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1000字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是一本由贺麟著作，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精选点评：

　　●讲“知行合一”的那一部分内容完全可以删掉。

　　●年少时翻阅

　　●wanker

　　●真是哲学家！

　　●团子的书里比较适宜携带出行者，于去南站的路上和从长安回来的路上读完一二章，今日在大苦逼运通110加十号线上看完，基本和昨天判断无差。以陆王为抓手梳理近代哲学史的变迁未尝不可，但即便在80年代修改后出的版本，对孙的知难行易的意义评价似还嫌过高，捧角儿嫌疑深重。贺麟认可蒋后来的调和还是在知行合一的路上，但和蒋自己60年代表述的调和王孙的路径不同。本书最好的还是对译介黑格尔和康德的评述上。另外从编注可以看到40年代版本和80年代重印版本的不同，综合起来又是一种思想史的表现。

　　●知行合一，显隐关系，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

　　●上篇很有趣，对几位现代中国哲学家的一些三言两语的评论很有启发性。下篇则比较混乱，有点不知所云

　　●当事人的眼光总还是不能回避，中国现代哲学的框架基本上构造出来了

　　●可以把民国年间这么多思想的家的思想梳理得清晰，很见功夫。

　　●此书应该读2012年上海人民版。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一)：受政治影响

　　这本书总体上是很不错的，对于中国那个五十年的哲学发展给予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并且还予以了简略的评价。但是，对于孙文“知难行易”和蒋中正“力行”哲学的评价，包括对毛泽东《实践论》的评价，让人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在对上述的评论中，有很多是纯粹的符合和吹捧，不知是否出于政治上的投机。但是，这也不是个案，还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那一代。不知是否跟但是的社会大环境有关。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二)：重觅贺麟的“时代精神” 转自《新京报》

　　作者：高全喜

　　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思想学术文化时，尤其在历史传承这一层面，或缺很多。虽然近年来，有一个所谓的“民国热”，但仍然流连于媒体上的表面热闹，甚至带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很多人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耳熟能详，对其生平上的一些八卦津津乐道，但都是浮于表层的认知。若要真正进入厚重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内在文理之中，需要一个缓慢的深入了解的过程。

　　我希望在热闹之后，大家回到真实的历史，以开放的心态，静心阅读。延续被中断的思想文脉，需要返璞归真，而非浮光掠影地消费其逸闻趣事。对前辈学者的尊重，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读他们的作品，要认识、理解他们的历史时代，将他们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去理解他们。

　　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今天我们借着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来谈论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他的学生，亲炙他的教诲，不禁自问：贺麟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贺麟先生是卓越的黑格尔研究家，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西汇通的典范，是学者，是导师，等等。

　　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或许都是外在的。我们更愿意透过这些，洞悉一个思想家的心灵，看思想家们是如何面对他的时代的。我认为，在两个贺麟先生的背后，或许有一种精神的力量透彻其间。贺麟先生的学术人生，成就于早年的超迈激越、发奋图强，与其时代共呼吸，至晚年则天地相隔，或沉潜译介，或发配劳动，一代心智流于凡俗。

　　每每念及此，不由得感慨万端。历史有时是诡秘的，黑格尔说，它时常捉弄人，只有超越历史的时间之限，才会发现人与时代的无法摆脱的关联。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前人，我们应该做的，是珍惜前人遗赠给我们的精神。

　　检视今天，我们的时代诉求新声，重新觅得贺麟先生念兹在兹的“时代精神”，这或许是对于他的最好纪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西汇通，继而发扬中华文明之精神，可谓我辈之使命。从小的方面来说，在熙熙攘攘的世界，能够持守那一份心灵的澄明之境，也就不错了。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三)：他的贡献还未为学界充分认识（转自《深圳晚报》）

　　来源：深圳晚报 时间：2012年9月23日 作者：李晓水

　　贺麟先生弟子张祥龙谈恩师

　　他的贡献还未为学界充分认识

　　贯通中西哲学

　　贺麟，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二年级，又先后到美国的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所大学求学，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1930年夏，赴德国柏林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36年成为正教授。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麟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

　　1942年，贺麟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出版，以后多次印刷和再版，影响巨大。到“文革”前，他的一些译作已陆续出版，比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上卷，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与王太庆等人合译）等。1955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触及，“文革”中被严重迫害。“文革”后出版和出齐了多种重要著作和译著，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1992年9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一生两大成就

