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我家的餐桌从来都是丰富的，从七十年代我有记忆开始就是如此。饭桌上有不少规矩，坐端正、背挺直、碗端稳、不咂嘴、不能在盘子里搅动（自己碗里的也不能搅动要挨个吃掉）；有长辈在，第一碗，第一筷必须是长辈的。小时候，嘴馋，尽管这么多规矩，但为了快点吃到，我们姐弟都很遵守。

　　父亲常年不在家，地里的农活全部由母亲一个人承担，家里还养了一头牛、一头猪和一群鸡。人手实在不够，否则还得养几只羊。母亲每天忙得脚不着地，却从没忽略过我和弟弟的嘴。

　　晚上点一盏煤油灯，母亲在灯下做鞋。等我一觉醒来，母亲又在院子里。母亲哗哗地扫院子，我爬起来，趴在窗户玻璃上看。如果是冬天，母亲一边扫，一边呵手，见我起来，她扒出炕洞里的灰，撒一碗大豆进去，大豆噼里啪啦跳，母亲拿木棍搅，我也凑上去。我咯咯咯笑，母亲用食指在我鼻尖上印一个灰印，弟弟光着腿跑出来，母亲一把抱回屋穿衣服。给弟弟穿好衣服出来，母亲把灰散开，我和弟弟边捡边吹边吃，烫手烫嘴的，但太香了。母亲又扒炕洞，扒出几个大洋芋，敲打几下灰，刮出焦黄一掰两半，雪亮沙白的瓤冒着热腾腾的香，我和弟弟在裤子上使劲抹两下手，抓过来就上嘴，母亲忙说：“烫嘴啊。”

　　院子收拾停当，大概七八点了，母亲唤我端饭，第一碗要端给在大伯家生活的奶奶。我回来，炕上摆了小木桌，三碗小米糊糊，一盘煎饼和炉盔子，一碟油泼腌缸菜。弟弟坐得端端正正，母亲还在忙碌，见我回来，她上炕了。弟弟拍炕沿叫我。母亲教育我们家人要一起吃饭，不能吃“独食”，这个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儿子和侄女从小即使吃零食也要和家人分享。

　　母亲做的小米糊糊，任何时候提起我都想咽口水。洋芋切成大块和小米一同下锅熬，熬到米开花洋芋融化，拿瓷缸盛凉水，抓一把面粉撒进凉水搅拌均匀淋进锅里，接着油泼葱花、撒绿菜沫，母亲的小米糊糊就出锅了。最诱人的是，将胡麻油倒进大铁勺放炉火上，油翻滚了泼到红葱花上，锅里滋啦一声满屋飘香。在故乡母亲一直用砂锅熬小米，八四年彻底离开故乡，再没砂锅，也很少吃小米糊糊。现在，母亲六十多岁，我和弟弟四十多岁，偶尔想起小米糊糊，可是没自家种的小米、没炉火、没砂锅、没铁勺、没自家地里拔的红葱……连父亲也没了。

　　煎饼是大柴锅烙的，要用鸡蛋，鸡蛋要换别的家用物品，所以不常做，炉盔子顿顿有。故乡的炉盔子做起来工序复杂，技术也不简单。从面酵子的制作到发面都很讲究。小米和面揉成一个一个的小团，放房顶上晒干，面酵子就做好了。母亲做的面酵子没有异味，保存时间长，街坊邻居常来借。有人做出的面酵子有怪味，据说因为小时候掏过鸟窝或抓过癞蛤蟆。

　　发面的时候，浸泡一个面酵子，泡化了把干面搅进去等发酵，发酵好加入干面絮揉光再等发酵。这样反反复复，做一次馍馍，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我建议省掉几次，一次和足量，母亲说偷懒偷出死面酸疙瘩。在故乡，谁家馍馍做酸了或是做成死面疙瘩，就会被当笑话传。过年的炉盔子，当礼物提到亲戚家，做不好就会被十里八乡笑。和面不放碱，馍馍有面粉香味还要特别酥软，功夫全在发面的过程中。酵子泡化，把水滤掉，重新加温水，这样和面可以去掉酵子味。面发起来只看看不行，还要掐掐深究，发过了做出酸馍馍，不及了做出死面疙瘩。现在，有发酵粉和抖音教程，简单易做，但再难吃到面粉的清香味了。

　　烤炉盔子的灶在院子外面，像低矮的小房子。几家人共用一个，有专门烧炉灶的人。火候非常重要，火候不当烤出来的馍馍不是生的就是焦的。一般几家人联合，烧火的烧火，绾炉盔子的绾炉盔子。

　　绾炉盔子和绾中国结同理，把发面搓成一个一个粗细匀称的棒棒，一个棒棒绾一个。我也绾过，但绾出来的图案顺序是反的，母亲说我手左，我不懂。炉盔子绾好放在一张铁皮上，塞进灶，封死灶口，让人想到一炉陶瓷。炉盔子出灶，抹上胡麻油，黄黄亮亮，撕一个环咬一口，太香了。

　　早饭结束，母亲喂完牛和猪去地里劳动，我和弟弟负责喂鸡。

　　中午，夏天母亲会从地里摘点菜做饭，冬天家里地窖有洋芋、白菜、萝卜，还有晒干的茄子、豆角、辣椒等。午饭很隆重，或拌面或拉条子或臊子面，再炒上几个菜。平时不吃米饭，杀了猪才吃，奶奶说米饭是“水货”，不吃肉扛不住饿。离开故乡后，每天一顿米饭，荤菜素菜都有，已经不习惯顿顿吃面了，也有懒惰的原因，毕竟做面的工序复杂。

　　下午三四点有一顿“腰食”，在田间地头吃，一大壶烧好的茯茶，一大篮子馍馍。大家一边吃一边休息，女人拉几句家常，男人卷几根烟。

　　晚上回来迟，收庄稼的时候要趁月亮干活，会更迟。晚饭简单，一锅汤面，有时有鸡蛋有时有肉丁，会有凉拌茄子和豆角之类的菜，一般不炒菜。

　　离开故乡久了，几乎记不得多少人和事了，但非常想念炕灰烤的豆豆和洋芋，还有小米糊糊和炉盔子，每当想起这些，就仿佛看到了村里人家屋顶上升起的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