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读后感1000字
《土》是一本由[日]长塚节著作，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编辑角度来说，偶然得知这一部日本近现代最重要的农民小说还没翻译，就赶紧找了译者，联系了英国翻译此书的Ann以及日本研究学者山形洋一。所幸在他们的帮助下，这本书即将出版。
从读者角度，书中诸多自然描写非常生动有趣，不禁令我想起小时候在乡间田野里撒欢的生活。同时，我也了解了很多风俗民情，比如他们结婚要吃乌冬面这种。有一种在小说里学历史的感觉。
其实这部小说讲了几段故事：堪次的妻子阿品，因为贫穷，所以用土法堕胎，得破伤风死去；堪次从打工的地方回到家乡，再次因为贫穷，地里收成不好去透偷玉米，长女阿次为了掩盖父亲的罪行，做了很多大胆的事情；阿次出落成人，受到村里青年的喜欢，但由于堪次的“变态”看管，恋情不得而终；阿品的继父卯平前来与堪次一家人生活，不料他与堪次的矛盾从堪次婚前就有了，现在更是层层升级。最终一场大火，烧光了家底，不过也让堪次与卯平能够和平相处了。
归根结底，人是土里生，土里长，死后又变成一抔土，滋养其他生命体。作者真的是太会取名字了。
《土》读后感(二)：“不要为了消遣而阅读，为了痛苦阅读吧。”
1910年写作的长篇小说《土》，标志着长冢节小说创作的成熟。
二十年代初期（明治四十年前后），随着《棉被》《缘》（田山花袋），《足迹》（德田秋声），《土》（长冢节）等作品的发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引来鼎盛时期。
作品开头就是一副萧瑟冷清的描写自然环境的画面：“凛冽的西风大块无形地痛击着日渐萧疏的林木，终日被凌虐的树枝不时发出咻咻悲鸣。冬日将近西沉，斜晖黯淡。陡然间，西风不再呼啸，但树林上空的大片云团仍是灰蒙蒙的，似乎预示着下一次袭击。”这样的环境描写，就为全书奠定了一种凄凉萧索的基调。
夏目漱石在为《土》作的序中写道：
“我之所谓无人能及也者，是指书中所写皆是天然之事，长冢节君以外，从来没有人做过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
“作者将鬼怒川沿岸的景色，诸如天空、春色、秋景、雪片、风声，都做了绵密的研究。田地里的庄稼、水畔的榛木，蛙声、鸟鸣，凡举在其乡土存在的自然风景，具有地方特色者，一点一画、无微不至，悉数纳入笔端。”
夏目漱石所推崇的长冢节的对自然描写的功力，体现在长冢节对自然细节的描摹上。另外，他选取的意向如：“西风”、“冬日”、“斜晖”等都符合作者想要营造的氛围。
夏目漱石对长冢节的另一个欣赏点在于：对作品中类型人物的刻画深入而准确。《土》中出现的人物，是最平穷、无知、可怜的农民。长冢节对他们深入而准确的刻画，和长冢节的家庭有一定的关系。长冢节的祖先是地方豪族，家中有许多佣人，长冢节对他们观察细致，把他们贫困、疲惫的生存状态写到了小说里。
“不要为了消遣而阅读，为了痛苦阅读吧。”
读完《土》，能感受到压抑，感受到自己仿佛被拖入泥泞。在感受这种痛苦的同时，读者也能真正观察在离东京不远的农村的农民生活，感受真，感受现实。
《土》读后感(三)：订正一处错误
本书（主要在第十章)举凡提到“玉米”之处，均应改为“高粱”。
玉米与高粱长相有点类似，最大不同就是玉米果实俗称为棒子的，是长在腰间。而高粱的果实也就是穗子，是在顶上。另外，高粱很高，比玉米高很多，普普通通的都在2米以上。
玉米棒子是掰下来的，不用刀割，玉米穗子一般指茎秆顶上的花序，穗子不是用来吃的，也用不着割。高粱才会割下顶上的穗子。读到第十章的相关叙述，对于熟悉这两种农作物区别的读者来说，会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割玉米穗子呢？为什么要把玉米掰弯下来再割呢？如果将“玉米”替换成高粱，就全顺理成章了。（不太了解怎么收获这些农作物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李子柒的视频，就一目了然了。）
一个难以饶恕的错误。不过这个错误的产生，译者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译者原稿用的是“蜀黍”，因为日语原文就是用的这两个字，而译者的原则是能尊重原文的话，尽量尊重原文，因此虽然“蜀黍”这个词不像“高粱”那么常见，译者仍然保留了“蜀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译者家乡方言里，高粱就是叫蜀黍，蜀黍这个词我听起来更亲切，算是译者的一点私心吧。）
后来，编辑给译者发来的修改稿里，“蜀黍”一律改成了“高粱”，大概是因为高粱一词更常用吧。译者对此没有坚持己见，高粱就高粱吧，不管是不是农村人，凡是读过莫言的人，谁不知道高粱呢？还是高粱更深入人心啊。
唉，可是，拿到成书以后，一看，“高粱”居然全变成了“玉米”！
可能是校对改的吧，唯一支持这样改的原因可能就是百度百科的一句话：有些地方也将玉蜀黍（玉米）简称蜀黍。
……
另外，第156页，“军队是不会征用白马的”，在这句下面译者有一个注释，成书也删掉了，但译者仍认为应该保留，毕竟一般读者都不会知道军队为什么不征用白马，译者自己之前就不知道，是查找了相关资料后才知道的。
原注释：
军队不征用白马是由于白马比较显眼，容易成为敌方攻击的对象。小说的时代背景在日俄战争前后。
……
（后续发现别的问题，再跟大家报告）
《土》读后感(四)：土地里的文学家
