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1000字

　　《论语新注新译》是一本由杨逢彬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4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一)：论语中有六个“鲜”字

　　杨伯峻《论语词典》：鲜（6次）不多，少：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译注》310页）

　　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3页：鲜：少。《论语》中的六处鲜都是这种意思。

　　（1）《论语·学而》第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2）《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3）《论语·里仁》第四——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4）《论语·雍也》第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5）《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6）《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二)：值得读的注本

　　看前面导言、后面附录和封面、封底，给我的感觉，“审句例”这种研究方法，只有杨家远绍高邮二王，其他学人都没太发扬。其实作者在导言部分也提到了，蒋绍愚先生也是采用相似的方法研究《论语》。但我还是读出了这种感觉，“古有二王，今有杨氏四代传承，堪称一段学术佳话”。如果删去本书的Frontmatter和Appendix，我想很多读者对本书的评价可能会更高。

　　优点： 作者不作高头讲章，写普及性的译注。正文部分，如1.12-审句例、2.13-SVO、2.23-谓词性结构，这些术语第一次引入时，均有说明。为一般读者考虑得到位。 很多考证，很精当，很精彩。很多杨伯峻先生译注里只给结论的注释，这里补充了论证。采用了新材料如定州汉简，评介了新成果如孙钦善、蒋绍愚先生的研究。

　　缺点： 作者称162例考证中，高水平的60~70篇。究竟哪些水平高，需要读者费心判断。 作者有些没有把握的考证，却写出一种强有力的论证的感觉。如导言P45说2.7的解释只找到两条书证；而正文中2.7注释，却明确说“可证”。 作者有把握的考证，若驳斥了杨伯峻先生的观点，语气又显得很缓和，让读者误以为没把握。所以又不得不与《论语译注》对读。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三)：读书体会

　　作为一个通常经由注释与翻译来理解经典原文的中国传统文化小学生、研究者，也就说是半个外行，我说说我的几点看法。

　　1、这本书很平近，翻译和注释都很好懂，没有门槛，就易读性来说尚且好过《论语译注》。因为译注尚且有些民国时期的语言、甚至方言，古雅是一方面，但就通俗性来说还是不如本书。

　　2、说理很清楚，考据很详实，很可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存疑，一看就是研究出来的，不是人云亦云。我一直不大能接受那种这个通那个，这个读作那个，但又讲不出所以然来的研究，此书正好相反，几乎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桌面上，然后再分析，哪怕你不同意他的结论，也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去打官司，不至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个理会处。

　　3、该书的学术性也很高。很多学者不喜欢译注类的本子，觉得它们只说个大概，学术性不够，但那不是译注本身不行，而是以往做译注的人把它搞坏了。很多本子虽然署名为学术大佬，但可能是学生们做的，而且是在一段时间类突击出来的，因为专家学者不愿意花大力气干这种与评价体制无关的“公益事业”，感觉读得通了，就过关了；少数一些好一点的本子，也只是把大佬关于若干条目的读书心得编进去，不是对文本巨细无遗的研究所得。像《论语译注》以及该书这样的倾力之作实在是少之又少，近乎成为化石了，杨门的学风着实令人敬仰。这本书考证详实，于注释之外还有考据，学者可以详读，一般读者可以只读注释，雅俗共赏。

　　以上是我读此书的一些体会，希望这样的好书能越来越多，也希望杨家将能多做一些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有益于学术界，有益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四)：《论语·乡党》：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本书205页云：

　　這段文字古今注者蜂起，仁智互見；而較早的鄭玄之説和何晏之説相近，我們暫從之。 唐寫本《論語》鄭玄注：“孔子山行，見雌雉食其粱粟，無有驚害之志，故曰：‘時哉時哉！’— — 感而自傷之言也。子路失其義，謂可捕也。乃捕而煞之，烹而進之。 ‘三嗅之’者，不以微見人過。既嗅之而起，不食之。”何晏《集解》：“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嘆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綜合鄭、何的説法，大意是：孔子見山梁之雌雉逍遥自在地吃著粱粟，於是嘆道：“時哉！時哉！”也就是羨慕這鳥能享受太平時光的意思。子路卻會錯了意，以爲孔子説現在正是捕鳥的好時機。於是捕而殺之並煮熟呈上，孔子不想因微小的過錯而使子路難堪，便拿著碗聞了幾下，接著站起來，並不吃牠。

