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读后感100字

　　《辛亥革命》是一本由[美] 阿瑟·贾德森·布朗著作，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291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011-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辛亥革命》精选点评：

　　●有些材料。但是主线不够明晰也挖掘的不够深入。

　　●“中国对于外交方面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甚至有些不事时宜的后知后觉。”

　　●原版 和 中文版

　　●视角独特 仅此而已

　　●浮皮潦草。 算是旧时随笔吧。

　　●过于简略

　　●《辛亥革命》的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显然过于高估了那场革命，事实证明，后来这个国家未必比晚清时候来得更好，而共和仍是个幻影。因此在我看来，这本书最有价值之处就是因为作者离那场革命更近，或许也更真实。比如，你从这本书中会发现，万人唾弃的袁世凯原来也是极受国内外欢迎的伟人。

　　●这本书今天看来，也就是常识水平，而且字大行稀，有骗钱嫌疑。现在，就是这样的书才能登上各卖书网站的首页。

　　《辛亥革命》读后感(一)：100多年过去了，有些论述依然适用于当今中国

　　英文原版可以全文下载。因为是老书，不再有版权限制。http://www.archive.org/details/chineserevolutio007571mb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2)

　　Author: Arthur Judson Brown

　　ublisher: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Language: English

　　Call number: 7571

　　ook contributor: Universal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 universallibrary

　　《辛亥革命》读后感(二)：新民国的领导人：孙中山

　　阿瑟•贾德森•布朗是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他曾与袁世凯等人深度接触。他在1901、1902和1909年在中国进行过大范围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17本日记。本文正是以这些日记为基础写成。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变故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赞扬。这位杰出人士生于中国的广东省，他出身寒微，曾随家人移居夏威夷，后又返回广东，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在伦敦新教的传教士团体中潜心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他宣称，自己并非如许多报道中所说的出生在夏威夷，他出生在中国[1]。他的朋友、纽约的牧师许芹曾说，他出生于广东省的香山县，童年时期在檀香山度过，并在一家圣公会开设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回国后，他继续就读于香港和广州的教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还在广州基督教长老会的著名医生嘉约翰[2]指导下学习医术。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是在香港公理会牧师喜嘉里[3]那里接受的洗礼，这位牧师至今仍是香港公理会的常任牧师。根据最新的报道，他已经结婚，并育有两个子女，他的妻儿与他寡居的母亲一起生活在香港。

　　孙中山早年便投身革命，在一次夺取广州的起义计划泄密后，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海外多年，此间他的头颅一直是清廷悬赏的对象。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投身革命宣传事业，足迹遍布除中国以外的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大港口的华裔聚居地，并与国内的革命派领导人频繁通信。他不屈不挠地四处奔走，抱着坚定的爱国信念，努力推进这项他为之献身的事业。清政府为逮捕他绞尽脑汁，他曾被清政府驻伦敦使馆诱骗，沦为阶下囚，然而，在接到驱逐令之前，他凭借英国法律重获自由。他的这段经历广为人知，但其从容脱身的奥妙却耐人寻味，中山先生是那样富于人格魅力——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原本寂寂无名的人，一个被帝制政府视为罪犯而追捕不断的人，一个具有高额赏格惹来暗杀者垂涎不菲报酬的人，似乎有法术护身，其所到之处必能获得同胞的保护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说服精明的外国资本家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额贷款。他经常造访旧金山与纽约，与财雄势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们侃侃而谈，向人山人海的中国听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

　　他举止安详，在纽约的生活极为简朴。拜访他的人很难想象，他是一场声势空前的革命运动的领袖。

　　中国的大革命爆发后，离乡15年的孙中山迅速被革命派奉为国家领导人，在祖国的召唤下，他很快回到中国。1911年12月29日，他接受了共和国大总统一职，这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担忧。这一选举结果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吗？抑或是一个行事马虎的议会仓促间作出的决定？中国当前的局势需要一个能兼具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乔治•华盛顿双重能力的领袖，尽管孙中山先生获得了与其价值相称的所有认同，但他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当此大任吗？另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曾担任过巡抚、总督、陆军最高统帅和内阁总理大臣等重要职位，也是目前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者，他会让位给这个46岁仍然相对默默无闻的人吗——他从未有过任职经历，甚至连官衔也没有，更谈不上任何管理国家事务的必备的行政经验。孙中山很快便让中国国民和外国的友人打消了这些疑虑，他公开宣称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大总统，他暂时担任此职只是为了号召国民团结一致、投身革命，一旦一个稳固的共和政府得以建立，尤其是袁世凯能够出面担任大总统，他便准备退位让贤。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似乎不合常理——一个在外国流亡多年、饱尝辛酸的伟人，在初尝权力与地位甘甜之初，便答应交出最高权力，履行承诺，似乎有悖于一般人的处世之道。

