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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精选10篇

2022-03-15 14:38:47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精选10篇

  《马背上的朝廷》是一本由[美]张勉治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9-1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一):郑渝川:乾隆南巡,是为了游山玩水?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出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张勉治。张勉治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长期致力于16-19世纪即晚明至清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 乾隆南巡至今为中国民间戏曲、小说、坊间讨论者所津津乐道,并且反复成为了影视剧题材中的大“IP”。康熙“微服私访记”也有很高的民间知晓度。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在各自在位期间,六次南巡。 包括南巡在内,皇帝巡幸,肯定有探察民情的考量。不过从康熙和乾隆总计十二次南巡,以及更多次的奔赴东北等区域的巡幸来看,这样的巡幸所能看到的真实民情显然是少之又少的。据《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援引的统计数据,乾隆南巡的随从多达3000多人,仪卫扈从分布在皇帝两侧和之后,并能随时阻挡冲击皇帝一行的武器、人员。不仅如此,乾隆巡幸期间,即便抵达的是江南,也仍然会搭建蒙古包在内的各类帐篷组成的营帐——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帝国、清朝皇帝兼而作为蒙古高原、西域乃至中亚主宰者、保护者的象征。皇帝巡幸路线涉及的各省,也都会进行一番类似于战争动员式的组织。 所以,康熙也好,乾隆也好,是不太可能通过南巡等巡幸活动,了解到很真实、很具体而非修饰的民情。当然,这不是说,清朝皇帝的巡幸毫无意义,更不是意味着民间传言的乾隆出游是为了结交江南美女是真相。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以乾隆巡幸为例,指出了清朝皇帝巡幸对于整肃武备的重要意义。书作者指出,清朝开国之后,一直在努力塑造满洲军事天下无敌的意识形态。《史记》、《汉书》都记录了陆贾劝谏汉高祖“不可马上治国”的金句,但乾隆皇帝另有看法,“创业之君无不以马上得之,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而马上得之以致覆宗绝祀。” 清朝皇帝很清楚,满洲八旗以及附带的蒙、汉八旗的军事实力,对于支撑王朝统治地位的重要意义。康熙平定三藩期间,就已经暴露出八旗军力消退甚至在吴军攻击面前连连败退的残酷事实。为此,康熙建立了每年皇帝狩猎的制度,并经常开始出巡。但此举看上去是没有太多效果的,等到雍正登基,清朝平定噶尔丹策零的战争中再度显露出军力不振。乾隆皇帝尽管继续努力,也无法挽回诸如京旗官兵“弓力软弱,步射生疏”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在历次金川战役、准噶尔部战役中,清军频频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陷入长期鏖战的困境。 正因为此,巡幸被赋予了重振清朝核心军事力量:八旗军事和民族活力的功能。《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指出,乾隆皇帝在进入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时,大多选择骑马而非乘车、乘轿。乾隆还四处展示自己的箭术。南浔期间,杭州、江宁等地都会举办驻防八旗和绿营军队参加的会操,而长江水师和河防标兵则会在长江江心的金山岛进行汇演。公允来看,虽然乾隆皇帝的这些努力,成效并不十分理想,皇命被证明无法遏制和平时期城市生活对于军队斗志和战斗力的侵蚀,但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清朝统治的提前瓦解,以致19世纪后期,列强纷纷加大对华侵略渗透的力度,但也无法做到像瓦解印度莫卧儿王朝那样让清代中国彻底变成欧洲的殖民地。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这本书内容丰富。第一章、第二章介绍了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儒生为主体的文官阶层对于皇帝巡幸四方采取的抵制,以及清朝建立后,投效清廷的汉族官僚重拾前朝劝谏逻辑,试图对皇帝出巡施加的道义压力——这种道义压力,被熟知儒家经典的乾隆皇帝轻易驳倒。 书中还讨论了乾隆皇帝南巡的另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加大对江南商业精英的控制。明末政治乱局的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哪怕加上勋贵、内廷)无力控制江南商业精英,后者在明廷朝堂的代表东林党则在几乎每个政治问题上与皇帝作对。《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指出,乾隆皇帝将江南盐商等商业精英,有效的纳入服务于皇家财务利益的体系以内,并借此将皇权嵌入到对江南文化精英的控制。

  注:本文转自公众号学术星球,由郑渝川撰写。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二):卫周安评《马背上的朝廷》

  本文原文刊于《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2008,15:1,pp.181—18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179/tcr.2008.15.1.181

  《马背上的朝廷》一书是对“新清史”的有力补充。张勉治特别重视满人统治中的内亚因素,从而加入了这一持修正态度的学术团体。传统看法认为,从本质上言,汉化是满人能够统治中国几近三百年的主要因素。张勉治的研究显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虽然本书非常恰当地从康熙朝(1662—1722)开始叙述,但其时间焦点在乾隆朝(1736—1795)。事实上,在描述和分析清帝南巡时,张勉治对乾隆帝本人也有精彩的描绘,促使我们透过这位“伟人”去重新思考历史的价值。

  张勉治关注的主要是南巡。康熙帝和乾隆帝均六次南巡,雍正时期(1723—1735)间断过。不过他也包括了其他的巡幸,比如前往入关前都城盛京和山东曲阜的东巡、去往承德避暑山庄的北巡、去往山西五台山藏转佛教寺庙的西巡(抑或是朝圣)。张勉治的中心观点是,作为盛清政治文化的核心、作为“军事化的治理形式”(页38),巡幸是经过谨慎设计的,它是内亚武威的复现,是界定了盛清的军事行动在和平时期的对应物。这在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地带——江南,最清楚不过了。皇帝南巡在那里的时间最长。

  在张勉治看来,最好将清朝统治理解为常见于诸多非西方早期现代帝国的“家产制统治”形式(页11),在这种统治形式下,权力的延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忠诚纽带、亲属或拟亲属关系,尽管它可能也会结合某些形式的官僚制(事实上清朝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统治并不像大约同时代的西方合理化的政体,所以并不属于“早期现代”。清朝统治的特征还在于张勉治所说的“民族—王朝”维度。这个术语意味着植根于民族差异的意识形态,这导致了“因相似而产生合法性(文化的同化)和因差异而产生支配关系(民族的区别)”之间的内在矛盾。(页8)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建立在濮德培、欧立德、文朵莲的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项个案研究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一论点:军事气质和组织有效军事行动的能力对清朝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军事力量不仅是满人获得并维持权力的凭借,而且也是满人身份认同的突出特征。因此,南巡仿佛军事行动,牵涉周密的后勤安排,包括数千匹用于运输的马、大量谷米牲畜,以及由北京运来、储存在各省冰窖中的冰——这仅仅是张勉治书中诸多生动细节之一。南巡途中还要搭建庞大的、符合礼仪要求的军事营帐,所过之处常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比如修路修桥)。张勉治所列举的后勤的有效性,以及乾隆帝为了权威化和美化他的每项行为而对多重传统的创造性再解释,现在看来都是帝国实践中的常见修辞,但是,张勉治书中展现的那些丰富细节的价值不应该被低估。

  本书的核心部分或许在于阐释乾隆帝与江南关系的三章(第五、六、七章)。张勉治利用了丰富的档案、已出版文献,以及大量的中英文二手文献。特别的是,他将广泛的研究与老派的“汉学”式的文献阐释结合在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方说,乾隆帝喜好写诗作文是众所周知的,但张勉治真的读了很多乾隆御制诗,并有效利用之来研究乾隆统治手段的微妙和复杂。针对尚未解决的关于十八世纪中后期中国的独特问题,他理据充分地指出,乾隆帝非常有效地操纵着商人对国家支持的需要(比如获得盐引)和精英面对日益的商业化对身份不确定性的焦虑,让他们相互对抗,从而永远控制他们。例如,尽管我们都知道,南巡途中的召试让读书人在正常渠道之外也有其他方式进入官场,但张勉治的研究透露了乾隆帝如何设计选拔人才的方式,最终让他们都依赖他的个人喜好。乾隆帝对自己的权力一直保持警觉,他会赏赐恩惠,但有其限度;不少炙手可热者后来都失宠了。

