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月西藏行

　　早上九点睡起，睡眠质量意外不错。从床上爬起来，先去撸撸散养在公司的猫咪和它的四只崽子再回屋洗漱。说起来我这次来拉萨几乎没有高原反应，有些意外。一年半前来拉萨，还是从海拔较低的林芝坐车前来的，在路上就开始头晕恶心，一直持续到离开拉萨。但这次我从内地直飞到拉萨，除了爬坡带喘和有些食欲缺缺以外，几乎完全正常。看来每个人的高反情况不是恒定的，多半和身体在一段时间的好坏程度息息相关。

　　下午我坐车去拉萨城里一家咖啡馆。公交车极其拥挤，和上下班高峰期的上海地铁有一拼。拉萨没有地铁，打车或滴滴也比较昂贵，因此公交成了人们最常用的交通方式。

　　在进入咖啡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咖啡馆在一个酒店的顶层，我从酒店大堂进入。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注意到电梯的消毒记录表写着一列藏族名字，比如“卓玛”。传统藏文名与近旁和现代化的电梯对比，有种微妙的错乱感。摄影师的直觉让我拿起了相机。但这时酒店工作人员一脸防备地制止了我。我告诉她我是摄影师，但工作人员说这个名单不让拍。我向她道了歉并删掉了照片。

　　坐着电梯晃晃悠悠地上到了咖啡馆，我思考着刚刚的情况。这其实反映了最近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摄影作品的“归属”问题。作为一名热衷于拍摄人与社会的摄影师，我的工作有两个步骤，一是发现触动我的人或事物，二是再加之我自己视角和思想将他们捕捉到相片上。在拍摄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仿佛盗取了他人的一页生活，用自己的视角将这个时刻处理成了一个混合品：这个时刻属于他们，但相片却属于我。照片中的人是无力控制拍摄他们生活的这些照片的。尤其是我拍摄时，人们时而略有戒备和反感的眼神更让我怀疑我拍摄的权力。我感到自己似乎无权 “take others' lives for my own use”。

　　那么其他一些著名的记录摄影师（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是如何应对这种拍摄对象和相片本身脱节的现象呢？答案是他们在拍摄人的时候，会事先与拍摄对象充分地相互了解和沟通。例如摄影师Keivin Bubriski在拍摄这组尼泊尔乡村居民的照片前曾在当地居住一年，才有了这组居民与家的照片。照片中，村民们如此真诚地展现着自己 —— 你可以轻易从他们或温暖，或空洞，或虔诚的双眼中感受到。这种真诚的表现是无法不建立在他们与摄影师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