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之城喀布尔》经典观后感集
《风中之城喀布尔》是一部由阿巴扎尔·阿米尼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阿富汗 Afghanistan / 荷兰 The Netherl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是很喜欢，看完都不太知道主题，后来导演说他想表现普通人，所以就当异域风情片看看。不过巴士司机那句旁边印象挺深，“三十年我都浪费在解决问题和谋生上了，我大概也就还能活十到十五年。”
●近距离感受阿富汗
●明明是风沙般的色彩，呈现出的现实依然浓重，美而温暖。冲淡了一些无言痛楚。
●7.5 两条线：一条是战士父亲远离家，大儿子和二儿子Benjamin成为家里主角，给树浇水，给房顶清石头和雪，到市中心买日常用品，到社区挖道等等；大儿子因父亲的战友逝去而担心父亲，却也想要一辆自行车。小儿子正处在懵懂的年龄，却喜欢唱‘Yellow kitty stay at home, don‘t get killed’. 另一条线，中年司机赌上自己所有钱分期买下一辆大巴，一开始生意不错，但是在冬天营业冻坏了汽车发动机，多次维修后，只能放弃大巴，当起一个大巴收钱员。沮丧的他也因此常常徘徊在餐馆里与朋友吃饭聊天，借烟消愁。在餐馆中，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调侃城市另一边不久前的自杀式爆炸
●#IDFA#开幕片，之前看的，不让说。算是阿富汗的另一面吧，导演还算是没有变成“外宾”才能拍得出来。
●2018 IDFA 的开幕片，真情满满的一部影片。从儿童和成人的视角，来纵观战后阿富汗的生活现状。战争的阴影及创伤尚存，成人需要一切归0， 重新开始生活。儿童则需从小开始就开始学会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寻找童真。小人物的大世界，也感谢因为有导演和制片的坚持，大众才有机会重新审视一个战后阿富汗。
●beautiful yet not much to follow.
●相当不错的一部片！
●风沙弥漫下的喀布尔，荒凉又让人绝望，孩童视角的选择，弥补了女性角色的缺失。纪录片并没有什么逻辑可言，旁观阿富汗的一种视角，提到了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去年北影节看过一部影片，叫伊斯坦布尔，爱猫之城。片名有些雷同，都是以这座城市的独特景观命名，以后可能还会有该“系列”吧。＃HIIFF
《风中之城喀布尔》观后感(一)：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国度
在海南电影节上，看到了这部影片，是个有映后交流的场次，可惜最后有事情要赶，所以没有和导演交流上。
我看过的纪录片不够多，所以没有什么过于专业的评价。但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讲，这部纪录片带我去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国度。他可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全片充实着不稳定带来的躁动恐慌。以小孩为切入点，讲述了最普通民众的生活。里面涉及到恐怖主义，人肉炸弹，死亡，都是让人一听就颤栗的事情，但确实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个男人说，200/300/400人的死，对我们来说已经习惯了。里面总有一些语音会让人颇有感叹。尤其是对小孩的采访，用了特写，所以更有冲击性。
有个镜头，是这座城市的夜景，是一个独特的夜景环境，整个城市被万家灯火照亮，很朴素，朴素到不是这个世纪的景观。那时觉得这里可怜无奈。
纪录片越是难拍越是珍贵，我想他可以变得珍贵
《风中之城喀布尔》观后感(二)：别害怕，生活一直如此……
在影片正式开始前，循环播放了三四遍影展宣传片，最后四个大字“解构日常”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纪录片对日常已经从客观呈现走到了主观解构了么？
正式开始不到半个小时，身后均匀而深厚的呼吸声告诉我，解构是不可能解构的，我们的日常就是充斥着平庸、琐碎、磨人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小事。
你让一个人去看这些如同对着镜子播放他自己的一天，太无聊了，即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也没有高潮迭起的故事可言。
阿巴斯修个汽车可以修四五分钟，还会反复呈现，如何拆卸零件、如何换油、如何启动，小孩子阿夫沙辛扫屋顶的尘土、去街上买茶叶和糖、下雪天扫雪、给树浇水，每一个场景放到商业电影中都显得过分冗长和无聊。
如果没有导演背后的策划，整部片子让人昏昏入睡，然而冷静一想却又凉透脊背。
宣传片问：你的日常生活离荧幕有多远？
阿米尼告诉你：我不拍伟人、英雄，我就拍身边的普通人。
所以在看的时候，我的日常跟荧幕的距离几乎是零。阿巴斯的日常抽象化一点可以与很多人的日常高度重合，导演残忍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日常延长到生命尽头。