  最后,张勉治的研究显示,尽管皇帝有如此多的手段,但是相对无权者仍有办法对皇帝发出有破坏力的批评声。例如,关于皇后之死和乾隆帝要纳汉人入后宫——考虑到禁止满汉通婚的规定——的流言蜚语破坏了人们对其坚守礼仪的认识。张勉治还敏锐地指出,贪污腐败的满洲侍卫和珅能够走上权力高位,恰恰是因为清朝统治的家产制性质。

  历史细节的呈现以及分析视野的广阔,使得本书成为清史研究者以及帝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那些在西方传统之外寻求理解帝国形成的可信范式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参考这本书。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三):转自——乾隆帝的诗和远方:陈兆肆副教授解读《马背上的朝廷》

  杭州是康熙、乾隆二帝南巡的主要目的地,康熙六次南巡,五次到过杭州,乾隆六次南巡皆到过杭州。杭州留下了许多与康乾二帝南巡有关的历史记忆。比如,杭州茅家埠有个地名叫“立马回头”。相传乾隆皇帝初次驾幸杭州,骑马经过,对此处路况很不满意,当地官员赶紧修整道路,待乾隆再次经过时,龙颜大悦,立马驻足,这才有了“立马回头”的说法。杭州的许多风景名胜都与康乾二帝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西湖边还留有康熙皇帝题字、乾隆皇帝题诗的西湖十景碑。

  美国学者张勉治所著《马背上的朝廷》一书,是研究清帝南巡的第一部专著,自出版以来因其选题的独特、翻译的精良、装帧的精美而广受关注。11月6日在杭州晓风书屋,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兆肆副教授,从清帝南巡与杭州切入,围绕南巡的史实,细致地解读了这本书。

  陈老师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乾隆皇帝来到杭州,一直说能骑马就绝不坐轿子,到底是为什么?第二,乾隆皇帝在人文荟萃的西湖边竖了一块阅武碑并题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诗说:“诘戎伊古训,讵敢诩升平。”乾隆皇帝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在杭州留下了大量的御制诗。我们都知道乾隆的诗“平淡如水”,他没有什么文采,不喜欢用典故,尽量把个人情感抑制到最低。但其实乾隆皇帝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修养,是一位内心情感非常丰富的皇帝。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在诗中要抑制自己的情感呢?他想传递什么信息呢?

  清帝南巡,到底为何?自民国以来,野史、小说家、影视剧都对此有自己的解答,几乎都认为清帝南巡主要是为了渔猎美色、欣赏美景。但是张勉治的研究告诉我们,清帝南巡具有极强的政治用意。陈老师提醒我们注意“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这个副标题,它突出了巡幸的政治色彩。陈老师从第一章内容展开,解释了“巡幸”这个概念。“帝王所至曰幸。”“巡幸”常常与“巡狩”通用,“狩”即“狩猎”。为什么两者可以等同呢?在上古时代,打猎、战争、巡游这三者常常是分不清的。从甲骨文可以看出,“狩”字是反犬旁加 “兽”字,意思就是带着狗去打猎。“巡狩”的原始意义就是打猎,在古代,一个族群的大规模打猎很难与战争行为区分开来,打猎的组织经验完全可以用到战争当中。比如清代,八旗军队的源头就是满洲人的打猎组织。八旗在战争中往往采用围攻、围歼的方式,这个与他们的打猎方法是一致的。清代承平之日,皇帝也经常带着八旗到木兰围场去打猎,其实是担心承平日久,八旗不再操练,武力荒废。从这里可以看出,巡幸是与军事行动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南巡过程中保持了浓郁的军事色彩,比如在途中安营扎寨,乾隆皇帝一直强调能骑马就不坐船不坐轿子,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南巡所到之处展现其军人风范,展现清政权的军事色彩。

  陈老师又谈了他对“马背上的朝廷”的理解。南巡中所用的主要工具是马匹,皇帝和扈从乘着马匹行进在经济繁荣、民有异心的江南,旨在耀武扬威,形成震慑逼压的效果。汉人强调“坐稳江山”,认为移动是不安稳的象征,而清朝皇帝则喜欢到处走走,体现了不一样的统治思路。清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造行宫最多的王朝之一。有趣的是,“马上朝廷”的说法最早来自朝鲜使臣。乾隆朝来华的朝鲜使臣注意到了皇帝频繁的外出活动,向国王报告:“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短短三句话,却意味深长。乾隆皇帝认为,马上既可以打天下,马上也可以治天下。这种逻辑体现了清政权的鲜明色彩,该书第四章就揭示了这一问题。

  陈老师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清帝南巡仅仅是为了耀武扬威、震慑江南,那无疑将会窄化南巡的复杂意图。南巡还有更为多元的意识形态的宣扬意图,包括法祖以尽孝、去逸而习劳、抑奢而崇俭、观民而施仁等。乾隆皇帝通过南巡,创造性地把自己推崇的一些政治理念散播出去。

  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是中国最多产的诗人,但他的诗大多寡淡无味。陈老师认为,乾隆皇帝有意将自己的诗作为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政治目的的工具。乾隆皇帝在写作御制诗的时候,有一个预设,那就是自己的诗一定会流传出去。流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和王公大臣互赠诗歌、刻书刻碑等。他在江南写了大量的御制诗。每到一处风景名胜,他都会略微提到当地的美景,可是绝不多说,也不会显得很激动,而是很快就转入民生问题。比如他到烟雨苏州,他会说我到这里不是为了耳目之娱,而是因为看到社会的和谐和老百姓的温情脉脉而高兴。比如杭州经常下雨,乾隆皇帝在提到雨的时候,并没有对景致的赞叹,而总是想到民生。他会想:我来自遥远的北方,要是北方有江南这么多雨就好了。或者想:南方的雨会不会过多,给庄稼带来灾害。乾隆皇帝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面对美景风物缺乏感动之力,他的内心其实是有触动的,可他为什么不流露呢?陈老师认为他是有意抑制自己。他担心诗歌的流传会让老百姓以为他在到处游山玩水,给他带来负面的看法。

  其实乾隆皇帝对江南的美景是非常喜爱、非常留恋的,这有很多证据可以佐证。比如藏在大英图书馆的一幅《自杭州行宫游西湖道里图说》,体现的就是以孤山行宫为中心的游览路线。当时出现了大量的游览图,就是御用画工给乾隆皇帝绘制以便皇帝游览的。这更说明,他的御制诗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抑制。

  陈老师说,《马背上的朝廷》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读来令人兴奋的书,令他尤为印象深刻的有四点。第一,该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清帝南巡,刷新了我们对清帝南巡目的的认识。南巡至少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有着多重政治目的,包括在汉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展示武力以震慑江南,通过南巡宣传孝道、勤俭、爱民、推崇汉文化等政治观念,试图凸显其满洲特色(尚武),体现出其对汉文化既有迎合又有抗拒的复杂态度,深刻体现出清代政权“民族—王朝”和“帝制联盟”的双重性。第二,作者擅长心理分析,比如对乾隆骑马的心理,对诗歌中抑制个人情感的动机等。有很多学术著述读起来不能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在于缺少对人物心理的细致解读。这是西方学者所擅长的。第三,作者擅长文本细读,能够捕捉到材料缝隙里的丰富信息,如乾隆皇帝南巡诗歌中的“策马”“驰驿”等词。第四,作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没有按照南巡的背景、南巡的过程、南巡的内容、南巡的影响等来展开,而是专题式的写作,每一章都在回应并解决具体的问题。

  陈老师认为这是一本上佳之作,但也还有可以延伸研究的地方。张勉治的研究基本上是写乾隆朝,而对康熙皇帝南巡着墨甚少。实际上,康乾二帝的南巡有比较的价值。比如,康熙皇帝的南巡诗就没有掩饰对江南美景的激动,比较坦诚。康熙到杭州来曾写有“风光被草木,无处不成欢”“何必燕京是帝京”的诗句,大有移都杭州的味道。该书中也没有使用徐杨、杨晋等画工的南巡图,而这些南巡图都是值得细致解读的。

  马背上的朝廷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美]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四):【转】袁剑:从满洲到大清—评《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马背上的朝廷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美]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440页

