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经济学读后感摘抄
《石器时代经济学》是一本由[美]马歇尔·萨林斯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32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石器时代经济学》精选点评：
●前两章好看，可是第三章开始我就看不懂了……
●能把一本学术著作翻译得像个文学作品，值得给五星。
●给人以非常多的启发。
●一本归源的探讨
●萨林斯的理论水平太烂了，而且写这本书时大概正沉湎于社会主义革命热情之中，不过他提出来讨论的几个问题和整理的一些事实还是挺有价值
●加深了对一个词的印象：＂实在论＂
●人类学是不是走到哪都绕不过莫斯和他的《礼物》啊。
●看了一半，才对封底的那段话有点意会。
●3.5
●太过理论化了。
《石器时代经济学》读后感(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有志向为“人类学的经济学”正名的萨林斯~
与主流的“形式论”思路不同，人类学家萨林斯拒绝同意实质论已然宣告死亡。他动摇了稀缺性这个经济的公理，认为我们正在用资产阶级的欲望来审判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稀缺性是由目标与实现能力之间的差距造成的——显然，我们正在用经济理性解释着文化非理性。原初社会所谓的贫穷实际上是被“塑造”的非真实，他们满足于凯恩斯所提出的need和want中的前者——满足基本需要的生存经济，而非后者——去保存财富的剩余经济。而后者正是现代丰裕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所欲求而不得的。原初丰裕社会的文化并不赋予经济理性而是赋予闲暇、修歇以意义，标榜着“文明”进步的当代人，其实是用着理性的标尺为他们下判书。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些联想。
在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斗中，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和经济主义宣布了文化只是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地位，而经济以及其背后的理性才是人类生活的核心。而萨林斯则以某些看似违背经济理性具体例子表明，文化背景本应该是各种经济结果的原因，而非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的疑问是，看似是对经济/物质与文化之间地位的争论，但实际上，二者的冲突可能并非在此？或许可以将其解释为偏向实质论的价值理性与偏向形式论的工具理性的对立？理性可以计算最显要的经济，亦能计算文化上的得失。尽管实际上二者可能在实践中并不绝对冲突或者穷尽所有理性种类。
再之，马克思韦伯中指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二者的选择性亲和关系，这种偶然的现象促成了理性化的发展。那么，原始和现代丰裕社会的转折点从何而来呢，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人们“文明”转变的契机、过渡点在哪里？
最后，理性的扩张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萨林斯所谈的原始丰裕社会似乎没有如此困境，人们闲暇自在，工作时间远低于忙碌的现代人。人的异化、阶级、剥削，一系列词语一涌而上，想起了在遥远所在寻找理性社会的孔子和柏拉图，也想起了主张历史进步说的、代代饱含激情的人们。（去当辩论赛工具人了，来不及收尾了，就这样吧orz
《石器时代经济学》读后感(二)：读书会发言整理
整理了一下自己在今天读书会上的发言，发在这里，《石器时代经济学》第一章上上周已经讨论过了，就没有包含进来。
我觉得这本书的各篇文章主要想解决的是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遵循什么法则？”的问题。主要的论战对象是经济人类学的形式主义。而主要借助的理论基础我觉得是恰亚诺夫关于小农家户经济的论述。恰亚诺夫在研究俄罗斯小农经济的时候，认为农户的贫富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生命周期，在劳动力多，而消费者较少的时期会比较富裕，而反之则较为贫困，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所以他反对大农庄化的集体经营。这个观点我们在费孝通、黄宗智和James Scott的书中都可以找到回应。一般认为他的研究确实反映了小农经济的特性，但是只局限在家户内部，忽略了政治和其他家户外影响因素，所以不全面。
萨林斯的第二章提出家户生产模式的低度生产结构，就是与恰亚诺夫假设相符的：家庭劳动力越多，劳动强度越小，因为社群有一个平均生产强度，超过这个强度不但惹人注目，而且并不划算，在靠亲戚关系团结的社区里面，当无产者往往更实惠，因为可以得到强者的周济。所以生产力往往达不到潜能，为的是维护社区安全和稳定。
但是也有一种“高度生产模式”，正如第三章论述，一些家户为了获取政治领导权，用慷慨来换取威望，这时候家户的劳动生产强度反而会随着劳动力增多而加大。因为他们有了更高的目标。但是这种地位的攀升是有限度的，最多只能达到克钦人的贡萨那种级别，政治影响力最终还是受亲戚关系的制约。这也就是萨林斯的经济学讨论仅限于石器时代和原始社会，未提及文明社会和乡民的道理。我想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只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下，地方精英总是有动力去提高生产率的，因为可以通过仕途谋求整个家庭的地位上升，这就是家族之外的政治影响在起作用了。
