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100字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是一本由陆扬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一)：书评
内容确实是以前没见过的，云中上师认为中唐宦官有着对有秩序皇权的维护的功能，但甘露之变后这种局面被打破，宦官还有“家奴”（吐突承璀）和干臣（梁守谦刘弘规）之分，并且指出此期干臣型宦官的升迁是有迹可寻的。还有对冯道上官婉儿的研究以及对清流文化的概述（颠覆了早前陈寅恪先生认为的牛李党争是门阀与非门阀之间的较量以及清流文化对王朝的影响），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或者可以说是全新的框架。读完让人很有启发并且还有二读的愿望。行文非常的流畅有趣，引人入胜。综上应该打五星。最后，在一段时间内，我真的不知道福福和宜宜是两只小猫。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二)：希望“陆扬时代”早日到来
久闻上师盛名，读完却有些不尽兴。就笔者观感而论，《西川》、《冯道》与《墓志》三文最佳。例如，在《西川》中，上师没有局限于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梳理，而是重视一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知”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值得借鉴与思考。 陈志坚在书评中曾指出今人对唐人指称的运用可能存在简单化的理解，这一点需要注意。在笔者看来，上师对“清流文化”的界定与运用就似乎存在论证不足的情况，论据较为薄弱。例如在论证“文”的价值时，多采用宋人论断，甚至是引用《文心雕龙》，笔者私以为，上师的这种论证过程难以让我十分信服。 看得出来，上师很有野心，希望在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人的框架上有所突破，他接受了较好的欧美汉学训练，善于吸收西方汉学的最新成果，在行文论证中多有体现，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国内唐史的研究，而且缺乏足够的个案实证研究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宏大的概念框架，虽能看出作者视野之独到，思辨之精微，但亦难免有空疏之讥。 最后，衷心祝愿云中上师能继承先师衣钵与北大中古史的优良传统，让群星璀璨的中古史的“陆扬时代”早日到来。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三)：萌萌的学者；酷酷的书
萌萌的学者；酷酷的书
由于离得近，我经常跑去北大听课，深感北大的学术圈，不是那么纯洁了；大师早已远去，如今的北大，荒草从生；举目四望，不是一帮腐儒，就是一群恶童。我没上过学，从事废品收购工作，也就是收破烂儿的，通过捡北大学生扔的课本，自学了横跨文史哲多个专业的课程，所以我来点评下陆扬教授的这本历史学巨著再客观不过了。
陆扬教授，第一眼见就给人一种压倒性的气质；不仔细看，他就像是包青天里的展昭大侠，或是像体育解说人宋世雄。没读本书之前，清流文化，我脑袋中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以为是酒文化。读过之后，仿佛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一个成语扑面而来：学无止境呀！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四)：清流而过，未能入木
陆先生重视考据，但对考据的整理和运用还有欠火候，比如基于墓志而解读历史，固然是尽力回到原文，但无可厚非的是墓志本身文体特点，可信度大打折扣，陆先生文中也几次提到这一点，做退而求其次的解读，但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
比如对词臣历史地位的解读，一些墓志竟然是子嗣所写，而陆先生以此作为评价词臣在朝历史地位的几乎是唯一依据，实在难以服人。
其次，陆先生对于历史的解读欠火候。比如上官婉儿一章，如何运用意识形态的手法来制造一个政治形象，这一点上一直没有深刻的分析，而只是停留在一些史实的整理上。
关于全书重点之一的论述“文”在唐代逐步重要，这一观点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并不新鲜，也未见陆先生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工具进行剖析。
全书兴奋之处在于，陆先生在P242提出几大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古以来的核心统治理念是什么，特别是皇帝的权威是以何种方式来展现，文辞在维系唐帝国统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何一个在文化种族上罕见多元的古代社会会接受这样一种高度礼仪化和文学化的书写模式，并以之作为政治沟通的最核心方式”
这些问题刀刀切中解读中古的要点，只可惜陆先生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答。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五)：《读后感》
