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镜头下的张爱玲》读后感精选10篇
《长镜头下的张爱玲》是一本由苏伟贞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长镜头下的张爱玲》读后感(一)：自序 游牧路线
自序
游牧路线
——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
关于张爱玲，是这样开始的。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进入《联合报》副刊工作，她成为我主要约稿作家，持续写着信，把自己走成一条(游牧)单行道，又如不拔线信号灯，说着：“我在这儿……这儿。”不期待她回信，她也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正在四处“游牧”，甚至一九八七年我赴美参加书展活动，出发前不忘去信“求见”，人都飞到洛杉矶了，还在期待奇迹出现。答案是零，我毫不讶异。但不久，她就吓了我一跳，一九八八年五月，我收到她第一封信。很多年后，我才拼贴出她回信的背景，原来那年三月，她终于找到合适的公寓安定下来，结束了从一九八三年底起、近四余年几乎天天换旅馆的生活。之前寄信的地址根本是个信箱，不是家。
终于安定下来的张爱玲那年同时写了不少信，比方感激司马新介绍医生：“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敏感。……药效如神，已经找了房子定居。”交待庄信正：“我的信发表没关系。如果有声明不要告诉别人的话，而要涂抹的绝对看不见，……这几年的信涉及近况，我自己预备写一篇。”向夏志清报信：“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午夜了，……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张爱玲曾言：“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这些信因此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她封封流露的焦虑透过信件编织成一张极大的网，但张爱玲太大太复杂太阻隔，绝大多数收信者都无法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理解她帮助她。她的信件各方游牧，更像一盏无解的信号灯。我要说的是，在书写最难以言喻的底层，正埋着《生成－书信：张爱玲的创作—演出》的光点与痛点。
更没想到，她离开了人世，出版创作并没有就此画上句点。随着《小团圆》(2009)、《雷峰塔》(2010)、《易经》(2010)、《张爱玲私语录》(2010)、《异乡记》(2010)的出土，许多待解的断层与缝隙慢慢补上。比如出版部分，张爱玲给宋淇信交待身后事：“还有钱剩下的，我想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还有一九六八年她写给夏志清信谈及为Mid-Century Authors一书撰写自传条目的盘算：“借此请有两部小说卖不出。”两信谈到的“没出版的出版”、“两部小说卖不出”究竟何指？之前高全之曾推论是英文版《赤地之恋》与《怨女》，但因为张爱玲和宋淇夫妇通信辑要《张爱玲私语录》的披露及《雷峰塔》、《易经》的面市，我们现在知道指的是《雷峰塔》和《易经》。《连环套：张爱玲的出版美学——一九九五年后出土著作为例》至少能部分还原这条创作历史路径。
张爱玲是喜欢运用电影叙事的，她的《对照记》采用了图文拼贴自画像的手法，自言：“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上海·一九四七·张爱玲电影缘起——兼谈〈不了情〉、〈太太万岁〉剧本的人生参照》送张爱玲回到她的上海影像时代。
本书其他文章大致各有成因，如《鸦片床与诊疗椅的心理治疗档案——以张爱玲〈金锁记〉、欧文·亚隆〈诊疗椅上的谎言〉为例》是二○○六年参加中华心理卫生协会举办以欧文·亚隆(Irvin D.Yalom)为主题发展出的论文，余不一一详述，就让文章自己说话吧!此外有些文章片段没赶上日后更多信息的出土，为忠于当时现状，这里也就不做修订更正。
游牧者上路，靠的正是记忆。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即未重返，但赴美后的创作不脱重写、自传、自白，说明了这些作品如同记忆结晶，不断折射着她的回返路线。
（苏伟贞）
《长镜头下的张爱玲》读后感(二)：《张爱玲与名词荒》作者：苏伟贞
《张爱玲与名词荒》作者：苏伟贞
一九七○年九月，水晶「一到柏城，手里还提著两件行李，便忙著问路，找到张爱玲女士住所。」（注1）登门掀铃拜访遭拒，之後试著不时打电话求见亦无下文。
彷佛神迹显灵，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张爱玲写信给水晶，「哪天晚上请过来一趟」（注2），约在她公寓晤谈。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张爱玲曾抵台访问，水晶当时无缘得见。对这位超级张迷而言，这天，他等了十年。夜谈後水晶快笔写就〈蝉──夜访张爱玲〉，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三日发表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可说惊动华文文坛。然而人们当时所不知道的背景故事，影影绰绰正上演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大挫折的内情。
要解释这场晤谈的发生，同年六月十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长信，最能带我们进入现场：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叫我写glossary，解释名词，……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的没有新名词，就名词上做文章，又没有中心点。唯一的中心点是名词荒的原因。所以结果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最後附两页名词。世骧也许因为这工作划归东方语文系，不能承认名词会有荒年，我觉得从semantics出发，也是广义的语文研究。……我知道他没再给人看，就说：「要是找人看，我觉得还是找Johnson，因为Ctr.就这一个专家。」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我就是专家！」……我是真用全副精力在做，实在来不及。Johnson这人又Abrasive，……吊丧回来，他们夫妇用车子送我，我还是托了他看文章，因为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总是尽到最後一分力。但是无论如何不让它影响情绪，健康很受影响。预备找水晶来……（注3）
之前张爱玲受聘美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专研中共新名词，主事者陈世骧（1912-1971），正是夏志清好友。张爱玲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到职研究中心，两年後交出「讲文革定义改变」文章及两页新名词。张爱玲的研究成绩显然让陈世骧极为不悦，又遭张爱玲一阵抢白，约谈後「随即解雇」。
遗憾的是，两人谈後，陈世骧旋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心脏病猝世，「现在世骧新故，我不应当说这些，不说，另找得体的话，又讲不清楚。」张爱玲顿失反证机会，工作没了，判断力受到质疑，更尴尬的是，落入「一旦解雇，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境地。张爱玲遭逢「赴美奋斗十六年来最大的打击」，她再强调「无论如何不让它影响情绪」，怎么可能？这或使她想起以另一种方式讲清楚，「她想起了名作家、张迷水晶。」（以上夏志清按语）
张爱玲的直觉是对的，台湾读者对她一直充满高度兴趣。但距她上一次文章发表，改写《十八春》为《惘然记》（日後出书改名《半生缘》）在《皇冠》连载，已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是为了正名，正她了解中共历史及名词之名。所以谈话进入正题後，便首先告诉水晶，她曾以笔名梁京在中共政府治下发表《十八春》，《十八春》故事最後收梢於人民如何迎上中共改造运动。这等於是双重宣示了。一来藉水晶之笔，释放「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中共名词，总是尽到最後一分力」的内行与态度；当然，更不无试测读者对她喜欢的程度。
哈佛有人在写本书关於Brecht（即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发现Ferd（张爱玲先生赖雅）是他唯一的好朋友，於我也没有益处。
写Brecht哈佛人即詹姆士·莱昂（James K. Lyon），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莱昂因误打误撞访问到张爱玲，事後莱昂因与香港旅美学者郑树森同校任教，经说明後了解张爱玲之重要、访问之稀罕，遂召唤记忆将过程写成〈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注4），成为张爱玲唯一接受西方文化界采访的文献。但论张爱玲当时处境，她一言中的：於我也没有益处。
张爱玲因此回头诉诸华文文化界未可知。这次见面，是张爱玲正式加持了水晶正牌张迷头衔。〈蝉──夜访张爱玲〉，成为研究张爱玲极重要第一手中文文献。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访谈过後，张爱玲定下决心，「还我欠下自己的债」（注5）。她花了一年多时间，依据〈讲文革定义改变〉及两页新名词，先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修改成英文长文〈文革的结束〉及短文〈知青下放〉（Reeducational
Residential Hsia-fang）；九月又增补添写，「明知这是浪费时间，不做完它也定不下心来做别的。研究中共当然到此为止。」（注6）
这两篇英文论文，下场并未像〈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及〈Stale Mates〉顺利发表在《The Reporter》杂志。以张爱玲奇异的自尊心。她先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将初步整理好的文章，寄给对陈世骧提过的专家Johnson，并在十一月打电话给Johnson，得到「那篇东西非常好，他们预备出版，想登在Asian Survey上。」（注7）证词。
相似的故事，张爱玲的读者应当并不陌生。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爆发，张爱玲方便参加伦敦大学会考住到母亲那儿。考完回家，被继母「挑唆我父亲打了一顿禁闭起来」。（注8）逃出後，因为她父亲订英文《大美晚报》，她找到机会将这段「惊险的经验实录」写了生平第一篇英文散文〈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投给《大美晚报》昭告天下。（注9）一九四四年写〈私语〉，又将这事重提一次。
〈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依循既往，张爱玲亦寄夏志清处理，过程一如张氏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风格，充满周折。
先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张爱玲既有副本遗失，写信请夏志清转寄他手上的〈知青下放〉给经纪人Maria Rodell：
〈文革的结束〉的性质正如你所说，我也告诉Maria Rodell内容不适於普通读者。她因为这题材许多人有兴趣，愿意试试。我因为很少希望，这类文章又有时间性，预备另寄一份给China Quarterly。那篇讲下放的（麻烦你转寄给Rodell真不过意）那篇仅剩的一个副本上次Esquire（《老爷杂志》）要看，寄给他们──我误以为还有，找不到──现在催他们还我，要等收到後多印两份，一并寄给China Quarterly……（注10）