  韦伯( 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在提出对统治类型的三种理想型理论分析模型之前,曾对这几个基本术语加以界定:社会关系(die Soziale Beziehung)、合法秩序(Legitime Ordnung)、联合(der Verband)、权力与统治(Macht und Herrschaft)。而在其中,韦伯认为,权力是指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不愿违背自身意愿的各种可能性,而统治则是指通过特定内容的命令而获得某些人遵从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韦伯对世袭制(德文der Patrimonialismus,英文为partimonialism)做出了自己的概括,认为这种制度在古代历史的实践中是否有效率,关键在于其行政是否有效率,也即这种制度是否有约束力以及官僚是否加以遵从。而中国历史上的世袭与官僚制(patrimonial-bureaucratic)的紧密结合,则赋予中国历史以更强大的活力。当汉高祖刘邦在统一全国后问为何要学习古代经典时,陆贾回答说,“陛下能马上得之,但能马上治之乎?”文治作为一种具有稳定性且在大多数时间内得到官员惯性式遵从的治理体制,遂而成为中国历朝政治统治的传统与理想形式。

  十七世纪初叶,清朝以军事荡平中原、统一全国。清朝不同于缺少族群维度的明朝,亦有异于缺乏传统中国世袭—官僚制特征的元朝,它最终成长为一个多族群—世袭—官僚制的新帝国。清朝的兴起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族群扩大、皇权强化与官僚制度日益固化的历史,而在其中,江南作为传统中原王朝的力量源泉,日益成为清王朝中央的征服目标,这种征服不仅局限于军事,更关注于经济与思想意识层面。清朝一方面继承前明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其原有的族群机制如八旗制度等加以完善推广,从而形成一种混合型治理结构,但是汉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到了乾隆朝,日益凸显儒家文治的要求。在1751—1784年间,乾隆皇帝依仿圣祖康熙帝,对江南地区六次南巡,实乃“巍巍盛典” “熙朝盛事”,他对此亦极为看重,在《御制南巡记》中曾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这几次南巡成为清朝皇帝在帝国最繁华地区展示统治力量的政治机会,成为清王朝对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世袭统治”(patrimonialdomination)意识的体现(第9页)。后人关于乾隆南巡,向来众说纷纭,迎奉吹捧者有之,批评否定者有之,风花雪月者亦有之,正如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所称的“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第4页),唯此,方使得对乾隆皇帝南巡的严谨的科学探究显得难能可贵,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尝试。

  早逝的天才学者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曾提及清史研究领域未来须加以更多关注的三个方面:一、将清王朝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二、中央政府尤其是君主专制的基础问题;三、满族研究。张勉治依据弗莱彻的这三项建议而展开其两条线索加以论述:作为政治事件的南巡与当地的反应(第10页)。他以评述对清朝南巡的历史争议为开端,进而探讨了康熙皇帝所开创的清朝南巡传统,并进一步说明乾隆帝遵从乃祖所进行的多次南巡在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满族征服者精英的权威。作者深入分析了南巡的后勤与政策,并对在商业时代中的南巡与内部精英们的竞争作了探讨。对江南地区的汉族士人而言,乾隆帝的南巡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汉地文化的包围圈,乾隆帝必须正视江南地区所存在的对抗性文化与政治气氛,他在江南巡游中除了游览地方名胜之外,还着眼于清朝的社会政治、经济之大端,通过更张江南地区文化政策即笼络沈德潜而掌控整个江南地区的汉族精英分子的方式,力图从根本上达到笼络当地官员、维系地方汉族民心以及巩固对本地区的军事控制的内在目的,并进而在整体上稳定清朝的统治秩序。

  帝王对全国的巡视并非是清代的仅见现象,古代西欧就有皇帝或国王巡游全国的历史记录。早在中国有纪年历史之初就有《穆天子传》等记载,秦统一中国之后,始皇帝多次巡游天下,最后死在路上。宋代之时,帝王的巡游受到官僚体制的限制,而在同时期的北方少数族群王朝(如辽、金与元)中,帝王的巡游则相当频繁。到了明朝,大部分皇帝不再巡游天下,而开始出现“巡抚” “巡按”等临时职衔,体现出原先帝王的巡游职责开始转变为官员的相关职责,到清朝“总督”“巡抚”职衔固定化之后,康熙、乾隆皇帝各自先后六次南巡,在正式的官僚体系统治之外又加入了非规则化的巡游活动,证明了江南地区作为清帝国经济心脏与寻证统治合法性的至关重要地位。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中将统治者频繁的帝国巡游视作首要的和主要的拒阻分裂维持世袭制帝国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官方朝圣圈的形塑过程,在帝王(包括其代表官员)频繁的巡游之旅中,帝国机体的经济与文化骨架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清朝的满族性与汉族化是一个波动角力的过程,而在乾隆皇帝南巡的具体历史背景之下,两者之间的协调表现得愈加明显。随着乾隆帝六次南巡的结束,江南地区作为清王朝的核心地区之一的重要性得以全面确立。在鸦片战争之后,甚至是太平天国运动被剿平之后,清帝亦再无南巡之举,则意味着帝国满族性与汉族化之间的协调不再显得非常必要,制度化的官僚体例足以应对当地的局势,其中所蕴涵的深意则是:世间已无满洲帝国,唯存大清。清末排满革命之所以屡屡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正如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在为本书所写的英文书评中曾指出的那样,就清代的南巡是否标志着清朝统治意识形成的问题,本书作者逐条分析了“新清史”(the new Qinghistory)研究中关于满洲精英们内在接受儒家思想和传统中国官僚政治文化的观念,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新定位了乾隆帝的南巡活动。在对外族王朝统治的久已泛滥的论述中,本书的光辉不应被埋没。

  (注: 本文刊于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二十九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83—387页;注释从略 )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五):【转】刘文鹏: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4》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1680-1785张勉治(Michael Chang)

  “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1]南巡,这个被乾隆帝视为关系帝国整体战略的重大事件,这个被民间津津乐道的传奇,在学术界却鲜有人系统研究,直到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Chang)[2]《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一书推出。如果说2005年濮德培(Peter Purdue)《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出版,是积数年之功力于一书,对康乾时期西北用兵准噶尔,即“西师”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全新的解读的话,而张勉治此作的推出则表明美国学界对关系清朝战略的两件大事的研究宣告完成。

濮德培(Peter Purdue)

  研究清史,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崛起于东北一隅的、人口只有二十多万的满族,如何能够问鼎中原,并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特别是构建18世纪的盛世辉煌?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汉化”曾一直是研究清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和主流的视角,把满族的成功、清朝的繁盛定位于对汉文化的倾慕与广泛接受,以获得汉族士人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构建了王朝的合法性,并造就康乾盛世。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或“新清帝国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观念犹如17世纪的满族迅速崛起,新著迭出,风靡一时,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认同、满族特色等诸多“内陆亚洲”因素带进清史学界,全面反思满族何以成功、清朝统治的性质等问题,解构和修正汉化观和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清史研究。正如岸本美绪的评论,17、18世纪的近世国家都要考虑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16世纪遗留下来的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3]张勉治此书也是在这种学术背景的深刻影响下、历十年之磨砺而终于推出的。

《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

(一)“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概念的提出

  该书的宗旨在于把清代皇帝从1680到1785年持续不断的南巡活动,看作对“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和宣扬,是具有鲜明满洲特色的政治文化,包含着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构建和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的良苦用心,而不仅仅是对汉文化的接受。

  “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是作者在书中的核心概念。对满族人来说,他们用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民族的(Ethnic),即对满族质朴、武艺等特质的坚持和弘扬,特别是对马上治天下政治观念的发挥;其次是宗室的(Dynastic),强调八旗组织和政府官僚对爱新觉罗家族及皇帝本人的尊崇和效忠。在此基础上大力宣扬“满族至上主义”(Exceptionalism),即在清帝国中,将满族人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将一切成功归于满人,而非其他民族,强调民族认同和满族人的优越地位。

  作者在书中指出,清朝皇帝“民族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南巡过程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和展示。当帝国面临的诸多重大事务和矛盾纷纷在南巡这个平台上粉墨登场时,英明的皇帝用他们“民族宗室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毫不动摇的思想主线,将这些事务与矛盾一一串起。南巡途中的喜怒哀乐、生杀予夺,无不根源于此。作者正是循着这个主线,对巡幸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为本身、乾隆南巡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人交往,以及御制诗写作、南巡的社会反响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治河、武备、西师、江南士商活动、文狱等诸多影响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矛盾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虽述南巡,却及其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景式的、整体的描述跃然纸上。