　　然而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满族皇帝宣布退位后，相信袁世凯有忠于共和之心的孙中山便发表了一篇谦逊庄严的辞职演说，此文堪称人类有史以来爱国者表达心声的经典范文。笔者描述的以下给人的内心带来强烈震撼的场景必将载入人类史册：南京的中华民国国会在接受孙中山的辞职、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时，给予了孙中山先生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山先生志虑忠纯、牺牲自我堪称人类楷模”。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15载，始终关心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于千里之外运筹帏幄，说服万民时口若悬河字字珠玑，面对强敌时坚毅果敢毫不动摇，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教化了他的亿万同胞。在其历经磨难回归祖国之日，却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们。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地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以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孙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力量一方面源自赤子对于苦难母亲的深深热爱，另一方面来源于基督教信仰赋予他的坚持——无论是他的亲朋好友出于何种目的建议他隐藏自己的宗教信仰，他都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哪怕是在儒家信仰昌盛的中国。孙先生从来没有向自己的战友隐瞒这一点，哪怕是在他被囚禁于中国驻伦敦使馆的黑暗日子里：“当我陷入彻底的绝望之时，只有向上帝祈祷能让我获得安慰……我永远不能忘记我被囚禁的10月16日那个星期五的早晨，当我从祈祷中直起身来，对于上帝的信仰的美好感觉充溢于我的内心——我感到我的内心宁静祥和，满怀希望和信心，我觉得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重燃我的希望之火，他告诉我一切都会变得美好。”——正是有着很多像孙先生这样道德崇高的人，新中国才充满希望，充满希望的中国理应获得全世界的尊重。

　　[1] 见于1912年4月《海滨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我的回忆》一文。

　　[2] 原文为JohnG.Kerr, M.D.

　　[3] 原文为Dr.C.R.Hager.

　　《辛亥革命》读后感(三)：美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

　　1912年3月30日美国长老会的牧师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第156号的寓所中完成了一本名为《辛亥革命》的书，那年，布朗博士56岁。而这本《辛亥革命》的成稿时间距离武昌的枪声仅仅过去162天，距离清帝逊位仅仅过去37天。如今读来，通过100年前的一位传教士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如同异邦的中国和宛如戏剧的辛亥革命。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风土

　　布朗博士说，要了解这场革命，必须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考察埋藏在他们身上的引发这场起义的伟大力量。

　　1901年布朗博士首次来到中国。他用5周的时间，经陆路纵贯了中国的山东省，山东省没有美国分散的、广袤的农场，中国人生活在城镇和村庄里，前者有石质的城墙，后者有泥土搭建的围栏。他说，除去我的休息时间，剩余的每时每刻，我都能看到山东的老百姓。我途经的地方地势平缓，地面没有太多高层建筑，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总有六个以上的城镇或村庄。

　　“在一个难忘的清晨，我起得很早，在晨曦中用过早餐之后，便踏上旅途。我一口气走了几英里，大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太阳升起前，我登上了一个低缓的山脊，站到峰顶，我数了数，面前不少于30个村庄，转过身来，看到的村庄可能更多。我估算了一下，途经的村庄平均有500人。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在不断穿过狭窄、人流拥挤的街道，因为山东人口如此稠密，仿佛村镇都连接起来了，村镇之间，田地的间隔都不超过1英里。

　　除了中国众多的人口，布朗博士还惊讶于清帝国的广袤，他说，中国的国土从北纬18度延伸到北纬54度，这个东方大国拥有从加拿大的苦寒到古巴的酷暑的每一种气候类型。它的肥沃的国土上密布着大片的森林、丰富的矿藏，无数适合通航的河流奔流入海。

　　布朗博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在1901至1902年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和社会调查，1909年又来了一次，前后共写了17本调查日记。除了风土，布朗博士还深刻体会到中国人的性情，他说，“面子”的重要性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之中，中国人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为了保全“面子”，可以不顾一切。面子还影响到中国人的礼仪，在美国，当一个人问路时，他通常会直接对着路人喊：‘喂！这是去波士顿的路吗？’而中国人一般会这么问：‘这位兄台，借光借光，打扰您一下，请问这是去北京的官道吗？’

　　在布朗眼中中国人也有残忍堕落的一面，他曾经记述，我在青州府的时候，曾看到街面上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为，如果我没经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

　　但是总起来说，布朗对中国充满了尊重，他说，在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城之前的200年，中国人的祖先就有了确切的记录；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使用火器；他们最先种植茶树、制造火药、烧制陶器、提炼漆胶；当我们的祖先还穿着兽皮睡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穿着丝绸住在房子里了。

　　在中国，布朗看到英文也渗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清政府在1910年下发敕令，允许在科技说明中使用英文，中国的火车票和列车时刻表通常用中英双语印刷。布朗也看到了很多西方人的丑态和无耻行径，他曾在南京的明孝陵中发现了十多张一模一样的“告示”，警告人们不要毁坏文物。这张告示有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等多个版本，就是没有中文版本的。他说，只需要看一眼明孝陵的拱门、石碑和楼宇上面用上述文字书写、刻划的密密麻麻的污迹，上述国籍的人们都应该感到羞耻。无论是石质还是木质的建筑上都刻满了人名和其他记号，无非是诸如“某某到此一游”的内容，其中大多数是英语。

