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是一本由钱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8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精选点评：
●读得举步维艰。
●大略翻翻
●钱先生年轻之作，比较简明
●好书。
●经典的思想史著作，可为思想史写作的范例。如果能结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后半部分，对于清代学术的梳理会更完善。
●又過了一遍，須得一篇筆記。
●大学的时候国史大纲没有看完……开始努力学习
●錢穆另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對這個領域接觸較多後，才發現許多後來者的研究，在這本書中都可找到相關的痕跡。
●看了半个月总算是看完了。是书比梁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字数多了近一倍，所涉及的学者甚众，引用甚多，包罗甚广。梁著简明，钱著繁琐，需极大的耐心方能尽阅。二人均重夷夏之防，平章学术，均能破门户之见。“学问本于性情，各有面貌，各有途辙，亦何必如黄茅白苇，一望皆是？”此说甚是
●清华的梁启超写了本，北大的钱穆就也别苗头写一本。前者其实是清代「经学思想史」，谋篇铺陈更合今例，力图「客观」剖析清代对宋明理学的扬弃和发展。钱穆不喜欢这个脉络，觉得太线性，便一副宿儒派头地从考证系年开始，排比义理、评判高下，顺手塞点私货——他是旧派入世士人代表，本就是宋学一脉，故而厌恶琐碎考据，对乾嘉诸老十分不屑，而极推崇实学代表明末三老和章实斋等人。梁是在研究清代经学，用的是他者眼光。钱则是以经学传承自任，用自我审视梳理的口气。看他不厌其烦引用信札考证出版系年，爆剽窃公案、私交八卦，就想快进：太絮叨了。钱穆积极明经入世，结局却不灵光。见中正就惊呼真龙天子，忠心追随，结果暮年还被赶出台北寓所。创建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欲存传统文脉，结果如今成了暴大。初心赤诚，却样样乖违。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读后感(一)：那俩二手书都是骗淘宝流量的，我点了，真是手残。
书是好书。
没书的就别转让二手放个淘宝链接骗流量了！！！
浪费时间。给书友提个醒，别浪费时间去上当了。
额，火气有点大，只是看不惯到处是淘宝，现在不敢上人人了，无论什么文章体裁下都有卖衣服的，还整天很多无聊的人到处加好友推广店铺，烦死了。
现在豆瓣也不安静，找本书都能找到啥都没有光放个链接骗点击骗流量的。你没有也别骗人的，大家没义务为你浪费时间。
就这样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读后感(二)：批
于杰批钱穆，有他批的道理。钱穆不是没有缺点不足的人，专门挑人家的不足，往最狠里放大说，当然能让人看着觉得触目惊心。
可是，也没有人能否认钱穆是史学大师，郭沫若和白寿彝提到钱穆，说什么都要想半天，客气三分。
咱们说这些虚的干啥？不搞史学的，打死他他也难得把钱穆的书往下翻几页。认真搞史学的，想绕开钱穆也不太可能。
至于网络哄客，钱穆的书就别看了，不会耐心往下看的。花冤枉錢卖纸回家堆着犯不着。
至于钱穆最通俗的《湖上闲思录》，专讲钱的人生哲学的，倒是能轻松看懂，就是觉得里头荒唐的话太多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读后感(三)：中国学术的剪影
好书。
钱穆作为20世纪初自学成才中的代笔人物，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同时又不失清代训诂学的精髓，提倡通过古代方法研究古代历史，与当时留学归来的李济、胡适、傅斯年等提倡的西方研究方法格格不入，才有了争议。其实回顾历史，这几乎是一次中国从古代迈进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争议是注定要发生的。钱穆的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其学问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作者极好的国学根基。
后来，钱穆通过考证，认为孙武与孙膑是一个人，后来到了1973年临沂出土汉简，证实了孙膑的真实存在。考古学作为舶来的西方研究，击败了钱穆，也算是给这段历史公案做了很好的注脚。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读后感(四)：后出转精——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24年，《东方杂志》摘要发表了史学大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名著；此时的钱穆正在无锡三师任教，并通过杂志阅读了梁著的一些章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在南开大学和北平研究院开过的专题讲座基础上成书的，全书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谋篇布局，重点阐述的是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面。
