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女权主义者，可以骂脏话吗？
文/小吴
△今天文章的配图来自《伦敦生活》
想谈论这个话题很久了。
前段时间，因为一系列的社会事件，让我说脏话的频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对，我是个爱说脏话的女性。同时，我也是个女权主义者。
大多数时候，这些脏话的对象并不指向具体的个人，对我而言，就像是听歌，打拳一样，发泄情绪罢了。抑郁的时候，愤怒的时候，无力的的时候，我都想要骂几句，虽然什么都没改变，但最起码心里舒服多了。
但有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所钟爱的那些脏话，非常的不女权，其所代表的内涵，就是我身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一直所反对的。
我们常说的那些脏话为什么不女权？
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那些在日常生活常见的脏话，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和女性气质有关。”娘炮“，”女汉子“，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女性气质的厌恶，也包含了人们对于两性分明的性别气质的想象，也就是”男人就要高大勇敢，女人就要温柔可爱“这样的期待，同时，对于男性x能力的嘲讽与质疑也属于此类，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规范正是女权主义者要努力打破的。
和母亲有关。母亲是脏话中最常出现的宾语，前两年还多了妹妹这个亲戚。针对母亲的羞辱多和性有关，说明在社会期待中，母亲是神圣的，非性的，就像圣母玛利亚没有x生活就怀孕诞下耶稣一样，人们对母亲的期待就是如此苛刻且离谱。母亲拥有x生活，或者母亲可以随意自由地和不同人上床，这个事实本身听起来已经像是在辱骂对方，更何况是那些难听的脏话呢？
和血缘有关。往上骂到祖宗，中间骂对方是“杂种“，往下骂断子绝孙，这一类脏话都是建立在父权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其背后所含的逻辑也是非常父权的，即血缘关系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不可侵犯的，以及暗含着对于”血统不正“的担忧。
和身体羞辱有关。在辱骂一个人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攻击对方的长相（”丑“）、身材（”胖“，”肥“，”矮“，”挫“，”瘦成麻杆“）以及年龄(”老“，”崽“)，把外形作为评判的对象，和女权主义强调的多元美与body positive是不符的。
可以看到，大部分脏话背后所含的逻辑及其本身都是与女权主义强调的性别平等、多元价值相悖的。
为什么需要女权脏话？女权脏话是什么样的？
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需要表达愤怒，愤怒也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女性的愤怒，应当被说出来而不是藏起来。
那么当一位女权主义者愤怒的时候，要怎么才能在不违背自己理念的情况下，抒发愤怒的情绪呢？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种脏话是符合女权主义的？
Geek Feminism Wiki这个网站上列出了一些符合女权脏话的基本准则：
1、不针对少数群体（不管是历史上的少数群体，还是如今的少数群体）的贬低；
2、不含有种族偏见，或是残障人士偏见；
3、不含有身体羞辱，性与性别相关的羞辱；
4、话虽如此，没必要不去用那些含义由不受压迫群体定义的词语。
我理想中的女权脏话，除了上述之外，我还希望它不是针对个人的羞辱，而更多的是对整个体制与社会结构的批判，意识到我们的愤怒与愤怒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平等、甚至是病态的社会结构造就的。
等等，那女权主义者就不能放心地说脏话吗？
Barbara LeMaster，是加利福尼州立大学的语言人类学家，她分析了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男人和女人分别是如何骂人的，她发现，男性在愤怒的时候，会脱口而出与性、排泄物以及宗教有关的词汇（换句话说，和我们今天说脏话的内容差不多），而有趣的是，女性则有一套特殊的语言，她们会说：“哦天哪”，或者“仁慈的上帝啊”这一类温和且与宗教有关的短语。
原因是在那个时候，女性受着更多的压抑与限制，她被要求做一个“淑女”，如果她像一个男人一样骂脏话，是一种非常激进、粗鲁和禁忌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说脏话又何尝不是一种女性的自我解放呢？
纪录片《日本之耻》的女主角伊藤诗织回忆当她在被QJ的时候，竟然在日语中找不到一句足够表达她的愤怒、制止对方的词。
多少年来，女性一直被要求安静、乖巧、温柔、不要拒绝，一个会说脏话的女性完全是这一形象的反面，因而也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常用的那些脏话尽管具有力量，它们的含义却是与女权主义者所信奉的理念不相容的，而理想中那一套“女权脏话”尽管符合理念，却又少了骂脏话能够带来的那种畅快淋漓与充满力量的感觉。
也许问题不在于“女权脏话“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或者女权主义者能不能骂脏话，而在于现有的这些脏话词汇，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为什么骂这些脏话会让人充满力量？这力量是由谁或者什么赋予的？
只有找到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并且推翻它、改变它，才能真正创造出一种符合女权主义理念、同时又充满力量的脏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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