  作者的这一概念根源于韦伯的“世袭君主官僚制”。[4]张勉治用这一概念来解释18世纪清朝政治文化的特点,即无论是军人、商人或博学鸿儒,都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统治者要求他们对其个人忠诚、效忠,最终要把所有有自我主体价值的官员变成奴性十足的仆人。然而作者也认为韦伯忽略了民族性的因素。他认为民族性对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非常重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是为了建构群体的共同信仰,是建立和维系世袭统治的基础。民族认同的语境和象征一直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世袭统治历史形成过程中基本要素的构建。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入关前对八旗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将其“世袭家族化”的过程,相对于其军事性而言,纪律性和政治立场更重要。以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野为标志,八旗成为“国中之国”。在1730-1740年代,在完成“国中之国”意识形态和制度化的控制之后,清朝统治者又将这种统治扩展到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府。因为与可信赖的集团联盟保持凝聚力和纪律,对清的统治来说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康雍乾三帝概莫能外。实现政治合法性需要两大基本要素,一方面表现出对汉人政治文化标准和社会利益的包容性,以扼制由商业化和地方精英带来的去中心化倾向(decentralization)。另一方面,他继续强调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特权和满洲统治的军事基础。清朝皇帝在1740和1750年代对巡幸制度的复兴是这种历史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的需要。

  然而,乾隆以后南巡终结,在作者看来,清朝的这种“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强势也难以为继。和珅倒台后,嘉庆帝急需以来汉人士大夫去清理其余党,自此以后,汉族士人的势力日渐高涨。当嘉庆帝与臣下讨论南巡时,受到汉族大臣吴熊光的劝谏,而皇帝此时已经没有了当初康熙的迂回策略,也没有了乾隆的大张旗鼓,嘉庆帝的出巡只能局限于北方或长城以北,他和以后的皇帝都已无法也无力再用那种民族世袭统治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汉人。这反映了官僚体制对巡幸制度的反对,以及对民 族世袭特权的限制。在历史叙述方面,也从此开始把乾隆南巡定位于君主挥霍无度的一种行为。与18世纪相比,官僚和君主的角色发生很大转变,就巡幸而言,无论其合法程度还是地理范围都大大降低。民族主义在朝着远离“满人至上”的方向迅速发展着。

(二)南巡:清朝统治意识形态的展示

  1、解读历史上的巡幸

  巡幸是对中国历史上皇帝离开首都出外活动的总称,包括巡视地方、祭祀天地、御驾亲征等各种活动,带有很强的军事活动色彩。作者剖析了“巡幸”这种政治活动的历史内涵。在作者笔下,巡幸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包含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活动,对巡幸的态度往往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现。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对巡幸的理解有两种思想渊源,一种是汉族儒家思想的解释,另一种是北方民族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解和演绎。

  作者对巡幸内涵的探讨追溯到三代时期。那时的天子巡幸,包括打猎和军事远征,多为一种军事活动,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权威,保证诸侯国效忠天子,维系封建制度。到战国时期,随着“士”这个特殊阶层的出现,特别是经过儒学著作如《孟子》的解释,“天子非展义不巡守”,怀柔远人,崇尚“王道”的思想被注入其中,使之成为具有更多礼制内容和文治色彩的概念。自秦汉至隋唐,随着官僚体制越来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巡幸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击。例如,隋炀帝曾说,南方各政权如南唐等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那些君主整日晏处深宫,对民间疾苦毫不知情。然而,随着隋朝二世而亡,隋炀帝被刻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反面教材,他的一切行为,包括巡幸各地也自然成为后世政权口诛笔伐的对象。而且,科举制度之下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制总是想把皇帝的巡幸活动限制在符合礼制、彰显仁政的范围之内,把皇权的运行限制在理性范围之内。一旦他们认为皇帝巡幸有悖民生,更重要的是有违官僚的利益,他们就会以不符合礼仪和仁政为由劝谏皇帝停止巡幸。而至两宋,巡行的合法性更是大打折扣。鉴于唐代武人作乱,宋代自太祖始就一直致力于削弱武将、以文御武的政治变革。通过科举考试,士人文官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特别是在南宋时期,虽然王朝偏安一隅,北患未消,但是南宋君臣还是倾向于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武力和军事为士人所不齿。劝谏巡幸被看作士大夫张扬主体精神主要方式,也是官僚对自己特权和利益的维护。从苏轼到南宋著名太学生刘黼,他们甚至认为唐朝的衰落和灭亡都是因为皇帝巡幸太多。皇帝巡幸已被看作“百无是处”之举。所以由隋唐至两宋,对巡幸制度态度的转变本身就代表着政治文化的转向。明代成祖时期迁都北京,确立了南、北两京制度,而且成祖朱棣本人就是一个“马上皇帝”。他一生戎马,先后五次出击蒙古。在他周围既有由士大夫组成官僚体制,对他的频繁巡幸颇有微词;同时他又有一套由太监和军事将领组成的官员系统在忠实地执行他巡幸的命令。然而在成祖以后,随着强大的文人官僚逐渐占据上风,皇帝巡幸再次被定位为悖离礼法的行为。尤其在正德皇帝的几次荒唐闹剧般的巡幸后,在强大的官僚文人的前仆后继的阻击下,明代的皇帝们再也找不到出巡的理由,他们再也没有出过北京城,甚至紫禁城。

  巡幸的另外一种思想渊源是北方民族王朝的演绎。在他们那里,皇帝巡幸不仅被描述成为古代圣贤仁政的一部分,而且也被解释成为部落首领具有民族特质的季节性巡幸行为。无论是契丹辽、女真金,还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皇帝们保留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巡幸习俗。他们每年春末离开中原,北上草原去过夏天,在农历九月的时候再回到中原。效力于元朝的汉族士人仍然在用和南方士人一样的理由劝谏皇帝,但在强烈的民族习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族的皇帝依然按季节巡狩于两个都城之间。作者认为,汉族士大夫和少数民族皇帝之间对是否应该巡幸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汉族传统的“贤王”仁政统治和少数民族“民族宗室统治”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无论金世宗还是蒙元诸帝,对本民族特质的坚持和保留,大大超过他们对“汉化”的追求。

  作者通过对巡幸制度历史脉络的勾勒是要表明,巡行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是一种包含深刻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显然,以前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资源都将作用于清代,在此背景下在17世纪入主中原的新主——满族人,也必须对巡幸表明态度,以亮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整合不同的政治思想。

  2、进入江南的马上王朝:南巡、武备与西师

  清朝康、乾二帝平均每年巡幸2-3次,次数之多,范围之广,非是历代一般君主所能比拟,可以说将帝王巡幸制度推向一个顶峰。但在应对汉人士大夫的劝谏上,两个皇帝策略不同。在书中可以看到,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来应付汉族士人的“文化霸权”、协调满汉之间不同的政治理念。他最早的巡幸计划曾受到以理学名臣熊赐履为首汉族官员的谏止,熊赐履认为康熙巡幸塞外不但皇帝本身安全是个问题,军兵和百姓也必然受扰,向祖上表示孝道的太庙祭祀也将无法按期进行,更主要有可能重蹈明代正统和正德皇帝的覆辙。而且熊赐履建议成立一个起居注机构,由正直的儒学大臣负责记录皇帝每天的活动。这表明汉族儒学大臣还是在努力以传统政治观念来规范皇帝的巡幸活动。康熙帝显然不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汉族士大夫发生正面的冲突,面对这种高屋建瓴的劝谏,他取消了此次巡幸计划,三年后起居注机构也得以成立。有了这次事件,康熙帝在巡幸事情上变得格外小心,但他没有放弃巡幸的观念。1671年康熙帝第一次东巡盛京,理由是向祖宗宣告一统华夏大业之完成,完成皇考顺治帝未了之心愿,这种理由有着明显的“孝”的理念。1680年代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又以同样的理由他先后到沈阳、山西五台山和塞北巡视。然而,在每次巡幸的实际活动中,尤其在长城以北,康熙帝沿途之上总是不断视察各地军队,率领满族军队进行围猎活动,频频接见蒙古各部首领,根本目的是以此强化对清语、骑射等被视为“家法”的满洲风俗的认同,也因此才有著名的避暑山庄行宫的筹建。当初被熊赐履谏止的巡行,后来都借着“法祖”旗帜巧妙地得以实现,并取得汉族士人对认同,至少让他们无话可说。1684年秋天,康熙帝又宣布要东巡泰山,像舜等人一样将平定“三藩”内乱之事祭告天地。可事后他没回北京,而是宣布南下视察黄河水利,从山东直奔江南,拉开了他六巡江南的序幕。

