解放后即使活着也是悲惨世界。由此可见，作者非常明白，他的选择包含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而我们的疾风暴雨的革命方式方法，也的确有商榷之处。

　　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曼罗兰访问苏联，看见一个富农的儿子过着悲惨的生活，罗兰夫人说：如果革命不是让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而是解救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那革命的意义何在哉？

　　西方人说，国共内战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战争，作者认为，是中国孔孟文化与马列文化的战争，战争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失败。我不认可这样的态度，难道孔孟文化就是慢慢的那样的腐败不堪？

　　四、谶语

　　其实谶语这东西，都是在事成之后找原因罢了，但往往让人嗟叹不已。

　　一是民国四十年到头的谶语：

　　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1947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

　　二是左与共的谶语：

　　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

　　三是偏安的谶语：

　　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

　　附录：什么是通货膨胀？

　　外电报道有生动的注解，战前法币一元可以买到一只牛犊，战后一元法币只能买到一根油条。有位老太太，战前把积蓄存进银行，战后再去提出来，回到家里她疯了。换个角度说，如果某人居住京沪地区，拥有“中储券”一百万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兑成法币五千元，一九四八年废法币，只能兑到金圆券六角。他的钱哪里去了？老太太的牛又哪里去了？政府用增加通货发行的方式取去了！通货膨胀是一个骗局，而且全面行骗，天天行骗，悍然违反了林肯的告诫：“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的人。”

　　《关山夺路》读后感(五)：认真你就输了。

　　读了这本书我有几点看法，国军之所以会造成战争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中共几乎在能够安插情报人员的地方都暗自插上了自己人，以至于最高行政层面的不少人到最后都很奇怪，为什么刚准备好的行军线路和安排，不到一天就能立刻被共军摸透然后来个偷袭？试想一个通信组一共9个人，其中有7个人是谍匪的时候，情报当然会不翼而飞。国军自身是一网子的漏洞，他们在共军一边又确实找不到空隙可以安插间谍，只能乖乖等死；

　　二、把老百姓当外人，甚至是敌人。有几个写书的人也说了，抗战是怎样的，就是国军在前头奋勇抗战，共军像卷铺盖一样把胜利后的地盘都悄悄卷去，并且更奇怪的是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当牛做马地支持，并不是因为共军有魔力，而是国军在这一点上确实比不上共军，一边是拿枪指着老头威胁说不交粮食就毙了你，这一边是说“大娘，你放心，我们绝不懂你一针一线”，试想谁都会倾向于后者。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共军只把口号维持到了1949年，之后的政策是，我是上帝，你们只是我达到手段的工具而已。

　　三、在作战方式上，国军还是正统文人的样子，使不出阴谋，估计是因为读书人居多的关系，蒋介石个人也有点文人倾向，迫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耍阴招，打仗就要来个光明磊落，可事实是，战场上永远遵循“兵不厌诈”这个道理，认真你就输了。对方从来不会打仗之前给你通知一声只会给你搞突然袭击，并且最后的结果是，国军只能一批批撤出上海。

　　《关山夺路》读后感(六)：水要走路 山挡不住

　　有人问鼎公，关于中共内战的书那么多，读哪一本好？如果只读一本，他说，那就读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因为它的局限小，角度大。但他又说，再大的角度也大不过180度，如果想要了解那段历史的全貌，他的回忆录提供另外180度的视角。

　　“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是他家乡的一句俗语，他自比一条小河，曲曲折折地从国共这两座山峰间夺路而出——《关山夺路》的书名由此而来。回忆录四部曲读至这一部，除了觉得比前两部更好看外，心情也极其沉重。一是为他笔下形形色色之人的艰困萍浮、颠沛流离和生离死别，二是为自己长期认知的残缺和混乱。

　　一

　　1949年5月26日，上海国共易手。两天前他还在江湾军械库上班，虽然办公室里就只剩了下他一个人，他知道不能留，但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能往哪里去？直到被来布防的军官赶走。是日夜，24岁的他和62岁的老父亲在上海华滨码头拼命挤上一艘船，耳旁尽是被推下船去被挤下船去的人落水时的噗通声、求救声、呼叫声……船启动了，“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天亮后，他才发现其父是甲板上仅有的老人，也注意到了周围军人愤怒的脸色。