说到农民，你脑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想最符合、最贴切的必定是这本书的书名：《土》。
世间万物自泥土中酝酿生长，死后又回归大地。无论生前如何，死后都化为一抔泥土。书中一开始，男主人公的妻子阿品因用土法堕胎去世了，在她的葬礼上，长塚节这样写道，“阿品一直都是赤脚，她的一生几乎每天都是踩着泥土度过的。土里生，土里长，如今，她又归于尘土，除了中间隔着的一层松木板，她的双脚可说是永远与土相接了。”这或许是长塚节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
农民无法离开土地，土地为他们提供生机与希望，也牢牢捆绑住他们。明治维新虽使日本跻身强国，却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西南战争导致的财政崩溃，继而引发了通货膨胀，时任财政大臣的松方正义采用了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导致农民由于无法应对高昂的成本而陆续破产，仅1877年一年，全国自耕农中就有47%被迫卖掉土地，成为佃户，即使农民颗粒无收，也要缴纳地价的3%和1%的地方税。
书中的勘次一家正生活在这个时代，贫农们从早到晚都在土地上辛勤地工作，却没有办法攒下钱来，大部分收成都要用来交租，在最适宜耕种的季节，只能扔下自己的土地不管，得去做日工才有饭吃，就连肥料也只有富裕的农户才用得起，如此一来，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贫穷者愈发贫穷，富有者愈发富有。就像勘次常哼的那首歌一样，“总想过伤好日子，到头来还是老样子”。穷人之穷，各有各的不幸，并非因为不努力。
作者长塚节对农民又抱着怎样的感情呢？出生于地主阶层的他，并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对乡村的风物以及农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准确的把握，对于造成农民困苦的原因也直言不讳。主人公勘次一家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书中还有一位善良的东家太太，多次帮助勘次一家，并为勘次提供工作，她正是以长塚节的母亲为原型写作的。在《土》出版以后，他们仍旧在鬼怒川的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长塚节对于农民的态度是满怀亲切与关怀的。
夏目漱石一眼穿视所及的，是“既无教养也无人格,蛆虫般可怜的”农民。我却觉得并非如此。作者笔下的勘次一家，是吃苦勤劳农民的缩影，贤惠善良的妻子阿品协助丈夫共谋生计，迫于生活，她先后两次土法坠胎，终因不慎染上破伤风又无钱疗治，抛下一双子女和贫寒中相濡以沫的丈大含恨死去。她去世后，原本品质尚可的勘次愈发自暴自弃，偷窃、对丈人粗鲁不孝、对女儿有强烈的控制欲，幸得女儿阿次，善解人意又纯洁勇敢，她尝尽父亲“偷盗癖”带来的苦果，但又能理解父亲所以为此的苦衷，极力为之分忧。书中能匹配上夏目漱石“蛆虫”一词的，似乎只有勘次一人，而细数勘次发生变化的源头，就在妻子的突然离世。或许长塚节矛头直指的对象并不是农民，而是对农民的过分剥削与压迫。
从历史上看，勘次性格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农村实情的一面镜子。本来，有压迫就有反抗是尽人皆知的规律,可《土》里所描写的，恰恰相反，似乎有压迫就有奴性，压迫愈深，奴性反而愈重。相较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长塚节只停留在了前半句，他不满现实，对农民寄予同情，为打破他们的困窘与无知，遵从正冈子规的告诫，在村里研究竹林栽培和烧炭技术，开拓各种文化教育活动，这是长琢有别于书斋里的文学家的可贵之处。但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来，他所给出的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土》无疑是日本农民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描绘了特定历史环境下农民的众生相，夏目在序中评价道，“不要为了消遣而阅读，为了痛苦而阅读吧”，阅读它能让你沉下心来，进入那片明治时期的鬼怒川，读懂那片土地，和土地的子民。
《土》读后感(五)：“土”上的苦
读长塚节的《土》，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下不来。不是快刀斩乱麻式的剧烈的痛感，而是温温吞吞地细密地凌迟，希望与绝望同在，善意与恶性相随。
夏目漱石说，《土》是难读的，在《土》中“是令人欲哭无泪的苦，就如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种天气下的苦痛，只是令人心沉入土下。”太多人因为夏目漱石的评价对这本书敬而远之，美其名曰“现实生活已经充满遗憾和磨难，又何必为想象世界的苦痛流泪。”事实上，小说描绘地并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味的苦难和悲哀，它不是长塚节个人毫无根据的想象，而是有着现实的依据和原型——小说后所附的《长塚节年谱与<土>大事年表》直白地展示了这一点，这也是《土》给予人们长久地震颤和感动的原因之一，它揭示了一部分生活的真相：苦难和真情并存。