　　（小标题）传教士改变中国？

　　对于中国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国人多强调革命派的激进行动和立宪派多年来的改革运动，但是布朗博士认为辛亥革命政体的变更只是表相。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觉醒了。

　　布朗说，“很难说清楚中国的宪政改革思想于何时何地诞生，如果我们把眼光回溯到1807年，那时罗伯特•莫里逊刚刚踏足中国，把那个时刻作为中国宪政改革思想的发端，应该不会错到哪里去。此后成千上万的莫里逊的后继者来到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全面的思想启蒙。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对中国影响深远，特别是他们留下了很多启蒙性的著述，辛亥革命的发生与这些人和这些著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朗博士说，西方国家的觉醒，大都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由基督教的新教派发起的反对保守的天主教的异端行动，引发的思想和政治层面的“革命”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了信奉新教的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复兴。这些国家超越了天主教居于统治地位的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最早建立殖民帝国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大国。与新教对当今西方列强的影响相似，在传统的东方大国，思想的力量正在发酵和释放。

　　布朗认为，现代交通的便利使欧洲列强和美国叩开了中国大门，西方势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激发了巨大的变革性能量。布朗看到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充斥着洋货的国度。他举了河北威县的教堂的例子。教堂汇聚了当时在华流行的各国产品：杉木横梁产自美国俄勒冈，玻璃产自比利时，水泥产自英国，钢板和钢筋产自德国，只有比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墙砖是当地烧制的，松木长椅是从中国东北运来的。

　　为了说明传教士在西方商品涌入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布朗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有一个有点身份的中国人看到了传教士腕上戴着的手表，便要求传教士割爱，他想买了去——市场就这样产生了，于是西方国家所有的手表和钟表公司便发现了这种需求，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

　　第二个例子，中国的妇女们见到传教士的妻子使用缝纫机缝制衣服，觉得缝得又快又好又省力，她们也想要这种新鲜的好东西。她们的需求又吸引了西方的制造缝纫机的厂家。中国的市场需求是如此的广大，以至于最近有美国一家公司特地为一位传教士开出了15000美元的高薪，只要他答应出任该公司的中国区销售主管。

　　第三个例子，中国人看到传教士家中点着煤油灯，很亮堂，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照明灯具不太满意了，他们过去通常的做法是往碟子里倒上菜油，碟子中间放上一块碎布，把浸了油的布头挑出来点燃，之后满屋子将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可是屋子里的光线还是很昏暗。用上了西方的洋油灯之后，他们就对过去的旧式生活不再心满意足了。如今的中国，不管是在青砖瓦房还是简陋小屋中，洋油灯都已经非常普及了。中国乡下的农村四处都能看到美国石油公司出产的那种5加仑容量的油罐。

　　此外，西方教会在中国建立了2029所私立小学，1116所私立中学、大学，以及师范、医学、技术和工业等专科学校。教会在中国兴办教育的这股热潮中，美国基督教会一马当先——中国当时只有16所大学，美国建立了其中的13所。现代教育也已经深入到满清贵族子弟之中。布朗曾造访过北京的八旗子弟中学，感到非常震撼，因为看到满清贵胄子弟手中拿的竟是美国的教科书。

　　曾在教会学校中接受早期教育，或是受到传教士掀起的知识热潮的影响，这些人或是他们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回国后，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当中有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内阁高官、地方的道台，有人出任了驻英国、美国、德国、墨西哥、秘鲁和西班牙的公使、参赞及总领事，有人担任了诸如海关总税务司、中央政府六部的侍郎、铁路的总工程师、设计师和总监，有人担任了国家电报局的正职或副职主管、国际鸦片大会的清廷代表、清朝港口和重大工程的监理、清廷陆海军的各种要职以及其他许多要职。

　　（小标题）辛亥革命中的传教士

　　辛亥革命中传教士们在南北阵营的对峙中能够扮演中立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布朗说，当中国被辛亥革命划分为革命阵营和保守阵营，他们都怕被敌对阵营摧毁，无论在哪个阵营的地盘中都有中立的传教士，双方不约而同地将传教士的居所作为中立地带。

　　布朗写道：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官员，甚至是一些军官都会乞求传教士保护他们的家人。在阳江，军队总指挥将他的妻儿送给传教士保护，第二天早上，警察局长跑来请求传教士保护他的县长和他的家人。很多传教士的居所都反复上演着这样的场景。在北京，骄傲的满族勋贵，几个月前还要取消传教士所有的特权，现在却乞求传教士打开大门接纳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众多的妇女和儿童让很多传教点人满为患，随着战局的变化，要么是大批的保皇党人，要么是大批的革命党人跑到教堂里来寻求庇护，他们躲进教堂，生命就安全了。所有打仗的地方，无论是汉口还是南京，双方军队的伤员几乎都由基督徒组成的红十字会收治，传教士当中的医生和护士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南京即将展开决战之时，传教士出面，将双方的将领邀集在一起，商量停火的条款。