  与康熙“绕着走”不同的是,乾隆帝将巡幸的理论发挥得更加完善,更加体系化,而且从不放弃与汉族士人在思想战线上大张旗鼓的正面斗争。他近则事事仿效其祖父,远则多宗11世纪时的那位坚持女真风俗、拒绝汉化金世宗。乾隆认为天子应该通过巡幸来实现“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不应晏处宫中、耽于逸乐。宋明清士人等都以隋炀帝、明武宗等为例,以“勿逸乐”来反对皇帝巡幸,而乾隆则以明代后期嘉庆、万历皇帝数十年不出宫、不上朝为由,将古人所强调的“勿逸乐”这一原则做了相反的解释。乾隆帝的这些观念还从他对元顺帝的评价中表现出来。1335年元顺帝在汉族大臣的反对下放弃了北巡塞外的计划,乾隆认为这种做法恰恰是像汉人一样贪图安逸,而且放弃了对蒙古族本身的民族特质,也削弱了民族特权。而且,其祖父康熙帝频繁巡幸本身成为乾隆帝“法祖”巡幸的根据。实际上,乾隆帝是在将以往北方民族政权主张保持民族特质、推行民族统治的理念注入其中。1758年,在用兵西北准噶尔之前,御史孙灏上疏反对乾隆巡视塞外索岳勒济山的计划,理由是路途遥远,道路艰辛,皇帝安全亦是个大问题,且花费巨大,并言及南巡是皇帝贪恋江南景色、贪图安逸。此时的乾隆帝专门发布上谕,不惜笔墨地对此一一批驳。他认为不怕艰辛,锻炼纪律和毅力,恰恰是八旗军队应有的品质,是满族人的家法;而借此加强武备对积极到来的西北战事具有战略意义;至于安全,更不是问题,因为蒙古地区皆为满蒙子孙驻守,如何会不安全?乾隆帝不仅批判汉族士人的理念,而且通过对南巡的躬行不辍,大张旗鼓地来宣扬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即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以抗衡儒家观念。这是乾隆帝比其祖父更进一步的地方。

  乾隆皇帝还非常注重对 “孝道”的借用。乾隆巡幸,无论六下江南还是数出塞北,大多 “奉太后出巡”。作者认为乾隆此举有两重用心,首先,掩盖他本人对江南美景的留恋,避免被汉族士人指责其像隋炀帝等人一样,耽于逸乐。其次,太后随行,意味着他要履行每天向太后请安的满洲风俗,而且要聆听太后关于不可怠惰、要勤于政事、加强纪律的这种具有满洲家法特色的教诲。这样就不仅可以高举孝道旗帜,而且在向汉族士人演示什么是满族的孝道,什么是满州家法。

  所以,从康熙到乾隆,祖孙二人不断南巡的目的在于前后相继地通过巡幸整合意识形态。作者认为,他们建立的王朝本来就充满意识形态矛盾:文官和武将之间、君主和官僚之间、北方和南方之间、汉人和“蛮族”之间。清代的皇帝们则借助巡幸这个平台,既要高举“法祖”旗帜,又要把“孝道”赋予“法祖”和恪守家法的内涵,使巡幸成为展示满族意识形态和加强满族精英特权的一种行为,贯彻其勤政、勿逸、毅力、纪律等具有满族特质的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对汉人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深刻地改造,并使两者达到平衡。可以说巡幸将被清代统治者当作维系意识形态平衡的完美手段。

  在汉化观下,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乾隆南巡注重的是对汉族文人怀柔与拉拢,是对中国文化重心、经济重心的重视,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文化霸权、经济霸权的认可,是他们接受汉文化、倾向汉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然而,在张勉治笔下,乾隆帝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并非被动,而是带着满族人的意识形态高调南巡,是要汉人接受满族至上主义的理念,是把内陆亚洲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的行为,带着把整个帝国军政事务糅合在一起的良苦用心。

  带着这种理念的出巡将是一种什么景观?是铺天盖地的满族特色,是一个把朝廷置在马背上的行为。以往我们对乾隆南巡的关注主要在时间、地点和政治活动上,至于那些人员和机构负责筹备南巡事务,皇帝沿途怎么住、怎么行进,却少有人述及,而在本书中作者对这些细节着以大量笔墨,以更加具体地揭示巡幸活动的满族特色。

  作者认为清帝南巡属于“旗人的事务”。首先,为皇帝筹备南巡的人员为钦定的满洲和蒙古高级官员,由他们组成一个“总理行营处”,全权负责南巡各项事务的统筹,包括道路勘查、营帐安设、军队指挥等,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其次,南巡完全按照满族围猎的规制来安排一切,一路之上皇帝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住在营帐之中,八旗各部随扈人员的营帐均与皇帝巡幸塞北时规制无异。所以作者认为南巡活动实际上是极具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活动,是清朝在内陆亚洲统治方式在江南地区的再现。可以想象,当乾隆帝率领盔甲鲜明、万马嘶鸣的八旗士兵出现在江南的青山秀水之间时,当军旗飘扬、按围猎之制排列的八旗军队驻扎在扬州、杭州、南京这些汉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周围时,那种强烈的文化差异怎能不跃然于视觉效果之上?那时,可能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个马背上的朝廷,一个充满着异族特点的王朝。所以,当清帝一次又一次巡视江南时,也意味着满族风格一次又一次涌入江南地区汉族士商精英的心中。

  对于各省而言,清帝南巡事务马虎不得,他们要全力以赴的配合总理营务处办好南巡的各项供给工作。在乾隆帝带着八旗子弟莅临江南时,下令蠲免沿途各省的赋税和江南地区全年的赋税,同时又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运至江南地区,供沿途之用,以免南巡侵扰地方百姓生活,影响其生计。至于各省官员则似乎更是不辞辛苦地落实皇帝的仁政。乾隆帝在南巡之后还专门派出官员调查民间的反应,尽管这些官员也众口一词地告诉乾隆帝百姓是如何欢迎乾隆南巡,如何沾其恩泽。然而一些蛛丝马迹的现象还是让乾隆感到民间诸多负面的反应,特别是一本在民间流传很久的《南巡录》在四川的发现,它记载了自1740年代就开始筹备的乾隆南巡,暴露出那个时代所蕴藏的巨大社会会危机的冰山一角。深邃的意识形态背景决定了乾隆南巡将面对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

  这样,在乾隆南巡的18世纪中期,中国最富庶的这几个省被紧密地纳入南巡这种军事活动,以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清帝国在内陆亚洲的军事活动中。正是这种源自内陆亚洲的意识形态,让作者能够在第四章通过乾隆皇帝对八旗军事和武备的重视,发现和揭示“南巡”、“西事”帝国的这两大战略之间的内在具体关系,把镜头从风景秀丽的江南拉向战事犹酣的西北大漠。也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忧虑让我们看到,乾隆帝身在江南,却心系西北,从最初对西北战事不利的焦虑到后来自豪的胜利主义,内陆亚洲局势的变化一直影响着乾隆帝在江南的所作所为。

  如何理解乾隆南巡时对八旗武备的重视?作者认为乾隆帝一直极力鼓吹对武备和军事的重视,是因为他坚信马上治天下的必要性。乾隆帝对中国传统的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不以为然。他认为历代王朝最终失国都是因为王朝的最后统治着失去了军事优势。对满族人来说,生而为战士是其重要信条,八旗的战斗力和纪律是他们立国的根本。这是他到江南时要展示给汉族精英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但南巡之初八旗武备之弱让他最为焦虑。