　　时间再往前推，抗战胜利时，王鼎钧在国立22中初中毕业，他魂牵梦绕的是山东，因为那里有家人。可是为人十分谨慎的父亲托人给他带话：不要回家。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兰陵在抗战胜利后，立刻成了解放区，父亲就成了阶下囚。虽然经过疲劳审训和广泛社会调查，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恶迹，就放了，但他明白，他的顺民梦在共产党治下是做不成了。后来国军又来了，当国军又要撤离时，他追着问明情况，来不及回家取些衣物，牵起小儿小女的手，跟在队伍后面就离开了家乡。他清楚以他没落地主之身，又做过孙传芳的幕僚，在国民党背景的抗日游击队里打过游过，还有个当宪兵的儿子、国民党炮兵上校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故土绝无他的容身之地。

　　不能回家怎么办？学校学潮不断，师生之谊已今非昔比，乱世里也安不下心来读书，关键是他想挣钱养家。这时，吴连长来学校招宪兵，在分校主任的陪同下，对全校学生发表演讲，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新兵将去北平接收，坐飞机去，上等兵待遇相当于陆军少尉，驻地旁边就是北大清华，役期3年，完了保送上大学……大家一窝蜂报名。王鼎钧思而后行，想既能以宪兵之身除暴安良，还能借机观察生活，积累写作素材。而且薪水加稿费，可供他尽长子之责。离校前，约50名报了名的人，在吴连长的支持下，耀武扬威地跟学校闹了几天，安家费、路费、毕业文凭都到了手。鼎公行文喜欢重复某些语句——那是刻在他心里的深痕。比如此处，他重复两次说，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原谅/体谅宪兵队的苦衷、吴连长的欺骗、分校主任的背书。他进一步道，行骗者若是个体，容易逃脱追责，但若是国家，则无计/无处可逃。“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后来30几人改投6团，包括王鼎钧。因为来挖墙角的6团的郑排长告诉他们，14团就地驻陕西，6团才是去北平接收的团，他想离家乡近一点。

　　新兵训练刚开始，他们就知道6团也不去北平，而是去沈阳，宪兵也不能保送上大学，待遇与步兵相同。有人私下抱怨，马上迎来一场大刑伺候——用扁担打屁股。挨打者的惨叫，使怨言禁了声，但新兵挨打却层出不穷。班长们联手营造恐怖气氛，仅仅两个月后，一起参军的同学彼此再也不敢讲话。“在一种权力之下，无论那权力多小，多暴虐，无论那权力给你多大痛苦，总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卖同类，逢迎它的需要。”新兵们同时被摧毁的，还有个性、自尊、正义感、判断力、自主性、理想……王鼎钧因受一名排长庇护，没挨过打，“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这话，他也一再重复。

　　鼎公对叙议的处理，对时间的处理，已至化境。一方面，那条所经所历所思所为的线索，清清楚楚，紧致生动，布局密中有疏，疏而不散，开合皆精。另一方面，跨越时空回看往事，以漫长时间为引，以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原料，萃取出的思想精华深湛纵恣。他的回忆录，无论是叙述之量，还是议论之质，都叫人惊叹。

　　二

　　新兵训练结束，经南京上海，往长春。逗留南京期间，他嗜报如痴，并且很快读出了门道。“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军受挫、国军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痛陈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谋和，表现了惊人的执着和热情。”他泡在营房旁边的难民营里，向难民打听解放区的情况，借此拼凑兰陵的情况，并想象父母弟妹在那番景象中如何生活。鼎公回忆录里，密布国共胜败的复杂成因，它们盘根错节，关涉面极广，而且深不见底。但吊诡的是，它们仍然可以总结，那就是：举两党两军上上下下及全国社会各界之合力，“众志成城”的。

