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菲利克斯》读后感100字
《阿拉伯菲利克斯》是一本由[丹麦]托基尔·汉森（Thorkild Hansen）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元，页数：5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拉伯菲利克斯》读后感(一)：喧哗、骚动与留声机
看到一个视频，一位文物摄影师说自己在为兵马俑照相时，无意中看到了印在兵马俑唇边的一个指纹——是那时的工匠留下的，谈到此处他竟激动地留下了泪水。
我后来才get到他流泪的点。
人们总有一种永远存在的欲望，换句话说，人们希望在短暂而无常的人生中找到一些常量。生殖其实是人们对永生的妥协。如伊藤润二的《祖先们》画的那样，我们背负着先人们的头颅，子子孙孙无穷匮，即使他们已经归尘归土。
还有多少像书中这一行人一样被埋没的人？他们的价值，理想，都被荒诞的时间击碎。作家从历史长河中打捞出了这六个人的名字，但更多的人或许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上台，表演，谢幕，最多数的人们是这样离开人间，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哪怕一个指纹。
有人说，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是最后一个记住你名字之人的消失。然而我们口中的李白还是那个李白吗？留在汗青里的丹心，或者已经散作了每个人的印象和记忆。李白还是死了，我们只是在自己的幻觉中为他续命。
这一行人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你不会感到悲伤，你只能感到命运冷静、坚定而强壮的力量，催促着每个人走向终点。这场冒险更像是一场找寻人生意义的行为艺术，感谢作家对相关材料孜孜不倦的挖掘和整理，对每一个细节的打磨，让这场表演有了它所渴望的观众。
还要感谢本书译者朴实而美丽的文字，感谢出版社走心的裸脊锁线设计。这本书在国内当是首次出版，功德圆满。
《阿拉伯菲利克斯》读后感(二)：草稿
看着1761年1月驶离挪威的探险队，其在海上艰难的路程，直至4月才坐军舰来到爱尔兰北部，不由的想公元八世纪的维京人，是如何来到英格兰的，那时的船只不过容纳30多位船员，按理造船技术也不能和1000年后相比，感觉维京人当时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吧。 看到远征队里尼布尔不顾危险，仍在从事着科学实验不由的想起叙利亚考古学者哈立德·阿萨德，他用了一生的时间研究和保护帕尔米拉古城。在“伊斯兰国”占领该地区前，阿萨德负责清空博物馆内馆藏以防它们落入ISIS手中，最终被杀害。敬佩这些科学家们。 在挪威远征队造访埃及之时，早在1737年诺登（Frederik louis Norden）就已在埃及进行了探险活动，并用版画记录了当时的旅行，出版了《Voyage d'Égypte et de Nubie. Paris》（埃及到努比亚的远航），引起了轰动。 1742年卡斯滕·尼布尔队对吉萨金字塔进行了测量，奇阿斯普金字塔（胡夫金字塔）高138.09米，误差71公分。拿破仑登上吉萨大金字塔的顶部，对着他的战士喊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战士们，在那金字塔的绝顶上，四十个世纪在俯视你们！” 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还真是有许多宝贝呀，西奈抄本《圣经》。制作于公元350年前后的《西奈抄本》，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新约》手抄本，研究表明，这本神圣之书的抄写者很可能全部是女性。 