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荒原》读后感100字

　　《历史的荒原》是一本由黄奇逸著作，巴蜀书社出版的986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2008-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的荒原》精选点评：

　　●有新意，可读。作者情绪有些激动，有那种惊天大发现急于说出的感觉，行文有些啰嗦

　　●奇人，奇论；逸人，逸说

　　●黄老师毕生心血创建的上古史体系，一定要读。

　　●速读完成了。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可惜这种对抗主流解释系统的作品，注定不会被重视吧，我又要大哭十场了……

　　●内容广综，唯识者能听其中奥妙。

　　●深深折服！四個字“體大思精”！

　　●如果脑洞有颜色。

　　●拒绝逃遁的无奈心理，我们现充的人一贯炮口齐发。。

　　●极有创见，虽非处处赞同，仍受益匪浅

　　●作者很有想象力，对上古史绘出别样的瑰丽图景。其中很多都给我启发，但也有近半的观点颇为牵强，不必举例，览书自知。另外，著作时文气不够平正，看来颇有郁气。

　　《历史的荒原》读后感(一)：献诗——给黄奇逸老师

　　案：偶然翻旧稿，读到十年前一点文字，包括这首诗，以及当年12月13日的记叙：“明天下午要考黄奇逸老师的《论语选讲》，两周前的那个周一下午，黄老师在下课铃声起时，认真的说：“这堂课就上到这里，我这一生的课也就上到这里。下课。”教室里寥寥可数的弟子们一起鼓掌，向这位可爱又可敬的先生致意。下午大家还在商量要准备礼物跟鲜花在明天课上送给黄老师，算我们这些不太成才的学生的一点心意。等到我积淀更厚实的时候，定要认真读一读黄老师的《洪荒孤棹》。”

　　那次考试后，黄老师约我去望江楼评卷喝茶，后来还带我吃了顿地道成都菜，印象最深的是一道咸烧白，老师说他喜欢。他还谈及学校家庭里一些旧事，我当时懵懂，不过听听而已。大四那年冬天，我与小谢还一起去拜访过黄老师，在C大东门，老师赠我一本《茶边栖心录》，题词：“XX先生指教”，我惊呼不敢！老师认真说，你以后迟早要成为“先生”，我惴惴不安地捧过书。后来不学无术辜负师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敢再联系老师的原因之一。

　　我到北京后，确实买过一套《洪荒孤棹》，一直静不下心来读，转送谢博士了。相信他能读懂。黄老师七十岁了，不知他现在过得怎样，如有机会回成都，真想再跟老先生一起吃顿饭。

　　2019年12月5日

　　献诗 ——给黄奇逸老师

　　1.

　　课何曾下了？ 我从未听到下课的木铎 先生手执卷册 仍在杏坛站着

　　2.

　　孤棹为凭 溯时光的河流 驶向上古 寒星点点 点不亮的是风波声里潜藏的寂寞 那历史的荒原上 一位虔敬的巫儒端坐 在暗不见星月的夜里 他伏身甲骨 祝祷、卜筮、检索 辨寻天道、神明 蒹葭苍苍 先民的挽歌 响彻华夏 说破了东方的秘密 晨光熹微 词语的河流解冻了 从文化的黑洞里汩汩涌出的 是横平竖直，是点折撇捺 是诗言志、文以载道，是仓颉心里的一团火 烧遍九州的黄土 陶铸成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 郁郁乎文哉！

　　3.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士志于道， 颠沛必于是； 仁者安仁—— 富贵于我如浮云也。 圣人之教 恰也是 夫子自道 先生不孤 德必有邻

　　4.

　　先生之行 少者怀之

　　2009/12/14 凌晨一点三十分改定

　　《历史的荒原》读后感(二)：离开故国神明的悲恸

　　黄老关于上古文化的学术论述《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洋洋百万余言，增订后仅上卷“鸿荒孤棹”就六十五万字，近千个页码。对中外古文字的源流、先秦诸子、十三经、上古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流变以及儒、道的实质，中国与古印度、巴比伦在语言文字、文化、宗教上的关系做了重新认识。

　　在这本上古文化史学著作中，论述多引先秦诸经典，初看极熟悉，再细看黄老的分析论证角度，则多新意。离开大学后所学专业荒疏很多，学术论文和著述也不再接触，突然拿到这样一本“大部头”竟一时跟不上思维，啃起来颇费力。

　　作者从上古文字讲起，兼论“六书”，谈商周文化，考据《春秋经》《三传》《国语》的成书过程，提出《诗经》的祭祀挽歌性质以及屈原的巫覡身份和《楚辞》《九歌》《天问》的新阐释，《易经》《尚书》以及先秦诸子著作的探究，清代及古史辨派学者的历史过失，上古社会的文化、宗教与社会结构，上下两卷，洋洋洒洒百万余言。

　　这本书中最引起我关注的是黄老关于屈原巫覡身份的推断，以及对他部分作品的重新阐释。作者认为屈原生活的东周战国时代，在礼崩乐坏、分封割据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很多的纵横之士，由于周朝的倾覆，即使在贵胄士大夫眼中，离开君王并不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古人对离去自己的君王，却弃如敝屣，典籍中反叛君王的事多如牛毛。这有什么痛苦呢？尤其是屈原时代的纵横之士，更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屈原既然不是因为被楚王放逐而悲愤成诗人，那么如此悲恸的《离骚》又是为谁而写？