21年已读80 这本书对我来说收获并不是很大，下篇没有进入进去，需要更多晚唐到五代十国的历史储备，等日后补充完知识再补吧。 “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局的形成”通过分析西川刘辟自任接任节度使，没有经过宪宗的同意，于是，宪宗派兵攻打。来分析元和以改德宗朝政治规范确立新的政治规范，对待藩镇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不在容忍藩镇节度使的自任。因此，刘辟和李锜便成了牺牲品。 “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改变了前人认为中晚唐的政权交接不稳的看法，其实中晚唐的政权交接比唐中期以前较稳定。大多数人认为宦官是危害中晚唐的政权交接的毒瘤，其实，那是对宦官的偏见所导致。但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皇权，宦官的自身的终极利益也和这种体制化的皇权和制度化的内廷权力等级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以“梁守谦、刘弘规”作为中晚唐政权交接涉及的重要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证。梁守谦、刘弘规作为宪宗朝的宦官的领袖，成功的能够帮助皇帝传达旨令给外朝中书门下，又能连接官僚与皇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致能够保持宪宗到文宗朝的政权交接稳定，皇帝和官僚的关系缓和。但随着两位宦官的逝去，也代表着这种方式无法继续下去，而新上任的文宗却并没有宪宗这样的政治判断力和统治气质，唐代的中央政治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领域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六)：《读后感》
21年已读80 这本书对我来说收获并不是很大，下篇没有进入进去，需要更多晚唐到五代十国的历史储备，等日后补充完知识再补吧。 “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局的形成”通过分析西川刘辟自任接任节度使，没有经过宪宗的同意，于是，宪宗派兵攻打。来分析元和以改德宗朝政治规范确立新的政治规范，对待藩镇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不在容忍藩镇节度使的自任。因此，刘辟和李锜便成了牺牲品。 “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改变了前人认为中晚唐的政权交接不稳的看法，其实中晚唐的政权交接比唐中期以前较稳定。大多数人认为宦官是危害中晚唐的政权交接的毒瘤，其实，那是对宦官的偏见所导致。但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皇权，宦官的自身的终极利益也和这种体制化的皇权和制度化的内廷权力等级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以“梁守谦、刘弘规”作为中晚唐政权交接涉及的重要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证。梁守谦、刘弘规作为宪宗朝的宦官的领袖，成功的能够帮助皇帝传达旨令给外朝中书门下，又能连接官僚与皇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致能够保持宪宗到文宗朝的政权交接稳定，皇帝和官僚的关系缓和。但随着两位宦官的逝去，也代表着这种方式无法继续下去，而新上任的文宗却并没有宪宗这样的政治判断力和统治气质，唐代的中央政治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领域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七)：唐朝的文治与政权
2013年，上官婉儿墓在西安被发掘。这一发现引起了媒体的好奇，荧屏上对这一传奇女子颇多演绎，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呢？
陆扬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堪萨斯大学。这一专业人士对上官司婉儿墓志的印象是，文笔“十分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而且不署撰者姓名。他从这两点分析，撰写者绝非当时的高层文士，这是否说明上官婉儿的地位并不高呢？从墓志的内容上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陆扬认为，这是适应当时睿宗想要稳定政变后局势的书写策略。掩盖上官婉儿女性参政的恶名，迎合太平公主为上官婉儿平反的要求。
