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坏女孩》经典观后感10篇
《我不是坏女孩》是一部由米夏埃尔·费尔赫芬执导，莱娜·施托尔策 / Hans-Reinhard Müller / Monika Baumgartne主演的一部喜剧 / 剧情 / 历史 / 战争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不是坏女孩》观后感(一)：nasty girl
应该是部传记片
感觉是这样的
不过最后却很虚幻就结尾了
又不像是传记片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过拍的很有意思
就像讲故事一样
娓娓道来的感觉
这片子据说在德国大受欢迎，评分也高着，这也是我从数十库存电影挑选观看的原因
本片在还原历史真相上（纳粹暴行），为了还原历史而进行的斗争上，对民主的理解（女主角曾对能否把自己身处的西德说成“民主”德国产生困惑）还是有值得大众一看之处。
但它贯穿全片的旁白，和那些静态或幻灯片式的场景。让人感觉就像在听一本有声读物（电影改编于小说），或在看一场舞台剧而已。
《我不是坏女孩》观后感(三)：历史的真相
我不知道，名字为什么叫做“我不是坏女孩”。
她被要求写“民主的欧洲”，第一反应是，除了我们的国家。在作为奖励的旅游中，她不断的讲述着“联邦德国”，最终，却因为“什么是民主，自己的国家是否是民主”而迷惑。在第二次的作文比赛中，她挑选了“第三帝国”的题目，想要知道在纳粹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大家对于这一时代历史的隐瞒加深了她想要知道这段历史的渴望。而，市民们认为，她揭露了城市在纳粹时代的历史，是种羞耻的行为，给城市抹了黑，是与城市作对。她先后两次将城市告上了法庭，她和她的家遭到了数次的袭击。婚姻，家庭都收到了威胁。在这场寻找真相的战争中，她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公布了历史的真相。但又面临着诽谤罪名的起诉。在最后的关头，一切奇迹般的有了转变，法官摔下屋顶，停止开庭。人们又从新对她的家庭开始友好。在最后，她发现大家的友好只是一种为了让她停止挖掘真相的策略。她惶恐，逃跑，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支持她的……
说实话，最后我有点没看懂，呵呵，关于最后的表彰，有点主观的猜测。不过，赞。
《我不是坏女孩》观后感(四)：The Nasty Girl
前1/3基本属于Amilee式的，或者应该说，Amilee的开局很多地方就是模仿The Nasty Girl的开局，比如穿插的旁白，小女孩幼年时的淘气，以及她个性的形成。这一段落很有趣，貌似与后面的故事不相合，但却是用一种轻松的调子建立一系列人物的形象，不仅是主要的人物，还包括反面人物的形象，也用简单的两三笔就介绍出来了。
正题从Sonya第二次参加作文比赛开始，这一次她的选题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家乡”，于是她大量查阅资料，却遇上各种阻挠，渐渐她受到的阻挠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威胁，伴随着阻挠的增大，Sonya的反抗和执着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一家人不得不把家搬到在车上，因为有人给家里扔炸弹。这种渐进的强度是剧本写作的一种技巧，可以逐步把冲突推向高潮，终于到最后结尾，Sonya突然意识到所有人的伪善，歇斯底里的在别人给自己办的庆典上指责这些人，然后抱着孩子跑到许愿树下，在这种很疯狂的情绪里，故事得到了一个结尾，结尾的影像，有着如同开局似的童话感。
刻意轻松戏谑的开局制造出了一种不现实的虚幻的感觉，然后又由童话演进成沉重的现实，这时候现实就不会像直观观察时候那样刺人，而容易让人接受，引发同情和思考。
德国人一直没有从二战的阴影中走出来，此片是1990年的电影，仍然在讨论德国人如何看待历史，它表明了一个真理：现实或者事实常常是人们不愿意接受或者不愿意承认的。这对于中国人同样成立，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总是选择接近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的那部分，而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十分警惕和抵触，比如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承认在台湾岛上存在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他们总是宁愿把这个建国比共和国早37年的国家叫成自己共和国版图里的台湾省，这种政治意淫，是建立在否认事实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毛式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强盗逻辑上的。你不能指望任何人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因为这本身就是从人性出发产生的自然现象，现代中国人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一种要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夺人之地简直就是探囊取物。德国人也一样，他们中很多人也不愿意完全接受纳粹时期的一些事实，但他们比我们好的一点，就是宽容，自己不接受，但不会要求别人也一起不接受。所以同样的影片，放在中国，或者日本，可能受千夫指，作者可能从此难以立足，要远赴异乡。
《我不是坏女孩》观后感(五)：导演说
本片片头打了如下字幕：“本片取自安娜·罗斯穆斯在帕索的经历，故事可能发生在德国任何城镇。所有事件、人物纯属虚构。”
这类题头，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德国任何城镇”，这一句，表明了这部影片所反映的内容的严峻性。
《讨厌的女孩子》是根据德国30岁的青年女历史学家安娜·罗斯穆斯的真实故事改编拍摄的。她生活在巴伐利亚的小镇帕绍。纳粹元首希特勒曾是这里的居民，秘密警察头子就出生于此。它的现任市长约瑟艾达也曾是活跃的纳粹分子。20世纪20年代中期，帕绍中心区属犹太人区，犹太人拥有那里多数的地产。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被大量放逐，所剩寥寥。安娜对采访记者说：“这一切在战后均被隐瞒了。”她对这段历史知道得越多，人们就越痛恨她，称她是“帕绍的坏女孩”。到90年代，冲锋队每年举行示威游行，当地人对新老纳粹的猖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安娜说：“他们越来越恨我，但我不顾后果，我只重视事实。我们德国人不允许保持缄默，我要知道事实，因为这也是我的历史。”
