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 忠 ：看 “牛”
那是1977年的春天，我才二十来岁，从农村知青招工分配到柳城合作商店前湾分店工作不久。
有一天，我接到柳城区供销合作社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说是临时抽调我到区社协助工作。
到了区社，我才知道区社决定对占副主任、老李和老鲍两位分社主任举办“学习班”。这名为“学习班”，实质上与“文革”期间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是一样的，即限制他们三人的行动自由，区社安排场所进行隔离看管。而受指定的人员看管他们，通常被称作看“牛”。
区社革委会主任再三强调看“牛”纪律，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严守秘密、提高警觉，不得擅离“牛棚”。
区社安排附近闲置的三间两层木结构的老屋，作为隔离“学习”用的场所。要进入老屋需经过区社厕所旁边一条狭窄的通道，然后走进一个小院子，老屋就在这小院子的一侧。院子的另一侧种着五、六株苹果树，树上结了一只只未成熟的绿苹果。
老屋久无人住，地长青苔、室尘厚结、蜘蛛网帘。我等三人用扫帚进行大扫除，铺床摆桌、洗擦干净，忙乎了大半天。
为安全起见，看“牛”人员实行“一对一”看管负责制，并各与看管对象同住一间，小姜负责看管老占、小王负责看管老李，小仰我负责看管老鲍。
白天，被隔离“学习”的人员要写交代材料，写完之后由我们上交到区社革委会办公室，但该交代材料经常会被领导退回要求重写。
晚上，各就各位，早早熄灯睡觉。
虽然地处山区，与平原有点温差，但盛夏的天气仍也闷热，而房内既无空调也无电风扇，只得用手摇着扇子。一天夜里睡不着，我走到院子那边顺手摘个一个绿苹果，咬了一口，哎呀，又酸又涩，连忙吐掉。
老占是“文革”时的造反派闯将，他是兰溪人，从一名普通的营业员爬上了区社副主任的宝座，因此政治上有问题。
老占的身体欠佳，黑褐色的脸，一看就知犯有肝病。他写作能力较强，写交代材料，一写就是二、三十页。
此言一出，被人抓了辫子。有人反映老李曾在副食店代班二个多月，销售也没产生升溢，如果没有贪污过的话，他怎能这么清楚副食店一天升溢有多少呢？所以要求他按代班时每天一斤黄酒两毛九、一包利群两毛九，一个月就是十七元四角钱来计算退“赃”。
而老鲍是个受牵连的“替罪羊”，他是宣平人，因所在的分社门市部发生了职工集体“多吃多占”事件，作为分社主任，他要承担领导管理责任。
老鲍，是位转业军人，在部队曾担任营教导员。此进“牛棚”学习期间，他与我同室起居，接触就多了一些。
平日里，他一直穿着一身有些发白的黄绿色军装，坐姿举动仍像个军人模样。但老鲍写字时，手有点微抖，还有过“夜游症”。
有一天早晨，他在二楼寻找自己的脸盆，结果是在楼下小院自来水水池边找到了脸盆。我们认为他晚上下楼洗脸后忘了拿回脸盆，但他坚持说昨晚没下过楼。
还有一次他在找热水瓶，也是这种情况，在水池边找到的。那就奇怪了，为防万一，我向区社领导作了汇报，及时调整了房间，让老占睡在二楼，老鲍住在楼下安全一些。
转眼到了秋天，老鲍在“牛棚”好几个月了，很想回家一趟，便求我帮他向区社领导要求一下。
那时我虽没结婚，但对他想家也是理解的。于是，我向区社主任请示，说：“老鲍妻子上班没时间送换季衣服，他想自己回家一趟，拿些秋衣秋裤。”主任回复：“那好吧，只能到家取衣服，你跟着，不能让他与别人接触，拿好衣服马上回来。”“好的。”说着，我就返回了“牛棚”。
我把领导吩咐的话转告给老鲍，他对我非常感激，微抖的手拿起一只挎包，就随我从厕所边的小道上走了出去。
走了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他爱人的单位宿舍。恰好他的爱人在家里，我不忍心马上叫他返回，就站在外面等候着。但过了许久，还不见他出来，我怕领导追责，便敲门催促他抓紧返回。
就这样，我无聊地看了七个多月的“牛”，直至老占等三人被重新安排工作时止。
如今，依法治国已列为国家“四大战略”之一，设“牛棚”看“牛”滥侵人权的时代已永不复返。本文仅以笔者的亲身经历，让人们了解那段不可思议的历史事实，记以史为鉴，行法治天下。
猜你喜欢：
仰忠：少年故乡行
仰 忠：写稿是我改变人生之路的起点
张爱玲：牛
朱自清：动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