钱穆敢于向权威挑战，从梁著一发表就不赞同这一在当时很有影响很有市场很有地位的学术观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后，为他阐述自己的学术见地、全面批驳梁论提供了舞台和机会。
1931年夏天，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当时的北京大学以力主开新风气享誉全国，在文学和史学方面云集了当时学术界的超一流学者。在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倡导下，文学偏重元明以后，史学偏重先秦以前。钱穆曾以治先秦诸子闻名，正好用其所长。
1931年秋，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课，为正面交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铺垫。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他根据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研究成果，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战国史开篇，再回望春秋烟云，一段纷繁复杂的思想历程被先生描绘得有声有色，井然有序；在秦汉史方面，他兼顾秦汉时期的学术、政治及社会经济三个有机联系体，讲学术举文化之演进，说政治、经济列制度之演变，以史家之慧眼，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形成了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钱氏读史、讲史、治史观。据熊十力门下弟子、现代港台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回忆：“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钱穆）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余，这都是众所公认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规定中国通史课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据此提出由钱穆和陈寅恪分别主讲该课的前后半部。钱穆认为，通史要体现一线贯通的气韵，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荐，要求一人独立完成全部。1933年秋天，北京大学接受了钱穆的请求，聘请他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至此，钱穆登上了中国史学讲坛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讲授生涯里，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铸就了一个时代的华章。这些辉煌与华章为定格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增添了浓墨重彩。
北大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让钱穆如鱼得水，使其在书山史海中尽情遨游。他在讲史的同时，以讲义的形式把标靶一点一点地指向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当时梁启超刚刚去世，钱穆的这一指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钱穆在此时完成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与梁著同名，但观点却有很大差别。梁著把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把汉、宋对立的思想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重点突出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钱穆则把视野放置于宋明理学的传统要义在清代汉学的继承与发展上，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著名论断。应当说，这个论断与当时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论是背道而驰的，但就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而言，它似乎从未产生过断层，即使史上几个外族问鼎华夏，一统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断前行的。