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三村》读后感100字
《云南三村》是一本由费孝通 / 张之毅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5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云南三村》精选点评：
●祖师爷不愧是祖师爷，当时读江村经济没多大感觉，现在读来，真是发人深省【就是找不到纸质版只能看盗版PDF，得忍受一堆错别字，让我很烦恼】
●千变万化的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并非那么的各具一格。整体大环境下，一切事物都在相似的条件下存在，费老以小见大，循序渐进，从江村经济到禄村农田，从一个小小的疮疤，撕开了整个中华农村文明的面纱。于是，各种民俗背后驱动的是经济，所谓伦理也更多是利益道德的遮羞布。然而，尾大不掉，整个社会的巨轮转了这么久，仍然将新生活的憧憬，止于时时传来有关呜呼哀哉的人伦无奈。
●类型比较倒在其次，怀念基本不可能再有的魁阁精神~
●读了其中的《禄村农田》，感叹费老就是费老
●只读了禄村农田部分，书容易读，也有些启发
●《乡土中国》多好，
●very solid work
●「消遣经济」：在生产和消费条件低下的情况下很难尽量生产和消费，因此便以减少消费的方式来避免劳动，并将闲暇则投入到公共生活中／时间关系所以匆匆扫了《禄村》一篇，但看得我很感动，费老用理论的方式提炼了传统社会的生活之所以能给予人「自由」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学里程碑式的前辈们是用怎样谦卑的心态、怎样宽广的眼界来做学问的。
●禄村和玉村最有意思，有一种身在其中的感觉。以前我一直觉得这类调查记录读不进去，直到读了十三年人类学之后才读出了这种感觉。
●补课中。。。。。。
《云南三村》读后感(一)：魁阁时期的重要著作，较《江村经济》更简白，也更重社区研究方法
费孝通先生曾言：“《禄村农田》可以说是我那本《江村经济》的续编。”所以，若要论《禄村农田》，则必先谈谈《江村经济》一书。费先生这一说，一是因为他在《禄村农田》中沿用了之前的以村落为单位的实地观察法。二是因为他以在禄村中所得事实为基础，修正和发挥了之前《江村经济》中得出的结论。但是，《禄村农田》又仅非《江村经济》的后续，更是前者的升级版，解答了之前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同时，较之前书，费先生缩小了研究范围，更着力于该地的土地制度，并调整了研究方法，更偏向于解释和叙事并重的社区研究法。不同于深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江村模式，禄村由于地理因素，尚处于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初期，仍然保持着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的内地农村结构，代表了与江村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农村社区。
《禄村经济》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先生十分注意调查的方式方法。在每一章节的一开头，费老都会详尽地介绍调查背景，指明几种不同的调查取样和采集数据的方法，评析每种方法的可行性和优缺点，然后阐明自己选择其中某种调查方法的原因，并进一步补充说明有待提高之处。例如，在撰写第四章“农田分配”时为了采集各家所有田信息时，费先生总共提出了三种不同途径方法。首先，他指出自己一开始认为“查一查耕地册就够了”，然而实际操作中的种种困难（耕地册上的名字和户口册上的名字有出入；耕地册上依然保留着大量已经去世的人名；团体所有田和私人所有田混淆等等）使得研究者转向“按家清查”这一手段，可是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该方法也难以施行。最终，费先生选定了“间接打听”来补充校核前两种方法。光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调查对象——禄村个人私有田情况，费先生就用上了三种不同的方法，其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云南三村》读后感(二)：记录?