九月又追一信：
〈文革〉等你有空的时候请寄还给我，我下月底搬家，来不及以後再寄也是一样。Esquire根本没有兴趣，误以为早己还了我。
她听从了经纪人的话，希望那篇论「文革的结束」之长文可当本专书出版，那篇讲「知青下放」的短文可在《老爷》这样的畅销杂志上刊出。（注11）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既非著名中共专家，又非拥有英语读者的小说家，「写了两篇冷门题目的文章，实在帮不了她一点忙的。」但如今看来，文革结束於一九七七年，张爱玲一九七二年即打出「文革结束」名词。这是预言了。
这两篇足以观察张爱玲政治嗅觉的文章下落如何？经苏伟贞求证，研究张爱玲的高全之曾在美「到图书馆查了1955-1995期刊文目（Reader's Guide）确定这四十年，至少以这套文目所包罗的期刊而言，张爱玲只有登在《The Reporter》上的〈Stale Mates〉（五四遗事）及〈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回到前方）两篇。」（见高全之给苏伟贞信，二○○三年五月四日。）遑论Esquire或任何杂志曾出现这两篇文章。
夏志清亦在给苏伟贞信中回覆：
爱玲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信上提到「讲下放的那篇」短文，我一定遵嘱寄给她的经纪人Maria Rodell，我手边不再有此稿。讲「文革的结束」那篇长文，爱玲自己找Rodell去处理，想来我未必看过。後来因「虫患」不时搬家，把我给她的信件都丢了（以减轻搬家时手携物件之重量）。假如我在写信前，把每封信都影印一份，就一封信都不会遗失了。（见夏志清给苏伟贞信，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稍了解张爱玲，必十分熟悉她处理稿件的患得患失。譬如大陆改革开放後，她曾授权姑丈李开弟处理大陆版权事宜，「但有一度盗版猖獗，张爱玲作品版本竟达三十几种，张爱玲在海外得知，颇为不悦，李开弟乃以年老请辞。」（注12）
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平静逝去，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将张爱玲遗物分装十余个中型纸箱运交香港给继承者宋淇。一九九六年二月，长年出版张爱玲著作的皇冠出版集团平鑫涛与平云专程前往香港，拜访宋淇商议张爱玲遗物处理事宜。宋淇考量张爱玲在台湾有许多读者，决定「选择台湾为张爱玲遗物最後的居所」、「除了张爱玲部分私人书信和衣物予以保留」，其余遗物於二月底运到台湾，交给皇冠。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冠出版在台北举办「张爱玲纪念首展」，张爱玲生前物品，包括从未发表的张学良传英文小说《THE YOUNG MARSHAL》与「在美早期所写的有关下放的研究论文」。（注13）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再度於皇冠艺文中心举行长达一个月的张爱玲纪念展。加上新整理的张爱玲遗物，「下放的研究论文原稿」仍在展出之列。（注14）两次纪念展都证明了「下放」研究论文并未失踪。
但皇冠所拥有的「下放」研究论文，系指〈知青下放〉。当时宋淇夫妇依张爱玲遗嘱及他们了解的张爱玲作出几项较大决定：
一，将张爱玲已完成的《小团圆》文稿销毁。根据平云表示，张爱玲曾以小说体写完《小团圆》，因不满意而未曾发表。後来以散文重写，可是只完成部分。平云称张爱玲生前特别写信给宋淇，叮嘱在其死後「销毁」未完成的《小团圆》。因此《小团圆》没有以小说或散文形式发表的可能了。
二，未完成的文稿不得发表。
三，已完成的〈知青下放〉仅供保存。
依据以上大原则，陆续整理出的张爱玲文稿中，一九九六年十月号《皇冠》刊登了张爱玲写於一九八八年未曾发表的散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联合副刊〉刊登了陈子善钩沉张爱玲的旧译作〈谑而虐〉及二○○二年四月九日〈回顾倾城之恋〉。〈人间副刊〉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刊登了刘铮译的〈回到前方〉。二○○四年二月皇冠五十周年社庆，更惊人地出版了张爱玲二万多字遗稿《同学少年都不贱》。
但〈文革的结束〉到底在哪里？
无论如何，我们试著解读张爱玲给夏志清信件内容，不难发现她一直亟欲发表〈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以明证其做人处事；相对重要的，是〈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不但可视为延续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的论述依据，更可观察张爱玲政治思维及离开新中国的真正原因。
可以这么说，张爱玲对政治并非无感，一九六六年大陆文革爆发，《新闻周刊》上有专文报导，张爱玲便推荐给终生信仰共产主义的赖雅，反而赖雅怕是负面报导拒看。（注15）张爱玲擅写也长於阅读夹缝文章（注16），她对政治的思考与立场，其中微妙，正宜透过张爱玲论文专论角度及解释名词拿捏解读，而不该让张爱玲永远埋在这个事件的传言後场。
诚如坊间长久以来听闻，夏志清叙述，张爱玲在中国研究中心供职，昼伏夜出，与同事鲜少来往，早遭物议，「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论文，最後附了两页新名词」，但落到得强调「就名词上做文章，又没有中心点，唯一的中心点是名词荒的原因。」地步却是生平少见。（注17）
以一九七○年为时间点，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卢山召开，是文化大革命重要转折，其间林彪与毛泽东冲突未决，林彪一心谋取相当称的国家主席职位，刻意编选「称天才」材料，为林彪宜传，并成立「上海小组」及「联合舰队」搞「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及一九七○年底开始的「批陈（伯达）整风」。（注18）张爱玲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到职，恭逢其盛，中共是搞名词的专家，就转换「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柯灵语）的传统来看，这是深刻的体会了。换句话说，中共的政治名词绝对伴随运动而生，林彪事件应是创造名词的温床。
走出打击，张爱玲不会只做浮面文章，她在给夏志清信中强调「我觉得从semantics出发，也是广义的语文研究。」意思很清楚，「无论从语义学或符号学出发，也是广义的语文研究。」这是创作了。於是，极具层次的，她一步一步把这些过程作为视角，将解释名词扩大铺洐成文章，翻转了这件「美国奋斗十六年来最大的打击」事件。一九七二年九月张爱玲终於完成了心愿：
本来也是个one-shot business只有这么点材枓。今年只有七月热过几星期，我感冒没发过，一交八月又常发，剩下的时间拚命赶，一切别的事都搁了下来，也还到今天才赶完。……我下月底搬家。（注19）
功课完成，失去了停留的理由，张爱玲搬家走人。我们或可想像，她的改写绝对用力且严肃专业。也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当一九八五年张爱玲以〈倾城之恋〉重返大陆文坛，等於文革後张爱玲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接著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学收载了《传奇》。（注20）从而带动了「读张」的风气，但我们不要忽略，被喻为反共的《秧歌》、《赤地之恋》在大陆一直以来就被列为禁书，「无意节外生枝」，这会是〈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难以「出土」的原因吗？
换句话说，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大陆的广大读者群及商业沃土意义，复出之路，显然不可大意。皇冠作为张爱玲全集的承载者，这就极可能改变〈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面世的系数。
但反向来看，若非被革了职，张爱玲不必迁居洛杉矶，若继续待在安定独立的环境，有一份来去自如的工作，当可避掉日後洛杉矶长期流徙般生活的磨难，更不必为寻找研究计画谋生耗尽心力。
如果〈知青下放〉与〈文革的结束〉永不见天日，张爱玲增补添改「名词」用心，真的就白白浪费掉了。这么说好了，张爱玲因为离开大陆，无法印证「曾经运动成风的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而达到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注21）的临场发生，当人们再度失去了她独有的诠释与创作，我们是真的永远不知道她的眼光注视所在。
作为「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唯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的张爱玲，名词功力胡兰成亦描摹：「她是使万物自语，恰如将军的战马识得吉凶，还有宝刀亦中夜会自己鸣跃。」（注22）
所以，怎么能让她栽在中共的名词荒里？
注1：水晶：〈寻张爱玲不遇〉，《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页11-15。
注2：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页17-41。
注3：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六）60〉，《联合文学》，第156期（1997年12月），页99-103。
注4：水晶夜访，张爱玲表示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见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页31。
注5：詹姆士‧莱昂（James K.,Lyon）著，叶美瑶译：〈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联合文学》，第150期（1997年4月），页59-65。
注6：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七）54、56〉，《联合文学》，第159期（1998年1月），页108、110。
注7：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七）51〉，《联合文学》，第159期（1998年1月），页106。
注8：张爱玲：《对照记》（台北：皇冠出版公司，1994年版），页53。
注9：张爱玲在场座谈会上表示，第一次作品是一篇散文，是自己的一点惊险的经验实录，登在一九三八年的英文《大美晚报》上。见鲁风、吴江枫：〈女作家聚谈会〉，唐文标：《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页237-245。
注10：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七）56〉，《联合文学》，第159期（1998年1月），页109。
注11：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七）58〉，《联合文学》，第159期（1998年1月），页110-111。
注12：陈怡真：〈传奇未完〉，人间副刊，《中国时报》，1995年9月17日，39版。据二○○三年十月三十日南方周末记者张英〈盗可道张爱玲胡兰成版权风波〉报导，皇冠公司庄静君透露皇冠同仁在大陆各地的书店里买到了五十多种张爱玲的图书。
注13：《联合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五版〈文化广场〉报导：〈揭开张爱玲神秘面纱皇冠杂志办纪念首展〉。
注14：江中明：〈华丽与苍凉：张爱玲遗物完整展示〉，〈文化广场〉，《联合报》，1997年2月28日，35版。
注15：相关说法见詹姆士‧莱昂（James K.