　　杨伯峻《论语译注》81年版108页说：嗅——当作狊，jù，张两翅之貌。并说：这段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很多人疑它有脱误，我只能取前人的解释之较为平易者翻译出来。

　　孙钦善《论语本解》修订本141页：嗅：同“臭”，“臭”当作“狊”（xù恤），鸟张两翅。

　　《汉语大词典》引杨伯峻说：《论语·乡党》：“ 子路 共之，三嗅而作”。 杨伯峻 注：“嗅，當作狊(音殈)，張兩翅之貌。

　　是杨伯峻注音为：音殈。而孙钦善注音为：音恤。

　　杨伯峻注音是《集韵》的说法，《康熙字典》：“又【集韻】呼狊切，音殈。犬視。”而孙钦善是注的现代音。因为在《广韵》里他们读音不一样——

　　（1）狊 [jú ㄐㄩˊ][《廣韻》古闃切，入錫，見。][《廣韻》呼狊切，入錫，曉。]

　　（2）恤 [xù ㄒㄩˋ][《廣韻》辛聿切，入術，心。]

　　中华书局音韵学丛书《广韵校本》上册525页“古闃切”的“狊”：说文云：犬視皃。亦獸名。猨屬，脣厚而碧色。

　　上册526页“呼狊切”的“狊”：犬视也。

　　“古闃切”的“狊”，曹先擢、李青梅的《广韵反切今读手册》77页把读音定为：jú。

　　“呼狊切”的“狊”，曹先擢、李青梅的《广韵反切今读手册》88页把读音定为：xù 。

　　而《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都注音为：jú 。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下册947页引众说，“嗅”有作“呜”、“戛”、“叹”、“齅”、“狊”等说法。黄怀信自己的按语是：嗅，当作“狊”，刘、王及《集释》引三家说是。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五)：关于“辞例”

　　林沄写于1995年的《我的学术道路》：在跟于老学习的三年中，以及后来回到吉林大学当于老的助手的好多年中，于老每写一篇新的古文字考释文章，几乎都要让我先看，讨论一番，反复修改。后来出版他的《甲骨文字释林》，是我清写全书的。在长期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深感古文字释读的基本依据，是客观字形的仔细确认和在掌握全面字形资料基础上作纵向、横向的历史比较。这个观点，我在《古文字研究简论》这本小册子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发挥。当然，在那本书里我着力要论证字形和辞例这两个客观依据中字形为什么更重要，因而对辞例的作用并未能全面讨论和估价，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原载《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王大年《语法训诂论稿》（岳麓书社2017年7月） 36页《读古书当留心文法》 165页《一本重视语法的注解——读尚书易解》 174页《“患得之”解》 186页《谈谈运用语法知识进行训诂的问题》 章太炎《菿汉闲言》（制言第十四期）：读古书须明辞例，此谓位置相同，辞性若一；如同为名物之辞，或同为动作之辞也，然尚有不可执者····（转引自张明仁古今名人读书法233页） 杨伯峻《杨伯峻治学论稿》有《句型同而意义异例证》，讲了《左传》“贰于×”和“归于×”的句型。 杨树达《中国文法学小史》《高等国文法序例》《词诠序例》 周秉钧《汉书窥管文法为训释例》（《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尚书易解自序》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凡例：在训诂方面，本书侧重于以下四个方面：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者，试释之；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者，试理之；古今注家，偶有误解者，试辨之；句读之误，以致文理不通者，试正之。 曹广顺、遇笑容《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起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杂譬喻经为例》：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每一种译经都应该在语言上有其特征，反映某一时代、作者的语言习惯。因此，我们有可能根据语言特征来研究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 要从语言上判定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就必须首先找出可以作为标准使用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如我们曾指出的，必须是规律性强、普遍性好的。规律性强是说它在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清晰、整齐的线索；普遍性好则是希望这些线索被广泛使用，在不同的文献中都有所反映。 根据语言特征可以判定作品的写作、翻译年代，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定作者。······我们注意到，同一时代的作者，在表达上还是会有语言习惯的差异。 用语言标准给古代文献断代或判定作者，是一种较可靠并行之有效的办法，已经有许多学者作过有益的尝试。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应是选定语言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普遍性好、规律性强，只有如此，它们才可能广泛使用、才可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而找出普遍性好、规律性强的标准，则依赖于我们对文献的深入了解，对汉语史的深入研究。当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些认识和了解就会变成普遍性好、规律性强的断代标准。把这些标准运用到佛经断代研究中去，可以让大家更科学准确地研究、利用它，从而帮助和促进整个佛学研究的发展。（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2页） 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陈秀兰有补充意见） 曹广顺《试说“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关的断代问题》（中国语文1987年4期） 梁晓虹《从语言上判定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1996年12期） 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年2期）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六)：笔记