1、 写作研究背景
时代背景：
1938年秋，抗日战争时期，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费孝通获得博士学位后离英回国时，在轮船上听到了广州沦陷的消息，决定到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工作，刚刚抵达昆明的费孝通先生，在休息两周后便深入昆明城郊的禄丰县进行调查研究。
社会学研究历史背景：
1）当时中国面临社会最基层——农村社会的巨大经济社会危机。
2）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要求。
“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
“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如果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条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今后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愿他的名字永远留在这块奠基的碑石上。”
2、 内容梳理
禄村是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内地农村的典型，农民主要以农业为主，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田，以初始的技术，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第一章——第三章）
同时禄村土地分配不均，人多地少，无田或少田的家庭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解决温饱，存在雇工的现象，部分有田者脱离劳作，并讨论多少人有这样的资格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别人的劳力来经验自己的农田。（第四章——第五章）
但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改变，不再像之前那样充足，这种雇工自营的方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第六章——第七章）
之后，再通过不同的样本家庭，展示当地村民的生活状况，并分析经济危机、物价上涨对禄村人生活的影响。（第八章——第十一章）
虽然工商业的发展在逐步影响禄村的劳动力流向，但与江村不同的是，禄村的土地权却没有外流。（第十二章）
3、《重访云南三村》与《江村经济》
《重访云南三村》：禄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禄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上。内战时期通货膨胀、苛捐杂税，禄村逐渐出现土地外流，同时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贫富差距扩大，而后人民公社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减少。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粮食产量稳步增加。改革开放后，禄村已出现了劳动力输出以及砖瓦窖的建设，各家各户主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
“比较社会学”：将江村和禄村作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可以得知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土地现状，即江村因为手工业的崩溃从而形成了以佃户为主的存在大量不在地主的土地制度，而禄村因为副业并不占主导继续延续着雇工为主的自营农田制度。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费孝通也写到这是对其乡村研究的继续与补充，并且回应了对《江村经济》并不能代表中国农村现状的指责。
《云南三村》读后感(三)：禄村农田
问题导入: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他的土地制度是怎样的？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里，他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
落脚点在土地制度
第一章 农作
农作日历 农作物 农作活动 时间架格（农历，节气） 农田单位 劳力单位 劳力估计（有多少活，用多少人） 一单位的农田一年用多少工时
第二章 劳力的利用
农忙和农闲 禄村的农田数目和各类人口
在某些工作中，禄村应当是可以靠自有劳力来经营的，而事实上他们却雇佣了不少外来劳工。
有田者脱离劳作，拥有土地所有权，不劳而获
第三章 农田的负担
除农业生产以外的活动。（副业，集市贸易，运输，家畜）
农田产出，每年禄村只需要1/3的米产就已够全村人民的消费，其余的2/3可以用来换取其他的消费品。
第四章 农田分配
私家田 :禄村大部分的田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的人不是没有田，就是有很少的田。不能单靠自有农田上的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最大的地主，也只有25亩。禄村的私家田都是很小的。
团体所有田
第五章 劳力的出卖
哪些人需要在农田上出卖劳力:没有田的新户 流浪的劳工 季节性外来劳工
征兵招工使禄村的劳力供给在减少
第六章 自营和雇工
是谁在雇佣劳力（土地所有者如何经营农田）:长工，散工（计时），包工（计件）
出租经营与雇工自营
第七章 租营
只卖劳力（佣工）和租田经营（佃户）
禄村佃户的地主大部分是团体。
第八，九章 生计
宁肯雇工也不劳动，用消遣来代替消费
不同收入村民（五个样本）的日常生活费用分析（恩格尔定律）
公款负担，养生送死，鸦片，物价变迁
第十章 农田的继袭
儿子继承（妇女地位） 上门的姑爷 分家
农田太小成了中国农业改良的一大障碍（农田大有什么好处），农田小，人多，不需要技术改良。
第十一章 农村金融
为什么会出卖农田？需要现金交付而筹不到款的时候（互助，借贷，典质）
第十二章 农田买卖
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出卖农田:欠债无力上利，出卖抵押的田来清偿；父亲死了，剩有养老田，儿子们把田卖了来送葬。
农田所有权的转让影响到继袭人的生计，农田的所有大多数是亲属关系。同族的近亲拥有买田的优先权。（禄村的买卖田市场很小）
买田投资不如放债。可是为了一种安全感，农民还是有买田倾向，就像城里人买房。买田也常是放债的结果。借款人不能交利就只能拿田来抵偿债务。
单靠农业是很难发财的（单靠种地再买地是很困难的）。一个人要到外面去赚钱（升官发财）才能回来买田。
土地权外流:借钱盘田，投资农田的收益比借钱的利息还低。
临近都市区的江村出现了农村土地权外流。靠近都市区的农村，有传统手工业的不易抵挡现代工业的竞争，容易发生金融枯竭。（手工业和农业在江村的地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丝业为基础的江村在都市工商业发达过程中沦为佃户的集团。而内地以经营农田为主要业务的禄村，至今能维持以自营小地主为基础的结构。
