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读书和毕业后的一段岁月
在村里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巨鹿县城的育红学校，在那里读了两年高小课程，1962年毕业。之后没考初中，回到了村子里。当时我12岁，只有高小文化，但在村里数来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了，甚至还算是文化比较好的一个。因为有好多孩子，只是在村里读了几年书，连高小都没有上，甚至很多连小学四年级都没有读完。
我是在育红学校的二十四班读书，班主任叫靳世勋。他一个中等个头、身材笔直、走路快捷、看似精力格外充沛的人。他后来官至县教育局长，那是后来很久的事了。在那个学校学习，我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即使通过面壁般的回忆，也只有少数几个老师和同学的模糊影像。但是，在那个学校里，有一个地方却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学校大院后面通向体育场的那段城墙。当时，那段城墙已经残破，长满了青草，上面有个垭口，两侧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树木。那时我小，不知道它就是古老巨鹿的历史见证，更不知道它的躯体中残存着项羽和白起那场血腥之战的印记，我只是感觉它高耸、突兀、奇特。因而我每次上体育课路过那里，都会站在城墙的垭口上，向四周凝望片刻，感受那居高临下的气势，享受那不同于平野的阳光和空气，还有那或柔或烈的风。再一个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放学之后奔出学校门口，归心似箭的走在那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回家路上。在那条路上，并没有太好的风景，也没有我值得牵挂的人物，但是，我觉得只要踏上那条路，就能够立刻复活自己，像终于飞出囚笼的小鸟，获得了展翅蓝天的自由。实事求是的说，在学校的那两年时间里，不仅学校里教我学业的所有老师，就是身边的那些同学，都不会对我有什么特别印象，即使他们能够回忆起来有我这么一个人，大致也和我对于他们的记忆一样，碎片残影而已。
我天性愚钝，在学业上不会努力，不会用功，平庸无奇，但我却有一个与学习相关的嗜好，就是读书。无论是我在上高小之前，还是在高小毕业以后，这个嗜好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时候，我还不懂得读书的价值与意义，但就是有挥之不去的读书情结和读书兴趣，始终把书作为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生活甚至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千方百计的觅书读书。至于书籍的来源，一个是相互间借阅。特别是在同龄人中，你借我的看，我借你的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书籍共享。除了与同村的同龄人交换书籍，也和邻村的同龄人相互交换。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个东甄庄村，东甄庄有个叫甄玉豪的，他也喜欢看书，我们谁有了新书都不瞒着，都是相互串通着看。我还有一个书籍来源渠道，就是我的大哥。他那时在外地当教员，拥有的书比较多。他每次回家，都会给我带来一两本他认为适合我看的书。像《赵树理选集》、《野火春风斗古城》、《大刀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些当时流行的书，都是他给我带来的。除了大哥带给我的书，我还把大哥存放在家里不用的书，比如那些大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选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一些书等，好奇的找出来阅读。对于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书籍，我读起来很吃力，但却很感兴趣，书里有些字句和意思我看不懂，就囫囵吞枣的阅读，了解大概意思。偶尔间也查阅一下字典，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大哥也是个书迷，有时他回家把他感兴趣的书读给大家听。记得有一次在吃晚饭之前，在东屋里，一家人聚在一起，他声情并茂的读起《小二黑结婚》的一些章节来，当读到三仙姑的滑稽装扮时，他笑，也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那个情景令我至今不能忘怀。除了书的这些来源之外，我还不时自己买些书看。最初是买些小人书，后来买些传奇人物故事，再后来买些政治书籍，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读书需要时间。我很少白天读书，基本都是夜读。尤其在夜深人静之后，我便关上门窗，点亮小煤油灯开始看书。有时趴在桌子上看，但大多时候是躺在炕上看。在晚上看书时，我尽量把煤油灯捻的小些，还会把窗口遮挡一下，因为我怕母亲看到。因为每次被她发现，我的读书都会成为“不会过日子”的“劣行”和“罪状”，遭到她无休止的唠叨与“谴责”。
我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写点东西。最初，是《邢台报》上一个叫流沙河的作者吸引了我。他的诗写的非常好，不仅字句凝练，韵律感强，而且充满情感，意蕴深长，很适合我的口味。于是，我便学着那诗的样子，东施效颦的写一些文字。虽然费劲不小，努力多多，但都石沉大海，没有一首发表过。当年，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赵朴初的《哭三尼》、毛泽东的一些诗词，都让我爱不释手，有的还可以背诵下来。同时，我也极力模仿那些诗词，照猫画虎的写些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形势和报纸的影响，还写过一些短篇和长篇的批判文章，自己感觉良好，但都没有见过报。我并没有因此灰心，继续刻苦的写。后来还写过一个戏剧，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稿子还很长，有几千字，还不知天高地厚的寄给了人民日报社。记得那次人民日报社还给了我一个回函，内容是稿件收到并鼓励我继续为报社投稿。虽然那个稿子没有被报社采用，但我却因此窃窃私喜，甚至有些如痴如狂。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深感自己的语言不够用，难以随心所欲的“调兵遣将”，于是，便开始背诵成语小词典。我把一本成语小词典带在身上，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地里，只要一有空闲，就要拿出来默默背诵。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把里面的那些成语背熟了，记住了，并且大部分会用了。这个力气没有白费，它较好地解决了我的词语短板问题，对我一生的舞文弄墨颇有帮助。
