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特辑 | 反转与游荡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10期

　　编者按：朱个的新短篇《第三个人》，是一个预留了许多可供冥想和谈论空间的作品。于是，四位年轻的评论者各自撕开了自己理解的路径，在其中反转、游荡。这写与读的过程，典型又特别，呈现给我们的不是评判的高光，而是更多要被走的路。

　　（青年批评家项静）

1水消失在水中

　　项  静

看《第三个人》的时候，我正在阅读德勒兹的《对话》，他所谈论的是生成，一种拥挤的孤独状态。没有充满梦和幻象，也没有充满计划，而是充满相遇。相遇可能与生成或者联姻是一回事。正是在这一孤独的背景中，你们才能实现任何一种相遇。你们与不同的人相遇（而且有时没有认出他们，也从未见到他们），当然还与运动、观念、事件、实体相遇。《第三个人》是人与人、环境、坚硬现实的清浅“相遇”，这种相遇类似于境遇，有具体的局部的情绪、情节，并在时间的缓慢滑动中做出转变和逃逸。小说设置了一个大的背景屏幕——“我”与伊的聊天，聊天的内容是随时随地的，从天气到法院，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谈话、对话、辩诘，是发散型的无事生非的聊天，想触及某种更高的思想、理念、讽刺和真实，因为语境的随意和对象的信息不对称，又很知趣地碰触又离开。谈话是累积着前进的，像潮水一样向前走，但无法形成一个大一点的波峰或者浪头，又像潮水一样失去了方向，水消失在水中。从去法院旁听开始，“我”随时在一种特定的境遇和处境中，但其实并没有一个亟需告人的秘密或者故事，由法庭的素描和观察，联想到书法、写作、人情世故，其间有着淡淡的讽刺与揶揄。比如在转述法院女法官的时候，小说是这样描述的：女声柔和慵懒，有一点鼻音，像返乡大学生误入邻里纠纷流露出来的那种样子——见过了世面能置身事外，又忍不住地要感兴趣。我仔细看去，一个长发女子单手托腮，翻着一堆资料，脸白净得近乎苍白——大概是因为在“法庭”上的缘故吧。她面前摆的牌子上写着“审判员”。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伊，是不是咱们的“法官”都叫“审判员”，我又给伊发了信息。处于被观察者位置的女法官，并不是故事的重要情节点，小说不停地岔开到法庭的市井人声中去。小说接下来转到坐在旁听席上的大叔，联想到隐居的世界和可能，以至于爸爸的葬礼、写作的现实主义问题、股票的选择与命运、书法的问题，关于无处不在的伊，关于爱情或者依赖、相遇和关系，如此等等到岔路上一瞥风景。这种写法往好了说是尊重生活本身的无序性，是一种写作的尝试，放开手脚任性一试。但我始终相信写作总是在精心编制一种生活，无论它以粗糙还是精致的面孔出现。而朱个在这个小说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隔着雾霭的政治波普，聪明而清醒的叙事者，遮遮掩掩的对话人，“我”的生活故事，每一个想跃到前台的声音都遭到同类项的干扰，而被迫收缩，或者每一个声音都处于无法自行出头的状态。我常常觉得这可能来自于写作者内心的混乱，我们太自得于一个观察者的位置，而不肯或者耻于交出自己，又因为获得了生活的片段而太轻易地交换出去对更大世界的幻觉。生活、认识与正在进行的对话穿插，它裸露出交锋的岩层、沥青和新鲜的伤口，生活世界朦胧呈现，摇摆的自我也踉跄上路。《第三个人》是当代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不了了之的现实主义写法，每一个线头都扯开了，每一个都伸展出去，但每一个都不是重点，就像生活根本没有预设的重点一样，也像星火四散而闪耀星空。我想在这一切背后，可能是写作者的一个困境，大地星空太遥远，而近郊的生活又只是无谓的聒噪，寻找一条穿透性的路，到达可以自我欣慰的呈现。小说的题目是“第三个人”，他（她）可能是指伊，也可能是“我”，他们都远离一种深度的社会关系，跟他人、事件、写作保持着暧昧的调情关系，轻盈浮动而不会落入陷阱，他们爱护自己的身姿和背影，绝不会让人看到脆弱或者歇斯底里的丑态，也不会允许笨拙、憨厚的现身。既然是试验，是一种相遇，反转一下，以轻击重不行。既然如此，换一下以重击轻，不知道会怎样。

