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的读后感10篇
《长河孤旅》是一本由赵诚著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长河孤旅》读后感(一)：平反之前与平反之后
平反之前与平反之后
文/野原新之助
《长河孤旅》读后感(二)：九十年人生沧桑，人格楷模
黄万里，唯一一位敢直言黄河三门峡工程不该进行的人；一位真正的水利专家；一位忧国忧民的人才。遗憾的是人微言轻，在60年代，因为直言，却被打成右派。每每看到那个时代，很多重量级的人物，很多对国家、对社会有帮助的人因为诬陷，或者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的时候，我的心都会痛。黄万里，为了国家水利事业，把一生都倾情付出的人，读他的传记，心里无法不佩服！能为他写传记的作者，我更是从心里钦佩。
一个和彭德怀一样长着反骨的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从本书中，我了解到黄万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清华水利系教授，对黄河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他徒步走遍了黄河的每一道河湾，了解黄河不同时期的性格，他知道如何治理黄河，才会让它造福于民。黄河是有生命的，黄万里老先生把黄河当做活的生命来尊重。
时间验证了黄万里的预言，三门峡大坝带给人们的灾难足以证明，实践者与智者的话就是真理。补救终究是艰难的！
被迫害期间，他与家人的生活都是极其艰难的，那段黑色的日子里，让我不忍往下读，一个伟大的水利专家何以收到如此迫害？作者能如此真实、全面地再现当时情况，真了不起。他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心也是痛的？
陆游因为祖国未统一而写下《示儿》，黄老临终前，依然是“情系江河早现身，不求依附但求真”。最后留给我的遗憾是：治江四策。让我们不能不洒泪！
希望中国多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中国好好保护这样的人。这样的传记多让现在的中学生、高中生读读，让他们从老一辈人身上体会一些无私奉献是什么，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
《长河孤旅》读后感(三)：独行侠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期《读书》杂志上，读到过黄万里先生的文章，留下了些许印象。后来陆陆续续读到了一些关于反对三门峡、三峡工程方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文章，这些文字总是绕不开一个名字——黄万里。对他的生平事迹有所了解，但知之不多，这次有幸拜读了赵诚先生著的全新修订版《长河孤旅》，对他的成长、事迹和人格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黄万里先生，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第三个儿子，也算是出自名门。黄万里先生小时候很是淘气，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求学之路。尽管他的文才很好，却选学了工科，。1927年他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学习，1932年12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经过一年的工程见习后，面对江河泛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下定决定，“以拯农为己志”，改学水利，1934年走上赴美求学之路。在美求学期间，他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这个经历对他形成自己的治理河流的理论有重要影响。让黄万里领悟到：水利工程早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发生演变，人们治水也就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1937年黄万里先生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同年，黄先生学成归国，此时中国正值抗战时期。黄万里不愿意做一个纯粹的水利学家，不愿担任浙大水利系主任。他感觉到自己的实际经验不足，觉得应该从工程师做起，做点实际工作。八年抗战期间，他走遍了四川的主要河流，有一次甚至为考察勘察水利，命丧青衣江。在我的脑海中，这位近乎一个人徒步勘察了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等大江大河的水利大师，就像一个独行侠，穿行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湍急险滩间。1947年至1949年4月执掌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之际，为他展示超强的治水才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以上种种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经历，为他建国的种种表现提供坚实的理论自信和底气。
当然黄万里先生现在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和三峡工程的事迹。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先生就当着周总理的面，指出：“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的理由是黄河的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我真的佩服黄教授的直言。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黄教授的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不阿谀政治的独立人格让我折服。事实证明真理站在黄万里这边。为此我们付出了巨额的代价，而且后患仍在。对于长江三峡工程，黄万里教授也是坚决反对，不光是拟建之初，就是三峡工程上马已经敲定之后，他也是不遗余力，三次上书中央最高领导人，从地质、坏境、生态、军事等多方面阐述三峡工程不能上马的原因。其赤子之心，跃然纸上，让人感慨良多。不管黄教授的意见是否完全正确，他的这种直言精神永远值得称颂。中国需要这样的科学家更多一些，更多一些。
《长河孤旅》读后感(四)：不废“黄”河“万里”流
大抵冥冥中，每一个人的运命都和某些幽秘事物有所关联，哪怕是自己的名字，也像某个被寄寓了深刻期望和用意的符号，成为人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个人标记。比如，黄万里，这个中国水利史上赫赫有名的专家，其父黄炎培先生到底是教育大家，给自己的儿子取的这个名字，何其气象万千——黄河万里，滔滔汤汤，也一语成谶，预示了儿子此生必定要与大江大河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新时代的“治水英雄”。
记得日本雅乐大师东仪秀树有首名曲《大河悠久》，用古乐器却奏出了交响乐才有的气势。筚篥（一种胡茄）奏出来的乐音凄凉忧怨，幽婉处暗藏着肃穆的磅礴之气，潺动的音律从气质上来看十分贴近江河之水的天性，动静皆宜。大抵人们喜欢闲暇嬉水，并依水而居，都与人们亲近水的天性有关。就如我十分钟爱的布莱特彼得的那部美到极致的电影《大河恋》一样，一家人的生活和情感、命运全都围绕一条河而轰轰烈烈地展开，美丽的鱼线在河面的夕阳里大开大合，似乎把观者的情绪也拉得很饱满。
