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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读书和毕业后的一段岁月

2020-08-02 13:51:49 作者:墨卿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在学读书和毕业后的一段岁月

  在村里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巨鹿县城的育红学校,在那里读了两年高小课程,1962年毕业。之后没考初中,回到了村子里。时我12岁,只有高小文化,但在村里数来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了,甚至还算是文化比较好的一个。因为有好多孩子,只是在村里读了几年书,连高小都没有上,甚至很多连小学四年级都没有读完。

  我是在育红学校的二十四班读书班主任叫靳世勋。他一个中等个头身材笔直、走路快捷、精力格外充沛的人。他后来官至县教育局长,那是后来很久的事了。在那个学校学习,我没有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即使通过面壁般的回忆,也只有少数几个老师同学模糊影像。但是,在那个学校里,有一个地方却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学校大院后面通向体育场的那段城墙。当时,那段城墙已经残破,长满了青草,上面有个垭口,两侧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树木。那时我小,不知道就是古老巨鹿的历史见证,更不知道它的躯体中残存着项羽白起那场血腥之战的印记,我只是感觉它高耸、突兀、奇特。因而我每次上体育课路过那里,都会站在城墙的垭口上,向四周凝望片刻感受居高临下气势享受不同于平野的阳光空气,还有那或柔或烈的风。再一个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放学之后奔出学校门口,归心似箭的走在那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回路上。在那条路上,并没有太好的风景,也没有我值得牵挂人物,但是,我觉得只要踏上那条路,就能够立刻复活自己,像终于飞出囚笼小鸟获得了展翅蓝天自由实事求是的说,在学校的那两年时间里,不仅学校里教我学业的所有老师,就是身边的那些同学,都不会对我有什么特别印象,即使他们能够回忆起来有我这么一个人,大致也和我对于他们的记忆一样碎片残影而已。

  我天性愚钝,在学业上不会努力,不会用功平庸无奇,但我却有一个与学习相关的嗜好,就是读书。无论是我在上高小之前,还是在高小毕业以后,这个嗜好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时候,我还不懂得读书的价值意义,但就是有挥之不去的读书情结和读书兴趣始终把书作为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生活甚至生命重要的一部分,千方百计的觅书读书。至于书籍来源,一个是相互间借阅。特别是在同龄人中,你借我的看,我借你的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书籍共享。除了与同村的同龄人交换书籍,也和邻村的同龄人相互交换。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个东甄庄村,东甄庄有个叫甄玉豪的,他也喜欢看书,我们谁有了新书都不瞒着,都是相互串通着看。我还有一个书籍来源渠道,就是我的大哥。他那时在外地当教员,拥有的书比较多。他每次回家,都会给我带来一两本他认为适合我看的书。像《赵树理选集》、《野火春风斗古城》、《大刀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些当时流行的书,都是他给我带来的。除了大哥带给我的书,我还把大哥存放在家里不用的书,比如那些大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选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一些书等,好奇的找出来阅读。对于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书籍,我读起来很吃力,但却很感兴趣,书里有些字句和意思我看不懂,就囫囵吞枣的阅读,了解大概意思。偶尔间也查阅一下字典,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大哥也是个书迷,有时他回家把他感兴趣的书读给大家听。记得有一次在吃晚饭之前,在东屋里,一家人聚在一起,他声情并茂的读起《小二黑结婚》的一些章节来,当读到三仙姑的滑稽装扮时,他笑,也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那个情景令我至今不能忘怀。除了书的这些来源之外,我还不时自己买些书看。最初是买些小人书,后来买些传奇人物故事,再后来买些政治书籍,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读书需要时间。我很少天读书,基本都是夜读。尤其在夜深人静之后,我便关上门窗,点亮小煤油灯开始看书。有时趴在桌子上看,但大多时候是躺在炕上看。在晚上看书时,我尽量把煤油灯捻的小些,还会把窗口遮挡一下,因为我怕母亲看到。因为每次被她发现,我的读书都会成为“不会过日子”的“劣行”和“罪状”,遭到她无休止的唠叨与“谴责”。