　　随着作者一步步的考证，我们得以看到屈原的另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身份——楚国的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按照现代人的解释，是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专管宗庙祭祀之事，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作者还进行了更为周密详尽的考证，认为三闾大夫这一官职是终身世袭的，《离骚》中自述佩戴众多香草也不仅仅是“志洁行芳”的标志，而是古代巫覡在进行法事时的一种需要。在巫史不分的上古时代，尤其是直到近现代之前还巫风盛行的楚地，巫覡是一种沟通神明与人类的特殊身份，且在史料记载中，屈原故乡屈地之巫覡在楚国也是很有名的，作者考证如下：《左传•成二年》：“王（楚王）问诸屈巫。”杜注：“屈巫，巫臣。”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巫臣屈氏也。”在屈原的家乡，有巫山、巫水、巫峡、巫溪。所有的论证都指向屈原在左徒的官职被罢免之后，还有一个世袭的巫覡身份存在。作者在考证完屈原的身份后又进一步推断在被楚王放逐，被迫离开楚地之时，屈原所作悲恸感怀的屈赋，并不是为楚王而作，更不是为表明对君主的忠心，而是作为能令调鬼神，与神明交流的巫师在被迫离开故国的神明时内心的不舍和悲恸。在《楚辞》中屈原极力堆砌的幻象和忽东忽西的游历地点其实是在一种通灵的状态下灵魂的神游，当肉身不得不离开故土时，精神仍然可以在故土神游，但当一个巫覡不能再令调召唤昔日楚地的神明时，当他与神明约定好通灵神游的时间地点却迟迟召唤不到神明时，他悲恸地写下了“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诗•大雅•常武》：“骚，动也。”那么“离骚”就可以解释为“离别故国神明时心中的骚动不安“。

　　《历史的荒原》读后感(三)：黄奇逸《自我介绍》及《历史的荒原》目录

　　http://www.guoxue.com/ws/html/zuixinfabu/20040408/863.html

　　来源：往复论坛

　　作者：黄奇逸

　　发布时间：2004-04-08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有“老九”之称，这种划分据说来自元朝：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民，六商，七丐，八妓，九儒，十盗。其实，“老九”这样的称呼早就已经过时了，因为知识分子的地位早已不如盗贼。我们现在的盗，已经非同小可，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几百万还算不上大盗；即便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如小偷之类，弄个百、千、万元的，也毫不费力，简直如烹小鲜一般容易。凡此种种都说明，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么同样地，儒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地位早就连“老九”都望尘莫及了。假如现在来一个英雄排座次，恐怕他是难以排上号的。

　　在中世纪，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虽然不见得完全是事实，但既然这么说了，总还是有些根据的吧。后来的历史不断地进化，可是，让人奇怪的是惟有儒的地位不进化，反而是退化了。1949年前的教授，一般都有自己的楼房，保姆有好几个，有看管孩子的，有负责做饭的，有负责洗衣和卫生的。1949年后，教授变成了人民的一员，当然就不应当再有这样的特权了。那时的教授月工资是300元，虽然不能与解放前相比，但还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当时一般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是十几元。现在教授的工资虽然上升到了2000元左右，可是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却降了很多。北京师大杨寿堪教授尝云：“文革”前的300元可以买1000斤上好的带鱼，但现在的2000元却只能买几百斤！所以，现在的儒，不用说“颜如玉”，光不了棍就算幸运了，因为“颜如玉”都一江春水向钱流去了；不用说黄金屋，有个石头屋已属不易。

　　总之，是教授越来越多，而带鱼却越来越小。

　　可是，就是在知识分子连“老九”也排不上的困境下，竟然有许多人想当“老九”，差不多有点头脸的人都有教授的称号。这些人无论从其职业还是其精神状态来看，本来不是学者，但却都有着教授的头衔；有些人虽然操着学术的职业，但却全无半点学者的风骨。这样的人，我把他们称之为“伪学者”。教授，一般是在大学里才会有的，但现在却是各个领域和行业中都有，大概只有乞丐行业中还没有教授职称吧。——之所以说是“大概”，是因为也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罢了。

　　伪学者之一种就是某些有钱的人（能否称得上“企业家”还是有待考察的）或个体爆发户。他因为有了些钱，但却缺少知识，于是就想有知识。怎么样才能有知识呢？那当然是要有个教授甚至博士之类的头衔，一旦有了这一类头衔就等于有了知识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了钱，就等于有了一切。有报道说有人曾经用钱买官，居然能够成功；那么买知识就更容易了，知识在中国本来就不值钱的。这种“买”当然不是直接的，他还要“写”几本书，这样当起教授来就名正言顺了。于是乎雇佣一些有知识的人来给他写。就这样，有些有钱的人竟然成了某些学术领域的专家！有的人也有一些想法，但是由于他对相关的学术领域一无所知，所以他研究起学问来就得心应手，如入无人之境，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前无古人，都是创造；而且他可以在每个学术领域中都处于领先地位。有的伪学者还说出了这样的话：美学从来就没有一个定义，是我第一次给出了一个定义！她从来就没有读过美学的书，当然不知道美学家们曾经给美学下过许多定义，她的美学定义就自然是第一个了。这样的东西居然可以在××电台上播出，而且还请她去办系列讲座。那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她有钱。这样的“学说”当然更容易被我们的出版社看中了，所以出书就更加易如反掌，出版社还要给她的“思想”出研究丛书呢。现在的某些媒体的贞操，已经远远不如赛金花了。伪学者的出现，不能不说与它们的“失贞”有关，是它们制造出来的。

　　伪学者的另一种就是某些有权的人。有了权，还想过一过教授瘾，还想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增加知识。以前的时候，还有人去认真地读个文凭，但后来有些人就聪明起来，不要文凭，直接当教授，一步到位，岂不多快好省？有权的人虽然没有钱，但他可以搞到钱，所以不愁雇佣不到学者来为他写书，也不愁出不了书。于是，在某些官员的名片上，多了一个教授的头衔，因为他“写出”了许多的书，甚至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反响”。这样，他就不仅成了一个有知识的人，还成了一个“创造”知识的人。

　　有了这些“学者”的加盟，我们的学术就异乎寻常地“繁荣”起来，一本本装帧得很高级的书被企业买走或发到了某个系统的办公桌上。可是，这样的产品，它的学术生命，大多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