影片开始阿夫沙辛和弟弟本杰明躺在地上聊天，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夫沙辛说想成为工程师；镜头切换到阿巴斯的身上，当他口述自己从小到三十岁的生命历程时，我看到了阿夫沙辛未来的影子：极有可能不是工程师，而是汽车修理工的助手。在这里，小孩子跟成人的生活形成互文和无缝对接，这真的是让人绝望，如果再设置一个老人的角色，那人的一生就在这部影片中形成了一个无聊的闭环。
影片中最打动人的一段似乎就是阿巴斯对自己30年人生的回顾：我一直在努力，从小就在为生活挣扎，到长大、结婚生子、父母离世他还在为生活挣扎，活着的艰辛丝毫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小，反而呈几何倍数增长，更恐怖的是，时间慢慢扼杀了你对生命的想象，你的未来不再是可以期待的，成长于你而言似乎已经停止了，你的人生在这个节点上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望到死亡。
既然生活如此痛苦，日常如此无聊，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也曾试图寻找生活的意义，因为有太多的时刻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所操控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你辛辛苦苦付出的、挣扎的、渴求的全都是维持本能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还在被目前的社会一直放大，你活得越来越艰辛，精神层面的需求逐渐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棋子本身是没有思维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上帝玩得开心。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一生的痛苦去成全一个毫无意义的游戏？荒谬的是，人是可以通过自杀结束生命的，也就是说，上帝同时赋予了你随时暂停退出游戏的权利，但是人类大多时候又是何其的懦弱胆小贪念生命中哪怕微不足道的暖意，还会自己去寻找释放痛苦的渠道。
所以在阿巴斯特别痛苦的时候会唱歌，虽然他没怎么读过书没什么文化，但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追求，他会用歌声来安抚自己陷入泥沼的肉体和灵魂。艺术这种东西并不是非要在殿堂里框起来、在昂贵的琴键上弹出来，没有，真的没有那么遥远、那么高贵，在你觉得痛苦时，你轻轻哼出的一个音符，就是能够救赎生命的艺术。
生活本身也在自救，它也有无数个快乐的瞬间：跟朋友聚在一起抽烟、回到家陪孩子玩游戏、车子修好后分享枣子吃、对着镜子说自己长得真俊的那一刻，虽然短暂但是也有，就是这几秒钟几分钟的快乐无形化解了日常的沉重。
也许你的人生直到生命结束，都是这些无比琐碎无比痛苦的无聊日常的拼接，但是活着，你总会在某个瞬间觉得：真好啊，活着！
虽然导演主要是想通过普通人的日常来表达恐怖袭击、人肉炸弹给阿富汗地区带来的深远影响，但是因为是纪录片，它呈现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引起的原因或许千千万万，但是痛苦却是共通的，因为，生命的共性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当你把这种共性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的东西同时也就拥有了超越性。
《风中之城喀布尔》观后感(三)：与阿布扎·阿米尼、赵佳聊阿富汗、电影和他们的合作
本文以《〈风中之城喀布尔〉： 拨开暴力，寻找真正的阿富汗》为题发表于澎湃。严禁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
2016年7月23日下午两点多，阿布扎·阿米尼和几个朋友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的德玛赞广场上，拍摄哈扎拉人的一次和平示威。2015年末，亚洲开发银行批准了耗资巨大的阿富汗能源供应改进投资项目。阿富汗政府却在此后变卦，对本来途径巴米扬省的项目进行了改道，彻底绕开这个哈扎拉人聚居的地区。在基础设施落后又因战争而满目苍夷的阿富汗，亚行的资助可能直接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游行从早上七点开始，德玛赞是全程终点，广场上此时聚集了几千人，游行达到高潮也接近尾声。阿米尼一行扛着设备跟拍了一天，又渴又饿。恰好他的住处离广场不远，就让其他人留在原地，自己回去拿水和食物。正当他在住处找东西的时候，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窗户玻璃应声而碎。过了一分钟左右，又传来第二声巨响。阿米尼跑回广场上，目光所及是一片血海。几分钟前还在抱怨饥饿的朋友，再也不能跟他一起拍片了。
下午两点半，两名恐怖分子在人头攒动的德玛赞广场上先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近百人死亡，重伤无数。这在当时是2001年后阿富汗伤亡最惨重的恐怖袭击，史无前例地受到了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共同谴责。主要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爆炸负责，但之后又矢口否认。德玛赞广场惨案至今没有找到主谋。