　　基督教应该对辛亥革命的发生负责吗？如果这种责任意味着煽动叛乱和起义，那么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不过，布朗认为，传教士应该为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和领事裁判权负责的说法，也是荒谬的。

　　《辛亥革命》读后感(四)：美国传教士眼中的袁世凯

　　阿瑟•贾德森•布朗是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他曾与袁世凯等人深度接触。他在1901、1902和1909年在中国进行过大范围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17本日记。本文节选自其著作出版的《辛亥革命》（解放军出版社），该书正是以这些日记为基础写成。

　　人们普遍认为，正处于过渡与重建时期的中国严重缺乏有能力的领导核心。许多评论性的文章都感喟，在当时局势下，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最令人绝望。一位对远东事务有着深入研究的知名作家这样写道：“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领导国家的政治人物；中国人中有宏图伟愿的很多很多，但洞察力、能力、经验与影响力兼具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这句话代表了西方文明世界的普遍看法。可是，笔者认为与其他国家一样，危急关头的中国有一批伟人在风云际会之时已经脱颖而出。这位作家关于领导人的标准可能过高，让他忽略了共和时代的中国的某些领导人早在帝制时代便已大名鼎鼎，还有一些共和时代的中国的领导人也在默默无闻地异军突起，他们在中国早已经声名鹊起、家喻户晓。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认为中国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人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很遗憾，本书的篇幅不足以对这群中国的新的领导精英分别予以描述。比如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梁敦彦，曾担任清政府外务部侍郎和尚书，汉口及天津海关道，驻美国、墨西哥、古巴和秘鲁公使以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唐绍仪，清政府早期留美幼童之一，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尚书、天津海关税务司、外务部侍郎、议藏条约全权大臣、奉天巡抚以及赴美特派公使；梁诚，号震东，曾任驻德国、美国、西班牙、秘鲁、古巴和墨西哥公使；刘玉麟，曾任驻英大使、驻约翰内斯堡和新加坡总领事以及外务部右丞；牛津大学毕业生伍廷芳，曾两次出任驻美公使；岑春煊，他的父亲是平定回民起义的著名将领，他在1901-1902年任四川总督期间，曾宽容地对待当地传教士；李书城将军，汉口革命军的指挥者之一；汪崇维三兄弟以及王正廷等诸多人物。若篇幅允许，本书可将他们的事迹详尽地描述。但从大局着眼，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袁世凯与孙中山身上——他们是共和时代中国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很早之前，袁世凯便在清政府中权倾朝野，他一直是清政府中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而且毫无疑问，他依然是仍然在世的、能力最强的中国人。他1858年生于河南省，年纪轻轻便展现出过人才华，并因此获得清朝宰相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在1884年派他前往朝鲜担任常驻使节，头衔是商务代表。袁世凯个性强悍，年仅26岁的他当起了朝鲜的“太上皇”，在平壤这个风起云涌的朝鲜首都迅速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势力。这个年轻人为朝鲜王室训练出了一支精悍的现代化军队，并以此掌控了朝鲜的局势。他在朝鲜九年，稳固了风雨飘摇的朝鲜政局，并实际上监控着朝鲜的内政和外交。朝鲜国王为表示对他的赞赏和感谢，将宗室之女嫁给了他。在袁世凯担任朝鲜“监国”的时期，朝鲜的亲日派势力被死死压制，大清政府也得以更长时间地保持朝鲜这个附属国。不过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杀伐果断的影响，加速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打破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鉴于袁世凯在朝鲜的出色表现，且因他有“知兵”的美名，清政府在1893年将他召回国内，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在这个新的职位上如鱼得水，很快就表现出了高水平的军事管理能力。他引进最先进的外国军事训练模式，并为他手下的部队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他的训练下，天津小站的军队很快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现代化部队。1894年，他成为清政府在东北的军事统帅。1895年，他成为清政府所有的按照德国军制训练的部队的统帅，并主管了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和外交部门。1897年，他担任了直隶省的按察使。1899年担任工部右侍郎，同年12月又出任代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他便正式升任山东巡抚。在山东这个大省，他的管理才能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其上任之时，山东省正全面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地下钱庄像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发芽，这些地下钱庄大都没有储备资金，他们靠吸纳储蓄和放贷为生。袁世凯认为，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于是他采取铁腕手段，展开大规模整肃行动，管控地下钱庄，禁止他们乱发银票，并规范他们的信贷体系。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地下钱庄的强烈反抗，山东省由于钱庄大规模倒闭引起的金融崩溃进而导致全省的经济大崩溃的危机似乎迫在眉睫。然而，袁世凯管控适度，措施得力，渐渐地，那些实力弱小的地下钱庄纷纷破产、消失，而那些资本相对雄厚的钱庄则被迫遵守袁世凯制订的诚信的金融政策，袁世凯成功地维持了山东城市市面的稳定，从而保住了山东全省的金融秩序的稳定。同样，面对山东边地蜂起的、组织严明的、作恶多端的盗贼团伙，袁世凯也有一套很好的对策，他很快便建立起一支精干的捕快队伍，专门搜捕流氓恶棍，这些流氓恶棍一旦被捕获，轻者监禁，重者斩首。袁世凯用雷霆手段，很快稳定了山东全省的秩序，山东省民众的平静生活得以重新开始，山东省居民从而重拾信心。袁世凯推动山东进步的车轮正在转动，居民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我与袁世凯相识是在1901年夏的山东省会——济南府，在递上我的名片和介绍信之后，他很快与我约定了会面时间。我准时到他的府邸拜会，他不但亲自在衙门门口迎接我，还把我请进了他的书房，这真是真心实意的以礼相待。他很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42岁，中等个头，身体壮实，脸庞刚毅，眼神明亮而率直，气度非凡，我想他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引人侧目。他的态度相当真诚，通过他那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两年的翻译，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我颇为诧异的是，不谙英文、从未离开过亚洲的他竟然对美国的情况是那么熟悉。他向我谈起了他准备出版日报、设立一所军事院校与一所文科院校的计划。他将给山东省下辖的108个县分配名额，每个县必须至少选派两名学生进入他即将开设的军事院校和文科院校，他要锻炼这些学生的智力和体格，使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把在新学堂里获得的“启发与学识”带回自己的老家，再以这些毕业生为骨干，向每个县普及现代知识。他雄心勃勃地希望以一己之力教化其治下的3800万民众。他还设想了新学堂的外语教学问题，他认为英语、法语、德语的课程都不可缺少，考虑到在山东东部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德国居民，德语应该成为山东学堂最重视的实用外语。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袁世凯主张对义和团采取“剿杀”政策。在满朝文武被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情绪裹挟的背景之下，这彰显了袁世凯在混乱的大局之下保持冷静的睿智和勇气。他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基于其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他调任山东巡抚之初，原来的山东巡抚毓贤被调往陕西任巡抚。毓贤是一个狂热的排外主义者，因为他对山东的义和团采取纵容的政策，义和团才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天津、直隶一带呈现烈火燎原之势。被狂躁情绪冲昏头脑的毓贤在陕西巡抚任上，将陕西全省的外国传教士骗入巡抚衙门集体屠杀，他甚至还亲自动手，杀死了三名传教士。如果毓贤继续留任山东巡抚，山东省的传教士估计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袁世凯上任之初，济南府的西南部已经发生了义和团的暴乱，义和团残杀了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袁世凯已经预料到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在山东全省打击义和团的势力，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安全。袁世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上任之后，山东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义和团杀害，在他的协助下，在山东的外国人要么逃离山东，要么被他保护起来。