  八旗军队的武备松弛和战斗力衰落,自康熙时期已见端倪,这种军事危机在乾隆早期(1730-1740年代 )仍在持续,年轻的乾隆皇帝自即位伊始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加强木兰秋狝制度,又责令各省督抚、将军限期改进,甚至通过人事手段把各省督抚换成旗人,并派军机大臣讷亲到各省巡视。但这一切都收效甚微,第一次金川战役中清军的无能非常明确的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前两次南巡时的乾隆是处于对军事危机的焦虑之中的。这不仅有西北战事最初局势不明朗的原因,而且在乾隆看来,八旗衰落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且是个意识形态问题,渐染汉俗的八旗子弟在逐渐丧失对满族的民族认同。从这层意义上讲,南巡不仅要促进八旗武备,而且要以此加强满族价值观。

  乾隆帝似乎也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是不断地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马上皇帝。他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命令,包括八旗军事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每逢巡幸,无论是在热河围猎,还是在南巡时进入苏州城,他总是骑在马上。乾隆帝还一再宣称自己擅长射箭,甚至表演给朝臣及各省官员看,它是满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和符号。他想以此表明他是个马上皇帝,告诫满族人不要忘记节俭、简约的艰苦生活和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也正是从军事角度,作者构建了“南巡”和“西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身在江南的乾隆帝一直牵挂着西北战事。自康熙时期一直到乾隆时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与准噶尔之间长期的拉锯战是康雍乾三帝最为揪心的事情,如果八旗武备如此之松弛,那平定准部、完成对内陆亚洲控制的大业将难以想象。另外,乾隆在1750年代的两次南巡也是在为西北平准大业做后勤供给的准备。江南富庶之地将为西北战事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然而那一时期的黄河水患却严重威胁着江淮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治河、漕运、海塘,这些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和八旗军备一样,在乾隆心中一样,都关系到清帝国在内陆亚洲的宏业,关系到满洲的民族宗室统治。

  作者还剖析了乾隆帝满族至上主义的心态。在如何看待盛世与军事武功关系方面,乾隆与汉族士人思想非常不同。汉族士大夫强调实行仁政是创造盛世的根本,而不是军事武功,相反军事武功是盛世出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强调武备和仁政之间是互相依存关系,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支持,是平定西北的保证。但乾隆不愿把王朝强盛看作是江南地区汉人支持的结果,至少不愿认可这种关系,而是崇尚满族至上主义,将这种成功归功于满族人。乾隆认为满族精英的经世思想,特别是军事上的积极进取,是盛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当在《南巡盛典》中讲到乾隆视察江南武备时,认为是朝廷平金川、平准部、平回部等一系列战事的胜利,完全是满洲将士英勇奋斗的结果,跟汉人无关,这是造就空前盛世的根本。

  到1760年代,在平准战争彻底胜利后,乾隆的第三次南巡还带着胜利主义的喜悦和自豪。最明显的是他将几位归附的回部首领带到江南,想让他们看看江南富庶和八旗武备之精。他在御制诗中非常兴奋地表示,这些回部首领以前是“使者”,现在则是“陪臣”,其身份的改变注释着清帝国在亚洲内陆统治权的确立。同时他也想让长城内外两个方面的臣民都明白,他们同处于一个多民族的、跨越长城的帝国内,他自己则是在满族和蒙古将士簇拥下的内陆亚洲共主,而构建这一帝国的正是马背上的、移动的满族王朝。

  3、如何面对江南的人与景?

  江南的魅力不仅在于如画的风景,也在于那里的人。在清朝皇帝看来,江南至少有两大类人与帝国的稳定与繁荣息息相关,一类是富可敌国的江南商人,一类是把握着文化霸权的江南士人。如何更好地让这两大精英群体认同满族王朝的合法统治,从而更好地效命于朝廷,特别是要竭力避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造成危害甚至走向反面,是清帝屡下江南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

  商人精英特别是扬州盐商的特权,对清朝的民族宗室统治和18世纪的盛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乾隆帝借南巡之际,极力把商业精英培养成其民族宗室统治的财源。乾隆南巡之际,扬州盐商大规模捐献银子,达到数百万两之多。作者认为这种捐献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改变了商人自私、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形象;二也非常婉转而有效地说明朝廷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其实,扬州盐商的发达恰恰是清朝自雍正开始精心培育的结果。乾隆南巡更是将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向极致。朝廷不断地给扬州盐商各种优惠政策,而盐商则大把大把地向朝廷捐献银子,使朝廷能够维系对大小金川和西北地区的战事。而另一方面,从1750年代后期开始,在盐商们的支持下满族官员竞相奢华,一些满族高官如两淮盐运使等逐渐被这些大盐商拉下水,使乾隆帝认识到腐败已经威胁到满族的世袭统治,威胁着崇尚勤俭到满洲风俗。1760年代,他处置了一些落水的满族官员。同时,当水利危机和军事危机过去后,乾隆皇帝针对这些大商人掀起了一场“回归纯朴”的运动,再次提倡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遏制盐商奢华之风,避免他们对满族的民族的宗室统治造成更多的不良冲击。

  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团体:士人文化精英。汉族文化精英是在商人之外的另一个影响巨大的社会集团,他们不断寻求在科举考试和地方社会更广泛的霸权,可江南商人势力的膨胀也冲击着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和地位。在这一方面,南巡使乾隆帝能够利用文人与商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来使朝廷处于优势地位,对付这些内地的精英。同时,乾隆南巡时屡屡驾临紫阳书院等地,表现了朝廷对汉族士大夫的看重,特别是乾隆对“回归纯朴”的倡导,又符合江南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精神需求。他一再表示,只有士人才能担负起领导社会回归淳朴的责任,所以回归纯朴也让士大夫从朝廷那里找到了反击商人膨胀势力的支持。当蒋氏家族为乾隆南巡捐出银两修葺道路时,他们像商人那样从朝廷得到封赏,但这个士大夫家族认为,比起那些奢华无度的商人,他们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钱,更知道如何去引导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认为长期的商业化和人口增长带来了这两个精英群体互相竞争,皇帝南巡使这两方面都明白,他们必须依赖于从朝廷得到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乾隆皇帝非常乐于坐观他们的明争暗斗,南巡则是从中驾驭的绝佳机会。

  但不论如何,对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视,使乾隆帝在江南士人身上用了更多的心机。乾隆帝把南巡也当作一个对文人士大夫及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契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地搅动着士人的进退和学界风气。鼓励士子进献诗赋是乾隆南巡期间的一个重大举措。乾隆帝屡屡对进献诗赋的士子进行专门考试,考试成绩优良者赐以举人名号,这种考试使他们更加具有声望和更加具有“士人”特色。乾隆前两次南巡1751和1757分别给予常州韩氏和钱塘梁氏授予官衔,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两家都是当地名族,明清以来一直有着显赫的家世。正如James Polachek 所说,1751年对清朝来说是个重要转折点,乾隆帝开始强调用诗赋作为选拔翰林的标准,一些有抱负的士人如朱珪等先后致力于此,并脱颖而出。这一手段,使那些在地方具有相对较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可能要更多地依赖于朝廷的权威,相对于这些掌握地方文化霸权的诗人来说,朝廷更具有优势,更主动地掌握着士人的进退。

  朝廷与江南士林的关系又集中体现在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上。乾隆对沈德潜可谓崇眷至极,曾曰:“朕与沈德潜,以诗始,以诗终。”[5]沈德潜在1749年退休后已经77岁,但乾隆帝依然保留了他的俸禄和官位,并一再提升,甚至荫及沈氏后人。乾隆的前四次南巡每次都对沈德潜赏赐有加,还专门写诗赞扬沈德潜。这些恩宠成就了沈德潜士林领袖的地位。致仕后的沈德潜回到苏州,陆续出版自己的诗文,而乾隆南巡时表现出的对诗文的看重,又促进了沈德潜诗文价值的飙升,全国士子趋之若鹜。沈德潜还领导着当地的文化活动如送春会等,并在1750和1760年代一直担任紫阳书院指导。在他努力下,紫阳书院成为汉学中心并成为帝国的最主要学校之一。沈德潜还仿效明代七子,组织出版了他的七个学生的诗集,其中有钱大昕、王昶和王鸣盛。这些学术精英都是汉学兴起的支持者,承袭了汉唐以来的文学界的复古运动。而沈氏一门的水火不容对手是袁枚。袁枚主张人的性灵和个人表达,批评沈氏一派复古的形式主义和对诗的政治功能的追求,批评沈氏对朝廷的迎合,认为除了那七个人为邀时誉外,没有什么人赞赏沈德潜。作者认为朝廷的这种恩宠保证了沈在苏州当地的文学地位,使他能够以此获取在地方更多的权威与声誉。反过来说,出身中等阶层背景的沈德潜虽然也是饱学之士,但他必须依靠朝廷的权威来获得在苏州望族士人中的领袖地位,能够在当地竞争激烈的文坛之上获得一席之地。