“要是晚走两三分钟，我就不能在这儿跟你聊天了。”阿米尼在阿姆斯特丹卡尔顿酒店的咖啡馆里对我说。他身材高大，声音温柔，不谈及暴力和死亡的时候，嘴角总带着一丝笑意。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
十一月下旬的阿姆是世界电影人瞩目的中心，全球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在这里举行。作为媒体和产业主会场之一的卡尔顿酒店里人来人往，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几次被人打断，大家都想跟阿米尼和他的制片人赵佳说上两句话。11月14日晚上，阿姆斯特尔河畔的皇家卡雷剧院里，他的长片处女作《风中之城喀布尔》作为本届IDFA的开幕片，在全球媒体、政客和纪录片行业的造雨人面前举行了首映。
拒绝展示暴力
哈扎拉族政客一直是自杀袭击首当其冲的目标，德玛赞广场伤员中就有一位。恐怖分子见他屡次死里逃生，就把矛头指向了两次救其性命的安保人员，也就是影片两位小主人公的父亲。但离任后，不但恐怖分子没有善罢甘休，他也因为在军旅生涯之外缺乏其他经验，导致失业而生活拮据。于是他决定只身远走他乡，去伊朗避难，同时赚钱养家。我没有剧透，也无意叙述剧情，上面的这些都是导演道出的影片前史，并不在片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即将远行的父亲带孩子们到墓地，跟死于爆炸中的朋友和同事道别。
德玛赞广场袭击发生后，人们把遇难者集体安葬在旁边的山头上，喀布尔本就很重的风沙，在山顶上更加凌厉。但片中人物谈论死亡时平静的语气和小孩在坟间嬉戏的场面，让你想不到镜头前后的两个男人，都曾看着亲朋好友死在自己眼前，而这些人就埋葬于此。从第一个镜头起，《风中之城喀布尔》就拒绝卖惨，拒绝给暴力任何空间。
影片的两条主线都是讲喀布尔普通人的生活。其中一条就是父亲去国后必须挑起家庭重担的阿夫沙辛和本雅明兄弟，他们的天真让电影有了一份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在沉重的氛围中给观众一点喘息的余地。拍摄小孩本来很困难，特别是在大人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的母亲在片中始终没有露面），但是阿米尼迅速取得了两兄弟的信任。“我们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的童年，我们彼此理解。”阿米尼说，“他们在我的镜头前非常放松。”但是，当他们坐下来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生活时，担心害怕甚至是心理创伤依然十分明显。
阿米尼拍摄的德玛赞广场素材还都保存完好，因为那天机器一直由他带在身上，但是这些镜头并不符合影片的整体风格，因此并没有出现。我问他以后会不会把这些素材用在其他片子里，他毫不犹豫地表示绝对不会：“大家都知道阿富汗充斥着暴力和战争，电影再去展现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艺术不应该只是“展示”，或是满足人的偷窥欲，它有其他方式让观众感受到痛苦，对于阿米尼来说，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恐怖的威胁不是存在于一个人间地狱式的平行空间里，这是新闻报道容易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实际上它就潜伏在孩子们嬉戏的间隙和普通人劳作的时候。这些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照常上学上班，用力生活的人，可能下一秒就会消失在汽车炸弹或是自杀袭击中，这才是最大的恐怖。暴力一旦在银幕上展示出来，那种让人不适的压迫感反而就被释放了，观众在这种极端的画面面前会失去共情和思考的能力。“最触动人的不是哭泣，而是泪水将流未流之时。”阿米尼说，“流血之前才是暴力与苦难最令人深思的时刻。”但是首先必须要看到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跟他们一起嬉笑哭泣，才能让我们超越死伤人数和电视机上血腥暴力的画面。
寻找真正的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个充满了苦难和危险的地方，这一点没有人否认。政治和军事的混乱到处都是，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近距离看一看生活于期间的人，而人不才是最重要的吗？信息爆炸时代的媒体，带给我们的是无穷无尽的符号、概念，让人一知半解、以偏概全。就连13岁才离开阿富汗的导演本人，也承认曾被“洗脑”。
阿米尼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重回故国，满脑子都是西方媒体中对阿富汗的刻板印象。“我以为会看到满街蓄长须的男子带着成群妻妾，但是他们在哪儿？我到处找，就是找不到。”他找到的是勤劳的普通人，起早贪黑养家糊口，除了生活更为艰辛，与我们无异。《风中之城喀布尔》的另一个拍摄对象，个体公交车司机阿巴斯，就是他们中之一。