　　袁世凯的这种明显的亲外政策，导致了当时对义和团采取鼓励态度的慈禧太后的不满，袁世凯日后的地位和将来的升迁希望都掌握在她的手中。那些因为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骗术变得狂躁凶狠、发誓要将大清帝国境内所有的外国人杀光的保守派，对他群起而攻之。愤怒的底层民众咒骂他是“混世魔王”，声称要“替天行道”除掉他，因此袁世凯的生命不断受到威胁。但暴民的滋扰、同僚的反对和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他的不满，并没有丝毫动摇他剿杀义和团的决心。由于受到袁世凯的沉重打击，山东的义和团的首领们派出一名代表去游说袁世凯，这位代表告诉袁世凯，民间仇外的情绪正在猛烈上升，他劝巡抚大人“顺应民意”铲除洋毛子，让他的子民都从那可恨的西化风气中解脱出来。见多识广的袁世凯没有相信这个朴实的义和团代表的话，他知道在实力悬殊的中西对比下，洋人不可能被赶出中国，更别谈“永远”，他明确地告诉这位代表，想把洋人赶出中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他奉劝义和团民，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这位代表却告诉他，胜利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兄弟们有法术护身，洋人的子弹不可伤他们分毫。对此，袁世凯严厉地回答道，他的士兵手上就有这些子弹，对方不妨派自己的人出来做个法术表演。义和团代表对此表示拒绝，但是袁世凯却不肯放过他们。他热情地邀请义和团的头目们到府邸饮宴，等他们到齐了，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命令他们沿着院墙站成一排，在义和团头目恐惧的求饶声中，枪声大作，结果无人逃脱。袁世凯用一场鸿门宴，终结了义和团在山东的势力扩张，并成功地阻止了义和团向山东以南省份的扩散。受到袁世凯打击的山东义和团只得向直隶转移，导致直隶“香火鼎盛”，最终裹挟了政府。袁世凯果断地让山东加入了“东南互保”，让山东中立于清政府与列强的战争之外。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人们发现，袁世凯这位铁腕巡抚使山东省免受了邻近的直隶省遭受的生灵涂炭，袁世凯的权力与威信比以前更加稳固。