　　对于中共之发展壮大的经纬，鼎公所取角度、所呈结论都非常精彩。先表现象：“中共致胜，由于他的行为处处与国民党相反”，而且这种相反，“非常普遍彻底，几乎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一生一克。”再述模式：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他们依赖一套业已形成的社会组织，注意力放在枢纽人物——地主，资本家，校长……——身上，拉拢他们，重视他们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他们的利益，以为“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但是非常脱离民众，就连抗战时他们扶持的游击队，抗战胜利后，也视之为多余，待之非常傲慢粗暴。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打击原有的枢纽人物，重视农民，工人，学生……不厌其烦地组织、训练、改造群众。“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起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他举了很多例子，以呈国军脱离民众支持的严重程度，共军军民一体高度合作的亲密程度。

　　对于国民党之所以失去大陆，字里行间全是原因。硬要梳理的话，一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裁军（14万？），却无退役制度，不安置裁撤军人，对内失信失德，对外退伍老兵为祸四方，加剧了军民矛盾。有被裁撤将官到中山陵哭陵，以抒愤满之情，蒋介石知道后，怒斥那些人不识大体。鼎公对此有一番甚妙的议论：“我总觉得蒋氏理政往往没有因果观念，辣手裁军，种下这样的因，居然想结个识大体的果！他是基督徒，他之缺乏因果观念，可能因为《圣经》缺乏因果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成，事情就成了，至于后果，上帝要它发生它才发生，上帝要它怎样发生它就怎样发生。”二是贪污己成哲学，政府对之却宽容无为。三是通货膨胀，“钞票变垃圾，景象恐怖，现实成虚幻，生存被彻底否定。”四是相较中共的“群众路线”，国民党上上下下奉行的是“领袖路线”，严重脱离群众。除此之外，马歇尔调停失败，国民政府在战火中仓促行宪，舆论一窝蜂向左，军队调动不讲究因地制宜，军纪败坏，学潮等等，都是原因。但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军事失败——高华先生也是这个结论，而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情报失败。国民党到台湾后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近因才是政治军事。

　　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宪兵，都有历史问题。1968年“公安六条”更将宪兵上等兵也定性为反革命。“这就太抬举宪兵了，我们受训一年，从未学到能阻遏中国发展的东西，没喊一句反共口号，没读一页反共教材，没人讲解放区实况，没人讲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案例。”宪兵6团的沙团长，在宪兵界以廉洁严肃，清心寡欲，治军极严著称，1949年以后被处死。实际上他“在东北未杀一人，未刑求一人，未借故罗织一人。”6团提倡读书，规定军官要交读书报告，这活儿多半由王鼎钧代劳。“书目都是上级指定的，没有一本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民情风土。”王鼎钧执行任务时，会因别人向他行贿，挥手就打了那人一巴掌，他也会不惧恐吓，站在在理的弱势的一方……诸多事例中，又尤以一件事令我印象至深。枪决犯人多由宪兵执行，班长对他说，你打靶成绩好，可以胜任，而且还有钱拿。他条件反射似地回答他反对死刑，并且为此伤心了很久，他久久不能释然的是，为何有人认为他能杀人？愿意杀人？后来在长久的观察和理性思考后，他还真的成了死刑反对者。因为他一再看到“法”的易变，看到被剥夺的生命的永远不可复活。比如沙团长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谁是最后的裁判？他认为谁都不是。对任何群体采用任何形式的“一刀切”，都会撒播下无尽冤、假、错的种子，这个我们见的真是太多太多了。

　　宪兵《服务规程》中有三句话：“防患于未然，遏难于将发，惩戒于事后。”这成了鼎公一生信奉的信条。随着国军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军中人心涣散，社会矛盾尖锐，好宪兵难当。他从报上一位被表彰的上校的名字和籍贯判断，那人该是族中长辈。果然，那位“上校爷爷”不仅令他和父亲取得了联系，还为他在秦皇岛一家联勤补给单位谋到一份工作——冒名顶了一个辞职上尉的差。1948年11月底，这家联勤补给单位奉命调往唐沽。到了唐沽，因傅作义拒绝南撤，他们又赶往天津——那成了他自1942年离家最后悔的事情——仅仅40几天后，他就成了共军的俘虏。

　　鼎公行文，文速越疾，信息量越大，里面常常藏着百转千回，更有许多欲说还休。后记中说魏碧洲对他文章的评价是：小文章里面往往藏着很大的东西。对此我是深有同感。

　　“五年前我也许加入共青团，可是我的人生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队伍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其实‘自由’也有阴暗面，那时我还不知道，‘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以螺旋形的轨迹寻求救赎。