　　11 考證四“禮之用”條

　　著者曰：這段話現今許多注本都這樣標點：“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何晏《集解》引馬融說：“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亦不可行。”這似乎是當今諸多注本的依據，從“每事從和”可知。但皇侃《義疏》卻認為“小大由之”應該下接“有所不行”。邢昺從之。

　　按：著者以為當於“美”下絕句，固是；下段另有論證頗為精彩，茲不贅言。但著者以為何晏《集解》為今本標點致誤之由，且又不敢斷言，故用“似乎”二字；“從‘每事從和’可證”一語，則頗為籠統，故不足為據。

　　13 考證五“因不失其親”條

　　著者曰：因，通“姻”。何晏《集解》引孔安國說：“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按：尋上下文意，著者以為孔安國以“親”釋“因”，是“因，通‘姻’”的證據。但孔安國注並未將“因”解作“姻親”或相近之類。“因”有“親”意，如《詩》“因心則友”。著者新解當另尋他證，不應曲解孔說。

　　22 考證九“退而省其私”條

　　著者曰：朱熹《集注》卻認為孔子退而省顏回之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朱說，則是孔子“退而省其私”，而顏回“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文氣不相連貫。

　　按：著者曲解朱熹注文，而後攻訐之，以朱子之博學豈不知“退”字之意！朱熹注曰：“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朱子分明言“及（颜回）退省其私”，哪里指涉孔子？讀書如此，情何以堪！ 又按：此条继承《译注》。

　　24 考證十“所以、所由、所安”條

　　著者曰：何晏《集解》云：“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通過對《論語》時代典籍中這兩個較常見的用語的全面考察，我認為此說比較可靠。“所以”往往表示行事的方法和途徑……“所由”則往往表示如此行事的緣由。

　　按：著者認為何晏《集解》“比較可靠”，姑且不論是否“可靠”，但著者下文卻明顯與何《解》矛盾。以“方法和途徑”釋“所以”，與“行用”近似；以“緣由”釋“所由”，與“經從”何遠！同樣貌合神離的情形，還見考證五十三，王肅“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豈能等同著者“管理人民的要義”？

　　181 考證八十二 “子曰譬如為山……往也”條

　　著者曰：這一章的解釋有歧義。一為：“好比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了，如果[應該]停止，我便停止。好比平地堆土成山，縱是剛剛倒下一筐土，如果[應該]前進，我便前進。”……前者為何晏《集解》引包咸、馬融之說……我們取前者。

　　按：僅舉包咸注：“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包氏言此為“勸人進於道德”之言，與“當止則止”之意何干！“見其志不遂”，則孔子“不與”，其中褒貶之意顯而易見，怎可譯作前文？縱為新解，亦不當歪曲前人注文，然後以為佐證！