　　1901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朝最重要的省份，因为都城北京，以及进军北京的两座门户大沽港和天津港都在他的辖区之内，直隶总督还控制着所有通往京师的道路，负责保卫皇室的安全。直隶总督是清朝的第一总督，担任此要职等同于担任了清朝的宰相，直隶总督随时可以谒见皇帝和皇太后。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正是利用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权倾天下，而袁世凯却没有像李鸿章那样运用权势大肆敛财。他以一位直率可靠的君子的形象出现在慈禧太后面前，给善于从细节之处观察人的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慈禧太后很快原谅了他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与自己唱反调的行为，在他进京之时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1902年，在慈禧太后面前肯定了自己才能的袁世凯获得了更多重要的官职——督办中国北部铁路修建的全权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侍郎、陆军大臣，最后成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些经历使得袁世凯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在中国鲜有匹敌者。

　　袁世凯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他清楚地认识到采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士兵扔掉弓箭，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给士兵们配备步枪，接受前所未有的纪律训练，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他还为他的部队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医院，采取最为标准的卫生措施。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军事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推动者，他在中国大力推动新学堂的建设，为向普通的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科学知识规划了波澜壮阔的蓝图。

　　1904年，义和团出现死灰复燃之势，袁世凯旋即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胆敢妖言惑众扰乱民心者斩！胆敢教授、研习如义和拳、红灯照妖术者斩！”这对于企图再次煽动灭洋运动的狂热分子无异于当头棒喝，这股暗潮很快偃旗息鼓，狂热分子们知道袁世凯对付义和团的手段，他们并不希望落得与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期的义和团的头领们同样的下场。

　　笔者在上文中引述了1907年10月26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给国务院的报告。天津总领事在这个报告中对袁世凯推进中国进步的成就进行了概括：“对于袁世凯所取得的大量成就，在此只能大略提及，如：简化教学用语；推进地方自治；创办公立小学；创办军官学校；引入宪制政府；创办公立师范学校；允许开设民间储蓄银行；设立法政学校；通过考试遴选海关官员；建立研究宪法制度和议会制度的专门学校，推动关于中国宪制相关的所有论题的讨论；在天津试行民选政府体制的探索，1907年7月24日，天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普选。另外，他还建立了许多铸造铜币、银币和金币的工厂以及棉纺厂、造纸厂；他还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师范学校，以及很多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工业化所需的培训学校，这些学校的建筑大都十分宏伟——他开设的上述机构都运行良好。我在天津经常可以看到，漂亮的西式建筑，细石子铺就的宽阔道路，用最好的钢铁建造的桥梁，在天津这个城市中，蒸汽推动的压路机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袁世凯还为天津组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卫生管理部门，在它的督导下，天津的城市卫生得到显著改善。他与各国维持着极佳的关系，并通过实实在在的不懈努力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好感。他许多充满远见的主张都陆续被北京政府采纳，很多出色的国家诏令都是在他的建议下草拟的。这一点，在清政府承诺建立宪制政府以及打击鸦片贸易等方面最为突出。”

　　他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学术上却是宽容的。他对某些新教传教士的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极为赞赏。1898年，他邀请长老会牧师赫伯特•E•豪斯博士担任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0年又邀请长老会牧师、滕州教会学校校长华生•M•海伊斯博士担任他所建立的济南府文学院院长。1906年他到保定府视察期间，发现当地充满着对土地爷的迷信，当地土地庙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庙的庙祝们却向他报告了许多有关当地死亡人数的情况。于是袁世凯命令把当地所有的土地庙改成警察局，同时下令把土地庙里的所有神像集中起来统统扔到河里。当地传教士闻风赶来看热闹，他们想要看看当地老百姓怎样执行袁世凯的这道命令，他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数千名中国人站在河岸上，他们也把神像沉塘当做一件笑话看，他们有人甚至还在说：“看哪！神仙们在洗澡呢！”