德国学者蒂申多夫1844年在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了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版《圣经》“西奈山抄本”，也不知道是修士们自愿还是被沙皇逼迫，圣经被蒂申多夫送到圣彼得堡交给沙皇(东正教的捍卫者)；这本无价的圣经一直保存在圣彼得堡直到1933年，苏联面临经济危机和饥荒，以约五十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阿拉伯菲利克斯，原来就是也门，这片土地没有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不过穆罕默德率领的军队来过这儿。这片土地上，即便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有残酷的战争，作者还是视其为一方天堂。是何原因呢？ 看样子，也门这块土地并非天堂，远征队先后去世了两位学者，遗憾的是福斯科尔的去世对科学界损失巨大。他采集的动物植物标本，历经艰辛也只有部分寄到了目的地，却由于嫉妒心导致长期无人照管。林内乌斯（林奈）为纪念他，用他的名字为新植物起名。 波斯波利斯，在尼布尔的笔下，和现在已经大不相同，或许遗址还没有完全出土，或许是又经历了战乱，导致此处的遗址有了变化。作者给予了尼布尔高度的评价，之前来此地考察的学者，考古发现只是旅行笔记而已。这儿是波斯文化、亚述学研究的窗口。 1766年，尼布尔来到耶路撒冷，绘制了一幅地图填补了之前没有的空缺。那时的城市，和现在相比感觉有了些不同，当时的那座塔还是寺庙，是现在的哪里呢？ 令人非常遗憾，前往也门的探险队只有一人回归，而国家已经面目全非，更换了国王，科学研究不再收到重视。花费甚多的探险之旅，带回来的各种成果，如动植物标本被抛弃一旁，无奈卡斯滕·尼布尔只得自费出版图书，可惜在当时也反应平平，失望至极了。
《阿拉伯菲利克斯》读后感(三)：丹麦远征——有病而有趣
同伊利亚特、亚历山大远征记、大唐西域记、伊戈尔远征记一样，所有的远征都应当拥有一段与其传奇性相匹配的史诗。《阿拉伯菲利克斯》本该也是这样一部史诗，只是距它所书写的那段往事已越200年，而这段传奇本身在一开始也已扭曲走样，它固然热血澎湃、奇妙梦幻和慷慨悲壮，但似乎免不了遭人讥讽、沦为笑柄——即使不被彻底遗忘的话。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段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失败远征，在作者笔下却如此妙趣横生。
18世纪下半叶，曾为康德所颂扬的普鲁士腓特列大帝因为支持科学而日益成为欧洲主流社会推崇的圣君。与普鲁士毗邻而居且具有相同渴望的丹麦国王遂推动赞助了一项科学远征计划。1761年，这支由语言学家带队的科考队建立了，成员包括植物学家、天文学家、画家、医生。他们从哥本哈根出发，穿越地中海与红海，计划前往《圣经》中的福地“菲利克斯”，也就是位于今天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去探究《圣经》中被摩西劈开的红海、寻找镌刻“十戒”的西奈山石、收集“伊甸园”中提及的动植物、记录阿拉伯地区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
谁都不曾想到，名义上的领队、语言学家不过是个偷奸耍滑的学术无赖，他懒于科研而精于拖延，却还争强好胜，眼高手低。团队中另一位核心人物、林奈的高足、来自瑞典的植物学家虽然才高八斗，但他锋芒毕露，恃才傲物，极具战斗力。刚刚经历同瑞典王国关于出版自由的论战，他旋即又和我们这位语言学家成了死对头。幸而另外几名成员问题不大：画家沉默寡言，医生亲切友善，天文学家虽出身低微，然而业务娴熟、谦逊踏实，在誓不两立的对手之间积极斡旋。
失察的初始人事安排和失当的过程管理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团队分裂。当有人偶然发现语言学家悄悄购买了足以毒死团队全员上百次的砒霜后，诡谲、敏感的团队气氛便已接近着火点。“我要一枪毙了他（指语言学家）！”在心里发出这一句怒吼的也许不止对早就对这一伙人感到厌烦的调停者。
就是这样一个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同时又松松垮垮、各行其是的“团队”，不仅要躲避海上的急风骤雨，也要当心英法百年战争中神出鬼没的私掠船与四处横行的战舰，更时常要为痢疾、盗匪和食物短缺忧虑重重。可以预知，要想按照既定计划取成果，除非发生奇迹。何况我们的语言学家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阻止奇迹发生。
