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集》读后感1000字

　　《南渡集》是一本由冯友兰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胶版纸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3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渡集》精选点评：

　　●《论悲观》 想说又组织不起来的话

　　●“我们亦常看见许多人，借有革命精神为名，把持权位，不肯放松。偶一失之，还要千方百计，想法恢复。如此他还自命为能奋斗，能牺牲。中国近来吃这种人的亏，不在少数。”——后才那么左，那么崇拜毛的冯芝生原来还说过这样的话。

　　●冯友兰最好的作品，我觉得。

　　●虽然蒙，但并非全程。

　　●冯友兰的《南渡集》很精彩。也是建国之前，冯老先生最后一本思想没受限制的、很纯粹的集子。

　　●好东西

　　●河南名人是也~~~《论风流》：玄心，洞见，妙赏，情深。被袁老师收他的文学史里头去了~~~

　　●没有想象中的枯燥，大师还挺幽默的

　　●论悲观。。。

　　●论悲观一篇给我不少启迪，那正是我当时所需要的

　　《南渡集》读后感(一)：冯友兰先生的《南渡集》

　　冯友兰先生的这本《南渡集》，我是在图书馆里面看的。当然，现在还没看完，看了三分之二吧。

　　由于太喜欢，我想着要不要去买。

　　下编的杂文，条分缕析，有理有据，虽说是对当时（民国抗战时期）时政的评论，但我觉得于今天仍然很能起到作用。在小组里面看了太多的跟贴讨论，再来看看这本《南渡集》，犹如猛然见到高山泰斗，不禁折服。

　　有一阵子因为长期很晚睡，又逢流感，头痛甚，去到图书馆看此书，不觉心平气和，心静若水。

　　当然啦，这本书还是有些个毛病的，不是每个人看了都喜欢。但我想，只要翻一翻，听一听冯友兰先生讲道理。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获益的。

　　哎，还没看完。

　　又很快期末考试。

　　呵呵，想不出起什么标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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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已经看得差不多了，而且已经买了，就用了作为我的青春在零八年的纪念吧。

　　《南渡集》读后感(二)：贞元六书的第七书

　　这本书不像贞元六书那样自成体系，基本是把贞元六书时期的一些零碎文章结集出版。之前翻得时候觉得开头的假托朱熹戴震对话有点过于晦涩，就没能再往下读。其实后面的文章写得大多平实。

　　概而言之，本书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贞元六书的文字官司，如开头假托古代大儒灵魂讨论，实则是缩写版的新理学，又如对朱光潜先生等人文章的回应。一类是冯友兰先生对抗战时期诸社会民生问题的评论，类似新事论在抗战具体环境下的应用。

　　前一类文章大多匆匆扫过，因为其文字并未超出贞元六书的范围，基本是把里面某些话拎出来掰开揉碎反复讲。而后一类文章窃以为才是本书亮点所在。例如其中论中西医关系部分，即使今日方舟子等人拿着一家子后的博士学位，多少长篇大论水平，仍不如当年冯先生两篇信手拈来的短文。

　　如果要求全责备的话，个人以为贞元六书的最大问题，在于冯先生对概率论的思想方法不熟悉，或者说对或然性和盖然性的讨论，有了后来概率论的发展之后才得以有全面清晰的认识。当然这种所谓时代的局限性，断不能简单地责备冯先生。

　　看看当年费孝通，冯友兰诸先生的二战时期文章，对当时海归学术精英的视野之广阔总是令人拜服，比如冯先生论国际社会之有利益，无公正，深得国际关系理论精要，关于昆明房产税政策与通货膨胀的文章，对铸币税与税收问题也有准确把握。

　　《南渡集》读后感(三)：南渡集读书提要

　　人有道德，是人类组织存在的必要原因，而非充分原因。

　　人兽之别：人能依知识而知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依道德而入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

