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读后感100字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是一本由梁启超 著 彭树欣 选评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页数：6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读后感(一)：故事线已改变，我们应该和孩子怎么相待
我今天想推荐一本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家书。我看了序言就特别喜欢，这简直是就是民国的男版渡渡鸟啊。或许大家很熟这个名字，但其实不熟悉这个人，梁启超有9个孩子，一门三院士。每一个孩子都成长的出色，其中有一个儿子是梁思忠，26岁，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在美国西点军校学习，从美国西点学校回来，担任国名党炮兵校官，后来染病死了。他的孩子接受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基本上送去海外，有日本，美国的顶级名校，大家熟悉的爱情故事，梁思成林徽因也是。每一个孩子都非常优秀，这本书收入他写给孩子的信，他的爷爷是秀才，所以梁启超经历非常深厚国学功底，他的父母尤其是妈妈给了他很深厚的国学功底，但他却把孩子都送到西方，他提出一个观点是“现代教育是一个贩卖知识的杂货铺”，从西方传过来的以知识获得为目的的教育不是一个全然的教育。在他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让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凡此一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既用以磨练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特别有启发我们，家长应该如何让孩子现在艰苦枯燥的学校学习，来同时用以磨练道德的修养。现在我们的学习和社会特别强调分工和专业。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学油气输送的，然后也只会这小小的一部分。可是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传统。从秦代以来我们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在古时候那样低下的科技和信息交流通道，我们依然能够治理一个那样庞大的国家，而反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才一直是小国寡民。这其中古代的文官选拔和管理制度是功不可没的。从周朝开始我们就提倡，君子治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它对人才的要求是全面的，书只是其中一方面。我看过苏东坡科举的完整记录，真的很震撼，除了对经典的诠释，还需要一个策论的类似一本书的册子上呈给皇帝看，要有完整的对国家各个问题的思考和策略。只是这样的教育很奢侈，在古时候不能人人都拥有。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作用仅限于某一方面，把自己固化成某一个样子，而要像水都能去，什么都能做，大文豪也可以治理水，什么都能做，因为世间的道理是相通，阳明先生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你如果有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天量的资讯可以利用学习。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还把孩子当器材去培养，很浪费。而梁启超很难得的是，他同时在信里还有很多感情的表达给孩子们，他不吝惜一遍遍的说，爸爸很爱你们。梁启超写给一份儿子的信就能看出。他在里面写到，“我怕我的思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多么感人的文字啊。特别是他生命最后十年，把很大的精力功夫花在了家庭教育上，大部分文字都是他写给孩子的孩子，写了一百多万字。特别推荐。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读后感(二)：读后感
23日收到书，至今日，仅草草读完了第一部分，即书信部分。所以谓“草草”，因字里行间提携、警醒、叩问、共鸣处，不胜枚举，实在来不及仔细咀嚼琢磨，一心盼着下一页，及至下一页，又盼更下一页。 书信从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写给留在日本的家人，主要是大女儿思顺的，至1928年8月止，1929年1月梁启超逝世。书信跨越十六个年头，这十六年，我们翻阅一下中国近代史，这十六年里，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时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军阀混战。这十六年，足以让一个孩童长成青年，一个虎虎生风的中年人，垂垂老矣。 这百余封书信，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慌不择路的年代，梁启超作为那一时代的风云人物，大多数人仅仅知道其功业成就，其余事所知寥寥。而梁启超之不平凡，我们或可从这本书中略窥一二，生逢乱世，在他的主持下，不仅一家人衣食饱暖，且孝亲教子有方，老有所养，子有所教，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当我们看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时，我们是否会想到这背后的原因，与其深厚的儒家学养密不可分呢？ 这百余封书信，因写于彼时彼地的当下，如今已无从还原那个时代，但无非是关乎孩子们的德行、成长、健康、学业、交友、婚姻、事业，天下父母无外乎此。梁启超幼蒙庭训，少年登第，年长后致力于强国强民，试图将积贫积弱的国家力挽狂澜，其一生持守儒家教化，并使它们在晚辈身上一一践行，如果说孩子们是因为儒学的“童子功”，才助他们日后个个成为国之栋梁，恐不为过。 下面摘录部分段落，供大家一睹为快。 关于健康：梁启超先行回国，为了思顺顺利完成学业，遂留家人在日本，思顺因此心有不安，试图把两三年的学业用几个月赶完，导致疾病。父亲书信规劝：“从前在大同学校以功课多致病，吾至今犹以为戚，万不容再蹈覆辙。”“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因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若患神经衰弱，则功课必须减少，或更停课调养亦可，即受业时亦不宜务强记，至要，至要。” 教思顺以养心法：“吾十日来半掷力于字课，此吾频年所用养心之良法，汝若在侧，当能窥其微矣。” 关于学习：“参考书亦不必太多读，专受一先生之言而领会之，所得已多矣。”“我怕米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交友取益，…读书取益…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 关于立身：有段时间家中经济优渥，梁启超担忧孩子们沉于安逸，书信中时时提醒：“处忧患最是人生中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洽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抑亦导汝曹脱险也。”“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子孙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至于快乐与否，全不在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乐，才真是会打算哩。” 关于事业：“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关于感恩：梁启超亡妻下葬，全由其二弟打理，梁启超书信给孩子们说：“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各写一封信，恳切陈谢。” 关于婚姻：“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 因国内动荡，因此梁启超建议思成与徽音在国外完婚，虽远离家国亲人，但婚礼不可马虎。“林叔叔本是基督教信徒，我虽不喜教会，到…是崇拜的。既然对于宗教没有什么界限，而又放中国婚礼没有什么满意的仪式的时候你们用庄严的基督教仪有何不可呢？”