欧洲文明和阿拉伯文明跨文化的碰撞既给侵入者带来危险，也是制造笑料的能源，这可能是旅途中唯一能让人感到放松的时刻。埃及黑人从成像仪中看到颠倒的屋宇，就疑心遭遇了黑魔法，出于同样的理由，科考队员们可不敢明目张胆地运用实验设备进行测量，阿拉伯人不仅会拆毁设备，没准儿还要把科学家也给拆个七零八碎的。可是当植物学家准确预告了日食时，同船的阿拉伯人瞬间全都变成了服服帖帖的病人——他们相信植物学家是有着神秘力量包治百病的医生，争先恐后地找他求医问药。谁知后来闯祸的也是植物学家：用于保存标本的高浓度酒精成了对当地文化信仰的冒犯——看来这伙欧洲来客不是什么好人。于是酒精瓶中的土著小蛇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企图毒死阿拉伯人的如山铁证。
“此行一去经年久，回乡不惑只一人。”横行的疫病先后夺去了4人的生命。1767年，历经千难万险，唯一剩下的那一位勇士带着仅存的科研硕果终于灰溜溜地重返丹麦王廷。等待他的是什么呢？隆重的慰问仪式？丰厚的王室恩赐？还是远征成果公之于众，科考队员的荣耀被载入史册？
此时的丹麦，追逐科学风尚的老王已死，相对于抽象的科学理念，新王独独醉心于那些能让感官愉悦的活动。也就是说，计划早已终止，成果注定掩埋。随着原计划的其他推动者先后失势、凋零，6年前启动的丹麦远征至此不仅彻底失败，也被所有人忘却了。
仿佛从724光年外的参宿四星系逃脱回到人类家园，却发现林肯纪念堂外的塑像赫然是一只面目狰狞的猩猩。
《阿拉伯菲利克斯》读后感(四)：通往“福地”的不幸之旅，被历史遗忘的双重悲剧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标题时，估计大部分读者都会一脸困惑（懵逼）：“阿拉伯菲利克斯”究竟是哪片神奇的土地？即使是还原成英文，也同样晦涩难解，“Arabia Felix”，这个被称作“阿拉伯福地”的地方，按照现今的世界版图，就是半世纪以来内战从未停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门。
终于弄懂了标题的读者们，此时不免有点幻想破灭，然而在1761年那会儿，“阿拉伯菲利克斯”却是隐秘于海天一角，笼罩着东方文明的神秘光环，更同样埋藏西方基督教文明渊源的“应许之地”，也无怪乎启蒙时代的“开明人士”们，对它念念不忘、憧憬不已了。
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也是其中一位，或者说至少官方声称他如此。和他那位独裁、压抑、拘谨但极有政治才干的父王不同，弗雷德里克五世除了声色犬马，其余（包括他的儿子）一概不以为意。他既没有父母虔诚的宗教精神，对文化事务也没什么兴趣，然而也许正因为他懒得指手画脚，在其治下艺术和科学都发展得异常繁荣。
这场发生在他统治末期的“远征”，不同于其他帝国的殖民目的，理想正大清高又模糊空泛：它兼具了两个最为宏大的时代迷恋，对科学的热忱和对异域（东方）的狂热，以及对基督传说某种（想当然）的寻根溯源。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弗雷德里克五世伟大的“启蒙荣光”，再添上一笔华彩。
于是就这样，在政府和欧洲学术界的热切注视下，一支有着启蒙时代最新潮的“配置”的远征队出发了，成员是五位青年学者：
Friedrich Christian von Haven教授：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丹麦人；
Peter Forsskål教授：植物学家，通晓粗浅的阿拉伯语，他是五人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瑞典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的高足，瑞典人；
Carsten Niebuhr：工程兵中尉，制图师和天文学家，五人中唯一的生还者；
Christian Carl Kramer：医生，丹麦人；
Georg Wilhelm Baurenfeind：艺术家，德国人；
另有一位名唤Lars Berggren的丹麦仆人，随侍左右。
然而从一开始，这场朝向“福地”的远征，就已注定了不幸的结局。