因此，就是从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钱穆，他的见解仍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当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提纲挈领地去解读去考察，它的思想精髓在于：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彰显明清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为增添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送一洪钟大吕，点一指路灯火；它的卓越见地在于：以明清时期的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康有为等51位学术人物的思想承袭为核心，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评判，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中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为后世论人写史建筑了标志性物什，为开史学研究之先吹进一股强劲的东风，提供着方法论的借鉴。
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都走进了时空深处，它们如同一个大大的句号，圈注了历史转型时期的思想轨迹，圈注了一段饱受争议而又光彩夺目的学术人生。但就长期的影响和读者的选择而言，梁著似乎已渐行渐远，逐步淡出学术舞台；钱著则如老酒，越发溢出清香，且越品越有味。在钱穆与梁启超的学术较量中，胜利最终是属于钱穆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这样说吧，作为伟大文化的真诚守望者，在传承与否定的信念战场上，钱穆的状态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执着的敬畏与感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读后感(五)：清代汉宋学之争及思考
儒家经学自秦火以后，经历上千年的积淀和打磨，诸家治学，注疏校正，增益补遗，至清代已大放光彩，其学术规模，蔚然大观。远有东汉大儒郑玄遍注群经，解释经义；近有宋明两朝，程朱释儒学为理学，讲求义理，陆王则衍为心学，探求心性，新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清代学人上承前学，钻研经义，沉潜求索先贤治学得失，以复古变革的姿态开启了清代朴学的风潮。
钱穆先生所著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录了中国明清之际至清末近三百年之学术风云，回溯了汉宋学之争。它将学人和学派按时间先后的线索一一追溯，对各人生平经历，学术要旨，著述成就，党派论争等几方面进行了精要介绍，并加之条分缕析。它沿用的清代黄宗羲开创的学案体体式，不能不令人联想为作者对清代学术的致敬。不消说的是，这是一部伟大的学术著作，甚至比前著，与之同名的梁启超所著的学术史水平更高，学术更精。钱公“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的论辩，突破了近代信奉汉宋对立说的传统思路，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时至今日仍振聋发聩，话犹在耳。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主要关注了三个学术问题：一、各家的著述和学术渊源，二、各家的思想流变和与他人之论辩，三、学者的汉宋学立场；其中，学者对待汉宋学的态度是书中占据大片篇幅的重要关注点。钱穆在书中引论部分就曾说——“近代学术导源于宋”，他认为，尽管高扬汉学旗帜，清儒与宋学也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清儒继承了很多的宋学传统，并不能轻易脱离宋学窠臼。关于清代学术史上这场著名的汉宋学之争，我得到了一些思想上的启发，也想在这个问题上略作探求。
一． 汉宋学之争
（1）清初
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发轫于明末清初，深怀遗民意识的清代学人感于空谈误国之失，开始批判宋明陆王治学，空谈心性，不重经世。顾炎武尝谓天下风俗最坏在于清议，“清议亡而干戈至”，学术上著音书，考据经文，力求以治经而明道，力改陆王蹈虚落空的风气。黄宗羲指出为学要以经术为本源，而求证于史籍，力矫当时蹈虚落空的宋学流弊。。
然而黄宗羲和顾炎武二人并不能算真正反对宋学。顾氏发对的，是空谈心性的心学，和沽名钓誉、脱离经书的理学家，虽然发扬了考据训诂的汉学，但目的依然是明理经世；黄宗羲师承明儒刘蕺山，所学与宋明深有渊源，对理学和心学持有总体推崇而略为修改的态度，晚期虽然态度有所转变，但学术上依然“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主张兼采汉宋。与顾、黄同时期还有潘用微、陈干初。他们曾批评程朱以道治经学，陆王以佛治经学，染民耳目以致圣学失传，他们都不喜悬空讲心性本体之风气，亦不喜采用宋明以来的讲解，主张以实据推求，然学术观点上如钱穆言“亦终未全脱宋儒窠臼”，并没有与宋学割裂开来。