　　如同每个伟人一样，袁世凯也树敌众多，亚洲想除掉他的敌人很多。光绪皇帝便是因他登上了1898年戊戌政变的“要犯”名单，当时40岁的袁世凯正在直隶按察使任上。由于袁世凯一直都是以革新著称的官僚，光绪皇帝秘密召见了他，并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的改革政策。皇帝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皇帝认为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荣禄是维新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授予了袁世凯一个高级军职，命令他马上前往天津，率领军队去治荣禄的死罪，然后让他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囚禁慈禧太后。袁世凯毕恭毕敬地接受了皇帝的密旨，火速前往天津，但是与荣禄私交甚笃的袁世凯并没有砍掉荣禄的脑袋，而是向对方坦陈了一切，给了荣禄翻盘的机会。荣禄乘坐专列火速入京，面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光绪皇帝的计划，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密友，坊间有很多传闻，说他俩的关系超出了普通朋友。慈禧太后立即显现出自己特有的行事风格：她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命令亲信部队取代了皇帝的卫队；第二天一早，她便逮捕了皇帝，将其关到了瀛台，一个四面临水无路可逃的湖心小岛；她发布诏令说，皇帝“恭请太后复临朝理政”。皇帝从此沦为阶下之囚，当做国家最重要的罪犯被小心翼翼地看管着，直至他1908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夜，光绪皇帝痛苦地写下这样一道密旨：“朕被囚十年，受尽煎熬，袁世凯须负全责——待时机成熟，朕命将其斩立决。”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因为背叛皇帝的行为而受到公众愤怒的指责。他的朋友们却认为，袁世凯这样做并不是想要背叛，而是他认为执行皇帝的命令将会使国家陷入灾难，所以他向自己的上级征求意见，看看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重大危机。袁世凯绝不是一个政治保守派，但他的敏锐判断却让他意识到光绪这位软弱而冲动的皇帝不可能在瞬间改变中国的面貌，他自然不希望自己卷入一场不成熟的且注定要失败的政变中去，光绪皇帝依仗的维新派极度缺乏政治经验和实力，冲动而幼稚。无论人们如何质疑他对光绪皇帝的忠诚，他的明智判断现在已普遍获得认同。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大清帝国的皇位由光绪年幼的侄子继承，光绪的弟弟载沣成为摄政王，光绪的妻子成为皇太后。由此中国的公众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官宦生涯行将告终，只要哀伤中的摄政王和皇太后胆量够大，肯定会将他斩首，但他们没有做出如此冲动的决定，因为袁世凯的势力实在太大，而且有多个欧洲列强的公使向清廷发出暗示，如果将袁世凯斩首，将“非常不利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国家的安定，摄政王载沣被迫作出妥协，将袁世凯撤职了事。载沣将袁世凯撤职撤得非常有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脸面观”，载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宣称袁世凯这位重要而且尊贵的官员为了国家积劳成疾，一直受到日益严重的腿部关节炎的困扰，由于先皇和太后都已驾崩，国家已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为了保住袁世凯这位股肱之臣，出于常人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朝廷让他卸下繁重的国务负担，安心养好他那病势沉重的“足疾”。身体健康的袁世凯，就这样回到了顺德府附近的私宅，安静地过起了平民的生活。

　　袁世凯被免职回家的事情发生在1908年。1909年我来到北京后，与袁家熟识的牧师W.A.P马丁博士告诉我，袁世凯和他的儿子都认为，只要摄政王载沣和皇太后掌权，他都不可能官复原职，而且在当时的情况来看，让两人退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官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而言，这是一场让其地位一落千丈的突然变故，他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沦落为普通士绅，沃尔西主教所经历的变故，也没有如此之大的落差，也没有来得如此突然。高傲的袁世凯步入了生命中的低谷，他在其功业和威望达到巅峰之际，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实际上，如果他不服从让其辞官归隐的命令，以他的权力和威信，他完全可以推翻摄政王——大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的士兵都是由他选拔和训练的，而且他在中外民众中也极得人心。如果他仿效慈禧太后，用1898年戊戌政变中对付光绪皇帝的手段去对付摄政王载沣，他毫无疑问将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但袁世凯是一个睿智的有爱国心的坚毅的人，他不愿意出于个人的得失，发动一场政变。

　　袁世凯蛰伏待机，他的复仇计划正在全面酝酿中。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皇权开始摇摇欲坠，毫无办法遏制革命烈火蔓延的、惶恐之中的摄政王载沣和皇太后被迫向山呼海啸式的舆论屈服——如果再不让袁世凯出山，满洲的政权即将寿终正寝。这两个束手无策的统治者只好恭请袁世凯出山拯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以保持住自己的地位。恭请袁世凯出庐的电报雪片式地飞向袁世凯隐居的洹上村，袁世凯却在此时充分地体现了自己的幽默感，他毕恭毕敬地回复，对于国家赐予他的尊荣，他惶恐至极，他随时准备以微薄之力报效朝廷，但很遗憾腿部的关节炎依然使他行动不便，他不能受此重任！他又稳坐钓鱼台，在老家“坚持不就”，形势顺着他的预测继续向前发展，数月之后，“无法推脱”的他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任命，在这段时间里，他愈发清醒地看到，自己是解救这场国家危机“唯一的救世主”。袁世凯虽然一直“安处隆中”，但他却是熟知天下大势，他在隐居之处设有电报房，与南北双方的要员和将领的电报往来不断，他一直在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平息这个国家陷入的持续内讧。也许，当辛亥革命的历史全部解密，人们可能会发现，袁世凯与这场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或许要超越历史学家的想象，他对北洋将领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尽管对于南方将领的所作所为他并不能完全约束，可是南方将领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却不能无视他的态度。

　　重新出山的袁世凯一回到北京，立马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已经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大清帝国的独裁者。列强们对于他重新掌权公开表示宽慰。英国的幽默插图杂志《潘趣》周刊说道，在华的所有外国人都认为袁世凯是当前中国的核心人物，因为他的名字是他们唯一懂得发音的中文名，而且他也是一个威严的、能够给所有认识他的人带来信心的领袖。