捧读《长河孤旅》，观望黄万里先生的一生与大江大河打交道的故事，似乎也能体会到人对水、江河的独特情感，特别是如何善用、驾驭奔腾的江河，让它从一条“自然的江河”升格为“人文的江河”和“文化的江河”，这是像黄万里这样的水利专家需要完成的专业探索。书名中的一个“孤”字，用得太恰到好处，它不仅点出了黄万里先生求学、治水、教书过程中的艰辛，还有他因为敢于挑战政治权威而遭到打击迫害后的茕茕孑立姿态。更重要的是，这个“孤”字，还凸显了一个有责任心、有情操的知识分子，如何不依附谄媚于权贵，不轻易向非科学和伪科学妥协的铮铮傲骨。但凡，优秀者，需要孤独成就他，也会造就他更加远离人群、欲望和是非，安守清贫。做学术，做研究，不就是超然物外的一种精神“孤旅”么？
黄河和长江两条大河，是中华民族的两根精神血脉，与整个民族成员的情感同根同源。可是关于三门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否应该动工的惊心动魄的辩论，都有黄万里先生言辞激烈的反对之声。事实证明，这两个被当时的主流舆论标榜为“伟大之作”的建筑工程，竟产生了无比巨大的负面效应，给后代多少留下了几多隐患。读学术史（水利史），其实也是在读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尤其是过于强悍的政治对学术的严重入侵和干扰，致使多少知识分子在强权的重压之下，放弃了学术和人格的独立性。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座高校，北大和清华一直在很多层面明争暗斗，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两所学校几乎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为世人做出了良好的表率——北大的马寅初、清华的梁思成、林徽因、黄万里都有在政治的重压弹劾下力争保护学术的严肃和庄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前途和地位的壮举，其悲惨的下场也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同样又令人对其心生敬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据理力争的大是大非之事，它们关乎历史的走向和面貌，纳税人的钱财用途甚至是数百万计人的生存质量等重大问题，容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容许向政治妥协和献媚。因此，历史，将永远记得他们在各种研讨会上向外行领导内行的当权者、不尊重学术科学严谨的同行们发出的义正词严的郎朗质问之声！
因此，他们才是正宗的、纯粹的，我们这个时代已成罕物的“学者”。再放眼看当下的某些学人，已经任由学格和人格迅速下滑，沦为了“学术商人”、“学术流氓”和“学术恶霸”。正如前几日有网友搜集整理了近年来某些专家在大小场合公开发表的骇人之语，尽是自私自利的胡言乱语，既无学术大家之范，更无人文关怀、悲天悯人之心，难怪惹得一众臭骂和狠批，真叫人为之汗颜。
学术的科学、端正、严谨、孤傲、独立的那些优秀品质均遭遇世俗的严重破坏和肢解，无怪乎，曾经在人们心目中高贵无比，象征身份的知识分子身份，已经在大众批判者们的口中被反转变形为带着明显戏谑和贬义色彩的“叫兽”。特别是与学术精神和为人胸怀如大江大河般豁达开阔的马寅初、梁思成、林徽因、黄万里等人比较起来，他们的狭隘低级以及自我降格让他们就如小溪流一般，孱孱弱弱，成不了气候。
治学如治水，讲究方法，我等没有丰厚的专业学养评价黄万里在治水领域的学术水平，可是，他为科学孜孜不倦，躬身自省之风，才始终让人敬仰不已，九十年的漫长岁月，他经历坎坷，收获良多，真可谓江河不废，万古流芳。
《长河孤旅》读后感(五)：一辈子、一条河、一种品格
我必须承认，我的孤陋寡闻——在拿到赵诚先生这本《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之前，我没有听说过黄万里这个名字，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但读完全书，我在惊叹之余，又伤感不已。
黄万里，我国享誉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他出身名门，是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的第三子，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女婿。他1911年8月20日出生于上海，先后在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学习；1934年赴美留学，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技正，徒步勘测了金沙江、岷江、涪江和嘉陵江等四川主要河流，主持修建了涪江三台水利工程；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后回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两本学术专著，研究出新的动力学规律——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定律；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1980年2月26日得到“平反”；于2001年8月27日病逝。
黄万里先生在其90年的人生旅途中，其心心念念的是中国的水利事业，倾注毕生心力的是大江大河的治理。象他的名字一样，他尤其关注黄河，他也因此为国人所熟知。从1947年初被任命为甘肃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及黄河委员会委员起，出生于江南的他，此后一生就与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1955年他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苏联专家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次年5月，他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规划方法的意见》；1957年6月，在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又力陈不能建坝的理由；1964年给董必武写信，陈明三门峡大坝淤积严重，提出改建意见；1972年在三门峡劳动改造期间，写成《关于目前治理黄河问题的意见》上报周恩来总理；1976年7月，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1977年又上书陈云、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治黄方略。对于黄河，他与人们因为其多泥沙而论定其是害河不同，认为正是泥沙冲积成了黄河三角洲，养育了几亿人口，是好河、利河。
黄万里先生生于1911年，逝于2001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整个20世纪，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他们生逢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际，饱学知识，极富才华，满怀赤子之心，希望报效民族和国家，可是命运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公正的，“先逢战乱，后逢运动，平生才学得不到施展，甚至被打入炼狱，饱受煎熬”，没有机会贡献施展自己的才学和抱负，但他们仍然不改赤子之心，坚持对学术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这种精神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目前社会最缺乏的，也是最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感佩和学习的。