他穿越沙尘笼罩的城市招揽乘客，超负荷的工作却只带来微薄的收入，还不足以还买车的债款。当赖以维生的公交车发生故障，生活的重担逼他作出不得已的决定。然而在用了大半部电影让观众们对他越来越同情之后，导演冷不防地揭开了阿巴斯不愿告人的秘密，让人物迅速立体而复杂起来。“这就是大多数阿富汗人的模样，”阿米尼觉得阿巴斯是所有阿富汗平民的缩影，“他们本质善良，但在绝境中不得不用一些小伎俩求生。让自己良心不安之外，还常常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阿巴斯的妻子是片中出现最多的女性，虽然只用了一段素材，却把家中微妙的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她在与丈夫谈及生计和家庭开销的时候显然掌握主动权，与想象中的穆斯林妇女情况大相径庭。阿米尼说，这才是大多数阿富汗女性的生活：“我支持阿富汗女性获得更多权利，她们需要受教育，需要发展自己。这不仅是个政治议题，对从家庭和个人也很重要。”也许一些相对富裕又受宗教极端主义荼毒的国家对女性压迫比较严重，但一个为生计挣扎的国家是没有功夫去做这些的，底层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生存之道。塔利班也正是因为看不惯这样的生活智慧，才会屡屡动用暴力，想要实施极端统治。
用生命拍电影
阿布扎·阿米尼来自巴米扬省。2001年上半年，塔利班摧毁了有近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整个地区民族和宗教关系紧张。家里便把他送到欧洲避难，几个月后就发生了911事件，接着是连绵不断的战火。但他不喜欢我用“难民”来概括这段经历，因为这个词在如今的欧洲和全世界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他关心时事和阿富汗的命运，但是坦言自己搞不懂这一切，而且“看得越多越糊涂”。
跟很多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一样，阿米尼曾经以为美国会带来民主和安定，但事实让所有人失望。西方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要消灭塔利班，不但没有做到，还多了伊斯兰国等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恐怖组织。他们要斩断毒品贸易的根，但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量都成倍增长，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数据，去年全球鸦片产量10500吨，其中9000吨产自阿富汗。还有腐败赢弱的政府，以人民为人质向国际社会索要救助款，与民主自由的陈诺相去甚远。自杀式袭击也愈演愈烈。
“我自以为了解这个国家的内外冲突，以为能认清敌友。但是我错了。”阿米尼的语气中不无失望之情，“回到阿富汗才发现，没有人知道敌人是谁，所有人都在与所有人为敌。”
他愤青似的历数阿富汗诸多问题，让人不禁想了解拍摄前对安全问题的考量。阿米尼沉思了一会儿，说他把电影人分成两种，一种把电影当作一份工作，跟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没有区别。还有另一种电影人，对他们来说，电影就是生命，离开了电影就无法呼吸。而他自己更接近后者。“只要有拍摄需要，任何地方我都会去。我当然也会害怕、焦虑，整个过程都非常困难。但是在拍电影面前，危险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不能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死亡，所以去拍可能会送命，但不去一定会死。除了去拍摄，他的生命没有其他的可能。
如果生死的话题过于沉重，阿米尼的拍摄流程也体现出他以电影为生命的态度。按照采访纪录片导演的套路，我问他前期调研的情况。“我不喜欢‘调研’这样的说法，”他的回答非常直接干脆，“调研、前期、拍摄，这样的分法完全没有意义。当我开始接触拍摄对象的时候，拍摄就已经开始了，电影制作就已经开始了。”
丝绸之路的缘分
IDFA选择《风中之城喀布尔》来开幕，除了影片质量外，幕后制作投资的高度国际化也很重要。阿富汗导演、中国制片人、荷兰剪辑师，德国和日本的资金，北京赤角负责国际发行也是中国公司在艺术电影国际销售中的一个大事件。国籍和文化的隔阂在这部影片的合作中仿佛消弭了。然而事情要靠人来做，制片人赵佳神奇的个人经历是促成这种大国际化合作的重要因素。
来自四川成都的赵佳从小喜欢画画，但在家庭影响下还是读了理工科，考进同济化学系，后又留学日本和荷兰，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荷兰的日企工作，一直做到欧洲总部的总监职位。生活稳定后，她又重拾小时候的爱好，工作之余在当地美院学习，还办了个人画展。这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经历，在制片工作中全都用上了。她流利的德语和日语帮助影片顺利拿下德国基金会和日本NHK电视台的投资，高管经历和项目管理经验跟制片人的日常工作完全吻合，美术功底则帮她深入理解电影艺术。多国学习工作的经历更是打开了眼界，提高了文化理解和包容力。
2014年，赵佳从跨国公司欧洲高管的职位上辞职，专心投入电影事业。一年后就有了第一个进入IDFA的项目。2016年，她担任制片的中国女性题材纪录片《落下花长满叶》进入IDFA荷兰竞赛单元，导演是一位荷兰女性。去年，中国导演王申拍摄华裔移民在希腊救助难民的《芳舟》进入同一单元，也是由她制作。今年的《风中之城喀布尔》获得首秀单元评委会奖，不仅为导演继续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帮她达到了制片生涯的新高度。