为什么失去手工业竞争优势的江村不能以经营农田来保持土地所有权不外流。
都市的发展对禄村产生的影响，不在金融，而在劳力。（钱和人往哪流）
《云南三村》读后感(四)：从江村到禄村
花了大约五天时间读完了《禄村农田》和序言。
读《江村经济》时，大段大段的白描式叙述令我感到难以提起精神。作为一个从小远离土地的孩子，大量细碎的事实实在不能令我感同身受。我感到十分枯燥乏味，不得不强迫自己读下去。感觉就像囫囵吞下了一个大西瓜，读完之后还是一片混沌。
费先生在序言中说道，这本《禄村》是《江村》的续编，但两者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禄》选取了土地制度的变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费先生首先概述了禄村农作的大致情况，包括农作日历和劳力估计。接下来费先生提出了在某些工作中，禄村是可以劳力自给的，但事实上却有不少雇工这一现象。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了部分有田者脱离劳作，并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讨论了多少人有这样的资格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别人的劳力来经营自己的农田。但是由于当时情况的变化，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充足，这种雇工自营的方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后面的章节中，费先生还通过不同的样本家庭展示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并分析了物件上涨这一变化对于禄村人生活的影响。
费先生将江村和禄村作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即为比较社会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土地现状，即江村因为手工业的崩溃从而形成了以佃户为主的存在大量不在地主的土地制度，而禄村因为副业并不占主导继续延续着雇工为主的自营农田制度。这是对费老乡村研究的继续与补充，回应了对《江村经济》并不能代表中国农村现状的指责。同时费老提出了关于“类型研究”的理论——全部研究每个社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根据已有的标本对其他的社区进行归类，区别异同，从而实现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有局部接近全体。每一个农村经济的形式，有它一套特殊的结构，也有它一套特具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对于我们看待当下的农村问题也是有价值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结构，如何选择一个农村的发展方向？现阶段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和大面积变农田为工业化用地的做法在我看来是有待商榷的。推土机轰轰一过，原有的平房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烟囱。这样所谓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合乎农村需求的吗？恐怕现实与设想有很大区别吧。上楼的农民又该何去何从呢？工业固然可以吸收一部分劳动力，但是上楼后原来可以在自家进行的诸如养殖一类的副业没有了空间，势必会对农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原有的居住结构的而改变，也对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让他们放弃已有的生活方式是真的为了他们好吗？还有大量的良田被用作工业用地，这不得不使我感到十分痛心。环保问题从来就不被看重，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时。
使我印象深刻还有在《禄村农田》每个章节伊始，费先生都会详细地介绍调查的背景，所采用的调查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优点与不足。作为实证学科的社会学，调查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得出可靠的数据，费老和张之毅先生可谓煞费苦心。但实际情况有时与我们想象中的大不一样，比如在调查土地所有情况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走过的路可谓曲折。正是这样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数据。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一些难以通过直接调查得出数据的事物，费先生会详细地讲解自己所使用的估算办法。
读这样的文字，就像在和师友对话一般，对我大有启迪。这样一思考，在本学期所做的社会学概论小调查中，我们的调查方式存在很多问题。问卷的设计，样本的选取，数据的收集，结论的汇总，每个环节其实都禁不起仔细地推敲。还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对我们的调查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甚至是组内分歧的导火索。在以后的调查中，需要时时注意这些问题。要达到翔实可信的地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还想提到的是，费先生在序言中说道“现在很有可能有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去，去做一个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是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吧。作为一个学者，本来是应该处于一种中立的立场，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但费先生却始终满怀着一腔热情，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为即将到来的变迁提供更多的有用的材料，希望中国的农村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时候，心里却从不觉得苦，总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看到这段时心里十分震撼，也有些伤感。现在恐怕很难有人能做到这样了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太愿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忍受物质条件的匮乏，更缺乏那种满腔的热忱。大师已不再，不由觉得悲从中来。