黄万里先生这一辈子、一条河、一种品格汇集成为手中赵诚的这本黄先生的传记，是目前他唯一的传记。在这本书中，作者为我们介绍了他一生的人生际遇和学术追求，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鲜明的个性、执着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欣赏到他优雅的情趣、丰富的学识和优美的诗文。可以说，他的品格与智识、勇气与坚持、追求和风范，必将永远被后人所称道，光耀后世。
《长河孤旅》读后感(六)：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历史，保持清醒和良知，为子孙负责
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圣人出，黄河清”是论证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的一条论据，当时因简体字正在草创阶段，被误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足发一噱。如今这座吸附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的庞然巨怪，其危害连当时主张修坝者也不得不承认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的圣训，五十年代也被当作主张修筑三峡大坝的一条依据，但被毛泽东自己搁置了，到今天才成为现实。千秋万代后，后人如何评说，谁也不知道。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领袖的浪漫诗思，也属于人文思维的范畴，但老人家在1958年听李锐陈述了几条国力上难于承受的理由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进程就戛然而止了。毛泽东是极为关心自己历史地位的人，不想冒被历史论罪的风险，诗思不得不让位给史思。那时还没有“超限战”和“恐怖主义” 的概念，如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峡大坝和美国黄石公园火山、日本大陆架一样，都是生态战争中的“死穴”。
三门峡工程的议案，是在“学习老大哥”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于1955年经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在此前后虽出现过黄万里等的反对声音，却于1957年隆重开工。同期埃及政府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也留下另一个失败的例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理念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流。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 票通过，反对177 票，弃权664 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 “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圯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大坝出表面现了八十来条裂缝，潘家铮院士辩称：“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张光斗院士则摸棱两可地评价说：“不是一流工程”，“施工质量不好。可是也不是很坏。所以我们的评价叫总体上良好，总体上还是良好的，换句话说它也是不好的”；张院士的“老搭档”钱正英老部长，则早在1999年就说“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底气远远不及当年豪迈。
我这个没学过水利的人，只好凭单薄的常识观察：任何违反自然的事情，大自然都会给予报复。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一座横亘在主航道上的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斜”湖，改变了生态上的大系统。一大盆水潴留于此，不可能不蒸腾、侵蚀和污染，对于气候、生态不可能不发生影响。
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我国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起，历朝历代都是执着的“治水政府”。唯有东方专制主义大皇权，才有本事调动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令西方资本主义小政府自愧弗如。煌煌政绩的公案下面，也暗藏着巨大的黑洞，以黄河为例，历代河道官员都是肥缺。中饱私囊的后果，是连年决口的“豆腐渣工程”，最终成为一条“地上悬河”。
张奚若教授在1957年曾批评说，当前有四大倾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在庐山会议上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自以为“人定胜天”。坚持“好大喜功”的结果，是“规模不经济”，酿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双重灾难。
重大决策不应当是实验。上述两场以中国社会发展为代价的乌托邦主义大实验都失败了，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三门峡工程的生态大实验，毁坏了黄河这条母亲河，学费至今没有交完；三峡工程是一座更大的生态实验场，谁来对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母亲河负千年的历史责任，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改革开发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力加强，“好大喜功”的心态也随之飙升。一面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层各地多以求大为荣，相互攀比，利益驱动，“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点心”。另一面是中国的“基尼指数”在1995年就已超过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数千万百姓的温饱尚未解决；盲目开发造成农民大量离开土地，“房吃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等等……
关心民瘼，爱惜民力，是基本的为政之道。有远见的政治家，皆知今日自己之所作所为，将来都要写进历史。只有路易十五这种昏君，昧于历史而不畏也，才会说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样的昏话，害得他儿子上了断头台。
现实中的问责制管不了的人和事，自有历史问责制来管。有权者可因无知而无畏，有知者可因媚权而无耻。短视的技术思维与深远的人文思维相比，最大的误区在于：只顾眼前之事，不知敬畏历史。毛泽东在三峡工程上有自知之明，低头侧身悄然闪过，在劫难逃者只怕另有其人。
（ 章 立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