为了影片的拍摄，赵佳也去过阿富汗，对当地的情况有直接感受。三年的拍摄时间对有些纪录片人来说可能并不算长，但在喀布尔这样的高危地区，却总是让人提心吊胆。在不影响拍摄质量的情况下，她会控制导演去当地的次数和时长，把风险降到最低。“就算只谈电影制作，他也得回来把片子剪完啊！”赵佳打趣道。阿米尼则说，他在阿富汗的时候，赵佳经常打电话给他，叮嘱他注意安全，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过他还是去了人山人海的德玛赞广场，并且差点送命。艺术家都是不听话的孩子。
也正是阿米尼对电影不顾一切的热情感染了赵佳，对她放弃之前成功的事业投身电影起了很大作用。除了赵佳自己的木裔影视（Muyi Film）外，两人还共同创立了丝路影视沙龙（Silk Road Film Salon），公司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两人的背景和国际合作的意愿。对于赵佳来说，与阿米尼的合作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十年来她一步步从行业新人到IDFA上炙手可热的制片人。阿米尼则认为赵佳是最理解他的制片人，是他的“知己”。这十年，他与其他人合作拍摄了不少短片，今年更是受戛纳导演双周邀请，参加了合作项目。但最后还是回到丝路影视沙龙，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片。
赵佳在IDFA开幕式上说，《风中之城喀布尔》如此国际化的制作，有惊喜也有困难，合作的过程就是相互理解和求同存异的过程。艺术家和制作团队克服了他们间的差异，找到了对艺术理解的共性；也缩小了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差异，找到了人之间的共性。阿米尼拍摄阿富汗的作品总是聚焦哈扎拉人，我问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有违他们开放合作的精神。“我也想拍其他种族的故事，”他脸上有难掩的失望，“但是他们不让我拍，不砸我机器就不错了。”有时候，我们被邻人排斥，却在丝路的另一端找到了知己。
作者个人微信公号Postcoitum《风中之城喀布尔》观后感(四)：喀布尔，风中之城，这里最漂亮的彩旗在墓地飞扬
看完《喀布尔，风中之城》后，有几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中回放：小哥哥拉着小弟弟在喀布尔的街头买了袋白砂糖，袋子划破，糖撒在路上，路边找家店，借个袋子补一层，然后继续赶路； 几个工友围在一起，吃饭，稀松平常地聊着天，聊人肉炸弹炸死的人的数量，哪天哪天死了多少人；全城灰蒙蒙的天，与居民区相邻处，飘扬着全城最广阔绚烂的彩旗，那是墓地。
这部影片像是一幅冷色系的水粉肖像画，去跟着影片的镜头看，然后在脑中各自体会独属自己的回放画面。
书本在海南国际电影节期间的一个黄昏之前，约了《喀布尔，风中之城》的导演和制片人，聊聊一些镜头前后的故事。 喀布尔，风中之城，这里最漂亮的彩旗在墓地飞扬
策划：书本编辑部
英文采访、翻译：朱令仪 由来
书本：个人很喜欢阿富汗这个独特迷人却有些忧伤的国度。之前的印象是基于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长篇小说，和新闻里不断的战乱报道。胡塞尼曾说他的写作是为了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那么请问您拍片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阿巴扎尔·阿米尼：哈哈，很漂亮的抛砖引玉，这是个大问题。首先，确实，我跟卡勒德·胡赛尼先生有着相同的路径（旅居海外，心系阿富汗），这样的路径让我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机构，能以一种更加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来真正接近在阿富汗的普通的人们。 对我来说，在阿富汗最普通的民众才是我的中心目标。
他们被世界遗忘，在过去的20-30年间，我们已习惯于追踪更有爆点的热门话题了，像战争英雄，军事题材等等，但是我们忘了那些最普通的人们。我有一个很好很独特的机会，可以深入阿富汗当地，所以我想让世界看到阿富汗最日常的最本真的一面。
赵佳：我跟阿巴扎尔.阿米尼是13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邂逅，也是一种机缘巧合，他是我结识到的第一个阿富汗的人。12年到现在我跟他合作了很多的片子，从学生作品到现在。其实一开始对中东也不是特别了解，慢慢的开始起步，也是看了《追风筝的人》。
然后我2010年去了伊朗，11年去了第2次伊朗，12年去了阿富汗，增加了一些感性的认识。我对于阿巴扎尔的才华有兴趣，我觉得他的影视语言或者他想讲的这个东西是我所感受到的不管是日本的电影风格也好，中国的电影风格也好，所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诗意和忧伤。
本片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美学，他讲的以小见大的一些人间的小故事，在一些比较破碎的国家，当然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有复杂的地方。我不喜欢那种抨击式的有针对性的东西，所以他的小人小故事的打开方式是最开始吸引我的。
他的第一部短片是10年做成的，是18分钟的一个短片，讲的是阿富汗在伊朗的第2代，那个就很打动我，影片讲了主角们纠结于何去何从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并没有说什么是对什么不对。
彩旗墓地