　　第三类伪学者是以学术为职业的某些人，表面上看他们就是学者，但却没有学者的精神，故亦归于伪学者之类。这类伪学者仅仅以学术为谋生的手段，所以他无须具备真正学者的风骨，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没有骨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学术精神，他本来就没有学者的良知和独立的人格，他的良知已经出卖给了权力和金钱，他的著述就是围着这两样东西转来转去。这类学者有的为前两类学者所雇佣；有的虽然没有被雇佣，但全无学者应有的精神和人格，对他来说，学术仅仅是个工具，他写著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评教授和生存，并不想著书立说，所以这样的书就写得四平八稳，挑不出任何毛病。这类伪学者当然并非蠢笨，实际上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善于捕捉最新的信息，善于变化腾那，往往走在时代的前面，能够紧跟潮流，因而有时还很“著名”。不仅如此，这类伪学者还非常独断，不懂得起码的学术精神，他认为只有他搞的东西叫“学术”，而别人搞的东西与他不同，就不算学术。他们惟我独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那些有个性的学者。

　　这种人骨子里不过是个官僚，当他有了学术上的位子以后，一定还要弄个“官”当，在他看来，只有当了官，才是正宗，才算是真正有了出息。这从有些人在发表文章时的署名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校长助理”之类的职务，被置于“教授、博士生导师”之前，足见“助理”这个“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它比教授和博导还要高级和光彩呀！

　　这样的人，已经将他们的生命献身于权力和金钱，因而他们以学者的名义所说的那些话，就很难令人相信了，因为这些话是从属于权力和金钱的。

　　我们社会中的“学者”多了起来，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知识开始升值了呢？非也！伪学者的增多，恰好说明了知识的贬值，既然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冠以教授的名称，那么知识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非学术界的人也想弄个教授头衔，并非表明他对学术、对知识的重视，而只表明了他在吃喝嫖赌之后还想装得文雅一点，以表示自己并非粗俗之辈罢了。除此而外，岂有他哉！换句话说，知识只是被作为一种装饰而已，装饰物只能是一种工具。

　　有的人还规定了每日思想生产的数量。据说，某学者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写作数量，日均6000字，如果是出差耽误了，那么回来以后还要补上。这听起来很滑稽，好像是在规定工厂的生产任务，他又如同一头奶牛或一只母鸡，每天必须产多少斤牛奶和蛋。思想也是可以生产的吗？我们怎么能够规定大脑必须每天分泌多少斤思想呢？常见有些学者的介绍，说已经出版几百万字的著作，我总是有一种疑问：他有那么多思想可以写吗？老子是个大哲学家，尚且只有五千字，而这些不入流的学者倒是写出了几百万字，那么他写的究竟是有着怎样价值的东西，不难推知。字数越多，我怀疑其中伪的成分就越可能多。

　　有的教授产量之高令人难以置信，一年出好几本书。那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有知情者云，那是他的学生写的！他有许多研究生，可以出个题目让研究生去写，然后付给他们现金买来这些稿子，然后就是署上自己的名子出版。有的研究生每年因此而有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而导师也因此而有了大量的成果，双方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呢。

　　伪学者的增多使本来就不多的教授职位紧张起来，而真正的学者由于既无钱、又无权，他们的学术成果又往往比较少，因为他们耻于粗制滥造，这样就难以竞争过伪学者，那本该属于他们的位子常常会被别人夺走。他们的一些论著甚至还被一些掌权的伪学者们说成不是“学术成果”或“不算成果”，评职称无效。因为，真正的学者往往兴趣广泛，并不局限于他所谓的“专业”，常在专业以外有所涉猎，这就被伪学者们找到了可钻的空隙。搞历史的，研究服装史的论著不算成果；搞哲学的写的散文和诗歌不算成果；书评不算成果……如此等等，名目繁多，不已而足。我们倒是要问一问这些“学者”：你们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有现在这个专业了吗？你们本来不也不是从事现在这个工作的人吗？你们刚生下来的“专业”是吃奶，那么你们现在的学术成果也不能算成果，因为它们与你们本来的专业——吃奶无关！按他们的这种说法，那么老子的“专业”是管理图书，他的《道德经》就不能算成果了；曹雪芹差不多没有“专业”，如同无业游民，他的《红楼梦》也不能算成果；卡夫卡的专业是保险公司职员，那么他的那些作品也不能算成果；爱因斯坦的“正业”是专利局职员，他这期间创立的相对论也就不算成果……由此推论下去，我们文化史上的名著，就没有几部“算成果”了，因为那些书的作者大多都不是专业人士。这种逻辑显然荒唐得很。

　　知识分子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如此之底，尚且有这么多人窥视着教授的职位；如果待遇提高了，那么在教授位子上的真正学者就可能更少了。前不久英国天文台台长的一段话发人深思：当英国女王访问该天文台，了解到天文台长的待遇很底以后，表示应当给他加薪。但天文台长的话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请求不要加薪，因为如果薪水太丰厚，那么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就可能不是天文学家了。他的这翻话很让人吃惊，从中也可以看出，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都是相通的，不仅中国有这种现象，外国也是同样有的。最近国家表示要给知识分子加薪，这当然是大好事；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之低，恐怕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早就该进行这项工作了。但同时也让人有许多担忧，教授的收入高了，如何让真正的学者坐在教授的位子上？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如果不能让真正的学者坐在教授的位子上，那么加薪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历史的荒原》读后感(四)：重"审"甲骨不言狂——一位另类教授的另类探索（附《我的老师黄奇逸先生》）

　　编者手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种执着在字里行间奔涌，他——对事业的痴狂，对甲骨的热衷，对生命的无悔，从厚厚的《历史的荒原》和《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就可见一斑；他——勇于挑战旧知识的局限，勇于挑战甲骨界的研究权威，勇于挑战甲骨研究的不合理体系；他——是怪人，是狂人，是奇人。他就是四川大学教授黄奇逸先生，精神的富有与物质的贫乏铸就他别样的人生。一套两卷集超过百万字、很不谦虚地要和司马迁与王国维等“商榷”的甲骨学、上古文化专著，目前正在巴蜀书社赶印。是谁这么狂，要出“地震书”？“我不喜欢抛头露面，很不愿意接受采访。”书的作者、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历史系教授黄奇逸，一来就表明他的低调。他的住处很乱，书房里字画横陈让人无插足之地，另一间书法小屋则霉气充溢。想要泡茶还得现去烧水，方便起见他邀我们到附近观音桥一家大院茶社恳谈。他的茶杯是寄存在此的，端出来的杯子杯沿有三个缺口、一圈茶垢，内泡粗制铁观音，可见虫眼。学者的不拘，由此可见一斑。提袋里掏出厚厚一本“书砖”《历史的荒原》：“这几十年，我形成了两个学术体系，这本书是构造上古文化新结构体系的，和司马迁《史记》的结构不同。”黄奇逸出语不凡。