不能只看到夏目漱石这句话在明面上的“苦”，更重要的是“欲哭无泪”“也无风雨也无晴”——微小而众多的磨难细密地纠缠在一起，如同蜘蛛织成的网，悄无声息地包裹并蚕食着依附在土地上的生命，使之由鲜活变得麻木。与未读此作的预设：“无边无际的苦难”不同，小说中每当主人公走投无路的时候，似乎总会否极泰来，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安稳地渡过难关。邻里的温情、东家的怜悯、个人的努力……使勘次一家得以继续生存下去。但就算是这样的温情，也挽救不了大多数人平庸且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日复一日地耕作，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邻里八乡看不得有人好的小心思，真真假假地碎嘴和讥讽……所有的一切都被固定在那片土地上，毫无改变，无始无终。
在这里，人性的黑暗与光明并存，罪恶与圣洁并生。小说一开头就是在冬日凛冽西风的呼啸下，阿品死去。左邻右舍赶来相帮，请法师、买明器、报丧、吊唁……女人们整理阿品遗体、帮忙做饭招待前来吊唁的人们——一家的丧事，却几乎调动了全村的人们，令读者为阿品的死去和勘次一家的痛苦感到悲伤之余，觉得世间尚有温情。但长塚节描写了聚在后门、厨房的女人们真切的面貌和对话：口无遮拦地闲聊死人的闲事、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无所顾忌地满足口腹之欲——“与其说这是为他人悲伤的一天，不如说是从日常缺少欢趣的生活中逃离出来，欢聚在一起享受愉悦的一天。”这并不是正常地、符合人们想象的葬礼的场景。长塚节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景象，是为了批判吗？事实上，在小说《土》中，长塚节极力压抑了自己作为叙述者的悲喜好恶，不偏袒任何一方，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只是尽力纯粹地描绘出一幅土地上的民众的故事。那些女人们在厨房的肆无忌惮，“阿品自己也曾经是这群体中的一员”，这不过是这片土地上的常态——活着及时行乐，死了化作冷土，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也没有谁会关注不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悲剧——至少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是这样想的。
长塚节以座落在茨城县结城郡鬼怒川畔一个偏僻的农村为对象，以勘次一家作为农民的代表，勾勒出土地上的农民的生活。那里确实有贫农和富户之分，东家的地位相当于地主，超于普通农民之上，但相较于中国作家将注意力聚焦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层差异和仇恨来说，长塚节注意到的是农民本身的劣根性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勘次去修唐锹头时看到一群人在沙子中挖木片，得知对方连柴火都没得烧之后，油然生出一种高人一等之感。他忘记了自己生活中的烦恼，也无暇去同情这些在寒风中干活的人，“他只是觉得快活。”而在勘次一家的生活压力稍有减轻的时候，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改善，也会招来旁人的嫉妒。长塚节的观察细致入微，令人叹服，也令人感到悲哀：“他们每天用一只眼留意着自己的生活，另一只眼则盯紧了他们的邻居。每个人都必须和旁人至少受同样的苦，不折不扣，旁人才会感到安心。要是有谁过得稍微好点了，他们就感觉到被人甩下了，这一感觉进而就会上升为嫉妒。要是有谁倒霉了、蹉跌了，他们则会暗自窃喜。”究竟是土地常年靠天收、无望的贫穷导致了这样的心理，还是先有这种心理才有长久的贫穷——干瘪地分析或是煞有介事地给出解决方法早已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外界强力、彻底地冲击来改变这样的生活结构，苦难和贫穷、狡诈和浅薄仍会深深扎根于这片罪恶与圣洁并存的土地上，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注定成为奴隶，永远为此挣扎，忍受折磨。
这才是夏目漱石感受到的“苦”，是长塚节用尽全身气力克制主观情感，细致描画地在“土”上的人生。苦如细雨般绵密而无声，渗透进年复一年辛勤耕作却收获不定的土地上的生活，鲜活的生灵用温情抵御寒苦，不知能耐得几时。
《土》读后感(六)：译后记
这部一百多年前的小说，此前从未译成中文，长塚节的名字，在中国也极少有人知晓。但在日本，长塚节的《土》却被誉为“真正的农民小说”、“农民小说的最佳杰作”而广为人知，有一年日本国语高考还特意拿了书中开头几段作为阅读理解的题目，作者的故乡常总市也特意保留了长塚节的故居(其中陈列展览生前所用的书桌，外出旅行时常戴的菅笠等)，并且设立了长塚节文学奖（分为短篇小说、短歌、俳句三个单元），迄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多届。