和从古至今所有的学术研究一样，远征队不得不和僵化的官僚机构斗智斗勇，科研资金永远迟来一步，远征队之内也仿佛修罗场，彼此嫉恨交加，明争暗斗。孤傲好斗的植物学家和腹黑又极度懒惰的语言学家是一对死敌，两人都想要争夺团队的领导权；相比之下，那位丹麦医生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特点（好像也没什么医术），单薄无趣得像一张灰白的纸片；德国艺术家是个相对随和、才能也相对平庸的人；至于那个高大质朴又足够尽职的仆人，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一点认可和感激……
作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托基尔·汉森将这个小团体的种种龃龉写得精彩如悬疑小说，语言学家宛如一个阴险反派。曾经有一度，在他的行囊里，发现了暗藏的砒霜，其他五人心惊胆战，他们都深信，大反派正不声不响地盘算着将他们全部毒死……
然而事实却是，登陆穆哈港后的1763年5月，语言学家最先病死，没过多久，他那位死对头也随之离世。剩下的四人前往首都萨那，很快就因为水土不服返回穆哈港，由那里前往孟买，途中艺术家和仆人相继死去，抵达不久，医生也撒手人寰，整个远征队只剩下天文学家自己。
这位唯一的生还者，无疑是这本书的核心人物，他理性、务实也更加明智，懂得入乡随俗，学习阿拉伯当地人的穿着和饮食方式，最终因此得以存活。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学者纯粹的好奇心，对未知保持着永不倦怠的兴趣，他从同伴那里，学会了许多技巧和知识，就算是孤身一人之时，他也努力地身兼数职，顽强地想要将这次远征进行到底。在那个探索新知就意味着交付生命孤注一掷的年代，这个出身寒微的天文学家身上，闪烁着启蒙时代所有的执著和光芒。
在孟买停留14个月后，天文学家接着前往中亚，他在巴比伦遗迹，绘制了许多珍贵手稿，接着前往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最终于1767年2月抵达君士坦丁堡。从那里继续颠簸辗转，终于在那年的寒冬，回到了阔别六年半的哥本哈根。
然而此时，老王已逝。新王克里斯蒂安七世，是个沉湎于花街柳巷的未成年人，对这个以其父为名的科学远征，全然不感兴趣。当然，新国王还是在百忙之中拔冗接见了他，说了几句客套话，将他打发出宫。此时的欧洲学术界，也早已将他们遗忘，林奈用他死去高足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棕点石斑鱼，仅此而已。这场雄心勃勃的旅行，最终以无比寂寞收场。
天文学家娶妻生子，默默无闻地在乡间度过余生，晚年他自费将艺术家的遗稿结集出版，这些珍贵的画作和他自己绘制的也门地图（其精准程度一百多年间无人超越）、巴比伦古迹手稿，以及植物学家那无数的研究资料一起，堆积在无人问津的档案室，埋没进时间的尘埃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场双重意义的“悲剧”。
直到1962年（大约是远征的200周年），托基尔·汉森出版了这本《阿拉伯菲利克斯》，终于将这场远征，还原到公众面前。然而和二百年前一样，无论是文坛还是学界，都对此兴趣寥寥。直到将近50年以后，《阿拉伯菲利克斯》和它背后的这场远征，才终于开始获得全世界的瞩目。
丹麦政府在哥本哈根举行了远征的250周年典礼，隆重庆祝这场“欧洲首次前往阿拉伯世界的科学远征”，纽约时报也将《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英文版再版，这本书很快风靡全球，成为2017年的最佳图书。
然而无论是那六位远征队员，还是托基尔·汉森（以及两位英文翻译），都已无法亲历这迟来的荣耀。汉森于1989年死于加勒比海的游轮上，和远征队绝大部分成员一样，客死于异国他乡。和所有历史长河里沉沉浮浮的砂石一样，那些侥幸被打捞到岸上的金沙，也许在风干之后，终究会闪现光芒，然而又有多少金石，永远淹没在河底的淤泥里，永远沉寂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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