“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叫做’思成梁启超。’”“婚后第二天新夫妇同到领事馆向两家祖宗及父母双双遥拜，若不能屈膝则双双鞠躬亦得，总之，行最敬礼便是了。” 关于交友：“多认识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关于学问：“你（思成）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生怕会变成画匠。…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其巧耳。” 关于求职：求职“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式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 以上摘录一小部分即可见其端倪，更何况每封书信都有类似言教，又比如告诫孩子不可太过俭省，以免寒酸。待人宜善，全是“随作随受”。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求学不可荒废，“名师不易得，岂可交臂失之。”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应“优游涵饫，使自得之。” 亦有多处提及“投资”事，要保证日用足够，要有赚钱的本事，居安思危，切不可因经济不足而捉襟见肘。 书中无一处苛责、打骂、怨愤，我见到一位慈父在儿女身上操劳并自得之心，他不拘泥于传统又不悖传统，把儿女悉数送出国接受西方先进教育，又继承儒家思想的根基。除了梁启超官居高位令人望尘莫及，但同为人父母，梁启超所做到的，也是大多数父母都做得到的吧。 每封信中重要句子，在目录中一目了然。这是本书贴心的安排。 书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尚未开始阅读。略翻阅第三部分“读《孟子》记”和“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我觉得是比书信更值得精读的好文章，读后或可明了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土壤来之何处。 若不想孩子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此书或可给你启发，指点一二。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读后感(三)：榜样老爹梁启超：子女最好的幸福和财富，是有个懂爱懂教育的父亲
2009年 3月23日，我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报告发布，其中中国父教缺失的数据，引发了热议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的比较数据中，中国高中生的相关数据，也体现了一些教育中的问题：
中国高中生觉得父母关心自己最多，但却与父母聊天最少，并且他们觉得烦恼无处可诉的比例非常高。
那么，如果有心事和烦恼找谁诉说呢？
美日韩三国的高中生都把父亲和母亲放在前五位，而中国高中生只把母亲放在前五位，父亲前五位榜上无名，甚至还会排在网友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结果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很残酷，这就是现实。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父亲，都觉得自己努力多给家里赚钱就可以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正如李嘉诚所有：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
但在我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了不起的父亲，直到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仍然堪称范本，他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当中有九个儿女，皆为人中龙凤。可谓“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
01.有志的父亲，教育出品德和意志超群的子女
“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 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梁启超用曾国藩名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每位父母都应该让子女明白，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不能只想着回报、酬劳。
要想着把事情做好，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样一来，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在培养子女们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
梁启超认为，子女们能否成才，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要看有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这可以说是战胜人生一切挫折的法宝。
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当中，很多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非常宠爱，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不说，还见不得孩子吃苦受罪。
曾经有一个河南的小伙子，才二十出头就把自己给活活饿死了。
因为父母对这个孩子从小就特别疼爱，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就是父母对这个孩子的真实写照。
孩子都好几岁了，却连路都舍不得让孩子走，出门就挑着扁担，让孩子坐上。
可是，生活中总会有突如其来的意外，父亲离世后，母亲依然这般竭尽所能地疼爱这个儿子。
生活的重担，终于压垮了这个妈妈，妈妈也生病离开了孩子。
这个孩子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却没有什么自力和自理的能力，邻居们送过来的菜和肉，他也根本不会做着吃。
亲戚们的帮助也只是一时的照顾，小伙子遍尝人间冷暖后，没有了生存的意愿，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父母对孩子只有疼爱，却缺少品德和意志教育，也没能教会他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样的爱，其实是在变相地害孩子。
而梁启超为了培养子女们的意志和毅力，从不过分溺爱子女，他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守住寒士家风门风，鼓励子女们在逆境中磨练品德。
长子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父亲梁启超便建议他们去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磨练，而不要选择留在生活舒适的清华园。
梁思成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埋头于中国历史建设的教学、研究与田野考察，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学研究的翘楚。
02.有趣的父亲，教育出有趣的灵魂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梁启超非常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他认为这种教育发式，就像大人嚼饭给小孩子吃，一点滋味也没有。
梁启超在与子女们的沟通交流中，说的最多的便是安慰、劝解的话，却很少给孩子们提出什么具体的学习的目标。
梁启超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也是一直这么教育子女的。
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上大学后，面临着专业的选择，梁启超曾在信中建议：
“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