Lyon）著，叶美瑶译：〈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联合文学》，第150期（1997年4月），页59-65。及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联合文学》，29期，1987年3月，页78-81。
注16：张爱玲：〈表姨细姨及其他〉，《续集》，（台北：皇冠出版公司，1988年版），页31-36。张爱玲在回答林佩芬〈看张──《相见欢的探讨》〉，谈及亲戚称谓及人情描述写道：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也是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夹缝文章并不打谜。
注17：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六）50〉，《联合文学》，第158期（1997年12月），页99-103。
注18：有关一九七○年代中共大事纪，主要集中参考严家其、高臬：〈第七章卢山会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页479-491。
注19：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七）58〉，《联合文学》，第159期（1998年1月），页110。
注20：大陆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与研究，是一九八一年後的事。当年十一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大陆开放後，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见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9-29。
注21：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4月号。
注22：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三三书坊，1990年版），页298。
（※按：本文刊於《印刻文学生活志》）
《长镜头下的张爱玲》读后感(三)：这语言怎么回事, 是现代中国人写得吗
' 电影有它的专业解读的语言与认知符号。德勒兹即言布景,人物,道具等元素通过闭锁系统镜像成为景框中的影像，人们才可以对其解析，而景框内容物的不同，使它不只"可视见", 同时"可阅读" '
摘自本书第8页
这句子是个做编辑的人写得吗？ 是白话文时代的人？ 读得让人受不了.
quot;张爱玲曾言:"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 这些信因此事非常珍贵的史料……"
摘自本书第iii页
这两个分句， 前后因果对得上吗？ 怪不得我看得云里雾里的
这本书语句读起来简直恐怖， 这种逻辑不连接， 偷换概念， 莫名奇妙的比喻简直俯首皆是。 语言似乎是鲁迅那个时代的白话文， 感觉比张爱玲本人还老。 不知道为什么文章里看上去是夏志清的晚辈。 故弄玄虚的拿着张爱玲的几封信和几段作品， 进行电影影像分析， 作者侧写分析， 以及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 想想也是泛着一种恐怖。
书有恶心的地方， 也是有有趣的地方。
毕竟还是文论， 能有几段有趣的论证和对比， 还是很有意趣。
写张爱玲的性格竟然比看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 更觉得张爱玲情切一些，也有点无奈。 尤其是张爱玲晚年万事不求人，过着极简生活。 吃饭都就着纸盘子， 那种固执自尊也是上海的大家闺秀作风。
写张爱玲深受跳蚤滋扰，不停的搬家，以至于稿件凌乱，来不及回信。作者竟然说张爱玲是做戏，要获取关注。我也是醉了。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非要把张爱玲往戏里装，好像她天生的写作能耐出自她天生能作的drama本质。感觉作者深深的恶意。 但是说张爱玲的早年名句， “生活就像一袭华美的袍子，” 倒是一语成谶
张爱玲还是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四处游荡就是不回主题，本书用了好多莫名奇妙的词汇来描述这个状态，我也是醉了。 什么游牧啊，之类的。 其实就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
这样也好，倒是把张爱玲拉下了神探，似乎看到一个小心翼翼又信马由缰的气质老年女士的后半生孤身生活。 幸好张爱玲被这么多迷弟迷妹支持者，才能有尊严的过完一生。
张爱玲的电影情节， 的确给张爱玲的小说增色不少， 心理分析对于现代作家几乎人人都用吧， 用心理分析分析前人的作品， 也无不可。 总之这东西怎么都可以套。 但是对《金锁记》政治化的解读，倒是非常有趣， 所有的感情都是政治。 值得咂摸。
本书还有很多关于信的本质的阐述， 一时想不起来，有空再补。
书写得不好。但是也不乏有趣的想法
《长镜头下的张爱玲》读后感(四)：末日狂欢后，盛世畸零人
曾经在大陆张爱玲热最鼎沸之时默默立誓，绝不和别人谈论她，也绝不下笔写她只言片语。别人的解读我也不愿看，只怕玷污了我自己读到的那个绝无仅有的张爱玲。我从没想过在阅读体验这般私人化的事情上，要达到什么统一。及至上了大学，由于所学专业的缘故，不得不破戒，将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人解析张爱玲的文字一一读来，却也甚是喜欢，海外的张学研究者们在谈论她的时候，总把她当一个小女孩般怜惜的谈，专注文本和她本人的心理嬗变，不扯上时代党派汉奸等高帽子，这是我喜欢的笔触。
后来动笔写过两篇和张爱玲有关的文字，一篇是论文，写的是《色戒》，另一篇是《小团圆》的书评。这是第三篇，谈论的是张爱玲的书信。三篇都是关于后期的张爱玲，那个避世海外、写作日艰的张爱玲。我毫不讳言的说，要谈论张爱玲的经典作品的话，我仍然力有不逮，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新鲜的观点可以阐述，读者们读文本本身就好，那就是张爱玲的一整个世界，并无需关注评论家们的过度诠释。
可是抗战一胜利，张爱玲的人生就似乎被整整齐齐切断了，明确的被分为了“我的前半生”和“我的后半生”。如她自己所言“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她的世界，从此成谜。
幸而，在张爱玲过世之后，她的朋友们陆续出版了她的遗作、往来书信，加之一些被发现的散佚作品，才勉强为我们拼凑起了一副张爱玲后半生的拼图。苏伟贞即是其中一块最重要的拼图。作为一名张派作家，苏伟贞是幸运的，因为她在担任编辑十几年的生涯中，拥有跟张爱玲往来书写的十几封书信，在张爱玲写作产量骤减的时期，这些书信尤为珍贵。苏伟贞更可通过信件这种下意识的即时化写作手法，去窥见晚年张爱玲的内心世界。
苏伟贞认为，“终其一生， 张爱玲都在自夸与自鄙的剧场上摆荡，换个角度，那也是一种拒绝与放弃的姿态，在后场演出的模式里，她的信件则是最微观的剧本。”
谈论张爱玲，几个关键的符号是绕不过去的，例如“自夸与自鄙”、“参差对照的写法”、“封闭静止的空间”、“末日狂欢”、“不断放弃，终于放弃”等。将这些符号串联起来，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走进张爱玲的内心，从而理解她遭逢巨变之后的人生选择。
首先，自夸与自鄙，通俗说来就是极端的自信和极端的自卑，张爱玲的内心时刻有这两种极端的感情在左右她的思想。显赫的身世、良好的教育、透彻的观察世情的能力以及与生俱来的写作天赋，都是她赖以自信的资本，这种自信在她成名之后的奇装异服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可是这恰恰暗示了她的极度自卑，她的内心，还是那个父母离婚后，就一直捡继母旧衣服穿，个子过高只好一直驼背掩饰的长的不好看的小姑娘。在漫长的成长期一直在父母的冷暴力中长大的小孩子，一辈子都忘不掉那种想把自己藏起来，不被人注意就不会被伤害的感觉。由此，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她陷入到舆论风暴中心之后，所想的只是隐藏和逃离。所以，《郁金香》和《哀乐中年》都没有采用真名发表，事后也不再想收集整理。
插一句，自信和自卑的交织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同身受，我现在也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记事中最早的一次是小时候爸妈带我去昆明圆通山的游乐设施那里跟小朋友玩，当我开口说话，他们一听我不是昆明人，就一哄而散不再跟我玩，所以后来我再去昆明都一直不愿意开口说话，还很想学昆明话，做一个昆明人，听到爸爸说家乡方言，还会觉得有微微的羞耻感，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大学的时候参加社团活动什么的，因为我的东北话已经很地道，很多学长学姐都以为我是哈尔滨人，我不会将错就错，还是会告诉他们我是云南人，但是，也始终忘不掉那种眼神一闪所带给我的伤害。尤其是很多人还会追加上一句“哦，怪不得我觉得你说话有点像四川人。”
呵呵，人就是那么奇怪的动物，只是我讨厌自己还会在乎。相信张爱玲看的比我更清楚，可是她也仍然不能说自己不在乎。那种始终无法摆脱的羞耻感终于在晚年变成了梦魇，她陷入了四处都有“跳蚤”的癔症中不可自拔。“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竟一语成谶。
再说说张爱玲作品中一直存在的末日狂欢感，张爱玲受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很深，尤其是《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作品都是写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充满了末日狂欢的宿命感，因为故事里的人都知道，结局是注定了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哪里有千秋万载不崩不衰的功业，只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罢了。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府，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都是一个相对密闭静止的空间，似乎关起门来，就不知今夕何夕，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其中的各人皆以加速的醉生梦死来抵御这飞逝的岁月。