　　袁世凯此时接任的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是个相当麻烦的烫手山芋，而他却在这个职位上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他居于保皇党与革命派之间，试图平衡双方的诉求并引领局势走向和平妥协。中国从此要走向自治，这一点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已非常明晰，但他们的争议在于是仿效美国采取共和制，还是仿效英国采取有限的立宪君主制。革命党人持前种主张；袁世凯则和大部分对华友好外国人士一样存在疑虑，如果立即与古老的君主制传统走向决裂，这一做法是否谨慎？另外，他们还担心，广大的中国民众是否已经达到足够的教育程度，拥有足够的国家意识的觉悟和团结协作之心来为即将到来的共和政体提供坚实的基础。他认为，一个有限的君主立宪政体，加上一个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和一位确保内阁良好运转的、负责任的总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各个阶层的共同利益，有效降低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危险。

　　革命派不愿看到局势向君主立宪制方向发展，他们不惜以激烈手段去实现共和制的理想。既然袁世凯拒不让步，他们便自己着手建立共和国，定都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段时期的中国人，推翻满族政权似乎只是为了进行内斗，或者，是要将国家分成两大敌对阵营——一个北方的王国和一个南方的共和国。袁世凯如果此时能够谈成一笔海外贷款来维持和装备他的军队，他很可能会选择动武。据说，一个外国银行家组成的财团已答应借钱给他，但英国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英国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中国的中南部地区，那里已处于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所以英国人不希望因资助革命党的敌人而引火烧身。更何况，革命党人已宣布他们会承认共和国宣言发表之前签订的所有对外条约和外债，之后清政府签订的一概不予承认。袁世凯只好强迫那些有钱的满族王公把自己来路不明的财产贡献出来一部分，但叫嚣让北洋军扫荡革命军的满族王公们等到袁世凯让他们掏出一点点金钱的时候大都选择了沉默，他们纷纷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因此袁世凯从王公那里获得的数百万军费不足以打赢一场战争。或许袁世凯和革命党人曾私下达成了一个更加体面的协议，或许他只是以革命派刻意表现的诉求作为威胁满族王公的借口，迫使满族人选择屈服。但无论如何，共和派的意志是毫不动摇的，举国的舆论也明显地站到了他们的那一边。全国舆论对袁世凯的能力和威望表示了肯定与赞赏，很多人呼吁他应该站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大总统，而不是满洲皇帝的总理大臣，尽管后者只是稍微带了一点皇权色彩罢了。

　　此时的袁世凯不仅表现出了能力和魄力，还显示了极高的智慧和忍耐力，他一直在耐心地观察局势的变化。从实力上来讲，他完全可以将满族统治者废黜或者流放，但他意识到此举将使失去政治权力的满族统治者们成为中国的深怀恨意的敌人，他们可能会退回蒙古与俄国结盟，或者退回满洲与日本结盟，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给新政府带来麻烦，引发暴乱，最终又逃不过外国武力干涉的下场。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劝说满族王公自愿地和平退位。这是一项费时费力、让人讨厌的工作。满族王公内部分歧很大——一些亲王贵族认为，与其承担流放和丧命的风险，不如投降保全身家；但还有一些王公贵族仍想顽抗到底。各怀己见的王公贵族们在紫禁城的大小会议上争吵不休，毫无主见的皇太后急得号啕大哭，好几次晕倒在地。而革命党人的态度则益发强硬，他们显得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没有商量的余地。居间其中的袁世凯也是日渐憔悴、精疲力竭。他的敌人也越来越多。1912年1月16日，他试图再次入宫进行商议，回来的路上被一名激进分子扔掷炸弹。所幸炸弹在他马车后面20英尺的地方爆炸，没炸到他，却炸死了4个人和6匹马，炸伤了19个人。面对如此直接的死亡威胁，袁世凯依然咬紧牙关，以永不言弃的毅力坚持着谈判的道路。

　　最终袁世凯成功地说服了那些顽固的满族官员，让他们接受自己的善意主张——忍一时的退位之痛，换之后的万事无忧。革命党人也帮了他一把，革命党的暗杀团干掉了强硬的保皇党的首领铁良，吓得很多顽固的保皇派王公闭了嘴。1912年2月12日，南北谈判破冰，清朝皇室发表了退位诏书。3天后的2月15日，孙中山在南京辞去临时大总统，南京参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这个统一共和国的新总统。这样一个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下，全票通过，选举出了这样一位最高领导人，这不仅是给予袁世凯、也是给予选民们的一份崇高敬意。3月10日，在场面感人的仪式中，袁世凯这位几个月前还被清朝皇族罢官的普通绅士，正式宣誓成为这一强大民族的大总统。历史上没有多少人会在短期内拥有如此千变万化的经历，也没有多少人拥有如此卓越的实力，成为万民归心的领袖。几年前，荷兰著名的画家休伯特•沃斯曾将袁世凯的画像作为自己的伟人肖像系列作品之一，送往巴黎参加世界名人画像展。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思福爵士在结束亚洲之行回国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很荣幸，我在中国结识了一个朋友，他就是袁世凯。”现在回首这些往事，人们已不再觉得惊讶了。（编辑/段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