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孝敬，是带父母跟上这个信息时代
昨天是父亲节，但朋友圈里被刷屏的却是这样一篇文章：《我不会用智能手机，你们是不是准备让我去死？》，看上去像标题党，内容却很扎心：一位外出务工的安徽老大爷，因为没有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硬生生被逼着从亳州走到台州步行1000多公里，风餐露宿十几天。
这位老大爷无儿无女，不是一位父亲，可是他却代表了占中国人口很大一部分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父亲、母亲共同的尴尬境遇：在一个互联网用户人数全球第一的大国，他们因为没有手机，或者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不善于使用手机，就被无情地排斥在一切现代化生活方式之外，这并不是耸人听闻消息，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并且是被大多数人在日益便利的日常生活中忽视的现实。
在移动互联网的大潮里，他们笨拙却又认认真真地学习如何不被时代抛弃，小心翼翼地不被讨厌着，战战兢兢地离这个时代和年轻人近些，再近些。
如果说，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上注定会有一群人成为前互联网时代的移民，在“数字鸿沟”面前掉队，那年轻人不耐烦地屏蔽了父母的朋友圈，吐糟他们“跟不上时代”，只会让耸人听闻的消息、劣质鸡汤和虚假广告成为他们的贴心知己。社会学家说，这个时候，年轻人应该做的是，不是动怒责备，也不仅是反复叮嘱，而是耐心地用文化反哺日渐老去的父母，带他们迎头赶上这个时代。
最好的孝敬
是带父母跟上这个时代
文 | 群学君
01
今年“六一”，小朋友的节日，“人物”微信号别出心裁，推出了一篇报道《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们在扫码的时代徘徊》，展示了年轻人们的诉说，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面对智能手机和智能社会的种种不便与失落：不会用打车软件，线下拦不到车；过年了，无法参与年轻人的抢红包游戏；健康码、随申码、付款码、用餐码……他们徘徊在一切需要扫码的场所。
有人写，自己在家族群里转发了工作内容的小程序求点赞，过了一小时，爸爸小窗她，说弄了一个小时也弄不好，打不开。她安慰爸爸说不点也没事。爸爸给她道歉：“对不起姑娘，爸没给你帮上忙。”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药师写了一位路人，她看到老奶奶在医院门口走来走去，因为没有智能手机进不来医院，脸上写满无助。“工作的这10年间，眼看着医院从人工收费变为自助收费，人工挂号变为预约挂号。很多老年人看病越来越不方便。”
而今年的一场疫情，让这种无所适从，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像文章开头安徽大爷的那样遭遇，当然不是孤例。
在黑龙江黑河，一位老大爷因为使用老人机，无法出示健康码，与社区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在湖北武汉，解封的当天，许多中老年人，也因为无法出示电子健康码（尽管有社区和街道出示的健康证明）而被迫直流火车站。
豆瓣上那篇《被公共汽车抛下的人》，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移动互联网终端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技术支持，却也让另一部分人承受了更大的代价。城市运转的规律，按着年轻人的标准描画，指向快速、效率、便捷，严丝合缝。而还有一个人群，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他们在这个快速运转的城市里感到无所适从。
他们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前朝遗民，是数字鸿沟面前的掉队人和失语者。
02
这一群“掉队者”和“失语者”的人口规模，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根据“澎湃思想市场”的一篇评论《被技术抛下的老人：讨好年轻人的世界是“过滤”过的》引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9亿的网民规模固然庞大，但中国总人口14亿，这也意味着有5亿人口是“不上网的人”，有35.5%的人没有接触到互联网。即便是9亿网民中的一员，网民内部也存在分化，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使用微信、支付宝，或者懂得使用基本功能，但复杂一点的绑定银行卡、扫码支付，他们并未掌握，遑论扫码支付、网上挂号。
这其中，老年人首当其冲。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人数为6000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换句话说，60岁及以上人口的网民比例为23.6%，每四个里就有三个未曾接触过互联网。
如果说，一些老年人因为没有或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导致的生活不便是一种“显性”的“数字落伍”，那么更多的老年人因为在互联网资讯爆炸时代无法正确辨别和理性判断信息而导致的“糊涂”，则是一种“隐性”的“数字失据”。
比如，中国父母的朋友圈里，这样的惊悚标题、劣质鸡汤和虚假广告出现的比例极高：
央视曝光：这样菜千万别吃！全国都在看！！
牛奶将人类送入癌症的坟墓！！桃子与西瓜一起吃，等于吃砒霜！！
香港风水师：明年必发大财的属相！！
东亚战局已定，美国后院危在旦夕！！
记者暗访，太无耻了，江苏人都要转起来！！
1970年解放军一次被狼吃掉166人，全球预警！！