《礼物之灵》一章辨析了“hau”的本义，是“增多”，同时兼具精神和物质性，很有启发。但是我觉得虽然他否定了莫斯的考证，但是肯定了莫斯的观点，最后的结论依然是莫斯式的。最后的一章考察了原始社会的交换价值，提出其并不追求一时一地的平等，而更注意保持长时间的贸易伙伴关系，为此甚至不惜接受一些不需要的商品，但是综合长时间来看，其实产品之间交换价值依然是等价而稳定的。我觉得对原始社会经济活动这种特性的总结，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其实我觉得，萨林斯虽然在说原始经济带有着社会和政治的目的，是一种全面赠与，所以并不同于市场经济，同时强调原始经济的特殊性，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在论证原始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毋宁说，他的意图是论证市场经济其实也遵循跟原始经济一样的法则，这从他后来对西方文化理性的研究和对西方神学-科学传统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正如Harold K. Schneider在一篇书评中所言，萨林斯的视角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补充了费孝通、黄宗智和James Scott的论述，为乡民社会更原始的一极，无文字社会的经济运行作了很好的理论总结，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以外的各种经济形态。这样我们在田野中看当下农村经济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更宽的眼界和更深的理论视角，其中的很多观点可以直接用来解释田野现象。
讨论中谈及翻译中的一些问题：224页的generalized reciprocity似乎应该是“一般化互惠”，247页的部落名应为 “纳马”，251页的dobuan应为“多布人”或“多布的”。
《石器时代经济学》读后感(三)：石器时代没有经济学
第一个问题是原始人是否生活艰辛？结论是不艰辛。
常见的错误想法是：要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想象原始人没有工具，没有生活电器，粮食收获很少，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很惨。Lowie就认为狩猎者比农民更苦。而实际上，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封建农业社会后很长时间里，底层农民摄入的食物更少营养，劳动强度远超原始人，活得比较悲惨。
而很多研究显示，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平均每天工作2-4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在娱乐或游手好闲。但是，也不至于说原始社会是富足的社会，会引起误解，只能说原始社会是很容易就满足生存需求的社会。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不勤奋工作，刻苦学习？
因为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他们生活在草野山林之中，吃饱喝足就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多打猎物或收集粮食，存储、运输都成问题，不如现吃现打。假如湖里很多鱼，草地上很多动物，林里很多果树，整个部落都吃不完，何必又去鱼塘养鱼、驯化养家畜、种田和果园呢？所以驯化动物和庄稼，最初很可能是一半出于兴趣。
必须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时候这些部落难以维持一种稳定的食物供应状态。有时候遭遇连续几天暴风雨，或者遭遇饥荒，可能有几天要挨饿。问题在于，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现在人从well-being，从心理的幸福出发来看待这些事情，感到就有存储的必要。这是一种代入错误。
所谓underproduction的问题，人口没有达到临界的问题，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问题，这是一个旁观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些原初部落产生的想法。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不是一个经济开发的机器。也就是说，人类的存在是一种个体利通过群体实现益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在原始的社会状态下，资源不可能最大限度的利用。
在转入不以亲戚家族为单元，而以家庭为经济单元之后（此时似乎进入了封建农业阶段），经济状况也开始分化，勤劳的家庭收入逐渐超过懒散的家庭，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的人开始在群体中展露头角，而从亲属群体分化之时就已经开始逐渐形成等级结构，粮食、财物积累开始出现价值。自然分化的结果之一是，村庄之间的贫富相差不多，但村庄内部家庭之间贫富差距就非常大（P79）。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准确地应该说，在村庄内部的家庭units之间，贫富差距很大。两个相邻村庄环境、构成类似，差别一般不大。个体之间的差别，在于劳动力数量、劳动技能、其他能力、运气，都是相关因素。
谈到“人与工具”的关系，说原始时代，工具是人的附属，但是在机器时代，人成了机器的附属或奴隶（P93）。我以为在此处凡勃伦犯了错。首先，他混淆了“人”的含义。在机器时代，谁成了机器的奴隶？马云？马化腾？大大？这些人怎么可能是机器的奴隶，他们是机器的主人，工人、打工者才是机器的奴隶。其次，人本身的存在，并非是以“道德”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追求自身的“自在自为”，不是为了well-being存在的，而是sr的means，人自身不是目的。康德提出以人为目的，这不是自然的目的或自然的结果，而是人必须自己提出并努力实现的结果。也就是说，善，是一个人为的目标，不是自然会形成的。这样，群体在一起就构成一种利益的博弈，在此之下，就不存在一个“人类”。其三，原始社会并非就是一种共产主义，采取一种相对共产的形式，只是出于当时的环境需求，而不是人为了文明、为了每个人的well-being所主动实现的一种行为，所以共产只是一种假象。所有觉得原始社会好的人，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的共产状态，要求一种高度的自觉，抑制自己的生物性，通过理性来实现文明的行为。在一般意义上，各种社会、文化体制，不过是一种机制，通过对个体的抑制，实现一种稳定态。所以当科技发展促使资源发生变化，促使个体的获取信息度、子群体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大规模群体出现新的组织结构。