书本：影片中，我们看到，有位父亲带着两个小儿子去到一个插满彩色旗帜的墓园，作为观众我们能隐隐感到这个墓园的不一般，请问这个墓园是实景实拍吗，这个地方在当地是否有着特殊的意义？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阿巴扎尔·阿米尼：是的，影片中的所有场景的都是实地真景纪实的。没有任何设计的地方。那些飘着彩旗的的墓地里安息着的都是烈士，他们都不是自然死亡，都是被无故杀害的。在阿富汗有很多这样的墓地，每次炸弹袭击或是人肉炸弹都会增加一个新的墓地。在阿富汗，喀布尔，被这样的墓地环绕。
每周都会有一到两个新的墓地加入这个数字。这种特别的墓地是从2016年7月23日开始的，上千人示威游行抗议腐败政府，我当时也在那。当时发生了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86人死亡，400人受伤。
这就是我选择这个墓地的原因，我在他们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我都认识，在那日早上我们还见过面。到了下午，他们就遇害了。这就是影片的开头，这也是喀布尔的现状，一直不断增长的无辜受害者在遇难。
书本：那当地人是怎么看待这样的地方的？父母都会像影片开头的父亲那样，不避讳的带孩子们去墓地，正视这些承载着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地方吗？
阿巴扎尔·阿米尼：父母们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墓地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墓地，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他们会带上全家，带上水和食物去祭祀瞻仰这些在战争中已故的人，这也是一种传统习俗。这些墓地都是随时对众人开放的，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书本：我们对影片的音乐都很喜欢，不管是主角们唱的当地各种歌曲小调，还是最后在彩旗墓地，男主角公交车司机用阿富汗传统乐器冬不拉（Dombra哈萨克族的弹拨乐器）弹唱的歌曲，请问一下这些动人音乐的背后故事？
阿巴扎尔·阿米尼：影片的最后一曲，男主角公交车司机在墓地用冬不拉弹奏歌曲的情形，其实在真实情况中是很罕见的，因为墓地是神圣，理应祈祷的地方。
通常音乐和祈祷在阿富汗是不会一起出现的，但是最后一曲，男主角弹奏冬不拉是因为冬不拉是个部落象征，所象征的部落，就在墓地处被残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墓地弹奏冬不拉。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遇害者是因为相信冬不拉这个信仰的而死的。
他所唱的歌是近代历史中略忧伤的耳熟能详的曲调，任何阿富汗人会立马从他的歌声中读出含义，也许对国外观众会难辨识一些。男主角所弹奏的歌是来自1960-70年代，阿富汗还是和平年代的时候，那时阿富汗出了好多歌曲，他只记得那时的歌曲，他从不唱现如今的歌，因为如今没有歌可唱。
风中之城的人
书本：能跟我谈下如何结识影片的主角巴士司机的吗？你是为何决定影片以他为主角的？
阿巴扎尔·阿米尼：在这开拍影片之前我已经坐了很久一段时间的巴士，没有特定目的地的坐着喀布尔的所有巴士。因为在巴士里我可以捕捉到一些乘客非常生动的日常故事。
书本：您之前说过，是有整整三个月都坐着巴士对吗？
阿巴扎尔·阿米尼：是的，那会给我一个真实的社会影像。你会知道人们是怎么真实生活的，那样之后，我几乎认识了所有喀布尔的巴士司机。我开始用智能手机拍摄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看到有人拍摄他们，就会像八十年代的好莱坞演员一样表演。
巴士老板是个好人。他的心是好的，但是他身上也有人性的复杂。他身上有神秘和阴暗的一面。他也有非常明快，爱唱歌积极的一面，非常有趣值得探索。这是要一个简单而普通的对象，我喜欢探索的对象，我觉得以一种电影制作的方式探讨平凡普通的人们比探讨英雄，名人，超人等等更有挑战，对我来说，我觉得呈现平凡普通的人们更有趣。
书本：一个细节问题，我注意到影片中有两次对独特的吸烟方式的特写，一次是4人围坐一个自制的吸烟装置，一次是巴士司机自己用双手捂住烟雾吸烟，这些方式在阿富汗是司空见惯的吗，还是是因为战乱或者个人喜好独有的方式？
阿巴扎尔·阿米尼：哈哈，好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像巴士老板（男主）那么用心抽烟的，他抽烟有他自己很特殊的方式，他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他喜欢在抽烟和唱歌上用很多小技法，他是个有趣的人，一个天生的演员。
书本：在影片中两个主角家庭在当地代表性多大？现在的的阿富汗整体民众对战乱的态度是如何的？
阿巴扎尔·阿米尼：他们代表着目前大部分的普通阿富汗普通民众，我没有意图特别选取一些什么。也许是见他们的第一面，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故事，他们甚至不用开口说话，你就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这个地域的地理风貌，历史痕迹和当下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他们这样的脸庞让我在第一时间选择了他们。还有他们的眼睛，他们眼神诉说的情感，吸引着我。不管最终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应该是关于人们的情感。如果你抓住了这种情感，就从眼睛开始，抓住了，然后一切就对了，如果你没有抓住，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影片，就不对了。就是这么简单。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面部表情表达方式。