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梁启超马上写信：
“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最终，梁思庄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考入美国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了一名图书馆专家。
而相比于现在很多家长特别看重孩子成绩来说，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
梁思庄刚出国留学的时候，学习跟不上，成绩也很差，大大伤了自尊心。
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
“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
“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孟子曾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
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梁启超也曾自述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人生观“拿趣味做根柢”。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03.有爱的父亲，教育出高情商的孩子
“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顺是“大宝贝”，梁思庄是“小宝贝”，梁思懿被叫成了“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是“老白鼻”。
直到小外孙都好几岁了，梁启超依然称呼子女小名。
我们常说在父亲的教育里，往往藏着孩子未来人生的模样。
梁启超的成功教子方法值得父母们反思：
成功的教育不仅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一个知识丰富的人，更要注重对孩子们的情感培养，情商教育才是根本。
性格决定命运，情商决定成败。
遍访当今有为的成功人士，我们会发现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不一定是智商特别高的，但一定是情商很高的。
在当今的社会中，情商是一种能力、一种创造、一种技巧。
梁启超关注子女们的每个成长阶段的教育：
不管是早期幼教，还是到校园教育，或者从子女出国留学，再到学成归国、就业择业，他充当着严父，导师，朋友，慈父等种种角色；
引导着子女们找到自己的专长和兴趣，成为既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又可以保持丰富独立而有趣的生活。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正如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说过的：“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他尤为关注子女的早期教育，虽然他社会事务繁多、学术与写作压身，但是他总是会挤出时间对子女进行教育。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方法，使他在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方面大获成功。
他的儿女们不负众望，个个意志坚强，性格开朗，学有专长又多才多艺。
“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
最大的财富，原来是要“拼爹”的教育！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读后感(四)：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代前言：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 本文出自拙文《常道与常识——重估梁启超之路》（刊载于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原学》第一辑）的下半部分，为适应本书略加修改。]
刘海滨
我们熟悉的现代学者和成功人士形象，或是埋头学术，或是在外奔忙，对他们来说，家庭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延伸或歇脚的旅店，家庭生活的和乐融洽与盎然生机已经干枯消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终其一生梁启超大概都是那个时代最忙的人，但家庭生活之于他就如水之于鱼，须臾不能离且乐在其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并非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或是其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而是其家庭生活乃至梁启超生命本身的具体呈现。出于父亲的责任和对子女的爱，他当然希望把自己的理想和经验传达给孩子们，但并非如当今的虎爸虎妈们那样急迫和焦虑，梁启超仍然依着自己一贯的修身之道，如是说，如是行，即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正是因为学问与生活打成一片，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很难总结出可称为“梁式家教法”的一套方法；在写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 梁启超给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照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刚发出，就写下一封，并且与居住在各地的儿女分别写——来看，当远远不止这些。他与年龄较长的儿女交流大多通过书信进行，主要是因为早年梁启超投身政治，与家人聚少离多，后期儿女们又陆续出国读书，当然现代邮政的方便快捷也为此创造了条件。]中，我们看到，除了嘘寒问暖之外，梁启超不厌其详地跟儿女谈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语气极其亲切平易，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还不时夹杂诙谐戏谑，就像孩子们的玩笑。
在这家常谈话中，一面是对传统家教精神的自觉承接。古人说“言教不如身教”，梁启超是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孩子们具体可感地看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所以不厌其详地描写事情细节和自己的内心活动。古人又说“父子不责善”，孟子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就是说父子之间首先应该注重情感的亲密融洽，如果管教过于严厉就会损害亲情，亲情受损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祥莫大焉），因此提倡两个父亲互换来教导对方的孩子（易子而教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传统的父亲都是端着一副面孔、不苟言笑的严父（很多人大概是从《红楼梦》中的贾政得来的印象，要知道小说塑造这个形象本身有其特别的用意，所以叫做“假正”），其实古时候很多父亲是富有温情的。对于传统家教和父子关系的了解，可以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
故而梁启超非常注重与儿女的情感交流，对他们投入“十二分的热烈”的“爱情”，而尽量避免责备和说教。
另一面，又主动将现代西方平等、自由等理念引入家庭关系之中。现代的平等、自由侧重于社会权利层面，与传统道德的侧重于精神层面并不矛盾，而恰恰是道德的自我更新。对此梁启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自觉地将之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梁启超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随时述说自己的经历，倾诉情感，这一点确与古人有所不同。古人虽然讲究父子亲情，但在彼此关系上毕竟上下对待的意味多，平等交流的意味少；梁启超则更多采用平等交流的方式，但其背后仍不失父子的伦理地位。
