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怎么办？
自18世纪玛丽·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以来，女性意识的觉醒运动一次又一次冲向时代的风口，20世纪初正在脱胎换骨的中国也不甘示弱。在新文化运动中，早期西方女性理论同“德先生”“赛先生”被一齐请进大门，最终占据新中国基本国策的一席之地——“男女平等”。然而待到女性话题真正在普通人中掀起狂澜，恐怕还是在90年代北京主办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之后，西方女性理论大量涌入中国才得以成势。与德、赛两位先生相比，女性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暧昧不清。如今，人们谈及女性议题，依旧三句不离《第二性》、自由平等、争取权利，而反对者将女权和女性特权化作等号，斥责女权的同时不忘倾诉男人的不幸。由此观之，女性主义作为一件舶来品，与真实的中国依然是割裂的，它隔着大江大海，并未融入我们的日常语境，或者说，这种融合还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这究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是出现了方向性失误，是我们每一个关注性别问题的人都需要探讨的。《主妇、舞者与牧师：七国女性纪实故事》是一本纪实摄影故事集，讲述了来自日本、埃及、法国、瑞典、以色列、印度、古巴的7位普通女性。作为第一手材料，它却一不小心初步探索了上述问题。点击图片购买书中的七位记录者并没有急着深入讨论她人案例的是是非非，而是带着诚挚的目光，主动走进七位异国女性的生活中去，用平实的笔触展开普通而生动的人生。更难得的是，这七位记录者中间有五位是男性。一直以来，女性解放运动被看作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少数群体”的求索。然而，就诸多关于西方家庭关系的文献来看，即使在女性意识还未觉醒之前，男人并不比女人幸运几分。他们彼此在婚姻中的消耗可能大于相互扶持和成长，更不要说成就个体。在现代社会的多重压力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内耗依然是众多婚姻的常态。波伏瓦在洋洋洒洒论述了60多万字之后铿锵呼吁：“不可能说得更透彻了。正是在既定世界，要由人来建立自由的领域；为了取得这最高一级的胜利，男女超越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确认他们的友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与其说是为了解放一种性别，不如说是成就两种性别的自我实现。既然如此，就一定需要男人和女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书中五位男性记录者率先迈出这一步，可谓榜样。 女性主义是悖论吗？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即feminism，从名称上便难逃尴尬的处境：单论女性，是不是有取消另一性别之嫌？是不是必须站在另一性别对立阵营才好？是不是要建立女性特权？这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二元论上的说法，必然引起争论，甚至这个名称决定了它悖论式的命运：在中国，不少在思想上反映了女性主义色彩的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和“女权就是平权”久久抗衡着的是“女权就是女享”。为了避免这一困窘，研究者更偏爱用“性别（gender）研究”这一词汇。同济大学张念教授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她认为这是一种伪装术，是“伪装的客观”。可是，这不失为女性主义者耳边长鸣的警钟，毕竟，二元对立只会让女性在父权陷阱困得更深。《主妇、舞者与牧师》就是一部尝试探讨性别议题的作品，主编王家敏呼吁大家做“失去性别的人”，不过是提醒人们，如果仅仅盯着性别一个因素，可能永远达不到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成为人的过程中，在争取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的进程当中，女人们非常勇敢。她首先焚毁自己，焚毁了作为他者，作为否定环节……的存在。她摧毁自己然后闯进男权的理性世界，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从家庭奔向公共领域。”最初，女性若争取权利，自我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传统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之上的，女性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更被剥夺了成为完整的人的诉求。因为就一般而言，那些令人赞赏的品质——独立、理性、客观、强壮都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始终扮演着对立面的附庸角色——依赖、感情用事、主观、懦弱。由于女性长期以来集体失声，女人不得不冲进男人的世界大声疾呼，或直接或迂回地争取权威的认同，其中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成为男人，如他们一般理性、独立、客观、阳刚。可是，这样争取的女性权利只是一份来自父权世界的赏赐，与曾经的被动处境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另外，难道那些被称为女人“天性”的柔软品格不值得歌颂吗？但如果一味强调“天性”，岂不是丢弃了来之不易的认可？这些品格男性不能拥有吗？在自我认知中进退两难的女性，“因不是其所是而有罪，又因似其所不是而忧惧。”而这样的女性主义必定同它的主体一样，身陷囹圄，朝不保夕。作为一本不太“激烈”、不够“硬”的女性读物，《主妇、舞者与牧师》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批评：内容浅显、不够深刻。在整体情绪沸腾的当下，这样的评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否认的是，作为纪实文集，它的笔触的确是稚嫩了一些，许多篇章的文风倾向于新媒体文章。另外，它太温和，讲述了六个幸运的中产女性故事，还有一种已经与邻里和睦相处的跨性别者，那些老生常谈的不幸“才是社会真实的底色，绕不开，躲不过”。可正是如此，我们才更要警醒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有多少内容是真实的，有多少内容是拿来迎合焦虑的。尽可能地剥掉观点、保留事件是这本书的使命，尽管非常冒险，因为它可能被指责为平淡和肤浅。书中的法国女孩盖尔拉有一句话意味深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而我们自己能看到多少，就是读者的功夫了。对峙与依存谁能实现两性共荣？ 