  乾隆对江南文坛的积极介入,对沈氏一门无上恩宠,目的是获得对士林风气的引导权,获得江南文人的效命。南巡的特科考试为朝廷网络了一批文人,并把握了1750年代新的文化动向。钱大昕、王昶等人的经历非常能够证明这一点。1754年科举考试也产生了许多后来致力于考据学的学者,或在后来四库全书的修纂中起着巨大作用,包括王鸣盛、朱允,以及“南钱北纪”等,他们的地位得益于自己的天赋与苏州汉学运动中的地位,也得益于与沈德潜的关系。当他们入仕朝廷、将其才华服务于世袭朝廷时,“创造国家文本空间(textual space of state)”和“叙述帝国 (narrating empire)”,成为清朝民族的宗室统治思想的积极的代言人。

  然而,文人与朝廷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当乾隆帝意识到沈德潜和徐述夔案等有着密切关系时,即使沈氏已经去世多年,乾隆帝还是推到其墓碑,剥夺了沈氏所有的荣誉。所以,虽然乾隆帝很努力地包容汉人精英,维系着与他们的微妙平衡,但一旦他意识汉族精英危害到民族宗室统治的基本原则时,特别是当扬州的盐商在腐蚀着世袭的旗人和包衣、当苏州的文人被发现在酝酿反满观点和忠明情绪时,乾隆帝也就毫不犹豫地打破这种平衡,对文人祭起压制的大棒。然而,朝廷对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强调可能不但没有引起文人重视,相反加剧了他们的反满情绪。他与江南文人的关系的模糊性,恰恰如他和江南风景的关系一样。

  乾隆帝一直通过诗来表明很多东西,特别是自己与江南风景的关系。乾隆帝是留下的诗在历史上数量最多,虽然他并未因此被认为是个诗人。在作者眼中,乾隆的御制诗是一种政治文化,是这个皇帝的民族宗室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乾隆帝对江南美景的眷恋,不然怎么会有避暑山庄内景色迷人的烟雨楼?又怎会有清漪园中上对西湖长堤的模仿、对苏州街的移植?然而,南巡的乾隆帝真的像隋炀帝那样无限沉醉于江南美景吗?作者通过阅读乾隆帝的御制诗,体会到乾隆在面对江南美景时的复杂心理。

  无论如何,乾隆帝还是在努力使自己从赏景逸乐的形象中脱离出来,以免产生认为他是荒淫君主的倾向。乾隆南巡最初以伴太后欣赏江南景观理由,似乎并没有什么效用,到第二次南巡之际的1757年,汉族文人对其以景色游览为目的的动机的批评,使乾隆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应对。齐召南曾指出:我的母亲年事已高,作为一个孝子,我不应该登山下水去游览景观。听到这个话时,乾隆帝正陪着太后在浙江巡游。这些表明,奉母南巡的理由,并不是像乾隆帝想象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而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巡游赏景与统治之间的关系,而不使他们之间太紧张。军机大臣于敏中很早就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把皇帝即位以来的巡幸描绘成皇帝勤政和具有统治意义的礼仪行为。这使乾隆帝从中得到启示,精心地准备自己在江南的一言一行和举手投足,小心翼翼维系着塑造勤政形象和景观欣赏之间的平衡。

  在“江南意”、 “入江南境”这些诗中,乾隆一再强调赏景只是在巡视地方的闲暇之际,而从来不会一味欣赏景观。“游金山寺用苏轼韵兼效其体”一诗中,乾隆帝很熟悉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江南景观,也表现出对苏轼笔下泛舟江上、欣赏夜景的向往,但他更愿意呆在金山寺中饮茶。换句话说,南巡期间乾隆帝只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站在苏轼背后看景的远观者。“江月”一诗中,乾隆认为南宋偏安江南是因为江南美景迷惑住了文人士大夫,所以,美丽的扬子江月色是对军事纪律性、果敢性和战斗力的威胁。这样,乾隆对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念念不忘,和苏轼的借景生情、情景交融的反差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乾隆又把苏轼塑造为一个在钱塘有所作为的官员,勤政、务实、致力于水利建设的官员,正如他自己,是一位勤政的、仁慈的、孝顺的统治者。

  南巡御制诗还对“马上治天下”的思想做了充分阐释。作者引用柯娇艳(Pamela K. Crossley)的观点,指出清帝国包容了汉族儒家文化但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通过南巡诗,乾隆帝把传统“观民”一词赋予马背上之意,来宣扬和展示满族至上主义。 “即事”一诗中讲到: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ruling from horseback is actually quite valuable and appropriate.”)。在1750年代当清帝国的疆域正在极力扩张时,马上治天下的能力当然值得推崇。更重要的是,在处理内陆亚洲草原上蒙古族问题时,马上治天下使清朝能够把纪律严明继续注入到对天下的征服过程中,而此时,内陆亚洲因素也被带到江南。

  乾隆对内地人民的仁政也要通过马背上表现出来,或者说宣扬马上治天下的合法性,既讲效率又行仁政,是乾隆南巡的一大主旨。他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他甚至规定,即使沿运河走水路时,每到一个省治、府治所在,都要弃舟登岸,骑马经过。因为他认为骑马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让百姓更加容易看到南巡的队伍,而且这样可以更加接近百姓,是对民生的体察,表现他仁慈君主的一面。这样,乾隆通过南巡把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合法化,和视察水利、观民结合起来,作为在内地实施仁政、塑造自己勤政形象的工具。

  4、如何应对民间舆论

  经过前四次南巡,经过精心策划如何把王朝的意识形态加给江南士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江南的士商精英,或者说汉族人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了吗?在作者看来,1770年代的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乾隆帝高调推出的民族宗室统治的意识形态在受到种种质疑,于是在1780年,在距第四次南巡时隔15年之后,乾隆又发动两次南巡。官方所记载仍然是为视察水利,但作者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为解决政治统治合法性在1770年代备受质疑的问题。

  傅恒在1770年代初期的突然去世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加剧了那代满族人民族的宗室统治的领导危机。和珅的发达正是乾隆帝试图寻找新的世袭代理人的结果,体现了政治权力向新一代满洲亲贵转移的阵痛,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把1770年代当作清代历史的转折点。皇后风波让一般的人都认为乾隆生活放荡、对婚姻不忠。1776年的严譄案中,严譄提到很多人都认为皇后风波的原因是因为乾隆想在江南纳汉族妃子,并写奏折主张恢复那拉氏的名誉,请舒赫德代奏。1778年,陈济案中,陈济自称是乾隆妃子明贵人的哥哥,是“国舅”,并称“满汉一体”,直接威胁到清朝民族的宗室统治的基本观念,即统治家族血统的纯洁性。而乾隆帝竟然担心若将其驱逐回籍难免造谣生事,于是给他安排在内务府做事。锦县生员金从善在乾隆东巡回京路上跪呈“立储、复立后、纳谏、请施德”等事,其中“复立后”一条中金从善还要求乾隆帝为“皇后风波”下罪己诏。乾隆很重视,一一反驳后将金从善处决。在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中,更是牵涉出当初曾备受恩宠的沈德潜。这一系列的案件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乾隆过去的南巡,特别是凸现出当初南巡期间废后风波在民间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乾隆帝在南巡时费尽心机去贯彻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民间认同,清朝统治合法性问题再次凸显,促成乾隆帝的最后两次南巡。书中作者借用约翰·汤姆森(John Thompson)的观点:“人们不会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或者他们所服务的统治,而总是可能在攻击或否定这些形式和关系,或者对其极尽挖苦和讽刺,或想方设法拒绝在特定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力量。”总之,清朝统治的建构,包含于意识形态的妥协和竞争的历史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历史发展,1780年代乾隆帝重启南巡活动,是他构建意识形态、维护民族的宗室统治努力的继续,然而历史发展最终还是超出了他的直接控制。