这些背景和张爱玲成长的遗老遗少的家庭空间何其相似，就像她写《花凋》里的郑先生，“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他是酒精缶里泡着的孩尸。”又和沦陷区的香港上海何其相似，因此她和炎樱能在日军轰炸时跑到大街上去看电影吃冰淇淋。他们并非没心没肺，这不过是他们抵抗压力时的反应，他们想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
这末日之前，这静止的小天地，是她求之不得的呢，这是她释放感情的催化剂！“抓住这一瞬间，就这一瞬间！”她的内心在呼喊着。（这种情绪在《封锁》里有最完整的体现。）她最光芒毕露的那几年都在这里了，如果没有这乱世末日，又怎能成就范柳原和白流苏这对“狗男女”？把赤裸裸的调情变成海枯石烂的传奇？不能的，她和胡兰成也是如此。胡兰成在婚贴上写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却非她所愿。她是要在这颠沛流离的末日里造就一段传奇。
可是，末日来了又走了，她却还活着。她注定成为贾宝玉一般的伤心人。她拥有过的都失去了，在这浮华的盛世中，她却是连挣扎着收回失地的气力都没有了。她的剧本小说被批评政治不正确，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心也不得志，写的关于文革和知青下放的文章，至今不能发表，她，终是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人们津津乐道她《金锁记》、《倾城之恋》的狠辣，可还有几个人记得《多少恨》和《不了情》（前为小说，后为电影剧本，都是同一个故事。）里的“到底意难平”？
在张爱玲去世之后，人们打开她居住的小公寓，发现里面除了电视机和收音机之外，别无长物。床、写字台、桌椅等一概都没有。她用纸盘子吃饭。她只是天天把电视机开到最大声，模仿她在上海时居所外的市声。（可参看她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她是那么恨她的父亲，那传统的老式大家庭，那黑暗密闭的空间，可是讽刺的是，晚年的她，在这远隔重洋的小小的公寓里，也关起门来继续过她的“末日梦”，她不断放弃，终于把自己也放弃掉，任自己做一个畸零人，埋在这煌煌盛世里。
刊载于2012.12.9《深圳晚报》，请勿转载。
http://wb.sznews.com/html/2012-12/09/content_2307890.htm
《长镜头下的张爱玲》读后感(五)：与张爱玲通信——苏伟贞对话王安忆（速记）
时间：2012年11月23日
地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
（按：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主持人：各位同学，还有很多热情的来参加今天讲座活动的所有来宾，谢谢大家在一个下雨的下午来到我们这里。今天这个活动的题目是“与张爱玲通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台湾著名的作家苏伟贞老师。苏老师，其实我们也不用有太多的介绍，但凡是关注华语文学的女性写作的，一定都对苏老师和她的作品非常书信。我昨天专门上豆瓣，发现新书已经看完了，期待下一本书在大陆出版。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苏老师！
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参加对谈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个人非常尊敬的，上海本土的作家王安忆老师。
时间宝贵，我们把剩下的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交给苏老师和王老师。欢迎！
王安忆：今天我是来陪苏老师的。也许我们不能够想象张爱玲这样的一个人，和我的同代人，和你们是同时代人，就是你们目前看到的一个人和张爱玲有接触，其实很神奇的。有时候我们把传统看得非常抽象，但是我想这就是传统，你看见了谁，他又看见了谁，这就是一种传统的连接方式。苏老师和张爱玲有通信，如果没有通信的话，我们觉得张爱玲是遥不可及，可是有了这个通信，我们觉得有了这个线索，是可以连接起来的。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也希望苏老师跟我们多谈一些。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后日子里面不断的有新的诠释、挖掘。我们先请苏老师！
苏伟贞：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觉得我今天来，简直把安忆拖累了。我其实自己倒没有意识到跟一个像神话一样的，或者传奇式的作家联系，就像是我自己在联合报，我早期在联合报副刊工作，在那工作，作为一个编辑，我有很特殊的任务，跟一些作家写信。因此我就跟张爱玲写信，在写信的过程里面，后来突然觉悟到一件事情，张爱玲，因为那个时候凌淑华还在，后来想我们也跟凌淑华通信，但是张爱玲和凌淑华变成不是一个时代的。
王安忆：凌淑华也很遥远。
苏伟贞：对我来讲真的就是上个时代的。但事实上那个作家副刊是有这么两个线索同时在进行的。所以就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后来回想起来，当然是以一个编辑的身份跟张爱玲写信，但张爱玲不像一般人，她不会回信，就变成一个单行构思的。还有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偶像崇拜的概念，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粉丝，其实我今天很敬佩大家，在我做一个青年的时期，我几乎没有听过任何人演讲，没有那个概念，觉得别人讲话自己可以得到一点什么，或者想听听他的讲话，感觉跟他在同样的时空里面的，当时完全没有，就写信。作为读者，看书，这跟我们当时看到的梁实秋（音）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我写信的对象，并不觉得张爱玲怎样。
王安忆：那时候张爱玲也没有今天这样火。
苏伟贞：可还是需要她的信。后来我在看最近，把当时的信件集成了一本书，看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把张爱玲造神的这个，说我们不要让张爱玲这个话题冷下来，所以回到我写信的那个心情。我写信的那个心情，我就是跟她写信，她回不回信，我就是保持一致的写信，还好我是一个创作者，所以写信也不太需要太多的话题。但既然要写信，我就怕她不知道我是谁，我就一直不断的向她介绍我是谁，介绍完了她又忘记了。于是我又寄我的书给她，后来她写信给我，说这个书已经寄给我了。
王安忆：哪一年？
苏伟贞：1988年。
王安忆：1988年张爱玲还活着？
苏伟贞：后来又活了几年。（笑）当时比较突然。后来才发现，当然从更多的书信内容里面才发现，事实上觉得真的很痛的那种感觉，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心目当中觉得是很神秘，很坚强，甚至带有一点冷漠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其实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是她长期为了躲避跳蚤，长期的从一个旅馆换一个旅馆，就怕她万一固定下来，那个跳蚤就会找上她。但是她迁徙的行动是真的，所以1988年大概3月份到5月份，她安定下来，找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住下来之后，居然开始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开始就说，她说你向我介绍你是谁，我看了不禁笑了。这对我来讲，事实上这是一个肯定，可是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种被肯定的感觉。
随着这些信件越来越多，想想看，通了40年的信，有600多封，40万字。……这里面呈现了一个，我们也不认识她，不亲近她，但是她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会像一般人有一些心理的问题，有一些生理上面问题的张爱玲，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随着这些信件越来越多。大家还记得吗？最早开始手上只有张爱玲记载她自己家事、个人的，就是那个样子，好多张爱玲的传记被写了出来，可是现在还有人在写张爱玲传记吗？
王安忆：应该还有人在研究吧。
苏伟贞：反而传记的部分，随着书信大量披露出来，我们发现张爱玲其实她的书信就等于她的传记，甚至也可能是她的日记，譬如说她写信给宋淇，这个时间差得很低，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写信给庄信正，几乎每一天都可以连接起来，我们至少会知道她那个时候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有一些什么样的事件在她身上发生，她心理状态又是怎样的，把书信……，完成了作为这一生唯一的一个身份，作为朋友的身份，我觉得这个张爱玲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弥补她整个传记。整个传记事实上就是她自己个人的一部小说史。
王安忆：对于大陆来说张爱玲进入得晚一些，我们对张爱玲，不像台湾、香港青年读者那么熟悉，宋淇是何许人？
苏伟贞：张爱玲在1952年从中国大陆经过广州，然后到了香港，当然之前张爱玲在香港念书，大家也知道，后来从港大回到了上海，1952年又出去了，一直到了1955年，这个过程当中她在香港停留的期间，因为没有收入，带出去东西又有限，后来那个时候宋淇在美国新闻处，那时候香港作为一个很主要的……的基地，美国新闻处，美国的势力在后面，需要找人翻译一些书，后来很多人来应征，在这个应征者里面宋淇突然发现了一个名字叫做张爱玲，她翻译得真好，后来请张爱玲跟新闻处的一个负责人，处长，就谈。那个处长一听，因为张爱玲那一口英文是英国腔的英文，而且非常的优雅，就请张爱玲翻，后来就认识了。
王安忆：当时宋淇做什么？
苏伟贞：在美国新闻处。他在美国新闻处，太太叫邝为美……邝为美人长得好看，外文又好，个性又好，就是一个非常温婉的，对张爱玲来讲，这一生这个人从来没有好的情感关系，所以看到他们这样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传奇的佳偶，而且两个人保持给彼此的空间，讲话客客气气的，他们也不是一天到晚谈柴米油盐这样的夫妻。