　　黄奇逸以初中生的底子考上川大历史系研究生的，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这实际上得益于自小“啃书”。知青回城后，在工厂打过铁，当过体育教师。在“万人不读书，读书是瓜娃”的年代里，黄奇逸却狂读度日。父亲每周从熟识的四川师范大学图书管理员那里，用小军挎包借回一袋书，黄奇逸教完两节体育课后就埋头读书，每晚读到三四点，闻鸡方休。以一天一本的速度吞咽。“那真是读了大量的书，近代名家的都读得差不多了，梁启超的十几卷《饮冰室全集》，六十种元曲，鲁迅与闻一多的书……”父亲每次带书回来的时候成为他最盼望的时刻，读得父亲忍不住说他：“你读得太快了，都不好找书了，只有找更偏的。”若干年后，黄奇逸还对法国电视二台一位女记者讲我是受过法国文化熏陶的。对方笑着问：“你最喜欢法国哪本书？”他回答：“夏多布里盎的《墓畔的回忆》。”

　　当时某子弟学校差一个高中历史教师，让黄奇逸一试。当他走上讲台时全班起哄：“哪有初中生教高中生的？”然而课上完，学生却不让下课：“再讲一会儿吧！”校长当场拍板留任。凡他的课满堂鸦雀无声，连最调皮的学生都捏着拳头说：“上黄老师的课哪个要闹，我们拳头可不认人！”课上得好，他第一次体会到成就感。当了教师读书时间更多。一天，正读纸张发黄的《楚辞集注》，被工宣队发现：“读啥黄色书籍？”黄奇逸答：“读的是毛主席送田中角荣的书。”对方语塞，幸免被批判。一切为读书服务，怕人家干扰读书，他为人就格外谦谨，老远领导来了他就赶紧让到路边：“呃，书记好！” 书记看他不顺眼：“成天读封资修的书。”学校有个加薪名额，全校七十多人竟有六十多人投他的票，书记气得够呛，强行决定把加薪名额给另外一个人，并当场问黄奇逸：“你服不服？” 黄奇逸回家后对父亲讲：“我想辞职，呆不下去了。”

　　“那你咋生活？”

　　“靠你供嘛！”

　　“说瓜话！”黄奇逸常到人民公园喝茶。屡次遇到一位吴先生在那里讲学，天文地理侃侃而谈。父亲看看读书读迂了的黄奇逸说：“只怕你还当不到姓吴的份。”

　　1978年，黄奇逸同上百人一道投考川大名师徐中舒的研究生。展开试卷，考生头都大了：一道《古文字学与历史科学》的吓人考题让人呆怔。黄奇逸一开始也不知所措，于是他自我嘱咐：“不能慌！否则这辈子就没戏了！”拟出12条提纲，一一陈述。结果被徐中舒先生打了95分。成都的报纸为此还做过报道。吴先生也参加了此次考试，专业课仅得几分。问黄父：“你儿考了多少分？”

　　“95分。”

　　“不可能，那题目徐中舒自己都做不下来，那是人做的题呀？”

　　读研究生之后，黄奇逸读书更“痴”，关在一间教室里除了吃饭就是攻读，夜半方寝。次日听到同宿舍的喊：“黄奇逸，食堂要收黄桶了，稀饭没了。”他这才一跃而起。同学们写出打油诗：“名士风流大不拘，花脸买饭谁憨痴，两天才洗一把脸，中午漱口何嫌迟？”

　　毕业答辩中，徐中舒、张政、李学勤、胡厚宣等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到场，给予黄奇逸较高评价。1980年，黄奇逸毕业留校。徐中舒几次约谈，要他报考自己的博士生。话说到这程度：你就是两三门不及格，我都要收——当然你不会考成这样。

　　二

　　黄奇逸思想却产生“核变”，不想考博。他在参加徐中舒主持的《甲骨文大辞典》编写中，有机会接触到海内外汇集于此的十多万件甲骨文图片资料，发现旧的研究体系存在问题，“旧方法考释的每个字，放在甲骨文中去通读都困难，就是在一个字的隶定上，旧体系也矛盾百出”。一片“粹（784）”的甲骨上，A字旧释为“今”，小篆中此字作A。与甲骨文字形不类。按“今”的读法，在多片甲骨文中读不通；又如“土”，《甲骨文编》旧释为“有”，理由是“以文义核之，确与有无之有同义”。《甲骨文字典》称：“字形结构不明，疑为牛字之异构；盖古以畜牛为有，故借牛以表有义，后世乃以从右持肉为有。字形上，“土”与“有”一点不沾边，理由上十分牵强。甲骨学旧体系还把与“有”读音相近的“又、侑、尤、祐”等读音相近的字，都通假过去。这样，近千条以前读不通、讲不通的有‘土’的甲骨文，便“无坚不摧，似都可依约定而讲通。即便这样，仍有编号为“游（67）”等的若干甲骨中，不好解释。

　　黄奇逸细读旧体系考释的所有甲骨文，放回到甲骨中去，没有一个可以完善到把凡有此字的甲骨文全部读通的。照约定之法通读，好则可读通百分之八、九十；有些半数读不通，有些则全然不通。