作家黄章晋说，中国老年人最喜欢关注的信息来源，往往是背景不明的健康养生营销号，它们一边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一边提供所谓“健康养生”的知识，推销各种灵丹妙药。这种营销号几乎在遍布全中国每个地区，并且渐渐实现了本土化渗透。你根本搞不清，它们的内容雷同，是因为相互抄袭，还是背后组织就那么几家。
年轻人有时候会吐槽，“微信里我们跟爸妈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好言相劝，他们不仅不听，还会反过来骂你”。
但是，该被责备的，是我们的父母吗？
03
网上有过很多看似客观的评论：
（中老年人）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听风就是雨，觉得合乎逻辑就深信不疑。他们平均受教育程度低，经历过长期的信息匮乏。由于信息饥渴，他们对各类能消磨时间的故事津津有味，并不介意是否编造。他们对无效信息有着更大的容忍程度——“万一是真的呢”“转一转又不害人”。
说的对吗？都对。但是并不完全。
七十多年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写过一本小册子《乡土中国》，把这个问题说的很透彻。
在《乡土中国》一开篇，费孝通就说，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变迁极慢，知识更新更缓，长辈的经验无论于社会还是家庭，皆为财富，他们天然是社会和家庭的权威。进入现代社会，社会变迁急剧加快，经验再也不足以指导未来，以前的权威，就开始慢慢沦落为边缘人，被进入城市的晚辈越甩越远。
更不用说今日的互联网时代，知识迭代更新速度不但以分钟计，而且几乎是无国界的全球共享。在这个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时代，很多父母们最需要的，恐怕不是物质，而是多元化的新知识储备。
如果说，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普及率的提高，那种“显性的数字落伍”相对比较容易消弭，那么因为理解力、判断力和价值观导致的“隐性数字失据”恐怕很难迅速得到缓解。上了年纪的父母们接入了互联网，相应的“数字素养”却没有跟上来，如果我们硬要说这是谁的责任，那么作为子女的年轻一代，没有承担好“文化反哺”的责任，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
04
1998年，费孝通的学生周晓虹跟一群朋友聊天，无意中听到影响了他二十年的一句话。
那时，家用电脑刚刚开始在中国家庭普及。一个朋友与人争执不下，下意识的回了一句：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儿子告诉我，电脑这个问题应该这么做！
那个说话的朋友，已是大名鼎鼎的大学教授，而他的孩子还仅仅是个高中生。过去几百上千年里，儿子听老子的天经地义，没想到突然这一天，老子得听儿子的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一句话立刻点醒了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周晓虹，他立刻察觉到伴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亲代和子代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二十年后，周晓虹把他的潜心研究，写成了一本详实的专著，题目是他发明的那个已经广为人知的概念：“文化反哺”。在他看来，伴随着社会急剧变迁，父母一代在文化上成为落后者，转而向子女一代学习，不啻一场“代际革命”。
05
有时候想想，今天已迈入中老年的那几代人，已经着实不容易。
与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90乃至00后不一样，很多时候，微信朋友圈就是父母那一代互联网世界的全部。年轻时的信息匮乏和笃信权威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烙印，年近黄昏时，他们还努力学着用微信、逛淘宝，甚至美图秀秀和美颜相机。他们认真又笨拙地学习如何不被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抛弃，小心翼翼地不被讨厌着，战战兢兢地离子女近些。
掌握话语权的年轻人，当然能在各种自媒体对上一辈尽情吐槽或者控诉——春节回家要自救啦，七姑八姨要远离啦，等等等等——却少有人提醒我们，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父辈，其实活的也不容易。
当“个性与独立”被过度张扬，当“父母皆祸害”成为流行语的时候，无数年轻人选择的应对方式是——逃离。文青们口中叫嚣的“逃离故乡”，说白了就是逃离父辈的生活。这个选择当然没错，但是不要因为有了远方，就忘记了来时的方向。
年轻人爱拿“都什么时代了”说事，本质目的是在质问父母“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做？”但实际上，这样的质问，与父母对子女的诉求并无差异。
韩国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正焕妈妈说：
世上哪会有嫌弃自己父母的孩子呢？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们养育了孩子们，在艰难到就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想要放弃人生的我总是会因为他们再咬牙坚持，所以，我觉得，是孩子们救了我。
若果你不是那个嫌弃自己父母的孩子，那就带着他们一起赶上这个时代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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