　　张祥龙在评价恩师时，认为贺麟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在西方一边，他自斯宾诺莎那里获得理性观照的直觉法、自黑格尔那里得到辩证法的提示，并力求打通两者。在中国一边，他揭示了宋明理学的直觉法，既言及陆王的“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直觉法，也阐发朱熹那“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直觉法。至于辩证法与直觉法（他又称之为“辩证观”）的关系，可以简略说成，辩证法需要直觉法的引导，而直觉体验则需要辩证法的曲折往复的磨炼和开展，两者在历史、艺术、文化和人生的变化过程中相摩相荡而一气相通。

　　另一个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入中国。贺先生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他志在向中国人介绍和翻译西方的大经大法，或“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所以无论是在选题择人、版本选择还是在实际翻译上，都认真严肃，还往往对照其他语言中的相关译本。而且，只要情况允许，他会在译著前加上有分量的导言，或在论文、著作中加以阐述，以便于中国读者的领会。

　　张祥龙认为，贺麟的学术活动、著作和学说，以其内在的思想素质和成就，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界中属于最出色之列。而且，人类世界将进入一个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相激相融的时代，那些能够站在这个交汇之处，能真正有助于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学说将获得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数理化、技术化、商品化的时代，那既不躲避，亦不苟从，而是能在“理”中不失“心”源，或以新鲜的方式体会出“心即理也”者，当有蓬勃的活力和未来。他相信，贺麟思想会随着此套《全集》的出版和时间的拉长，而愈来愈显露出多维度的深意。

　　全集编辑细致入微

　　张祥龙介绍，这套《全集》想为学界贡献一套研究贺麟学术和思想的最具权威性的定本。为此，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编辑，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校对和梳理的工作。除了重新设计版式，纠正此前版本的少量讹误，统一同一书稿前后不一的译名等工作外，编者还依据贺先生自存本上的手迹，校改了部分由于时代因素或出版上的考虑而曾作调整的文字，以最大程度体现先生本人的真实意愿。此外，有的译作因出版年代相隔多年，加之部分内容是集体翻译，并经过数次修订和多个版本的相互校勘，译文呈现出某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次借重新编排之际，编者也尽量做了统一处理。

　　张祥龙说：“贺麟先生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恩师，他的学识和人品是我所崇敬和终生感怀的。我一直觉得，他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事业的贡献，还没有为学界充分认识和估计。这套《贺麟全集》的出版，或许会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为未来的贺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泽及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四)：中国哲学真命书生（转自《北京青年报》）

　　◎昆鸟

　　纪念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

　　贺麟：“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今年是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去世20周年。在世90年，贺麟先生可称高寿。而1902年至1990年间的许多年头，中国多事，众生都在劫中。贺麟的足迹，在这近一世纪间倥偬辗转，不仅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也寄寓这中国哲学的百年身世。

　　贺麟小传

　　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留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不少进步学生。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92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0岁。

　　梁启超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贺麟早年浸淫于儒家文化之中，8岁入私塾，其父常教他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所以，贺麟对宋明儒家的性命之学感情颇深。迷上黑格尔之后，他还做过很多打通宋明儒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努力。1930年，为纪念朱熹诞辰800年，他写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这篇文章可说是中国比较哲学的成功试验。

　　然而，贺麟最钟情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这可能有性情上的原因，贺麟不大喜欢理学，是觉得理学支离繁琐。显然，陆王心学的直指本心和勃勃生气对他更有吸引力。1919年，贺麟进入清华之后，受到了梁启超的指点。梁启超的哲学根底，主要就是阳明心学。当时梁启超在清华讲的课，是“国学小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期听课的学生有200多人，可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准备出国留学，到课的学生已不剩几人，贺麟就在其中。梁启超很喜欢贺麟，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还指导贺麟写出了自己的国学研究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这一经历对贺麟的影响是既深且久的。

　　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

　　在清华期间，贺麟确实幸运。梁漱溟曾在那儿做过短期的讲学，也让贺麟给赶上了。他去找梁漱溟请教过数次，梁漱溟告诉他：“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心斋（即王艮，阳明后学）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由于贺麟是带着崇拜者眼光前去求教，所以字字句句都听得很真，入心也深。“二梁”就这样成了贺麟国学研究的启蒙者。