这种基于传统教育根本的吸收融合，正是梁启超“返本开新”文化观的体现。教育的困境并非始于今天，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就面对跟我们同样的问题。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以“知识”为内容，为导向。与传统教育注重德育，以“成人”为目的（这一点东西方大体相同，因此可以称为古典教育）有根本的不同。 “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梁启超发明的这个形容现代学校的比喻可谓一针见血，今天看起来尤其触目惊心。究其实质，教育的困境是所谓现代性带来的弊端。两百多年前自欧洲开端、进而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其主要特征是“世俗化”，就是重视人类生活中身体、物质的一端，而忽视精神生活，特别是道德、宗教层面。与之相应的是古典教育精神的失落，表现为重知识、轻德育。
那么，现代知识与古典道德是否不可兼得呢？梁启超通过早年的政治经历，结合切身的体验、对西方国家的观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德育统摄智育，将传统的修身之道贯穿于知识学习之中。在其后半生，梁启超奔走呼吁且亲身投入教育实践，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因为大多数人正热切地走上这条“现代教育”的道路，根本不想回头，改革教育任重而道远，其在清华研究院等处的试验，效果也很有限。
家庭教育是梁氏教育实践的另一块田地，在这里，他耕耘的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较少受干扰、主动性也更强，其效果可以说是理想的。家庭教育之于梁启超并非仅是试验田；作为一个父亲，在学校教育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家教首先是一个补救行动，事实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正因为如此，梁氏家教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才更具学习和借鉴意义。
一、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是修身，一如其在学校教育中所提倡的。只是教育方式须与学校教育有所区别。传统教育的实践性，使其特别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在师生之间如此，在父子之间尤其如此。梁启超家书中总是花费大量笔墨叙述自己近来的经历，固然是抒发情感和向家人报平安，更重要的是，借助这样的机会，透过这些叙述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传授修身方法。
从1912年9月由日本启程回国开始，梁启超与大女儿思顺频繁通信，此后至1917年底，梁启超积极投身政治，短短几年，历经袁世凯时期、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几乎无一日不在风云激荡之中，其间惊涛骇浪、大起大落又不知凡几，甚至数次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期间的家书中，完整地呈现了梁氏经历的所有大小动荡、悲喜闹剧，读之如同看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既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又有刻画生动的大量细节，梁启超的情感反应也随着剧情发展而百千变化：先是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继而陷于斗争旋涡、进退两难，接着遇挫失望、几欲归隐，再到振刷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无论境遇和情感如何动荡起伏，修身的自觉是贯穿始终的。修身的原则是反求诸己，一切境遇皆是心性修养的机会：不以利益得失、甚至生死为虑，对于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事业的成败结果亦无需挂怀。在信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困境时“心境泰然，绝无着急”，平坦时“虽终日劳劳，精神逾健”，动荡时“所受刺激颇多，然吾常自镇”，危险时“吾更为小人所最疾忌，亦只得居易俟命耳”，艰难时“事之艰辛，非今日始知之，故亦无畔援，无歆羡也”。其背后的原因乃是修身有得：“吾亦尝学道自得，岂外界所得牵移！”再者，时时以生平志向和时代责任提醒自己（此即古人所谓“责志”），“作今日之中国人安得不受苦，我之地位更无所逃避”，“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义不容辞”；以艰难困苦当做磨砺自己的良机，“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经历事故，实千载难得之机”；反过来，生活太顺利时就需要警惕，“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磨炼后的升华则是“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胸无一事”。这些并非是空头说教，而是在对儿女讲述自己经历时的真实感受，作为自我的反省、提醒和总结，充满了力量和人情味，儿女们自然得到激发和鼓舞。1916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策划其弟子蔡锷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自己随后也逃出北京，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策动都督陆荣廷出兵。梁启超除了在家信中随时报告以外，又将一路躲避追堵，历经磨难，几乎丧命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写成《从军日记》，郑重其事地寄给儿女们，说“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
1918年之后，梁启超从政治中抽身，转而专注于教育和文化事业，生活趋于平稳。他一面奔走各地讲演，提倡修身和德育，一面投身教育改革实验，热情高涨地投入工作。但仍抽空将自己的工作、计划事无巨细地写在家信中，包括忙里偷闲带孩子们去游乐场、北戴河，也绘声绘色地讲给国外的思顺听。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至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此间除了跟丈夫一起旅居加拿大的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也先后出国留学，因此梁启超和儿女的通信更加频繁。在此阶段，梁启超的信中有更多的对自我人生观、家庭观总结的意味，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总结为“得做且做”主义：
这信上讲了好些悲观的话，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讲演，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不管外境如何变化，内心保持安定；不管结果怎样，兴会淋漓地做事，能做多少做多少。这种做事的状态，来自人生的态度，“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更来自修身工夫的磨炼，“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狠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