书本：是的，我们从您的影片中感觉到了，巴士老板有双很动人的眼睛。您的这部片子主要是男性视角（男司机，爸爸，小男孩）呈现的故事，有没有想过从女性的视角来呈现？
阿巴扎尔·阿米尼：关键问题是，作为一个男性纪录片导演很难接近女性，特别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家的文化让这一点很难实行。她们会觉得不舒服。尽管我很喜欢巴士老板的太太和她的孩子们，她是一个很棒的女性，对人友好性格又坚强，但是她不喜欢被拍摄，不管我如何劝说都没用。
所以我得尊重她们的想法，不过我的下一部电影作品会是一部剧情片，里面将会有很多个女性角色，我会在影片中探讨母亲和孩子这样的角色。因为是剧情片，所以我可以更多的自由发挥编导这些角色。
赵佳：阿富汗是一个不安全的国家。他是一个战后的国家，大家对于你的信赖程度，都会是从0或者是从负数开始，你要建立，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挑战。这个可能也是导演的才华点所在，他能够以他自己的某一种待人处事的方式，让这些影片中的角色们成为他故事里边的人物，你觉得好像是个剧情片，但真的就是纪录片没有任何摆拍的成分。
在他离开阿富汗很多年之后，要建立这种信赖关系，跟那些公交车司机都混熟，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还有那些小朋友怎么去让他讲他的梦，这些在一个人民没有安全感的战乱国家，很难。
书本：在战乱局势形成的生死观是否会与相对和平局势下的民众观念不同？
阿巴扎尔·阿米尼：我认为不管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人们都不会对死亡感到麻木的，他们会跟我们一样惧怕死亡。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会让他们变成真正的斗士。阿富汗人是真正的斗士。
他们倍加努力的劳作与生活抗争，不管时局多艰险，他们努力奋斗，试着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想让他们的孩子，家人，邻里街坊都过上更安乐一些的生活，但是很不幸，时局依然作祟，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依然怀揣着希望。 来自1950年代的小林正树的启发
书本：昨天电影映后您有提到很喜欢日本1950年代的导演小林正树，引用了他的一句话：人们总是忙着战斗忘了生活。导演是否能谈下为何对这个时期的作品有特殊偏爱？能否谈下对导演影响比较深的影人和作品？
小林正树（1916-02-14—1996-10-4，出生于日本北海道小樽市，日本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
阿巴扎尔·阿米尼：不仅是小林正树，还有其他的一些50年代的日本影人都对我影响很深。因为我觉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阿富汗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他们已经从零开始了，而我们还从没开始，我们一直在零的状态。不管我们如何想要尝试开始，我们都会被摧毁归零。
但是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子，大多数五十年代的日本影人开始更深的自省，他们不会把问题归结于外因，他们会在自己身上深度挖掘，他们开始自我批判。
（小林正树电影《切腹》海报）
他们会自问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只是发生如此的境地。小林正树就是他们中的之一。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他被迫上了战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样能自然的使他能得到一个高级别的军衔，但是他拒绝了，他一直做着做着一名普通的战士，因为他说，他不相信这套军队的官衔排名系统。所有的问题都处于这套军队的官衔系统。
所以，在他的影片中他以一种动人的方式重新构建了新的世界，这非常珍贵。他把生和死，战争与和平，做出了对比，有一个很伟大的作品叫《人间的条件》（又名：《何以为人》），这是一部全长有12小时的电影，影片有3个章节，事实上影片就是源于他自己在战争的体验，他在影片中试着告诉我们，不要忽略关注生命本身。
（小林正树电影《人间的条件》海报）
40秒凝视镜头后的黯淡无光
书本：我们发现影片的风格是相对于日常柔和的，请问您是选择影片的色泽基调和素材的考量有哪些？
阿巴扎尔·阿米尼：是的，本片色泽确实是选择了相对低饱和度的色泽，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不想呈现一个观光客眼中的的阿富汗。阿富汗是一个多彩的国家，但是这只是表面。当你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几日观光时，你会大呼阿富汗真是一个多彩的国度。