从tribal的状态，到农业状态，再到工业状态，家庭经济之间的差异，酋长的政治资源方式，资本家的公司组织形式，交换的亲属关系反比现象，饥荒引发的分享行为和自私行为，亲属分享的照顾和冷淡行为，都是涉及算法。
夏威夷型结构，爱斯基摩型结构，斐济的tiko vakaveiweikani的方式，本巴人不给亲戚吃东西，这些都是我所谓风车转向机制导致的surface structure的不同，但是功能都是类似的，可能有时候是环境的资源丰富程度造成了差异。
毛利人的鼓励慷慨大方好客和提醒人们东西还是留给自己好的矛盾，前者是一种提供社会整合的机制，后者是抑制占别人便宜行为的机制。
《石器时代经济学》读后感(四)：辉格：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2010年12月1日）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394.html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自己的经济学，而放弃早先人类学家将经济学引入人类学分析的努力。
萨林斯列举了许多经验证据来支持其说法，归结起来有下面几条：
A1）狩猎/采集者的营养水平通常高于农耕者，即便按现代标准也不算低；
A2）狩猎/采集者日常用到多数生活资料都非常充裕，有些简直取之不竭，而他们也很少为缺少这些东西而发愁；
A3）狩猎/采集者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劳作时间低于农耕和工业社会，他们有大量闲暇，这表现在他们普遍都很懒散，难以适应现代工业岗位；
A4）在一些细致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建立了用于估算在特定狩猎/采集/游耕方式下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水平，而统计表明，绝大多数原始社会的人口都远低于这些模型所推测的人口极限。
然而，这些论据与稀缺性和马尔萨斯理论之间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基于它们而提出的质疑是出于对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和马尔萨斯均衡的时间尺度缺乏理解，实际上，从马尔萨斯理论出发，这些情况恰在预期之中；恰好，多年来我始终习惯于从马尔萨斯角度看问题，所以上述四点在我看来完全不构成挑战，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回答。
1）瓶颈资源
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是生存资源匮乏，但在马尔萨斯均衡下，未必所有生存资源都是匮乏的，理论上，只要一种必需资源匮乏了，人口便受到抑制，而此时，其他资源完全可能是充裕的；究竟哪一种资源成为瓶颈，取决于群体所处的生态位、他们的取食模式和生产技术；有些条件下，卡路里成为瓶颈，另一些条件下，蛋白质或维生素成为瓶颈。
在商品流通高度发达的大社会中，处于不同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也叫生态龛、小生境）的各群体之间通过交换调剂丰缺，或许可导致大部分资源的供给都接近于瓶颈，但即便如此，某些低流动性商品在原产地仍可能非常充裕；而对狩猎/采集社会，市场交换只起着很次要的作用，因而人口完全可能被个别瓶颈资源所抑制。
在某些条件下，构成人口瓶颈的，未必是生存资料，也可能是以我们人类为食的捕食者——病菌，这是对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修正，在《多彩的瓶腹》一文中，我详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2）生态位与边际产出
对于常见于狩猎/采集生活的悠闲懒散，常见的直观解释是，反正再勤快也没活可干，而准确的说法是：某些条件下，边际产出递减的很快，以至于在均衡点上，尽管已投入的劳动很少，但即便投入再多的劳动，增加的产出也不可能养活额外的人口了；因而，闲散懒惰并不能证明一个群体未遭受资源瓶颈对人口的抑制。
想象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在靠近北极的某个荒远之地，是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某种鱼类每年洄游到此产卵，当地居民只须在洄游季节捕捞两天，便足够维持一整年的食物供应，而附近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此时，该群体的人口水平，便由洄游鱼群规模决定，在均衡点上，人均年劳动投入只有两天，任何追加投入（在进化上）都毫无意义。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态位中长期生存的群体，其文化必定是不鼓励勤劳的，但萨林斯似乎把因果关系颠倒了过来，他将文化视为闲散懒惰的原因，他的话听起来就像——狩猎/采集者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而没有看到这只是特定生态位下的边际产出曲线所导致的结果。
在农耕社会，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同生态位下的文化差异，在黑龙江一年只能产一季作物，在零下40度的漫长冬天，你无论如何勤奋也种不出更多的粮食让你多养活一个孩子，而在华南常能产三到四季，两地农民的勤劳程度也因此而有显著差异。
在取食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唯有市场化分工和交换可以突破生态位局限，比如，黑龙江农民可以在农闲时在家缝制兽皮衣服，用来从别处换取食物，对于那个把粮食卖给他们的群体来说，或许保暖衣服恰好是瓶颈资源，而食物却很充裕，这样，通过交换，两个群体的瓶颈都得到放松，人口都将增加。
不难看出，这样的分工与交换未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它确实提高了交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时，它就带来了经济史家所称的“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但斯密型增长只是一种幸运，它在理论上不是必须的，理论上，分工与交换必定导致的，是在边际产出曲线右侧拉出较为平缓的一段，从而使得追加的劳动投入有可能获得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但这段曲线完全可能且通常仍是向下的，经济史家将由此带来的增长叫做“马尔萨斯型增长”（Malthusian growth）。