传统学问中，修身和德育是一体的，自己做到了，自然能够影响别人，对子女也是一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姊弟兄的模范”，“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对于自己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梁启超很有自信，“我又狠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们）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孩子们的反应（这样的教育效果）如何呢？对于梁启超的身教言传，孩子们从心里感动和认同，“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对于这样的父亲，孩子们视若珍宝，时刻挂念他的安危和健康。1927年梁启超做了肾脏切除手术，儿女们放心不下，委托回国的思永做“总司令”，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康复计划，照顾父亲的起居，限制他的工作。梁启超说：“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便流泪。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狠知道的。”
古人修身的两大途径，一是省察，二是涵养，一般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须相互配合、不得偏废。所谓省察，就是时时反身内省，照察和修正自己的行为和心念。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立榜样和参照以外，还经常就着孩子们的亲身经历，随机点化，让他们借机反省体察。例如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两个孩子都受了伤，一家人颇受惊吓。梁启超连续写信告知思顺，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俩的相互救助，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牵挂，细致入微，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说此次能够“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真是徼天之幸”；在结尾处轻轻说道“这回小小飞灾，狠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狠喜欢”，却是整个叙述的点睛之笔。思成因车祸骨折，入院治疗两个月，梁启超要他借机温习读诵《论语》《孟子》，“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思成原定的出国留学计划因此事受到影响，梁启超又开导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因为思成的未婚妻林徽音（后改为“徽因”）与思顺产生矛盾，给思成造成很大的心理波动，思成反省自己，“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梁启超借机说了一大段自己理解的佛教“因果业报”和“随业轮回”的道理。这几乎是梁启超家信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系统论述自己的观念，但也是借着儿女的自我反省机会适时加以引导（此即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说完这番道理之后，又不忘加一句：“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因思成那封信像是看见一点这种真理，所以顺便给你们谈谈。”
后来徽音的父亲因为牵入军阀斗争意外身亡，梁启超专门写信给徽音、思成劝慰，又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不断开导：
思成饮食上尤不可太刻苦。前几天见着君劢的弟弟，他说思成像是滋养品不够，脸色狠憔悴。你知道爹爹常常记挂你，这一点你要令爹爹安慰才好。
徽音怎么样？我前月有狠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
思顺因为调动工作的事烦恼，他一面答应尽量帮助，一面趁机开导：“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若勉强倒会出岔子”，“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现在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修身的第二条途径，所谓涵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陶养性情。对此梁启超也有自觉的认识，并时时灌注到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引导和艺术熏陶之中。梁启超对孩子们说“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时时关切儿女的生活情况、身体和心理健康。初回国的四五年，家里生活比较优渥，他提醒儿女“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因倒袁运动匆忙出逃之际，反而庆幸自己重回“忧患生涯”，说这是上天对儿女的恩赐，欲以此“玉成”他们，假使再过几年舒适虚荣的生活，恐怕就要变成“纨绔子”了。他经常提醒儿女要保持寒素之家的本分，说“吃苦是最好的教育”，但当得知思庄在国外过于俭省，又说“你们既已都是狠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
与现代人多把才艺当成竞争加分的手段或者作为日后谋生的技能不同，古来君子以琴棋书画来涵养性情（此即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德为人生准的，在正面的省察身心之外，辅之以艺术的熏陶涵养），梁启超深得个中三昧。他一面叙说自己如何写字兴致高涨，定为日课，以亲身实践来告诉孩子们此为“养心之良法”，一面为了引导儿女学字，请著名书法家魏铁栅指点思顺、思成，还不时请名家给孩子们题赠字画，通常是每个孩子各有一份。他还经常跑琉璃厂搜集字画书籍文具，作为礼物不时分给孩子们。这件事做得非常认真，根据子女的个性和爱好分发礼物（比如给思顺的是白香山、苏东坡、李商隐集和仕女图），要分别刻上每个人的名字，还不忘适时引导，比如有一部仿宋本《四书》乃是清末名臣和收藏家王懿荣的藏品，他先是说不舍得给、要留着“自养”，后来赠与思成，一再叮嘱“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务必熟读成诵才不辜负它。
二、修身与科学（学术）研究
梁启超家书的另一个谈话重点是孩子们的学业，而现代学校教育和职业选择面对的是知识性学问，此问题的实质是现代人如何对待科学和知识。在传统的语境下，知识性学问自有其位置，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被统摄在道德的培养之中，比如王阳明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与陆原静》）君子以道德养成为目标，但并非要摒弃事务，只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保持省察涵养，则各种事务无不是磨炼心性的途径，知识性学问不过是其中一种事务。只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知识性学问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重新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定位。对此，梁启超倡导以道德统摄科学，即是一方面必须纠正现代性的偏离，重新恢复道德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又需给予知识特别的重视，使它既不会僭越自己的位置，又能够保持活力获得应有的发展。
清华研究院时期，梁启超实行的教育改造，其目的正在于此。他首先强调道德修养的主导地位：“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在此前提下，再处理知识的地位。他一面延续王阳明的思路，将知识的学习作为修身的一种途径：
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
科学研究作为人格修养的工具，其运用方法与王阳明所说的“事上磨炼”并无二致，[ 王阳明《传习录》中的一段对话，恰可为梁启超这个意思的注脚：“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在具体做事中省察克治，即是实学，才是真致良知。做学术研究何尝不是一项精密繁难的事务，而恰恰是修身的机会。 ]但这里是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方面提出来，因此具有时代意义。梁启超接着说：
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梁启超修身讲演录·北海谈话记》）