那是一个讲“阶级亲”和“阶级情”的年代，全国一盘棋，一方有灾，八方支援。在灾区被洪水围困的日子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最初，因为地面道路不通，全靠飞机进行空投支援。后来洪水退却后，就通过地面运输进行救援。空投的食品有馒头、大饼，包子等等，有的是熟食品，有的是半成品。重点是解决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保证灾民能够吃上饭，不饿肚子。飞机投放物资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它先是低空盘旋，然后一包接一包的东西投掷下来。飞机投放的东西绝大多数都落到了岸上，但也有少部分落入水中。对于落水食品，人们争先恐后跳下水去，将其打捞上来。那场特大水灾，使得很多村庄的庄稼绝收，群众衣食无着。政府为了保证灾区群众能够平安度过灾年，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活动。援助形式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各种名目的救助金，比如房屋倒塌修建费，生活困难补助费，特殊困难补助金等等。有的是衣物，被褥。更多的则是吃的用的。食物和物品的品种之多无法计数，可以说从粮食蔬菜到食用油，从穿的烧的到日常用品，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一些我们那里从来没有见过的食物，比如说芋头、菱角、藕之类，在那大灾之年里，我们都见到了，也都吃上了。群众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感谢全国人民，发自肺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们村和其他受灾的村庄一样，都顺利度过了灾年，并较好修复了洪水造成的创伤。
在洪水消退之后，因为地形的原因，在我们村子周围的低洼地带，留下了一道道深沟和一片片水域。水域的范围有的大些，有的小些；有的浅些，有的深些。这些水域持续存在了三四年时间。在这些低洼地带，原本是各种果树生长最好的地方，但由于大水浸泡时间太久，很多大梨树、大杏树、大枣树和大杨树等被淹死。那些外面进来的大水，本来里面就有鱼，再加上后来水中滋生的鱼，那些水域就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养鱼池，成了我们捉鱼的好地方。在沙土窝的水域中捕鱼，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到过，但在我们那一辈却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时我14、5岁，正是跑跑跳跳、兴趣广泛、野性十足的时候，对于水中捕鱼更是如痴如狂。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专门讲到我那个时候捉鱼的故事，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但直到如今，我在梦中还时不时梦到汪洋大水，梦到形形色色的鱼，梦到鱼在我的身边游来游去，梦到我手法烂熟、轻而易举地抓到了鱼，梦到已经到手的鱼又突然消失了等等，我就联想到，那肯定是当年那一场场痛快淋漓的捉鱼活动，在我的脑海里太丰富、太深刻、太牢固了，以至于岁月过去了几十年，我都无法消解和忘却。
1964年，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开始了。邢台地区的任县是四清的试点单位。山雨欲来风满楼。任县四清运动的各种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到村子里，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什么那个地方的支部书记自杀了，那个村子领导班子烂掉了，那个地方又死人了等等。对此，有的群众拍手称快，而有的干部胆战心惊。过了一些时候，上级的四清工作队就进驻了我们村，他们有两个人，一个姓张，哪一个姓什么我忘记了。当时我们村的大队会计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被撤换掉了，挑来挑去，让我担任了大队会计。我根本不懂会计业务，原会计交给我的一本账簿我也看不懂。我只好另起炉灶，自己设立了简单的新账本，记录收入和支出。好在当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大队没有多少收支项目。大队会计负责管理大队的公章，许多需要公章的事情要我亲手办理。那时国家正搞阶级斗争，大张旗鼓的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对市场的管理异常严格。就是村里群众自己地里收获的水果蔬菜，也必须要开具自产自销证明才能上市交易，否则会被罚款，按投机倒把论处。因此每逢夏季和秋季，村里群众只要去集市上出售自己的产品，都要到我这里来开具证明。这就忙坏了我。有时在家正吃着早饭晚饭，会有人到家里来开证明；有时晚上在生产队看场，会有人找过去，要回家为他们开证明，实在麻烦的很。当然，这个过程也有一种自豪感，觉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作为大队会计，不仅要管理大队的收支账目，还要负责上报下达两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和分配实施情况，负责上报村里的人口增减及其开具婚嫁证明等等，经常要到公社开会或者汇报工作。我们家里有个破自行车，有时能骑有时不能骑。很多时候到公社开会，要到有自行车的人家去借，但也有时候自己步行或跑步前去。那时候我们村属于贾庄公社，它距离我们村子有七八里路。我走一阵子跑一阵子，比自行车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有时候甚至比自行车还要快。那时候之所以选择跑步，主要是自己年轻，感到体能不错，也是为了图省事，并没有健身强体的动机，但后来证明，自己的身体却由此而受益极多。
我们那个地方四清运动只搞了一阵子，没有深入持续下去，就被随后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取而代之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对于文化大革命，我是很早就关注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就一直关注着中苏之间爆发的那场意识形态大论战，我几乎一篇不漏的阅读我党为此而发表的“九评”文章，同时也阅读苏方的文章。说实话，我党发表的“九评”文章，文笔好，道理讲得好，使我爱不释手，受益良多。在1965年报纸上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和1966年戚本禹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的时候，正值我们那里发生大地震，我们大队的办公地点临时转移到村子北面的临时学校里，我就是在那里看到这些文章的。当时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但没有想到这场斗争会如此激烈且波及面如此之大，特别是会延及到基层，甚至是农村。那场运动在我们村的兴起，源自于县城中学两位学生到我们村串联发动。那些佩戴着毛泽东像章和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很快引燃了我们村本来就两派对立的情势。县城里有两个战斗队，我们村也如法炮制.。这两支对立的造反派队伍，在重大原则和重大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与异议，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区别仅仅在于，谁是村子里可以依靠的对象，村子里的权力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双方都尽可能的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并动员尽量多的人员参加自己的队伍，至于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谁都不知道。