后来宋淇到了电贸（音）公司，当制片部经理，张爱玲就是他网络的编剧之一，那个时候网络了很多编剧者。所以张爱玲跟他们全家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尤其跟邝为美，他们常常有书信来往。到最后，大家也知道了，张爱玲整个的遗产就是交给宋淇。宋淇夫妇过世之后由宋以朗，宋淇夫妇常常会跟张爱玲谈，写信会带到小孩，张爱玲对这个宋以朗和他的姐姐非常喜欢，就说宋以朗学理工的，修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学位，好像修了心理学位。
王安忆：张爱玲对人是很挑剔的，当时是不是特别寂寞，才会对人这个标准放低一点？
苏伟贞：这个我没有办法讲。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小孩，说实在，我一直觉得张爱玲这辈子是没有完成的一个人生，就跟她的小说似的，常常没有完成。你想想看，她当女儿当不成，永远都没有当成一个女儿。当她父亲的女儿也当不成，她当一个女儿的身份没有完成，情感上面有空下来了。爱情，就更是了，你想有谁见到一个男人，每天跟他见面爱上他了，每天这个人有很奇怪的情感关系。张爱玲1955年到美国之后，第二年就跟赖雅（音）结婚了，那个热情对她来讲。
王安忆：觉得是热情还是需要？
苏伟贞：她说的，热情。她其实也想让人家知道啊，她虽然讲过一句话，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她也拒绝了很多人，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会拒绝啊，或者一定的。谁给你写信，或者谁给你通电话，如果你连心情都不要，就会很直觉的。
王安忆：张爱玲是很传奇的，她的资料很少，作品也不是很多，我们从字里行间揣摩她。
苏伟贞：是这样子吧，比如说我们还发现写得挺多的，没有发表。
王安忆：散文、杂文、闲记这些。作为小说来说，和她才华来讲，小说写得不够多。
苏伟贞：觉得她自己对她人生不是很熟悉，在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期，好比人们看《红楼梦》，每个年龄看出不同的味道，她不断的改写、重写，其实是同样的题材。
王安忆：我们谈一个非常简单的，你觉得小团圆应该发表还是不应该发表？这些你觉得对于这个人物的描绘是更加真实还是远离真实？
苏伟贞：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宋淇作为她的推手，让大家不断的熟悉张爱玲，她的名气淡了一点，宋淇赶快制造一个话题，写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啊等等。后来宋淇就写信告诉她，里面提到了胡兰成。我们后来看《小团圆》吓一跳，后来说不要发表。……当时碰到胡兰成在台湾，后来张爱玲写信给胡兰成，跟他借书，然后胡兰成撩拨她。那个时候很纠结。对张爱玲来讲，带来不愉快，她是不喜欢回忆以前的人，但是小说一直在不断的回忆，小说让她再讲一次，她就觉得很难看。在这样一难看之下……
王安忆：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写不愉快往事的时候，感觉会有意识修正吗？
苏伟贞：在不断的修正啊。原来写她姑姑，我们本身感觉和她姑姑很好的，但是后来看翻译的那个，她姑姑又好像让她很失望，这是她设的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猜想。
王安忆：我们揣测一下，如果张爱玲知道她的《小团圆》被出版了，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候对她的往事，其实很有悖论的，一方面不能公布出来，另外一方面，写下的时候，其实写给某个人看的。
苏伟贞：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她要承认那个《小团圆》是她的故事，现在埋下这么多伏笔，后来她不愿意承认这个《小团圆》是她的故事。因此，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可是我们反而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旦做了，恐怕也就松一口气了。就像当时《小艾》，在台湾的那个《小艾》是改的，张爱玲也知道，就写了一个关于《小艾》的背景，当时用笔名写的，大概1951年左右写的。后来她也接受，也就发表了。《小艾》，对于一个作品来说，那时候写一个不愿意承认的，歌颂社会主义，而且是受压迫的阶级，帮佣人的阶级。后来社会主义来的时候，小艾就过好日子了，翻身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到底哪一个重要，是私人事情被披露出来，还是包含信仰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接受小艾，是她对于信仰上面的问题，她都可以接受，但是后来有改的。但我想这边是没有改的。
王安忆：这边没有改。
苏伟贞：所以我猜想她既然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后来又出书了，也就可以接受《小团圆》。
王安忆：我们现在对张爱玲爱情这部分，大部分从胡兰成的写作里面了解到的。到底胡兰成描述有百分之几的真实度？
苏伟贞：显然很真实。
王安忆：你觉得很真实？因为你和张爱玲有过接触的人，所以才问你这个问题。
苏伟贞：只能书面资料来看待，因为当时有写信给夏至清（音）……，结果胡兰成就说等到年底的时候，这个书的时候寄给你，不久张爱玲写信来，就说让你觉得误会了。所以她是知道的，后她写信给胡兰成，写信给夏至清，说胡兰成把她写成妾一样。所以她跟胡兰成的情感，当然我们就会回到大概1947年她去温州看胡兰成，然后看见秀美（音）啊，秀美跟胡兰成相识相知，而且秀美的身份，当然我们这样讲是不公平的，秀美是胡兰成朋友的爸爸的姨太太，是一个关系很怪的，我们听起来是蛮怪的。但胡兰成在落难的时候就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了，张爱玲去温州看他，她也看在眼里，回去写信给胡兰成，说如果你以后写信给我，我是不回的。
从这个信我们慢慢知道，也记得当时胡兰成去看张爱玲，也是递一个条子从门缝里面给他。其实张爱玲在表露感情时，让我们知道有很重要的材料在里面。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爱情的这个，我觉得是屈辱的过程、故事。胡兰成到了台湾。
朱西宁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朱西宁早期写《铁匠》，朱西宁从中国大陆，在大陆的时候，他是张爱玲的粉丝，他在整个流亡过程当中，背包里面带着张爱玲的小说，一直到了台湾，后来等他的女儿，就是念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要问父亲要书看，朱西宁说这个书值得看，就爱上了。朱西宁是一个大作家，是一个军人，他写张爱玲传，非常喜欢张爱玲，后来《铁匠》出来之后，就把《铁匠》寄给张爱玲，张爱玲给他写信，他在1974、75的那个年代，那时候胡兰成正好到了台湾，朱西宁就给张爱玲写信，张爱玲给他写信，还送了他一本传奇。……
结果就写信，朱西宁写信给她，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些作家到了美国，有於梨华，那一年夏至清介绍张爱玲去一个基金会，张爱玲从华盛顿，大概1975年左右，就到了那个基金会，就到纽约待了一个月，那个期间夏至清在纽约，夏至清会跟张爱玲见面，带着於梨华（音），张爱玲到了纽约住了一个月，聊天过程当中，张爱玲也见了於梨华，聊天过程当中见了於梨华，於梨华写信给朱西宁说，他们在传说赖雅生病了，赖雅的女儿就躲这个张爱玲，就把赖雅藏过来藏过去，不让张爱玲找到。最后张爱玲居然在信里面跟朱西宁把这些事情都谈了。
张爱玲1961年代曾经到台湾，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张爱玲就对少数民族很感兴趣，于是跟着王祯和，他家住在台湾花莲，那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就跟着王祯和一起到了花莲，而在这个路上，因为那时候非常不方便，通讯也很不方便，在王祯和家待了以后，还照了相，所以少数见证张爱玲曾经台湾一游的照片。结果他们搭车的时候，赖雅中风的这个消息，到了车站，告诉车站，让车站转告她的。后来张爱玲也没有走，在我们想，丈夫在千里之外中风了，一定赶快赶回去。但是张爱玲觉得赖雅的女儿照顾他照顾得很好，而且也通了电话，没有什么大碍了，就继续她的行程。张爱玲一定要把这个钱还掉。
王安忆：定金？
苏伟贞：也不是定金。结果王祯和听东听西的，就说张爱玲没有钱回去，说她的钱不够回到美国去，所以就到了香港去。我要讲的就是说，张爱玲在给朱西宁的信里面，就是那样一个对象，跟他很亲的讲的。结果这个胡兰成，真的是一个结束，在当时，到了台湾，在我们中国文化大学教书，朱西宁一听他来了，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就觉得，反正是一个网络似，朱西宁很高兴，就联系上了，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这个人，有人跟张爱玲见过，还跟她谈过恋爱，想想看，那写得多传神啊，胡兰成又是那样聪明绝顶的人，朱西宁整个人都误会了，就夜奔华岗，跟胡兰成谈起来了。
一谈之后他老兄回家写了一封长信给张爱玲，他写信给张爱玲还不打紧，还把那个文章投到了中国时报，一个报纸副刊刊登，其实是昭告天下，讲了半天，讲胡兰成这个人真不错，他把胡兰成称赞了一番。他讲一大串女性的名字，他就说胡兰成的感情，就是这一件事，每一个人，他不会枯竭的，因此只有那个善于妒嫉的妇人才会拥有那无比鳄鱼（音）。里面说张爱玲不着痕迹，你既然可以跟他善，也可以跟他聚。然后胡兰成就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许可以说服先生，这个先生是张爱玲，就是张爱玲来台湾，真的好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结婚了，而且那时候赖雅生病，那时候朱西宁48岁，而且朱西宁是一个非常含蓄的人，从来不跟女儿说一句重话的一个男人。
王安忆：觉得完全进入了文学史，按照现在逻辑，这太离谱了。
苏伟贞：是很离谱，我觉得就算当成一个文学史来看，也应该体会到，意思就是说跟赖雅的感情不用那个。
王安忆：在他感觉就感觉赖雅是一个外人了。
苏伟贞：还真是一个外人，外国人，（全场笑）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后来把信寄出去了，文章也登了。张爱玲接到这个。