所谓“要斟酌于两者之间”，就是要面对知识的现代情况加以调整；知识性学问已然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就不能将它与其他方面等量齐观，而需要特别处理它。在梁启超的方案里，知识探求既然可以作为修养的工具，当然有其合理地位；不仅如此，学生和学者还需要自觉地将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作为修养的主要方法，因此知识获得了特别的重视。这样既肯定知识和科学的价值，又保证其发展始终处于道德的统御之下，不致脱离方向、失去控制。
求知作为修养工具，其操作方法就是在知识探求过程中时时省察内心和调整状态（“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这对应的是修身的第一条途径“省察”。除此之外，知识对于道德修养还有熏陶默化的作用，则对应修身的第二条途径“涵养”。随着知识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增强，知识对于修身的涵养作用，也应得到重视和强化。[ 这一点在古时博学类型的儒者身上有所体现，朱子即其代表，但限于时代环境和言说方式，对于知识的涵养陶铸作用未见有明确的论述。梁启超在修身工夫路径上更认同陆王，而自身的知识兴趣则有类于朱子。]下面以梁启超对儿子的一番话为例。事情的起因是，梁启超对于在国外留学的思成的人格偏向和情感异动产生了担忧：“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接下来分析其原因：
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薰染陶镕，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
这里强调学业的“薰染陶镕”之功，就是说，知识性学问除了属于事上磨炼的一种方式之外，对于生命亦有涵养、充实、扩大的作用。这段话值得特别注意，因为是专门对“做学问的人”说的。现代社会中知识生产成为一种职业，学者成了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在这一点上所谓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并无不同）。这是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需要面对它，处理好这个职业行为与修身的关系。梁启超的观点是，学者一面要像对待其他职业一样，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一面强调由于学术研究（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学者的研究活动占据了生活的主要部分（其中人文社会学科与生命活动的联系更紧密），因而对生命有很强的“薰染陶镕”的作用——需要尽量充实扩大其内容，以求促进生命的充实扩大。
相反，如果所从事的知识内容单调乏味，也容易造成生活和生命的单调和厌倦：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
接着又现身说法，说明多面的学问趣味对自己精神的激发作用：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
对于知识性学问的重视，同时对其可能带来的对生命的损耗保持警惕，这两点总是同时体现在梁氏家庭教育之中，试举两例说明。思顺在梁启超回国后继续留在日本完成学业，在此期间梁启超专门为她请了几位日本家庭教师为其补课，其内容遍涉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同时梁启超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劳累过度（每星期不许超过十小时，星期天必须休息，必须多游戏运动），他还极力反对日本式的填鸭教育，提倡“猛火熬、慢火炖”，“优游涵饫，使自得之”的传统学问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给思顺请家庭教师，包括后来在家中讲《孟子》和清代学术源流，都是在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因为当时（国内）的学校学不到这些内容，梁启超曾为孩子们从日本回国后如何选择学校伤脑筋，这也是后来梁家子弟尽可能都到国外读书的原因。采用家中授课的方式和知识性的内容，严格地说，不属于家庭教育的范围，而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这在梁启超是不得已而为之，与现在家长给孩子上各种补习班的性质不同。
另一个例子，在思庄面临大学专业选择时，梁启超建议她学生物，“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并且“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狠是我们家里的憾事”，希望她为弟妹们开个好头。又建议思庄在主业之外，再选一两种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作为辅助，并且“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思庄“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这里的意思，与对思成的话联系来看，对知识性学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希望生命和学术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相对而言，做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其所事与生命的联系较紧密，可以在内容上扩充，以促进生命的充实扩大；做自然科学的，所事与生命的距离较远，还需要增加人文艺术方面的内容和实践，以滋养涵润生命。
虽然有这些提醒和建议，但梁启超对于孩子的专业和职业从不干涉，希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思庄一度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生物学，后来发现与自己的兴趣不合，转为图书馆学，梁启超同样很支持）。后来子女们各有所长，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学术领域和职业，并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人才。至此我们看到，修身为本以及专业研究与生命之间相互促进，才是梁氏家教的“秘诀”，才是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佳话的根本原因。
对科学和知识地位的重新评估和调整，是梁启超基于时代要求做出的贡献，亦为返本开新之一例。身体力行的梁启超为后来的学者立了一面旗帜：学术研究与修身实践相统一，一切无非生命的学问，与占山头争夺资源、为稻粱谋的学术投机者固自不同；知识性学问不成为修身的障碍，多方面的兴趣反而有助于精神的激发和生命的充扩，一扫知识、道德的本末倒置，与知识耗损生命、干枯无趣的学者形象恰成对照。
三、修身与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有别于古代的显著特征，一是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其背后的推手是科学，二是社会权利的平等化，其背后的原因是民主（民主包括思想、组织方式和制度等不同层面，思想层面的民主与公民意识紧密相连，是平等、自由等权利意识的反映，可应用于家庭、社会、政治诸领域）。所以五四运动高喊赛先生和德先生，确是时代的呼声。早年的梁启超本是这个潮流的鼓动者，后来调整了思路，在修身为本的前提下对现代生活加以调摄。
提倡修身性德育之外，梁启超也很重视公民意识的培养，称之为“增进国民常识”。1916年他赴广西起兵讨袁而绕道越南，独处荒山，染病几乎不治，甫一脱难，即穷三日夜写出一本宣传公民意识的小册子，其动因是袁世凯恢复帝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痛感养成群众公民意识的迫切性，故极为看重此书，在给思顺信中说：“病起后即捉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约二万言，此书真我生之绝好记念也。”此书后来广为流传，并一度作为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国民教育用书。
请日本教师给思顺补课，也是梁启超国民教育思路的体现。这些补课实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原因是怕思顺回国后没有机会，想让她在日本接受“完全教育”。所谓完全教育，乃是获得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常识，学习的内容包括法学、经济学、比较宪法、财政学、政治学等，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故梁请求诸教师“于纯理方面稍从简略，于应用方面稍加详，能随处针对我国现象立论尤妙”。