  我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写点东西。最初,是《邢台报》上一个叫流沙河的作者吸引了我。他的诗写的非常好,不仅字句凝练,韵律感强,而且充满情感,意蕴深长,很适合我的口味。于是,我便学着那诗的样子,东施效颦的写一些文字。虽然费劲不小,努力多多,但都石沉大海,没有一首发表过。当年,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赵朴初的《哭三尼》、毛泽东的一些诗词,都让我爱不释手,有的还可以背诵下来。同时,我也极力模仿那些诗词,照猫画虎的写些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形势和报纸的影响,还写过一些短篇和长篇的批判文章,自己感觉良好,但都没有见过报。我并没有因此灰,继续刻苦的写。后来还写过一个戏剧,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稿子还很长,有几千字,还不知天高地厚的寄给了人民日报社。记得那次人民日报社还给了我一个回函,内容是稿件收到并鼓励我继续为报社投稿。虽然那个稿子没有被报社采用,但我却因此窃窃私喜,甚至有些如痴如狂。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深感自己的语言不够用,难以随心所欲的“调兵遣将”,于是,便开始背诵成语小词典。我把一本成语小词典带在身上,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地里,只要一有空闲,就要拿出来默默背诵。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把里面的那些成语背熟了,记住了,并且大部分会用了。这个力气没有白费,它较好地解决了我的词语短板问题,对我一生的舞文弄墨颇有帮助。

  1963年夏天,天象异常,我们那个地方断断续续下了几十天的雨。我们那里是沙地,自古怕旱不怕涝,开始人们都不以为然,但后来害怕了。罕见的连续大雨,成为百年不遇的涝灾,平地里的庄稼尽数倒伏,低洼地更是不见了庄稼踪影,成为一片汪洋。可是,就在内涝灾情十分严重的时候,外部的特大洪水又席卷而来,一夜间把我们的村子包围起来。虽然我们村地势较高,又有一片一片的沙土岗子,但沙土岗子的结合部也有低洼地带,这些低洼地带就成为洪水进村的通道。为了防止洪水淹没村庄,村里紧急组织青壮劳力筑坝挡埝,竭力阻断洪水进路。同时,对洪水可能进村的一些地方,还派出了观察人员,紧盯洪水的涨退。刚开始那几天,洪水正在势头上,涨势十分凶猛,村外的几个阻击点不断发生危急。最危险的是村子东北角的阻击点。那里是一条通往村里的大道,洪水沿道涌来,直逼村子东口。村里人集中力量拼命堵截,一再加高堤坝,但大水几次和堤坝持平。在那势均力敌、岌岌可危、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精疲力竭的人们再也没有力气与洪水抗争,他们无奈的屈服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齐刷刷的面向大水跪倒,祈祷那未知的神灵能够网开一面,保佑村庄和生命财产的安全。说也奇怪,就从那一刻起,疯狂的洪水再也不张牙舞爪,开始静谧下来并渐渐退却。当时,我在村西边的沙岗子上看护帐篷,没有看到那个恐怖而又悲壮的场面,但我听到当事者讲述的这个事情,我望着沙岗上周围水天一色、一个个村子变成孤岛的可怕情景,知道那件事情的发生,既在情理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人与大自然的抗争是有条件的,超出了那些条件,人向大自然屈服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人的孱弱与无奈,而不是人的耻辱与无能。许多英雄豪杰和不信天命的人物,最后都因命运的嘲弄而望天兴叹,就是活生生的证明。作为那次事件的结果,是把全村最大的一头肥猪投放在水中。那叫还愿,是人们在践行自己在危亡之时为求得一线生机而许下的庄重诺言。

  那是一个讲“阶级亲”和“阶级情”的年代,全国一盘棋,一方有灾,八方支援。在灾区被洪水围困的日子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最初,因为地面道路不通,全靠飞机进行空投支援。后来洪水退却后,就通过地面运输进行救援。空投的食品有馒头、大饼,包子等等,有的是熟食品,有的是半成品。重点是解决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保证灾民能够吃上饭,不饿肚子。飞机投放物资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它先是低空盘旋,然后一包接一包的东西投掷下来。飞机投放的东西绝大多数都落到了岸上,但也有少部分落入水中。对于落水食品,人们争先恐后跳下水去,将其打捞上来。那场特大水灾,使得很多村庄的庄稼绝收,群众衣食无着。政府为了保证灾区群众能够平安度过灾年,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活动。援助形式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各种名目的救助金,比如房屋倒塌修建费,生活困难补助费,特殊困难补助金等等。有的是衣物,被褥。更多的则是吃的用的。食物和物品的品种之多无法计数,可以说从粮食蔬菜到食用油,从穿的烧的到日常用品,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一些我们那里从来没有见过的食物,比如说芋头、菱角、藕之类,在那大灾之年里,我们都见到了,也都吃上了。群众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感谢全国人民,发自肺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们村和其他受灾的村庄一样,都顺利度过了灾年,并较好修复了洪水造成的创伤。