不过，即使在日本，真正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不是很多。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作者年代久远、文字难懂（书中的对话使用的是方言），另一方面也与大家对这部小说的刻板印象有关，大家先入为主地觉得这本书“难读”“无趣”，而这一刻板印象的形成，恰恰以夏目漱石对这部小说的推介为发端。
1910年6月，得力于夏目漱石的引荐，长塚节在《东京朝日新闻》开始连载《土》。此前，他因为发表在《杜鹃》杂志上的几篇纪行文与短篇小说得到夏目漱石的激赏，尤其是《佐渡岛》，让夏目漱石注意到了这位籍籍无名的乡村作家。在夏目漱石眼里，这个年轻人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静气质，少年老成、不追时好，也不刻意标新立异，只是凭借真性情来追求艺术。夏目漱石说他见到长塚节好比“发现了新的农作物，总想昭告天下而后快，纵然今日文坛不认可这一新的风格、新的趣味，亦不辞慨然挺身而出为之倡导。只有如此，文坛才可以开辟新的领域。”
长塚节虽然是地主之子，受过不错的教育，也见识过村庄以外的世界，但他也是土生土长的茨城县国生村人。他于1896年因病中学退学，作为长子，要协助自己的母亲打理家中越来越减少的产业（林子和耕地）。自从父亲当选为县议员以后，这就成了太太的任务。虽然退学，长塚节仍能够继续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兴趣。他曾短暂地拜于正冈子规门下，但更多时间都花在打理自家田地上。他曾试验过各种肥料、轮种、烧炭、种竹子，以及其他各种措施来拯救父亲的政治生涯带来的财政危机。（由于他的父亲在为人担保方面不够谨慎，也欠下了不少债务。）这种农业实践的结果，使得长塚节在写作之前已经深刻体会到当地农民在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耕种糊口的各种艰难。他们这一地区曾经坐享向首都水路运输之利，但由于铁路的修建，使他们这一区变成了后方。
除了对农民生活的洞察，长塚节还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下村庄里生活的各种细节。这使他在离开学校后，因写作短歌、写生文、短篇小说而发展起属于自己的叙事才能；他还有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能记录下当地方言的独特腔调，以及不同身份、阶级各自不一样的说话方式。
一开始接受约稿，长塚节曾因任务太重而颇费踌躇，毕竟他此前只写过短篇，这是第一次写长篇连载。（值得注意的是，他肯定在一开始便已谋划好了最后大火的结局，勘次的原型长塚嘉吉一家本来住在地主家北面，他在小说中将其移到了西面，好为西风将火吹到东邻家埋下伏笔。其余类似伏笔在书中还有好几处。）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多次向村里的年轻人和见多识广的马贩子们调查，亦曾亲身去多地走访，力求细节上的真实。但在报纸上连载一阵子以后，报社内出现了让这本小说尽快收尾的声音，最后是主编池边三山力挺，才最终得以完成，从六月到十一月，总共用了半年时间。
小说一开始不怎么受报纸读者的欢迎，一方面是题材的原因，写的是一般市民极少了解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则因为情节缓慢，自然风景描写过多，考虑到作者深受俄国小说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影响，这当然并不奇怪，当时的读者虽说不像今日的读者如此追求情节的“紧张刺激”，《土》的这种风格仍然让他们感到不适应，尤其作者还是个无名小卒。
连载完毕后的第二年，长塚节感到喉部不适，后来接受诊断确认是喉头结核，此后直至他去世的五年中一直在辗转治疗中，只写过一些短歌，再未动笔写作长篇。《土》既是作者唯一一部长篇，也可以说他真正的代表作。
连载完毕后的第三年，在池边三山的大力推荐下，春阳堂决定出版这部小说的单行本，长塚节也上门请求夏目漱石为之作序。夏目漱石以自己正在忙于写作别的小说（《春分以后》）而婉拒，并告知池边三山对其作品如此赞赏，何不去求他。长塚节拿了夏目漱石的名片去拜访池边三山，结果正值后者母亲的“五七”祭，匆匆说明来意后即告辞。不幸的是，池边三山也突然去世了，为《土》写序成了夏目漱石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后世读者看来，夏目漱石的态度是令人困惑的。《土》的英译者安•华思沃认为夏目漱石对小说的赞赏有迁就的成分，“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若非长塚节亲自上门拜访，若非作者本人在成书后就一病不起，夏目漱石很可能会疏远此书。”
有一点可以肯定，夏目漱石并不认为阅读《土》是一件乐事。他在序言里虽一再赞赏长塚节”无人能及“，却也一再强调了《土》的难读，这种难读有两个层面：
表层的难读，原因是人物对话用了陌生方言，情节本来发展缓慢，过多过细的自然风景描写还经常打断情节；
深层的难读，原因是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只是让读者感到痛苦，而没有安慰，心理上得不到补偿。
夏目漱石的见解，当代的读者很可能也会有同感，因此译者在此觉得有必要为作者辩解一番，着重谈一下小说中的自然风景描写与人物塑造的问题。