既然上官婉儿的墓志如此低调，众所周知的 “巾帼宰相”形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陆扬认为，关键人物就在于开元名相张说。他在《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司昭容集序》中对上官婉儿极力赞誉，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全是形容重臣宰相的词语。陆扬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张说在借上官婉儿表达个人的政治取向。武则天大兴科举，政治上采用文治模式，而上官婉儿就是这一文治模式的核心代表。这种文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便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积淀下来并进一步转型，从而产生出既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张说就是完成这一转型的关键人物。
前面所说的政治文化精英，关涉的正是陆扬的核心课题之一：《唐代的清流文化》。虽然《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是陆扬有关唐五代政治文化的学术论文集，看似独立的篇章实际是围绕两个相互依托的课题开展，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本书即按此两个课题分为上下篇，每篇由四篇论文组成。唐朝的清流即是文化政治精英，这一群体让人 不由得想起魏晋士族，二者虽然都是社会精英群体，但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士族是一种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度，而清流是科举取士的产物，正如陆扬强调的那样，它只是一种历史现象。
朱温有一个谋士叫李振，因为考进士没考上，就痛恨朝臣。他跟朱温说：“这批人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做‘清流’，应该把他们扔到浊流（指黄河）里去。”于是，在一个深夜，唐朝三十几名朝臣被扔进了黄河。公元９０７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唐朝就此宣告结束。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八)：词臣如何走向政治舞台
陆扬先生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确实是有着相当成绩的历史学著作。这本书的序言就是一篇很有内容的文字，其中他提出要做到符合历史语境的文本解读这一要求。在谈到刘辟、李錡这两个地方节度使的继任以及与朝廷产生矛盾的问题上，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在唐宪宗即位之初，刘辟、李錡还依据唐德宗时期那种惯例去行事，却不知道新皇帝在处理藩镇问题上改弦易辙，他们也就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处分。其他一些不听话的藩镇，在这样一种形势的压迫下不战而降。或许他们的实力未必对抗不了朝廷，但是他们都妥协了，战胜刘、李二人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势，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陆扬先生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一微妙的势的作用，很值得肯定。
对历史上唐德宗和唐宪宗的不同评价引起了我这样一个思索，一个政治人物在当下的作为，它的成效有可能是在这个政治人物下台之后出现。一般人包括陆扬都认为德宗软弱，宪宗有作为，然而唐德宗与唐宪宗之间的转变是不是应该如此去评价呢？“泾原兵变”之后，德宗在全国征收各类税收，背上了聚敛的恶名，这一聚敛或许是唐宪宗一朝能够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唐宪宗的政治成就可能是挥霍唐德宗数十年经营成果取得的。然而历史对于两人却有着如此不同的评价，给人一种“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取蔡中郎”的感觉。
陆扬在分析梁守谦的文章中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政治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难得。研究中国历史一个正确的思路就是去分析人物的家世、背景、政治地位、不同政治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从这些细微处入手比搬弄西方的名词和概念体系更有价值。陆扬令人信服地说明，宦官废立君主是迷思，唐中后期，宦官制度进一步官僚化，经历了从家奴到国家大臣的变化。
与宦官的发展相类似，唐中后期清流词臣的崛起是政坛上一个明显的特点。冯道的政治生涯反映出词臣依靠自己数十年的经历，已经能够在官僚队伍中站稳脚跟，和高门大族并列。冯道作为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士子，他没有显赫的门第，但是他所代表的背后那一个强大的词臣群体发挥着重大的政治作用，正是凭借词臣崛起的这样一个趋势，冯道能够在政坛屹立数十年，历经数朝而不倒。北宋士人对冯道进行的那种肤浅的道德式评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从武则天开始的一直到北宋前中期，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势力的消长。