　　（青年作家徐畅）

2自我作为一种悬念

　　徐  畅

看到小说的题目，我想到一部黑白电影The Third Man。那是根据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改编的。影片讲一个侦探小说家得知好友意外去世后，寻找在场的目击证人的故事。随着调查的展开，他发现在场的第三个人，原来是好友本人。朱个把小说起名为《第三个人》，也让人有了这种期待悬念解开的紧迫感。不同的是，小说中对第三个人的寻找，是向内的，是寻找内在的另一个自我。哲人贝克莱说，对象只有在被感知的状态下才存在。即存在就是被感知。内在的另一个自我，也是在切实的感知中，才得以找到。如果那一个自我是谜底的话，那么感知的过程则是在解谜。从自我到另一个自我的递进关系中，小说呈现出来的图景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从思辨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是从外部世界的感受中获得超验的自我。内在的思辨是从个人立场在审视这个世界。小说前半部分写“我”去旁听一宗农房拆迁的案子。案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时常有意停顿下来，对生活的某个方面做出解释。看到法院里的书法，作者会感慨“文科生不是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么”；旁听现场，作者会问是“人民”牛逼还是“陪审员”牛逼呢。还有关于虚实的争辩、孟子白之谓白的解释，就连那位住在农村的知识分子的隐居，都抹上一层形而上学的色彩。原来作者并不打算脚踏实地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想要呈现一种生活。一种希腊哲人提出过的“理性审视”过的生活。就像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表现出的隐而不张的意图：当一个新生儿出生在这个世界时，他并没有全然接受了这个世界，而是从最真实的经验感受出发，对这个世界的亲情伦理、政治党派和基督教义进行了辩驳，最后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没有一个概念，是不可以争辩的。人与人之间是在对话，而不仅仅是交谈。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信念。朱个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似乎还想给我们一个提示。那就是当一个人拥有了思考的能力之后，他还有多大的勇气和能力做到知行合一？离开了还算温和的内心思辨，作者呈现出的外部世界则是一种冷酷。小说也是从这里开始有了戏剧性。一段关于传票的对话，让“我”回想起多年前亲历的一场官司。父亲去世以后，继母因为房子的事将“我”告上法庭。这个悬念给了我们很大的期待。但是朱个在小说中坦白地告诉我们，她选择了更加高明的方式。那半年的打官司岁月，用建仓的茅台从三百块涨到了四百块，一带而过。这样的轻描淡写，给我们留下一大片空白，让小说充满了叙事的弹性。这样的“留白”同样体现在朱个的《暝色》中。小说里讲一位家长请老师去吃饭，也不知为了何事，只是讨论了几个哲学问题。在去吃饭的路上，小说就停止了。在《第三个人》中，我们并不知道“伊”是谁。这个人只是一个聊天的对象？朱个很擅长写模糊的人际关系。“伊”这个字，在汉语里还有“她”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伊”很可能只是一个称呼，而不是具体的人名。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小说中在回忆了打官司之后，对“伊”说了一句“我今天见到你了”，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做一个假设。“伊”有可能是继母珍姨吗？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小说隐藏起来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深渊。过去把“我”告上法庭的继母，现在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细想起来，这里的曲折甚至让人觉得可怕。我多么希望，小说是这样一种安排，是作者巧思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再读一遍，重新审视这篇小说的意味。与现实的冷酷相比，对亲情的体察则是温情的。父亲去世后，“我”站在他身边的那一段描写最让人动容。在那个时刻“我”没有情绪化的表现，也没有情感上的不舍，而是陷入了出神状态。作者写道：“那时候，我的我已经从我里跳出来了，看着我；所以忍不住那么想，有距离感地想，恶作剧地想，也是合理的，尽管那时我三十七岁了，我跟七岁、十七岁、二十七岁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此我为我，又确实非我。我此刻是谁呢，我的身体是我？我的举止是我？我的感受是我？我有什么能足以被称作是我？”情感的分量给小说铺上了一层暖色调。在亲人去世的打击之下，我的感受超出了寻常人，获得了审视当下和个体的能力。在想像和深切的感受中，另一个自我如同第三个人一样站在了我的面前，并与我人影相随。（青年批评家王辉城）3消失的第三个人