　　349 考證一四五 “吾老矣，不能用也”條

　　著者曰：何晏《集解》說：“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可見，何晏認為這兩句話是孔子說的。

　　按：“可見”云云，過於武斷。“故云”二字非“故某某人（孔子或齊景公）說”之意，乃舉經文，釋作“故《論語》說”，與“故曰”同例。孔子見景公時尚在壯年，何晏豈會不知？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七)：E时代怎样注古书——以《论语》为例（转）

　　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除了教古代汉语，还教经典导读；尤其是语言学概论，总共教了五六十轮。在武大国学班讲授《论语》，用的是杨伯峻先生的本子，时有学生就某词某句的不同解释提问。如《公冶长》“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有“我和你都不如他”及“我赞成你说的你不如他”两说。我想，若“与”理解为“赞成”，它能否带“女弗如也”这样复杂的宾语？我们所见“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吾与点也”，“与”的宾语都较简单。这是我撰作《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的缘起，没想到竟写了十几年！主要而不是零星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注解中国古籍，该书是迄今第一部。

　　经常听人说，研究中国古典，用中国固有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足矣，为何要用西方输入的语法学（即文法学）以及语言学理论呢？这不是崇洋媚外吗？对此，杨树达先生评论道：

　　故我所无者，整个系统之文法学耳，非无文法也。……若谓非我国固有即不必为，请问论者，出外亦乘火车汽车否乎？家居亦用电灯电话否乎？夫时代进步，吾人之治学亦当后胜于前，不能固步自封。必如论者之说，则吾人今日应茹毛饮血否乎？大抵科学之为术也，重理解，贵分析，而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故与科学不相容。

　　我注意到，反对在古籍整理时采用语法学等现代语言学方法的，大抵是不大懂这类方法的人；凡是懂的人，对此没有加以反对的。这是一个悖论，你不懂它，你说它不好，有什么根据呢？

　　我在撰作之前考虑，在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已经问世近半世纪的今日，如果这部书的水准较之后者不能有较大幅度提高，就没有多大意义。必须力争做到，在古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词句的考证上做得较以往注本更为精确可信。能做到这样吗？

　　古希腊哲人说，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如果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或称基因，那该多好啊！运用这一特点，就可和其他词语区别了，古书疑难词句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依据这一特点注释的古书不就较之以往更为精确可信了吗？

　　幸运的是，这一标志（基因）是有的，就是词的“分布”。它一是指词在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等；二是指词的结合能力，即该词修饰何词，该词被何词修饰，等等。通俗地说，就是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

　　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几乎没有哪个词的分布是和其他词雷同的。一个词内部的不同意义（词的义位），其分布也是不同的。问题接着又来了。虽然某一个词的总分布不会和其他词雷同，但有争议的词或义位只是位于某一句子中，这一句子不足以呈现该词或义位的总分布，能和其他词或义位区别开来吗？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分布可以分为若干类，一个词或义位的分布类并不多，而某词或义位在句子中可以呈现的类往往不止一种。而且，既然都需要鉴别了，这两个词或义位的意义一定相差不小；与此对应，分布的类也往往会很不相同。

　　例如《论语·卫灵公》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句中的“忍”历来有两种解释：忍心，忍耐。这两个意义的区别较大。它在该句分布的类有两个，一是受否定副词（不）修饰，二是不带宾语。《论语》成书时代的典籍中，“忍”的两个意义都常见；受否定副词修饰时，两个意义也都常见。而当它受否定副词修饰且不带宾语时，有趣的事发生了，一边倒地只呈现“忍心”一个意义，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汉末。因此，小不忍，即小小的不忍心，也即小小的仁慈。距离先秦时代不远的汉朝人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汉景帝和弟弟梁王喝酒至半酣时说道：“我死了以后就传位给你。”窦太后很爱梁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