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马尔萨斯型增长，是发生于明清两代的江南-湖广大分工，在此之前，江南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已达到马尔萨斯极限，再追加劳动已毫无意义，但在湖广，还有许多土地有待开垦或还有精耕细作的潜力，于是（注：这一过程的启动，也得益于政府漕粮征收政策的压力），江南农民开始部分改种经济作物，而从湖广进口粮食。（更多分析参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这是因为，蚕桑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劳动附加在上面卖出去，用黑话说就是，在劳动/边际产出曲线上建立一段下降不那么快的区间；但是，投入于丝绸/棉花纺织的额外劳动的产出率，是低于原先已经投入于稻米的产出率的，因而，大分工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但由于追加投入了大量劳动，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加了，从而供养了更多人口，这种形式的增长，也被有些经济史家称为“内卷化”。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要获得斯密型增长，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必须发生的足够频繁，不断改变边际产出曲线，使得由此而被放松的人口瓶颈来不及被人口增长迅速再次绷紧；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一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即便在当代，恐怕也只有少数社会满足了该条件。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减少，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恰是马尔萨斯理论所预见的结果，而不是反对它的证据。
3）抑制机制与时序瓶颈
当我们解读马尔萨斯“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这句话时，需要意识到他所暗示的时间尺度，即，他并未担保，无论将时间尺度拉近到多小的单位，任意时刻人口水平总是处于极限附近——要达到任意尺度的吻合，要么资源条件是恒定不变的，要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无限快的，而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能成立。
首先，任何群体所处的生态位，其资源条件都不是恒定的，食物的可获得数量在不断变动，尤其对于狩猎/采集这种生计模式，瓶颈资源的产出限制波动幅度常常很大；从动植物驯化/土地改良/施肥/灌溉/水利/病虫害控制/化肥/农药，技术进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各种环境不确定性施加日益强化和精密的控制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环境条件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始终存在。
因而，在长期，对人口数量构成瓶颈的，将是波谷也即荒年的产出水平，尽管在持续的常年和丰年中人口会超出瓶颈水平，但只要持续时间不足以令人口增长至可耗尽常/丰年产出的水平，作为偶然介入的观察者，我们便有很大的概率观察到一个处于丰裕状态的社会，这显然不能作为该群体未遭受人口压力的证据。
其次，人口增殖是需要时间的，而马尔萨斯所列举的那些抑制机制（或我们能想象的其他机制），并非都是温和而灵敏的微调机制，相反，它们多半是暴烈的，瘟疫、饥荒、战争，常能在短短几年/几十年内消灭1/3甚至一半以上的人口，而即便按2%的极限增长率（相当于35年翻一番），也需要30年左右才能将人口恢复到灾难前水平。
这样，一个马尔萨斯周期的时间跨度就可能上百年，因而检验马尔萨斯模型的恰当方法，是以10年为刻度，在连续几百上千年的跨度上，寻找多个马尔萨斯周期，然后看看这些周期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共同特征。
然而，对狩猎/采集/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只能提供当时和前几年的数据，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正在从上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群体的情况；萨林斯列举的数字似乎正是如此，比如，被深入研究过的巴布亚游耕者钦布人，各部落实际人口与理论极限人口的比值，十分随机的分布于从0.22到0.97之间，这完全在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期范围之内。
4）发展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一再指出，尽管技术会进步，经济会增长，但从长期看，处于生存极限附近的那部分底层人口的生活水平，注定永远不会提高；而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仅不会提高，还会下降，表现在：一方面，闲暇更少，劳动更艰辛，而单位劳动的产出却日益减少，而同时，由于各种资源之丰缺经由分工和交易不断被拉平，所有资源的数量都向瓶颈靠拢，结果，底层人口陷入了所有资源都稀缺的状态，相反，当只有个别瓶颈资源时，非瓶颈资源都是充裕的，因而他们变得更贫困了。
这一理论推断，与萨林斯所描绘的现实情景完全吻合。
尽管在我看来，萨林斯对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质疑并不成立，但这一质疑是十分有益的，如上所见，他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将马尔萨斯模型推向精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