王安忆：什么心情？
苏伟贞：这个部分是我比较难理解的。
王安忆：张爱玲后来有没有回答？
苏伟贞：你不要再写我的传记了，而且不准他再写她的传记，所以朱西宁从此失去了这个。可以想想，我把你当成一个同业的方式对待，你也可以理解我的情感，然后告诉他，我不是没有钱，然后说赖雅生病了，真的是一个亲人在讲，还送他书。
因为我会想到在1955年张爱玲搭船离开香港，在船上就开始写信给宋淇夫妇，写了六页，差不多三千多字，一个作家，絮絮叨叨，说自己是哭着的，想着又哭。想到她妈妈，她青少年的时候，她妈妈出国，她也是大雨里面，没有办法，在那哭泣。另外一个场景，她找胡兰成。就是一个“哭”字，而且几乎都有雨水的感觉，而且船，离别，哭，三个不同的对象，亲情、爱情、友情，胡兰成是她一个哭泣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象，她看到那个信，猜想她又要哭了。
阿成说过一句话，我们写信的人已经把我们的命托出去了，我们命都在虚构的状态里面。
王安忆：我在想张爱玲的生命、命运，都是托给一个虚构的对象，这一切，我们都在虚构她的生活，她自己也不便发言、也无法生活，当她写信的时候就是在虚构她的生活。
苏伟贞：没错。
王安忆：时间很有限，人的空间也很有限，搞文字的人都在虚构自己的生活。
苏伟贞：那我们爱情谈得太少了，张爱玲应该多谈几次恋爱，会更丰富，还好她自己本身生活还蛮丰富的。
王安忆：她应该讲，刚才谈到她几次哭泣的场面，其实我觉得她是非常孤独的人，小说有时候会给人幻觉的，写作的时候感觉自己经历一段人生。从小，家庭是如此没有亲情的家庭，碰到爱情，有始无终的爱情，也没有子女，然后和赖雅那一段给我的感觉，她和赖雅那一段也是挺有象征的，也离开这个主线了。似乎对于整个人生完成来说，也没有添加一笔特别重要的。
苏伟贞：对，因为在里面完全没有赖雅这一张。
王安忆：所以我觉得她和赖雅这一段，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苏伟贞：我反而觉得这整个人生是一个完全没有完成的人生。
王安忆：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残缺的，作家也是一个特权，可以用文字、缺的补上，但是补的过程当中又有新的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讨论她，可能一个是距离，不仅是空间！还有时间上面的距离，而且给我们留下的文字都是蛛丝马迹。她好像还是在人间，还继续她的生活，我们总喜欢谈张爱玲，想从张爱玲的身上看到那个时候的人。
苏伟贞：整个人生都是用小说在写，反而自己那一块是空下来的那一块。
王安忆：我们在小说里面很难找到她影子的。只有一个细节……范柳原。
苏伟贞：很怪，她和他谈执子之手这个，那里面有一个隐藏着的密码，就是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王安忆：先知先觉。
苏伟贞：赖雅大了很多，有一些人常常在说她在寻找父亲，但是父亲和爱情连接在一起吗？
王安忆：这是通常的解释。大概要和张爱玲智商同等的。
苏伟贞：可是她的人生是缺少过程的人生，她的爱情根本完全没有过程，就跟着胡兰成，这样子，似乎并不在这个过程，跟赖雅，认识就结婚了。
王安忆：我看胡兰成对她描述，我觉得胡兰成似乎不是把她当做一个真实的人，比如说胡兰成，他曾经写过有一次他们两下雨天打到一个三轮车，张爱玲坐在他腿上，他就感觉坐在腿上这么大的人，不知道手往哪搁，这个很有意思。当他真实对待张爱玲实体的时候，无从措手。
苏伟贞：那是因为胡兰成长得太小了。
王安忆：很多时候也是能相处得很好的。
苏伟贞：而且这一段写在小说里面很恶心的。
王安忆：胡兰成绝对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只有他才能够领略，他欣赏张爱玲，过于聪明的女性，人间很难找到知音。我们在揣测，留给我们那么多谜，因为大家都是女性，这个又似乎都有关系的。
苏伟贞：如果谈恋爱，我不会选择借鉴他的经验。不过我猜想是这样，胡兰成当做一个传奇式的，每次描述都是华美，那个房子也是，那个人，似乎真的不是那么真实的，那么对于张爱玲恐怕也是这样，因为胡兰成的背景，不管怎样的人。
王安忆：那个细节很有意思，说跟爸爸分梨，意思就是说我把最特别的保存着。其实我想张爱玲就是要最普通的。
苏伟贞：可以把他看成一个不是那么难搞的人。
王安忆：胡兰成？我觉得当张爱玲去温州的时候看到胡兰成生活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是非常伤害。
苏伟贞：对。你知道吗？后来胡兰成到了日本，跟一个爱贞（音）在一起，说如果是秀美来，不行，胡兰成问他为什么？说因为是跟你共过患难的，那种感情，我猜想是这样子的。可能他们是很平常的，很普通的，但是这个女人是跟你有真感情的，那可能真的比较有危险。
王安忆：爱贞也是有意思的，那一年我碰到侯邵先（音）。
苏伟贞：…
王安忆：然后谈的时候，后来因为是电影，我们这边电影制度上面有一些，有没有保存。但是叙述爱贞的时候，感觉完全是讲另外一个女中豪杰。感觉文学变成艺术，就是这么奇怪，不断的改写历史。胡兰成写到石爱贞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已经先入为主了，对这么一个76号的男人的女人，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画像，觉得这些画像在一起多么不一致。但是这个爱贞谁演呢？
苏伟贞：我也有听他们说，他们常常去京都那边，我完全没有概念。你说呢？
王安忆：因为我后来看到了登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很有意思，石爱贞吃面条，后面站着天文天星，中间站着胡兰成，他们三个在后面很开心的看着她，这显然是摆出来的照片。我第一次看到石爱贞的样子，说实在，真没有什么好看的。
苏伟贞：他没有爱过什么好看的人。有一些男人，有时候你问一个很好看的男人，而且有名的，甚至是很知识性的，问他，说你会不会，后来你看看他身边的女人，都不是好看的女人，很奇怪。后来张爱玲也讲过，她说男人，就是那种，自己觉得自己很美的男人是很讨人厌的。她说漂亮的女人不会嫁好看的男人，因为自己有了，所以不希望找一个镜子。
王安忆：感觉有竞争压力是吧？
苏伟贞：可能需要别的吧。就是那种郎才女貌。
王安忆：胡兰成写和某人感情的时候，喜欢用一个字，喜欢用亲，就是看到他就感觉亲，我想这个感情还是比较有深度。
苏伟贞：他跟石爱贞讲这些的时候，石爱贞跟他讲了一句，十三点。
王安忆：这真的是上海市井女人。
苏伟贞：我觉得胡兰成有时候是有一点十三点。
王安忆：石爱贞和他说十三点的时候，就是因为很亲，才会这么说的。但是我不知道小说漂亮不漂亮。
苏伟贞：我们来谈张爱玲吧。还是谈写信，绕回到1988年收到他的信，因为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偶像崇拜，就写信，她回信，没有回就算了，就这样写，后来有一天我进了办公室，坐在那边，后来我的同事绕到我的后面，说张爱玲来信了。我说哦，没有什么反映，就是听到张爱玲，可能就像听到梁实秋是一样的感觉。我说哦，就坐在那边，一点委屈都没有。做这个就不要觉得委屈，后来他说张爱玲啊，我说哦，我才突然有一点梦醒的，他把信给我了，然后看着那个信，还好我们老师提醒了我一句，不管什么人给我写信，我看完了把那个信都给扔了，结果我们老师说，张爱玲的信是要留的。我说哦。其实我有一点嫌他多事，反而把张爱玲信留下来了，并不是特别崇拜她。
看了那个信，就像刚刚讲的。比较戏剧化的是，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包括王祯和过世，刚刚也提到王祯和，反正你写信给这么一个人，就是没事找事做。王祯和过世，她是唯一跟王祯和进入家里面的，你进入别人家里面的生活，是很显然看中这个朋友的，王祯和是很重要的作家，写信给他，但是很快就来了。王祯和先生过世，她就说听说王祯和久病，她说听了是很震惊的。因为她和她妈妈照过相。所以她和她母亲，大将有一种感情上面的。因为王祯和后来听朱西宁传王祯和这个说没有钱回，大概有一个疙瘩，后来王祯和去美国看张爱玲，错过了一次，后来张爱玲就没有见他了，信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问我要了王祯和母亲的地址，就寄去给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如果套胡兰成那个亲的那句话，靠着张爱玲，或者靠着王祯和，我们把整个文学圈子给建构起来了，胡兰成因为跟朱家这样，就是会建立一个有别于在上海时期的文艺圈的概念。美国当时是没有文坛的，加上她的书在台湾出版，整个文学圈，有时候我们台湾人喜欢把张爱玲当成我们的作家，其实也难免，因为至少有这么几十年我们是跟着她，有一个圈子存在，我们这些编辑也有跟她联络，上海编辑圈显然没有跟她有联系的。
所以她写信来，也很快。后来我问王祯和的太太，就说张爱玲的信有没有留下？她说张爱玲真的写信给王祯和母亲了，她去吊唁。但是她妈妈比我们更不像张爱玲粉丝了，看完了之后就把那个信给扔了。还有一封信，我一直觉得很遗憾，我想知道她到底在哪里，1947年给胡兰成写的信，因此我认为那封信是在的，因为段落很齐全。
王安忆：可能在石爱贞那儿。
苏伟贞：不知道。我问王祯和太太，她说真的写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建构出来一个情感的网络，知道张爱玲是有血有肉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又发生一些事情，《小团圆》，写《小团圆》的时候，1994年出版，我那时候在休假，后来休假过程当中看到，就发现怎么搞的，登了《对照记》（音），我回到办公室写了一封给张爱玲，而且她向我解释《小团圆》是一本散文，我不懂，而且她早就写好了，因为我一直跟她约《小团圆》，所以又有一个谜团在那。她其实可以不用跟我解释，她一直说《小团圆》是散文集。
王安忆：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是非虚构的。
苏伟贞：说还没有写完，还在进行。回到《对照记》，张爱玲写信说，因为《对照记》有很多照片丢了，而且琐碎，而且都是一些图文的说明，就觉得联副不要登。说以后有什么还是给联副登。我真的觉得很感激，她在那个信里面，就是诸如此类的。后来我看到她给宋淇写信，我感觉张爱玲真的好喜欢道歉，不停的说抱歉，不停的犯一些小错误，然后说真是对不起，真是抱歉。就觉得张爱玲真是一个小女孩。
看到张爱玲不断的喜欢跟人家道歉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手足无措，好比看到胡兰成不知道手放哪里的感觉。她就说，如果让你误会了，我不回信，让我惶恐。一个让张爱玲惶恐的句子，就觉得，真是活生生的人。后来当成一个神带看待，就觉得这样一个人给你写这样的信。
王安忆：那时候应该多大年纪？