女性地位的改变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广义的女权运动，是影响最大最广泛的现代社会思潮，亦为权利意识的一种表现），这同样反映在梁启超对待女儿的态度上。对于女儿们的教育，梁启超看得与男孩子一样重，九个儿女中，毋宁说对思顺的学业费心最多，为她请了好几位日本家庭教师，为了让她完成学业延迟举家回国的时间，还将思顺的作业亲自批改后编成一本《艺蘅馆课艺》。作为长女的思顺，某些方面还扮演了旧式家庭中兄长的角色，不但照顾弟妹们的生活和学业，梁启超遇事也喜欢先征求思顺的意见，长子思成对大姐也很尊重甚至有几分惧怕，这从上述思成因为徽音与思顺的矛盾，写信给思顺忏悔过错等事情上很可看出（这件事上梁启超似乎也是更重视思顺的想法）。梁启超对思庄的教育也极为用心。因为思顺婚后随丈夫（周希哲，时任加拿大总领事）居住在加拿大，就让思庄去加拿大读中学，以便毕业后继续留学深造，后来为思庄在加还是在美读大学、选择专业等问题书信往返讨论，提供了很多参考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对子女平等看待的教育观，使得梁家女儿从小就有强烈的自信和独立意识，为日后成才奠定了基础。[大体而言，传统家庭中女性地位低于男性，那么传统文化是否歧视女性呢？对此仍需区分层次，从体用关系来看待。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来说，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孔子说“有教无类”，佛教说人皆有佛性，且允许女性出家，人性人格的平等是题中本有之意；从历史进程来说，古时女性受到社会条件和风俗习惯的限制，没有担当与男子类似的社会职责，使得其教育程度和所受的社会期待总体低于男子。也就是说，“体”上本来平等，“用”上需待条件成熟。此外还有一层，文化的根本精神如此，不等于在具体历史环境下就体现为如此，甚至可能在文化低潮期偏离根本精神发生异化，因此不能将历史中发生的不平等现象简单归因于根本精神。参阅拙文《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出版缘起》。]
在梁启超这里，这些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结合，统一于修身为本（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应视作道德本体在现代环境中的应用，可以且应该从传统道德的根本上生发出来。详见拙文《常道与常识——重估梁启超之路》上篇）。对于继承传统家教的根本精神，梁启超有很强的自觉。比如时常提醒儿女保持寒素之家的忠厚家风。老父在世时，梁启超每次写信问安之外，会特意嘱咐儿女照顾祖父起居，凡事禀告，还要体会祖父心情，时常陪伴不要让他寂寞。儿女在外，则经常提醒他们写信问候老家的长辈，“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后来年龄较大的儿女都到国外读书，梁家的事务多由二弟梁启勋操持，梁启超常常跟子女提到二叔的辛劳，尤其是梁启超妻子去世后，启勋一手操办了其墓园的设计建造及葬礼，梁启超为此写了好几封信给儿女们，详细描述诸事经过，要求他们每人写信给二叔，“恳切陈谢”。葬礼完毕，又让在场的年龄尚幼的思忠、思达作代表给二叔磕头，“谢谢二叔替你们姐弟担任这一件大事”。
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梁启超的婚姻爱情观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生动。思忠结交了一个女孩子，梁启超知道她父亲为人卑劣，了解到她也受到家庭的熏习品行不好，因此很怕思忠受其蒙蔽，就拿出父亲的威严，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他，并让思顺、思成等一同劝说。
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轰动一时的发言，则可作为注脚。徐志摩是梁启超很看重的弟子，徐志摩对这位老师也非常尊敬，所以请他作证婚人（还有一个说法，徐志摩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相恋，陆因此与其夫离婚，再与徐志摩结婚，徐志摩的父亲也觉得此事不光彩，所以说须得请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才同意他们结婚），梁启超禁不住胡适等人的一再敦请，勉强应允。结果，在盛大的婚礼现场，当着许多社会名流的面，梁启超毫不留情痛斥二人，最后徐志摩面红耳赤地乞求：“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 见梁实秋的回忆录。现在流传的这篇训词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本书所载的梁启超随信寄给孩子们的文字版（还特意裱成手卷交给徐志摩，以作永久的警示），一个是曾在婚礼现场的梁实秋回忆的。可见梁启超对此事很重视，写过发言稿，当然也有可能临时脱稿另发了一通言论。此以作者亲定的文字稿为准。]
梁启超的证婚词有云：
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狠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一个人来这世界上一趟，住几十年，最少要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最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就专以爱他而论，爱情的本体是神圣，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何才能令神圣的本体实现，这确在乎其人了。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
爱情的本体是“爱他”，爱他人，而不是基于利己地满足生理和心理的欲望，这是爱情与情欲的区别。在梁启超看来，二人的相恋和结合是基于情欲的成分居多，所以希望两人结婚后，要通过互相支持，把爱他的本体体现出来。在第二天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表达得更清楚，“（陆小曼）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却是狠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这是情欲的冲动，“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更糟糕的是，对方又是这样一个人，“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致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罢了”。
梁启超所说爱情本体的神圣是基于“爱他”，需要通过婚后继续不断地体现出来，就是说一般世俗所谓爱情，其实是情感和欲望的混合，情感之中有爱他、利他的因素（其纯度视不同的人而定），欲望则是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冲动，其本质是占有，而爱情本体的体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爱他、利他消除和转化欲望，或者使欲望服从于爱他的情感。此即以道德转化欲望，提炼情感，使其归于纯正，亦即传统文化“性其情”的含义（儒家的诗教传统即是基于这个思路，所以经孔子之手删定的三百首诗才成为“经”，其选择标准是“思无邪”，其目的和作用是化导情感归于纯正）。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礼防”，礼教的防护作用。用道德纯化、升华情欲很难一蹴而就，除了少数天资卓越、气质清明的人以外，普通人情欲冲动时还需要借助外在伦理和礼法的约束，古人称之为“发乎情止乎礼”，既肯定情的自然合理性，又强调其边界（礼），超出边界的情就是私欲，需要克制。[ 对此梁启超还有一段切身经验。1900（庚子）年，27岁的梁启超计划从日本渡海赴美，途中因防疫管制，在檀香山滞留了半年，其间结识了当地华侨商人之女何蕙珍，年方20岁，“学问见识皆甚好”，尤善英文，担任梁启超演讲翻译，赢得诸方赞誉。蕙珍极其爱慕梁启超，并表示不计较给梁作侧室。梁启超也一度动心，以至夜不能寐，写了一封长信给妻子叙述经过和对何的情思。梁妻大概将这封信看作试探自己的态度（今天再看这封信，实不敢说梁当时全无此意，虽然信中也说已婉拒何，以兄妹相称云云，但显然情丝飘荡，方寸扰扰），回信说将禀告梁父促成此事。但梁启超马上再写一信，却是毅然决然斩断情丝。首先裁之以理性：“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所谓理，梁提倡一夫一妻，男女平权，不可自违其义；所谓势，梁为维新领袖，众人仰望，不可因此败坏新党声名。继而以修身之法化解之：此时正值义和拳乱，国家危亡，“吾独何心，尚喁喁作儿女语耶？”此即责志。“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此之谓礼防。据说，后来民国成立，梁启超入内阁，何蕙珍随即来访，但梁只在司法总长的客厅里接见了她；梁妻李惠仙亡故之后，何蕙珍再次来访，梁启超又一次婉拒了她。抑此时梁任公已臻“性其情”之境欤？]此即梁启超所谓礼防节制情感冲动的意思。不能节制的冲动，不仅给别人带来伤害，首当其冲的是自己，冲动过后就要承当苦痛烦恼，这一点梁启超看得很清楚。而且梁启超洞察世情，深知陆小曼的为人，欲望和虚荣的成分大于情感，所以会有很不好的预见，当头棒喝实是针对陆小曼的成分居多。不幸的是，徐陆之恋的结局恰恰应了梁启超的预感。