在清初，反对宋明之学最为激烈的，应只有颜李二人，颜元认为孔孟与程朱关系对立，水火不容，曾论断“必破一分程朱，始进一分孔孟”，甚至认为程朱之祸甚于秦火。然而即使是“发二千年未敢发之声”的他们，对当时的几位理学家却十分敬信。可见清初学者，真正与宋学决裂的并不存在。
虽然并没有真正反宋，但清初的学风确确实实发生了转变，明末的恍惚悬空之病被基本扫光。对此，钱穆推黄宗羲为“新时代学风一先驱”。黄宗羲一生为学，都在走务博尚实之路，平日讲学亦创辟了新局面，不再固守义理心性之说，所谓清初学风，务求“博大”、“弘通”、“致用”，黄宗羲以一己力行，使清代学风都得到了极大扭转。
（2）康熙时期
到了康熙时期，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推翻了古文尚书的权威。随着“虞廷十六字”被证伪，以之为依据的宋明理学也受到了极大冲击。此后，毛奇龄著《四书改错》，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然而宋代经学在这一时期的清儒身上仍未失去影响力。阎若璩虽然采用汉学治经，但并不真正叛离宋学，毛奇龄攻击宋学虽力，但他治经也颇多谬言。皖派的开创者江永，精通三礼，擅考据名物，却不薄宋学，甚至极尊宋学，自谓治三礼因由：“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也。”汉学的揭竿者戴震曾为江永的学生，深受江氏一派的影响。钱穆认为戴震所学源流本是宋学，虽推汉学，然而其所学与宋学颇有渊源。戴震治学初期曾谓:“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可见他早年亦主张汉宋并举。然而他后来在学术之路上越走越远，就愈加认为宋学不可取，他在《孟子字义疏证》就曾力辩宋儒所言理之非，到后来欲作《七经小记》，就更偏向考据文字的汉学了。至于后来戴震认为所得尽汉，所失尽宋，态度之变钱穆归因于“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而自戴震惠栋举起汉学旗帜之后，汉学与宋学壁垒开始分明，门户之见亦随之而来。
（3）乾嘉时期
乾嘉时期，是清代朴学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江藩在《国朝宋学师承记》中说：“近今汉学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由于不满宋儒治经凭意猜测，谬误很多，且大谈义理忽略经文，惠栋以来，吴学激进，划分汉宋，只奉汉学为圭臬，全盘否定宋学，凡不诋宋学者就被视为浅陋。这就颇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浙东学派章学诚就曾力纠惠栋等人对朱子的诽薄，指出清学与宋学的深厚渊源：“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语与钱穆在引论中“近代学术导源在于宋”所言相似。钱穆尤为赞赏章学诚，大概跟他能融通汉宋学的思想有关。从书中乾嘉清儒对汉宋学所抒的见解看来，即使在汉学最辉煌的乾嘉时期，不少学者虽治朴学，却依然尊宋学；虽存质疑和纠正，但并不全盘否定宋学：焦循对当时汉学家泥于考据提出过怀疑，并不抑宋。阮元之学虽在训诂，精于治古训，然而也只斥陆王而不薄程朱。程绵庄更是既通考证，又尊宋儒，汉宋齐平视之，钱穆盛赞其”尤为通识可贵”。三人虽为戴震后学，却都并不严守汉宋壁垒。
在乾嘉朴学鼎盛时期，宋明理学架空经文日益被汉学家批判，他们以“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为宗旨，主张做好名物典章考据就可推出孔孟义理，可惜述而不作，流于琐碎，欠缺自己的阐发。对于当时拘泥文字考据之学风，章学诚主张学以经世，曾抨击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针对治学方法论又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坚守宋学的桐城学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两书，对汉学考据方法不以为然，“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可见，汉学主张证实，宋学主张经世，而汉学视宋学离经，宋学嫌汉学繁琐，矛盾之处，也是汉、宋学产生纷争的真正原因之一。
然而这也只是关于治学方法论上的汉宋学争论，后来的汉学发展，学者不仅骂宋学，骂朱子，还骂东汉，骂郑玄，这种基于门户的偏狭纷争、互相贬诋被很多人诟病。对惠栋的流弊，当时已有颇多学者提出异议。可见，清代虽存汉宋纷争，但多数学者对执守门户之见并不赞成。
（4）晚清时期