　　王辉城

“伊”是谁？阅读《第三个人》的过程之中，这是始终困扰着我，也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伊”性别未知，工作未知，只知“伊”的老家在平原，有着相当的文学与艺术修养，日常生活里关注着股市。“伊”与“我”的关系，亦甚是暧昧不明。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伊”身份的多样性：或是现实生活确切的某个人；或是叙述者的自我映射，是另外一个自我；或是某个作者喜爱的文学传统的象征；或是信息碎片化时代下的观众——是的，隐匿在碎片信息、手机屏幕以及表情包之下的观众。在小说中，“我”因前去法院旁听一场房屋买卖的官司。而旁听的原因，则“完全是随机的”。于是，旁听官司的目的便不再是“正义”与“真相”，而是为了填补日常生活里的“无聊”，为了写“一些让‘官司’显得轻如鸿毛又重于泰山的周边”。因而，“我”在法院里关注的是各种建筑、陈设的细节，把法院与书法联系在一起，像挖掘八卦一样猜度法官的长相与职场女性的优势，事无巨细地打量着庭审的细枝末节，“双方的律师现在都坐下了，女法官倒成了宽余的第三人”，等等。一切的细节，都在喻示着法院的肃穆与庄严被消解殆尽。进而，朱个需要“我”有足够充裕的“无聊”的细节和“想入非非”去填补小说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法官倒成为宽余的第三人”，法律是法庭得以存在的基础。法官以法律为武器维护着社会秩序。一旦“法官”成为“宽余的第三人”，那么其中意味自然是不言而喻。在《第三个人》里，法官无力解决人情上的困扰以及生活上的一地鸡毛。事实上，把所有的生活难题与困境，寄希望于审判者来解决，本身就是一种奢望。当法官成为“宽余的第三个人”，必然会有人替代她的位置。一场隐秘的行动，就此展开：在“我”的叙述里，在“我”与“伊”的微信对话里。“我们”成为了这场官司的“第三人”与“审判者”。尽管“我”有过一地鸡毛的官司，但对庭审的态度，就像是看“过家家游戏”，完全是调侃与戏谑。因此，“我”与“伊”之间的随机对话，亦可理解成一位看客在向观众发起的一场微信直播。“我”和“伊”的对话，进而变成一场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概念游戏。在《第三个人》里，朱个致敬了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以及作品，乔伊斯、格雷厄姆·格林等等。甚至“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希望这法庭永远地开着庭”，亦能隐隐约约地窥视到张爱玲短篇小说《封锁》的影子。在致敬与叙事的空余，朱个通过“我”的叙述、点评，完成了自己对文学的思考。这些关于“自我”、“虚无”与“真实”、“比喻”与“表达”、“现实主义”的意见，也许是朱个最为看重之处。这些彰显作家认识的意见，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得出这些观点，作家必然经过刻苦的阅读与冥想。尽管这些观点深刻而有趣，但有时候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困扰，就像是视频网站里飞驰而过的弹幕，往往会遮盖住整个视频画面。屡屡中断的叙事，仿佛都是为了观点而服务，最终让小说失之和谐。这倒不是说小说不能发表意见。事实上，当作家选择了一个叙述角度，呈现一个细节，完成一段叙事，就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也许，这样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意见，可能会被误读，但被读者误读不正是伟大的小说所拥有的特质吗？只要作家给读者留下足够宽裕的空间，读者完全是有资格与能力担任小说的“第三个人”的。詹姆斯·伍德在《严肃的观察》一文中论及契诃夫的伟大，有个观点值得细思：“故事是富余（surplus）与失望的动态结合物：失望在于它们必须要结束，失望还在于它们无法真正结束……而一个故事的生命富余在于它的细节，因为细节代表了故事里的超越、取消和逃脱形式的那些时刻。”我始终认为，《第三个人》里的“庭审”的情节，是极为耀眼与清晰的细节，俨然是个杰出小说的骨架。遗憾的是，朱个似乎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对生活的“严肃的观察”，去实现小说的充沛与丰盈。（青年批评家陈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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