　　“我已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要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也无法达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苟活。”

　　还有一段要整段抄录的是，听闻长春围城的情况后，他的那番悲叹：

　　“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唯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此事于他，他言好比波兰亡国对丘吉尔的影响。

　　三

　　《怒目少年》开篇，鼎公即对“流亡学生”的概念作了介绍：“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我对这3个梯次的知晓度逐层递减。鼎公本人在第2梯次，那一阶段的故事是《怒目少年》的内容。其弟弟妹妹则在第3梯次。他们紧随海岱中学的两位老师，在满天炮火中，从宜兴步行到杭州，再到上海，先哥哥和父亲几天抵达台湾。16岁的妹妹天天在基隆军用码头等，真还给她等到了。若说这动荡乱世中的重逢叫人称惊奇和欣慰的话，那么仅山东一省，内战期间就有数万流亡学生在江南一带30余所流亡学校学习，1949年有两万余人千幸万苦去了台湾，这就叫我太吃惊了。可是，澎湖防卫司令部强迫其中5000余学生从军，并“做”出一桩“烟台联中匪谍组织”的惊世大冤案，置老师学生7人于死地……我更是完完全全理解了鼎公因何频叹：“难怪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

　　一如前两部，鼎公在这一部中也记录下许多他难忘的人。将领，耆宿，上司，连排班长，同学……印象尤其叫人深刻的是，他离开秦皇岛时，去跟那位他钦佩的眼科大夫告别，如果晚10分钟回码头，就走不成了。医生见到他，左手拉着他的手为他祷告，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指缝里往下流。“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后来，正是这位医生治好了他的眼伤。再后来——几十年后，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他都加倍再加倍地还恩、报答。并无恩情的，他也给予帮助。读鼎公的著作，深感他无论对人，对故乡，对家国，对民族，都一腔深情，而这一切，分明是一直生长在他体内的。

　　他急于养家，薪俸不足，便竭尽一切地写文卖文。“我跟同侪一同度过那个时代，记忆力比他们好得多，因为我读过、想过、写过。”鼎公的写作之路，始于给报纸副刊投稿，策略是“字海战术”——以数量博成功率。我想难怪他记忆力那么好，因为他不仅经历过，还一再书写过，所以他才能身处时代而知时代。有的稿子写成了，没被采用，有的题材太沉重或者太复杂，一时半会儿处理不了，他便把它们牢记在心，后来带到台湾，有的写了，有的还是没写，再把它们带到美国。就这样一生怀揣记忆（写作材料），反复琢磨，直到古稀之年，才把它们写进回忆录里。于是他的回忆录，除了大时局中个体的完整经验，还有漫长岁月中的回忆、反刍、反思，以及更加深入广泛的思考。数十年间，他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500多封信——其中少不了遭遇种种审查和麻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发现了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文史资料》很有价值。他托人从大陆带书，“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温恐慌、焦虑、虚无，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这成了他写作时的无形助力。

　　写完《怒目少年》，他停笔13年才开始写《关山夺路》，为何？等自由。这个“自由”不单是“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儿女也变成外国人了”的人身自由，更是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做好作家”——跳出个人遭遇和政治环境的局限，不申冤，不诉苦，不控诉，不沉溺于自我——的自由。他希望读者能够借由他的回忆录，了解并且关心那个时代，“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但他对自己“始终不能用山东之痛代表中国之痛，象征人类之痛，”感到有负文学。而我想说的是，读者会从鼎公一己、一家，兰陵一镇，山东一省，去思考中国之痛、中国人之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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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昨天的云》—— 为情义立传 为后人写作 我读《怒目少年》—— 乱世烽火 烛照人性 我读《文学江湖》—— 柱文学之杖 跋涉过冷战时期