　　千百条微观反常现象，使黄奇逸开始怀疑王国维等为代表的“甲骨学体系”，发觉自己曾深信不疑的旧体系是建立在约定基础上的。先在头脑中有了先验的甲骨学模式，即肯定甲骨文是商帝对自己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卜问，每条甲骨文是一种语言叙述性文字，有此固定概念后，再来拼每个甲骨文单字，看它们在这种模式中适合什么位置，能约定就千方百计地约定，不能约定的就硬加指派说它是什么，此种“先轮廊后填充”之法实不可取。“这种模式，是在其基础没有被科学地反复地验证与审视，经王懿荣、罗振玉这些初始研究者浅浅打量后，是以‘王’字的研究作为开端，并以此建立了整个体系固定的轮廓的。”他们首先把甲骨文中的“王”字隶定为商最高统治者的王字，再加上“1”字的认定，便肯定这是商王卜辞。王卜辞一定，关于商王的一切都该包括在内，学者们一哄而上，“有了这种人众势大的固定模式，后继者王国维及董作宾等都入其套路、定式，不能也不愿摆脱与再审视此定式。”

　　黄奇逸认这，“王”字应是祭品中的“玉”字，商代君主称帝而不称王，古代称谓中，“帝”是高“王”一格的，《史记·殷本记》说：“周武王遂斩纣头……其后世贬帝号为王。”《左传·僖·二十五年》云：“今之王，古之帝也。”典籍上，都只有帝乙、帝辛之称，没有称王乙、王辛的。放在“粹（432）”甲骨中，只有读成“王陷王”，不通；而“卜（187）”甲骨中，则读成“王小令”，费解。甚而，还有倒写成“土”的甲骨，若是君王，谁敢王字倒写？读不通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

　　疑团成百上千，在编写《甲骨文大辞典》时，常有磕绊。黄奇逸和诸同学发现某字解释不通，交徐中舒老师看，徐老也很碍难。于是编写组定出规矩：只要这个字是甲骨文某大家考释的，不通都不管，有人负责就行，一有疑难，只须标出“此字，某某先生解释为……”，再将那一段释文抄录即可。

　　对“殷墟妇好墓”的研究使黄奇逸获得重大突破。商帝武丁之妻被认定为“妇好”。他却在《殷墟妇好墓》一书的图52中，发现两个铭文“XX”，上下排列、隶定为“子”、“女”的两字被中间一个“X”字断开，这还能叫“妇好”吗？由是想到，所谓“妇好”，不过是学界一种约定。

　　“我发现甲骨文不是‘卜辞’，而是‘录辞’，是祭祀问神之后的备忘录。郑玄说‘卜日与牲’，《左传》讲，卜问日常事务不须记载，为啥卜问宗教祭祀中的日与牲要记录？怕以后记不住，对神不敬，面临灾难。因此，上古文化全变了。甲骨文全是祭祀文字，简单记录，不是表达生活的日常文字。所以卜辞跟不上语言。孔子以前，存在文字黑洞，使用的是非有效文字。钱玄同就很疑惑：以孔子的才具，咋会写出《春秋》这样记录不清的书？是否假托孔子？实则在那个时代，其他诸子都存在文字能力差、跟不上语言的问题。如果6000多甲骨文都是形声字，咋能记录不下古代的历史？周公《尔雅》以后，才开始用祭祀文字假借标音，改造成日常文字，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说。传统的甲骨学研究认为可以从小篆无限上推到春秋、殷商，直到甲金文，我认为不对。尤其两个民族代换的时候，这种推演更成问题。”如果读博士，这些想法在徐老那儿肯定通不过。花费几年，写一篇自己不同意的论文，可通过，但违心。写一篇不违心的论文，又通不过，不划算，故而放弃考博，走上艰难而漫长的研究之路。

　　三

　　圈内，黄奇逸以“狂”闻名，最早还应追溯到1982年，刚毕业不久的小人物，不先写纤杂小文，突然来“莽”的，推出《甲金文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由此把自己推上祭坛。

　　事关全国几万件出土铜器断代问题。如此多的铜器，都是以几十个敲得定年代的标准器作为断代标准。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做器和活动是同时的，是为“生称说”，例如一件铜器，有铭文记载：成王与器主在某地活动，成王赏赐主人东西，主人很荣耀。王国维先生曾撰文《蹫敦跋》道是有成王在场，做器时应该是活着的。这样，该标准器便应是成王时代的器物，学术界均表同意。成为断代定论。黄奇逸读《僪敦跋》后，分析王国维当初未看破铭文假象。器主做器，往往滞后若干年，甚至是几十年，实际到了康王时代，成王生前只称王，“成”是康王时加的谥号。此类事情，春秋左传很多，孔子时代，常与季康子活动，季康子生前无“康”字谥号，是后来学生加上去的。因此，黄奇逸认为活动在先，做器在后，铜器上的是身后谥号才解释得通，是为“死谥说”。

　　文章一出，学界哗然，大有“轻薄为文哂未休”之唾。客气的，说“黄奇逸研究问题，有点像理工科”；不客气的，视之为叫板王国维的断代标准：“一刀砍到王国维头上去了，狂！”走在路上，“狂生”难免被诘问：“你的意思是你比王国维还凶？”

　　“我哪是这意思！”

　　“你摆的架势就是这样！”

　　对此黄奇逸苦笑：“不想得狂名都不行！”有哪一个狂人，愿以20年代价为“狂”字买单？也罢，他干脆刻下“枉得狂名”、“先觉为狂”两方印章。

　　现在，要开创甲骨学新体系，岂不是狂之又狂！黄奇逸开始另立门户写作《商周研究之批判》、《历史的荒原》，内心却痛苦乃至绝望！“你是在摧毁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面对上百伟大学者，告别好大一个神坛，另设祭坛，这是对的吗？”王国维是徐中舒的老师，自己是徐中舒的学生，背逆师爷另辟蹊径？逆向探索，求索比顺接更须付出代价。写作中，上百次地停笔，不愿往前走，无数次自问：“你的发现是真的吗？和曾经顶礼膜拜的人争锋，该走这条路吗？”理智认可自己的发现，感情却不认可，常常想得泪流满面，疯子一般。

　　甲骨学难道就该停止在某个既定的页码上，永不翻开新页？中国文化传承中，“因循枷”永不可解？最失意的是找不到人讨论，事事独闷于胸，浑如天地一沙鸥。身的孤独，是一种原罪，心的孤独，是罪之重罚。否定了旧的，新体系又如何建立？唯有在逐年批判中逐年完善。