清流通过撰写奏章，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其职位也越来越重要。这类寒门士子，在唐中晚期不断扩大其势力，并且不断地规范化，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然后到了北宋前中期，清流词臣的作用才逐渐的变得不重要，因此给皇帝草拟诏书的技术含量在不断的降低。于是清流词臣的也就逐渐的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陆扬把握的这一历史潮流确实有其价值，词臣能够依附于皇权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依靠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文”的看重。同时，由于皇帝需要更听命于自己的家奴，这一点，宦官和词臣都能够做到，随着皇帝任用的这类私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逐步的官僚化、制度化，成为皇权之外的一股力量。这一词臣拥有较高政治权威的状况对于中晚唐和五代的政治发展路径有着较大的影响。
陆扬揭示的这一政治生态有助于理解中晚唐以后的历史发展。词臣能够成为政坛的重要力量，在于其借助了皇帝的权威。其实他们自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政治资本，比如家世、社会声望等等。因此，文士在宋以后虽然可以主政，但其实他们的政治根基是很脆弱的。在唐末，朱温、李克用这一类人物也站在政治舞台中心，使我们相信，冯道之流尽管有相当的政治权威，但其政治势力仍弱于军阀。宋以后，文臣越来越独占政治舞台的中心，特别是他们的历史书写极大地忽视武将的作用，这种偏向极易使人对明清历史产生误解。而陆扬的描绘的词臣与军阀互动的格局似乎比较准确，这一点对于理解由宋至清的历史也很有意义。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九)：一座学术的丰碑
随着陆扬教授《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出版
中古史研究正式进入“陆扬的时代”
这已是当代中外学界的共识
广大中古史研究者无不为身逢盛世感到欢欣鼓舞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好不好？
当然好
好在哪里？
多数人讲不清
大家只知道本书是一座宝藏
里面随便拎出一句话
就够自己琢磨五十年
然后写出一本论文集
其实，《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主要有两点突破
我简单讲下
一个，是将出土实物（墓志碑刻）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一个，是将西方理论与传统方法相结合
这两点，此前是没有人能同时做到的
即使做到了，也没有得到笔者的承认
尽管本书由于作者简介未附照片而导致学术价值大减
但它依旧是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中古史著作，没有之一
单是书中序言罗列的那些外国人名
就充分证明了我酥的视野与阅读量除今上外无人能及
套用作家宝康的一句话：
很多人看完脑袋都嗡的一下傻半天认为起码能得一全国奖
尽管有人曾指出书中的一些引文可能用了电子检索而没有复核原文
这对普通学者来说，是学术素养不够的露怯
但对我酥而言
乃是他学术特色的光芒乍现
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来揣度这样一位从东语系走出的历史大家
而文献学的功底、对史料的把握也从来不是衡量我酥学术水平的标准
唯有阅其文、睹其颜、望其势、观其气
才能基本体会到他的学术理路
与土鳖学者不同，我酥不会不加节制地大段大段征引文献
即使长篇引用冯道《长乐老自叙》这样的名文
他还是会拉上一篇没什么关系却更长更出名的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以增加趣味性
他对史料的剪裁与理解自是现今学界无人能及的
当代学者是幸运的
他们与钱大昕之后最伟大的史学家生活在同一时代
能够借助便捷的网络向他问学请教
甚至与之共事、切磋、辩难，并出现在他后记的感谢名录中
当代学者是不幸的
他们无法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几百年后书写学术史
他们的名字大都也只能在“云中君时代”一节中作为注脚出现
郭沫若曾这样盛赞闻一多：
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
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
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
这句话稍加改动即适用我酥：
他虽然在唐史研究里游泳
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
而是作为鱼饵而游泳的
可以想见，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一些试图阻挡时代巨轮的螳螂
将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
请不要介意，这恰恰是我酥“鱼饵性”的体现
正如白寿彝无法否定钱宾四的成就
卢建荣无法阻碍“余先生”获得5000万大奖
再多的诟病与指摘
也难以挡住云中君时代如高铁般况且况且地疾驰而过