正如十九世纪以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以及20世纪早期很多日本小说一样（这种风尚在夏目漱石自己所著的《草枕》中也可见其一斑），《土》的节奏缓慢，更多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而非戏剧化的情节，自然风景的描写更是连篇累牍。即在同类作品中《土》中的自然风景描写卓有特色，夏目漱石称赞长塚节是“精致的自然观察者”，“哪怕司空见惯之事，也能写出其独特之处。”不过，一般读者总要问，如此繁多的自然风景描写，大部分都和故事情节无关，甚至让夏目漱石也认为“往往打断了故事情节”，让读者失去了“加速度”的乐趣，究竟有何意义？
不知道长塚节本人是否也意识到了会有这种批评，他小说连载结束后的第二年曾在《为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写生文的创作》，其中提到“我酷爱自然”，这既是一种自我解嘲，但未尝不是一种自负。在此，译者想借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赋、比、兴概念说明一下自然风景描写在这部小说中的意义所在。
先说“赋”，赋就是铺陈直叙，作者在《土》中写到勘次一家周围的林地、村子里神社周围的环境、鬼怒川上的景象，都属于此类，此类描写在书中最多，在此就不引用具体的例子了。这类描写着重点在于为刻画小说里的人物所生活的环境，让读者对其产生直观的感受。
再说“比”，比就是类比，作者看上去是在写自然风景，但实际上也是在写人。不过在《土》中这类描写有些比较隐晦，有时作者并未点明自然风景与人的这种类比关系，读者要仔细品味才可看出来。
作者明确点出的，比如第八章，
金色的油菜花……在展开的绿叶心部出现了小小的突起，这就是油菜花蕾，……阿次也正处在含苞待放的花季，但却被父亲的强力之手压制着。……只是冬日的严寒霜冻并不能封锁草木的春心，勘次的严密监督也无法遏制女儿萌动的憧憬。比较隐晦的，如小说一开始写西风凌虐着树林，我们可以联想到这是在暗示命运对阿品的摧残。而接近末尾处（第二十五章）写到栎木，
像山葵磨板一样的栎树皮虽被烧黑，但并未像别的针叶树那样伤及树干。在春雨的滋润下，白色的嫩芽又突破粗硬厚重的树皮的包围，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开始了爽快的呼吸，满怀生的喜悦、噌噌噌地伸展开来。可认为这是在暗示勘次一家在遭受火灾之后终能得以重建家园。
最后说一下“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在《土》的叙述中，自然现象与人的经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农人的劳作与自然变化更是关系重大。如第六章开头，在描绘过云雀与群蛙的歌唱比赛以后，写到
到了下午，农人在草丛里躺下来休息，……群蛙也沉默下来，此后，在寂静的夜里，它们又再展歌喉，……只是从农人的窗缝渗入后，已经是强弩之末，非常微弱，正好可以陪伴着疲惫不堪的农人入眠。等农人日间消耗的身体逐渐恢复，次日的晨光从窗缝射入时，他们掀开被子，一骨碌爬起来，走到门外，在井边用凉水洗了脸，又是群蛙不知疲倦的歌声欢迎他们来到新的一天。小说中自然风景描写的很多段落，单独摘选出来是优美的散文诗，有其自身独有的美学价值。而从整部小说着眼，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不可须臾分离的部分，生长于其上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也都是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季节气候的变化尤其牵动着农民们的心，一部叫做“土”的小说又怎么可以少了它们的角色？
至于书中的人物，夏目漱石说，
《土》中出现的人物，是最贫苦的农民，既无教养，也无品格，只是土生土长，如蛆虫一样可怜的农民。他们的卑下、浅薄、迷信、天真、狡狯、质朴、贪婪……夏目漱石形容这些农民所用的词语大部分都是贬义的，而且天真近于无知，质朴近于麻木，也可说是贬义的。但在我看来，《土》作为日本农民文学的杰作，其最突出的成就便是描绘出了一群最真实可感的农民形象，而这些形象都具有丰富的人性，不是人们偏见中一提到农民就在脑海中浮现出那种刻板化的农民的形象，更非夏目漱石所说的“蛆虫”。他的评价并不公允。
此前的文学作品里出现的农民形象，哪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往往要么采取俯视的角度，将农民贬抑成奸猾、贪婪、木讷的群氓，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农民（《农民》），要么采取仰视的角度，将农民刻意美化成朴质、勤勉、单纯的圣人，如托尔斯泰笔下那位卜拉冬（《战争与和平》），像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写到农民时那样“不吹不黑”，已经是很难得了，可惜仍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去观察农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农民的生活内里。就译者所知，唯有长塚节在《土》里才是真正进入了农民的生活，用平视的角度将自己所闻所见写出来，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也是极少数真正懂得农民在想什么、写出了农民“所思”的作家。