　　助教一职，黄奇逸就干了8年。讲师一职，又原地踏步17年。月入一千多元，和同窗狠狠的差了几个等级，收入只及人家三分之一。学术论文无处发表，说得对的也被当作“狂话”。任何评奖，尽皆无份。申请学术基金，更谈不上。按理，这么大一个课题，不论学者持何种观点，都是有价值的。黄奇逸最初也申报过一次，石沉大海。由此他摇头：“换个人，可能想一晚上，选题就能报准，我研究了十多年，还上不了筛选名单！”于是他死心。住房，只有和别人合住一间午休房的资格。懒人见弃于世，忙人怎也多舛？大时代也能诞生如此弱势的学人？一个“狂”字，足以打发似水年华。黄奇逸体味了人生重大的挫折感：“我这一生的学术生命，可能打水漂！”虽然悲哀，旋又宽解：“其实每个人都在打水漂，包括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因为每个人前行的时候都被人修正。”

　　研究归研究，成型的甲骨学大课，还得按既有的讲。黄奇逸有趣，不讲甲骨学，却开设史学名著课，讲《论语》、《老子》，偶有“孔子更胜于雷锋”一类发飙之语：“孔子的东西让人思考：为什么该这样？雷锋则不劳人思考：就该这样。”涉及甲骨学，必讲一两段逆反之义，赚得许多掌声。平常不形于色，一上讲台谦谦之态让位于咄咄之气。他语音洪亮，快语满屋，不乏得理不让的霸气。讲课魅力有种超越学科的吸引，即使隔行的人，也会听得津津有味。

　　四

　　学术第一，家庭第二，是黄奇逸的活法。沉潜故纸，不理家政，有碍和谐。夫人也是优秀的职场女性，大家都忙，谁来理家？黄奇逸语气独尊：“我正在做一项重大研究，我不做，就没人去做，而你的工作，别人可以代替。”冲话触痛人，一日夫人告之：“《历史的荒原》书稿被我烧了。”黄奇逸如五雷轰顶，家中一阵疯找，没有！徐中舒先生已作古，甲骨图片资料因物归原主而散去，书稿无法重写。接连四天，他如失常一般，呆坐于火车南站，人潮滚滚，气笛如牛。世界纷繁，身畔清冷。天空澄明，目光迷离。你是不是弄错了年代？放诸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的语境中也行。看匆匆过客，觉得谁都比自己幸福。人生识字，怕真是糊涂之始！人生太没意思了，遂萌生卧轨之念。绝望之极，夫人解压：“书稿没烧，只是藏起来了。”黄奇逸绝后重生般直叫：“快点拿来！快点拿来！”最终，二人劳燕分飞。

　　“错药”，是为迂人准备的。孤身一人，写《历史的荒原》如独坐荒原。住单身宿舍，做一次饭，当几天餐。街边小面、便宜快餐，成家常便饭。按黄奇逸的说法：“一辈子不想用电脑。电脑上写，没有重誊的过程。而重誊是逻辑再审视。文章写得不能再改了，重誊都能改动。所以我的书稿，至少誊三遍。”写作形同文火煨汤，每天上午写上几百字，下午泡茶馆看书，是为边写边补充，防止被掏空。黄奇逸不怕慢，乐意慢。“我感觉，越慢的东西来得越好，越写越快恐越写越孬，苏东坡时代毛笔够慢好文章却出来了，多产则不精，为求精我情愿低产。”放着电脑不用，天天伏案写字，想必不轻松。黄奇逸承认不是一般的累：“累得筋疲力尽，才有幸福感！”

　　1993年，50多万字的《历史的荒原》成稿，黄奇逸一身浮肿，血压升高，失眠无力，肾部如顶起两砣石头，胃几乎丧失消化功能。医生诊断为极度肾阳虚：“再不停止，一周内连命都出脱！”开出三个方子：放下工作、改善伙食、运动锻炼。黄奇逸把工作量减少1/3，加强走路锻炼，甚至和学生一起走路去龙泉驿，一天打来回。伙食上，学校的住处没有火头，去找父亲撩起裤脚：“爸，你看我的脚都肿了！”从此，黄奇逸天天去老父处做饭。

　　一天，黄奇逸在川大文科楼写作至晚上九时，直到有人喊：“晚饭吃得了！一栋楼灯都关完了！”他方才收笔。出校门，沿锦江而行，过九眼桥，腹中已是肌肠辘辘。寻常巷陌有卖豆花饭的，然而最后一家豆花饭小店都已关门。蓦见街边有几位同学正和老板品茗，一阵招呼：“喝茶喝茶！”他说：“饭还没有吃哩。”在座一位丁老板很热情：“正好，这儿有牛肉夹锅魁。”一来二去，黄奇逸和丁老板熟了。丁老板通翰墨，知书懂文，喜欢和文化人扎堆：“奇逸先生，我看你是性情中人，得空就来我家坐坐。我住十九中。”

　　“太巧了！我也住那里。”黄奇逸的老父就住十九中。隔日晚饭时分，有人来门前呼唤——竟是丁老板设下家宴，特来相邀。颇有几分杜甫当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境况。丁夫人是川菜高手，烹饪可口。周末，诸同学也来丁家聚首，有的还自带碟子播放。道文论时，夺席谈经。黄奇逸也是语健之人，却从不谈甲骨学，而是参谈别人所长，腹中藏卷，皆能深说，甚而还可卖弄。

　　仁厚的丁老板，深知黄奇逸困窘，隔三岔五就请他到家中吃饭。两三年间，黄奇逸都是常邀食客。丁家伙食丰盛，饭后丁老板夫妇还陪他散步。如此一来，身体明显见好。后来，丁老板因病过世，黄奇逸在灵前跪地而泣。另有一位企业家也欢迎黄奇逸这位食客，专门叮嘱：“你每次一定要五点半来，六点之后，就只有剩饭剩菜了！”