《讨厌的女孩子》拍成后，她的处境更加困难，无法过宁静的生活，尽管该片获得了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她和孩子们仍要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记者采访该市市长时，他说：影片“全属虚构，完全不是帕绍的事实”。
由于安娜和越来越多理解并支持她的人的推动，在犹太人被逐50周年之后，一些当年受到迫害的人被邀重返故土访问，市长也首次公开承认“纳粹时期是帕绍史上哀伤的一页”。
安娜认为在完全揭露历史以前，这些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不应该被遗忘。“事实终归是事实，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计划将来，这是帮助受害者的最好办法”。
了解这一真实事件对理解这部影片是很必要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近50年了，但纳粹的阴魂并未散去，它在欧洲一些国家死灰复燃，新老法西斯分子的气焰甚嚣尘上。出于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导演米歇尔·费尔霍芬拍摄了这部影片。他过去制作的影片中多次涉及“纳粹遗传”这一主题，最引人注目的是1981年的《白玫瑰》。
尽管《讨厌的女孩子》有真实的人物、事件为依据，但并没有按照颇为时髦的纪实手法来拍摄，却采用了黑色喜剧的处理方式，因为这样能将观众从过分具体的事实中摆脱出来，抓住事物的本质。
影片包含了两条采访线，一条是电视台对索妮娅等人的采访，另一条是索妮娅的调查采访。在处理上，视觉语言上有着明显的区分，电视台的采访，记者不出画面，镜头就是“记者”，采访人直面镜头讲述，这也是在直面观众讲述。索妮娅的讲述，表现过去时，用黑白画面处理，这样在叙事时空上才不致给观众造成混乱。而索妮娅的调查则采用彩色胶片，她也和采访对象出现在同一场景中，让观众直接感受这种斗争环境的复杂和严酷。
虽然两条采访线在交叉进行，但情节故事却是严格按照主人公的成长与思想成熟的时间顺序展示的，流畅的电影叙述语言不给观众构成任何模糊或理解上的混乱。
然而，在导演处理上，又时有刻意安排的“不流畅”的甚至于“跳跃”的镜头语言。如索妮娅在镇档案馆追查前镇长楚特的历史档案时，背景环境完全相同，但管理人员回答说“不能借阅”、“须征得死者未亡人同意”、“档案严重破损无法翻阅”、“档案已外借”、“档案在运送途中不慎遗失”等问题时，镜头却是“跳切”的，这意味着时间的改变、中断和省略。这种处理方式绝非只是形式问题，它表现了索妮娅为求历史的真实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尽管索妮娅没有任何寻根问底的镜头或台词，但观众完全可以理解在这时间省略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索妮娅的思想形成，完全取决于她的生活进程。影片以十分视觉化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一切。从幼年时代开始，尽管是和平宁静的生活，但索妮娅就处在一种充满伪善和道德矛盾的环境之中。那些道貌岸然的著名人物，在很严肃的讨论话题中拿国家货币和不锈钢勺做出那些与性有关的庸俗不堪的东西开玩笑，这和教会学校教导她们要具有的大家闺秀风范格格不入。于是，索妮娅的求真态度必然成为反社会的叛逆，一方面是她的作文《论欧洲自由》获奖，并被授予银质奖章，另一方面她又被不自由地宣判为“坏女孩”。这种黑色幽默手法更使人感到现实的冷峻。影片并没有按通常的情节片手法去展示反面力量，而只是通过若干暗示（如将猫杀死后钉在门上，向索妮娅的结婚汽车投石块，向她的住所投炸弹，寄匿名录音带等等），把新法西斯势力描绘成为一种阴影似的形象。受到德国戏剧的影响，即使出现那几个新法西斯分子的形象，影片也是用特写镜头处理，他们身着黑衣，画着粉白的脸谱，有如歌德《浮士德》中那个魔鬼靡非斯特。
影片的另一独到之处，是摆脱通常的戏剧性的矛盾铺陈法，也不为主人公设定冲突的对立面，让事件一环紧扣一环地向终局发展，而是着力描写主人公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不仅令观众心灵蒙上阴影，甚至为之感到窒息。
场景安排常常显得虚幻，甚至还会使人产生怪诞的感觉。如全家人坐在屋里听那个充满杀气的录音电话时，背景竟用了移动拍摄的菲尔青格镇街景镜头。这种空间处理使观众感到全家人仿佛是坐在游移不定的马车上，从而产生了疑问：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还是生活在虚幻的梦境中？扮演主人公索妮娅的演员莱娜·斯托尔茨准确地把握了这个人物的复杂和多面性，在突出她的勇敢、坚定、追求真理的同时，还表现了她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的那种柔弱，这不仅使观众感到人物的真实可信，同时也机智地折射了生存环境的险恶。紧紧追随人物，直接对准她那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个性，给观众留下充分的思考余地，是这部影片的又一特点。
那棵孑然挺立在镇外的田野上挂满圣像的愿望树，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影片三次出现了这一场景。第一次是她爱上了实习教员马尔廷，她来到树下，祈求上苍赐给她幸福；第二次是两人爱情的表白；最后一次是马尔廷经受不了这种折磨，远走他乡，镇上的人们却开始赞扬索妮娅并为她塑纪念像，她惊恐地逃到树下，发出了“神啊，救救我，别让他们找到我”的呼喊。值得注意的是，这棵树也曾是历史上的绞刑台，在树的绿荫中还透着一股血腥气，人物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形象地联系到一起，使观众感到心灵的巨大震颤。德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喜欢这部影片，除了本片极具现实意义的主题外，斯托尔茨所塑造的这个坚持正义的女主人公及其孜孜不倦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他们所乐于仿效的。“讨厌的女孩”成了他们喜爱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