　　理性主义哲学常用“必然”命题。而经验得来的知识则没有必然性、普遍性。

　　唯物主义之真，靠的不是经验，而是对社会组织类型的原则。这种分类与其普遍性、必然性是相悖的。

　　哲学是民族性在理论上的体现。英国重实际，故经验主义，德国好高远，故重理想主义（理性），美国重工业文明，则实用主义。

　　《论风流》真是一篇好文！

　　真风流者必有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超越自我，则可无我。

　　真风流者必有洞见，不接推理，专凭直觉，名言隽语，文约旨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真风流者必有妙赏，对美有深切感觉。

　　真风流者必有深情，有情而无我。

　　东晋名士，陶渊明境界最高。

　　宋儒则是于名教中寻孔颜乐处。

　　信念对人的成功来说，是必要条件。

　　唯物主义只是滥用公式，即机械主义。部分客外主和客中主。

　　中国的先贤都是对人情世变有深切了解的人。

　　贫穷的哲学：中国不是不言利，而是强调要为大众谋利益。

　　历史与传统：二者应该各行其是、并行不悖。

　　论知行：道德上知易行难，技术方面知难行易。

　　论中西医药：中医先有知识后有理论，解释虽错但知识本身不一定错。

　　论悲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自然界而非人生的事情。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如“山的意义是什么”）。

　　教育与政治：恃人之善，即教育的希望。用人之不得为非，则为政治的实际。不可与虎谋皮。

　　儒家论兵重组织，墨家论兵重武器。

　　《南渡集》读后感(四)：阅冯友兰《南渡集》想见其人

　　“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谓前无古人也已。”

　　—冯友兰

　　年已八旬的宗璞依然活在关于三松堂的记忆之中，她和杨绛一样恋上了回忆性散文的书写，这或许是老年人自身无法克制的“通病”，然而这“通病”又恰好迎合着当下只读大师轶事不读大师著作的“时尚”学风。这一“时尚”积弊已深，却也不该多加指责，有意识的“附庸风雅”总比彻底的“不学无术”要强上一些。说不定“附庸风雅”得多了，也就成了窥见学术堂径的真正开始。

　　老年人的浪漫回忆总是难免失真，但也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地责其“饰伪”，她们走的都是同一条对历史的“求善”之路。这不仅符合中国历来修史的传统，也与当下的人民群众对历史故事的“精神需求”相一致。如果有人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地探求历史真实，那么最好建议他去紧抱住大象的一只粗腿永不放开，千万不能让他对心中那坚定的“柱子”产生怀疑。

　　回忆者多是后来者，即便是当事人也并非一定是知情人。冯友兰是冯友兰，宗璞是宗璞，有血缘上的传承也不代表有精神上的传承，越是伟大的个体就越少有顶尖的继承人，钱钟书和杨绛虽是白头偕老的恩爱伉俪，也终是逃不出这一专为名人打造的“历史定律”。至于既在当事、又是知情的本人，在其走到人生边上的晚年岁月里，每当有人提及与自己相关的敏感历史话题时，都是习惯性的三缄其难言之口。于是很多原本应该清晰的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渐渐迷失。

　　所幸的是，那一册册厚重文集中还隐藏着一部分既“求真”也“求善”的历史书写，作证的便有这部《南渡集》。虽然《南渡集》里记载的大小历史事件大家都耳熟能详，可这些大小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哲学”大家未必都能明晰。我一向认为，既然真实的历史注定残缺，那么这些历史残片中最具价值的“精华素”，就只能是目击者抑或后来人从中精心提炼出的“历史哲学”。又因为冯友兰被公认为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之一，《南渡集》里的“历史哲学”便自然有了“高度云集”的宏阔气象。而作为不材晚生的我，却仅愿从中提取三则深为自己感兴趣的篇章，以供同是“后生”的我们一同切磋探讨。