　　读贺麟的《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我们会发现，自康、梁以来的中国哲学，或者说让他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哲学，多是陆王心学开出来的，要么就是具有陆王气象。文中，章太炎是“渐趋于接近陆王”；欧阳竟无是“感慨杂学无济，乃专治陆王”，对其佛学建树却一笔带过。仅有“内圣”是不够的，还得有“外王”。心学中人能“内断疑悔，外绝牵制”，易把人导向行动，拯救中华，这大概也是贺麟的块垒所在。当年学界中人，多抱学术救国之志，贺麟又何尝不做如是想？从清华毕业的时候，他跟好友张荫麟说：“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所以，他说“孙中山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文章初稿中，此句还提到“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蒋介石服膺王阳明，故对贺麟也是颇为器重，曾前后四次会见贺麟，待遇算是很高的了。

　　后来的贺麟在自我批判时说：“我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欧阳竟无、熊十力、马一浮均装扮成陆王派的思想家，并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及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陆王学派发为事功的具体表现。”对心学的钟情，也让他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贺麟和冯友兰都是积极参与到时代大潮中的人，且二人的求学经历比较像，国学功底深厚，曾留学欧美，都是通晓中西哲学的大家。但两个人一直无太深交集，因为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用功处是程朱，于西方哲学用功处是新实在论；而贺麟是研究陆王心学和斯宾诺莎、黑格尔。程朱派与陆王派不但在哲学进路上不同，体现在气质上也迥然有别。因此，倒是一味独行孤往的熊十力与贺麟相交甚笃，除了两人学说上相似之处很多，熊十力身上那股狷侠气可能也是贺麟所喜欢的。

　　处处体现着

　　“有我”的精神

　　周谷城说贺麟在学问上“博而不杂，专而不窄”，说中了贺麟的治学之道。这点在贺麟治西学的过程中最为明显。1926年，贺麟来到美国，进入奥柏林大学，跟着耶顿夫人研习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读到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精神》，对《精神现象学》发生浓厚兴趣。1928年，贺麟转到芝加哥大学，除了学习《精神现象学》，还选修了“生命哲学”和摩尔的伦理学。学到这些东西，他都介绍到中国来，后收入那本《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里。贺麟的介绍从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加入很多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处处体现着那种“有我”的精神。

　　因为贺麟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精神蕲求，对西方哲学的取舍也是态度鲜明的。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去哈佛，就是因为“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贺麟自始至终都喜欢不起来实用主义哲学，觉得它“重行轻知，近功忽远效，重功利轻道义”，“在主义上无确定的信仰”。而由于胡适的倡导，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声势很大，所以，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思潮进行了批评。

　　从这一点上讲，贺麟与胡适是对不上路子的。而另一个因素也可能使他不那么接受胡适这个人，在哈佛期间，有一次怀特海请贺麟等人到其家中做客。席间谈到中国哲学，怀特海提到胡适，说他全盘否定中国哲学有过分之处。贺麟当然深以为是，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就对“五四”期间全盘否定古文的倾向批评了一通，不满当时的人只顾着实用。至于1949年后，贺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实用主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辩证唯物主义也是贺麟拿来剖析和批评的思潮。

　　立志引进西方的大经大法

　　翻译黑格尔成了贺麟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也让他在以后的研究中获得了一些便利。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源头，研究马克思，离不了黑格尔。以贺麟的成就和地位，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都是香饽饽。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汪子嵩等人做贺麟的工作，要他留下；蒋介石数次通知他坐飞机离开，贺麟没有走。

　　1951年，贺麟写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开始批评自己的唯心论思想，后又多次参与批判胡适、朱光潜等人的思想。1956年，“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贺麟写了《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一文，1957年又写了《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但此文很快受到批判，被认为“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自此，贺麟对有政治意味的哲学问题再不关心，专心翻译、研究西方哲学。但“文革”期间，还是被当做“反共老手”批斗。所幸，贺麟以斯宾诺莎的“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不改其志，忍辱负重。若非如此，《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可能很难看到了。

　　供图/昆鸟

　　《贺麟全集》 贺麟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就学时的贺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