与之对照的是，梁思成、林徽音的婚姻至今为人所乐道。徽音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是梁启超先留心观察看定后，再介绍给儿子，然后由他们自己去交往、决定。这是梁启超“发明”的方法，对此很是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思顺和周希哲(马来西亚华侨，也是梁启超的学生)的结合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促成的。这个方法兼采中西（古今）婚姻方式的长处，既保证了婚姻的自主，又尽可能考虑到了双方的家庭因素。当然婚姻是否成功，充当中间人的父母很关键，像梁启超这样的父亲自然是最适合用这种方式的。他对思顺调侃道：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你们两个大的我所尽力总算成功，但也是各人缘法侥幸碰着，如何能确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
思成、徽音准备于1928年回国，梁启超力主他们归国前先在加拿大举行婚礼（在此之前梁启超先向林家行聘礼，回国后再于天津宴请宾客），因徽音的父亲是基督徒，可先在教堂举行婚礼，“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次日再到领事馆（希哲、思顺家）向两家祖宗及父母遥拜行礼。还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这个举动可说是相当开放和西式。为什么不回国再办婚礼呢？主要原因是，梁启超认为他们应该在归国前到欧洲做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将他们所学和欧洲的文化建筑等相互印证（后来又郑重建议他们沿途所见所感随时做笔记，并作速写插图，日后出版一本书），因此先结婚才方便同游。后来婚期有所推迟，梁启超又马上写信劝思成、徽音先分居两地，以防因为所处亲近产生心理生理的波动（发生亲密行为），可见在两性关系上梁启超又很“保守”。开放和保守，同时体现在梁启超身上，并不觉得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孩子们得到父亲的身教感召，自然心悦诚服。这不正是梁启超教育之道的一种写照吗？
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梁启超展示了一个现代君子的态度和气度。这是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一个著名的事故。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结果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且便血的病症依旧，完全是误诊，且院方还试图掩盖。[ 综合梁启超家书、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及后来史家的考证，梁启超此病的原由经过大致如下：1923年春初次发现小便带血，但并未在意，1926年1月往北京德国医院检查，之后入协和医院就诊，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专家会诊的结果是左肾结核，须手术切除。在3月16日的手术中，因值班护士错标了位置，主刀医生亦未核验，结果误切了右肾。此系重大医疗事故，但医院隐瞒了实情，先是说右肾确实有病（部分腐坏），后经名医伍连德（亦为梁启超好友）亲自查验，确认右肾健康无病，协和始说是误诊，但仍隐藏了错割右肾的事实。直至1971年，梁启超去世40多年后，经当年参加手术的实习医生透露，梁思成才得知真相，由1997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夫人费蔚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音》一书予以披露。梁启超此病，伍连德诊断为一种轻微肾炎（而非协和的结论“无理由出血”），并认为西医很难求速效，同意以中药疗治为好。而据著名中医唐天如的诊断，“病源在胆，因惊皇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积于膀胱”（梁启超1926年8月22日给孩子们的信），据此梁启超推断其病起因于梁妻病重之时，而改服唐氏所开中药后，立见奇效，十剂后小便颜色恢复正常。但此后并未能断除病根，梁启超又不肯停下工作，操劳稍有过度病即复发，身体很快衰弱，不到三年即去世。考察整个过程，病因虽在内，手术和误割对梁启超体质的影响是直接且巨大的（他一向体力精力过人，家信中说医生在手术前后也一致称赞其体质强健、恢复奇速超乎常人）。]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一时间舆论哗然，很多友人学生预备兴师问罪。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以及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谈及此事，始终保持客观和乐观，即使在误诊确凿之后也从未有过言辞急迫。并且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请大家不要因为偶然的失误而为难医院，从而妨碍西医和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和发展。面对突发事件，即使是切身相关，保持理性的判断，做出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是现代文明人应有的态度；在此过程中，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体察他人的困难和心境，乃至平静地接受结果，不怨天不尤人，始终保持向上不息的生命状态，这是君子的修养。手术毕竟对梁启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此后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不久即离世。古人云“平生所学，正今日要用”[ 古人对于修身之境界（效果）的检验，最看重生死之际的表现。佛家自不必说，儒者之间也往往以此衡量工夫学力。可参程颐关于邵雍的谈话：“邵尧夫临终时，只是谐谑，须臾而去。以圣人观之，则亦未是，盖犹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悬绝矣（按，此谓邵雍不以生死挂怀，虽与圣人之境犹有差距，与常人相比则已天地悬殊）。他疾甚革，某往视之，因警之曰：‘尧夫平生所学，今日无事否？’他气微不能答。次日见之，却有声如丝发来，大答云：‘你道生姜树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说。’”（《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朱熹所撰《伊川年谱》载：“（程颐）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着用便不是（按，此谓不应有意于用，胸中自然洒脱）。’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梁启超手术之事虽非临终，亦可类比，且观其临终前数日仍镇静自若，无私忘我之情形（参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虽不能妄拟圣贤，允称今之君子。]，面对生死考验，梁启超为世人展现了君子应有的修为境界，更重要的是，为“现代公民可以为君子”做了表率。
2020年3月30日(庚子年三月初七)
改定于沪上毋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