……
假使有一天，天妒英才
云中酥没能熬过周有光
而我也没有被经我酥鉴定属实的抑郁症带走
我会在微博写下这样的文字：
听闻@雲中上師 去世的消息，十分痛心。我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王子屯大学）的Small World Cafe（小世界咖啡馆）多次见到他，当时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燕京学堂”学派所开创的学术研究新范式，但他告诉我，相比这些，他更在乎福福和宜宜今天过得是否开心。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十)：閒來翻書（九十六）：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
“2016，中古史研究的陸揚元年”，宣傳中如是寫到。這是從榮新江教授前些年的評價轉化來的，當年，榮教授說“今後若干年的中古史研究，將是一個‘陸揚的時代’。”
這真是好大的口氣！好高的評價！雖說上師（最初知道的往復的雲中君，今則多以微博名呼之）未必肯如此自視，但內心或以此自期，而學術，當然要有這樣的氣魄！達不達到則是另一個問題。此亦如孔孟所言，不可以聖人自居，而不可不以聖人自期。
說上師有此氣魄，從他討論的主題即可看出。在新文化史、醫療史等等日益甚囂塵上之際，他的關注點返回到了，或者更應該說，是始終集中於“政治史”——當然，此“政治史”早已超越了當年，可以說是結合了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的“政治文化史”。這無疑是理解傳統中國最爲重要的面相。何炳棣一直強調要做第一流的題目，這就是！那些總是聚焦於新奇、邊緣的研究者，即使可以做得非常成功，卻永遠無法成爲一流的歷史學家。
在集中於政治史之上，上師更要突破陳寅恪等舊有的對中晚唐政治結構與文化等的解釋框架，提供一個全新的、在他看來“更”具有信服力的解剖視角與闡釋體系。所謂“制度化皇帝權威爲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便是作者的“新”解釋。這裡，他所更爲強調的，是“皇帝權威”，而不是“皇帝權力”，即皇帝本身在政治結構之中的位置所體現的象征性意義。這也就是在強調不同於“私人性皇權”的“制度性皇權”，仍然有其重要性及合理性。不過，指出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新奇之處。雖然沒有詳細地梳理研究史，但印象中許多民國學者都有這種認識，只不過很多也並沒有去特意強調，因為在那一代學者眼中，有些常識是不需要提的。
對於墓誌史料的應用當然是本書在材料上的一大亮點，尤其是有些文章幾乎完全建基於數方墓誌而闡發一個大問題。但更爲重要的是，他對於其所強調的史料書寫的“修辭學”色彩、言外之意等的理解與抉發。作者善於在歷史記述的細節隱微之中，輔以豐富而又常常是合理的想象力，勾勒出“隱匿”甚至“消失”在以往歷史記憶之中的另一種歷史的真實。這奠基於作者對於時代宏觀把握的深度，並不是輕易做得到的。書中最初幾篇，讀下來的感受，是仿佛看到了徐高阮《山濤論》的影子。鄙意以爲，《山濤論》應該作爲歷史學專業學習研究方法的基本教材。
上師雖然自述本書是兩部仍待完成專著的略縮版，其中對於某些問題之研究的缺失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就本書所呈現出來的內容來看，竊以爲，有些問題，儘管也在他的關注視野之中，但卻似乎被排斥於其所構造的宏觀架構之外。個人最爲關心的，是中晚唐之思想變遷問題，在他的解釋體系中居於何種位置。書中曾提到，清流文化與古文運動或文學復古，即使常常是同樣一批人物，卻並非同一潮流的不同面相，會在不同的社會圈和實踐中採取不同的立場，傳遞不同的聲音，代表不同的身份（頁241）。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說法。涵蓋整個中晚唐的核心政治文化，與中晚唐最爲重要的思想變遷，竟然完全無關，參與其中的人竟然也像人格分裂一樣，表現著完全的不同，難道是正常的麼？
書中有些地方，似有推論過度之嫌。如僖宗時鄭從讜開府，所擇皆“一時選”，此《新唐書》明言此在“言得才多也”，即指從讜所擇者，有才學，有時望。而書中申論在京師士人眼中，這種“一時選”是利用一流人才化解危機的正確手段，即強調清流人士之重要作用，此即不知從何推論而來？又朱溫擧張廷範爲太常卿，是故意向清流文化核心價值挑戰的一種信號，而裴樞恰恰捕捉到了，其反對則意在維護自身清流領袖的政治資源，守住這道防線。對於朱溫與裴樞究竟是否有這樣明確的意識，此處的解釋僅能說是猜測。
在論述清流文化時，上師指出，其核心成員以翰林學士等詞臣爲重要身份象徵。那麼，這些詞臣在當時的政治架構中究竟居於何種地位？唐代的情況不太了解，宋初的情形，一則上師已引，即宋太宗所謂“一佛出世”之語，詞臣仍舊得到非常高的評價與重視。但這是否即代表著清流文化的延續，不無疑問。《續長編》曾記載，“（蘇）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欵解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此即表現出宋太宗對於不同職位的待遇差別，其榮寵則僅限於學士。對學士本身的優待，能否即代表著對其所代表的清流文化的尊重呢？若如上師所言，從詞臣到宰輔，是清流文化下的正常升遷途徑的話，清流文化下的士大夫及其影響力，就不應限於詞臣的身份。這裡，或許也需要在更爲寬廣的視閾中予以考察。
2016年3月草，5月6日稍作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