　　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

　　显然，这里的“小不忍”为“小小的仁慈”，我就是这样注释的。

　　又如，《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句中后一“有闻”，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应读为“又闻”。但“闻”除了几种特殊情况外，都必须带宾语，没有例外。一种特殊情况指“闻”与其他词结合成固定结构如“多闻”“无闻”等。“有闻”因为在先秦典籍中很常见，也是一种固定结构，不带宾语。《孟子·滕文公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而“又闻”不常见，不是固定结构，要带宾语。《论语·季氏》：“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显然，“唯恐有闻”的“有”不能读作“又”。

　　又如，《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到底谁“退而省其私”？是孔子还是颜回？古来有两种看法，我们弄清楚了“退”的词义特征（说到底也是分布特征）：卑对尊言“退”，客对主言“退”，当然“退”的是颜回。

　　最近，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轰动一时。可以设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汉语的常用词在每一时段的分布特征描写清楚了，那么，遇到古今仁智互见的疑难词句，电脑也能判定孰正孰误；如果都不正确，电脑也能做出新的解释，而且它注解的古书较之人类所注往往更为精确可信。这一前景难道只是镜花水月吗？

　　解读古书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我称之为“拔萝卜”——将某字词的意义朝自己预设的方向拔。第一步，说现在通行的读法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第二步，通常是找出该词该字的某个很偏的意义；如果实在找不到研究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提供了甲是乙的可能性，而论证接近必然性的有关“分布”的至为关键的证据却付之阙如了。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学者们往往注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迭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用这种解读古书的路数（六经注我）写出的论文俯拾即是，而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必举例了。

　　这种做法实在欠妥。语言是一个系统，而求证某一系统内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赖该系统内部的证据。情理、义理等属于语言系统外部。王力先生说：“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孙玉文教授对我说：“你觉得孔子应当怎样说是一回事，孔子实际上说了什么是另一回事。词句考释是求证后者，和前者没有必然关系。”况且，依据孔子思想认定孔子只能如是说，再根据孔子如是说来论证孔子思想，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实，每一语法位置上能够出现的词也是不自由的，有限的。比如，如果你觉得“学而时习之”的“习”不对，要换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必须是可以出现在这个语法位置上的；而研究者想要换的字词本身的数量也极有限（如须与被换字词形近、音近），而且这些字必须符合研究者的预设（崇拜孔子者选择有利孔子的字词，贬斥孔子者选择不利孔子的字词）；三个低概率相乘，得数几乎为零。因此，如果某句话经过全面论证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还要置换字词，是不大可能成功的。据说，《泰伯》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八种读法，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变句子结构而改变分布。我已证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读法在当时语言中都说不通。可见，经典不是泥人张手里的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简言之，正确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两读皆可通”、“数读皆可通”一般不会存在。

　　还有一点，这种论证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分布”的考察相矛盾的；即使好几位学者都用这法子来求证，所得结果一般也不会一样。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而采用考察分布的方法来进行词语论证，十位学者却会得到一个结果。这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的。

　　以“最博最精”著称的清代高邮王氏父子，虽然有时也基于情理论证（如《雍也》“雍也可使南面”，说“南面”是卿大夫），但古人心里是有一杆秤的。比如，历来认为是高邮王氏的名篇或称代表作的，都是符合分布原理的，例如释《诗经·终风》“终风且暴”：

　　《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小雅·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商颂·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正月》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字皆当训为“既”。

　　人们赞颂王氏考据的精湛，十有八九是举他们的这一篇。这例考证，通过好些类似句子，总结出“终～且～”格式；在这一格式中，“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得以凸显。笔者总结为“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这是典型的考察“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也即考察分布，不过王氏习焉不察罢了。

　　赵纪彬《论语新探》读《卫灵公》“有教无类”为“域教无类”，说是限制教育的意思。我们在《左传》等书中找到十几个“有～无～”的句子（包括至今仍常用的成语“有备无患”），证明赵说无据，而杨伯峻先生所译“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则大致是正确的。

　　既然古人心里的那杆秤是符合分布原理的，我们就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相反！

　　杨树达先生反对“拔萝卜”一类做法，他把王氏释“终风且暴”的做法称为“审句例”，大力提倡：

　　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及此，故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往往泰山不移。