小说对农村人的刻画充满了温情，通过诸如耕种、求爱、婚姻、育儿、卫生、养老、民间信仰、葬礼风俗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的信息。主要人物是佃农勘次一家，他们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住宅方位来看，在村子里都是边缘人。在一开始，阿品因动手给自己实施流产而死，在这一可怕的事故之后，她仍不断在书中通过他人的回忆出现，她也体现在女儿阿次身上，从容淡定的言语仿佛鬼怒川的淙淙水流，提醒我们，阿次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事风格都像极了阿品，母亲阿品曾经也像女儿阿次一样是个单纯的女孩，她的阿次也会像她一样，不论年纪如何增长、身份如何变化，她们对美的事物以及美的装扮的追求都不曾改变。失去母亲后的阿次，很早就挑起了成年人的重担。她聪明伶俐，当机立断，坚韧不拔。既是农活方面的好帮手，也是家里的好管家，是弟弟与吉的第二个妈妈。勘次尽管身强力壮，但意志薄弱。阿次就像阿品生前那样多次将他从困境解救出来。无论是因为盗癖陷入的麻烦，还是与岳父长期不和造成的紧张关系，读者都可管中窥豹，获知农村的真实面目。小说里面所写的人物都实有其人，书中的情节，除了最后的大火，也都实有其事。作者将他们描绘得如此生动、精确，看过小说的人会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阿次”，更是一个惹人喜爱、温暖人心的形象。
小说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写出了人物生活细节，对他们的心理刻画尤其复杂和细致。虽是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并没有被“贫穷限制想象力”，而是有着丰盈、细腻的情感。阿品在病榻上想象丈夫勘次在外面做工挨饿受冻的场面，根据两个孩子在院子里传来的声音想象姐弟俩嬉闹的景象；阿次对于漂亮服饰的渴望，对弟弟的疼爱，对外公卯平的关怀；卯平在决定是否回家养老之前的纠结与矛盾，对勘次的隐忍与爆发，大火之后悲凉的心境……这些都给予阅读者极深刻的印象。我们很难用夏目漱石的批语来评判他们。
中心人物勘次可能是最接近夏目漱石所谓“卑下、浅薄、迷信、天真、狡狯、质朴、贪婪”的“蛆虫”这一评价的了。不过，即使对于勘次，我们也要理解，他的种种劣迹首先是因为他的贫困状况以及不得不担负的养家的责任，其次是由于妻子阿品早亡给他的重创。阿品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农活上的帮手，也为他提供了温暖和同情，这恰恰是他自己所缺乏的。没有了阿品的引导，本来品行还算不错的勘次很快堕落了，成为卯平嘴里的“畜生”。明治时期的日本像中国一样是个儒家社会，子女因为父母给予的养育之恩，故而需要尽孝。子女仿佛对父母欠债，这一债务需要通过孝敬老人、在老人晚年时照顾其起居生活来偿还。因为不喜欢卯平，勘次在尽孝方面很不热心。而在对待阿次上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粗鲁，且忽视村落里长期形成的“潜规则”，想吃新鲜蔬菜时直接从本村偷，而不是去邻村。对于东家提出的警告也置若罔闻，从东家林子里偷栎木墩子，在太太干预下才幸免坐牢。让他改邪归正、回心转意的，并非来自村社的舆论压力，这一压力固然很大，而是他对于神明惩罚的恐惧，害怕遭到更大的损失，以及害怕警察找他麻烦。
很少有读者会喜欢勘次，不过我们要看到作者哪怕是对于这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也没有将其一味简化成一个标准的反派人物。勘次在打了女儿之后，为了补偿，就去赎回已经当掉的衣物，将其留给女儿；在鬼怒川对岸发现了有比自己过得更差的人，勘次感到满足，就像同村人因为鄙视勘次而感到满足一样；在阿次去给卯平按摩的时候，他悄悄躲在外面偷听屋里的动静；勘次挨了卯平打，煞有介事地包扎好伤口去看医生、找南邻，以博取同情；这一系列的细节都让勘次的形象有血有肉，而非仅仅一个脸谱化的坏人。勘次最后的回心转意、改邪归正，也很难说是人格突变，而是有着其性格上一以贯之的脉络，从而使得结尾避开了平庸作品的煽情套路。
这一切，得益于作者是抱着“写生”的目的去创作，而不是出于指导或者提高读者的道德水准的动机。如果说他有比较实际的目的，那就是向工业化、都市化的“新日本”市民，解释一下日本农村人的“老问题”。这些新市民正好是《东京朝日》的读者，他们通常不会去关心那些当时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而他们也非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者。