苏伟贞：最晚是1994年，70多岁了。当时我常常跟我们一些朋友讲，我说这真是太怪的，在台湾，在任何地方，我们很少向一个70多岁，觉得你还会写出新东西的人约稿，你想想看，张爱玲都过70了，过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登她一部电影的剧本，情场如战场，还有一个爱到中年（音）。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们拿到那个情场如战场爱到中年的剧本，还写信，问她的生日是几日，现在一团谜，我们知道，是9月30日，后来又有一个是9月19日，后来我看前一阵出的张爱玲私语录那个信，都是信件，宋以朗又写一个。
王安忆：以农历为推，从农历推到阳历。
苏伟贞：护照上面写9月30日，后来写信问她是几日，张爱玲就说不记得了，后来我们就把那个登了。就这样有一来一往，中间接到她一个好朋友，张槐树（音），是她很好的朋友，曾经写一个小说《落心》，说她是很有才气的女孩子。我们把张槐树的信转给张爱玲了，整个过程，把她的生日，朋友的圈子，整个网络下来，包括她的文友，整个过程当中建构出来。后来在97年之前，我后来到港大念书，可不可以以张爱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然后给她一个访问。张爱玲当然也就拒绝了，这是自讨没趣。但是里面写，因为她知道我是广东人，她说现在连看港报都觉得难受。后来我看宋淇，她写给宋淇的信，同样也有对97的感受，跟写给我的是很接近的，可以看到她最真实的感受，代表她这个人最真实的情感。
跟她写信的过程里面，后来听到她过世的消息，真的反而在那一刻，突然觉得她是一个传奇人物，过程当中并不太觉得，有来有往，这一次来我才真正的体会到，当我坐飞机下来，从虹桥机场出来，经过张爱玲的城市，我才突然，这么多年才突然体会到一件事情，张爱玲不是每个人都写回信的，这么多编辑约稿，不是给每个编辑写信。我就觉得张爱玲对我，从来没有那一刻，从一个传奇人物到一个跟我通信的作家，我当做一个同业看待，要不然给朱西宁写信，写得这么亲，后来写信，就有回忆，然后到了圣诞节，因为外国人很重视圣诞节，会记得寄圣诞卡给你。光是这个动作，圣诞卡对我而言，虽然字数不多，但反而觉得比一个信更有隐藏的文本在里面。总之觉得她很近、很远，就建构起来一个，就像她自己讲的，第三行，杂缝文章里面的张爱玲。
王安忆：空间有的时候会使时间的形状也改变了。其实张爱玲和我们大陆距离似乎特别远，当初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我们觉得过往很久的人。当时她去世的消息，是一个记者发给我的，说张爱玲去世了。在我感觉早就进入历史了，我在想，有时候那种隔绝，空间上面的隔绝会使时间变得更加漫长。
主持人：听苏老师和王老师聊张爱玲真的是很享受的事情，时间关系我们把剩下的半个小时留给在场的听众提问，虽然我自己也有一大堆问题，但是我觉得克制我的想法，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张爱玲，或者其他跟文学、写作、跟女性作者有关的问题，各位？
提问：两位老师讲得非常的深入，我是觉得张爱玲其实跟在座的两位。我是两位老师的小说都看过，张爱玲和你们两位之间构成怎样的对话，所以我想在这里提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写作的过程中，你们在精神上面怎样跟张爱玲进行对话？这可能有一点抽象，但我觉得你们肯定是有回应的，就像王老师，以及苏老师陪她一段，相信里面都有对话。
王安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因，大陆和台湾，和海外那种隔绝的状态、背景，我和张爱玲，我对张爱玲的了解，没有这么贴近，应该讲张爱玲的背景和我的背景是决然不同的背景，当我被别人命名为张爱玲传人的时候我也感到蛮吃惊的，似乎我不是那么自觉的和她形成呼应的关系，但是不管怎样，她的小说给我很震惊。张爱玲这样的小说，是一个例外，在我们阅读的空间，绝对是一个意外。鲁迅，觉得日常生活是需要启蒙、唤醒、觉悟的，张爱玲这个作品里面，是有人间烟火的，然后又有她的关照，其实是从五四来的，其实我觉得张爱玲摆脱不了和五四的关系。我和张爱玲之间的缘分，恐怕是比较晚的，慢慢的去追寻的。苏伟贞比我接近得多。
苏伟贞：其实在写作上面，真的觉悟比较晚。我因为开始是糟糕的一个方式，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很让人羡慕的，给她写信，当编辑。编辑和一个作家的位置是一个多么巨大的位置，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刚开始和她反而是身份上面的一个对照。至于在写作上面，就像我自己刚刚讲的，其实真的没有当过粉丝的经验，因此也不会在里面有什么学习，看到是另外一回事。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不知不觉潜在的文字。
后来看《小团圆》，我们可能对某些时间的感受是比较清楚的，张爱玲曾经谈论过，她对她30岁，她对30这个概念，所以她后来在《小团圆》里面说，过30岁生日那一天的头具，是将来留给自己用的。过30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一千多年的月色，但是对它已经太多了。《小团圆》里面这样写的。但是我自己对30岁，后来回头一想，我看到这个，……得到中国时报的奖，张爱玲那一年，《对照记》得到了中国时报的特别成就奖。所以我们那时候三个人在台上，后来我就突然发现我自己对30岁也一直有一个对时间的敏感。《沉默之岛》这样写的…
同样是对一个物、对时间的一个感悟，而且都是一个小说的开始。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面任何一个作家和其他的作家，在某个时刻都会有一个看不见的、隐性的千言吧。
主持人：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是从上强体育学院赶过来的，我的专业是体育新闻学，但是也很喜欢文学。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从来没有描述过张爱玲她的声音是怎样的，她待人接物，就是她朋友描述，也是列入文学史高高在上的描述，您跟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就是颁奖的时候，在你旁边。是吗？
王安忆：有吗？见过吗？
苏伟贞：没有，完全没有。她从1961年离开就从来没有再回来过。
提问：那很抱歉，本来想问问你，跟她见过一面之缘之后的情况。
主持人：依然可以间接转述张爱玲待人接物的声音，也许苏老师可以从书信里面也可以感受到一点隐含的状况。
苏伟贞：我也是一个生活感很差的人，我把一切，就是书写上面书，书信上面都当做理所当然。所以一直以来也没有特别觉得，所以也不会有待人处世上面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她对某些特别敏感，比如说对钱。她年轻的时候在上海，那时候稿费的事情弄得不太愉快，后来包括她跟宋淇这么熟的朋友，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比如说托她买书，寄信，都要寄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刚刚提到《爱到中年》的稿费，以为是她写的，张爱玲，原来要给她庆祝生日用的，结果就发现，那个参与讨论，就是相互拍的电影，因此她就说要稿费，非要把稿费寄回来，当时说起来是顶尖的稿费，即使以前写的东西还是按照最新的、最高的钱算。张爱玲那时候生活来说，可能那个稿费对她来讲不是很重要的，后来给宋淇的信里面说，1988年，林式同（音），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就托他的一个朋友，这个人完全不知道张爱玲是何许人也，是念建筑的，造房子。后来张爱玲托他，在他躲避跳蚤那几年，1988年托他租了一个房子，张爱玲写信给宋淇，就说那个房子太新、太大，一房一厅。想想看，这么一个大作家住一房一厅的房子都觉得太贵。
想想看，五百多块觉得贵，可是我们给她的稿费，觉得那不是她要的。因为那个她有参与。我记得张爱玲对钱这个，后来就发现整个人生当中，从小开始，包括连她欠她妈妈的，就觉得你投资在我身上，我都要还给你。对于张爱玲来讲，这个是让我很压抑的。这个转化成其他人生的态度，或者说在钱这个事情上面受的伤太大了，就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欠人家的事情。
王安忆：没有安全感？
苏伟贞：应该是。想想看，连父母都不愿意欠，何况别的，从这个可以看到她的人生，在生活里面的坚持。
提问：苏老师你好，刚刚提到说张爱玲是一个像孩子一样的人，是一个未完成的人生，能否具体说说具体的事件吗？就是和你书信交往当中。
苏伟贞：其实书信本身就是一个，我不会在某些部分，我就觉得她像小女孩一样，喜欢粉红色的圣诞卡，像小女孩一样的。她对感情上面的表达，就谈到她可以很放肆的跟宋淇夫妇说就是她怎样的哭泣，就是碰到事情，像小孩似的，就会哭。因为我自己不是那么爱哭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在她我们不为人知的部分，哭，那就像小孩，喜欢粉红色的圣诞卡，这个部分是很小孩子气的。
王安忆：幸亏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电邮，要不然现在都没有了。
苏伟贞：刚刚说幸亏没有现在这样的电邮，可是真的讲了一个重点，我接到她最后一封信是用传真，现代化已经进入了她传统书信状态当中了，写完信感觉是一个完成，静待对方回信、不回信。可是那个是用传真，我因此就联想到一个画面，大家还记得《倾城之恋》里面白流苏，后来离婚回到家里面，半夜有人敲门，在拉胡琴，后来人家说出了大事了，死了人了，结果是一个太太传信，离婚的丈夫死掉了。这个事情都是用信件方式报信。
后来白流苏跟着范柳原到香港，说等将来你带着更好的条件跟我谈，他就回去了。结果范柳原最后用信件的方式，电报，急来港。短短的几个字，每一个人都看见了。我想那个电报就像最后传给我的传真，我们办公室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那个电报最后到白流苏母亲的手上，然后让他自己看。我也是那样的感觉，短短几个字改变了白流苏一生，短短几个字结束了张爱玲给我写信。
后来我联想到第一封信写给宋淇，写了六页三千字，最后一封信，1995年的7月25日那一次，她9月9日在美国过世，一个半月的时间，写了五页，想想，一个半月要过世的人，写了五页，五页里面触目惊心，就说每一天，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医生说要照日光灯，一天大概照12个小时就够了，但她要照23个小时。我觉得也是身体整个的反映，就要冲她的眼睛，就这样一直折腾，照23个小时，一个人一天24小时，她照23个小时，她讲她皮肤病这个那个，后来就发现，这是她写的最后一封信。后来彭为美接到她的信，说怎么没有你的回信，让我们很担心，就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了。好比一个东西沉到海里面，一直发着信号，却没有回信给你，真的是人生最后的绝响。