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一个社会变迁的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需要学者们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为解决问题提供可靠的参考，使我们的社会能够一点一点地前进。虽然这脚步总是缓慢而曲折，纵使现实总是令人失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能够实现。
《云南三村》读后感(五)：魂牵魁阁
有一些异时异景和其中的人类群星闪耀，总令人无比向往。前些日子看《无问西东》，泰戈尔在T大图书馆演讲，镜头一晃而过陪同的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笃定、自信。而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如何面对战时烽火。营造学社内迁四川南溪李庄、不中断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魁阁”（即位于呈贡县三层楼的魁星阁的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工作站）亦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个高峰。我在图书馆看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用土纸印刷的《禄村农田》、1944年几位先生手写石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总是被一代学者对国土的挚爱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念所感动。
费先生为这个集子做的《序》写于1987年，其时张之毅去世。“真是想不到，将近五十年前，为了油印他那本《易村手工业》，我曾一字一句地亲手刻写蜡版；过了这么半个世纪，最后还是轮到我，为了出版这本《玉村农业和商业》，又一字一句地亲自校阅他的修正稿。这段学术因缘，岂是天定？但是今昔还是有别。当年我凡是有着不清楚或不太同意的地方，总是能拉住他反复讨论、查究；而现在凡是遇到模糊的字迹、不太明白的句子时，只能独自猜度了。”（2）随着成员一一离世，魁阁也逐渐淡入历史，早期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似乎也已经过时。费先生的类型比较法和单纯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乡村民族志，如今做的人可能不多。但是，他们的议题又何曾远离我们？他们写作中字里行间的深厚感情（同时不失中立），可能才是为学之人真正需要的“方法”。
《序》中追忆“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3）1950年代社会学学科取消使得一代人的志向被斩断，试图自杀的就有田汝康先生，恐怕不是孤例。今日学科恢复，新一代人又能为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做什么？
《禄村农田》中的一个有趣的观察是村里的“有闲阶级”，可以说是反消费主义的典型分子。虽然劳力基本可以自给，但是依旧雇佣大量外来劳工。农村中并没有利用剩余劳力的有效机会，村里便出现大量有闲人，无论农闲农忙，都是蹲在街旁或田岸上蹲着抽烟谈笑。（76）“耕田是件苦事情，谁都这样和我们说：太阳这样凶，雨淋时更难受。劳动本身可以使劳动者得到乐趣和安慰的说法，在禄村是例外...凡是能脱离劳动的，很少愿意受这个罪。可是谁有脱离劳动的资格呢？有田！”（44-45）
至于有田者是怎么得到田的？“汉人跟了明初的沐国公到这地方的时候，这一带都是些夷人；一天汉人把沸水灌入田里，把稻泡死了，夷人以为土质变坏，搬到山顶上去，才归汉人占据。”（72）虽然是个“都市传说”，稻作农业的殖民扩张可见一斑。
脱离农田劳动的人，要付给雇工一笔工资，自己省下来的劳力也没有投入其他事业，在受过“西洋现代经济影响的人”看来很不可思议。费先生称之为“宁愿少得、不愿劳动的基本精神”，在“传统经济态度”一节做了一段有趣的分析（107-13）。西洋论经济者大多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作为个人经济打算的基本原则，因为资源有限，所以需要区分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在生产中创造效用、忍受痛苦，然后才能过享乐的生活。现代都市中生活的人区分周中和周末、工厂办公房和海边娱乐场，便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若把欲望看作快感的导线，若把人生的意义放在追求最大的快感中，他势必让欲望加速地推进...他愈想享乐，增加消费，愈须生产，耐苦劳动。快感的憧憬，痛苦的忍受，在这种经济逻辑上一搭配，很容易在时间上把两者愈拉愈远，远过于一个人的寿命，远过于普通常识所能保证的限度，甚至远过于寻常人世可以出现的机会。结果，很可能一个人耐了一世的苦，没有享着半点尘世之福。“所以韦伯说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新教精神，今生是苦，来世是乐。“为消费而生产的自足经济，蜕变成了为生产而消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把手段看成了目的。30年代资本主义进化为以消费为中心的计划经济，“奉行多生产、多消费、多享受的三多主义”，“依旧认为要得到人生的意味，只有拼命生产，只有生产之后要求得到消费的兑现”。
而禄村的情形是“消遣经济”：将欲望的满足定义为痛苦的避免。于是人们便从减少欲望入手，减轻为免除欲望不满足而发生的种种辛苦劳动。彻底的办法有“涅磐出世，把这臭皮囊一并不要”，是经济中的取消派。一般人则采取“在节流方面做经济考虑以避免开源时所得忍受的痛苦”的办法。选择少抽烟，而不是多劳动，仍然是一种经济打算，结果是大部分人生活迁就在近于最低的程度上。“农民企望的是’过日子‘，不是’enjoy life。”费先生提出原因是生产技术低下，劳动的痛苦太大；如果机器生产减少劳动的痛苦程度，情况则未必如此。
此外，即使是不劳动的地主，既然缺乏为生产而生产的企业家精神，在交通不便的内地农村，花钱也买不到享乐。那么人们更容易少劳作，少消费，发生了闲暇。相比之下，“在西洋的都市中，一个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作正经事做，一样累人。在他们好像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却适得其反。他们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
东南沿海地区因为交通便利、卷入世界市场等原因，30年代就有“农村破产”的疾呼。而远在西南的禄村仍基本由以生计、消遣和道义为核心的传统经济主导。它在今天的命运，恐怕和大部分乡村一样逐渐空心化吧？在哪一时刻、系统的哪一环节被打破？原因是机器生产，交通线，土地所有制，还是什么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