(三)“新清史”的学术理路

  对于此书的学术理论,作者在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这一研究也从在清史研究中被称为“阿尔泰”学派(反对汉化观)的观念中受益匪浅,属于“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或者简称为“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被中国的民族主义掩盖了的、对满、蒙等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忽视。[6]

  十二年前罗斯基(Evelyn S.Rawski)和何炳棣 (Ping-Ti Ho)之间的那场激烈的论争应该被视为新清史学者将内亚因素注入到清史研究,并向传统的汉化观发起挑战的标志。多年后,司徒琳(Lynn A Struve)在评论这场论争时说:“从世界史的角度,这场辩论最终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的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而代表了内亚文化要素的连续活力,还是它是否代表了内亚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过程的问题。”[7]尽管有论争,但显然,在过去十多年中,新清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用以解释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卫周安(Joanna Waley - Cohen)认为新清史在民族认同、多元文化、性别和帝国殖民记忆、战争和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8]米华健 (James Millward)也归纳道:新清史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对满族等非汉族人群,及其与中国内地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关注,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而重新审视。对同种同质的“汉化观”下各种命题提出质疑,形成解构。其次,反对“中国中心主义”;相对于和汉人的关系,新清史认为满族统治精英和它的亚洲内陆的臣属(蒙古人、藏族人和突厥穆斯林)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是一个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的帝国,“一个在亚洲内陆新的更加伟大的中华帝国实际是清朝的创造。”[9]第三,是对清帝国对整体性研究,新清史的学者认为,以往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所称的中国多指东南沿海一带,忽视了对北部、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清朝的研究实际上缺乏整体性。

  把满族认同、内陆亚洲因素注入到对清代皇帝南巡的政治行为中,注入到对清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中,也是张勉治此书的突出特点。他在书中表示,对乾隆南巡的研究是从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0]那里得到启发。而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清帝国进行整体研究。中国的汉族地区、满洲、蒙古地区、新疆、西藏,以及西南民族部落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曾经是经济独立(autarkic)的小王国?是什么机制让它们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或减少?帝国亚洲内陆的边疆地区对汉族地区产生什么影响?

  (2)中央政府,特别是专制君主的基础。除了那些仆人(包括太监、包衣、旗人,以及学者型官员),皇帝还依靠哪些人来支持中央政府的利益、反对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政府通过把地主阶级的成员吸收进文官系统,真的就能够控制地主阶级吗?朝廷和商人及其他非官员阶层在什么程度上认可并进行接触?我们对中央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实施缺乏一个清楚的和全面的认识。

  (3)满族研究。我们需要对清代早期的历史、对满族自身做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探讨满族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很显然,作者在书中是要以南巡为切入点,来回答弗莱彻的这些问题的,是要对清帝国的性质进行一个全面的界定。

  首先,整体性研究视野将南巡与清帝国其他重大事务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南巡和西师被乾隆帝视为关系帝国盛衰的两件战略性大事。我们也都能够对西师作出可圈可点的评价,可对于南巡,似乎很难捕捉到它的真正内涵。以往学界对南巡的定位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南巡当作清朝统治者满族倾慕汉化的主要依据,认为它表明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接受汉文化,重视江南这个汉人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把南巡看作皇帝安抚江南、控制汉族精英的主要手段。自20世纪初以来的很多学者仍然在延续传统士大夫的观点,对乾隆南巡的奢侈进行猛烈批评。现在看来,这些研究还是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发现和揭示南巡的“战略地位”,没有阐明在统治者自己观念中的南巡,没有发现南巡和帝国其他事件特别是和西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张勉治在此书中,借助新清史的理路,把南巡当作清朝“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清朝的皇帝在汉文化面前不再被动,而是以主动积极的态度进行改造,构建了南巡与清朝在内陆亚洲统治的整体性联系,使我们看到了南巡与西师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其次,作者探讨了皇帝南巡期间如何处理江南汉族商人和士人两大精英集团的关系,也探讨了民间对清帝南巡的反应。乾隆固然能够通过高超的政治手段驾驭商人、士人,让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朝廷的威德,但沈德潜的案例说明,尽管朝廷和江南士人之间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有过“双赢”,可是一旦触及到政治理念的底线,表面上的和谐便很难维系,即使像沈德潜这样受过朝廷太多恩宠的人也不自觉地滑向另一边,而费尽心机的乾隆帝也就毫不含糊打破那种微妙的平衡。至于民间舆论,或许只是道听途说,但它经常处于一种对朝廷意识形态的反动状态中,正是民间舆论让乾隆帝有了最后两次南巡,也让南巡有了太多的传说。这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表面上的繁荣、强盛的多民族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在18世纪一直这样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到19世纪也许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直到清朝结束。在此过程中,它也决定了清朝在政治上总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到底如何确立?

  第三,清朝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如何理解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从清朝建立直至它结束一直是困扰它一个主要问题。显然,乾隆帝通过南巡想要表达的是“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他要通过构建这种政治理念,整合汉族士人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接受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无非是论证满族王朝的合法性。岸本美绪也曾将这样的问题归纳为“十六世纪问题”。即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中,旧的秩序已经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人或商品、货币的流动迅速活跃化。新政权到17世纪逐渐建立,包括中国的清朝、欧洲国家和日本,都是近世国家,都要回答16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这种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美国的阿尔泰学派的研究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特性,主张没有被完全汉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成功的关键,也就是欧立德所说的满洲之道:不放弃武艺和质朴。清朝是一君万民的统治体制,不允许其他特权集团的存在。一方面继承明制,另一方面则极力保持和维系作为战斗集体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控制并整顿八旗组织,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之下。

  张勉治此书通过对南巡研究更清楚的表明这一点,不但将新清史的观点推进到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在进一步揭示、修正着过去被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所掩盖的清代历史的内涵。然而,尘埃落定,张勉治的叙述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盛世繁荣下意识形态方面的暗流涌动;让我们看到,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之外,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对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来说多么具有挑战性,是一个无论是恩赏、武功,还是文狱、杀戮,都难以解决的问题。高傲的乾隆帝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也一直努力去改变,但似乎收效甚微。意识形态不统一导致的对满族人统治的挑战还将一直延续,一直影响着清帝国的方方面面。到二十世纪初这个王朝结束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将走得更远,推动着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去呐喊、运动、战争和浴火重生,直至现在。

注释

  [1]《钦定南巡盛典》,卷首上,1a—b页。

  [2] 张勉治(Michael G. Chang),200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历史系,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自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张勉治就一直致力于清帝南巡的研究,其博士论文为《马背上的王朝:满洲少数民族宗室统治在中国的建立,1751——1784》。2007年,历经十年之功后,张勉治终于将其书稿付梓印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3] 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2005年5月)。

  [4] 韦伯此概念的英文为patrimonial bureaucracy,中国学者在反义词概念时常有差异。何怀宏在《世袭社会的解体》中将其翻译为“家产官僚制”,黄宗志则在《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 2007)一文指出:“韦伯在他的两个理想政府类型“世袭主义君主制度”和科层制(“官僚制”)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前者以一个把国家当作统治者个人领地的世袭君主制度为其特色;后者以一个非人格化的,带薪官僚阶层行使专业职能的现代政府为其特色。”

  [5] 《清史稿》卷305。

  [6] 罗斯基(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登于《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6年11月第4期

  [7] 司徒琳著 范威译《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 卫周安(Joanna Waley - Cohen)《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清史研究》2008年1期。原文发表于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88期(2004年冬)。

  [9] 米华健(James Millward)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清代承德的形成》),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10]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934—1984),被认为是唯一在伯希和之后能和伯希和在掌握内陆亚洲研究语言和文献上抗衡的学者,而且也是在史学眼光上超过了伯氏的人。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即伊斯兰在华史,东土耳其史,蒙古史和满清史。Fletcher很早指出满清统治手段的多样和灵活。在他为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所撰写的三章里,他也和费正清的重要观点持相反的立场。费氏以为中国近代的主要变迁发生在沿海,而 Fletcher则认为晚清以来的情势变化,关键在内陆亚洲部分,只有照顾到满蒙藏突地区的稳定,帝国才得以延续。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出版后受到学界严厉的批评,唯独 Fletcher所写的三章受到称许。可他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出版太多成果,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界的最大损失。现在美国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新清史的发展受弗莱彻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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