从夏目漱石的序言来看，他对自己在《土》中所发现的农村的真实面目是抗拒的，农村是过去时代遗留的陋习的大本营，而这些陋习在明治维新后本应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农村是日本在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变革之路上的障碍，蛆居其内的是什么都无法拯救的农民。农民除了为塑造年轻一代的良好品格提供“黑暗、可怕的阴影”之外别无用途。夏目漱石钟爱的人物，可能是《哥儿》中的主人公那样正直勇敢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土》里这些农民身上，也有着更为充沛真实感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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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娱乐
勘次是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甚至连自家房子都因为欠债抵押出去了，只能租种。尽管阿品也曾走街串巷卖豆腐、魔芋之类来补贴家用，但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种田。勘次的田地在村子里是分散的，在房子下面有一片稻田，还有两处旱田。他在其中种植大麦、小米、豆子、冬小麦。渐渐地，在一些林中新开垦的地上种旱稻。他所有的地加起来大概是五六亩。
这时以过磷酸钙为主的化肥已开始使用，但并未普及。村里人最常用的还是绿肥堆肥。由中国输入的豆粕代替了日本之前用的鱼粕，但这样的高级肥料只有地主和富农家才用得起。农业产量不高，还要交租，收入可想而知。根据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此时佃农的平均年收入不到五十日元，低于城市里的手艺人和工人。这跟小说里勘次的收入情况是符合的。
勘次需要交租的确切数目小说里没有讲，但详细地交待其收入后的生活景况：一旦交完租，他就难以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支撑到下次收获季节，不得不跟东邻家要求暂缓交租。为此他不得不在冬季找活干，一开始他在利根川干做开凿工事的活儿，但工钱扣去伙食费几乎剩不了多少钱。后来为东邻家在林中垦荒，情况才好转了一些。
勘次的南邻不是地主，但经济情况要比勘次好很多。他们的地可能一部分有所有权，另一部分是租种，可以将一些地用来种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有的农户有马，用来犁地或是拉车，但是大多数农活都只能靠人力来完成。像是插秧这样对于种稻子来说属于核心的活儿，还有打谷打麦，村民会互助合作，如勘次和南邻家就是如此。
除了修筑水利工事，小说里另外提到的村里的小伙子经常出去做的工作就是去酱油厂。“工厂在逐渐扩张，因此村里的年轻人来这里务工的越来越多。农工的薪水都跟着提高了。”
有的姑娘们会被父母送去纺织、缫丝、服装厂，勘次和阿品也曾打算送阿次出去做工，但阿品死后，勘次打消了这个念头。而勘次的姐姐居然将自己的女儿卖到了妓院！好在当时（1899年）有一位英国牧师发起了让妓女“自由废业”（不用赎身即可脱离妓院）的运动，阿传的女儿因这场运动得以回家。
农人一年到头地辛苦，也是少不了娱乐。最寻常的娱乐是喝酒与说闲话。
勘次和岳父卯平都喜欢喝酒。当时啤酒尚未普及（不过当时乡下已经出现了不少啤酒瓶，用来装酱油什么的），他们喝的是日本传统的清酒。唯有参加婚礼和节庆，才可以真正敞开尽情喝酒。
村子里有一个专属老人的节日，时间在二月中，是报谢日神的“御天念佛”的日子，此时村子里的老人们会聚在念佛堂举行念佛仪式。之后跳舞、饮酒，尽情作乐。在小说里，卯平因为与勘次的矛盾郁郁寡欢，再加上囊中羞涩，与老人们聚会时不好意思喝酒，在同伴的百般劝解下才勉强开始喝。
不论男女，都很爱说闲话。对他们来说，乡村就是世界的中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有强烈的兴趣。而爱说闲话的人都习惯于“不惮以最大恶意来揣测别人”。比如因为勘次迟迟不让阿次出嫁，他们不知说了多少难听的话。
盂兰盆节对于村里人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此时他们会聚在村里的神社外面的树下跳盂兰盆舞，尤其对于青年男女来说这是个恋爱幽会的良机。
盂兰盆节从起源上讲是一个佛教节日，在神社跳盂兰盆舞，一方面说明了日本宗教融合的特色，另一方面是因为“寺院是为个人生活提供精神支持，而神社则是共同体集团生活的精神上的代表。”小说作者长塚节颇为重视盂兰盆舞的习俗，他曾担任家乡冈田村的初代青年会长，当时的政府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盂兰盆舞，长塚节就让村里的青年人在自家院子里跳舞，为此丢了青年会长的职位。
喜欢“烤米糕”（在日语中相当于吃醋的意思）的勘次不但不让女儿参加舞队，还因为某个青年男子恶作剧抢了阿次的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女儿好几下。也难怪村里人说三道四了。
晚秋举行的“秋祭”相当于丰收节，除了祭祀仪式之外，还会提前凑份子酿甜酒，到时候分给所有想喝的人，就连乞丐也有份。到了晚上，还会有盲歌女来到村子里。“每年秋祭她们都会在各村巡回演唱，人们见她们弹着三弦在街上游走，就会邀请她们中的一个来自家吃饭。”长塚节在自己另外一个短篇小说《太十与他的狗》里也写到过她们，说有些歌女会“为了微不足道的金钱玷污节操”。此外，还有以招魂为业的巫女，想要她帮助招魂的人在注满清水的碗里投下一片竹叶，巫女就会煞有介事地念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辞，让人听了感觉确实是亡魂在述说。一向悭吝的勘次怀念着亡妻，不惜花钱请巫女招来妻子的亡魂，在听了亡魂的述说后痛哭流涕，而这也改变了村里人认为他与女儿有不伦之事的看法。