　　学术著作不赚钱，普遍存在“出版难”。《历史的荒原》要变成铅字，作者至少要承担1.5万元的合作出版费用，这还是最关照的——时逢岁末，出版社尚有几个书号，年底不用，过期作废。“书号算白给，印工费总得付。”社长说。黄奇逸很郁闷：一万五，到哪里去弄？天生我才必有人助，一位自幼相识、私交甚厚的朋友耐心听完这本“黄氏怪书”的内容后，甚为嘉许：“好书嘛！逻辑扣得很紧，算个大突破。”黄奇逸发狠：“我可能活不了好久，谁帮我出了书，马上死了都值！”

　　老同学向房地产商罗玉文力荐。罗先生道：资助，没问题。但地产商说起来有钱，流动资金有时候却“分文没有”。翘望数月，1.5万元在哪里？罗老板一狠心，从自家存款里取钱：“钱紧得很，1.5万元拖到现在。”黄奇逸已经很感动，罗先生逗趣：“黄老师，手抖不抖？这辈子有没有一次拿过上万元？”后来，二人成了要好的朋友，罗先生生意也不做了：“年轻时，想钱得很，现在有钱了肚皮里货少，很悲哀呀！想读书得很，干脆跟着你读书。”《历史的荒原》推出仅一月，一千册就销售一空。

　　五

　　1995年，黄奇逸的《历史的荒原》一书出版后，有人提醒：“你该申报副教授了。”黄奇逸的倔劲又上来了：“要当就当教授，就凭这本著作，也远远是教授以上的水平！”因此，每次申报他都报教授。直接跃两级，学校向无先例。黄奇逸说：“副教授？我不要！就当老讲师，我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徐仁甫，在四川师范大学也只是讲师。”

　　就是这位徐仁甫先生，初次见面就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激励他：“啥都弄得好的人，绝对做不出大事。很多先哲，都是凄凄惨惨的。”“大任”之说很悲壮，弄不好也会迂人，足以铸造知识分子的清流品格。性格即命运，虽然有些宿命，但是事实。要选说话直白、脱口而出的人物，非黄奇逸莫属。其人从小率真，又扎进书斋自成一统，同外界隔绝，连修炼性格的时间都自我剥夺掉。也许，大学该是广纳天下奇才、最能容忍学术怪人的地方，就像当年德国学院集纳尼采、叔本华这类的思想者一样，思想者只有在不羁的生态中诞生。尤其是一个重大探索的初始阶段，探索者身处草莽而不被看好，学府应该是“性格即命运”的终结地。

　　甲骨学新体系已足以使一个人耗费终生精力，黄奇逸却又同时在“第二战场”折腾。“我的学术体系是两方面：除甲骨学外，另一个是上古文化新结构，和司马迁《史记》的结构不同，司马迁主要是以人物、事件过程来讲古史，我所研究的上古文化体系，主要谈古代人类精神与文化结构。”他认为上古文化一直笼罩在“儒家解释体系”下，“其要害是宣传今不如古，这是把以往落后生存状况下人们不得不相互依存的关系，完全解释成人们敬恭逊让自觉遵守的一种社会精神与美德；把远古君王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不得不勤政劳苦的形象，完全解释成君王们自觉自愿的一种‘内圣外王’的享受。”为避免旧有的思维定势，黄奇逸确立了“四维”眼光：第一维，事件；第二维，事件、制度与精神在时空中的变化与流程；第三维，事件、制度后面主宰上古文化的宗教精神；第四维，无文字与“非有效文字”伴随下的口头传说与历史种种的变相形体。“有了全方位的四维观察与讨论，上古史才能显现出更真实的面目。”

　　黄奇逸自费前去司马迁墓拜谒，但见门可罗雀。守门人问他从哪里来，听说是成都的很诧异：“这儿鬼都没一个，你还那么远跑来看。”墓园内野草丛生，仅有几个割草人。墓在山上，面对黄河，气势不凡，是司马迁自选的地方。绕墓，抚土，黄奇逸跪下磕了九个响头。累了他一头靠在石碑上睡了过去。懵懂中醒来，看到清代毕沅手书的墓碑，才想起今夕是何夕。而他研究的上古文化体系，是想对这位伟大史家形成补充！

　　他还到了邙山。“死葬邙山”使这里成了北方墓场。在此面向黄河，黄奇逸对自己的一些想法进行了验证。他认为，《诗经》的产生具有“共同的背景原型”，并将“诗三百”全部归于祭祀时的祭歌、挽歌和宗教神歌，在《历史的荒原》一书中，他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学、人类学、训诂学知识，逐一将《国风》、《小雅》中150首诗置于这一“共同的背景原型”中探讨。众所周知的《周南·关睢》诗，原是一首祭祀长诗，追述自己与亡妻过去的懿行韵事，只是后来被搜集整理时删节了。证据之一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关睢》之乱以为《风》始。”“乱”是诗、赋的卒章，现存的《关睢》没有“乱辞”，古代很可能是有的，只是被删了。证据之二是《论语·八佾》：“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睢》诗中，不见一点哀戚之情，孔子说它“哀而不伤”，可见它只是祭歌中的一段，复原全貌，应该是有悲情的。清代学者为了解释“哀而不伤”，费尽心力，多到上百种猜想，却没有想到“诗三百”的背景原型是祭歌与挽歌。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河，应是黄河，吟者所站之地应该就是坟场邙山，黄奇逸在这里恰好就听到了河洲水鸟叫声。男子应在祭奠他心爱的女子，回忆当初如何追求她。北邙山处于阴位，几千年都是埋葬之地。《关睢》属祭祀时吟颂之歌。而不是“淫奔”诗。

　　大量出土过甲骨的河南小屯，他也去了。他看过历次考古报告，只发现大型墓葬，未见大型宫殿、城池遗址。问当地管理站人员，何以仅凭墓葬就认定这里是殷朝王都？管理站人员语焉不详。旧体系觉得，占卜后甲骨归档管理，所以这里是殷都。小屯为祭场、坟场，故这里只出土宗教祭祀甲骨。按墓葬在北之列，周武王由南边进攻牧野之事，殷代都城恐应在小屯之南，牧野之北。但他说个人力量有限，只有留待别人来研究。