跳出思维的窠臼已经足够困难，以至于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是不是真得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加拿大汉学家安乐哲在2000年初所作的《中国的性别歧视观》直至现在依然发人深省。他通过分析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发现，与西方二元论性别歧视观不同，中国的性别歧视是关联式的。女性并不需要牺牲所谓“女性气质”来争取人的实现，相反，中国古代对圣贤的标尺向来是刚柔并济的，比如“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倡导的将心比心和共情能力是属于西方学者定义的“女性气质”范畴中的。换句话说，在中国的语境中，人的完整实现是不分男女的，甚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整体染上了西方人眼中的女性性别（gender）特征的色彩。然而这并未避免性别歧视，甚至是更加残酷的。另外，在中国，性别问题紧密牵连着其他要素。比如男女之间相互依存，男人并不以摆脱家庭为荣（格利姆肖认为男子气概是通过排斥和超越日常生活事物，即摒弃家庭获得的），相反，“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睦的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直接相关；而年轻人尊重和服从年长的女性，从王公贵胄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这些事实都并不适用于我们先前所说的理论。德国汉学家卜松山也指出，共识文化（Consensus Culture）和争辩文化(Culture of Contention)是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之一。有趣的是，置于现代世界的性别语境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贯彻在两性之间的对峙关系。但是，二者的相互依存同样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这可能是目前打破僵局的要领所在。路易斯，艺名艾茉莉卡，是生活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一名跨性别者。他的故事被安排在全书最后一章，巧妙地建立起不同性别间的沟通桥梁。路易斯承载着男性的生理和女性的心理，或许能促使我们反思自己与另一性别之间的处境。他22岁背井离乡，摆脱邻里的嘲讽和警察的干扰，独自来到哈瓦那寻梦——做一名歌舞演员，最艰苦时甚至只能睡在大街上。他喜欢金色卷发、指甲油，穿演出裙装前先垫好臀部和胸部，使自己看起来更加丰满婀娜。面对质疑和率性解读，他都不予理会：“其实我并不需要借助其他事物来定义自己。”尽管第一次穿女装出现在邻居面前让他紧张，但看到他面对镜头搽粉、勾勒唇线和眉毛时的那份静笃，就能感受到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路易斯与众不同，他的身份使他无法湮没于众人之间。但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坦然接受自己，不羞赧，不抵抗，也不夸大。这使他真正超越自我的限制，实现完整的人格。由此，他也成为这七则故事中最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 拒绝“宏大叙事”每一个个体都值得真心对待 虽然从上世纪起，后现代主义公开反对“宏大叙事”，号召更具个性的研究，然而直到今天这份尝试依然举步维艰。在艺术和文学创作中，稍稍偷懒就会踩进意识形态的窠臼，限于范式，从而产生“不真实的表达”。“这次拍摄计划并不想重复‘经典人设’以加深刻板印象，也无意寻找拥有非凡经历的‘开挂人生’，打造一本女性励志指南。”王家敏在开篇便以破旧立新的态度邀请读者打破性别框架，做一个“失去性别的人”，尽可能地沉浸在主人公的社会背景去看待这些故事，这才是负责任的阅读态度。比如有纪的故事，就一反我们对日本主妇的传统印象，即家庭牺牲品。有纪身兼三份兼职，精通英法两国语言，写作能力优异。有人依然能在其中看到有纪的不幸——在大学兼职，做着全职的工作，拿着兼职的薪酬；或者合作写书，最终却只被当作代笔。由此，人们也许会说，家庭束缚了有纪，不能让她伸展拳脚大干一场。如果站在尊重有纪初衷的立场，便会看到有纪的伟大，她在繁忙的工作中依然成功扮演了母亲、妻子、女儿这些她更在乎的角色。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所有女人都成功平衡家庭和事业，但更要提防自己把某些假设强加在别人身上。经过几年的辛苦之后，有纪胜任区议员助理，并逐渐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文中最让我动容的是笔者武玉江的一段文字：“社会价值观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若站在一个认同日本社会文化的角度观察日本主妇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她们并不只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她们有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社交圈，有属于自己的兼职工作和爱好，也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区或社会公共活动——有纪便是这样的女性。”这段话一定要放下成见去看。在一个质疑横行的时代，能够站在中立甚至积极的立场，尊重一种已经留下刻板印象的文化是多么宝贵的品质！武玉江在日本生活学习多年，接受着日本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作为有纪的好友，他既是一个他者，又是比一般他者更加亲密的当事人，很有资格发出这样的感慨。若能够意识到这种品质的可贵之处，恐怕世间汹涌的误会能平息不止一点点吧。 改变女性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局面，需要每个人的主动探索。囿于自身是可悲的，关心他者不只是一种修养和品质，更是解决问题的必要路径。一个一个人生慢慢地行走在远方的世界，等着我们去看，去听。听到看到都不是难事，走进心里却是难得不得了。一本这样的书也是，虽然王家敏说：“他人的故事并不能重构你的人生，但你的个人选择可以。”但是能不能做好选择，就要看您的本领了。点击图片购买作者: 马蜂窝 出品 / 王家敏 主编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出品方: 中信·春潮出版年: 2019-7
《第二性》，[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著，郑克鲁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紧急状态》，张念《中国的性别歧视观》，出自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当女性意识觉醒后，我们该做什么？》，豆瓣读者白夜行▽ 购买《主妇、舞者与牧师：七国女性纪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