　　拔萝卜等做法不顾“通例”，即不顾语法规律，也即不举类似书证，仅仅根据这一句（本文）加以发挥，所以“郢书燕说，违失其真”，也即所谓“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而王氏注重通例，多举类似书证，故能“泰山不移”。

　　如果读者加以注意，我举的一百六十余例《考证》，大多采用王氏释“终风且暴”的方法。

　　上文说过，每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以王念孙的“最博最精”与呕心沥血，其《读书杂志》还须在八十多岁才刊出，则古人及近人要模仿王氏的“审句例”而成此皇皇巨著，几乎不可能。当年杨伯峻先生撰作《论语译注》时，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但今日已是E时代，利用电脑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已经成为可能。即便如此，工作量仍如此浩大！

　　是的，搜寻例句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但例句还须一个个辨析。笔者从2004年春着手研究，到2016年春出版，十二年冷板凳就这样坐过去了！如果不借助电脑及其软件，则不知需要多少年！

　　曾经有人看了我的书稿说，你的一百多例考证除少数之外，都只是论证以往注释《论语》各家孰正孰误，而没有独出机杼，提出新解，这是创新性严重不足！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考释古代词句，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正确理解书中词句的原意。假如能够确证以往各家解释中，有一家的解释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各家的解释一定不对；同时，也就意味着如果试图独辟蹊径作出新解，也一定会失败。上文所说正确结论一般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古代注家（尤其是汉晋的早期注家）的结论中往往总有一个是符合当时语言实际的，因而无需推翻众解，独出机杼。

　　上文提到了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建立在正确结论的排他性、唯一性基础之上的。这原来不成其为问题，本该如此嘛！但对于以十位学者十种结论为常态的人来说，你缺乏石破天惊的结论，而仅仅论证以往各家孰正孰误，就是缺乏创新。对此，“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转自微信公号：shanghaishuping

　　原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84期，2016年6月12日出版。作者：杨逢彬。

　　《论语新注新译》读后感(八)：《论语译注》、《论语新注新译》对读（1—10篇）

杨逢彬先生此书借鉴了很多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且更注重同时期书证及内证；相比之下，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更注重是否文义通顺。疫情在家，百无聊赖，姑且以手头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为底本来对读杨逢彬先生的《论语新注新译》，将二者翻译歧义较大的地方列出，以备将来。为方便起见，杨伯峻先生简称大杨，杨逢彬先生简称小杨。

《学而》篇：

1.1 学而时习之：大杨认为习应该作“实习”，举《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例；小杨认为这里并不是“实习”的意思，因孔子教给学生的就是礼乐射御这些实际操作很强的技能，弟子学完之后要反复练习、且没有证据表明在《论语》时代，“习”已经衍生出“实习”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愠：大杨从郑玄，训为“怨恨”；小杨训为“恼怒”。

1.6 谨而信：大杨作寡言；小杨作谨慎。

1.12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大杨对皇侃《义疏》的句读存疑，小杨从文法角度“…有所不行。…亦不可行也。”认为这种句读正确。

1.13 因不失其亲：大杨“因”解释为依靠，凭借，认为作姻翻译上不通顺；小杨解释为通“姻”，其后有考证，主要的论点是在《论语》成书年代典籍中的“因”作凭靠时一般不带“不失其亲”这样谓语性结构作宾语。

《为政》篇：

2.2 思无邪：大杨认为“思”是无义语首词，孔子将其作为“思想”解释有断章取义之嫌；小杨认为“思”后跟谓词性结构，汉代注家多理解为动词（想要）。似未断章取义。

2.6 父母唯其疾之忧：大杨从马融说，认为其指代孝子；小杨从王、高说，认为其指代父母。

2.7 句读问题：小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有论文《<论语>“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解》。

2.8 曾是以为孝乎：大杨作ceng，小杨作zeng。

2.10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大杨“所以”解为“与”，认为解释为“用”的话会与下面的“所由”重复；小杨解释为“用”，“由”解释为行事的缘由。