  在洪水消退之后,因为地形的原因,在我们村子周围的低洼地带,留下了一道道深沟和一片片水域。水域的范围有的大些,有的小些;有的浅些,有的深些。这些水域持续存在了三四年时间。在这些低洼地带,原本是各种果树生长最好的地方,但由于大水浸泡时间太久,很多大梨树、大杏树、大枣树和大杨树等被淹死。那些外面进来的大水,本来里面就有鱼,再加上后来水中滋生的鱼,那些水域就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养鱼池,成了我们捉鱼的好地方。在沙土窝的水域中捕鱼,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到过,但在我们那一辈却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时我14、5岁,正是跑跑跳跳、兴趣广泛、野性十足的时候,对于水中捕鱼更是如痴如狂。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专门讲到我那个时候捉鱼的故事,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但直到如今,我在梦中还时不时梦到汪洋大水,梦到形形色色的鱼,梦到鱼在我的身边游来游去,梦到我手法烂熟、轻而易举地抓到了鱼,梦到已经到手的鱼又突然消失了等等,我就联想到,那肯定是当年那一场场痛快淋漓的捉鱼活动,在我的脑海里太丰富、太深刻、太牢固了,以至于岁月过去了几十年,我都无法消解和忘却。

  1964年,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开始了。邢台地区的任县是四清的试点单位。山雨欲来风满楼。任县四清运动的各种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到村子里,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什么那个地方的支部书记自杀了,那个村子领导班子烂掉了,那个地方又死人了等等。对此,有的群众拍手称快,而有的干部胆战心惊。过了一些时候,上级的四清工作队就进驻了我们村,他们有两个人,一个姓张,哪一个姓什么我忘记了。当时我们村的大队会计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被撤换掉了,挑来挑去,让我担任了大队会计。我根本不懂会计业务,原会计交给我的一本账簿我也看不懂。我只好另起炉灶,自己设立了简单的新账本,记录收入和支出。好在当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大队没有多少收支项目。大队会计负责管理大队的公章,许多需要公章的事情要我亲手办理。那时国家正搞阶级斗争,大张旗鼓的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对市场的管理异常严格。就是村里群众自己地里收获的水果蔬菜,也必须要开具自产自销证明才能上市交易,否则会被罚款,按投机倒把论处。因此每逢夏季和秋季,村里群众只要去集市上出售自己的产品,都要到我这里来开具证明。这就忙坏了我。有时在家正吃着早饭晚饭,会有人到家里来开证明;有时晚上在生产队看场,会有人找过去,要回家为他们开证明,实在麻烦的很。当然,这个过程也有一种自豪感,觉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作为大队会计,不仅要管理大队的收支账目,还要负责上报下达两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和分配实施情况,负责上报村里的人口增减及其开具婚嫁证明等等,经常要到公社开会或者汇报工作。我们家里有个破自行车,有时能骑有时不能骑。很多时候到公社开会,要到有自行车的人家去借,但也有时候自己步行或跑步前去。那时候我们村属于贾庄公社,它距离我们村子有七八里路。我走一阵子跑一阵子,比自行车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有时候甚至比自行车还要快。那时候之所以选择跑步,主要是自己年轻,感到体能不错,也是为了图省事,并没有健身强体的动机,但后来证明,自己的身体却由此而受益极多。

  我们那个地方四清运动只搞了一阵子,没有深入持续下去,就被随后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取而代之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对于文化大革命,我是很早就关注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就一直关注着中苏之间爆发的那场意识形态大论战,我几乎一篇不漏的阅读我党为此而发表的“九评”文章,同时也阅读苏方的文章。说实话,我党发表的“九评”文章,文笔好,道理讲得好,使我爱不释手,受益良多。在1965年报纸上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和1966年戚本禹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的时候,正值我们那里发生大地震,我们大队的办公地点临时转移到村子北面的临时学校里,我就是在那里看到这些文章的。当时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但没有想到这场斗争会如此激烈且波及面如此之大,特别是会延及到基层,甚至是农村。那场运动在我们村的兴起,源自于县城中学两位学生到我们村串联发动。那些佩戴着毛泽东像章和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很快引燃了我们村本来就两派对立的情势。县城里有两个战斗队,我们村也如法炮制.。这两支对立的造反派队伍,在重大原则和重大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与异议,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区别仅仅在于,谁是村子里可以依靠的对象,村子里的权力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双方都尽可能的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并动员尽量多的人员参加自己的队伍,至于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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