但是如果你在阿富汗久驻，如果你近距离观察在阿富汗生活的人们，你会忘却色彩，因为阿富汗真正的色彩是黯淡无光的，一个饱受40年战乱的国度，是无法有五彩心情的。 这是一个层面，同理，这里生活的人们的灵魂也是一样的状态。我让很多人望向我的镜头，不要发问交谈，只是静静的凝望一分半钟。他们一开始会微笑，看似快乐，他们习惯了给予微笑，但是一分半钟的时间可不短，30秒后，笑容会消失，40秒后，真实的表情会出现，1分钟后你就能在他们的眼中感觉到对战争的恐惧和战争留下的阴影。
这就是我选择影片这个独具特色的色泽基调的原因，我把第一层色彩抹去了，让你直接看见角色的实质，这座城市现实状态下的实质，就是黯淡无光。 来自不同国家的导演和制片人
邂逅在阿姆斯特丹，一晃合作数十年 书本：你们二位，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人，这样跨越国界的组合是怎样有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合作的？本片的制片过程中有困难吗？
赵佳：影片第一次亮相是在18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纪录片，在阿姆斯特丹有30年历史，是去年的开幕片。我们两个亚洲人站在大概有2000个人的面前，推出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觉得很自豪的。在一个欧洲的殿堂之中，两个亚洲人一起来合作做成了一个故事。
虽然融资没有大的融资度，但是真的是中日韩的钱，荷兰的钱，德国的钱，还有欧盟的钱，该有的都有了，可能下一步希望把片子做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亚洲早就崛起了，亚洲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艺术表现，特有的美学和讲故事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是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影片的东方美学的部分，是最开始打动我的部分，还有导演的做人和和讲故事的方式，让我愿意和他合作，一直合作到今天，13年。我也很看中影片故事里边的广泛共性，某种共情点，刚好就一拍即合。 在资金上面，我觉得它的难点在于，首先影片是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所以认识他的人不多。还有一个，欧洲市场仿佛都已经有些厌倦了这种题材，我们去欧洲的创投平台路演，是韩国日本的钱进来了以后才有欧洲的钱进入的。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觉得阿富汗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了嘛，其实有一种无形中的偏见。
还有一些电视系统觉得好像没故事嘛，谁也没有丧命，也没有流血，他们会有一种偏见或者说特定的期待值，这个是我特别不认同的，我觉得那（爆炸，流血之类有爆点情景）不是真实的一种东西。所以你要维护这真实的东西，肯定不能弯，必须要走很长的路，一直不丢开，你要是放弃自己了，那就没戏了！ 书本：作为华人制片人，您为何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影片来担任制片？
赵佳：我是觉得阿富汗其实是一个带符号的国家，很多人说到阿富汗就会首先想到的是战乱。但是其实我去了以后，跟他（导演阿米尼）合作以后，首先我想到的是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要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个东西产生一种义务感，或者是一种责任感，首先要感受它。
这是我希望参与做这个片子的初衷。不是因为一个中东或者别的敏感题材的原因让我参与了这部影片。更多的是跟人的一个缘分，我觉得我希望是做人的故事，正好跟阿米尼是多年的合作，我也喜欢他的风格，所以就正好是关于阿富汗的故事。
巴米扬大佛，是导演的故乡，也是被塔利班摧毁的大佛。我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是有佛的足迹的，它本身就是丝路（丝绸之路）的一个点。而且大佛就在佛教的西行的这么一条线上，所以我去了以后感觉上它就是一个亚洲的文化氛围。
比欧洲对我来讲会觉得更是亲近，那儿的人见了我也会觉得很亲近，跟我长得差不多。我作为一个亚洲作者和制片人来讲，我希望讲跟我们有关系的故事。
（直升机从巴米扬大佛门前飞过）
当然我跟导演的这场邂逅也是主要原因，两个东方人，在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见了以后，走到一起，十几年都是朋友，是和合作伙伴，有很多信任。我和导演在文化上面有不同，也有共情点，在艺术的创作诉求上面，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事做成了。
作为我来说，就觉得华人为什么不参与这样的项目呢。虽然我已经移居欧洲多年了，但是有些有梦想或者是有激情，就觉得华人应该多参与这样子的这种制作，就是关于人间的小故事。
更何况阿富汗也算是我们的邻国，你一直往西出国界就是阿富汗了。大概是这么一些比较简单的情节和想法让我决定担任此片的制片。
采访：朱令仪，东SIR
现场拍摄：七木三 翻译编辑：朱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