　　《关山夺路》读后感(七)：谁悲失路之人

　　《关山夺路》第一遍完结。 生死流转，因果循环。 选择，不停地选择。 这本书我主要看主人公如何面对这个时代做出选择，同时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成为写作者的梦想）。这本书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王鼎钧细细观察自己的时代（想想我们还记得去年发生过什么事吗？），用心记，有问题甚至用二十三十年去追索它，自己的经历（身在庐山）加上后来的全局视角（后来的研究），使得这部关山夺路资料翔实。尤其写到日本投降后的那一段日本军人与日本女人的境遇，更令人唏嘘不已。我看了好几遍。等一会会发图片给大家看这段文字。 其中的几句格言很重要，分享给大家。 事情：“提起千斤，放下四两” 人际：“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 做人：“小心的人一直后悔” 健康：“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 最后的恩怨：“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 中国人：“国人一向离乡作恶，回乡为善” 集体躁动：“人多的地方不能去，人多胆子大，能做不能当”。 论小说：“武侠诉诸人的报复心，侦探诉诸人的好奇心”。

　　《关山夺路》读后感(八)：流亡的文字

　　王先生用二十五岁之前的经历和劫后多年后的沉思，支撑起了三部回忆录的书写，与其说王先生观察敏锐，不如说王的经历触目惊心，其中有命运多舛，也满是自强不息，然而以个人之卑微，处动乱之时代，所谓死生，旦夕事也，亦无因果可言，王先生奔波检索之余，感慨良多，暮年秉笔，寻找自己的前世，写出了诸多相逢之人的本末首尾，也许只有如此，方能还自己一份现世安稳，如履旧川，如偿旧债，从此无扰，心下释然～

　　国共的比较是一个看点，两派各依附的民众举止，又是一个看点，故事精彩，看点很多，然而，深夜读罢，并不让人快乐，这有些接近真正的知识，它首先不是让人充实，而是让人，虚空～

　　附：简体版168页删除：

　　【革命家相信，无辜者的鲜血可以严重伤害独裁政权，一面鼓动流血一面谴责流血也就成了革命的必要手段 】～原版270页

　　《关山夺路》读后感(九)：小人物，大历史

　　前几天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史书上有哪些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品味起来很残酷的话？”其中一位网友的回答很精辟：“史书记载的纵然有残酷的地方，可没记录的却更残酷，你每翻一页史书，就略去了千万人的一生。”

　　细细想来，确实如此。梁启超曾在《中国之旧史》中说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读到的莫不是帝王将相、精英名士的故事。那些“每翻一页史书，就被略去一生”的千千万万平凡人，谁来书写他们的历史？当他们面对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局之时，命运又将如何？大历史视角下的史书也许无从给我们提供答案，但回忆录、日记却保存了他们的故事，使我们有幸去领略一个个渺小个体在其所处时代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王鼎钧的这本《关山夺路》，是他回忆录四部曲中的第三部，也是被公认为最精彩的一部，因为讲述的正好是他在国共内战中的经历。此书为我们真实展现了一位小人物、一个小家庭在内战巨变中的流离与挣扎。

　　《关山夺路》叙述了王鼎钧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经历，虽然前后只有三年多，但这三年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颠沛曲折的一段时光:

　　真实经历的曲折与传奇，竟能远甚于小说虚构的情节!

　　王鼎钧自陈，写《关山夺路》这一卷，“是我生活史上的关山夺路，也是我创作史上的关山夺路”，从捜集资料、消化数据、调整心态，到最后完成，他前后花了10年时间方才完成此卷(其余3卷一共才用了7年时间)。足见其对写出这段回忆所付出的心力。作为台湾的文学大家，王鼎钧曾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我在20世纪写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纪的书单，必须升高到历史认可。”想必这也正是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期待。

　　王奇生教授对此书评价是：“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从作者在书中对各个历史场景的回忆与再现，到字里行间散发的对活在乱世的悲苦与无奈，可知此言不虚也。

　　据统计，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有近200万军民随之相继迁入台湾。其中虽不乏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但迁台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自愿选择去台湾的。正如书中那位上海教授所说：“国民党也坏，共产党也坏，反正都坏，又何必去跟一打了败仗的呢？”是什么让他们宁愿一路艰辛奔赴前途未卜的台湾，也不愿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的到来？王鼎钧的回答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没错，国民党共产党都坏，但是国民党有多坏，我知道，我估量还可以对付，共产党到底有多坏，我不知道，恐怕对付不了。”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尽管在台湾白色恐怖之下，王鼎钧的生活仍然艰辛，但一想到大陆49年后发生的一切，“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王鼎钧能有此先见之明，应该不是出于偶然。他对国民党并没有存在什么好感。在国军中服役多年，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军政界内部黑暗与丑恶。同时他也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痛恨国民党官僚的腐败无能，苦于国府失败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对于共产党，他却没有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抱有幻想。作为出身于兰陵王氏这个当地大家族的成员，他已经从族人在解放区“土改”的切身教训中领教到共产党的“厉害”。

