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老 屋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走路不用驮”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的梦想，“春天破棉袄、夏日赤脚走、秋风括断肠、冬天泪成行”……这也许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如今梦想早已变成了现实，现实正引领着人们走向高地。但是每当提起老家时，就想起那记忆深处的老屋，真令人感慨万千。

　　听父亲讲，我家的老屋是在新中国成立的那年在爷爷手上盖的，老屋建在农场境内新河边上的一个高原子上，那个时期的房屋几乎都是茅草屋，没有砖头没有瓦，大多数人家都是用泥、草、木做成的，所建的房屋大多数都建在高处，十年九次发大水，大水来了得搬家，因此，爷爷将老宅基建得比平田高出三、四米，是全庄子上最高的房子，连1954年发大水的时候，老屋也没进半滴水，直到1979年冬天，因新河拓宽，全家迁移到离场部不远的苗圃。如今，那个高原子经过平整早已变成了良田，但我还能清晰地记起老屋的具体位置，每次去楚州城办事经过老屋位置时，仿佛感受到从老屋里漂出的阵阵清香。

　　老屋共6间房，正房三间门朝南，厨房三间门朝西，正房与厨房相连，我家与三叔家同住在一个高原子上，在我家的前边30米左右，住着二叔和其它四户人家，老屋的结构，按现在的建筑方式来讲，算是框架结构，四角立上木柱子（称四角硬），中间用木料钉成伞型屋架，屋架之间相连的是用榆树架的木梁，意思是“家有余粮”，屋面是在芦柴笆子上面抹泥盖稻草，屋内屋外都是用泥土涂抹起来，外墙用草为其穿上厚厚的“棉衣”，以遮风档雨，防寒保温，时间长了，草烂了，换，泥掉了，涂，再烂再换，再掉再涂，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风雨中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屋内“装璜”倒很简单，除堂屋大门用禾木做之外，其余的都用杂树做的，条件好点人家，堂屋四周再用石灰水粉一下，大多数人家都用泥巴涂抹而成，春节的时候，正堂前，各家肯定挂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两面则对称性地挂几张山水类、戏曲类的画画，当然喽，学校发的奖状肯定要贴到墙上去的，那是一种荣耀。

　　老屋前面是一个人为挖掘渔塘，所挖的土全都填到屋基上了，家里吃的水，一开始就是吃渔塘的水，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受到了迫害，被“请”进了牛棚，母亲请人挖了全庄子上唯一的一口水井。父亲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患上了令人生畏的“肺结核病”，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患上这种病就等于进了“鬼门关”，爷爷奶奶在思念中相继病故，家里的大事小情全落到多病的母亲身上，为了照顾好这个家，为了给父亲看病，母亲不知吃个多少苦、流过多少泪，但逢人还得把泪擦净详装笑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得到了平反，母亲则积劳成疾，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长年靠吃药去痛，直至到1995年病故也没有停止过。

　　住在老屋里，一家八口人，虽说有点拥挤，但一家人却非常融洽，每到夏天，父母都下地干活去了，爷爷和奶奶把早早煮好的晚饭，放在院子里的小桌上，并用蒲扇不停地为其“降温纳凉”，吃罢晚饭洗过澡，全家人围在桌旁，谈着，说着，笑着，一派其乐融融的氛围把邻居们都吸引过来，因此，每到晚上，长辈们早把白天的劳累和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摇着蒲扇，聚在我家院子里象开会似的，扇个没完，唠个没完。母亲是个极爱干净的人，一年四季总把老屋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每次扫地时总是在扫前撒一些水，算是防灰固土，扫后再用抹布将桌子、凳子、柜啊重新再擦一便，因此，一年到头，我家的桌子、凳子等总是明亮明亮的，因为长时间扫地，地面上难免有点坑洼不平，父亲每年总要垫上一层新土，以保持老屋内地面平坦。

　　老屋从建造到搬迁整整30年，我在这个芦柴与稻草抹就的茅草屋里生活了17年，之所以称它老屋，因为它是祖辈们住过的房子，今天提起它，不仅是对它的追思、对祖辈们怀念，主要是它见证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新中国70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老屋是老了，甚至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老屋是铺垫、是基石，可以说，没有老屋，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多少年来，老屋在我的脑海里依旧是长者风范，没有变化，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农场以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房子而言，从茅草屋到砖瓦房，再到如今的楼房、别墅，才短短的几十年，不仅是房子在变，而且一切都在变，变得让人兴高采烈，这个变应该归功于党的好政策、好领导，相信再过70年，我们的国家、农场还会变，还要变，会变得更加富足、更加美好、更加强大。（董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