乡村社会
水稻是日本最重要的作物，而种植水稻又特别需要互助合作，这使得日本的乡村社会成为一个集团意识浓厚的团体，以至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村八分”的不成文制度。所谓“村八分”，是指村民对违反村落秩序的人家断绝往来，在八件大事（成人礼、婚礼、生子、看护病人、修建房屋、水灾照顾、祭拜法事、出行）上不予协助。然而，即使对于这样被疏离的村民，仍有两件大事（“二分”）村民不会坐视不管，那就是葬礼与火灾。
《土》的作者很可能在构思时想到了“村八分”，因为《土》恰好是以葬礼开始，以火灾结束，而整部小说中除了成人礼之外，“八分”都有涉及。村子里的很多人都瞧不起勘次，一则因为勘次穷，二则因为勘次行为不端，提到勘次一家，话说得都很难听。但当勘次家遭遇不幸时，他们也会集体给予帮助，比如阿品生病后帮忙照看，阿品死后，帮忙筹办葬礼；火灾发生后则资助他们一些日常用品和食物。
如果说勘次一家是村子里的底层，东邻一家则是村子里的高层。东邻家的先生太太不需为操心饮食，很显然，也不需要像勘次家那样在米饭里掺杂碎麦粒。他们不用亲自做农活，而是雇请工人来帮他们做（包括勘次）。因为他们比较富裕，且对外面广阔的世界更了解，他们可以说是将整个村子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东邻家的老爷在小说中没有正面出现，但太太是一个相当宽容、体贴、有爱心的女性。在得知勘次偷自己家的米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又多给了他一些。勘次因为偷别人的蜀黍差点坐牢，也是她积极出面化解纠纷。除此之外，太太也为别人说媒，提供怎么买衣服划算之类的各种建议。
洗澡是日本人的生活中极重要的事。勘次家这样贫困的家庭无法负担“风吕”的费用，只能去东邻这样的富裕人家洗澡。不过，他们不必为此酬谢提供“风吕”的人家，因为当时习惯将很多人用过的积攒了尘垢的洗澡水用来作为菜地的肥料水。由此细节也可见当时乡村生活厉行节约的习惯。
东邻一家是村子的中心，勘次一家则处于村子的边缘，正如他们破旧的房屋在村子西边所象征的。这房屋是阿品的出生地，勘次和卯平都是上门女婿，因为是上门女婿，当阿品与勘次私奔时，卯平将全部责任都推给其他人，自己不参与讨论。勘次对阿品也是言听计从。总是让她来拿主意。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也有身份上的因素。流行文学习惯于将日本女性刻画成软弱顺从附属的角色，小说《土》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与这种刻板印象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占据的只是从属地位，她们的语言比男性更客气、礼貌，不跟男人同桌上宴席，而是躲在厨房里。弟弟可以去上学，而阿次所受的教育只是学缝纫。但在更深层面上，她们内心却比男性更强大。可能因为她们不像男孩那样受宠爱，很早就要担负起家庭责任，所以心理上更早熟。尽管勘次做了最重的农活，在名义上行使家长的权威，但在心理上却高度依赖妻子阿品，而在阿品去世后又高度依赖女儿阿次。
研究日本社会的名著《菊与刀》专门有一章讲日本的“义理”，作者鲁斯认为这是日本独有的最奇特的道德概念。不过仅就《土》里描绘的乡村社会而言，“义理”并不是特别难以理解。小说里卯平自杀被救下来以后，南邻家虽然已经去看过一次，但觉得如果不再去看一次，就“义理不足”，这里“义理”约等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情理”，“义理不足”也就是情理上说不过去。卯平和勘次从外地回来，都要去四邻走一遭，以“足义理”；南邻家招待帮自己插秧的乡亲，在酒席开始前讲一番客气话，这叫“述义理”，这些地方的“义理”都可以理解成礼节，“足义理”、“述义理”，都是按照礼节的要求行事。
小说里呈现的日本明治晚期的乡村，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比如村民对于动物的迷信（用蛇擦背可以治疗风湿；杀猫则会得腰痛病），对于疾病的无知（不了解梅毒、痢疾传染性；土法流产导致破伤风），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幽会），都饶有兴味，不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谈了。
关于小说里提到的明治时期衣食住行的状况，见我为人间镜像公号写的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94359475&ver=2451&signature=-3tfVlbn6oJmGxzJj6*iX3xp0YL9NwTyBiaPoL8-MbpyvyRT6oWP3FMtBe2uUiUC17D3zKSZSzMDsRGTG9Q03Xid-diUKttuigbytPQ-mbhNchm9wl9JL1oz4dmpX5Tw&ne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