　　正因为如此，王鼎钧相较于当时许多同去台湾的人而言，对共产党的土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回忆说，台湾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很多小说中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他往往纠正，说共产党不是这样，干部在运动中往往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美国记者韩丁曾随土改工作队亲身体验过土改运动。他在其著名的《翻身》一书中，描写了工作队进村先是如何寻找“苦主”挖掘线索，再如何在苦主间“引苦”、“串苦”，最后又如何在诉苦会上引导农民“觉悟”，引出他们对地主的怒火。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工作队干部始终扮演观察者与引导者的角色，恪守着一定要让群众自己彻底觉悟、绝不替群众包办的原则，如果群众发动不彻底，宁可不惜时间精力从头再来，这就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真实体现。作为一直以来习惯于“执简驭繁”的国民党，不仅根本做不到，更是无法想象的到。到了五十年代，王鼎钧的这番纠正，在他们听起来仍然像是天方夜谭！国共两党之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书中令人感兴趣的，还有王鼎钧对内战中中国社会的描写与记录。有些故事甚至是我们这些非亲历者所无法想象的。例如内战时期，有一段时间在部分地区形成拉锯战。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备有两幅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蒋像，共军来了挂毛像，有时拉锯太快、太频，乡长只好做一个相框，正反两面，一面蒋，一面毛，随时可以翻过来。

　　《关山夺路》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曾经为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展现了一个如你我一般的平凡人在那场内战中的困境与抉择。个人的财产、亲情甚至是生命在乱世的洪流下竟都显得那么脆弱和渺小。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难，更是近代以来整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曾经指挥过淮海战役的刘伯承，据说到了晚年并不愿提及自己的战争经历，对于那段回忆，他想起的更多是“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如今，国共内战的硝烟就快要过去70年了，这段历史反而因为现实的需要被有意淡化了。我们需要的是牢记，而非去遗忘。选择性记忆，才是对历史最大的不尊重。

　　反思历史，回望现实，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关山夺路》读后感(十)：勘误

　　国共内战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痛。回忆内战的文章或书读过不少，以这本为最佳；非常后悔卓越全场49折的时候没有将四部曲全部收入囊中，现在只能待机而购了。鼎公用冷静、客观而又不失优美的笔调讲述了他在内战期间的经历，以及50年来的反思，“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封底王奇生推荐语）。

　　相比之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显得过于抒情，或者说煽情了。鼎公在《荆石老师千古》一文中回忆他小时候作文。有一次他在作文本上写：“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王思璞先生对他说，那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说清明到了。又一次，他写的是：“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思璞先生“毫不留情的画上了红杠子，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以此度之，龙部长的文笔还停留在鼎公小时候的水平。

　　以下为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几处小瑕疵：

　　1、p80第一行：“‘忍’能维持自尊，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 ”，“特”后面衍一字，疑为“质”或“性”。

　　2、p114第七行：“我从邮购买过一部••••••”，不好说这是个病句，因为台湾人可能就是这么用的，但是改为“我邮购过一部”岂不更为简练。

　　3、p169倒数第四行：“流言飞语”应为“流言蜚语”。

　　4、p172第三段第五行：“一九五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5、p271第五、九两行：“叼天之幸”应为“叨天之幸”。

　　6、广告页的山里山外括号里是“自传体散文”，扉页上是“自传体小说”，前错后对。

　　最后，建议每一个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读一读这本书。

　　又及，我对鼎公在沈阳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其时余英时在中正大学读书，黄仁宇在沈阳担任郑洞国的副官，可惜两人提及沈阳经历时都很简略。黄公早已千古，希望余先生在有生之年能够详细地谈一谈或者写一写他的沈阳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