　　继《历史的荒原》之后，75万字的《商周研究之批判》又在疾书中。他这么拼命，关心者看不下去：“黄奇逸要得啥子，完全把自己当小伙子！”他依然如故。“每天整得筋疲力尽才舒服，否则当天就太可惜了，太阳是给人家升起的！”进入2000年以后，又过了几年，这位徐中舒八十年代的得意门生还是个讲师。国内史学界开会，很多人都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2005年，他再次申报教授，获各级评委会通过，校方有关领导也同意升两级。碰见领导，黄奇逸致谢。领导说：“不是我做工作，是你的书自己给自己做了工作，看过书的人也都认为该升两级。”成了教授，工资住房稍得改善。系里大力支持出书，《历史的荒原》扩充到75万字，加上《商周研究之批判》，计150万字，两书合为《洪荒孤棹》上下集，交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近期即将推出。

　　附：我的老师黄奇逸先生——

　　作者：李万生

　　一

　　有多位研究甲骨学和商周史的朋友对我说到黄奇逸先生时，都说：“黄先生人如其名，既‘奇’又‘逸’。”但都没有明说为什么“奇”和“逸”。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了解黄先生，不需要就这两字的含义作出说明。他们为什么说黄先生既“奇”又“逸”呢？我猜想，是因为他们读黄先生的文章，感觉到黄先生的才气大，写的学术文章很有气魄，论述严密，且很有可读性。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很不够，因为他们对黄先生的了解远没有我的了解全面。可以说，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认为黄先生的“奇”和“逸”，在于他不愿做小家子的学问，而他的素养又足以使他把学问做的很好。

　　除了本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外，黄先生能写很好的诗，能填很好的词，能写很好的散文，又写小说，写哲学书，还习书法，也画画。这样的多面手，今天能有多少？黄先生的书、画未能与古人争位，但在不断的学习，小说和哲学书我还没有读到，不便发表意见，至于他的诗、词、散文我都是读过的，我认为“很好”。因此，他写学术文章能把哲学的邃密、诗词的精练、散文的活泼、小说的舒展等特点集中起来，于是人们便感到了他的“奇”和“逸”。据我的了解，至少在现在的甲骨学和商周史学界，就才华而言，未有能与黄先生相比的。

　　二

　　黄先生的“奇”和“逸”也体现在他的喜好游览名山大川上。他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每次游览都有大量的诗作产生，间或也有散文写出，因为他注意观察思考，不是走马观花。

　　黄先生每次出游，都总是乘坐最差的交通工具。比如说乘汽车，他要乘票价最低的。这不全因他薪水微薄，要节省钱，而是因为这样的汽车上“闲杂人员”多，他和这些人闲聊，能知道很多东西。比如说乘火车，他一律买硬座，也是因为硬座车厢里“闲杂人员”多，可以与这些人闲聊。买不到座号，也没有关系，带几张报纸，上车后将报纸往地上一铺，坐在地上，就开始了与“闲杂人员”的闲聊。如果困了，就将报纸铺在有座号的乘客的座位底下，呼呼大睡。醒来后照旧与“闲杂人员”闲聊。

　　闲聊不是他的活动的全部。如果有灵感了，他就开始写散文或诗。为了不被打扰，他往往离开那些可爱的“闲杂人员”，躲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坐在地上写。1986年冬他从西安回成都，写了两千多行的长诗《飞雪中的长安》。这诗就是躲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坐在地上写的。

　　如果在山上或农田边，他总是满脸堆笑的向他遇到的人问这问那。“大爷”、“大娘”、“大婶”、“老兄”、“兄弟”、“小朋友”……随着他灿烂真挚的笑容首先叫出，所以没有不满意回答的。所以，他的旅途总是很愉快。

　　他旅行到一地，喜欢逛该地的自由市场。他观察市场的方方面面，同各种各样的生意人说话。所以，每次逛市场回来，他对诸如物价、市面、人情等等的了解，常常会让当地人大为称奇。

　　黄先生出游，绝大多数都是他一人。偶或几人出游，但到一地后，他总喜欢和同伴约好某时在某地见面，然后就奔他喜欢的目的地去了。

　　三

　　读者已经知道黄先生是非常随和的人。这是对的。我就这么以为。但有人说黄先生很孤傲。随和和孤傲，很矛盾。但在黄先生那里却又很统一。这应该也是他的“奇”和“逸”的地方。

　　对学生，对小百姓，对乞丐，他总是很随和。但对他认为讨厌的领导、心术不正的人或他觉得讨厌的人，他就很孤傲；即使这些人迎面向他走来，他会眼睛看天而藐然走开，如果那些人要与他打招呼，他会一面轻蔑的笑笑，一面加快脚步离开。

　　所以，黄先生到底随和还是孤傲，不和他深交的人不是很清楚。

　　四

　　黄先生1980年从名师徐中舒先生处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在学术上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他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是正教授，但他现在仍然是讲师。他不以为意。他天天上午写作，下午到一个偏僻地方的茶馆喝茶、看书，晚上或者找好友海阔天空的谈天，或者独自在自己的屋里写写字，画画画。

　　黄先生未当教授，仍然屈居讲师之位，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现在的学术界压制他，不承认他的研究成果，一是他要求由讲师直升正教授，不能有副教授这阶段，而学校不同意。他为什么要求由讲师直升正教授呢？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学生都有当正教授的，自己成就又很高，决非做正教授的学生所能比，因而当副教授很是羞辱。这两种说法，哪种更近真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他自己也好象不大愿意说这事。我每次和他通信和电话时，他说得多的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是要和古人争位，不是和今人争位。”他指的是学术上和古人争位。

　　五

　　好了，读者一定想知道黄先生的籍贯和出生等情况了吧。

　　黄先生是四川井研人。与清末的经学大师廖平是同乡。

　　黄先生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中学老师。但他初中似未毕业就“上山下乡”了。恢复高考后，他直接作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

　　《重“审”甲骨不言狂》一文原载于成都《青年作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