也因戴、惠以来学术之见过于偏狭，晚清宋学复兴，而学人大多主张兼采汉宋，平息门户之争。此时，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崛起，主张“微言大义”，所治之学最终都归于时政，一改汉学家埋首训诂考索之风，摇撼震荡了当时的学界风气。不过，尽管在此时期宋学复兴而乾嘉汉学遗留的弊端日见，早时声势浩大的汉学还是对后来的理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曾国藩师承桐城学派，固守宋明理学，但他与当时固守汉宋门户而互相诋薄的学人不同，主张汉宋汇合融通，将清儒分考据和义理两门，纽成一股。虽然曾自幼接受的是理学的训导，却一点也没妨碍他对王引之、戴震等大学者推崇备至。当时似朱一新等理学家虽治宋学，也主张汉宋兼采。
晚清时期，还有不可忽略的一位人物，那就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他反对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却又开始了实质荒谬的“新考据”，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都是伪造，把孔孟之言都揽以作为自己改革思想的注脚。钱穆评价他貌似尊孔，实则尊西俗。至此，清代经学已经变味，往日高高在上的孔孟都只成为了改革的外衣，围绕孔孟经学的汉宋学之争也就此告一段落。
二． 汉宋学之争背后的思考
由于脱离了那段学术争论纷纷扰扰的年代，钱穆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对待清代学术的态度更显理性冷静。从这段学术争鸣的历史中，钱穆作了详密的疏证，并指出：清代学术近承东林，远接两宋，有深厚的宋学渊源。此外，与汉宋对立的传统思路不同，在清代主张汉宋分家的学者远少于主张汉宋并存者，因而汉宋实质上是融会贯通，不能分家。
由此，我受到了两点启发：
（1）同一渊源的学术经过多年发展嬗变，往往会衍生出不同流派。尽管它们的学术观点看上去有可能南辕北辙，但实质前后贯通，不可相互割裂或对立。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也曾表达这一观点：“大凡一种学术思想之特起，于其前一时期中，无不可寻得其先存之迹象。”同为汉民族儒家文化源头的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虽然治学内容、治学方法上有差异，但不可否认这两者存在学术交集。归根到底，宋学探求的是义理，追求的是形而上，治的是社会和人生哲学；汉学则是求真、求实，尽其力贴近古人，虽说最终目的也是明理，治的却更像是史学。哲学和史学，本是同一文化源头上分支的两条路径，本质上是互相补充的两门学科，如果将它们相互对立，厚此薄彼，岂不是咄咄怪事？事实上，学术既要精研，又要有自己所得之理，方为可取。清代不同学派的学者普遍突破门户之私，不约而同地主张汉宋结合，正是其学术眼光之高瞻远瞩和胸怀气量之博大的生动体现。
事实上，每一个了解自己民族因为党同伐异、固守党派酿成了多少灾祸的中国人，都会明白这种兼容并包的品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即使时至今日，不止学术，各方各面出于偏狭而造成的悲剧都仍然在不断重演。
（2）此外，还想谈谈的是，纵观清代学术发展脉络，可知汉学崛起的最初起源本自“救世”，矫正宋明理学脱离经学，空谈义理心性的流弊，于是才产生了重视经文，讲求实据的思潮。后来衍生出训诂小学，却只推求经书中的文字考释，儒家推崇的“忠恕反躬”，并不能用之力行，所谓“悲天悯人，担当天下”，也并未实践。述而不作，固守孔孟经文，而无一己所得，致使清代学术虽然繁博而少有创见；原来是要修正宋学的不足，后来却发展到全盘否定、党同伐异。因此当时戴震惠栋对宋学的“揭竿起义”，可谓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矫枉过正，贻害不浅。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学术界的这场“矫枉过正”出人意料地收到了思想解放的效果。惠栋戴震等人发动的偏激和彻底的否定，使宋学的弊端了然于世，打破了人们对学术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从此各家各派都敢于发声，而发声必求实据，使清代学术走上了一条不断“疑古”和“求真”的道路——从质疑陆王心学，到质疑程朱理学，到质疑东汉郑学，到后来出现了轻孔孟而治诸子的学术趋势，直至近代，质疑一切今文经学，借孔孟托古改制，引发戊戌政变。这样的结果谁也没能预想到：学术上的不断复古，致使思想上的不断解放，甚至推动了国家上层建筑的一场大震荡，真正可以称作是种豆得瓜。
由此也可知，“矫枉过正”在处理特定环境下的特定问题时未必全错。辩证虽然理智，但如果是出于改革的目的也就未免太过温柔，有时为了变易风气，扭转局面，对待某些原应辩证待之的事物完全、彻底地与之否定、抛弃，甚至会是一种权宜之计。
但是，不管是学术上的“矫枉过正”，还是其他一切制度、风俗上的种种偏激否定，当现实发生变化，改革不再成为当务之急的时候，就应当马上重新审视之，辩证之；对待往日误判的旧事物，要迅速反思之，更正之。如钱穆所言：“学术之盛衰，一往一复，历时必变”，而“风尚歇则是非白。”学术，或推衍得更宽泛说，各种领域往往都会经历不断的建立、推倒、重建的循环过程。这是事物前进发展所难以避免，也是不断完善、永葆生机的源泉所在。再悲观的人也应相信，当暂时的狂风骤雨停歇，客观和理性之光就会再次闪现。这也正是晚清通儒身体力行，以及后世钱穆著学术史重新融汇汉宋两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