　　（一）《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幸存者都装出受害者的模样来清算历史。在抗战中，无论你是骗过人的政客，还是杀过人的凶手，都可以网开一面；唯有汉奸是“终生制”的，怎么洗也难以洗掉。而冯先生看到的却不仅是这一表层，而是“汪精卫投敌叛国”背后颇具“个性化”的缘由所在。“有些奔走革命底人，到后来没有得到什么本领，而只养成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习惯。他革命时不顾一切，勇于为善，到堕落时也不顾一切，勇于为恶（P145）”。冯先生这样的理念阐释其实有些偏离主题，“汪精卫投敌叛国”现象的出现，不关乎他是“勇于为善”还是“勇于为恶”，最关键的是他为什么会从“勇于为善”转变为“勇于为恶”。冯先生切入的不是行为发生的缘由，而是行为的本身，即“勇于为善”和“勇于为恶”其实并不重要，最为致命的其实就是这一个“勇”字。恰恰是这个已经改头换面了的“勇”字，彻底地与“先贤的道德教训”背道而驰。联系到抗战刚结束时国内晦暗不明的形势变化，其背后的深意，不外乎劝诫国人尊崇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抛掉“勇”字招牌下暴力革命的企图。

　　（二）《历史与传统》

　　“说中国民族是一元底，是依照传统；说中国民族是多元底，是历史上原始底事实。历史与传统，各行其是，并行不悖（P172）”。这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断。为了进一步的证实，冯先生举了不少通俗易懂而又恰到好处的例证，“说中国民族是多元底，不都是炎黄之后，炎黄根本无其人，这正如天文学家不准梅兰芳演嫦娥奔月”，“没有人说，要为关帝立庙，必须修改《三国志》的（P173）”。我们只要细心就会发现，这样的论据其实是没有多大力量的，胡适、顾颉刚等考据派所主张的“新史学”为的是“实事求是”，根本不关乎历史事实之外的历史传统。历史事实与历史传统，虽然“打断骨头连着筋”，但毕竟是历史范畴内两大不同的研究领域，完全没必要在“求真”的实证领域纠缠到一起。推究冯先生的用心，大抵是绝不满足于史学领域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更愿意让“求真”的历史匍匐于“求善”的“帝王师”脚下，以期平生所学无负于道德先贤们“经世致用”的谆谆教诲。

　　（三）《理想与现实》

　　“理想与现实并不对立，譬如我们走路，我们的眼所看到底，总比我们的脚所走到底远一点。虽未走到，而总是向这方向走底（P168）。”这用“眼”和“脚”来作比的例子实在是有些蹩足。理想之所以比现实更为可贵，正是因为理想“勇于”和现实对立。而在实际操作之中，理想之所以不能够实现，是因为理想一旦被“人为”实现，恐怕会导致一场更为严重的灾难，“文革”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铁证。现实代表多数，而理想只代表少数，并且应该安于代表少数。例如公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批判永远不能缺席，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需要不顾一切地来批判社会。“理想与现实并不对立”的说辞，源于美髯飘飘的冯先生心底那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帝师情结。他愿望在他的经纶补天手之下，所有的理想都得以梦幻般地实现，儒家的天下于是乎步入大同；他苦心孤诣地将现实硬拽成理想，不料理想终究还是回归到现实，在这一拉一缩的反弹历程之中，无辜的“理想”开始被“幻想”的面具盖住了真模样，“理想”的价值开始被世人无情地解构和嘲讽。而纵观冯友兰波澜起伏的一生，“虽未走到，却总是向这方向走底”；颇耐人寻味的是，历史的洪流竟与他预设的蓝图呈现出“南辕北辙”的走势，他“总是向这方向走”，却永远未走到。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一艰难的抉择铭刻下那一辈人痛楚的心路历程。天地玄黄之际，胡适之先生曾对留在大陆的冯先生有过一句“痛骂”：“天下蠢人无出芝生之右者。”无论是在蒋介石政府下写作这本有着御用之嫌的《南渡集》，还是建国后向毛主席“洗心革面”地保证“重写哲学史”，还是“奉了旨意”领衔“梁校”的光辉与落寞，都可以隐约地让后来者“想见其为人”。我们习惯了“总而言之”式的去怪那个“不正常的时代”，习惯了对袁世凯汪精卫胡兰成的“了解之同情”，同时也自然养成了“让该过去的历史全都过去”的慷慨大度之风。然而，每当我面对着整部血淋淋的写满“吃人”二字的王朝历史，却始终欲哭无泪、欲祭无碑之时，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临终前的那句遗嘱：“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是的，“我也一个都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