最后一封信，我很难想象以后都用传真。
提问：苏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和张爱玲书信来往在很多年前那么是什么源头促使您在今天这个时间编成一本书，就是把您和张爱玲的对话。
苏伟贞：其实是很侥幸的，我们今天看的这本书是我的论文集，因为写小说写惯了，就觉得写论文也要写得好看一点，从不同角度，从书信角度、影像角度。因为张爱玲在影像部分是很重要的部分。香港时期有很多电影，还没有真正的撰文做研究，研究起来是很浩大的工程。因为她小说成就太高了。我就做了一点小小的，后来出来这本书，加上因为跟她通过信，最早因为通过信，她是这么好的作者，触发去研究她，当然也是偷懒，我大概也比较理解她小说当中写的情节、内心等等。后来到现在，就把这个写到现在，所以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其实就是一个论文集。
因为张爱玲在情场如战场上面的时候，就是说希望可以看到借由演员肚口生情，让张爱玲这个人活生生活过来，这不是一个虚构的人。
提问：我也是恰巧路过这里看到有这样一个讲座，其实我对苏老师不是很了解，我想问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比如说您刚才提到您并没有崇拜张爱玲这样的女性，但确实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其实你注入了很多感情在这样一个宣讲当中的。我问的问题是，是什么促使你花那么多心思钻研？是因为这个编辑本身的职位导致你和她的亲近感？还是因为研究了更多，所以对她有更多的体悟？
苏伟贞：这是一个好复杂的问题。
王安忆：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写作。
苏伟贞：我其实更不会说我自己。
王安忆：大概可以说说你自己的创作。
苏伟贞：那个时候已经算是一个作家了，88年的时候。我在85、86年时候进入联合报副刊工作，之前因为写作的关系，后来就到报社去，因为是写作。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对张爱玲来讲，我把我自己作家的角色跟编辑的角色，我分得很开，所以我以编辑的方式，因为我作家的身份使得我跟她来往有比较方便的，就是她会用同业的方式对待你，不仅仅你是一个编辑，因为这样的关系，使我得到了一些便宜吧。
可是整个过程当中，她给我写信的时候，我当时知道她给我写信这件事情，可是必须等到好多年之后才回过神来，理解到说并不是给每一个人都写信的。所以对我来讲，这整个过程，因为我也不太像一般人去猜测她的心理背景，因为她对我来讲，就是我要约稿的作家，我用比较多的心力来约稿。不过这一切，真的只是当时一个往来，到现在在回过神来。
因为我后来知道有一些人写信给张爱玲，张爱玲没有写信，很渴望张爱玲的信。前一阵子香港一个学者，郑树森，寄东西给我，我就发现，因为香港有在拍卖我写的信，然后告诉我多少钱多少钱，在竞标。我写信给郑树森，我说这个公平吗？这是我工作的一封信，我一直意识到其实编辑的信也是一个创作，我要怎么样写得让张爱玲动心，当然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也涉及到写信的内容，比如说王祯和，我知道王祯和和她的关系，我写信给她，她才会有适当的回应。如果对张爱玲一无所知的编辑，不会知道王祯和可能触动她情感的。所以编辑这个上面，我觉得我是一个成熟的编辑，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我还算是一个成功的编辑吧。
提问：我们从张爱玲的历史上面了解到，她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当时拒见所有的人，老师您刚才说张爱玲是一个有点弱的，喜欢道歉，这是不是矛盾。还有成功的作家，要写出成功的作品，必须得有一些矛盾的性格？
王安忆：其实这不矛盾，我觉得骄傲的人一定是跟人有距离的，需要不断说对不起的。因为有时候礼貌就是距离。
提问：谢谢两位老师。今天也是撞上了这个讲座，曾经有一段时间把您的名字和另外一个人名字搞混，我以为你们是姐妹，我看过《沉默之岛》（音），您以前属于三三文学这个集体里面一员是吗？现在我不知道台湾的文学写作，纯文学写作的生存状态怎么样？还有您是喜爱七八十年代有着三三文学集体的时代，还是喜欢现在这个时候的台湾？
苏伟贞：我其实完全跟三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1974年、75年，那时候胡兰成在台湾，后来鼓励，因为后来被中国文化大学辞退之后，…请到他们家授课，教朱天文等等这些文艺青年，还有周围的小朋友。而那个时候，我大学念的是军校，我们是不准出来的，我也不认识他们，那时候我在念大学，完全没有接触。
等到我写的第一个问题是1980年了，我写的唯一跟三三有关的，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军人的身份，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中尉，就写了一段。那是在台湾近郊龙潭，陆军总部，很冷，黄昏的时候，接到朱老师的信，以前辈身份，看到在联合报副刊登的。因为我是傻傻的人，这一点，跟世俗有一点隔阂，这个可能跟张爱玲是比较接近的。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面，那个联合报副刊是台湾第一大副刊，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我就投稿到副刊去，然后他们登出来了，朱老师看到，就写一封信给我，有空到台北找他，但我没有去找他。朱西宁小说看过的，也知道是一个作家的前辈。唯一跟三三有关的就是这个。
后来写作开始，就跟天文他们很熟了，我结婚以后就住在他们家附近，也就常常有来往。三三从开始到结束，当然后来三三办出版社，陆陆续续出书，可是基本上我写作的时候，三三是已经有活动了。所以谈不上我是不是喜欢那个集体的时代。因为比较怀念的，我在联合报副刊，80年代，我正好赶上一个副刊，有文坛的时代，后来在90年代，一位退休以后，我就说台湾没有文坛了。以前任何一个作家到了台北，我们副刊一定会跟他们接触，像安忆他们都是，因为常常写信，是一个很亲近的年代，你要写信，不像你打电话。那个时候台湾文坛是一个热热闹闹的，有大人在的那个时候的文坛，大家很亲。
所以我还记得大陆有一些作家到台湾去，他们就说台湾的文坛好怪，好像谁都认识，一吃饭，一叫就来了。大家在那吃，都很熟，我至少知道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比如说安忆去了，找天文、天心一起来吃饭，其他作家也是一样的，觉得那个时候是有文坛的时代。现在随着这个副刊，后来解放了，那个时候，所以文学是相对重要的。台湾那时候文坛是热热闹闹的，文史哲一起的。我们还是很喜欢大家在一起。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比较喜欢看张爱玲的书，最近也比较喜欢看张爱玲研究的书，像水晶等，看了很多很多，我想问一下，您对唐文标评价张爱玲的说法认同吗？
苏伟贞：唐文标是学理工的，当时出一本书叫做《张爱玲杂碎》，你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他研究张爱玲其实是比较旧的方式来研究张爱玲，而且说起来是一个比较消沉的方式。比如说研究的那个，一直注意那种很颓废的、变态的生活方式。
王安忆：比较考证。
苏伟贞：张爱玲对这一点很头痛。加上他们当时在海外，当时在海外找了一些张爱玲的一些，当做出土文物似的，擅自披露出来，擅自发表，对张爱玲是造成很大困扰的。而且想想看，《张爱玲杂碎》这样的片名其实是不适合的，而且研究的方式不是学术的方式。所以后来让张爱玲不得不把她原来不愿意见报的文章也只好让她刊登，后来也变成功德一件。
可是你提到唐文标、水晶，原来只是觉得水晶可以就近看看张爱玲好不好，至少他看过张爱玲，张爱玲也允许他来访问他，那个时候因为跳蚤的事件，结果没有想到水晶写了张爱玲病了。水晶研究张爱玲，一直到现在为止，研究张爱玲，包括恋父情节，镜像的画面，换做现在角度都是很新的。以前水晶讲谁也听不懂，可是因为现在学术比较文明了，比较进步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他有很多观念，还是很有深度的。唐文标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他讲的那些比较不成系统。
主持人：我想最后用一个我自己的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讲座。张爱玲的写作里面有很多是关注女性自身，而苏老师和王老师这个里面也有非常大的部分关注到女性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女性的心理角色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我想两位老师能否简要概括一下在你们自己写作过程当中对于今天的女性，或者是女性和都市关系的体察，和张爱玲时代关注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不同？
王安忆：把女性都市写作等等，我都精简一下，我想其实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面临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有一些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张爱玲那个时候，女性再怎么爱，还是想到结婚，张爱玲和胡兰成结婚的时候很慎重的出了一个晚报。我觉得今天女性，我们对这个还是一样，女性就是想怎么把自己好好嫁出去。有一些事情，受过教育的女性，没有大的差别。
苏伟贞：女性跟都市，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小说里面的角色特别的尊严，谈到尊严这个，其实是一个人性，一个人有尊严。但回到安忆讲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她所讲的知识。但是一个不是很都市化的女性，就算是张爱玲小说里面的一些比较卑微的，其实也有他们的自尊，也有他们的尊严。所以女性和都市，任何的连接，通常在我来说，我认为尊严这件事情还是很值得书写、刻画的部分。
主持人：谢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