2.15 思而不学则殆：大杨解释为“疑惑”，认为“怠”于文意不通；小杨认为凡“殆”作“疑惑”解的都较《论语》晚出，故取通“怠”，疲惫意。

2.16 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大杨举《论语》他例证此处“攻”应为“攻击”，则应翻译为“攻击那些不正确的言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小杨从何、皇说，攻作“治”解，并未回应大杨的观点。

2.18 多见阙殆：大杨认为“殆”与“多闻阙疑”的“疑”同意，此处是互文见义；小杨此处作“危险，不可靠”解，认为“互文见义”的说法并不可靠。

《八佾》篇：

3.1 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杨“可”未有注释，翻译为“可以”，小杨据王力《汉语语法史》认为“可”在这句中等于“能被”，和“可以”含义不同；“忍”大杨作“反慈”解，认为孔子当时没有讨伐季氏的条件和意志，不应解释为“忍耐”，小杨分析两个忍在先秦文献中的用法，认为容忍意的“忍”的一一特征是施事忍受受事对施事的加害、刺激等等，而“反慈”意的“忍”的意义特征为施事放纵加害、刺激受事，因而此处应解释为“容忍”。

3.4 与其易也：大杨“易”作“仪文周到”讲，取易“把事情办妥”（治）义。小杨认为“易”作“治”讲时是及物动词，《论语》中“与其…宁…”这一句式的用法中“与其”之后的谓词性结构如果不带宾语，一般就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此处的“易”未带宾语，应解释为“和易”而不能解释为“治”。

3.22 管氏有三归：大杨“三归”作“市租”解。小杨作“采邑”解。

《里仁》篇：

4.5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大杨认为“贫与贱”不是人人想“得之”的，此处得之应该改为“去之”，这种表达是古人不经意处的原因；小杨认为并非如此，这是一种当时的虽不合逻辑但符合语言表达习惯的说法。

4.7 观过，斯知仁矣：大杨引《后汉书·吴祐传》认为此处的仁作人讲；小杨认为如字读。

4.10 无适也，无莫也：大杨取朱熹《集注》说法，“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小杨取《经典释文》说法，“无固定朋友，也无所钦慕”，就“适”字大杨认为作“敌”讲为敌人，小杨认为是匹敌（朋友）之意。

4.11 小人怀土：大杨“土”作土地讲，并言作“田土”亦通；小杨据《论语》成书年代其他典籍未见“土”作“乡土”解，认为作“土地”而不能作“乡土”解。

4.18 劳而不怨：大杨据王引之《经义述闻》，解释为忧愁；小杨用“义素分析法”认为应训为“劳苦”而非“忧愁”。

4.23 以约失之者鲜矣：大杨认为“约”作节俭意于时文无征，故训为“约束”；小杨据何晏《集解》引孔安国“俭约无忧患”训为“俭约”（我好疑惑？？？）

4.25 德不孤，必有邻：歧义主要在“邻”的解释上，但小杨并未解释“邻”而是解释“必有”。（可能大杨是意译吧）

《公冶长》篇：

5.7 无所取材：大杨“材”采用郑玄第二个说法，同“哉”；小杨认为无此用法亦罕见通例，认为“材”在当时文献中还应解释为“人才”。

5.9 吾与女弗如也：大杨认为“与”训为“赞同”而不应看作连词；小杨通过分析“与”后所跟宾语特征，未见结构复杂如“女弗如也”的例子，认为此处与视为连词为妥。

5.10 粪土之墙不可杇：大杨作字面解；小杨认为“粪”表“屎”是后起义。这里应译为“粉刷”。

5.12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大杨“加”训为“陵”；小杨“加”训为“施加”。

5.22 吾党小子狂简：大杨简按何等人训为“大”；小杨认为训为“大”在当时为僻义，故训为多书证的“简略”。并认为“狂简”似为“狂狷”，存疑待考。

5.25 足恭：大杨足作“充足”义；小杨“足恭”解释为“屈膝作出一副恭敬的样子”。“恭”虽为褒义，但用“足”来限制它就成了贬义。同“口圣”。

5.26 无施劳：大杨施训“著”，即“表白”；小杨从孔安国说，谓为“施展”，即“不以劳事置施于人”。

《雍也》篇

6.1 雍也可使南面：大杨解释为“做一部门或一地方的长官”；小杨倾向刘向说法，即“南面者，天子也”，在先秦典籍中找此类书证23例，其中“南面”用来表示天子的17例，用以表达诸侯的6例，未见可以表示卿大夫的；且凡儒家文献，“南面”都用于天子。

6.2 可也简：大杨解“简单得好”，小杨句读为“可也，简”，差异不大。

6.6 山川其舍诸：大杨“其”解释为“岂”，小杨认为是语气副词。（此处不解）

6.11 在陋巷：大杨虽无注，但翻译为“住在小巷子里”；小杨考同时期文献，未见“陋”有简陋义，故作偏僻解。

6.12 今女画：大杨“画”训为“停止”；小杨训为当时更常见的“谋划”。

《述尔》篇：

7.1 窃比于我老彭：大杨列多说，猜测不知《大戴礼》中的“商老彭”是否是此人；小杨从何晏《集解》中引包咸对此句解释认为语序应为“窃比我于老彭”，并考察同时古籍，未见“我”直接修饰人名的例子，认为应该也是商老彭。（窃比我于…的句式的主语是什么？）

7.2 何有于我哉：主要是何有于…这一句式。大杨亦列多说，小杨认为表示“…又算得了什么”。

见《<论语>“何有于我”解》。

7.7 自行束脩以上：大杨“自行”翻译为“主动赠与”，小杨认为《论语》中“自”表示“自己…”的，有“自省”“自讼”类都是“自”后接一单音节动词，而且这些“自”都不是“主动”的意思，只是作为介词。

7.11 暴虎冯河：大杨“徒手搏虎曰暴虎”；小杨认为是“不依赖田列所用的车而与虎相搏”。

7.29 不保其往也：大杨保训“守”，翻译为“死记住他那过去”；小杨从何晏，往训去，翻译为“至于他离开后如何就不管了”。

《泰伯》篇：

8.1 民无得而称焉：大杨翻译为“百姓们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小杨认为“得而V”（V代表谓语动词）中的“而”意思虚化，可理解为“民无得称”，即民众（因无从知道泰伯“三以天下让”之事而对他）无所称述；同8.19 “民无能名焉”。

8.16 悾悾而不信：大杨翻译为“无能而不讲信用”；小杨“悾悾”训为“诚恳貌”。

《子罕》篇：

9.2 达巷党：大杨从礼记，认为“巷党”为一词，“里巷”之意；小杨认为孤证难以说明；博学而无所成名：大杨翻译为“可以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小杨认为这个“所”不能看作是代词或助词，而应该翻译为“处所”、“地方”，即翻译为“没地方成就名声”。

9.8 空空如也：大杨翻译为“一点也不知道”；小杨翻译为“很诚恳的样子”，认为“空空”即“悾悾”，诚恳貌（8.16）。

9.11 如有所立卓尔：大杨翻译为“似乎能够独立地工作”；小杨“如”训“如果，假设”，所谓“如有所卓尔”即“假如（老师）又卓然有所建树”。

9.14 何陋之有：同6.11

9.16 何有于我哉：见《<论语>“何有于我”解》

9.17 不舍昼夜：大杨“舍”训“居住、停留”（去声）；小杨训“放弃、抛弃”（上声）。

9.21 子谓颜渊：大杨据皇侃《义疏》：“颜渊死后，孔子有此叹也。”认为此处“谓”翻译为“谈到”；小杨认为先秦汉语中，“谓…曰”格式都是“对…说”的意思。

9.30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大杨认为《论语》中“立”经常包含“立于礼”的意思，翻译为“事事依礼而行”；小杨“与立”翻译为“结为盟友”。

《乡党篇》第十（所分不同，故不列）：

10.1 唯谨耳：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